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与防控

第一篇：论当前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与防控

论当前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与防控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商业贿赂”一词也频频出现在媒体、报刊、杂志上，成为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和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金融保险、出版发行、电力系统、教育系统等领域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商业贿赂犯罪是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种经济犯罪，我国把反商业贿赂作为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之一，也说明商业贿赂犯罪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加以严惩的程度。本文将从商业贿赂犯罪的犯罪构成、特点以及如何防控和治理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商业贿赂犯罪的犯罪构成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争取交易机会，暗中给予交易对方有关人员和能够影响交易的其他相关人员以财物或其他好处的行为。该行为由行贿与受贿两方面构成。商业贿赂行为中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我国刑法中没有“商业贿赂罪”这个罪名，但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在商业活动中的贿赂行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了“受贿罪”、“行贿罪”;对于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行为情节较轻、不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等机关查处。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行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指的是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的工作人中员以财物的行为。其主体为一般主体，只要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人或单位均可构成;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有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两罪的客体均为复杂客体，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国家正常的经济管理活动，公司、企业的正常管理秩序和市场竞争秩序。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给予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

二、商业贿赂及其犯罪的特点

(一)职务犯罪现象突出。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十分突出，所占比例极大。一是领导干部商业受贿突出，商业贿赂犯罪虽然属于市场经济犯罪领域，不属于贿赂渎职犯罪类型，但在市场经济主体中，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层实施商业贿赂犯罪的情况很多，在国家机构执行公务国家工作人员除进行公务贿赂犯罪外也会实施商业贿赂犯罪;二是“四九”、“五九”现象突出，有的干部因接近五十岁，临近退位，有的快要退休，感到劳碌了一辈子，现在两袖空空，充满失落感，产生了补偿心理，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机捞一把，这也为商业贿赂犯罪提供了空间。

(二)顶风作案现象严重，犯罪数额大，后果严重。一是在反腐斗争中顶风作案，商业贿赂犯罪边打边犯，并且“前腐后继”现象严重，前任领导或者负责人实施商业贿赂犯罪后新任或者新来的人员继续、重新实施同类犯罪行为;二是犯罪数额越来越大，从目前情况看，商业贿赂犯罪大案要案频发，受贿者占有欲望强烈，来者不拒，行贿者在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出手很“重”，如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使一批掌握重权者纷纷落马。

(三)商业贿赂犯罪发生领域、行业相对集中，并有广泛化的趋势。从全国来看，各地区的商业贿赂案件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医药购销、烟草营销、土地开发、交通设施建设与改造等领域，并且发生行业相对集中，窝案串案突出。往往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一些干部以同一类职务便利、同一形式、同一内容收受贿赂，案件往往是查处一个，带出另一个。”而且犯罪领域广泛化，过去商业贿赂犯罪多发生在企业等经济部门，而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已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部门蔓延，以往较少发生贿赂犯罪的教育、农业等部门，此类犯罪也不断增多，商业贿赂甚至已经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只要有商业活动，几乎就存在商业贿赂行为。

(四)犯罪形式多样化，犯罪手段具有隐蔽性和间接性。商业贿赂犯罪不仅犯罪手段繁多而且犯罪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内部勾结，又有内外勾结的情况。有的利用办红白喜事或逢年过节之际，打着“礼尚往来”的幌子，给予或收受重金厚礼。有学者指出：商业贿赂犯罪通常发生在“一对一”的环境中，除非双方反目或者有其他的意图，否则案发率不高，由于多属暗箱操作，作案手段日趋隐蔽化，导致许多案件难以及时发现和查处①。另外，目前商业贿赂犯罪中单位犯罪呈增多趋势，一些单位为了自己小团体利益，不惜重金行贿。犯罪手段具有隐蔽性、间接性，就目前此类犯罪的发展现状来分析，直接用现金收买他人的手段日趋减少，大多行为人改之以间接模式，行贿人、受贿人各自开设关联公司进行操作，会计账目同步做平，不露痕迹。

(五)犯罪行为具有关联性、相关性。行贿人为达到目的，在一个行业或一个单位中，疏通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形成商业受贿犯罪单个存在、群体相连、各自为阵、心照不宣的局面。而在商业贿赂犯罪中受贿者往往属于掌权人物，极易产生一不做二不休的消极心理，同时涉及贪污、挪用、私分等犯罪行为②。

三、商业贿赂犯罪的预防和治理对策

商业贿赂及其犯罪破坏了市场正常的竞争机制、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损害了国家、公众和个人利益、孳生了贪污腐败、助长了社会不正之风，危害了社会稳定。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的一颗毒瘤，应该依法进行有效治理和清除，积极寻求打击、治理和预防对策，以维护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保障社会和谐。根治商业贿赂，需要建立一个从机构到个人、从立法到执执法、从国内到国外的全方位反商业贿赂模式，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和行业自律建设，构建防治商业贿赂的思想道德防线。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报纸、网站等媒体，曝光典型商业贿赂案件，广泛宣传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全社会对商业贿赂严重性和危害性的认识，加强警示教育。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建设，建立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业协会，对一些轻微的商业贿赂行为依靠道德规范给予处分，贯彻行业处罚，以弥补法律的不足。

二是加快对商业贿赂的立法进程。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情况来看，商业贿赂只是以零散条文的形式存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公司法》、《药品管理法》、《建筑法》、《执业药师法》、《招投标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法律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法律体系，而且对于商业贿赂形式，法律规定得也过于简单，不够详细、明确。因此，针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国内商业贿赂形势，建议立法机关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将分散在各法律法规中的有关商业贿赂行为的零星规定加以整合，将实体性法律规范(包括刑事、行政和民事)及程序性法律规范统一在一部法律之中，制定统一、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以维护我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以现行《刑法》为基础，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立法经验，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通过对相关规定的分析评价，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明确界定商业贿赂，统一主管部门，规范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扩大商业贿赂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范围，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及其人员、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控范围，明确“不正当利益”或者“不正当好处”和“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含义，提高对商业贿赂犯罪的量刑处罚，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犯罪行为，净化商业市场发展环境。从目前情况看，制定《反商业贿赂法》的条件已成熟，尽快出台《反商业贿赂法》势在必行，以填补法律体系的重大缺陷，才能应对日益严峻的商业贿赂形势。

三是加强执法力度，严格、公正执法。立法当然是重要的，但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则更是有损法律的尊严。在我国，商业贿赂作为一种“潜规则”，长期游离于执法部门的视野之外，因而长期大行其道。因此，反商业贿赂，重点是在于法律的严厉执行。一方面需要严格执法、违法必究，加大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对违法者保持足够的法律威慑力;另一方面，要提高执法水平，准确区分正常行为和商业贿赂的界限，只有这样打击真正的违法行为，保护正常的商业行为，才既能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能保障社会的公正③。

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和推进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商业贿赂。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健全政府投资、国有资产监管等制度，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规范行政审批程序，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企业自律，推动企业守法经营、公平竞争。

五是加强执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形成打击商业贿赂违法犯罪行为的整体合力。建立反商业欺诈联防体系，积极探索市场监管领域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建设，推行反商业贿赂承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检察机关要与行政执法机关特别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合作，构建预防和惩治商业贿赂犯罪长效机制，建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和失信惩戒制度，坚决打击各个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六是司法部门和纪检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司法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查处力度，对于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和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金融保险、出版发行、电力系统、教育等系统的职务犯罪行为要从快、从严予以惩处，真正达到查办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纪检监察部门要认真落实《中央党政纪处分条例》，对因商业贿赂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员，凡是按照相关规定能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就给予“双开”，从而与司法部门形成工作合力，严惩商业贿赂犯罪行为。

七是增强透明度，建立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机制。罪恶最容易在黑暗中滋长，公开透明是防止腐败的最佳路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因此消除商业贿赂中的灰色地带是关键。只有将这些灰色地带都暴露在阳光下，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才能得到保障，反腐败工作也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增强透明度，就是坚持和扩大公开办事范围，让群众享受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对群众关注事项的标准、条件、名额以及办理程序等，最大限度地予以公开。

八是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查处跨国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现象并不仅是中国社会存在的孤立问题，而是国际社会腐败犯罪的一种表现方式。2003年10月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在反腐败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中国于2003年12月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0月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中国推进反商业贿赂法治的重要措施，也是中国推进反腐败的国际法治的积极行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商业贿赂犯罪编织了一张严密的法网，较为全面地规范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标准。开展查处商业贿赂犯罪国际合作应当加强相互沟通、信息交流，及时提供与移交犯罪线索和证据，合作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因此，打击商业贿赂不单单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更是全社会每个人的责任。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荣辱观，重建健康的社会心态，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纠正不规范的经济行为，挤压商业贿赂的生存空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顺利、和谐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参见杨益春：《当前商业贿赂犯罪的新特点》，载“正义网”2006年5月11日首页—法律学术—刑事法学—本页)

2(参见谢杰：《商业贿赂犯罪与信义义务》，载“北大法律信息网”2006年5月10日)

3(参见陈柳钦：《反商业贿赂，尖锋时刻》，载“价值中国博客网” 2006年5月12日价值中国—经济思想)

第二篇：关于当前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与思考

商业贿赂犯罪是一种新型经济犯罪，近年来，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迅速蔓延，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人民切身利益、毒化社会风气。因此，研究商业贿赂犯罪构成及治理对策，为刑事立法提供理论根据，为配合司法机关及时、准确、合法地打击日益猖獗的商业贿赂犯罪事实，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特点和产生原因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行为人在经营活动中以争取交易机会排斥对手为目的，采用以秘密给付财物或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个人的行为。商业贿赂形式主要表现为一是贿赂包括货币现金、有价证券、物品、礼品等；二是回扣；三是佣金。当前主要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大领域。实践中商业贿赂犯罪发案呈以下特点：

1、案件多发于行政审批领域和行政控制行业，犯罪后果侵犯的不明显。这些行业要么控制公共资源、要么有垄断利润弥补损失，商业贿赂损害的利益无明确的受害者，也不容易被大众知悉，成为商业贿赂的多发领域。

2、案件主要发生在采购与招投标、付款、企业改制与资产处置等三个环节。这些环节都涉及较大的经济往来规模，受贿人又有较大的自由决定权，形成了商业贿赂的可能空间。

3、作案手段隐蔽，反侦查意识强。通常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事后收取贿赂或以测量费、设计费、协调费、借款、宣传推广费、手续费、礼金等方式收取贿赂，以形式上的合理或合规来掩盖贿赂犯罪事实。

4、受贿犯罪嫌疑人一般为单位负责人、文化程度高。受贿人一般是单位负责人或分管某一方面工作的负责人，拥有单位全部事务或某类事务的决定性权力。

当前商业贿赂犯罪多发且容易得逞，其原因有：

1、唯利是图是从事商业贿赂的主观动机。参与竞争的经营者为了通过“捷径”，取得比其他经营者更大的优势，往往抛开应有的商业道德，违背正当的竞争规则，利用少数人的贪财心理，暗中以金钱或其他好处贿赂交易对方的负责人或对交易有影响的其他个人。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交易机会，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收取回扣方为牟私利，置国家利益、公众利益于不顾，其贪婪动机更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唯利是图则是从事商业贿赂者的主观动机。

2、供求失衡是产生商业贿赂的市场条件。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市场已由过去计划体制下商品短缺的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品种数量繁多的买方市场。尤其在国外商品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之后，现在已很难找出使用货币买不到的商品。众多的货物在供买方选择之时，市场总会千方百计使商品循环流通，其中包括了合法与非法渠道。可以认为，商业贿赂是供求失衡状态下，市场代谢的扭曲。然而，人们追求的供求平衡，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供求矛盾却是永恒的。为此，商业贿赂的产生，有其普遍的市场条件，制止商业贿赂的工作，也就成为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3、腐败孳生是商业贿赂产生的社会基础。当前，不仅有的行业、部门“靠山吃山”，单位内的少数不廉洁者也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搞钱权交易。在金钱发挥支配作用，有钱便能直接、间接地使“鬼推磨”的风气下，商业贿赂现象必然适时而生，从事类似活动者便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乘凉的“大树”。社会风气的好坏是商业贿赂猖獗与否的客观环境，蔓延的腐败现象是其孳生的土壤。事实上，商业贿赂现象就是社会腐败在市场交易中的反映。

4、滥用优势是当前商业贿赂的一个特点。现阶段，一些从事公益行为的单位和具有特定职能的部门，在附带从事公益经营和行使管理职能权利时，往往利用其“独家”服务的优势，肆无忌惮地与供货方串通，在貌似“公平、合理”的幌子下，大量获取回扣。公用企业和具有特殊服务职能的部门，利用其优势从事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活动，已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同时也成为现阶段商业贿赂的新特点。

二、商业贿赂犯罪的危害

当前，商业贿赂不断滋生蔓延、危害严重，在经济方面，贿赂潜规则盛行，影响交易秩序破坏市场资源的正常配置，导致国有资产和国家税收的流失。在政治方面，导致群众对政府不满，腐蚀干部队伍。具体表现为：

1、商业贿赂从根本上有背离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规则，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企业运行的“潜规则”，而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这种商业贿赂导致的恶性竞争剥夺了其他竞争者公平交易的机会，使守法经营的企业沦为受害者，使诚信风气受到极大破坏。

2、商业贿赂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商业贿赂使商品和服务不能按照本身质量的好坏、服务水平的高低进行交易，致使在市场竞争中质量差、水平低的商品和服务可以打败质量好、服务水平高的商品和服务,为

第三篇：当前A型口蹄疫流行特点及防控

当前A型口蹄疫流行概况及免疫预防 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虎成

口蹄疫是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的偶蹄动物共患的烈性传染病。在家畜中猪、牛、羊主要经济动物都可感染发病，一旦发生疫情损失惨重。由于口蹄疫病毒共有7个血清型，各型之间互不交叉保护，防范口蹄疫相当于防范7种不同的传染病，加之其宿主范围大易感动物种类多，使其危害性与防控难度位居众多动物传染病之首，目前使用口蹄疫灭活疫苗免仍是全球防控口蹄疫的主要手段。

1、口蹄疫流行概况

1.1 全球流行情况

口蹄疫自1514年在欧洲的意大利首次发现距今已有500年的发病历史，时至19世纪20年代前后在全球各地都有发生，到目前为止从未发生过口蹄疫的国家只有新西兰。曾经一些历史上宣布消灭了口蹄疫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也陆续发生了口蹄疫（如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家自2000至2010年也发生了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口蹄疫流行的毒株曾有O型、A型、亚洲I型、南非1、2、3和C型共7个型，其中A型和O型流行地域最广波及全球各地、危害最大。C型于2004年以后再未发生（消失原因不明）。目前全球流行的优势毒株仍是A型和O型，其中A型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均有流行。

1.2 我国流行情况

口蹄疫在我国流行已久，据资料记载1893-1915年先后在云南西双版纳、甘肃酒泉和新疆奇台发生流行。1915-1933年流行范围扩大到江苏、安徽与河北等地。1935年初在江苏与安徽两省沿京浦与户宁铁路沿线发生，当时组织兽医人员进行了防治，同年6月扑灭，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防制口蹄疫。1935-1948年在云南、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和新疆的不同地域发生流行。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先后有五次大的流行，其中第五次流行自1999年开始至现在尚未平息，主要流行毒株为O型、A型和亚洲I型。A型在1950年以前流行发病以牛、羊为主，1960-75年A型在全国流行20多省，发病动物仍以牛羊为主。1975-2009年国内无A型发生，到2009年A型（A/SEA-97/G1）发病以牛为主，2012年2月至2013年1月无临床病例、但病原广泛存在。2013 年2月A型（A/SEA-97/G2）在广东茂名的猪上首次发病，截止同年8月A型在全国发生16起波及广州、云南、青海、西藏和新疆5个省（自治区）

当前国内口蹄疫流行趋势是亚洲I型处于平静（自2009年5月以后至今近5年时间内亚洲I型在我国再未发生）。O型的流行有所缓和，A型流行增加，并发生了宿主嗜性改变（猪也出现发病）。因此规模养猪场在继续做好O型口蹄疫免同时应密切关注A型口蹄疫的动态。

1.3 A型口蹄疫病毒的特性

A型口蹄疫病毒最易发生变异，对动物危害程度仅次于O型。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很强，不怕干燥，在自然条件下，含病毒的组织与污染的饲料、饲草、皮毛及土壤等保持传染性达数月之久。粪便中的病毒，在温暖的季节可存活29－33天，在冻结条件下可以越冬。不同年龄的猪易感程度不完全相同，一般是越年幼的仔猪发病率越高，病情越重，死亡率越高；在过去以散养为主的饲养条件下口蹄疫多发生于秋末、冬季和早春，但在现代大型猪场及生猪密集饲养区，由于人为因素（高密度饲养、活畜短期快速长距离贩运等）创造了一年四季均可发生的条件，因此在现有饲养环境下口蹄疫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猪感染后可持续带毒300天左右。病猪从肺、气管、鼻粘膜的病毒浓度依次增高。通过气溶胶的方式排出体外，猪的排出浓度比牛、羊高100~1000倍。在排毒量最大时，一头猪释放的气原病毒量相当于1000~3000头牛的释放量。

口蹄疫病毒在空气中的存活主要取决于空气湿度，相对湿度> 55-60%时最适于口蹄疫病毒的存活，如果相对湿度60%，风速10m/s，病毒存活2-3h以上，推算病毒可至少漂浮100km以上。

2、口蹄疫免疫预防措施

一直以来口蹄疫是全球共同防范的主要动物传染病，由于各国经济状况不同防控政策也有差异，发达国家实行扑杀政策维护无疫地位，发展中国家（亚、非、拉大多数）多实行免疫政策。我国实行以强制免疫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2.1疫苗选择

目前国内A型苗种类及使用情况：国内现有口蹄疫A型疫苗有三种，A型灭活疫苗、O-A双价灭活疫苗和O型-A型-Asia1型三价灭活疫苗。据2013年5-9月中监所攻毒实验结果表明以上3种疫苗对牛和猪的免疫保护率分别为 81.25-93.75%和78.57-100%。因此正确选择使用上述疫苗对动物进行免疫可获得良好的保护效果。在当前疫情形势下我国边境地区应使用口蹄疫O型-A型-Asia1型三价灭活疫苗，内陆地区应使用口蹄疫O-A双价灭活疫苗，有A型疫情发生的疫区紧急免疫时应选用A型灭活疫苗。自2009年湖北武汉等地发生A型以后，国家对奶牛、种公牛和边境地区牛羊实施强制免疫，到2014年国家不仅边境地区免疫范围扩大，内地免疫范围也有所增加。目前规模养猪场应密切关注A型口蹄疫疫情动态，适时进行A型口蹄疫免疫很有必要。

2.2作好基础免疫

口蹄疫病毒与其它病毒相比较其免疫原性较差，特别是猪与牛、羊比较免疫应答处于劣势，一次免疫接种所产生抗体达不到免疫保护水平，因此首次使用A型口蹄疫疫苗时、全群35日龄以上猪应做2-3次基础免疫，每次间隔时间4-5周（注意妊娠30天和产前30天内不接种疫苗过后补免），以后每隔3-4个月免一次。

2.3确保免疫密度

农业部技术规范要求口蹄疫：免疫覆盖密度 ≥ 80%；群体免疫合格率 ≥ 70%。如果实际免疫标准低于此水平，就会造成免疫失败，因此在实际免疫中（特别是规模养殖场）要以高于国家的标准进行免疫（免疫密度100%，基础免疫3次以上），才可以大大降低目前复杂疫情环境下口蹄疫所带来的风险。

2.4、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

免疫程序是通过大量科学试验与生产实践制定的，要结合当地疫情状况、饲养管理水平（如断奶时间、营养、转群等）、母源抗体、疫苗特性、免疫次数、接种动物的反应性等制定，并要根据免疫效果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才能确立更切和实际的免疫程序。

2.4.1当养殖场周边疫情压力大时：最好配型免疫（即外围发生什么型就免什么型）使用A型口蹄疫灭活疫苗免疫，首先做好基础免疫（连续免疫2-3次）以后每隔3个月免疫一次。

2.4.2 当养殖场周边疫情压力不大时：使用O-A型双价口蹄疫灭活疫苗或O型-A型-Asia1型三价灭活疫苗免疫，做好基础免疫后，每隔4个月免疫一次。2.4.335日龄以上仔猪、羔羊和90日龄以上犊牛首次免疫后，间隔21-28天进行第二加强免疫，疫情压力大的养殖场需进行第三次加强免疫，与第二次间隔35-45天，以后并入全群免疫程序。

2.4.4 新引进的动物最好在引入前21-28天注射O-A型双价口蹄疫灭活疫苗，入场后先隔离饲养3-4周健康时再混群。

2.4.5 散养户动物按照当地兽医部门的统一要求做好春、秋两季的集中免疫，以后每月对新补栏的动物及时补免，有条件的地方最好参照规模养殖场的程序进行免疫。

2.5、免疫操作要规范

2.5.1养殖场坚持按程序计划免疫，避免因季节性免疫造成免疫抗体临界期或空白期，而导致潜在感染隐患。

2.5.2 避免接种剂量不足或过大，剂量不足免疫效果差，剂量过大可以起免疫麻痹。一次大剂量免疫，远远不如正常剂量免疫两次的效果好。

2.5.3 不要同时使用不同厂家的疫苗，国内疫苗生产厂家较多，使用的疫苗毒株（特别是O型）存在差异，如果在同期内使用不同厂家的疫苗，不利于免疫保护率的提升。

2.5.4 在疫苗免疫接种各个环节中要做好器具、注射部位和人员的消毒。2.6、不良反应的预防

2.6.1选择质量可靠,运输保存符合冷链要求的疫苗。

2.6.2注射前将疫苗提前取出恢复至常温，不要刚从冷藏柜取出就立即使用。2.6.3接种疫苗时随身准备好肾上腺素、地塞米松等急救药品，发现过敏立即抢救。

2.6.4疫苗接种前要做部分动物(10-20头)安全观察，无严重反应时再进行大群免疫。

2.6.5养殖场要制定切合本场实际的免疫程序,按程序要求规范免疫。2.6.6养殖场在接种疫苗时（特别是紧急接种时），建议使用转移因子或黄芪多糖注射液与疫苗分点肌注，或者在接种疫苗的前2天到后3天可向饲料中添加多种维生素或免疫增强剂。

总之口蹄疫的预防要在认真做好疫苗免疫的同时，还必须加强饲养管理、环境控制，消毒灭源等一系综合防控措施，才能较好的达到预防口蹄疫的发生的目的。

第四篇：防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措施

防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措施

1、加强供应商资质审核，签定廉政购销合同并签署禁止临床促销经营承诺书。双方合同约定，引进和销售药品及医疗设备医用耗材过程中严格遵守医院的各项规定，对违反医院有关规定的企业，医院立即取消供应商的供货资格。建立行贿企业的“黑名单”制度，并及时上报上级单位。凡列入“黑名单”的企业，不再采购其产品。

2、各诊室病区张贴“禁止医药、耗材营销人员进入”标识，禁止医药代表到门诊、病房向医生推销产品，发放宣传资料及各种宣传品、纪念品，不得以任何方式给予药品、医疗设备、耗材采购管理人员好处，不得以任何方式让医院有关人员为其统方，不得随意进入医生办公室和药房；未经医院允许不得随意到临床科室进行所售药品的宣传。药品、医疗设备、卫生材料等销售人员不得进入临床进行任何临床促销活动。如发现有“统方”、“回扣”等行为，将停止采购、使用该产品。

3、各科室发现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生产、经销企业及经销人员，向医院工作人员有行贿行为的，要及时报告医院纪检部门，并积极协助纪检等部门认真查处。一经查实，取消该供应商的一切购销合同。

4、医院有关人员在药品、卫生材料、医疗设备等采购、新药引进工作中不得向供货商索要或收受钱物、礼品、提成回扣。任何部门、任何人不得为供货商统计处方、代发处方费，不得参与或协助供货商的非法经营活动。如有以上行为发生，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移交纪检、司法部门处理。

5、以安全合理用药为主题，以相关专业诊疗常规（规范）、《处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为依据，建立临床用药监测与控制制度、处方和用药医嘱点评和超常预警制度，继续做好临床合理用药的监测、检查、监督工作，做好抗菌药物使用的动态监测。根据病情需要用药，坚决反对滥用抗菌素，开大处方，做到合理用药。科主任为临床科室合理用药的第一责任者，对本科室的合理用药负全责。

第五篇：邪教组织犯罪的特点及法律防控措施

邪教组织犯罪的特点及法律防控措施

邪教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犯罪活动在整个世界范围都被主流社会认为是一种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的极端行为。近年来，邪教组织从事的各类犯罪活动在我国迅速滋生蔓延。但邪教组织与其他类型犯罪活动相比，有其特殊性，因为其往往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披着宗教信仰的的外衣，利用各种异端邪说蛊惑人心，蒙骗群众，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还严重的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对各类犯罪活动进行预防和打击是法律作为国家管理工具的最基本手段和职能，因此研究邪教犯罪社会危害性的特点和如何利用法律手段防控和打击邪教犯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邪教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邪教组织从事的犯罪活动其社会危害性要远远大于普通类型犯罪大，其主要表现从两个方面表现。

（一）对公权力的侵害。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上邪教组织的犯罪史，我们就会发现，邪教组织基本上对国家公器都有所觊觎，也许在其组织发展初期表现形式不太明显，但是一旦其坐大，就会形成一种尾大不掉的邪恶势力，他们会公然反抗社会，对抗政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这是因为，邪教组织一般都会建立严密的内部组织，信徒也必须遵守严格的教规教义，在思想上、外部行为会上对教主绝对服从效忠。同时邪教通过其严密的组织把各种歪理邪说逐级传达，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中国历史上多次民间武装起事，譬如，白莲教起事，天理教起事，都能够看到邪教组织影子。进入现代社会，当代邪教，譬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李洪志为首的“法轮功”组织等，都曾经从事过纠集成员，公开对抗社会，围攻对抗政府等严重危害社会公权力的事件。奥姆真理教于 1995年3月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太阳圣殿教 ”在澳大利亚走私军火和在欧洲、加拿大等地洗黑钱。“法轮大法研究会 ”从1996 年起，多次组织非法集会示威活动，围攻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等。

（二）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

1.侵犯个体的生命权、健康权等最基本人身权利。邪教组织不仅危害社会，而且为了实现其邪恶目的，还故意用歪理邪说误导其信徒，剥夺信徒的生命权或健康权，如法轮功就常常以教规的名义，宣扬练习法轮功练习者生病就可以不用就医，不吃药练功就可以治愈疾病，甚至利用教唆的手段，煽动教徒制造一系列的自杀事件，譬如以护法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制造骇人听闻的自焚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蔓延成灾后，中国已有数千名法轮功的练习者自杀身亡，这一行径，严重地侵害了他人生命健康权，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自杀者的行为特点，客观上具备了间接故意杀人的犯罪构成，不仅自杀者、自残者、自焚者应当受到法律和道德上的彻底否定，而且法轮功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也应该承担间接故意杀人和间接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受到法律的惩处。

2.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现代法治社会，宗教信仰白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邪教组织歪曲宗教教义，误导蒙蔽信徒，宣扬自己的反社会、反人类的邪教教义和规范，对其组织成员进行强制性的精神控制，使其脱离主体社会的价值控制体系，完全剥夺了其成员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这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权。

3.侵犯公民的私人财产权。非法聚敛钱财是一切邪教组织的基本特点，邪教组织和邪教教主为了实现其邪恶目的，往往都是以各种名义非法侵占教徒的私人财物，主要表现为用欺骗的手段要求信徒捐献或者购买各种物品，聚敛财物，侵犯他人的财产权。邪教组织与一般的犯罪组织相比，对钱财的贪婪更为明显，更为直接。邪教犯罪是宗教性、财产性合二为一的有组织犯罪，其“宗教信仰”的背后隐藏着对财富的无限贪婪欲望。

二、构筑惩戒邪教犯罪的内外防控体系

（一）加强完善反邪教犯罪的立法，充分发挥法律威慑和惩戒作用。

在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就非常重视对邪教的法律惩戒，其主要方法是通过在法典中规定专门的罪名对邪教犯罪科以重刑，或者是通过行政手段对邪教进行惩戒。如清政府不但把邪教组织所从事的各类活动认定为犯罪，还明确将兴立邪教、传习邪教这些行为本身认定为犯罪。

但是在现代社会，西方各国政府因为出于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缘故，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中，都没有明确的邪教犯罪的罪名，他们一般都是把邪教犯罪的具体行为规定在一般的刑事法律的条款之中。中国刑法典规定了邪教犯罪的两个具体罪名，同时“两高”也对邪教犯罪中的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解释。但是中国的刑事立法仍然未重视邪教犯罪的特别立法，对于邪教犯罪中的恐怖活动、敛聚钱财活动和故意杀人活动等犯罪行为，等同于一般的具体的恐怖犯罪、杀人犯罪、财产性犯罪，而对于精神欺骗和精神控制等犯罪活动却完全没有立法规定。

这样的立法模式忽略了邪教犯罪的具体行为与一般犯罪的具体行为的实质区别。在立法技术上不如国外的反邪教犯罪的立法技术简洁、精确，难以在法理上解决信仰型犯罪与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冲突。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完善立法方面入手，创制反邪教犯罪的专门法律，使邪教犯罪的立法专门化、系统化，突出邪教犯罪的本质特点。把邪教犯罪中的恐怖活动、杀人活动、敛财活动、精神控制活动和精神欺骗活动直接规定在反邪教犯罪的专门法律之中，使之具体化为邪教恐怖活动罪、利用邪教杀人罪、利用邪教聚敛财产罪、邪教精神控制罪、邪教精神欺骗罪等等罪名。并在刑罚使用上，突出对邪教犯罪的重点处罚，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二）在惩戒邪教犯罪上要加强国际合作。

由于法律和法律文化实质上代表着不同价值取向。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法律制度不同的国家，对邪教的态度不尽相同。譬如在我国被认为是打着宗教或其他旗号的邪教组织，不能享有合法地位，应依法取缔的，可能在其他国家也许就认为是“新兴宗教”，享有宗教的合法地位，受法律保护。

这种在对待邪教问题上，各国在认识和态度上出现的差异，往往会为邪教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资源。邪教组织会利用各国法律之间的不一致，“东方不亮西方亮”，施展腾挪之术，转换时间与空间另有所图。因此，各国政府应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进一步加强沟通，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在按世俗观念判断什么是基本自由方面统一立场，在法律层次上探讨共同打击邪教犯罪，遏制邪教蔓延，维护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不受邪教这个毒瘤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