第一篇：当前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现状与防控对策研究（共）
内容提要：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与以往中央政法委在全国部署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提法相比，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在打击的重点和内容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了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包括“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以及建设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打捞领域的黑恶势力以及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十类黑恶势力，同时要求坚决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从上述文件的精神可以看出，与以往“扫黑除恶”工作中公安、司法机关将精力和重心几乎全部放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身不同，在新时代背景下，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党和政府更加关注通过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工作净化社会环境，尤其是要为基层、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创建一个平安、健康、和谐、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态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从而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近年来，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不断飙升，破坏了农村地区的生活秩序，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威胁到农村基层政权的安全，本文结合笔者在**年办理的**地区的一起典型的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即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侦办及审理情况，分析了当前形势下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危害，并结合“枫桥经验”及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重点，对治理和预防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综合治理防控枫桥经验
一、当前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
当前，黑恶势力犯罪在农村地区有所抬头，部分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其特征来看，既保留了该类犯罪的传统特征，同时又随着实践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成员以农村流动人口、社会闲散人员和两劳释放人员为主，多以亲情、友情或同乡之情作为情感纽带。
农村黑恶势力团伙或组织成员大多文化水平较低，一般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无正当职业，且相当一部分人有违法前科或为两劳释放人员。组织成员之间多有一定亲戚、同学或老乡关系，组织领导人员擅长以亲情、友情、兄弟义气等聚拢人心。如在陶氏兄弟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中，十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中除三名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员为中专以上文化外，其余七名成员均为小学或中学文化且均系无业人员，其中有两人曾因吸毒、故意伤害等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有三人曾因聚众斗殴等犯罪被判过刑，有一人曾因行政违法被劳动教养。在该组织中，两名首要分子系亲兄弟，而其中一名组织成员是二人的亲戚，其他成员中许多都是二人的同学、发小或者老乡。
（二）利用农村地区监管薄弱的现状，大肆占用、掠夺农业资源。
目前，农村涉黑涉恶问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动向，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或组织，为攫取经济利益，除了实施传统的“黄赌毒”犯罪外，现在又开始利用政府对农村地区监管薄弱的现状，将黑手伸向了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影响最重要，也是最有利可图的土地、矿产等农业资源。如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两大经济支柱，一是通过强拆农民房屋、非法占用农民宅基地进行违法建设房地产取得，二是通过非法掠夺、出售“苗窝山”石灰岩矿产资源而获得。
（三）侵害的行业向经济领域不断扩展。
在农村黑恶势力团伙或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只要该经济领域有利可图，而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又监管不力，就容易成为黑恶势力侵入的对象。当前，除传统的“黄赌毒”之外，建筑工程、矿产资源、交通运输、娱乐休闲等行业都成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争夺的重点领域[①]。在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其涉足的领域还仅仅是建筑工程，之后通过实施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而使组织得到一定的原始积累后，就逐步扩展到了房地产、采矿业等领域。
（四）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后，通过开办公司、企业等，披上合法化外衣进行伪装。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或组织在经过早期的原始积累，形成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逐步开始转向通过成立公司、企业等形式，披上了合法化外衣进行伪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活动，提高了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的能力和反侦查的能力。犯罪组织的组织管理形式与公司的组织管理形式交织在一起，恶势力团伙或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同时又是公司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其组织成员同时又是公司员工，经营活动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公司成为犯罪组织的“护身符”[②]。如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早期通过实施一系列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争抢建筑工程，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待该组织具备了一定经济实力之后，兄弟二人便先后在上海注册成立了“房美置业有限公司”和“物美房地产公司”，用于非法开发房地产等经营活动，该组织的骨干成员也就成了公司的管理人员。
（五）为获取最大利益，对基层政权的拉拢、腐蚀、渗透加剧。
黑恶势力为攫取非法利益，大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为了寻求非法保护而拉拢腐蚀基层政权，或为了占有、侵夺农村各种资源而向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行贿送礼。有了经济基础就开始向上层建筑发展，部分地区出现“村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村官”化现象[③]，此类犯罪已对农村基层政权、基层组织的建设构成了严重威胁，对基层人民群众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恶劣影响。根据公安机关在陶氏兄弟办公室中扣押的账本显示，该组织为了顺利实施非法经营房地产和非法采矿，以攫取巨额利润，仅2016年一年向当地村书记、村委会主任和会计、镇规划部门及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人员等所送现金、购物卡、烟酒等礼品就高达四万余元。
（六）暴力色彩有所下降，利用软暴力、非暴力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增多。
与过去黑恶势力犯罪直接以打、砸、抢等明显的暴力手段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不同，当前农村黑恶势力团伙或组织为了逃避公安、司法机关的打击，在行为手段上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该类犯罪已越来越多的选择采取一些非暴力或者软暴力的手段，如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以及利用组织势力和影响对他人形成的心理强制、威慑和恐慌，进行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等。当然，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手段仍然是此类犯罪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手段或基础。如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攫取非法利益，在非法从事房地产开发和违法拆迁的过程中，虽然也有暴力殴打和威胁手段，但多数情况下就是采取纠集一帮在身上“刺龙画凤”的社会闲散人员，长期到被害人家中纠缠、滋扰，进行所谓的谈判和协商，最终致使被害人因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迫不得已而同意让出自己世代居住的房屋。
二、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成因
近些年恶势力犯罪团伙及黑社会性质组织之所以在农村地区会有渐趋蔓延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方面的因素
1.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给黑恶势力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首先，随着国家城镇化速度加快和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人口流动加速，农村地区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不断降低，过去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基层政权依靠自身对土地及权益的分配权所建立起来的超强社会控制能力不断弱化，基层政权组织逐步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使得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基层政权组织，其权威也在不断下降，基层政权组织对农民的失控状态，大大削弱了其预防、遏制犯罪的功能。
其次，由于农村青壮年群体越来越多的选择到城市务工，造成许多农村地区出现“空巢”现象，日常留在农村生活的人员多以老弱妇孺为主，一方面造成了人民群众与基层政权组织沟通不畅而进一步削弱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地区对抗和遏制黑恶势力犯罪的能力下降。如在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许多村民都是在听说自己房屋被该组织强行扒掉以后才急忙从外地赶回村中。
最后，受错误政绩观的影响，从乡镇政府领导到村委会书记、主任均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忽视了农村治安防范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建设，甚至有部分地区的乡村干部无视农民的利益，为达目的而借当地黑恶势力之手去强迫农民竟成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客观上纵容了黑恶势力的壮大。例如，在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当地镇政府及村委会有意要建设、打通该村的两条交叉的主干道，陶氏兄弟听说后主动向村委会请缨承建，并承诺帮助镇政府安置原镇政府家属院的家属，并为该村委会建设一个新的办公楼作为村部，代价就是村委会默许陶氏兄弟利用拆迁后的老镇政府原址建设小区和门面房用于出售获利，后陶氏兄弟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强制拆迁村民的原有房屋，实施了大量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和故意毁财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为获取更大利益，私自扩大拆迁区域和面积，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和生活秩序，同时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因此获得了巨额经济利益，自身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壮大。
2.农村基层政权人员的腐败与渎职，为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温床。
农村黑恶势力的迅速蔓延，得益于他们用金钱编织出的庞大的关系网和保护伞，腐败是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虽说并不是所有的团伙或组织都有“保护伞”，但几乎在所有的黑恶势力背后都能找到腐败的影子。在过去的反腐和打黑工作中，农村地区的腐败和渎职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乡镇、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被黑恶势力拉拢腐蚀，为一些蝇头小利，置群众利益于不顾，为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大开方便之门。如前所述，陶氏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自身的发展壮大和攫取利益，每年都会向镇政府的职能部门和当地村委会的工作人员送钱、送物，而收了钱和物之后的相关公职人员就很难再依法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多数情况下会对黑恶势力犯罪听之任之。如陶氏兄弟利用乡镇和村庄的土地大搞非法房地产建设，非法占用和强拆村民的房屋和土地，不仅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对此熟视无睹，相关的土地部门、规划部门也是视若不见，表面上是去查了，停工通知书也下了，可房子依旧一天一天的盖了起来。再如，2011年，陶氏兄弟通过当地村书记以每年9万元的价格承包了城头村苗窝山上的320亩山地，承包期为50年，用于种植、养殖、生态采摘、垂钓、休闲娱乐及餐饮度假等，2015年该旅游度假村开工建设，在动工过程中陶氏兄弟发现了山上所蕴藏的巨大的石灰岩矿石资源，此后便萌生了“以山养山”，做无本生意的想法，即通过非法开采山上的石灰岩矿石对外出售获取利益，之后再将部分资金投资在山上建设度假村以便长期营利。随后，陶氏兄弟又利用与当地镇政府的关系以镇政府开发的名义向江苏省申请了城头村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使该度假村的建设摇身一变成了省级农业示范园和丘陵山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陶氏兄弟因此不仅获得了省级财政对兴农基础设施的240万元投资，而且得以在省级农业示范园的光环下，规避了当地群众的监督和一些部门的检查，堂而皇之的从事非法采矿的行当，同时因为该组织每年都向当地村书记、队长纳贡送礼，因此即便在偶尔遇到了当地林业部门的检查时，陶氏兄弟也可以在当地村书记、队长的帮助下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山上与林业局执法部门对抗，得以蒙混过关。
（二）经济方面的因素
现阶段，攫取非法经济利益是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主要目的和动力。黑恶势力团伙、组织在经济上有很强的贪婪性，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疯狂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恶势力团伙或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笼络和吸纳新成员，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农村地区，特别是城乡接壤的农村地带，与城市相比，有两大特征容易孳生和吸引黑恶势力犯罪，一是该地区与城市相比，在政府监管、治安管理等方面要明显宽松，便于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如“黄赌毒”及其他经济犯罪；
二是该地区的土地、矿产等农业资源相对要比城市丰富的多，有利可图，黑恶势力组织常常会通过贿赂相关监管人员促使其放松监管或者直接以暴力、威胁手段强占、侵吞、垄断该资源或行业，以谋取巨额经济利益。自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陶氏兄弟组织运输车队、挖掘机等，非法开采苗窝山上的石灰岩矿石并出售获利，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非法开采矿石就达182222.8吨，价值500余万元。
（三）文化方面的因素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趋于功
利化和物欲化，金钱万能、贪图享乐的思想充斥人们的内心，各种不良价值观风起云涌，对传统价值观形成了巨大冲击[④]。即使是在相对偏远、落后的农村，这种腐朽文化的影响也丝毫没有减弱，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农村社会原有的朴实、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正被逐步蚕食，而被商品经济所固有的唯利值是图、投机取巧、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所替代，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黑恶势力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基础，并在客观上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内在营养和精神动力。一些法制观念淡薄、文化水平偏低、无正当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就容易受该种文化的影响而聚集在一起，采取非法的手段来谋取利益，以满足自己膨胀的个人私欲。
三、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危害性
（一）严重破坏农村经济秩序
农村黑恶势力团伙或组织通过实施一系列的以暴力、威胁为基础的违法犯罪活动，强占农村资源，垄断或非法控制农、林、牧、副、渔等行业，利用其组织权势，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强揽工程、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等，严重破坏了农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扰乱了农村正常的经营秩序，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如自2009年开始，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行为在当地强抢工程、强占土地、垄断矿产资源，在获取了巨大的非法利益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
（二）严重破坏农业资源和农村生态环境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的终极目的就是最大化的攫取经济利益，因此黑恶势力犯罪分子一旦占有、掌控或垄断了某种农业资源，往往就会采取“竭泽而渔”和不顾后果的方式进行疯狂的开采和利用，从而对当地的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后果和不可估量的损失。陶氏兄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掌控苗窝山以后就开始了疯狂的盗采行为，毁林伐树，凿山取石，造成苗窝周围山区随时存在崩塌的隐患，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经地质部门评估，苗窝山被非法开采的区域，恢复治理费用高达600余万，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三）严重破坏农村居民的生活安宁
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是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一大典型特征。2012年之后，陶氏兄弟在当地非法开发“汇金广场”项目，为了顺利施工，该组织雇佣大批社会闲散人员、流氓分子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强拆村民房屋，致使该镇村民51户200余人长达6年没有居所，村民不得不被迫背井离乡到外地租房或投奔亲戚，严重破坏了村民的正常生活。
（四）严重威胁农村基层政权
农村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拉拢、腐蚀、渗透和控制，一方面使农村基层政权腐败问题加剧，黑恶势力团伙或组织通过行贿、送礼使基层政权组织人员“为我所用”，成为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保护伞”；
另一方面，一些农村黑恶势力已经不满足于仅停留在经济领域，开始通过干涉、操纵基层选举等手段，直接篡夺基层政权，一旦让这些人成为了当地的村支书、村主任，基层政权也就完成了“黑化”，农村黑恶势力便如虎添翼，可以打着维护村民利益的幌子，胡作非为，鱼肉乡民，欺压百姓，彼时我党在当地农村的施政基础将不复存在。
(五)严重破坏农村基层的党群、干群关系
农村黑恶势力通过拉拢、腐蚀基层政权组织人员，向基层政权渗透，部分党员干部成为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为谋取利益，不惜与黑恶势力分子同流合污，置人民群众利益于不顾，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激化了干群矛盾。这部分基层干部，虽然官职不大，但因为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对党和政府的形象、威信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2012年，陶氏兄弟在得到当地村委会、镇政府的默许后，肆意强拆村民房屋，违法开发房地产，对外却声称该房地产工程是国家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谁拒绝拆迁和反对该房地产项目的建设，谁就是反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政府做对，此后其非法拆迁行为导致该镇村民51户200余人长达6年没有居所，致使民愤四起，村民多次到镇、区政府及市信访中心等部门反映情况和集访，该问题却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应和有效查处，致使人民群众对此项目系政府项目而深信不疑，从而将不满情绪统统发泄在了党和政府身上。黑恶势力违法获取暴利，却由党和政府为其买单，这是部分基层政府部门不得不深思的一个严重问题。
四、“枫桥经验”对防控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启示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便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规定了要着重打击基层、农村地区以及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内的黑恶势力，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因此，在新时代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党和政府更加关注通过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工作净化社会环境，尤其是要为基层、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创建平安、健康、和谐、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态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通知下发后，各地的公安、司法机关再次在全国掀起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高潮，抓捕了一大批在当地影响较大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和组织，但如果此次扫黑行动仍然停留在打击黑恶势力本身上，那就是对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精神的误读，因为此次专项斗争与以往的“扫黑除恶”相比，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在内涵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绝不再仅仅是强调“打击”本身，而是更加重视“以防为主”和“打防结合”。在“打击”方面，比较容易把握和操作，毕竟我们已经有十余年的打黑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理论做支撑，但“预防”工作看起来却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如何才能做好对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预防工作呢？或许我们可以在“枫桥经验”中得到启示。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从其内涵上看，“枫桥经验”的有效发挥依赖于两大基础，一是强有力的基层政权建设，即基层政权组织强硬有力，党政领导带头作用好；
二是依靠群众，多元化解，综合治理和源头预防。而这两大基础在治理和预防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方面同样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因此，根据前文对当前黑恶势力犯罪特点及成因的分析，结合“枫桥经验”及此次“扫黑除恶”工作的重点，笔者认为治理和预防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要加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建设
事实证明，哪个地方的黑恶势力犯罪问题突出，该地的党委、政府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⑤]。基层党建工作重视不够，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为黑恶势力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要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就必须加强和巩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组织的建设。
1.以党建促进基层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是党的基本方针、路线、政策的传达者和执行者，要建设坚强有力的基层政权组织，就必须高度重视基层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党支部的建设工作，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党支部、村委会等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带头人，要搞好农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建设，加强道德培训，改进农村工作的方式方法，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树立亲民为民的新形象，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十分必要[⑥]。
2.加强对基层民主选举的监督
要建设好农村基层组织，人才是关键。只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基层民主选举，选举出自身素质过硬，基层群众认可，能够以身作则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发家致富的村民委员会领导成员，新农村建设的蓝图才能够真正成为现实。近年来，在部分地方的基层组织选举过程中，一些地方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和家族财富，通过贿选、威胁等方式篡夺基层政权，使基层政权成为了其谋取私利的工具，大大损害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对基层民主选举的监督工作，确保基层选举不被地方黑恶势力所掌控，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3.切实提高基层政权的组织、管理能力
通过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强化职能等措施，明确基层组织的职责权限，强化基层组织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增强自身号召力，使基层政权组织真正成为保护农民利益，发现基层问题、解决基层问题的战斗堡垒。
（二）要将“扫黑除恶”斗争与治理基层腐败相结合
如前所述，基层腐败为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孳生提供了土壤，要扫黑就必须要铲除黑恶势力的生存土壤。实践证明，农村黑恶势力常常通过拉帮结派、请客吃饭、行贿送礼等方式拉拢、腐蚀一些抵抗力弱的基层官员，使其甘愿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通风报信，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另一方面，从群众的切身感受而言，发生在基层的、身边的腐败影响更深远，对基层政权的权威、威信和形象的损害也更大。正因如此，新时期的“扫黑除恶”工作一再强调“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除了要对涉黑涉恶的受贿、渎职等犯罪依法处罚之外，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也要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的违纪问题作为执纪重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三）要依靠群众，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一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既要鼓励、支持人民群众对发生在身边的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农村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行为积极的向政府、公安部门提供线索，又要鼓励、支持人民群众对发生在身边的腐败问题积极向纪检部门检举揭发；
二是要充分调动基层派出所、基层派出法庭、司法所、规划办、国土所、村委会、治保会、民间调解组织等多部门、多手段形成扫黑合力，对工作中发现的涉黑涉恶线索、问题及时处理、及时上报，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的组织作用，实行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把整治农村治安、打击农村恶势力的斗争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农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分子。
（四）要加大农村法制宣传和教育力度
通过加大在农村地区对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促进农村懂法、守法、用法新风尚的形成，提高农村居民自觉运用法律约束自己行为和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同时，通过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依法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和丑恶、腐败现象，大力弘扬社会正气，促使良好村风、民风和优良家风的形成，使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失去滋生和蔓延的气候和土壤。
（五）要处理好“打早打小”与“打准打实”的关系
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于公安、司法机关提出了“打早打小”和“打准打实”的基本要求，既要求公安、司法机关要充分认识到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巨大作用，及早发现，及早打击，将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到“打早打小”和“除恶务尽”，同时又要求公安、司法机关“要严格依法办案，明确政策界限，依法、准确、有力的惩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确保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统一，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参考文献：
[①]靳高风：《当前中国有组织犯罪的现状、特点、类型和发展趋势》，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②]陈银珠：《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传统特征与新特征》，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5月第3期。
[③]吴蕾：《当前黑恶势力犯罪特点及打防策略》，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9年1月。
[④]屈耀伦、刘慧明：《现阶段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分析》，载《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
[⑤]荣俊德：《农村恶势力犯罪及其对策研究》，载《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2月第1期。
[⑥]王金忠：《浅析黑恶势力犯罪的发展特点、打击难点及打击对策》，载《公安研究》，2006年第4期。
第二篇：当前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现状与防控对策研究
当前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现状与防控对策研究
内容提要：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与以往中央政法委在全国部署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提法相比，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在打击的重点和内容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了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包括“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以及建设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打捞领域的黑恶势力以及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十类黑恶势力，同时要求坚决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从上述文件的精神可以看出，与以往“扫黑除恶”工作中公安、司法机关将精力和重心几乎全部放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身不同，在新时代背景下，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党和政府更加关注通过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工作净化社会环境，尤其是要为基层、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创建一个平安、健康、和谐、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态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从而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近年来，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不断飙升，破坏了农村地区的生活秩序，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威胁到农村基层政权的安全，本文结合笔者在**年办理的**地区的一起典型的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即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侦办及审理情况，分析了当前形势下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危害，并结合“枫桥经验”及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重点，对治理和预防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农村黑恶势力犯罪
综合治理
防控
枫桥经验
一、当前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
当前，黑恶势力犯罪在农村地区有所抬头，部分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其特征来看，既保留了该类犯罪的传统特征，同时又随着实践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成员以农村流动人口、社会闲散人员和两劳释放人员为主，多以亲情、友情或同乡之情作为情感纽带。
农村黑恶势力团伙或组织成员大多文化水平较低，一般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无正当职业，且相当一部分人有违法前科或为两劳释放人员。组织成员之间多有一定亲戚、同学或老乡关系，组织领导人员擅长以亲情、友情、兄弟义气等聚拢人心。如在陶氏兄弟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中，十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中除三名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员为中专以上文化外，其余七名成员均为小学或中学文化且均系无业人员，其中有两人曾因吸毒、故意伤害等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有三人曾因聚众斗殴等犯罪被判过刑，有一人曾因行政违法被劳动教养。在该组织中，两名首要分子系亲兄弟，而其中一名组织成员是二人的亲戚，其他成员中许多都是二人的同学、发小或者老乡。
（二）利用农村地区监管薄弱的现状，大肆占用、掠夺农业资源。
目前，农村涉黑涉恶问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动向，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或组织，为攫取经济利益，除了实施传统的“黄赌毒”犯罪外，现在又开始利用政府对农村地区监管薄弱的现状，将黑手伸向了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影响最重要，也是最有利可图的土地、矿产等农业资源。如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两大经济支柱，一是通过强拆农民房屋、非法占用农民宅基地进行违法建设房地产取得，二是通过非法掠夺、出售“苗窝山”石灰岩矿产资源而获得。
（三）侵害的行业向经济领域不断扩展。
在农村黑恶势力团伙或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只要该经济领域有利可图，而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又监管不力，就容易成为黑恶势力侵入的对象。当前，除传统的“黄赌毒”之外，建筑工程、矿产资源、交通运输、娱乐休闲等行业都成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争夺的重点领域[①]。在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其涉足的领域还仅仅是建筑工程，之后通过实施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而使组织得到一定的原始积累后，就逐步扩展到了房地产、采矿业等领域。
（四）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后，通过开办公司、企业等，披上合法化外衣进行伪装。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或组织在经过早期的原始积累，形成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逐步开始转向通过成立公司、企业等形式，披上了合法化外衣进行伪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活动，提高了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的能力和反侦查的能力。犯罪组织的组织管理形式与公司的组织管理形式交织在一起，恶势力团伙或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同时又是公司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其组织成员同时又是公司员工，经营活动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公司成为犯罪组织的“护身符”[②]。如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早期通过实施一系列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争抢建筑工程，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待该组织具备了一定经济实力之后，兄弟二人便先后在上海注册成立了“房美置业有限公司”和“物美房地产公司”，用于非法开发房地产等经营活动，该组织的骨干成员也就成了公司的管理人员。
（五）为获取最大利益，对基层政权的拉拢、腐蚀、渗透加剧。
黑恶势力为攫取非法利益，大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为了寻求非法保护而拉拢腐蚀基层政权，或为了占有、侵夺农村各种资源而向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行贿送礼。有了经济基础就开始向上层建筑发展，部分地区出现“村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村官”化现象[③]，此类犯罪已对农村基层政权、基层组织的建设构成了严重威胁，对基层人民群众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恶劣影响。根据公安机关在陶氏兄弟办公室中扣押的账本显示，该组织为了顺利实施非法经营房地产和非法采矿，以攫取巨额利润，仅2016年一年向当地村书记、村委会主任和会计、镇规划部门及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人员等所送现金、购物卡、烟酒等礼品就高达四万余元。
（六）暴力色彩有所下降，利用软暴力、非暴力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增多。
与过去黑恶势力犯罪直接以打、砸、抢等明显的暴力手段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不同，当前农村黑恶势力团伙或组织为了逃避公安、司法机关的打击，在行为手段上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该类犯罪已越来越多的选择采取一些非暴力或者软暴力的手段，如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以及利用组织势力和影响对他人形成的心理强制、威慑和恐慌，进行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等。当然，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手段仍然是此类犯罪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手段或基础。如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攫取非法利益，在非法从事房地产开发和违法拆迁的过程中，虽然也有暴力殴打和威胁手段，但多数情况下就是采取纠集一帮在身上“刺龙画凤”的社会闲散人员，长期到被害人家中纠缠、滋扰，进行所谓的谈判和协商，最终致使被害人因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迫不得已而同意让出自己世代居住的房屋。
二、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成因
近些年恶势力犯罪团伙及黑社会性质组织之所以在农村地区会有渐趋蔓延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方面的因素
1.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给黑恶势力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首先，随着国家城镇化速度加快和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人口流动加速，农村地区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不断降低，过去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基层政权依靠自身对土地及权益的分配权所建立起来的超强社会控制能力不断弱化，基层政权组织逐步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使得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基层政权组织，其权威也在不断下降，基层政权组织对农民的失控状态，大大削弱了其预防、遏制犯罪的功能。
其次，由于农村青壮年群体越来越多的选择到城市务工，造成许多农村地区出现“空巢”现象，日常留在农村生活的人员多以老弱妇孺为主，一方面造成了人民群众与基层政权组织沟通不畅而进一步削弱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地区对抗和遏制黑恶势力犯罪的能力下降。如在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许多村民都是在听说自己房屋被该组织强行扒掉以后才急忙从外地赶回村中。
最后，受错误政绩观的影响，从乡镇政府领导到村委会书记、主任均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忽视了农村治安防范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建设，甚至有部分地区的乡村干部无视农民的利益，为达目的而借当地黑恶势力之手去强迫农民竟成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客观上纵容了黑恶势力的壮大。例如，在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当地镇政府及村委会有意要建设、打通该村的两条交叉的主干道，陶氏兄弟听说后主动向村委会请缨承建，并承诺帮助镇政府安置原镇政府家属院的家属，并为该村委会建设一个新的办公楼作为村部，代价就是村委会默许陶氏兄弟利用拆迁后的老镇政府原址建设小区和门面房用于出售获利，后陶氏兄弟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强制拆迁村民的原有房屋，实施了大量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和故意毁财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为获取更大利益，私自扩大拆迁区域和面积，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和生活秩序，同时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因此获得了巨额经济利益，自身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壮大。
2.农村基层政权人员的腐败与渎职，为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温床。
农村黑恶势力的迅速蔓延，得益于他们用金钱编织出的庞大的关系网和保护伞，腐败是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虽说并不是所有的团伙或组织都有“保护伞”，但几乎在所有的黑恶势力背后都能找到腐败的影子。在过去的反腐和打黑工作中，农村地区的腐败和渎职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乡镇、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被黑恶势力拉拢腐蚀，为一些蝇头小利，置群众利益于不顾，为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大开方便之门。如前所述，陶氏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自身的发展壮大和攫取利益，每年都会向镇政府的职能部门和当地村委会的工作人员送钱、送物，而收了钱和物之后的相关公职人员就很难再依法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多数情况下会对黑恶势力犯罪听之任之。如陶氏兄弟利用乡镇和村庄的土地大搞非法房地产建设，非法占用和强拆村民的房屋和土地，不仅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对此熟视无睹，相关的土地部门、规划部门也是视若不见，表面上是去查了，停工通知书也下了，可房子依旧一天一天的盖了起来。再如，2011年，陶氏兄弟通过当地村书记以每年9万元的价格承包了城头村苗窝山上的320亩山地，承包期为50年，用于种植、养殖、生态采摘、垂钓、休闲娱乐及餐饮度假等，2015年该旅游度假村开工建设，在动工过程中陶氏兄弟发现了山上所蕴藏的巨大的石灰岩矿石资源，此后便萌生了“以山养山”，做无本生意的想法，即通过非法开采山上的石灰岩矿石对外出售获取利益，之后再将部分资金投资在山上建设度假村以便长期营利。随后，陶氏兄弟又利用与当地镇政府的关系以镇政府开发的名义向江苏省申请了城头村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使该度假村的建设摇身一变成了省级农业示范园和丘陵山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陶氏兄弟因此不仅获得了省级财政对兴农基础设施的240万元投资，而且得以在省级农业示范园的光环下，规避了当地群众的监督和一些部门的检查，堂而皇之的从事非法采矿的行当，同时因为该组织每年都向当地村书记、队长纳贡送礼，因此即便在偶尔遇到了当地林业部门的检查时，陶氏兄弟也可以在当地村书记、队长的帮助下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山上与林业局执法部门对抗，得以蒙混过关。
（二）经济方面的因素
现阶段，攫取非法经济利益是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主要目的和动力。黑恶势力团伙、组织在经济上有很强的贪婪性，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疯狂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恶势力团伙或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笼络和吸纳新成员，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农村地区，特别是城乡接壤的农村地带，与城市相比，有两大特征容易孳生和吸引黑恶势力犯罪，一是该地区与城市相比，在政府监管、治安管理等方面要明显宽松，便于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如“黄赌毒”及其他经济犯罪；二是该地区的土地、矿产等农业资源相对要比城市丰富的多，有利可图，黑恶势力组织常常会通过贿赂相关监管人员促使其放松监管或者直接以暴力、威胁手段强占、侵吞、垄断该资源或行业，以谋取巨额经济利益。自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陶氏兄弟组织运输车队、挖掘机等，非法开采苗窝山上的石灰岩矿石并出售获利，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非法开采矿石就达182222.8吨，价值500余万元。
（三）文化方面的因素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趋于功
利化和物欲化，金钱万能、贪图享乐的思想充斥人们的内心，各种不良价值观风起云涌，对传统价值观形成了巨大冲击[④]。即使是在相对偏远、落后的农村，这种腐朽文化的影响也丝毫没有减弱，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农村社会原有的朴实、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正被逐步蚕食，而被商品经济所固有的唯利值是图、投机取巧、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所替代，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黑恶势力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基础，并在客观上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内在营养和精神动力。一些法制观念淡薄、文化水平偏低、无正当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就容易受该种文化的影响而聚集在一起，采取非法的手段来谋取利益，以满足自己膨胀的个人私欲。
三、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危害性
（一）严重破坏农村经济秩序
农村黑恶势力团伙或组织通过实施一系列的以暴力、威胁为基础的违法犯罪活动，强占农村资源，垄断或非法控制农、林、牧、副、渔等行业，利用其组织权势，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强揽工程、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等，严重破坏了农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扰乱了农村正常的经营秩序，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如自2009年开始，陶氏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行为在当地强抢工程、强占土地、垄断矿产资源，在获取了巨大的非法利益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
（二）严重破坏农业资源和农村生态环境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的终极目的就是最大化的攫取经济利益，因此黑恶势力犯罪分子一旦占有、掌控或垄断了某种农业资源，往往就会采取“竭泽而渔”和不顾后果的方式进行疯狂的开采和利用，从而对当地的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后果和不可估量的损失。陶氏兄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掌控苗窝山以后就开始了疯狂的盗采行为，毁林伐树，凿山取石，造成苗窝周围山区随时存在崩塌的隐患，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经地质部门评估，苗窝山被非法开采的区域，恢复治理费用高达600余万，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三）严重破坏农村居民的生活安宁
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是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一大典型特征。2012年之后，陶氏兄弟在当地非法开发“汇金广场”项目，为了顺利施工，该组织雇佣大批社会闲散人员、流氓分子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强拆村民房屋，致使该镇村民51户200余人长达6年没有居所，村民不得不被迫背井离乡到外地租房或投奔亲戚，严重破坏了村民的正常生活。
（四）严重威胁农村基层政权
农村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拉拢、腐蚀、渗透和控制，一方面使农村基层政权腐败问题加剧，黑恶势力团伙或组织通过行贿、送礼使基层政权组织人员“为我所用”，成为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保护伞”；另一方面，一些农村黑恶势力已经不满足于仅停留在经济领域，开始通过干涉、操纵基层选举等手段，直接篡夺基层政权，一旦让这些人成为了当地的村支书、村主任，基层政权也就完成了“黑化”，农村黑恶势力便如虎添翼，可以打着维护村民利益的幌子，胡作非为，鱼肉乡民，欺压百姓，彼时我党在当地农村的施政基础将不复存在。
(五)严重破坏农村基层的党群、干群关系
农村黑恶势力通过拉拢、腐蚀基层政权组织人员，向基层政权渗透，部分党员干部成为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为谋取利益，不惜与黑恶势力分子同流合污，置人民群众利益于不顾，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激化了干群矛盾。这部分基层干部，虽然官职不大，但因为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对党和政府的形象、威信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2012年，陶氏兄弟在得到当地村委会、镇政府的默许后，肆意强拆村民房屋，违法开发房地产，对外却声称该房地产工程是国家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谁拒绝拆迁和反对该房地产项目的建设，谁就是反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政府做对，此后其非法拆迁行为导致该镇村民51户200余人长达6年没有居所，致使民愤四起，村民多次到镇、区政府及市信访中心等部门反映情况和集访，该问题却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应和有效查处，致使人民群众对此项目系政府项目而深信不疑，从而将不满情绪统统发泄在了党和政府身上。黑恶势力违法获取暴利，却由党和政府为其买单，这是部分基层政府部门不得不深思的一个严重问题。
四、“枫桥经验”对防控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启示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便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规定了要着重打击基层、农村地区以及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内的黑恶势力，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因此，在新时代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党和政府更加关注通过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工作净化社会环境，尤其是要为基层、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创建平安、健康、和谐、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态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通知下发后，各地的公安、司法机关再次在全国掀起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高潮，抓捕了一大批在当地影响较大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和组织，但如果此次扫黑行动仍然停留在打击黑恶势力本身上，那就是对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精神的误读，因为此次专项斗争与以往的“扫黑除恶”相比，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在内涵上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绝不再仅仅是强调“打击”本身，而是更加重视“以防为主”和“打防结合”。在“打击”方面，比较容易把握和操作，毕竟我们已经有十余年的打黑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理论做支撑，但“预防”工作看起来却是一个更加困难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如何才能做好对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预防工作呢？或许我们可以在“枫桥经验”中得到启示。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从其内涵上看，“枫桥经验”的有效发挥依赖于两大基础，一是强有力的基层政权建设，即基层政权组织强硬有力，党政领导带头作用好；二是依靠群众，多元化解，综合治理和源头预防。而这两大基础在治理和预防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方面同样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因此，根据前文对当前黑恶势力犯罪特点及成因的分析，结合“枫桥经验”及此次“扫黑除恶”工作的重点，笔者认为治理和预防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要加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建设
事实证明，哪个地方的黑恶势力犯罪问题突出，该地的党委、政府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⑤]。基层党建工作重视不够，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为黑恶势力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要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就必须加强和巩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组织的建设。
1.以党建促进基层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是党的基本方针、路线、政策的传达者和执行者，要建设坚强有力的基层政权组织，就必须高度重视基层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党支部的建设工作，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党支部、村委会等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带头人，要搞好农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建设，加强道德培训，改进农村工作的方式方法，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树立亲民为民的新形象，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十分必要[⑥]。
2.加强对基层民主选举的监督
要建设好农村基层组织，人才是关键。只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基层民主选举，选举出自身素质过硬，基层群众认可，能够以身作则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发家致富的村民委员会领导成员，新农村建设的蓝图才能够真正成为现实。近年来，在部分地方的基层组织选举过程中，一些地方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和家族财富，通过贿选、威胁等方式篡夺基层政权，使基层政权成为了其谋取私利的工具，大大损害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对基层民主选举的监督工作，确保基层选举不被地方黑恶势力所掌控，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3.切实提高基层政权的组织、管理能力
通过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强化职能等措施，明确基层组织的职责权限，强化基层组织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增强自身号召力，使基层政权组织真正成为保护农民利益，发现基层问题、解决基层问题的战斗堡垒。
（二）要将“扫黑除恶”斗争与治理基层腐败相结合如前所述，基层腐败为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孳生提供了土壤，要扫黑就必须要铲除黑恶势力的生存土壤。实践证明，农村黑恶势力常常通过拉帮结派、请客吃饭、行贿送礼等方式拉拢、腐蚀一些抵抗力弱的基层官员，使其甘愿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通风报信，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另一方面，从群众的切身感受而言，发生在基层的、身边的腐败影响更深远，对基层政权的权威、威信和形象的损害也更大。正因如此，新时期的“扫黑除恶”工作一再强调“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除了要对涉黑涉恶的受贿、渎职等犯罪依法处罚之外，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也要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的违纪问题作为执纪重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三）要依靠群众，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一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既要鼓励、支持人民群众对发生在身边的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农村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行为积极的向政府、公安部门提供线索，又要鼓励、支持人民群众对发生在身边的腐败问题积极向纪检部门检举揭发；二是要充分调动基层派出所、基层派出法庭、司法所、规划办、国土所、村委会、治保会、民间调解组织等多部门、多手段形成扫黑合力，对工作中发现的涉黑涉恶线索、问题及时处理、及时上报，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的组织作用，实行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把整治农村治安、打击农村恶势力的斗争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农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分子。
（四）要加大农村法制宣传和教育力度
通过加大在农村地区对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促进农村懂法、守法、用法新风尚的形成，提高农村居民自觉运用法律约束自己行为和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同时，通过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依法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和丑恶、腐败现象，大力弘扬社会正气，促使良好村风、民风和优良家风的形成，使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失去滋生和蔓延的气候和土壤。
（五）要处理好“打早打小”与“打准打实”的关系
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于公安、司法机关提出了“打早打小”和“打准打实”的基本要求，既要求公安、司法机关要充分认识到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巨大作用，及早发现，及早打击，将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到“打早打小”和“除恶务尽”，同时又要求公安、司法机关“要严格依法办案，明确政策界限，依法、准确、有力的惩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确保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统一，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第三篇：农村黑恶势力犯罪防控对策研究
摘要：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黑恶势力已经成为影响广大农村地区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基层权力的退缩，组织的涣散，为黑恶势力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间；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活动的繁荣，日益丰富的物质，带来了大量可供侵占利益，为黑恶势力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信仰的缺失，文化的错乱，及外来不良文化的入侵，为黑恶势力的发展奠定了腐杇的精神文化；黑恶势力在“保护伞”下有恃无恐，使其快速发展。加强对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防控对策研究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黑恶势力 犯罪成因 防控对策
农村的和谐稳定发展受到了黑恶势力的严重威胁，瓮安“6·28”事件中，当地广大人民群众在黑恶势力的推波助澜下加入了打砸抢烧之中，发泄着心中的不满和对社会的仇恨，短短的时间内整个瓮安大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在农村，黑恶势力的猖獗及其残暴恶行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更加严重。为了保障农村地区的和谐发展，并且让农民过上安定的日子，系统地研究我国农村黑恶势力犯罪防控对策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
黑恶势力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安的巨大隐患，是造成民众心理不安和紧张的主要来源。所谓的黑恶势力，指以暴力、威胁为手段，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生活和人民生活秩序的违法犯罪群体。①稳定农村的发展，推进全局的和谐，防控黑恶势力犯罪是重中之重，应该得到高度地关注。
瓮安事件发生的缘由是一名16岁中学女生溺水死亡和当地警方涉嫌不公正暴力执法从而引起群众的不满，这也是事态迅速恶化的导火线。深层次的原因是长期的社会治安差、社会矛盾交织、干群矛盾突出以及黑恶势力直接插手参与。政府中的贪官、庸官、懒官、不为群众利益着想，不为群众办事，不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近些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使得黑恶势力从中找寻获得利益的空间，因此，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2009年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就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大对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尤其是打击破坏农村经济发展、把持农村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②通过对瓮安事件的分析，概括出了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主体多为刑满释放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等
黑恶势力的组织成员往往主要以“两劳”人员为主，其中也有一部分为无业、失业青少年和闲散的农民。在瓮安黑恶势力主要是以帮派组织的形式出现，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了明确的组织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稳定，内部等级分明，并且帮派的构成多数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带有家族、宗教色彩。比如，“玉山帮”成员多为瓮安玉山镇人；“冷老二帮”则以冷氏兄弟为首，纠合与之有亲缘或朋友关系的人员组成。本次事件，在已经查处的303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中，有前科的91人，占30%，社会闲散人员187人（包括农民94人，无业人员93人），占62%。黑恶势力为发展扩大笼络成员将势力发展到在校的学生，在专案组前期查获的694名涉黑人员中，25岁以下的235人，占34%，其中在校学生66人，占总数的10%，在组织中处于底层。③
（二）违法犯罪的领域逐渐向政治领域迈进
黑恶势力分子变换方式手法去掩饰自己的罪行，逃避法律的制裁。组织头目不再亲力亲为，直接参与到具体犯罪的实施过程中，他们混入党内、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业，迷惑群众，欺骗社会。为了获取更多更大的经济利益，向政治领域迈进是形势所需。他们用金钱美色的等糖衣炮弹利诱、拉拢及靠近当地党政干部，干警等为其提供庇佑，开辟通畅的道路。在农村地区，组织头目从幕前退居幕后，给自己穿上了合法的外衣，逐步操控基层政权。
（三）违法犯罪的手段繁多、暴利性突出
黑恶势力犯罪的直接目的是牟取高额的经济利益。在农村，广大地区有着丰富的矿山、煤炭等自然资源，黑恶势力分子非法开采，霸占资源，侵犯农民的利益。在瓮安的玉山镇有4个硫铁矿、磷矿山先后被“玉山帮”垄断并非法开采，短短的时间内非法获利达百万元。经济利益的诱惑促使他们设法进一步地扩大势力范围，进行新一轮的暴利获取，以此循环。农民的利益没有了保障，生活没有办法稳定，甚至是农民无法自主处理自己的事务，黑恶势力分子用暴力插手纠纷争端，从中获取渔利。
二．农村黑恶势力的犯罪的成因
农村黑恶势力的形成与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制等多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物质欲望的追求，是黑恶势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然有利益的追逐。农村改革的深入，生产力的解放，农民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新的市场经济观念冲击着农村旧有封闭的思想和传统的生活观念。农民们渴望过上丰富多彩富裕的新生活，他们对财富的追求欲望越来越强烈。目前，我国每年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走进城市，但是却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安置。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源配置不均，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作为社会底层的人民难免会心理不平衡。作为农民，想要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渴望过上好的日子，但是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素质不高，没有特有的技术，造成了更多人整天游手好闲，他们没有办法用合法的途径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境地，于是他们会借助非法的手段来聚敛财富，逐渐地为满足他们畸形的心里而走向了犯罪之路。
（二）基层政权组织涣散，政治的腐败，是黑恶势力发展的有利空间
农村经济发展，管理体制创新，基层政权的组织逐步向服务型迈进。农民不会像过往一样去依赖基层政权组织，使其权威下降，给黑恶势力提供了生存的有利空间。经济建设成为了党政领导的第一要务，导致基层组织弱化，自治能力差。农村治安防范和社会管理薄弱。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乡镇建设的调整，政府和群众之间联系没有那么甚密，桥梁变少了，信息流通受到阻碍，农民意见反馈不能及时地传达到政府。保护伞的庇佑，政治的腐败，使黑恶势力更加跋扈嚣张，更加无法无天，漠视法律的存在。乡村干部借黑恶势力之手去强迫农民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农民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侵害，乡镇的政府官员视农民利益不顾，纵容黑恶势力的壮大，也给他们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通畅的道路。腐败导致了黑恶势力日益严重，同时也使得黑恶势力一步一步走向更高的层次，蔓延至更多领域。
（三）帮派和宗教文化的泛起，是黑恶势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为广大农村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同时也让不良文化有了侵入的机会。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法律观念较为淡薄，思想政治觉悟也不高，无法辨别改革之风吹来的是精华还是糟粕；不能有效清楚地认识黑恶势力犯罪，无意识的给帮派、宗教势力带来了有利空间，迎合了帮派头目，宗教势力和村霸等的犯罪心理，逐步就形成了以帮派或是宗教关系为纽带的黑恶势力。当村民们遇到无法解决的纠纷，只能寻求黑恶势力的帮助。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青少年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加入黑恶势力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瓮安事件中，涉黑违法的235名青少年中最小的只有11岁。黑色之风越吹越大，影响也越来越深，在当地，学生不愿进去学校去接受教育，认为读书是见苦差事，还得交学费，他们宁可加入黑社会，拥有所谓的钱和地位。改革之风吹进的不良文化逐步侵蚀广大群众的思想，黑恶势力的滋生与发展有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
三．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防控对策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稳健发展。加大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黑恶势力的入侵，防控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维护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是十分必要的。
（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高防控黑恶势力犯罪的能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 “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④建设农村基层组织，不仅能够为农村的发展注入新新的力量，也能提高自身的组织管理能力。农民自己的事务能够依托基层党组织的公开、合理和民主解决。农民利益得到保护，农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人才是建设的关键，农村党支部、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的带头人，应该加强道德培训，改进农村工作的方式方法，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树立亲民为民的新形象，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是十分必要。⑤按照“若干意见”要求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正气凛然，黑恶势力没有了政治生存空间。
（二）强化法律信仰，树立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⑥为“黑社会文化”敲响了丧钟。积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教育的引导作用，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封建腐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有效地抵制腐杇没落的封建文化，帮派文化，宗教文化等不良文化的入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基层文化队伍在农村的传播，能够快速地提高村民对黑社会文化入侵的抵抗力。立足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激发文化创作生产活力，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更多更好的优秀文艺作品占领了农村，弘扬先进的中华文化，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法律信仰，坚决维护宪法与法律的权威性与正义性。有了良好的村风，农村黑恶势力失去滋生蔓延的土壤。
（三）打击“保护伞”，切断黑恶势力犯罪发展的道路
黑恶势力利用钱色贿赂腐蚀政府官员，寻求庇佑，开拓道路。在坚强的后盾下，黑恶势力的道路越来越广，因此，积极发挥各级监督，让广大的群众参与参与进到事务的管理中来。2010年12月在突尼斯的一些城镇发生了**，阿拉伯一些国家的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专制政体，西方媒体称之为“和平抵抗运动”，也就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⑦“阿拉伯之春”体现了现代通信技术——电脑网络的巨大力量。电脑网络通信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接触信息的方式和相互交流的能力。现在在广大农村地区，有广泛的手机使用者，当今中国有五亿网民，而且每天都还在增加；手机用户超过8亿5千万，未来几年，可能超过10亿，每天有五亿条短信在流传。“孙志刚事件”、“韩局长的日记”、“微笑局长”等由网络引发大家关注的事件，最终得到相为正义的解决，也证明了电脑网络在现实社会的强大力量。“打黑反腐”，如果能引导和利用好电脑与手机网络这强有力的举报监督机制，党和国家对黑恶势力和腐败官员的斗争就走上了群众斗争路线。历的史经验证明，走群众斗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法宝，也定是党和国家与黑恶势力犯罪及腐败斗争的杀手锏。清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让它失去依托；削弱黑恶势力的犯罪实力，减轻黑恶势力犯罪的对社会的危害；切断黑恶势力发展前进的道路。
（四）加深法治宣传，做好法制教育指引工作
提高广大群体法治素质必须深入持久地在每个领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农村地区，大量的留守儿童不能得到家长的有效监护，容易误入歧途。学校有着重要的责任，在知识教育中加强素质训练。开展未成年犯罪的信息教育，指导青少年维权的合法途径，最终有效地打击黑恶势力滋生发展的基础。同司法机关、公安机关等的积极配合，做好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工作。刑满释放人员在积极的帮助下过上新的生活，这样也减少了犯罪的再发生，丧失纠集形成黑恶势力的机会，让黑恶势力的发展失去了根基。
结语
加大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是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农民利益得到合法有效保障的重要之举。因此，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黑恶势力犯罪的防控策略之路，是遏制黑恶势力犯罪发生最有效途径。⑧提高防控黑恶势力犯罪的能力务必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树立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务必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遏制黑恶势力的入侵务必打击保护伞；长期防控黑恶势力的发展务必深化法制宣传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总之，建立长期有效的黑恶势力犯罪防控体系是促进农村和谐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2］崔亚东：《从贵州瓮安“6.28”事件看扫黑除恶斗争——关于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反思之三》，《公安研究》2010年第5期。
［3］汪力：《有组织犯罪专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王金忠：《浅析黑恶势力犯罪的发展特点打击难点及打击对策》，《公安研究》2006年第4期。
［8］莫洪宪、王明星：《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及其刑事对策》，《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第四篇：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摘要：农村的义务教育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长治久安。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教育经费教育质量教育改革
作为具有9亿人口的农村，基础教育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未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以往的义务教育都不是真正完全免费的全民义务
教育。苏州市和北京市都宣布：从开始，将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全免费义务教育。这似乎昭示着，全国在“十一五”期间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已经拉开序幕，农村的义务教育即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和研究农村义务教育政策落实的现状和问题，探索农村未来教育的发展前景，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一、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和问题
自1986年国家义务教育法出台以来，农村教育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很严峻。，中央党校组织的“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调查课题组”先后奔赴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辍学率出现了较大反弹，并不是统计所说的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分别达到了98.6％和90％，辍学率远远高于普九所规定的3％，在很多地方达到了6％以上，一些农村学校不惜采取造假的办法来完成“普九”任务，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
（一）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与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由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村财政紧张，各种经费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农村学校的持续发展难以实现。农村学校的环境相当艰难。从硬件来看，农村学校教学和办公环境、教学仪器、试验设备、图书资料和城市相比有天壤之别，有些学校根本就没有看见过电脑，也没有图书室，有也只是聊胜于无。有些学校危改资金缺乏，潜在的安全危险仍然没有消除。以前分级办学，以村为单位负责，区县为辅；改革后农村以区县为主，上面的资金不能到位，农村的危房改造出现真空。比如说武汉市新洲区11所学校有危房,撤掉了8所,按照规定，应该把撤了的还建，8所学校危房全部还建至少需要30万元，而上面的(来源：好范文 http://www.xiexiebang.com/）经费只有15万，实际上落实到位的只有3万，基本上都没有还建。目前在农村，一方面由于生源减少，主要来自于计划生育和外出打工，学校进行合并，有些学校没有学生，成了空的；另一方面，村里面因为普九的债务，又把学校固定资产作为偿还债务的重要资本，学校合并并未形成资源整合，达到改善学校环境的目的。很多学校的校舍年久失修，房屋漏水，卫生条件状况很差，现代化教育环境离他们还很遥远。在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农村孩子，在文化素质、综合素质和心态等方面都严重滞后于城市，客观上造成城乡教育的不平等，加深城乡之间的隔阂，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社会安定。
（二）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待遇差，教育质量无法得到保障
由于农村老师的工资普遍比较低，因此一般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到农村去教书，所以农村中小学的教师整体素质比较低，但是同时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又严重制约着师资力量的调整。比如武汉新洲区的三店街，教师不是超编，而是缺编，50岁以上的老师比重偏大，因为学校工资低，优秀的老师和毕业生都不愿意去。一般说来，农村高级教师每个月工资才1000多元，一般的老师只有600多元，民办的代课老师只有200多元，有些教了30多年的民办老师只有300多元，这样还不如出去打工。尽管如此，很多想要进来的毕业生还进不来。一方面主要的骨干教师大量流失，尽量往城里调，另一方面，学校宁愿增加代课教师，因为一名公办教师的工资相当于五六名代课教师的报酬。在农村很多学校，没有体音美教师，老师往往是全才全职，什么课程都教，如此可想其教学质量，很多学生到了小学六年级还不如城里的二三年级的学生，连自己的姓名都拼写不出来。
（三）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经费吃紧，教育经费严重短缺
目前农村的义务教育的教育经费严重入不敷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目前大致徘徊在gdp的2.5%—2.7%之间，而教育法则规定政府应努力使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教育经费的投入增加远远跟不上农村教育发展的需要，如果政府对此漠然，对应负义务举重若轻，则民间设置再多的这个工程那个工程，都近乎杯水车薪。
第二轮农村税费改革彻底取消了农业税，也给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税费改革前，农村教师的工资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乡级财政拨款、农村教育费附加、从学生
第五篇：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摘 要：农村的义务教育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长治久安。本文在切身感受的基础上对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 教育经费 教育质量 教育改革
作为具有9亿人口的农村，基础教育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未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以往的义务教育都不是真正完全免费的全民义务教育。2005年苏州市和北京市都宣布：从2006年开始，将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全免费义务教育。这似乎昭示着，全国在“十一五”期间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已经拉开序幕，农村的义务教育即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和研究农村义务教育政策落实的现状和问题，探索农村未来教育的发展前景，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一、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和问题
自1986年国家义务教育法出台以来，农村教育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很严峻。2004年，中央党校组织的“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调查课题组”先后奔赴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辍学率出现了较大反弹，并不是2002年统计所说的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分别达到了98.6％和90％，辍学率远远高于普九所规定的3％，在很多地方达到了6％以上，一些农村学校不惜采取造假的办法来完成“普九”任务，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
（一）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村义务教育环境与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由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村财政紧张，各种经费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农村学校的持续发展难以实现。农村学校的环境相当艰难。从硬件来看，农村学校教学和办公环境、教学仪器、试验设备、图书资料和城市相比有天壤之别，有些学校根本就没有看见过电脑，也没有图书室，有也只是聊胜于无。有些学校危改资金缺乏，潜在的安全危险仍然没有消除。以前分级办学，以村为单位负责，区县为辅；改革后农村以区县为主，上面的资金不能到位，农村的危房改造出现真空。比如说武汉市新洲区2004年11所学校有危房,撤掉了8所,按照规定，应该把撤了的还建，8所学校危房全部还建至少需要30万元，而上面的经费只有15万，实际上落实到位的只有3万，基本上都没有还建。目前在农村，一方面由于生源减少，主要来自于计划生育和外出打工，学校进行合并，有些学校没有学生，成了空的；另一方面，村里面因为普九的债务，又把学校固定资产作为偿还债务的重要资本，学校合并并未形成资源整合，达到改善学校环境的目的。很多学校的校舍年久失修，房屋漏水，卫生条件状况很差，现代化教育环境离他们还很遥远。在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农村孩子，在文化素质、综合素质和心态等方面都严重滞后于城
市，客观上造成城乡教育的不平等，加深城乡之间的隔阂，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社会安定。
（二）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待遇差，教育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由于农村老师的工资普遍比较低，因此一般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到农村去教书，所以农村中小学的教师整体素质比较低，但是同时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又严重制约着师资力量的调整。比如武汉新洲区的三店街，教师不是超编，而是缺编，50岁以上的老师比重偏大，因为学校工资低，优秀的老师和毕业生都不愿意去。一般说来，农村高级教师每个月工资才1000多元，一般的老师只有600多元，民办的代课老师只有200多元，有些教了30多年的民办老师只有300多元，这样还不如出去打工。尽管如此，很多想要进来的毕业生还进不来。一方面主要的骨干教师大量流失，尽量往城里调，另一方面，学校宁愿增加代课教师，因为一名公办教师的工资相当于五六名代课教师的报酬。在农村很多学校，没有体音美教师，老师往往是全才全职，什么课程都教，如此可想其教学质量，很多学生到了小学六年级还不如城里的二三年级的学生，连自己的姓名都拼写不出来。
（三）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经费吃紧，教育经费严重短缺
目前农村的义务教育的教育经费严重入不敷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目前大致徘徊在GDP的2.5%—2.7%之间，而教育法则规定政府应努力使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教育经费的投入增加远远跟不上农村教育发展的需要，如果政府
对此漠然，对应负义务举重若轻，则民间设置再多的这个工程那个工程，都近乎杯水车薪。
2005年第二轮农村税费改革彻底取消了农业税，也给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税费改革前，农村教师的工资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乡级财政拨款、农村教育费附加、从学生中收取的教育集资和中央专移支付；税费改革后，教育集资和教育附加被取消了，乡级政府和农村不再直接承担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其经费基木上全落在县级政府身上，而大多数县财政较为紧张，基本上为吃饭财政。这使部分财力落弱的县不堪重负，于是出现了教师工资难以兑现、教育负债偿还无期、学校正常运转困难等问题。在缺乏国家财政拨款大力支持的前提下，农村教育部门由于财政困难，不得不把增收超过学费的杂费变成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尽管农村中小学校教师的工资发放已基本有了保障，但是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和修缮投资经费不能得到落实，学校公用经费运转困难重重;有部分学校欠债问题久拖不决，利上加利，学校已不堪重负。比如武汉市新洲区的58所小学，1998年因此拖欠教师工资68.5万元，1999年拖欠工资29万（一次性奖励工资），2000年是15万，2002年是106.5万，2003年是58.5万（包括一次性奖励工资、班主任津贴、教师药费、“三伏津贴”），共计287.5万元。为了学校的发展和老师的福利，学校就想办法变相从学生那里收取各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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