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探析国内国外对年龄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论文
摘 要：首先指出国内社会语言学教程在年龄与语言变异研究上面的不足，理论上表现为对显象时间、真实时间、年龄级差等概念缺乏介绍，实践上表现为缺乏趋向研究和选定研究。然后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做了搜集，重点译介了Penelope Eckert的Age as a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最后结合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指出老年人群体语言变异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语言变异 年龄 变量。
一、国内社会语言学教程和研究对年龄的处理。
总体来讲，国内社会语言学教程和研究对年龄这个变量处理有简单化的现象。自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147）介绍了“显象时间”（apparent time）、“真实时间”（real time）、年龄级差（age grading）等概念后，就笔者所见，只有陈松岑（1999:199）再次提到了这些概念，并介绍了国外和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国内许多社会语言学教程都没提到这些概念，如郭熙（1999）、戴庆厦（1993）、游汝杰（2007）只是多以儿童、青年、老年这样传统的划分法来处理年龄问题。从教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处理不利于社会语言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因为社会语言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不仅需要知道代际差异，更需要掌握如何看待这些差异，它们是语言变化的反应，还是仅仅在显象时间上的变异。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民族学的渊源极其密切，很多学者在没有接触到社会语言学之前就是从事方言研究或民族学研究的。因此某些材料，或许从方言学、民族学的角度看是有意义的，但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看却不具备普遍意义；另一方面，要反应真实时间的变化，需要进行趋向（trend）研究或选定（panel）研究，而这种研究时间跨度大，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需要相当的理论水平。因而，教科书上的不足亦是我国客观研究现状使然。
二、国外对年龄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年龄作为一个社会语言学变量，是任何社会语言学研究都离不开的。不过单独对年龄作为一个社会语言学变量的探讨还是非常少见的，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如同笛卡尔那样逐个用理性检验传统的观念与概念一样。上世纪80年代相关的研究成果是Age and anthropologicaltheory,限于资料的局限，我们只介绍Penelope Eckert（1997）。
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工作者有必要区分语言在显象时间上的变异与真实时间的变化。Penelope Eckert（1997）在文中第一部分就提到解决这样的分歧涉及到一些根本的语言学争议：说话人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在人生路上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嵌入人生阶段和人生事件中？年龄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诸如阶层、性别、民族这样的社会学变量发生互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理解语言人生路径（linguistic life course）。接着他解释到语言是为数不多的例行纳入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变量之一，但还没有从人生路程视角上来看变异的专项研究。和性别一样，年龄是凭借其社会性而不是生物身份与变异发生关联的，所以对作为社会语言学变量的年龄的研究需要我们关注年龄与年龄增长的本质和社会性。
在第二部分作者介绍了调查显象时间和现实时间语言变异的基本研究材料、方法以及研究现状。要提供现实时间证据，需要把显象时间变异和语言早期阶段一般材料结合起来，比如用古老记录、地理证据、需要研究的方言之解释把当代数据语境化。现实时间证据的有效性和解释力大小在于反映不同时间的标本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比较项关系多密切？当然社区研究的在某一时间的重复是最好的证据，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稀少。自从拉波夫1966年纽约市调查后，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重复研究了，不过更多的还是趋向研究。
第三部分主要谈不同概念意义上的年龄。对变异的社区研究绝大多数依赖实际年龄（chronological age）来给言语者分组。但是，（人的）社会化、生理成长并不和实际年龄同步进行。当实际年龄基于日历时间把年龄设置为同质连续体，实际上年龄被镶嵌了各色各样的人生标志，它们不一定是均匀分布在人生历程中的。我们经常是用一些普通的人生阶段的事情来解释行为的，比如第一天上学，第一天退休，第一次来经血，掉了第一颗牙，生了第一个孩子，等等。虽然实际年龄与生理年龄和社会年龄是近似的关系，但在工业社会中它被赋予了优先地位。的确，家庭身份、机构身份和生理成熟被用来作为实际年龄的标志，而非相反。然而在一些传统上不使用实际年龄的社会中，相反的情况也成立。跨文化年龄系统的差异有着重要的社会语言学含义。举个例子，某一社会以十年为一段来分，而这十年看成相对静止、孤立的状态。而在年龄等级社会中，个人前进要依照人生发展的标志。年龄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也是跨文化不同的。比如，成人年龄对男女来讲就不同。工业社会中的民族差异将不同年龄系统并置于单一个社区中，所以我们不能必然地指望实际年龄与社会年龄整齐地对应，即使在同一个言语社区中也是如此。既然，人生路线的许多方面都是基于阶层的，那工业社会中的阶层差异也涉及年龄系统的不同。举例来讲，工人阶级步入早期成人阶段就要比中产阶级早一些。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认识到：中年视角主宰整个社会研究。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年偏见：对儿童的研究聚焦在社会化进程上，对青少年和年轻人则聚焦在学习成人角色上，对老人的研究则聚焦在成人能力的丧失上。因此，只有中年人生阶段处于发展视线之外；只有中年人在使用成熟的语言，而不是在学习或丧失语言。这样的偏见忽视了特定年龄的语言使用和相互解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发展视角（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这种视角认识到发展是伴随一生的。生命就是关于变化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各有其道。每一人生阶段的语言在对应的那一个时间段都有其社会意义。
第四部分一开始介绍了不同年龄阶段语言变异研究的现状：越是年龄大的阶段，其研究程度越低。虽然关于变异与年龄的关系集中在一组人生阶段上：儿童、青少年、成年、老年，却只有成人被视为不需要成人照顾和关照的人生阶段，因而独立性作为青少年和老年的重要方面也就不奇怪了。对儿童早期变异的定量研究只是近几年才开始的。Robert在费城对三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和作为其模型的长辈语言一样，早期儿童语言呈现固有的变异性。三岁儿童在对稳定的社会语言学变量（如-ing,t/d省略）和反映进行中的变化的当地变异模式（如费城短/a/的高化）的使用中显示了变异。Labov发现了年龄分别是四岁、六岁、七岁的三名儿童的语言里发现了存在于t/d省略和-ing中的制约条件。还有大量证据表明一定年龄之后一些模式不可能被习得。儿童可能在发展出语言制约性之前学习到一定变体的一些社会功能，他们可能偶尔应用这些变体，或许一些特定的词汇项是作为清醒的标志来使用的。也可能在将一些变体付诸社会使用之前，他们先发展出精细的语言限制条件来。既然在某一方言中不同变体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儿童可能对各个变体的意识时间不一，我们不建议将单一变体作为整个系统的标记来取证。青少年时期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来讲是特殊的人生阶段。具有特殊社会语言学意义的是，在青少年阶段，正步入成人的人们在通常情况下不承担成人角色，而在教育机构里脱离成人圈子。在高中以及高校主要的综合机构里，大量象征性活动发生在这样一个需要丰富的语言创新的语境中。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创新是一群同龄人构建的圈内差异以及区别于儿童和成人的差异。如果说青少年是推动语言变异的人生阶段，那么成人阶段便是趋向于保守的阶段。许多研究证明成人比年轻人趋向于保守的规律性。这种保守性已被归因于工作单位对标准语的要求。用同样的方法，社会网络研究发现了使用口语变体与参加地方社会组织的关系。Labov所说的交叉模式很可能是过渡群体同时参与地方社会组织和标准语言机构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来自现实时间研究的不大普遍的证据。Paunonen在芬兰的发现显示：女性从成人早期步入中年时，在/d/的使用上变得更加标准化，但其他女人从中年步入老年时，这方面的标准化降低了。他把这种不同归因于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变化。然而，可以期待在年轻女性与老年妇女之间，该结论的真实性更高。另一方面，老年妇女摆脱了家务，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许多妇女因为要抚养孩子，需要特别注意语言规范。Labov曾指出母亲在灌输儿童标准语言的角色。如果真是如此，那大家可以认为抚养儿童对妇女而言构成了一个标准语言场所，正如同家庭之外的工作单位那样。简言之，成人阶段在变异研究方面呈现为一片广袤的荒原。与逐岁研究的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相对照，成人阶段被作为一个多多少少是同质的年龄群体来对待。目前尚无尝试用主要人生转变如家庭身份、工作身份或退休等来取代位学年龄范畴（eticage categories）的研究。的确，虽然有人断言人们在退休之后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其保守性，但这一点还没有得到明确的验证。老年人构成一个异质群体，其成员持续减少。Labov的研究发现当老年人失去了对权力关系的关注后，其语言行为似乎放松开来了，该研究基于一些表示老年人言语保守性与略年轻后辈相比而减弱的证据。另一方面，许多老人失去了权力，他们身体虚弱了，手头拮据了，从工作单位的退出也丧失了大量的影响力。加之，作为一个年龄群体，其数量在减少，这样带来群体影响力的减弱。Edwards解释了临近底特律的一个内城的60岁以里、60岁以外的人们的两个不同。年龄只是对与那些60岁开外（包括60）的老人而言是重要的变量，该老年群体使用变体AAVE的比例比另外一个群体高。划分这两大年龄群体的一个重要社会不同在于社会网络：更老的那个群体当地社会网络比例大。
三、结语。
本文主要在揭示国内社会语言学对年龄变量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译介了Penelope Eckert（1997）。其中有一些地方不符合国内实际情况，有待我们做实际调查研究。比如，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比例呈现上升趋势，总体人口结构逐渐步入老年型结构。另外从世界范围看，老年群体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基础最薄弱的。因此，国家社会建设和本学科发展都需要加大对老年人的语言关注和研究。这方面，国外已经起步了，我们亟需拓宽思路，结合老年学成果进行社会语言学跟踪调查。
参考文献：
[1]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3]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4]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游汝杰。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6]Eckert,P.Age as a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J].The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7:151-167.
第二篇：日语论文社会语言学先行研究
南京工业大学日语1001薛涵月
先行研究
(1)呉宬嫺(2007)「台湾人日本語使用者の断り表現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日本語母語話者と中国語母語話者との比較を中心に―」 東呉大学日本語文学科修士論文 呉(2007）は台湾人日本語使用者と日本人の依頼と勧誘に対する「断り表現」を比較し、分析している。台湾人日本語使用者の中で、滞日経験のない人13名と滞日経験ある人15名を対象にする。しかし、台湾人日本語使用者に関する研究として調査対象が少ない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それに、日本語学習者の学習年数と学習程度が「断り表現」にどのような影響があるのか、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には言及されていない。本稿では、50人以上の調査人数を設定する。そして、日本語学習者の学習年数と学習程度が「断り表現」にどのような影響を与えるのかを明らかにする。
(2)施信余(2005)「依頼に対する「断り」の言語行動について―日本人と台湾人の大学生の比較」『早稲田大学日本語教育研究』6号、pp.45-61 施（2005）では日本人同士と台湾人同士(共に大学生である)による依頼に対する「断り表現」を調査した。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から見ると、「親疎関係」と「上下関係」に関する調査は触れなかった。それに、親疎関係によって異なる「断り表現」が見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か。一つの「断り」場面しか設定しないので、日中の「断り表現」による違いことは明らかでないと思われる。本稿では、談話分析テスト(DCT)を調査方法とし、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を対象に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う。「親疎関係」と「上下関係」によって6例の「断り表現」を使用する場合を設定する。
(3)藤原 智栄美(2009)「インドネシア人・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による「断り」のストラテジー : プラグマティック・トランスファーの再考」『茨城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7号、pp.15-28 藤原(2009)によると、日本人日本語話者、インドネシア人インドネシア語話者及び台湾人中国語話者という3者の比較を通し、それぞれの第一言語（母語）の「断り」についての相違が確認された。また、日本人、インドネシア人日本語学習者、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に対して調査し、「断り表現」を分析した。しかしながら、親疎関係の要因は断り表現にどのような異なる言語行動をしているか説明されなかった。また、学習年数と学習程度が習得状況にどのような影響を与えるかも明らかでない。本稿では、質問内容として、「親疎関係」と「上下関係」に分け、6例の「断り表現」を使用する場合を設定する。学習者の習得状況を調査するために、調査項目には学習年数と学習程度を含める。
(4)鈴木 恵理子(2010)「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の断りのストラテジー--中国国内学習者の場合」『東北大学高等教育開発推進センター紀要』5号、pp.73-80 鈴木(2010)では日本語母語話者、滞日経験ない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と中国人中国語母語話者を対象とした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い、三つのグループによる断りの相違を分析している。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では依頼と勧誘場面、親疎関係、上下関係の三つの要因が「断り」の違いに影響を与えず、社会文化的要因が言語運用に影響を与えると述べている。しかし、従来の研究では、親疎関係、上下関係によって異なる「断り表現」が見られると分析した。本稿では、この二つの要因が断りに影響を与えるのか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われる。
(5)伊藤 恵美子(2002)「マレー語母語話者の語用的能力と滞日期間の関係について─ 勧誘に対する「断り」行為に見られる工学系ブミプトラのポライトネス—」『日本語教育』115号、pp.61-70 伊藤(2002)では日本語母語話者、マレー語母語話者とマレー人日本語学習者を対象として調査を行った。マレー人日本語学習者を滞日経験ある人と滞日経験のない人に分けられ、そして、滞日有無と滞日長短という二つの要素によって学習者に与える影響を分析した。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では「親疎関係」と「上下関係」によって「断り場面」を設定したが、しかし、この二つの要素が「断り｣に対する影響を詳しく分析しない。そこで、本稿の目的はこの二つの要素が「断り」に対する影響、また、この二つの要素による「断り」の違い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である。
(6)加納陸人・梅曉蓮(2003)「日中両国語におけ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ギャップについての考察―断り表現を中心に―」『言語と文化』15号、pp.19-41 加納・梅(2003)ではは中国人非日本語学習者(社会人37名、非日本語学習教師8名と英語科の学生27名)、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日本語教師8名、日本語科学生2年生7名と4年生20名)及び日本語母語話者(社会人50名と日本人学生208名)に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った。同じで単純なものを貸してもらう「断り」場面を設定し、「上下関係」と「親疎関係」の範疇がはっきり限定されていないので、本稿では「上下関係」と「親疎関係」によって、6例の異なる「断り」場合を設定する。
(7)肖 志・ 陳 月吾(2008)「依頼に対する断り表現についての中日対照研究」『福井工業大学研究紀要』第二部
38、pp.133-140 肖・陳(2008)では日本人と中国語母語話者による「断り表現」を比較した。年齢の差いによって、被験者を四つのグループに分けられ、男女各15名(全員90名)を調査した。しかし、相手の設定は同じ友人であり、親疎の度合い、目
上と目下によって「断り」に対する異なる言語行動が見られる。本稿では、「親疎関係」と「上下関係」をはっきり区別し、「断り」場面を設定する。(8)施信余(2007)「待遇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おける「依頼」に対する「断り」の研究 」日台の言語行動の比較を中心に 早稲田大学日本語教育研究科博士学位論文
施(2007)では日本語母語話者と台湾人中国語母語話者を対象として調査を行った。「断る」場合において、親しい関係を持つ友人の中を「先輩」「同級生」「後輩」に分けられた。同じ親しい友人関係を持つという設定であったので、親疎関係による断りの違いがあまり見られない。本稿の目的は、親疎関係という要因が「断り」に対する影響を分析することである。
(9)関口剛司(2006)「日本語の依頼と断り表現の研究―日台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視点から―」『銘伝日本語教育 』9号、pp.112-136 関口では日本語母語話者と中国語母語話者を調査対象とした。日中の「断り」による違いを明らかにしたが、日本語学習者と日本語使用者による「断り表現」は日本人による「断り表現」とどう異なるのか明らかにしない。本稿では、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と日本人を対象として、それぞれによる「断り表現」の相違を比較し、分析する。
(10)蒙 韫(2010)「日中断りにおけるポライトネス・ストラテジーの一考察--日本人会社員と中国人会社員の比較を通して」『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22号、pp.1-28 蒙(2010)では日本人会社員と中国人会社員を対象にし、親疎関係と上下関係によって8の「断り」場面を設定しており、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ギャップの観点から両者の「断り」の言語行動を分析している。しかしながら、中国人会社員(中国人中国語母語話者)しか調査、比較しない。中国人会社員日本語使用者に対する調査が行われていないので、本稿では日本人、台湾人(中国語母語話者)及び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と使用者を対象に、依頼に対する「断り表現」を調査、分析したい。
第三篇：国外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论文
摘 要：伴随着法治国思想的传播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行政均衡原则。这两项原则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整体。
关键词：法国行政法 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均衡原则
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其行政法被许多国家奉为典范。法国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并通过行政法院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行政法体系。支撑这一庞大的行政法体系的是隐藏在其背后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使法国的行政法体系虽然规模宏大但不显得杂乱无章，虽然范围广博但却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法国著名法学家勒内。达维在谈及法国行政法时自豪地说：“一系列行政法原则已经形成，它完全可以和民法原则媲美，而且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①]深入研究集中体现法国行政法精神的基本原则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和领会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内涵、主要观念和规范体系，同时，这对在国情上与法国有许多相同之处的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
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概言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标志着法国行政法的产生，并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与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行政均衡原则，这两个原则被认为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一）法治国思想的影响
在法国，法治国的思想产生于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以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以理性作为武器向宗教神学和君主专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中，作为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的孟德斯鸠和卢梭比较系统的阐述了法治国的思想。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制衡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都包含有丰富的法治国思想。他们倾向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权力不是绝对的，国家和个人都应服从法律，法律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害。”[②]启蒙思想家的法治国思想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进一步深入人心，并成为法国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1789年《人权宣言》第5条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不得受到妨碍，任何人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该宣言的第6条规定：“法律表达普遍意志。所有公民皆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来参与法律之形成。不论保护抑或惩罚，法律必须对所有人一样。……”。上述规定都是当时法治国思想的表现。
个人的自然权利是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构造其法治国思想的逻辑起点，这种学说对于弘扬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但是，随着法国的政治风云变换和垄断资本对加强国家权力的需要，建立在形而上学的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然权利说被实证主义社会法学派的学说所取代。以狄骥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法学不是从个人的自然权利出发，而是以社会的连带关系为逻辑起点对法治国的思想进行了阐述。狄骥认为：“法律的强制力量并不来源于统治者的意志，而是来源于法律与社会相互依存的一致性。由此，法律对统治者的约束同其对庶民的约束一样严格，因为统治者与庶民一样，也受建立在社会相互关联性基础上的法律规则约束。”[③]狄骥与启蒙思想家的法治国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使国家的公权力受到法律的控制和约束方面是一致的。比如，狄骥认为：“国家必须遵守它所制定的法律，只要该法律未被废除。国家可以修改或取消某项法律；但只要该法律存在，国家限制行为，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都必须在该法律法定范围之内，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国家才是法治国家。”[④]
法治国思想的传播为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首先，法治国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使国家公权力从属于法律，这种精神在行政领域的体现就是行政法治原则，即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行政权也应当到法律的支配。其次，法治国思想不仅要求公权力服从于法律特别是制定法（形式法治国），而且进一步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观念（实质法治国）。二战后，随着从经济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行政权更加广泛地深入到法国社会之中。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更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形式法治国思想的行政法治原则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为了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发展出了行政均衡原则。该原则要求，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行为必须合理、适度、均衡。而这正是行政法院根据公平、正义等实质法治国的观念对行政行为提出的要求。
（二）行政法院制度与判例的作用
法治国思想在行政法领域的应用必须有制度性的保障才能使该思想变为生动的现实。在这方面，法国的行政法院制度与判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对法国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的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另一重要因素。
“法国的行政法是由行政法院适用的特殊法律，而行政法院正是为适用行政法而创造的。”[⑤]大革命时期，法国人的一个共同信念是：最高法院代表旧制度，大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取消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至今仍然有效的1790年8月16日—24日的法令宣布：“司法机构应当同行政职能相分离，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行政人员的活动，违者以渎职论处”。“这项规定意味着一个终点，但它却恰恰是法国行政法的起点的标志。”[⑥]自此以后，法国行政法院从最初的保留审判权到后来的委托审判权直至1889年通过“卡多案件”正式取消部长法官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逐渐同实际的行政相分离。这个分离的过程是行政法院的独立性逐步增强的过程，是行政审判权对行政权的监督逐渐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国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法国行政法院自创立以来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它对推进法国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的发展起到了独特而卓越的作用。对此，美国学者莫里斯。拉朗热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行政法院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真正是法国独创的。在这个国家里，政府经常变动，宪法也并不持久而来回更改，行政法院却是主要的稳定因素。它所赖以建立的原则，越过成文的宪法，构成一个真实的不成文的宪法。……在这个多次发生革命的国家里，行政法院以渐进的方式发挥作用，它做事既谨慎，又有效，有时也被急风暴雨所颠覆，但很快又达到恢复，就这样保持着国家的永久性和民族的连续性。”[⑦]法国行政法院在控制行政权滥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在第五共和国创立宪法委员会之前，行政法院历年所发展的案例法几乎是唯一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⑧]行政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不仅率先发展了权力滥用理论，从而丰富了行政法治原则，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又发展了行政均衡原则。均衡原则与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日本的无瑕疵裁量请求权和裁量零收缩理论同属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控制手段，但更能体现法国行政法特色。在比较法国新旧两个时代时，托克维尔认为二者唯一实质性的区别在于“大革命之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专横的手段才能庇护政府官员，而大革命以来，它已能合法地让他们违反法律。”[⑨]这种判断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也许是真知灼见，但是在后托克维尔时代，伴随着独立的行政法院制度的出现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这种说法已经与法国当代的现实显得距离过于遥远。
法国本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同至今仍以判例法为基础的英国法相比，法国法则有以制定法为中心的法结构这种大陆法的特征。”[⑩]因此，法院判案原则上以成文法为根据，然而在行政法中起主要作用的却是判例。这是由法国行政法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一方面在公法和私法相互分离的传统之下，行政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不适用民法和其他私法的规定；另一方面由于行政事项极为繁杂，法官经常遇到无法可依的情况，不得不在判决中确定所依据的原则。在法国，“行政法的重要原则，几乎全由行政法院的判例产生。”[11]一位法国行政法学家用生动的语言说，如果我们设想立法者大笔一挥，取消全部民法条文，法国将无民法存在；如果他们取消全部刑法条文，法国将无刑法存在；但是如果他们取消全部行政法条文，法国的行政法仍然存在，因为行政法的重要原则不存在成文法中，而存在于判例之中。[12]这几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却十分生动地说明了判例对于法国行政法的重要性，也说明法国行政法的特点。在法国行政法中，判例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行政事务复杂多变，成文法难以适应这种速度；二是判例出自具有较高素质的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之手，质量比较高。[13]此外，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逐月逐年公开发表，供学术界讨论和研究，法学界对于判决的评价，也能提高最高行政法院判决的质量。
法国行政法中的原则大都先由法官或法学家们在案件发生后提出或创造出来，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的成为普遍性的成文法原则，如行政法治性原则；有的则仍处于判例状态，仅仅出现在法学家们的学术研究中，行政均衡原则即属此类。这些原则由判例产生，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正是法国行政法的优点之一。
综上所述，法治国思想的传播为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独特的行政法院制度为之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而行政法院的法官则根据实践需要通过高质量的行政判例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步推动了行政法治和行政均衡两项基本原则在法国的形成与发展。
二、行政法治原则
在法国，多数学者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活动的国内公法。调整行政活动是指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在其违反法律时受到一定制裁，例如引起无效、撤销或赔偿责任的结果。这就是法国行政法学上所谓的 “行政法治原则”。具体而言，它是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并积极保证法律的实施。[14]该原则是法治国思想在行政法领域最为重要的体现，是法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
（一）行政法治原则的主要内容
行政法治原则主要包含以下三项内容：
1.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根本要求。对于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动，而无须法律授权。但是，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则没有这种自由，而必须严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规则。这是行政行为与公民个人行为的最大区别。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机关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行政机关的权限（包括事务、时间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规定在宪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当成文法规定不明确时，行政法院根据法的一般原则对成文法的规定进行补充和解释。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自由行动，否则，构成“无权限”。无权限行为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在越权之诉中，“无权限”是行政行为被撤销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无权限机关所作出的行为，属于羁束行为，且该行为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有管辖权的机关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只能作出同样的决定，行政法院对这种行为并不撤销，因为撤销该行为“并不影响行政决定的结果和当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费诉讼时间。”[15]
2.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仅要求行政行为的存在须有法律依据，而且进一步要求行政行为的实施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说，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过程必须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法律对行政行为全程的监督和控制，使行政权在法律所设定的轨道上运行。但是，我们不能把行政法治的这一要求，简单理解为行政机关只能机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则适用于具体事件而没有任何斟酌选择的余地。行政行为有羁束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它们受法律制约的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二者都必须受制于法律这一点是共同的，不可动摇的。根据行政法治原则，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律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虑对行政行为规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条例的咨询、讨论和公布程序，行政处理的说明理由和书面形式等。由于法律规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于保障相对人权利的考虑，因此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否则行政法院将宣布该行为无效。但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虑，行政法院对于形式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并不是一概予以撤销，而是根据形式违法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撤销、不予撤销和补正等不同形式的灵活处理。
明确的管辖权与合法的形式共同构成了控制行政权行使的主要条件，无权限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国家参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销行政决定的最初的两个理由。在当代的法国，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因为“手续不仅限制每个公务人员的权力，也使每个公务人员受到其他公务人员的制约和补充。”[16]比如，法国在1978年公布实施了《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1979年公布实施了《说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1983年又公布实施了《行政机关与其使用人关系法令》等单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首先，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不能出于以私人或党派或者所属团体的利益。例如，当某家旅馆与市长的某个亲戚开办的旅馆形成竞争时，该市长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为借口关闭该旅馆。其次，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特别目的。例如，在1875年的巴利塞诉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销了省长作出的关闭巴利塞先生的火柴场的决定，理由是该行为的目的不是法律与规章授予他权力时要保障的目的，而是为了维护国家财政部门的利益。[17]
行政行为的目的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是行政法治原则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在法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初期，只要一种行政行为是由具备法定权限和资格的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会认定该行为合法，而不问该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随着行政法治的进一步发展，行政法院发展了滥用权力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行政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如果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行为将被行政法院以滥用权力为由予以撤销，从而使每一项行政行为都处于行政法院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目的和动机的审查极大地扩展了行政法治原则的内容，狄骥认为这导致了自由裁量行为概念在公法领域的消失。[18]
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还要求行政决定的内容和法律根据合法。
3.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积极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行政法治有两层含义：消极的行政法治和积极的行政法治。消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程序和目的。积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机关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保证法律的实施，这是法国行政法治原则的最新扩展。
根据积极行政法治的要求，不仅行政机关拒绝作出实施法律的具体行政处理决定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而且当法律和上级机关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制定条例，而行政机关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同样也是违法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1959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行政机关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条例来维持秩序，就是违反法律。[19]1969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当制定行政条例为实施某个法律所必要时，行政机关有义务制定这个条例。[20]
（二）行政法治原则的限制
行政法治原则是法国行政法的主要原则，行政法院利用该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广泛的监督，对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无论是行政处理行为还是行政条例都受到行政法治原则的支配。但是，该原则的适用是有限制的，不能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某些行为，这类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1.政府行为。行政法院出于避免与总统、议会和管理国际关系的当局发生正面冲突的实际政治需要，对下列的政府行为提起的诉讼不予受理：
第一，涉及政府与议会两院之间的宪法关系的行为，比如总统召集议会或推迟议会的命令，终止议会会议或解散众议院或参议院的命令等。
第二，政府的外交行为，也就是涉及法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行为。比如政府对于国际条约的磋商、签定、批准、执行等行为。
第三，总统根据1958年宪法第16条在国家遭到严重威胁时，根据情况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另外，总统根据宪法第11条将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复决的行为。
政府行为制度主要是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创造的，其范围也主要是行政法院的判例所决定的。在法国，先后有政治动机理论、统治行为等理论对于政府行为的存在予以辩解。但是，无论如何解释，既不受行政法院监督又不受普通法院监督的政府行为毕竟是对行政法治原则的破坏。因此，随着法律地位的巩固和提高，行政法院通过判例逐渐缩小政府行为的范围，从而扩大行政法治原则的适用范围。比如在1875年拿破仑亲王诉战争部长案中，行政法院抛弃了“政治动机”理论，实质上缩小了不受行政法院审查的政府行为的范围。另外法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原则上不受法院的管辖，但是最近行政法院也通过案例减弱了这一原则性。[21]
2.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是指在发生了诸如战争、自然灾害等的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为了保证公共秩序和公务运行的连续性而采取的特殊行动。特殊情况在最初是指战争，之后特殊情况的范围越来越广，扩展到和平时期发生的危机和紧急情况，比如发生全国性的罢工或者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等。
对于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行政法院不能用合法性原则进行审查，否则，这类行政决定可能都会因为违法而被撤销，这将使行政机关在面临特殊紧急的情况时，不能迅速采取行动以消除现实存在的威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证公务活动连续进行。但是，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对公民权利和自由是极大的威胁，必须对其加以制约和限制。因此，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发展了行政法的另一项基本原则，即行政均衡原则。行政法院运用均衡原则对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进行监督和制约，从而维系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上述可见，行政法治原则的适用存在着一定的限制，但是，随着政府行为范围的逐渐缩小，该原则的适用范围正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为了加强对自由裁量行为和特殊情况下的行政行为的监督，行政均衡原则作为行政法治原则的补充应运而生。
三、行政均衡原则
在法国，行政均衡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主要是适应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需要而出现的，它是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是法治国思想进一步深化的表现。二战后，法国行政法院的权力迅速加强，逐渐取得了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到1970年代形成了对行政权力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并建立起一整套以行政法治原则为中心的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监督和行政法院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的干预，行政事项迅速增多，行政自由裁量权出现了日益扩大、难以监督的趋势。法院对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和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难以直接运用合法性原则进行监督和控制。在此情况下，行政法学家们根据具体案件总结出了一些在特定情况下适用的、作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均衡原则。
（一）行政均衡原则的涵义及其主要内容
“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2]该原则的本质是行政法院通过对行政行为的均衡性审查，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维护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一般认为，下列行为违反了均衡合理原则：[23]
1.判断事实明显错误。在很长时期内，行政法院只审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而不审查行政决定的适当性，以免以行政法院代替行政机关，妨碍行政效率。事实问题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行政法院不评价行政机关事实上是否应当作出某项决定。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为了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监督，行政法院在“越权之诉”中开始审查作为行政行为根据的事实问题，将“判断事实明显错误”作为撤销行政行为的理由之一。所谓“明显错误”是指不需要专门的知识，任何通情达理的人根据一般的常识都能看出的错误。当一个行政行为存在这类错误时，必然会造成事实和法律适用之间的失衡或者不相称。“当行政决定的结果看起来有背良知、丑恶可耻、违背逻辑（例如，在公职部门中，一个小小的错误导致解职）时，法官将撤销这个决定。”[24]而且，随着地位的逐渐提高，行政法院以越来越灵活的方式来判断“明显”的特征。“判断事实明显错误”是行政法院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进行均衡性监督的最常见方式。通过这种均衡性监督，行政法院力图保持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2.手段与目的不相称。行政机关有选择达到行政目的手段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在有多个手段可以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目的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所选择的不是对行政相对人损害最少的手段，则属于手段与目的不相称。手段与目的不相称造成了对个人权利的过度侵害，使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失去了平衡。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手段和目的的均衡性监督主要适用于两个方面：第一，适用警察行政领域。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1933年的“本杰明”案。在该案中，本杰明先生要求举办一个艺术研讨会，但是，市长担心发生骚乱，因此以维持公共秩序为由，下令禁止研讨会的举行。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市长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达到维持公共秩序的目的，如召集大量警察，既可以避免骚乱，又不至于对公民的自由构成威胁。再如，在1953年的一个判决中，行政法院撤销了市长的一个命令，市长规定集市上的流动商贩必须具有对第三人伤害保险的保险单，法院认为为了保护公共安全，这项规定对进行危险表演的艺人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贩卖糖果和花卉的商贩来说是过分的。[25]第二，适用于监督“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对于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法院无法进行合法性监督，但是，为了避免该类行为造成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造成过度的侵害，行政法院仍然要对行政行为进行均衡性审查，这包括审查特殊情况是否存在；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否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其行政是否与当时的情况相适应，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可见，在上述的两种情况中，行政法院同样是致力于在公共秩序和公民的自由之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合理的均衡以避免行政权对相对人的过度侵害。
3.损失与利益失衡。这是指行政决定所要实现的利益和所造成的损害结果之间不相称，失去平衡的情况。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这种均衡性监督主要适用于计划行政与公用征收相关的领域。如在计划行政领域，行政法院曾经以一个飞机场开放计划可能花费的资金与有关市镇可能提供的资金之间不成比例为由而宣告该计划违法。[26]又如，在1971年的一项判决中，行政法院根据均衡原则拒绝了居民诉请撤销某项市政工程计划的要求。在该案中，法院认为该工程计划中修建一条公路的得益高于因此而征用拆除的90所房屋的价值。在类似的另外一个案件中，尽管地方议会为了公共利益具有提供牙科诊所的广泛权力，行政法院仍然可以审核是否有必要在该地区设置诊所以及公共投资与收益是否相称。[27]在上述案件中，由于行政机关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法院难以应用行政法治原则进行监督审查，同时，由于这类案件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法官中也很难找出“判断事实是否明显错误”，因此，法院往往审查公共工程计划所可能得到的效益和可能引起的损害之间是否达到了平衡。法国法学家古斯塔夫。佩泽尔在谈到法律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时指出：“在为公益事业而进行的行政征用方面，今天法官监督是否存在对私有财产的损害，财政成本和可能对社会产生的不便，或征用是否损害其他公共利益，它所代表的利益是否过分。”[28]可见，行政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审查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权衡各方面利弊的结果。法国行政法学称这种权衡是“损失和利益对较表”。[29]由于损益平衡监督实际上最接近于对行政行为进行妥当性的判断，因此在实践中的运用受到严格的限制。
（二）行政均衡原则的限制与前景
在法国，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审查，对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妥当和均衡的监督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目前，行政法院只能将该原则适用于对行政处理的审查而不适用于对行政条例的监督。在实践中，行政法官尽量不应用均衡原则，而是采用行政法治等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因此，行政均衡原则是以行政法治原则的补充的面目出现的。
行政均衡原则的适用之所以有上述的限制，一方面是分权的需要。行政权和行政审判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有必要保持二者之间适当的分离和独立，这在客观上要求行政审判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应当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以免行政审判权过分侵犯行政权，妨碍行政效率；另一方面是历史传统的原因。“独立的普通和行政法院为法国保持了基本法治，从而在动荡的政局背后为社会带来了稳定。但或许是大革命的冲击，法国的法院至今坚持着谦逊的外观。”[30]大革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行政审判权依附于行政权，因而行政机关也就放心地接受了行政法院的监督。但是，随着地位的逐步提高，行政法院对行政权实行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监督，这种情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唤醒法国人对大革命前的最高法院的回忆。因此，行政法院对行政权的监督在富有创新性同时又是非常谨慎的。行政均衡原则的适用实质上相当于对行政行为是否适当的审查，这已经达到了行政权和行政审判权相互交叉的灰色地带，稍有不慎，就有行政审判权侵犯行政权，行政审判权代替行政权之嫌。因此，行政法院在适用均衡原则时也就格外小心谨慎，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如上所述，由于分权和历史等原因，行政均衡原则的适用存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该原则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和政府日渐扩大的特殊权力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表面上是利用的行政法治原则，实则应用的是行政均衡原则。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行政法院独立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权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社会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和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加强监督的需求的不断增长，该原则在法国行政法中将发挥将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该原则已经超越了行政法领域，为法国宪法委员会所继承，用以审查法律的合宪性。[31]同时，该原则也超出了国界对其他国家的行政法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比如，英国上议院认为，英国行政法将来有可能接受这一原则，作为审查行政行为的一项依据，并承认它相当于英国的“温斯伯里不合理性原则”（Wednesbury principle of Unreasonableness）。行政法学者约威尔和莱斯特尔也主张英国应引进和移植这一原则，以弥补英国行政法原则的缺陷。[32]从现实看，均衡性监督在欧洲法中也已经得到了实际的应用，比如，欧洲法院在“超热牛奶许可案”、“消毒牛奶进口案件”、“产品国籍标志案”以及“原油进口案”等一系列案件中都运用了该原则。[33]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一原则将不仅对欧洲大陆行政法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将会被英国行政法所接受而带来英美法系行政法的变化。
作者：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法]勒内。达维：《英国法和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潘华仿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②]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③] [法]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④] [法]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同前，第29页。
[⑤] [法]勒内。达维：《英国法和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同前，第102页。
[⑥] [法]勒内。达维：《英国法和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同前，第115页。
[⑦] [美]莫里斯。拉朗热：《国政院》，《图莱法学杂志》1968年第1期。转引自袁曙宏、赵永伟：《西方国家依法行政比较研究-兼论对我国依法行政的启示》，《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⑧]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⑨]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页。
[⑩] [日]早川武夫等：《外国法》，张光博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页。
[11]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12] [法]弗德尔：《行政法》，1984年法文版，第107页。转引自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同前，第22页。
[13] 参见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14] 这里涉及的“法律”，是指广义上的法律，在法国包括：宪法、法律、欧共体的规则和指令、法的一般原则、判例和条例。
[15]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同前，第689页。
[16] [法]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上册），龚觅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41页。
[17] 参见胡建淼：《外国行政法规与案例评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页。
[18] [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冷静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171页。
[19] 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1953年Doublet案件的判决。
[20] 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 1964年 11月 27日 Dame Vre Renard案件判决。
[21] 参见胡建淼：《外国行政法规与案例评述》，同前，第614页。
[22] 王桂源：《论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
[23] 参见王桂源：《论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同前。
[24] [法]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廖坤明等译，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6页。
[25]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同前，第472页。
[26] 赵娟：《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的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27] 张千帆：《法国的国政院与行政行为的司法控制》，《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28] [法]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同前，第47页。
[29]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同前，第699页。
[30]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同前，第6页。
[31]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同前，第98页。
[32] [英]勃伊伦：《英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牛津法律研究》1992年第2期。转引自王桂源：《论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同前。
[33] 赵娟：《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的比较研究》，同前。
第四篇：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国内研究综述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将国外学者对移民研究所取得的社会融合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对国内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说。
第一，再社会化理论，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主要集中于经济、心理、社会和文化层面上。
第二，是马西恒提出的新二元关系学说，主张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逐步从隔离排斥走向兼容合作的关系。
第三，是学者张文宏和雷开春在学者田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融合递进说，主张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涉及多个层面，并通过实证调查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各个层面之间的递进关系。
最后，是学者杨菊华所提出的一个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了经济、文化、行为及身份四个方面。
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通过定量分析，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心理或文化和社会三个层面上展开。
首先，在经济层面上。流动人口和城市原著居民相比，作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中坚力量，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但从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上看，其在城市的经济融入还远未实现，和城市原著居民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大部分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待遇较差，比如低工资收入、长工作时间、恶劣的劳动环境、缺失的社保及就业歧视等问题，对其经济融入方面造成进一步的阻碍。与此同时，其在流入城市的消费情况也进一步反应了其经济融入情况。他们在流入地的消费结构单一且消费水平较低，除去日常开支，多数人的收入都转换为储蓄并通过汇款等方式流入农村家乡。流动人口收入高回流这一情况，表面了其和亨氏社会消费模式存在较大差别，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部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积极性不高。
第二，在社会层面上。流动人口在城市交流交往的对象，依然集中于和其有亲缘或血缘关系的老乡上，他们很少与城市社会主流法伤持续的沟通互动，对社会团体的参与度较低，在社区选举等政治性活动中也较少出现。而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团体的参与是其社会融入情况的重要体现。从目前看来，中国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于缺乏一种以组织形式出现的载体。另外从社会角度看，流动人口是一群城市的无归属群体，城市里的各种社会群体，无论是文化团体，还是社区组织，亦或是福利团体等，都极少涵盖到流动人口这一群体。同时，由于文化的同质性，流动人口在外部社会交往上也呈现出一种交往的内倾，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相比于和城市原著居民，他们更愿意和老乡或者其他地区流入城市的农村人交往，这一交往倾向进一步阻碍了他们和城市人的接触，阻碍了城市价值观念或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也造成流动人口在社会层面融入的封闭。
第三，在心理层面上。从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对这一层面的研究停留不多。研究现有文献可以发现，流动人口几遍认为自己适应了城市生活，也只是一种低层次的适应，只停留在经济或社会交往的适应上，离精神层面的适应还差距甚远。另外，从价值观和归属感两个方面对他们的心理层面的适应进行分析证明，其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上的适应性依次递减。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城市外来人口，即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做了大量理论及实证研究，已取得到丰硕成果。主要有第一，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维度以及层次上进行探讨，基本支持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多维度的这一观点，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几个方面。第二，有学者在居住状况、社会交流和活动参与等方面对流动人口的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社会融入程度较低，仍和城市原著居民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
第五篇：国外对就业的研究
由于不充分就业和失业现象的大量普遍存在，世界各国都致力于提高劳动就业水平，逐步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
充分就业这一概念始于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充分就业是“在某一工资水平下，所有愿意接受这种工资的人都能得到工作”，这时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迄今为止，理论界对充分就业概念的解释，大致分为两种：(1)充分就业指劳动力和生产设备都达到充分利用状态。
(2)充分就业并不是失业率等于零，而是总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首次提出这一概念)。
除此之外，有人用某一具体就业水平指标来描述充分就业。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来描述充分就业的自然失业率水平逐步提高，由50年代的3%-4%提高到80年代的6%。
国际劳工组织指出，充分就业是指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劳动年龄段男子和妇女能够得到有报酬的、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的就业水平。可见，充分就业包括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两个方面的含义。
该信息出自“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国内外扩大就业政策研究和实践综述
2010-11-30 | 访问次数:118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2010-11-30 摘要：就业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就业问题更需予以重视。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扩大就业政策研究和实践进行梳理总结，对深化我国就业研究、尤其是对制定和优化提高就业水平的相关对策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扩大就业，政策研究与实践，综述
就业乃民生之本。基于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为增加借鉴、拓宽视野以深化当前就业研究，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政策研究与实践进行简要回顾。1 国外扩大就业政策研究实践
西方就业理论从18世纪人口与资源均衡发展的思想萌芽开始，迄今产生过古典经济学派人口均衡发展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就业理论、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就业理论、人力资源（本）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学派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新自由主义反古典经济学派就业理论等。各学派及各国政府深入探讨失业产生的原因，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就业理论、政策和实践，其中涉及扩大就业的主要有： 1.1 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
国外很多学者都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得出的结果也有所差异。但总体结论是：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具有一定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可以带动就业率提高，如哈罗德-多马模型、奥肯定律等，因此要扩大就业，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良方。
1.2 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创造新就业岗位
各国都认识到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重要影响，并采取了如下对策：一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包括增加投入，运用新技术来改造和重组传统产业。过去10年，美国对电脑维修人员的需求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二是积极发展服务业。多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显示：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巨大“蓄水池”，是吸纳新增劳动力的重要方向。三是重视发展制造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因而从业人员在产业间的分布与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制造业中仍然存在着增加就业岗位的巨大潜力。四是吸引外资、发展外贸促进就业。1.3 发展中小企业，扩大就业容量
从世界各地发展经验来看，社会上65%-80%的劳动力集中于中小企业。英、美、日等国家及“亚洲四小龙”不仅通过发展中小企业实现了就业的扩大，其集群化趋势还促进了分工协作，拉长了产业链，增加了企业数量，催生了新城镇，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就业需求。毋庸置疑，中小企业在促进城市就业、扩大就业容量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未来主要就业增长点之一。1.4 加强职业培训、就业服务，提高就业适用率
西方各国政府都强调职业培训、就业服务特别是成人职业培训的重要性。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等主要是针对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日益提高的趋势，采用各种培训措施，主要方式有：一是运用经济手段鼓励甚至强制劳动者参加培训；二是为培训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三是提供就业服务。如英国对全国就业服务实行垂直领导，确保公共就业服务的有效。
1.5 通过大力发展非正规就业等手段来扩大就业
国际劳工组织（ILO）等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国家非正规就业（我国也称灵活就业）发展迅速，就业吸纳能力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就业增长点，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会产生巨大的就业吸纳效应。但非正规就业市场发展不够完善，规则尚不健全，许多问题尚待解决。1.6 构筑完善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保障体系
各国实践证明，失业保障制度越健全，社会承受失业的能力就越强。失业保障与促进就业是一对孪生姐妹，两者相互结合，既保障了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又为其提供了就业服务，创造了再就业条件，促进再就业的实现。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般都有相应的国家立法，一方面强化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强调个人和保障对象的义务。2 国内扩大就业政策研究实践
就业政策对占世界劳动力总数的1/4的中国更显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如何解决每年新增庞大劳动力等问题，解决不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国内相关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已有研究涉及劳动就业与失业的多个领域和视角，最后都落脚到扩大就业的系列政策：
2.1 将扩大就业纳入执政目标 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低效率＋高就业率”的发展模式，失业问题并不突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潜在的失业问题逐步浮上台面。当前，随着金融危机爆发、经济放缓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业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就业已被纳入国家的长期战略和政策目标，如党的十七大报告等均强调了就业的重要性。此外，国家“十一五”规划、地方规划等都不断强调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出台了各种措施来增加就业，并颁布了《就业促进法》以期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的确立。2.2 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就业
中国当前还处于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期中，“制度性”就业矛盾突出。因此，扩大就业必须深化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把当前以保障社会稳定为主的政策调整为社会稳定与扩大就业并重的政策。二是要放弃歧视性就业政策，促进城市二元劳动力就业体制的转换，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使农民和市民能够公平竞争就业岗位。三是建立必要的劳动力需求管理和劳动力供给管理制度。此外，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人员就业，成为新时期我国扩大就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方向之一。2.3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
扩大就业容量既靠推动经济增长，也有赖于调整产业结构：一是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即各地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经济条件，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和经济，由此扩大本地就业容量。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依靠服务业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就业容量来扩大就业。三是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能片面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更不能长期依赖资源密集型或资源消耗型产业。
2.4 通过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就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现阶段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客观上，大规模涌动的“民工潮”加大了城镇就业压力，但并不能因此而实行歧视性就业政策，限制农民工在某些行业、工种就业。大、中城市应逐渐放宽对农民进城务工谋生的行政限制，并相应改革现行的就业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进城民工的管理和服务。2.5 通过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就业
国内外实践表明，发展中小企业对扩大就业具有积极影响。中小企业发展速度快，提供就业岗位潜力大。中小企业多涉足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大等。为此，许多城市和地区推出了发展中小企业以扩大就业的措施：如放宽市场准入、给予税收优惠和支持、为中小企业培训人员、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提供就业补贴、成立中小企业的促进机构并出台相关立法为其发展排忧解难等，有力地促进了中小企业发展，提升了就业吸纳力。2.6 通过支持民间创业来扩大就业
实证研究表明，以创业带动就业是解决问题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一是创业主体庞大，包括大学毕业生、归国留学人员等。二是创业领域广泛，涉及三大产业及其所属诸多行业，包括由其不断开发和衍生出新的行业。三是创业具有稳定的“倍增效应”：不仅解决了创业者本身的就业问题，而且通过雇用员工实现了就业倍增。为此政府需强化创业扶持理念，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完善创业服务体系，消除创业壁垒，优化创业环境，加强创业培训，改进创业教育，加强创业引导等。
2.7 通过培育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来扩大就业
影响充分就业的原因之一是我国劳动力供求信息不对称，因此需通过培育健全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多方位就业服务体系来解决。一是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和劳动就业等制度的改革，完善人员流动政策。二是要逐步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包括发展正规职业中介机构等。三是建立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与培训双支柱体系，一方面大力发展以增强从业创业能力为导向科技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强化以提高劳动力素质为目的的职业培训制度。四是要加强对就业服务市场的监管，维护就业市场的秩序。2.8 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就业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为此需要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建立健全就业法律法规体系，为扩大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更广泛、有效的法律保证，从而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要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覆盖全城乡的失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制度，形成包括失业保险基金等在内的统筹城乡、统筹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各类失业人员、就业人员、合理流动人员构筑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安全网”。2.9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扩大就业政策
在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时段，所需要的就业政策是不同的。为此就需要积极探索适合本地需要和时空条件的就业政策，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同的矛盾或方面，分别侧重解决如劳务输出、劳务输入、劳工荒、技工短缺、下岗职工再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科技创业等问题。3 启示
回顾、总结、梳理国内外扩大就业政策研究和实践，对我们深化就业研究、尤其是制定和优化提高就业水平的相关对策有多方面启示：
首先，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是建立和谐社会、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务，是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
其次，完善市场体系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理应在就业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建设方面积极探索、推陈出新、力求实效。
再次，扩大就业容量需要系列配套政策，包括经济拉动、政策扶持、市场服务、政府调控和社会保障五大支柱，涉及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体制改革、人员培训、创业激励、非正规就业、健全保障体系、发展中小企业等多项举措。最后，探索适合本国本地特点的就业政策是相关研究的要务和难点。如我国的人口多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劳动力流动性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各地就业结构不合理、就业水平不高等现象日益突出，因此要结合自身特点来提出促进就业的创新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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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利红
来源：《中国市场》2010年第44期
促进就业尤其是实现充分就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针对这一难题，许多国家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大胆尝试，其中以立法促进长效就业，便被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外促进就业立法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以期对我国的促进就业立法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国外促进就业立法的延变与发展 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虽然局部战争一直不断，但未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虽然经济衰退多次发生，但未出现以往大萧条时期的严重危机；虽然工人运动曾有高潮，但未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严重威胁；因此，总体来说在这一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劳动立法有了一个较为平稳的快速发展。世界劳动立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和体系在这一时期已基本形成。
就业或促进就业立法是劳动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同工作时间、工资支付等其它劳动条件立法相比，就业或促进就业立法是比较晚的事情。在早期工业化时期，由于失业问题不突出，劳动立法中没有专门的就业内容。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失业规模和持续时间均呈扩大趋势，劳动法才开始增加有关就业的内容。最初的有关就业立法是围绕失业保险进行的。1911年，英国成为第一个实行国家强制性失业保险的国家。其他的欧洲工业国家也先后于20世纪20年代前颁布了失业保险法律。美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直到在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中，才涉及到失业保险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制定就业立法以规范职业介绍和失业保险为重点，以减轻失业痛苦和保障失业者生活为目的。在这之后，由于经济大萧条使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开始向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模式转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失业问题问题日趋严重，对很多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增长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因此，一些国家开始逐步改变或放弃了只注重消极的失业保险政策，开始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促进失业者再就业作为其重要的就业立法内容。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就业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公民及家庭谋生的手段，它还是劳动者获取基本人权及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所指出的那样，“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这不仅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而生存，它还是人们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以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这使得工作成为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基于这样一种共识，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多项有关促进就业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许多国家批准了这些公约，并参照其精神，在制订各自促进就业的法规中开始注入了新的更为广泛的内容，其中包括推进整体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带动就业岗位增加的内容，扶持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扩大就业渠道的内容，实施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优惠政策创办小企业或公益性就业岗位的内容，实施免费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就业培训促进就业的内容，以及改革失业保险促进失业者再就业的内容等等。
由于就业问题几乎同劳动领域的所有问题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国外促进就业立法的模式、种类、层次和结构必然是多方面的、其数量自然也是庞大的。据国际劳工组织粗略统计，世界各国有关就业或促进就业的现行法律法规多达数千项，对各自的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长效作用。
二、对国外促进就业立法有关问题的研究与分析
促进就业立法同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以及立法习惯和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因此，总括来看，国外的促进就业法规既有其鲜明的个性，也有许多共性之处。为节省篇幅，这里仅把其带有共性的、对我立法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价值的若干问题进行归类研究、分析和阐述。
（一）立法模式
从大多数国家的实践看，就业促进立法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是综合立法，即在综合性劳动立法或劳动与社会法典之中列入促进就业的条款。例如德国在《联邦社会法典》中列入了《联邦就业促进法》，并把其作为该法典的第三部分独立成书，法国在其《劳动法典》中也列入了许多有关促进就业的章节和条款。二是专项立法，即对促进就业进行专门立法，如《俄罗斯联邦居民就业法》（1996年）、《美国充分就业和（经济）平衡增长法》（1978年）、《英国就业保障（合并）法》（1978年）、《波兰就业与失业法》（20世纪90年代末）、《秘鲁就业促进法》（1993年）和韩国的《基本就业政策法》（1993年）等。这种立法方式便于把相对较多的就业或促进就业内容纳入其中，是一种较为综合性的专项促进就业立法。三是分散立法，即将就业或促进就业的相关内容分别立法，但又使这些单项法规彼此呼应、互相配套、相互制约，共同发挥其促进就业的作用。日本是采取这种立法方式的一个典型国家。它围绕促进就业主题分别制订了《就业安定法》（1947年）、《紧急失业对策法》（1949年）、《退役军人转业临时措施法》（1958年）、《煤矿工人转业暂行措施法》（1959年）、《残疾人就业促进法》（1960年）、《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法》（1969年）、《老年人职业稳定法》（1971年）、《保障男女平等就业法》（1972年）、《雇用保险法》（1974年）和《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组织法》（1999年）等。四是混合立法，也就是采取以上三种或其中两种方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譬如，德国和法国采取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相结合的立法方式。德国除在《联邦德国社会法典》中制定《联邦德国就业促进法》外，还制定了《联邦增加就业岗位法》、《联邦残疾人康复法》和《促进老年工人临时工作法》等法规。法国除《劳动法典》中列入的促进就业条款外，也制定了其他有关职业培训和就业援助方面的单项法规。
美国和英国采取的则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相结合的立法方式。例如美国除制定《充分就业和（经济）平衡增长法》以外，还制定了《综合就业与培训法》（1980年）、《家庭支持法》（1988年）、《工作培训伙伴法》（1982年）、《劳动力投资法，最后规定》（2000年）、《职业恢复和教育规定》（1983年）、《康复法》（1973年）、《就业年龄歧视法》、（1986年修订）、《紧急就业法》（1971年）等与促进就业相关的法规。英国除制定《就业保障（合并）法》外，还制定了《就业机构法》（1973年）、《求职者补贴（修订）规定》（2004年）、《就业机构和就业企业行为规定》（2003年）、《求职者法》（1995年）、《就业法》（1990年第38章）、《性别歧视法》（1986年第59章）、《就业和培训法》（1973年第50章）和《公平就业法（北爱尔兰）》（1976年）等其他与促进就业相关的法律。
总之，由于促进就业问题涉及面十分广泛，单靠某一种立法方式是很难奏效的。国外在促进就业立法方面的实践表明，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混合立法模式，而进行专项促进就业立法的国家相对较少，即便是采用专项立法的国家，也制定了大量的其它单项配套法规。
（二）立法宗旨
国外促进就业立法不管采取那种模式，其立法宗旨基本上是一致的，既都是为了促进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德国和意大利在其促进就业立法中的表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德国在其《联邦就业促进法》总则中规定：“在整个经济和社会政策范围内，争取达到和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不断改善就业结构，以避免、减轻或消除因失业对国民经济及个人利益带来的不利影响”。意大利在其《促进就业法令》总则中规定：“制订该法的出发点是旨在通过实施新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等总体行动战略，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大幅降低失业率。”
（三）立法目标 国外促进就业立法在确立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方面也比较接近。这些目标一般包括：（1）开发劳动力资源，使从业人员有平等的选择就业的机会；（2）创造条件，保障公民体面地生活和个人的自由发展；（3）避免失业和低劣性就业；（4）防止劳动力出现短缺；（5）保障和改善从业人员的职业合理流动；（6）防止、减轻或消除因技术发展或经济结构变化给从业人员带来的不良影响；（7）促进身体、精神或心理残疾人员的职业安置；（8）为就业特别困难的长期失业者提供倾斜性保护，预防大规模失业，减少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9）反对各种形式的就业歧视，确保就业机会均等；（10）鼓励雇主维持现有的工作岗位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11）改善地区和行业的就业结构；和（12）严厉打击非法职介，杜绝非法就业，维护劳动力市场正常秩序。
（四）立法考虑的相关因素
国外的促进就业立法虽然侧重点各有不相同，但立法所需要考虑的共同因素却也不少，比如说：（1）受益人能从事工作的时间；（2）受益人的技能水平；（3）社会可以提供或创造的适应青年、妇女、残疾人和大龄长期失业人员等特困群体技能水平的工作类型；（4）可提供就业服务的可能性和程度；（5）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失业保险同促进就业的关联性；（6）在社会、经济以及市场需求波动的情况下，就业的稳定性；（7）就业促进政策与其他经济和社会政策，包括投资和产业结构政策、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调节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防止通货膨胀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性等等因素。
（五）促进就业法规实施的对象及法律上的称谓
国外促进就业法实施的对象及法律上的称谓一般包括以下几种：（1）“特殊就业计划的受益人”；（2）“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失业工人”；（3）由于经济性裁员、技术革新、工人的技能水平和业务能力变得陈旧的45岁以上失业人员：（4）16岁以上，体残、智残或有严重障碍的人员；（5）16－24岁、失业6个月以上的青年人员；（6）25岁以上、失业2-3年以上的人员；（7）50岁以上、失业6个月以上的人员；（8）单亲父母失业者；（9）妇女失业者和（10）刑满释放失业者等。
（六）法规中列出的主要促进就业措施
各国在有关促进就业的法律中规定的主要促进措施，概括起来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采取综合性优惠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岗位；（2）对各类企业实行工资补贴或减免某些税赋和社会保险费，以鼓励雇佣失业者；（3）对微小型企业给予银行小额贷款或贷款担保，帮助失业者实现自谋职业；（4）实行灵活或弹性就业制度，扩大就业容量；（5）对夕阳产业和就业困难地区实行财政、税收、金融、培训等一揽子保持和创造就业岗位援助措施，帮助成批量的下岗和失业人员再就业；（6）对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疫病或其他各种灾难在短期内造成的突发性大批失业人员，实行综合性优惠就业政策和措施；（7）对残疾人，特别是重残失业人员实行庇护性安置和按比例安置的特殊就业援助政策；（8）政府或社会创造公共工程项目和社区临时工作岗位，安置青年和老年长期失业的特困群体就业；（9）为求职者提供免费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等一站式就业服务；（10）改革单纯保障失业者生活的失业保险制度，将部分失业金用于促进再就业；并降低给付期限和金额，促使失业者积极再就业。
（七）实施促进就业法的相关组织机构
国外负责促进就业法规的实施和监督部门一般为劳工部或就业部。但是由于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许多国家都根据相关法律建立了国家促进就业委员会或国家促进就业联席会议制度。这类就业委员会或联席会议的牵头人一般由内阁主管副总理或总理直接兼任，成员由政府各相关部门、工会、雇主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负责人和有关专家担任，其主要职责是进行就业政策协调和咨询。办事处或秘书处一般设在劳工部或就业部。
国外具体负责执行促进就业法规任务的，一般是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这些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名称、组织结构和隶属关系各异，比如德国叫联邦劳动局、属于三方性自治机构；瑞典称劳动力市场管理局，结构和隶属关系和德国相似；而英国则叫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是直接隶属于英国就业部的一个下属机构。但是，它们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都承担劳动部或就业部下达的任务，都接受政府财政足额拨款，并接受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或监管，其工作人员都为政府公务员或国家公职人员，其主要的共同职能则包括：（1）参与制订和执行促进就业政策，并保持其连续性；（2）为求职人员和用人单位提供高度透明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并为失业人员提供免费就业指导、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3）开发、实施和管理公共工程或社区就业项目，安排特困群体再就业；（4）负责失业登记和管理失业保险金，并运用部分失业金促进再就业；（5）纠正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缺陷，促进劳动力流动，促进劳动生产力和经济的增长。
（八）确保就业或再就业经费来源
国外以法律确保实现促进就业目标的基本经验之一是，政府财政予以足额拨款。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经合组织成员国财政每年拨付的就业经费一般都占其GDP的2%以上。有的国家，如丹麦甚至高达6.5%。英国财政部每年单是拨付给职业培训经费一项就高达30亿英镑，约相当于其财政收入的1%。澳大利亚政府1995年财政预算为职业培训拨付的专款为26亿澳元，且规定以后每年递增7%，远远高于其经济增长率。同时，它还要求各州、区政府在财政预算中要确保对职业培训资金的拨付，不能随意减少。法国政府1994年拨付的职业培训经费高达170多亿法朗。德国政府1994年用于职业培训的经费高达80亿马克，而且其筹集培训经费的办法采取现收现支，不足部分由国家财政兜底。
近年来，一些新兴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如韩国在就业方面的投入也增加了。以公共职业培训为例，目前韩国全国共有40所公共技能培训大学，1993-95年政府每年投入这些学校的经费预算平均达到21．6亿美元，占该时期韩国年均GDP的0．77%。另外，有些发展中国家也采用不同方式增加了对就业经费的投入。比如，墨西哥政府九十年代以来对就业经费的投入增加了15%。
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的时期，许多国家除及时调整和补充财政对就业经费的投入外，还调拨失业保险金用于支持促进就业的各项工作，调拨幅度一般占失业保险金总额的1/3左右，有些国家甚至还要高。
（九）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在促进就业中的责任与作用
有些国家在促进就业法规中明确规定了政府、雇主（组织）、工会和求职者个人在促进就业方面各自应承担的职责和义务。譬如，美国在1978年新修订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平衡增长法》中规定，联邦政府应在促进充分就业、生产和实际收入，促进经济平衡增长、生产力适度增长和适当注意国家优先发展重点，以及保持物价适度稳定等方面承担责任。该法还规定总统必须每年制订明确的短期和中期经济发展目标，以实现总体性经济政策、结构性经济政策和促进充分就业政策的完美结合；并须加强和改善联邦政府各经济决策部门和劳工部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工作。
俄罗斯《居民就业法》规定，政府应承担如下职责和义务：（1）对居民就业状况进行评估和预测，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2）制定和实施联邦和地方的就业计划，包括对弱势群体的就业促进计划；（3）帮助公民寻找合适的工作，协助雇主挑选所需要的职工；（4）为失业人员组织职业指导、职业培训，转业培训和技能培训，免费提供就业促进服务；（5）依法向失业者发放社会补贴。
雇主或雇主组织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包括：（1）遵守俄罗斯联邦法律和调节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和协议；（2）在停产和解雇职工时，采取俄罗斯劳动法和集体合同规定的措施保护劳动者；（3）利用自由资金和其他雇主的资金，帮助即将被解雇的职工再就业和参加职业培训，以及提供法律规定以外的物质帮助；（4）为职工参加职业培训、转业培训和技能提高培训提供经费支持，并在核定企业应纳税利润中扣除这笔费用；（5）制定并实施旨在保持和合理利用职工潜力，提供社会保护，改善劳动条件以及其他优惠的计划；（6）遵守安置残疾人就业配额的规定；（7）安置特别需要社会保护的人员就业，或者保留部分工作，以安置有关人员就业。（8）在作出企业倒闭、缩减人员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时，雇主要在实施该决定前2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就业机构；（9）雇主有义务每月向就业机构提供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为残疾人恢复职业能力和促进其就业所必需的信息；提供空岗和完成残疾人就业配额的信息；（10）在无正当理由拒绝聘用已经同意接收的初级、中级和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的情况下，雇主应当向联邦预算缴纳相当于该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专项缴费。（11）如果雇主聘用了就业机构介绍的人员时，应在5日内返还就业机构的介绍信，并注明聘用日期。如果拒绝聘用就业机构介绍的人员时，雇主应在就业机构的介绍信上注明应聘理由，并将介绍信返还给前来应聘的人员。
工会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为：（1）参与制定就业政策；建议地方政府推迟大规模解雇职工的时间或暂停执行解雇的决定；要求雇主在大规模解雇职工时，必须提前3个月以上以书面通知工会；（2）有权与雇主组织就工会就业问题相互咨询，并签订有关就业促进措施的协议；（3）工会有权要求雇主在集体合同中规定保障就业的具体措施。
日本有关法律对政府规定的促进就业责任包括:（1）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和综合性就业促进措施，制订促进就业计划和实施措施，提供就业保障和提升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2）尽力实现劳动力供求平衡；（3）为雇主稳定工人就业的努力提供便利；（4）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5）对求职者和寻找工人的雇主进行指导；（6）提供职业转换培训，开发和保护熟练工人；（7）促进中老年人就业和残疾人就业。
日本法律要求雇主必须向雇员提供培训机会，开发和改进其职业技能；要求求职者个人必须参加失业保险，向职业安定机构汇报寻找工作的进展情况。
（九）促进就业法和劳动法的关系
从国外就业促进法和劳动法的立法进程和内容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从立法的历史角度看，劳动立法先于就业促进立法。从立法的内容上来看，劳动立法宽于就业促进立法。从立法的目的和出发点来看，劳动法的着眼点在于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基本就业权利、劳动者在劳动场所的职业安全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的生活保障的基本权利；而就业促进法则重点强调，政府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发展经济、创造和扩大就业岗位；如何控制和降低失业率；如何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帮助求职者尤其是特困群体尽快实现就业或再就业。
（十）国内法律与国际劳工标准的关系
所谓国际劳动标准，是指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国际劳工大会制定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以及其他国际或地区性组织制定的有关促进就业的协议或条约，又俗称国际劳工法。按国际劳工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规定，国际劳工公约、协议或条约通过成员国立法机关批准并提呈国际劳工局长或其他国际组织负责人注册一定时间之后，即开始生效，在执行中应同其国内法律具有同等的强制效力。国际劳工建议书则不需要批准，但对成员国具有参考和指导意义。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若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或其他组织的某项就业的公约条约，其国家的促进就业法律内容应同其批准的国际劳动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俄罗斯在其《联邦居民就业法》中对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如下规定：第一，国家对居住在境外的俄罗斯公民权利的保障，按照俄罗斯联邦参加的国际条约（协议）的规定实施。第二，在就业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包括处理俄罗斯公民在国外的劳动问题和外国公民在俄罗斯的劳动问题，遵守国际劳动标准。
三、对我国促进就业立法的思考与初步建议
根据对国外促进就业立法的研究和分析，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我国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的多年实践，笔者力图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我国的促进就业立法提出以下几点思考和初步建议。
（一）制订促进就业法，必须以三个代表精神为指针，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制订促进就业法，是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和完善劳动就业法律体系建设的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这对于我国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和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协调发展，对于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以及国家的整体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大的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因此，负责起草和制订这样一部既关系到到千家万户老百姓切身利益，又广泛涉及和深刻影响国家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战略的重要法律的部门，使命极其崇高、责任极为重大。有关参与人员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跳出任何部门之见；必须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摒弃任何狭隘的部门利益；必须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听取和吸收各方面专家和群众的意见，集思广议、上下结合，起草出一部融现实性和前瞻性相结合的、大家都较为满意的专项促进就业法。
（二）制订促进就业法，应坚持促进较为充分的就业和经济稳步持续增长相协调发展的立法取向。要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保持经济的稳步、持续增长与发展是最大的前提条件之一。没有稳步、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业岗位的增长就难以实现。同样，较为充分的就业目标得不到实现，经济也难以保持健康持续的发展。二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国外在促进就业立法中，都充分体现了坚持二者和谐发展的理念。因此，我们在制订促进就业法的过程中也应学习和借鉴这种二者兼顾、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思路。
（三）制订促进就业法，应贯彻以人为本、反对各种就业歧视的基本原则。在各国促进实现充分就业的实践中，就业机会不均等，就业条件不公平的歧视现象屡见不鲜。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当前所反映出来的就业歧视现象，更是比比皆是。这同我们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和实现人的机会均等的目标是相抵触的。许多国家的就业法律中都旗帜鲜明地体现了反对和消除就业歧视的内容，国际劳工组织也制定了《1951年同酬公约》（第100号）和《1958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我国政府于1990年批准了第100号国际劳工公约，并于2001年批准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条约》。因此，在我国正在进行的促进就业立法中，体现出这一基本原则，既能更好地实施国际公约，同国际接轨，又能极大地推动我国劳动领域的基本人权的进步。
（四）借鉴国外经验，把三方机制、长效机制和其它体制性、制度性的内容引入我国的促进就业立法之中。所谓三方机制是指国际劳工组织和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在劳动就业领域所坚持的一项卓有成效的重要原则。比如一些国家的就业委员会或就业联席会议制度就体现了这一原则。所谓长效机制，是指对促进就业发挥长期作用的制度，体制或措施，比如设立国家的就业委员会；确立劳工部负责促进就业的主体地位及相关政府部门对促进就业的责任；确立政府财政对就业开支足额拨款，建立完善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立失业控制和确立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功能等长效机制和制度。我们应把国内外的这些成功做法都吸收并纳入到我国正在制订的促进就业法之中去，以使其体现国家的意志，发挥刚性的长效作用。同时，对于一些不便列入法律，却又行之有效的灵活或临促进就业措施，则仍应以政策方式随时出台，以便使其保持和发挥刚性的法律所不便发挥的作用。
（五）从国外就业立法经验和我国的劳动立法体系现状看，我国的促进就业立法应考虑选择以中度综合性的专项立法模式为宜。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国的促进就业法拟应含盖以下主要内容：第一，应纳入突出强调促进就业的重要性，明确将促进就业目标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宏观、中观和微观计划和奋斗目标之中；第二，应明确把各级政府、工会、雇主（组织）和求职者个人在促进就业中的责任和义务纳入其中，尤其是各级党政一把手的责任；第三，应确立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执行促就业法中的主导地位和权威性，并相应规定其他各有关行政部门应担负的责任；第四，应明确规定就业经费的来源和其应占国内生产总值或财政预算的比例，并相应规定就业经费的使用、管理和审计办法；第五，应明确失业保险金在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应拨付部分资金用于促进就业的大致比例；第六，应明确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体系的性质、地位、职能和作用，并确保其固定的事业经费开支来源；第七，应明确界定就业和失业的定义，制订灵活就业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标准，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第八，应明确国家鼓励公民通过合法途径到境外就业和外籍专家来华就业，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但国家须严格禁止无技能的底端外籍劳动力来华或在华就业；第九，应促进城市就业和农村就业协调发展，首先统一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便最终建立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第十，应明确禁止就业歧视行为，并把促进就业的总体战略确定为和国际标准接轨的、充分的、生产性的和自由选择的就业。
劳动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 马永堂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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