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理论哲学思想底蕴
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理论的哲学思想底蕴 发表时间：2021-01-18 来源：上观新闻
杨洁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值此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要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深度学习理解党的外交理论，努力认识和把握世界形势和中国外交规律，努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思想和主张，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蕴含着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内涵。
首先是坚持科学方法论。世界的可知性存在于相对和渐进的规律之中，历史的进步存在于由低向高的螺旋上升过程，中国和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哲学，重点研究和分析国情世情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明确时代赋予的主要使命，抓住和用好各种战略机遇期，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运用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整体思维和重点思维等科学的思想方法，不断破解难题并取得进步。
其次是坚持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在成长和成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外交方面提出了不同的阶段性目标，如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第三世界的共同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在“天下大同”和“公平正义”等哲学思想所包含的价值观的光芒照耀下，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丛林法则”和“西方中心”等价值观的局限性和反动性被暴露无遗。
第三是以人为本和造福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造福人类，体现了中国的人生哲学和世界观，并表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和努力。中国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是长期目标；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则在外交领域倡导了“共商共建共享”、“造福人类”等理念，两者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目的这一最高价值要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外交的百年理论建设也是哲学核心理念的构建进程，从而形成了以利益观、时代观和体
系观等为核心理念的总体外交思想，从哲学的高度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
一是综合平衡的利益观。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环境中诞生的，并在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处理内外利益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与成熟的，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从而确立了自身的利益观。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广大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战后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公平正义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增进国际社会福祉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且，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高举国际主义旗帜，不惜牺牲巨大国家利益，全力进行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斗争，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世界的联系，两者的利益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还及时地倡导了正确义利观，更加体现了中国和国际社会利益的整体性和一致性。
二是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在建党后的相当长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认同列宁提出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毛泽东长期运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积极开展以
武装斗争为主的革命运动，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时代观上虽然也发生过偏差，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纠正。在邓小平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时代判断经受住了此后的历史考验，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基本判断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习近平在坚信和平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同时，强调直面问题和应对挑战的时代命题。
三是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如果说，利益观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立足点、时代观是其使命方向，那么国际体系观则是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体系观经历了革命反抗、参与建设、改革引领等历史性转变和创新。中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经过30年的努力，以 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基本完成了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正常化。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加快了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步伐，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当前，中国正在从思想、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改革国际体系进行更加积极地探索和创新。
总之，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外交领域的结晶，充满着哲学的理念和智慧，我们需要继续努力
学懂弄通悟透，并以此为根本遵循而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第二篇：周恩来百年外交风云观后感
周恩来总理是个伟大的总理，关于他的故事，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如数家珍。《周恩来外交风云》是为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特别制作，全面赞扬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步履蹒跚外交史上建立的伟大功劳。以及刚刚发展的中国外交面对强国时，表现了总理的外交光辉，体现总理智慧、风范、人格魅力的外交生涯一面。
整个记录片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4月20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面对着刚刚起步的的中国外交，年轻的外交家们非常严肃，连着装都是很不合时宜，在到达日内瓦不久中国代表团统一换上了浅色西服，带上了笑容。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在大会上面对欧洲一些国家的排斥，还有美国的挑战，周总理不卑不亢，从容应对。他的领袖风范折服了在场的外国人，他倡导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把中国爱好和平的友好形象展现在国际舞台上。这次会议朝鲜问题虽然没有圆满解决，但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确保了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明显改善了中英关系，架起中美沟通的桥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中有一条就是互不干涉内政。直指美国所造就的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最初是由于中国内战而形成的暂时分离状态，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党中央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认同，国际社会也普遍承认一个中国。
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是中华儿女不变的心愿。只有国家的统一。社会才能安定进步，社会经济才能发展，各民族才能交流与合作，国家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我们应该秉承革命先烈的意愿，为祖国的统一和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第三篇：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丰富与创新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丰富与创新
十八大报告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刻分析，并对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阐述和展望。报告重申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立场，即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报告在坚持我国原则立场和政策的同时，根据内外形势变化突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战略和政策创新。
第一，报告更加凸显中国的全局观念和大国视野。报告的外交部分以“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题，立意高远深刻，表明中国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的大国，不仅认识到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而且还“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第二，报告更加注重思想、论断和观点的创新。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总体思想、战略思维和政策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特色外交理论体系。报告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国外交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论断、新的观点。如报告在举什么旗帜问题上，在和平、发展、合作之后又加上了“共赢”；在国际关系发展中倡导“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并把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提到“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的高度，等等。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在其外交理论创新进入历史新阶段之际，主要面临凝聚中国特色、强化指导作用和增加世界意义的三重历史使命。这些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丰富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报告更加强调与时俱进的战略机遇期观。在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对于增进全党和全国共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报告还进一步要求“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从而在新形势下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战略机遇期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机遇的主要内涵从利用和平环境向营造和平环境转变，条件变化则主要表现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大国关系调整、周边关系复杂和世界经济下行等引发的众多挑战。
第四，报告更加明确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立场。报告在坚持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方针下，强调“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正如习近平同志今年7月7日在“世界和平论坛”上所指出的，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分歧、摩擦，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上述这些论述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辩证关系，这在当前形势下是极具针对性的。
未来5年至10年，中国在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和扩大国际影响的同时还将面临更多的双边、多边、地区和全球的挑战，因此需要更加全面的外交战略和更加成熟的外交政策。报告高瞻远瞩地为今后的国别、地域和领域外交指明了方向，如“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以及“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等。报告还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总之，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外交的航船定将迎风破浪、不断前进。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理论基础知识考试题
中国共产党理论基础知识考试题
一、填空题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2．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3．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4.(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5.党的纪律处分有五种：(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
6．在新的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
7．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以下四项基本要求：第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
8．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9．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10．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1．（《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创立的主要标志。提出的。
12．党章明确党员享有八项权利，其中第五条权利是（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1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
14．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5．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16．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17．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18．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19．十三年来，我们党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20.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23日。
二、问答题
1.党员的标准是什么？
答：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觉悟；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2.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什么？
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3．党的基本路线是什么？
答：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概括起来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
“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
4．党章中规定党员的义务有哪些?（八项）
答：⑴.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⑵.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⑶.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⑷.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⑸.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
⑹.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⑺.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
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⑻.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第五篇：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以遏制理论为例
课程：外交决策分析 班级：国政1002班
2011年4月20日 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以遏制理论为例
【摘要】国际关系理论产生较晚，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战后美国的遏制战略成为美国对苏战略的核心。本文以美国的遏制战略为例分析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理论在决策前为决策提供了多条选择路径，在决策中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而作用于决策实践，然而理论也存在诸如与实践脱节、不为决策者所重视等种种局限性，因而探讨理论和外交决策关系对中国当前理论研究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外交决策 遏制理论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和发展概述
国际关系理论一般是指研究国际政治事件或过程的个性与共性，并据以提出命题、得出结论或总结出规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体经历 “从描述性到分析，从具有浓厚的法
1理主义道德主义色彩转变为比较冷静和客观科学的政治研究”。
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为了向君主这提供实际的咨询，并未对国际关系现象作抽象的分析；20世纪初国际关系研究最先在英美兴起，二战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诸多的流派，形成了包括对理想主义学派的批判和对二战反思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对现实主义进行修正强调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制约作用的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机制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强调国际体系中的社会结构的建构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理论学派。这些理论通过学者的批评、政策的辩论等各种途径在诊断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预测国际形势的发展、评估政治决策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不断继承发展完善。
二.遏制理论的产生和实践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共同敌人的消失，两国均凭借自己在战时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实现本国的安全和扩张的目标。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以遏制苏联作为国家最高战略目标的“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美国始终将遏制战略作为美国对苏战略的核心，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 周桂银 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第2页 遏制理论的产生：1946年2月22日乔治·凯南在从 莫斯科发回国务院的一份长达八千字的电报中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引起决策层的注意。1947年5月，凯南担任新成立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并从此进入了美国决策的核心。7月凯南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著名的《苏联人行为的根源》，正式向美国公众公开美国的遏制战略。
遏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实践：苏联对外扩张的根源在于俄国人传统的不安全感；苏联行为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苏联的政策目标是试图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以扩大苏联的影响范围；美国对苏政策应是遏制苏联扩大势力范围的努力，限制苏联的影响范围并促使其内部发生变化。遏制战略提出后美国的政治上实行了以遏制苏联为目标的杜鲁门主义在经济上实行了扩大美国在欧洲势力的马歇尔计划，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后对苏联实施了包括围堵，威慑、胁迫、预防等多种手段对苏联围追堵截，相当程度上在对苏联的解体上起了促进的作用。
三.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理论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更多选择的路径。首先，理论的产生过程决定了理论的直接价值。理论是古代向君主提出的合理的建议在近代的抽象化规律化的演生产物。它的直接而实质的价值便是通过专业的信息采集信息分析和研究为决策者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选择，减少在决策者的非专业性造成的对国家利益的损失。其次，不同理论的直接价值需要在不同具体环境中有不同的体现。不同的具体环境下理论所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弱肉强食的年代，列强纷争诸强割据的时代，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往往发挥更显著更有效的作用，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带有温和色彩的自由主义往往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因此，不同理论的不同的适应性带来了理论选择的多样性。理论的多样的纷争使得决策者有更多的可选择理论，改变了以往少数“谋士惑君”的非科学的局面。
二战结束后美国面对一个战后国际地位空前提升的苏联面临诸多的战略选择。由于在二战结束前后美苏之间在东欧、德国等诸多问题上的争夺，加之二者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两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对抗。然后关于对抗方式当时不同理论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杜鲁门政府正是在此时选择了遏制战略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见，专业化的学者理论对外交决策提供了更多合理而可行的新路径，促进政策实践利益的最大化。
理论促使外交决策的科学化。决策者常常同时以政务官的身份出现，不仅参与决策且需要处理大量包括外交活动、竞选活动等事务，因此往往在相关专业能力难以与专业学者相匹。决策者更多依赖个人素质、经验等因素制定政策，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非科学性，可能给国家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失。六十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决断的赫鲁晓夫在过程中以冒险主义开始而以投降主义结束使得苏联在世人面前丢尽脸面。而肯尼迪政府团队的科学决策不仅使美国在危机中获得胜利，也成为“危机决策”的经典案例。科学的决策离不开抽象化的理论指导，危机的科学决策是常态化的理论研究的产物，因此研究理论无论对于常规型决策亦或是非常规型决策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凯南的遏制理论并非仅仅是书斋简单逻辑分析的产物，长期在苏联的实践工作使之拥有了超过普通美国学者官员对苏联的认识，专业化的分析方法和可靠而广泛的信息来源是其战略理论提出的前提。在《苏联人行为的根源》中凯南从俄国人传统的不安全心态入手，对苏可能采取的方法进行了科学化的估计，从而得出以遏制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目标。因此，理论不仅提供了多条决策的路径，更使得路径的可行增加了专业和科学的砝码，减少了因决策者的武断、少数政策建议提供者的片面性带来的风险。
实践对理论的修正作用促进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 和变革之中，难以有一种完善的理论能够真正诊断、指示、预测和评估所有的国际关系现象，因而实践对理论的不断修正和完善成为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完善后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评价也就越具有说服力。
遏制理论自提出到发展并非一成不变，遏制是美国对苏外交的主轴，然而在不同时期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遏制理论的内涵也在不断完善及变化。冷战中，遏制理论的具体内容大致随美苏实力对比以及不同的总统而有所区别。冷战初期，苏联综合国力与美国有一定差距，处于美攻苏守阶段。美国凭借在展示膨胀起来的政治军事实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包括拉拢欧洲出兵亚洲和支持镇压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等。但随着美国深陷越战，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全方位的激烈对抗和遏制已经难以符合实际的情况。70年代起，遏制理论的内涵悄然发生改变，尼克松上台采取收缩战略，包括结束越战、改善中美关系、对苏缓和、加强与西欧日本的关系，但目的仍然是与苏联对抗来遏制苏联，是美国实力衰微的无奈之举。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保守的里根的上台使美苏实力对比和遏制战略再次发生改变，在苏联内部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美国以经济和科技实力实力加快遏制苏联的步伐，直至冷战结束。
纵观冷战，遏制理论为美国对苏政策提供了原动力，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美苏实力对比变化而出现的新问题尤为遏制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更可行地知道现实政策。这无疑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互生共荣的关系。
理论对外交政策作用的局限性。首先，理论同时具有超前性和滞后性，理论的两性使理论往往与实践脱节，造成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理论的超前性体现在理论由于学理上的分析和发展，使之超前于现实的生活和发展，提供了一幅未来的蓝图和愿景，它可能提供了为现实预测的功能，也往往是书斋的产物，因此常常脱离现实的存在，不仅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理论的价值也造成了民众及决策者的不信任。相同的，理论还存在着与超前性截然相反的滞后性。由于理论常常对已有现象事实的概括抽象，若无法提升理论之所以为理论的一般性，就会出现就事论事、“事后诸葛亮”的误区，出现与超前性共同的问题，即无法实现理论的价值及失去信任导致理论研究的持续性遭受挫折。
再者，许多正确的决策并未能为当政者和决策者所看重。理论为决策者提供多条路径选择，却并非都是尽善尽美，可行而可持续的。学者在为决策者出大量“选择题”的同时却无法为其确定最后的答案，这使得最后的政策实施难以符合期望。同时，众多研究的非科学化、书斋化增加了非良性路径的数量导致了正确建议为决策层所看重的可能性。多重理论的缺陷使其失去决策层的信任，他们往往更愿意将理论作为其行动的美好外衣，实行宣传和行动两副面孔，失去了理论作为实践指导的现实价值。
四.研究理论与外交决策的影响对中国的启示
理论研究的发展应该两条路并行。所谓的两条路并行即不仅需要发展具有超前指导意义的理论也应该同时发展与现实问题相关的理论研究。没有所谓超前艰深的理论拓展，理论的未来出口将变得有限，理论的现实瓶颈将很快到达。但没有着眼于现实问题考量的具有短期成效性的理论研究将造成许多现实问题，即理论难以服务于实践，社会对理论的期待的减少导致理论研究的保障和激励的减少，理论发展同样将陷入困局。
现实的做法为形成并不脱节的但各自有所侧重的两套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形成以实务理论研究和非实务理论研究的两套体系，两者并重。以前者作为后者研究的现实保障和现实出口，以后者研究作为前者的基础。
科学化的理论决策关系是最佳的路径选择。现实中在中国部分地区的决策不调查不研究脱离实际情况，以领导的个人喜好滥用决策权，被群众讥之为“先拍脑袋决策，再拍胸脯 保证，后拍屁股走人”的干部。为了减少传统的“拍脑门”决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科学化的理论决策关系是决策正确优化的最佳选择。科学化的决策理论关系不仅在于学者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更在于决策者改变观念，转变在过去以研究者作为其政策粉饰者的地位。借鉴部分国家现实在实行的政府官员、智库、大学学者之间的职务互换的“旋转门”形式，改变理论研究和现实决策的关系。
理论的成果应该符合决策者的需要。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著作一般过于抽象化，他们所提供的一整套专业术语往往难以很快令决策者了解，难以使决策者完全理解和实施贯彻研究者的意图而出现偏差，并且时常在决策者采用该成果之前已经为决策者所抛弃。决策者在处理大量事务性工作时需要的往往是可信度强的而方向性明确易懂的决策方案，而非艰深难懂的理论过程。可信度源自于方案提供者以往的理论研究对现实的可行的积累，而在做到可信度足以和决策者沟通时，方向性明确且易懂的方案就显得尤为重要。系统的专业加工而产生的有力而要的政策选择在未来也将成为理论服务于决策的最佳道路。
【主要参考资料】
1.周桂银 葛腾飞 主编：《当代国际关系史（1945-2005）》，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 2.方连庆 王炳元 刘金质：《国际关系史（战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周桂银 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4.陈岳 著名：《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研究》，载于2006年第10期《社会科学》； 6.何兰：《美国冷战与遏制战略评析》，载于1997年第4期《高等函授学报》； 7.臧永祥：《外交决策理论探析》，载于2008年第1期《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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