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城市》读后感（样例5）

第一篇：《中世纪的城市》读后感

《中世纪的城市》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中世纪的城市》读后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中世纪的城市》读后感一

在第一章中，亨利着重论述了地中海对欧洲商业的重要性，更甚至于认为“罗马帝国的存在依赖于它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如果没有这条重要的交通线，则对罗马世界的管理和供应都是不可能的。”是的，尽管在3世纪罗马帝国发生了经济大危机，但它对地中海的航海贸易并未构成多大的威胁这使之它与内陆各省的经济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亨利认为尽管欧洲在5世纪时期发生了日耳曼民族的大规模的南侵事件，但“在入侵时期之后地中海并未失去其重要性”，原有的罗马帝国统治者以及后来的日耳曼人无不把地中海作为他们的关注重心，以至于它成为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以及几乎所有的日耳曼种族都把入侵目标不断向地中海靠拢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地中海也成为东西罗马帝国以至于后来墨洛温王朝与拜占庭帝国之间进行不断联系与交往的关键纽带，因此使得他们之间的各个方面的区别不会太大。

然而这一切的秩序在穆斯林的入侵之后被打破了，“地中海曾经是一个罗马湖，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湖”。他的入侵封闭了地中海，同时也就使得“拜占庭帝国与西部日耳曼诸王国的纽带断裂了”，这使得西部的重心从地中海沿岸向北转移，这使得像马赛这样的商业城市逐渐没落。而北部萨克森人及诺曼人的入侵使得商业活动范围更加缩小化，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法兰克王国的兴起，并使之成为欧洲西部的重心。由于地中海的封闭使得系，西欧与东欧逐步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使的他们之间的发展差异性越来越大。

在欧洲商业经济没落的状况下，本应该随之衰落的城市和城堡却因为教会所保存下来。但它们的主要功能却放发了改变，成为了主教们的驻节地，为了抵御蛮族的入侵，城堡成为了军事防御地与避难所。而后来复兴的商业就在他们周围产生。

在10世纪时，西欧进入了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人口增长，使得商业也不断复苏起来。南部以威尼斯为代表，北部以弗兰德尔为代表，二者的经济活动不断向中部辐射，从而带动了整个西欧商业经济的复苏。

而商人这一群体的再现实则最早是从众多的流民中发起的，他们之间进行相互合伙组成商业群体，进行或近距离或远距离的商品贸易，“他们不仅是自由人同时也是享有特权的人，摆脱了仍然压在农民身上的领地权利和领主权利”。

对待城市制度，“君主们总是倾向于支持他们的一方”，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领主权利加强了王权。

城市使得一种新的财富观念产生，“它不仅包括土地，而且包括货币和可用货币估价的商品”。城市也使得“古典时代以来第一批世俗学校的出现”，尽管在文艺复兴以前，这些学校的教育仅限于初级教育。城市居民将他们的“世俗精神与对宗教的热忱结合了起来”，尽管市民阶级经常与教会发生冲突，但并没有因之与宗教完全对立起来，这一切则将留待于以后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偶然发现，欧洲并不是印象中像美国那样的现代化大城市，恰恰相反，欧洲城市所展现的深具文化底蕴的古典之美，宏亮的钟声，高大圣洁的教堂，一群腾飞而起的白鸽，欧洲的城市宛如蒙娜丽莎般神秘与圣洁。而这一切都与欧洲丰厚的历史底蕴息息相关。而想要探寻欧洲城市的起源，我们必须得看看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的《中世纪的城市》。根据亨利·皮朗的描述，我们发现现代大城市直接来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城市。而中世纪的城市，则开始于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堡和市场——的聚居地。

欧洲和中国一样，总有来自受野蛮民族侵袭的危险。伟大的罗马帝国在晚期，也被来自北方的日耳曼人所征服了。但是，野蛮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央政府，而是建立了各种独立的日耳曼小国，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前身。欧洲的这场变故明显使帝国文化粗俗化。当时的欧洲，罗马天主教是保持文化和精神统一的唯一力量，是罗马文化的直接继承人和保护者。9世纪，由于穆斯林的入侵，欧洲人失去了地中海控制权。在一个没有贸易的世界里，农耕成了欧洲文化的主流，权贵们也都搬到了乡下的庄园。一直到10世纪，整个社会才恢复秩序，教皇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最终把地中海控制权再次夺回，欧洲文明再次复兴。

一开始，商贩们只是在各个城堡做些流动的小生意，主要满足各个城堡女主人的需要。后来，有着固定时间的流动集市初步出现，商人们也开始在城堡附近租地定居。之后，他们干脆购买城堡周围的土地做起了长久的买卖。再后来，由于生活成本的增加，城堡的拥有者干脆把城堡卖给了商人，商人们的地盘就这样逐步扩大，以城堡为中心的城镇也逐步形成。随着城镇贸易的扩大，商人们开始利用领主和教会间的矛盾、教会和国王间的矛盾、国王和领主间的矛盾逐步获得更大的土地所有权和自治权，如此一个个城市就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些12世纪的中世纪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公社，筑有防御工事城墙，靠工商业维持生存，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

而共同拥有城市的商人就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就像那句著名的德国谚语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使人变得自由”。市民首先争得人身自由，其次在城市内部建立自行处理商业和市民矛盾的特别法庭，之后又开始建立城市自身的治安体系、废除与城市工商业不相融的苛捐杂税，最后获得更为广泛的政治和地方自治权。

从亨利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商业的发展与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业的复兴直接促进了中世纪城市的形成。而在现在的中国，我们是否应该注意到工商业在城市发展的作用呢？如何引导工商业良好发展，其实在城市的建设中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值得我们去深思以及进一步探究。

第二篇：《中世纪的城市》读后感

从《中世纪的城市》看中世纪城市之起源

亨利•皮雷纳(1862-1935)，比利时历史学家，所著多卷本的《比利时史》是西方史学名著之一。他的《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史评论）一书，1925年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经补充修改于1927年在布鲁塞尔以法文出版。后又收在他1939年出版的论文集《城市和城市制度》第I卷中。此书的译本也在在我国多次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主要是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多次出版，出版情况如下：1985年，由陈国樑译《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版；20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第2版；2007年，商务印书馆第3次印刷出版。

全书共分为八章。其中前五章主要论述中世纪城市的兴起的概况和原因，后三章主要讨论城市的发展对于西欧文明的影响和城市制度。本文将主要针对前五章中关于中世纪城市的兴起的原因的部分进行讨论。

研究中世纪城市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詹姆斯•万斯在他的《连绵的城市》一书中曾说过：“要理解当代的西方城市，就必须上溯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历史，在这段不为人所知的历史中所发生的城市复兴，有着与后来17至19世纪工业革命相似的意义。” 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曾引起西方历史学家的很大注意，提出了很多理论：如“罗马城市论”、“世袭领地论”、“马尔克论”、“城堡论”与“市场论”等。而亨利·皮雷纳则将“城堡论”与“市场论”想结合，认为城市是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镇和城堡的聚居地，立一家之言，颇具影响。

作者把城市形成的原因大大地归因为商业的作用。他从8世纪开始追根溯源，主张是地中海的航运促进了跨区域的商业的发展，而这种跨区域的商业活动又对于罗马帝国的各个部分起到了联系的作用，因而使得罗马帝国的统治稳定而且持续。皮雷纳把地中海的这种能够促进商业繁荣的特征归纳为“地中海特性”。对于地中海商业繁荣与否的解释，国内学者一般持一种“和平说”，即：“地中海贸易繁荣时期都是在风平浪静的和平时期，而一旦受到强敌阻遏这种贸易立刻缩减甚至绝迹，城市也就随之衰落。马其顿人侵后雅典的衰落和经历蛮族人侵后的罗马城市的衰败都证明了这一点。”而皮雷纳用三个时期的现象来说明“地中海

特性”对于地中海商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其一，促进8世纪商业繁荣的原因并不是罗马帝国的统一和强大，根本上的原因是“地中海特性”；其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即蛮族入侵之后，罗马帝国不存在，但是罗马文明并没有中断，“地中海特性”依然存在，所以商业依旧保持着繁荣；其三，9世纪穆斯林进入地中海区域的行动使得商业中断是另一个验证了“地中海特性”的情况。“地中海特性”依托于罗马的文明，而不是罗马的政权，穆斯林的进入破坏了这种罗马文明，因而“地中海特性”不存，继而导致了地中海贸易的衰落。以上关于“地中海特性”对于商业的促进作用的分析为其论证商业促进城市兴起的观点奠定了基础。为了进一步说明“地中海特性”学说的合理性，皮雷纳进而将“地中海特性”与政治变迁相联系。他认为，9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崛起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穆斯林关闭地中海与加洛林王朝登上舞台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如果我们从总体上考虑这个问题，就会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兰克王国将要为中世纪欧洲奠基。但是它所完成的使命以推翻传统的世界秩序作为基本的条件；如果不是历史的发展改变了进程，也可以说，穆斯林的入侵使历史的发展改变了常规，那么加洛林王朝就不会起到它所起的作用。如果没有伊斯兰教，法兰克王国或许是不会出现；如果没有穆罕默德，查理大帝也是不可想象的。”117法兰克王国崛起，成为西部命运的主宰，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欧洲的“地中海特性”已经被破坏，所以整个欧洲改变了以前重视海洋的传统，政治中心开始转入内地，在墨洛温时代地中海保持着千年以来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在加洛林时代这种影响则不复存在就是这样一种变化的体现。而因为“地中海特性”之不存导致的商业的衰落也使得法兰克王国不得不进行货币制度改革，废弃金银币代之以银硬币；交换经济也开始向消费经济进行转变，9世纪成了无销路京经济的黄金时代。这样看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来看，“地中海特性”一说对于地中海沿岸的现象是具有解释力的，所以是合理的。

作者认为：11世纪，人口增长似乎鼓舞了一种乐观的情绪，劳动力的增长促进商业的复兴。中世纪生活在乡村之人没有自由随意迁徙，即使迁徙也需要得到领主的批准，并且缴纳费用给领主用以支付因其离开导致的劳动力减少给领主带来的损失。有着技术的人开始涌入城市。皮雷纳认为，这种商业的复兴的实质还要归结到“地中海特性”，即这种复兴不是一种简单的仅仅源于城市内部因素的内生的复兴，而且是受到外来的因素影响的。“地中海特性”的恢复源于十字军东征使得穆斯林对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减弱，因而“地中海特性”得以恢复，地中海上的航运于是开始重新兴起。航运兴起为商业贸易提供了基础，因而引发了11世纪的商业复兴。

作者还认为：“城市既是经济复兴的结果也是经济复兴的工具。”从“城市是经济复兴的结果”的角度来讲，商业复兴使得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城市得益于商业的发展和与之相随的工业的发展，进而变得欣欣向荣。从“城市是经济复兴的工具”的角度来讲，首先城市的复兴对于农村地区的经济有拉动作用。城市的发展保证了商品的稳定销售市场，因而促进了农村地区的人们努力开垦荒地进行更大面积的耕作，因为城市提供的市场是广阔的，农村生产出的产品都能够被贩售出去，所以受到这种物质利益的刺激，农村地区也开始变得繁荣起来。其次，城市的繁荣还引发了城市内部商人群体的变化——即商人群体开始争取自身的权益，主要通过实行特有的城市法律、要求特许状等方式实现自治，商人的案件要用特殊的法律、在单独的法庭中审理，这种方式保证了商人们的利益。关于城市的影响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自由的观念。在城市中居住满一年零一天的人，不论之前的背景与身份如何，都能够取得自由的身份。这种自由的身份将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所以城市对于商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中世纪城市的起源跟商业复兴是直接相关，这是毋庸置疑的，可中世纪城市的起源就仅仅只是因为商业复兴吗？这显然是不够的，作者在看到商业复兴促进中世纪城市兴起外，同时也观察到很多城市是在之前的堡垒周围发展起来的。但是他更加强调的是堡垒和城堡是作为防御蛮族的军事设施和行政中心而存在的，并非所有的城堡都会演化为城市。而那些最终生发出城市的城堡大多是处在交通要道，这就更好地验证了作者的观点——即商业的发展才是促进城市形成的动因，商人正是因为这些城堡交通便利、处在商路之上才经常来往于此，而这些具备了如上所述的特质的城堡最终才可能随着人口的集聚而增长而成为城市。那些没有处在交通要道上的主教驻节处和城堡，在作者看来，都是属于农业文明的属地，那些地区不可能生发出城市，因为城市是需要工商业作为基础的。但是，城堡的防御功能与其商业的发展是有联系的，是因为城堡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商业才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发展，所以不能完全否定城堡的作用。人们“尽量靠近这

些堡垒居住，一旦战争来临，他们就可以躲避到堡垒中去，免于催难，因此在城堡周围往往可以形成相对密集的居住区，在和平时间中，城堡内外的居住者之间又可以建立一种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通常紧靠粉城墙外居住的是一些手工业者，他们为城内的居住者提供服务，并以此获得生活来源。”我同意皮雷纳的这一“城堡论”。城堡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城堡都能发展为城市。因为城堡这一类的聚居点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城市。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的居住者其生存主要还是依靠周围乡村的农业生产，聚落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市场交易只是时断时续存在着的，准确来说，这些城堡应该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发展内核，随着商业贸易的复苏，那些位于重要商业线路上的城堡就成为了最早的一批中世纪城市。对于城堡，我觉得：应该看到城堡对于经济发展的庇护作用，但是也不能片面地认为城市是完全起源于城堡的，只有把城堡和商业结合起来最终才能生发出城市，即如皮雷纳所持的将“城堡论”与“市场论”想结合，认为城市是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镇和城堡的聚居地这一观点。

皮雷纳在此书中详细论证了中世纪城市起源的原因，将“城堡论”与“市场论”想结合，提出城市是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镇和城堡的聚居地这之观点，立一家之言，颇具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皮雷纳这一观点也是有一定的范围和局限性的。皮雷纳自己在书中就已经写明：“确实没有必要在一篇关于欧洲城市起源的文章中，考虑各个城市表现出的千差万别。城市生活最先仅在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及其附近地区为数相当有限的地方发展起来。我们只限于研究这些最初的城市就够了，不必去管以后的城市形成情况，无论这些情况多么值得注意，总而言之是重复的现象。”皮雷纳认为对于研究城市的起源，最重要的城市是那些古老的城市。他还认为“力图依据后来较晚形成的城市（如莱茵河那边的德意志城市）来解释城市制度的起源，那是一种错误的方法。”他还类比强调说：“从后来较晚形成的城市寻找城市制度的起源，正如从‘耶路撒冷会议’寻找封建制度的起源一样不可能。”皮雷纳的理论是基于早期城市的研究，所以只能解释早期城市，后期发展起来的城市需要其他的理论来解释和分析。

皮雷纳将“市场论”和“城堡论结合起来解释中世纪城市起源无疑是具有开创性并且是十分经典的，他通过“地中海特性”这一概念引出西欧之繁荣在于贸易和商业的繁荣，进而导向他的结论：中世纪城市兴起在于商业的促进。同时，他

还认为城市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最后他还辅助以”城堡论”，充实了他对于中世纪城市起源的观点。当然，不可否认，皮雷纳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相对于其局限性而言，皮雷纳的观点给了我们更多的关于中世纪城市兴起的解释，同时他在本书中还阐述了关于中世纪城市发展对于西欧文明的影响，增加了我对于中世纪西欧文明的整体了解。总之于对中世纪城市起源问题感兴趣的读者，皮雷纳这位大家的这本《中世纪的城市》还是值得一读的。

第三篇：《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

《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

一位当代的智者说，对于传统人们至少应该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在我看来，由朱迪斯·M·本内特和C·沃伦·霍里斯特所著的《欧洲中世纪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作者在书中对历史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对中世纪的喜爱之情还是跃然于纸上的。这固然和作者对中世纪过于正面的评价有关--虽然作者也不时提中世纪的缺陷--更因为道德的原因，以及作者对历史宽容的态度，使读者在书中很容易领会到作者对历史抱有的那种温情的敬意。尽管作者对中世纪的一些评价我不以为然，但作者对历史的这一态度让我感动。现代人总是太自以为是，这使我们很容易蔑视我们的过去，失去了起码的尊重。而这样的一本书，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些历史的知识和视角，更重要的正是这种对传统的敬意之情，让我们明白历史的进程不是跳跃式，我们和古人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根纽带。当我们明白文明的传承是怎样顺着这根纽带缓慢前行的时候，对传统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这话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还成为了我们精神上的慰藉，让我们不再是漂泊的浪子，不再孤独徘徊。西语说，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在我看来，之所以没有未来，不正是因为现实的迷惘吗?而历史，正是治疗这种病症的良药。

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看上十几页，厚厚的《欧洲中世纪史》我花了四周才看完。对这一段西方的历史知识我是欠缺的，因为如此我以前发过不少谬论，一位网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向我推荐了这本书。感谢这位网友。匆匆读完，很难说从中收获到了什么或者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在读书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思索，这些思索大多是和中国有关的--中西的对比一直是吸引我的话题。

比如书中谈到欧洲的统一之难，自古罗马一分为二后，欧洲就不再统一过，最多只存在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内众多小的公国并列。即使是在一个小地方比如如今的法国境内，统一也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是公国之间的战争。他们虽然承认国王的存在，自己只是国王的臣子，但国王对他们的约束很小很小，有时候他们甚至想取而代之。国王只是一个大点的领主，或者基于血缘的关系而被承认而已，在大多数时候它都不是一个政权的首领。读到这些，我自然想到我们的中国。小小的欧洲(不包括现在的东欧和苏联)统一尚且如此之难，地质差异十分明显的大中国的统一该是多么困难啊。但中国做到了，在很早的时候就做到了，这绝对是个奇迹。当然中西差别也就突显出来了。一方面，一种文官的治理代替了领土分封、科举考试代替了世袭、职业分工代替等级之别;另一方面，皇权得到了加强，而在欧洲只有少数时候国王才具有这样的权威，能让全国政令通行，而一旦这位强人去世，国家又将恢复到各自为政的局面中。

下一个问题就是战争的差别。欧洲是连绵不断领主或贵族之间的战争，而在中国是反复的改朝换代的战争，谁更让人难以忍受一点呢?同时欧洲存在一个骑士阶层，他们是为战争而生的人，他们只听命于自己的主人，因为他们不用工作而靠自己的领主养活，其责任就是保护他们和为他们打仗，读后感《《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阶级划分的设想在中世纪得以实现。在治人者(国王和贵族)和治于人者(劳动者)中间，另外还有一个战士阶层，他们的美德是忠心和勇敢。而在中国，战士听令于国王而不是贵族、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而不是保卫自己领主的土地、它也不是个阶层而只是个职业。中世纪的骑士不用耕种土地，农民和农奴不仅要养活国王和贵族，还要养活骑士。而在中国当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军队的时候，一部分战士就离开军队谋求另一种职业。在很久以前我读到柏杨的书说中国战争之多，以至于中国人养成不会笑的传统，因为中国人始终生活在苦难之中。但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欧洲的战争只怕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领主和领主之间的战争，公国和公国的战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再加上后来宗教组织发动战争，只怕欧洲人比中国人更少享有和平的机会。

提到宗教，不能不谈，中世纪也离不开宗教，没有基督教会就没有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史》谈到了宗教的影响，包括哲学、艺术、建筑、文学等等方面直到人的精神层面。作者对教会作用的肯定，如前面提到，不单因为它承接着现代西方文明，也因为道德的原因。关于前者，作者也毫不掩饰提到中世纪未期伊斯兰文化对西方的启蒙，包括哲学、科学、医学、天文等等方面，但教会人士自己对伊斯兰文明的吸收和发挥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关于后者，也是我十分看重的一点。理性的康德说，我们无法从理性去判断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但为了道德的原因我们必须假定上帝的存在。对于这点，《欧洲中世纪史》的作者大概也没有异义，所以即使教会在道德上不总是那么光彩甚至让欧洲陷入到了黑暗之中，但作者还是持宽容的态度，总体上肯定了教会在道德层面上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也是作者最看重的一点。而关于那些野蛮的行为，作者只是把它看成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过程--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但对于非西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我来说，事实就并非如此了。道德不应该来自于上帝的谕意，而是来自于人内心的感情。我们完全可以抛开宗教谈论道德。后来欧洲的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也持这样的观点，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之国，而欧洲的思想是贫瘠的。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的话，那么对这样的观点就不会感到诧异了。

总的来说，《欧洲中世纪史》一书口味是适合于西方文化保守派的(在中国则反过来了，合适于中国的激进派)，即使是中国文化的保守派的我来说，虽然对作者的一些历史解读不以为然，但对作者对历史总的态度我还是欣赏甚至是感动的。当然这只一本单纯地介绍欧洲历史的书籍，作者没把欧洲和中国拿来对比，虽然在写中世纪时作者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伊斯兰文明，也只是客观的介绍而无主观的比较。光看这本书的名字，我也不应该期望找到关于不同文化对比的论述，但对于这方面有着强烈欲望的我来说，看完此书不免有些遗憾。如果有人只是想单纯地了解欧洲的那段历史，那么这本书无疑是个很好的读本--尽管在我看来它对自己的评价有些过于正面了，但不也至于偏颇得让人反感。

正是因为欧洲的战争，其实就是中东，还有印度，这些三大宗教发源地，在这些地方，战争和生活的苦难都要超过中国，也正是因为这个重要的因素，产生了三大宗教，而中国却没有;宗教就是为了约束现世的苦难制造者而产生的!

是的，苦难时人们更向往这个精神的寄托--宗教。

但是，中国也正是在最苦最乱的时候，即春秋战国完成了去宗教化，用世俗伦理代替了宗教说教，使之后的中国不同于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在其它地区，宗教和政治是合而为一，自然宗教自由就没有了。而中国宗教和政治是分开的，中国人就多了许多别的地区没有的宗教自由。

面对苦难，中国人作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选择，它把人们的目光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从脱离现实到更关心现实。

第四篇：中世纪教会史读后感

《中世纪教会史》读后感

今年4月份，我利用大半个月的课余时间读了《中世纪教会史》这本书。这本书是《教会史》中的一卷，它以客观的角度详细地介绍了中世纪教会的方方面面。这本书是由毕尔麦尔等一批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学者合著的，是一本了解中世纪历史的、很好的工具书。

这本书层次清晰，主要分为早期中世纪（692年一1073年）的教会，中世纪全盛时期（1073-1294年）的教会，中世纪晚期（1294-1517年）的教会三个部分。这本书以中世纪教会的历史为主线。但它不仅介绍了教会的历史，还写了许多有意思的地方，例如：教会的文化、教会的制度。

中世纪的教会历史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教会最初是由一些虔诚的传教士的隐修生活演化而来。他们是一群像陶渊明一样的义士，出淤泥而不染，在黑暗的、四分五裂的欧洲仍保持坚定的信仰。他们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将深邃的基督教义传播给无知、纯朴的欧洲人民。这些传教士的行为让我感动，他们就像中国的孔子一样。随着基督教义的传播，这种宗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百姓信己的心交给伟大的耶稣，而皇帝为了更好地统治万民，他给予教会的高层人员以爵位、特权，来笼络他们，而教会也趁此机会发展壮大，逐渐和皇帝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皇帝，成为中世纪欧洲的真正统治者。当然，皇帝并不甘心自己的统治地位被撼动，他们发动一次又一次反击，二者成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我们熟知的阿维农之囚事件就发生在这背景之下。1294年，专横顽固的教权至上论者，卜尼法斯八世任罗马教皇。这时候，具有强大王权的统一民族国家正在欧洲普遍兴起。1308～1377 年，教廷长期迁于法国边境阿维农，七十年间，教皇一直受皇帝控制。同时教会面临着许多强大的敌人，例如：伊斯兰教、异端学说。面对伊斯兰教，虔诚的教众化身为忠诚的战士，他们组成隐修者和骑士结合而成的、代表宗教精神的骑士团等组织，在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一次又一次英勇无畏的十字军东征。面对异端学说，他们采取严酷的手段来打击。早期中世纪一般都是信仰坚定的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比较有影力的异端仅仅在东方的希腊教会中出现，而西欧没有。在那些新兴的格尔曼一罗曼国度中当然也开始有一些神学家在思想上不小心或高估理性的能力，所以他们走人一些误区，出现了关于“圣餐”的争论。然而，第12 世纪是一个充满宗教热火 的时代，所以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反对教会的群众运动，它们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布到欧洲的广大地区。其中影响最大的教派是清洁派。基督教会对这些异端教派采取了残酷镇压。

基督教有过两次大分裂。一次是1054年，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与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决裂，前者称为天主教；后者称东正教。另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宗教改革，基督教分裂出一个更加民主、廉洁的新教。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基督教的一次衰弱，但我认为这是基督教的一次新生，这次改革使基督教会更符合现代的需求。

教会的文化与制度是这本书的另一部分，它们很有意思。两千多年来，基督教依靠它先进的管理制度一步一步壮大。在1073-1198 年间，罗马宗座对西方教会的首席权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教宗成了整个教会的元首，也成为人间最高的立法者、裁判者和管理者，他对教会的一切成员，无论是圣职人员或平信徒，都拥有充分的权力。另外，宗座逐渐成为教会管理的中心，这一点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虽然也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在12 世纪，主教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意义，而在德意志帝国中的大部分教会长上都成为完全的“地域王侯”，就是说在他们的领土上拥有很多世俗权利比如造币.收税权等。同时，主教们在在教会上的权力减少了，这不仅是由于教宗权威上升，也有别的原因。当时，主教大堂圣.团的影响增长－这些圣职团的成员是那些长期在大堂任职的圣职人员，而在11、12 世纪的普遍改革运动中，部分的大堂圣职团再次根据以前的老传统恢复了团体生活。这些有固定团体生活规律的圣职团被称为 有团规的圣职团，但大部分的圣职还是那些没有“团规”的教区圣职人员。当时，“大堂圣职人员”的尊严很大，比如一些德国国王和皇帝，甚至某些教宗都在某些德国大堂或罗马大堂当了一短期或长期的一大堂圣职团的团员。

在中世纪艰苦的环境中，基督教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体系。在查理曼的时代，文化普遍获得蓬勃发展，并且在基督宗教艺术方面也开始有了新的生命。在艺术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格尔曼/日耳曼人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并改造了古代基督宗教的罗马文化因素和东方的拜占庭因素。他们不但保留了传统的教堂建筑形式，而且也独立地发展这些形式，这样早在8、9 世纪导致了早期罗马式建筑风格，古代教会用的“大殿式建筑风格”在早期中世纪也占有主导地位。从卡洛林和奥托的艺术风格发展出来的是所谓的罗马式建筑风格一人们从19 世纪以来这样称呼它，因为他们说这个风格与罗曼语言的形成过程是平行的。然而，在这种风格中，格尔曼/日耳曼的因素更多一些，而且它在那些中欧或北欧地区获得了最成熟的和最丰富的表达。最早的罗马式的建筑物在伦巴第地区。在西欧，这种风格的主要代表是本笃会的隐修士。从整体来看大殿“仍然是标准，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创新。在头1000 年，在基督宗教的教堂中很少有雕塑品，这仍然来自对于外教人神像的反感。然而，自从12 世纪，人们克服了早期的雕塑技术的问题并创造了一些可观的作品，用这些美化柱头、门顶、讲道台、施洗池和读讲台。不仅仅是建筑，教会也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经院哲学。在早期中世纪，神学著作似乎都限于编写传统文献的”文选“、”摘录“或文集很少有独立研究的因素。然而，这些编写工作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自从11 世纪末以来，随着当时的宗教崛起的广泛传播和文化的提升，从这些早期的初步尝试形成了一个基本上是新的和有原创性的思想生活，其中有很多方向，但也保持了统一性，这就是所谓的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思想的目标和任务是建立一个令人们在各方面感到满意的哲学-神学性的世界观，就是4个统一的世界观，在其中有信仰与知识、理性和启示，都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其组成因素和推动力是权威性理性，而它的表现方式是讲课和辩论。它在方法方面特别注重逻辑性和系统性 :它以严格的逻辑性分析一切教会的教导，且解释它们，并反驳一切可以想到的反对意见，从此说明这些传统的信仰命题的合理性。最后，人们还组合这些思想结果，形成了一些统一的教导结构。被称为”经院思想之父“的人是安瑟伦他来自意大利北部彼埃蒙特区的奥斯塔的伦巴第贵族家庭，后来当隐修者，曾在诺曼底的著名贝基隐修院当老师和院长，最后当上了兰弗朗克的接班人，成为坎特伯雷的总主教和英国的 首席主教。在这个重要位置上，他是一位杰出的牧者，在授权之争中很坚定地保卫了额我略的种种原则。经院思想用敏锐的思想、仔细的讨论和逻辑学的方法来掌握信仰的全部内容，但在中世纪的高峰时期和晚期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思想传统，就是那种充满感情的神秘思想，它也曾经被称为 情感神学。这就是关于”与神结合"的生活的知识，从古代就被描述为具有 净化、照亮合一的阶段，而他的顶点就是默观。这种思辨性的神秘神学 所研究和表达的是那些有神恩的灵魂们的种种神秘体验以及这些人对神圣事物的直观性认识。

读了《中世纪教会史》这本书，我获得了许多感动。那些传教士为了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传播基督教义，把“精神光明”带给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百姓们，他们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是多么伟大的人呀！那些教宗为了自己的信仰，不畏强权，勇于与皇帝作斗争，是多么可敬呀！这本书曾经被作为德国大学和经教学院作为教会史的教科书，对我们了解中世纪教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世界古代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第五篇：中世纪 讲稿

一、基督教哲学概况

中世纪哲学同历史上的中世纪（6-16）不太一样：这里是哲学史的分法，1500年。

基督教哲学：基尔松首次用之来称呼中世纪时期的哲学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 2～5世纪的教父哲学，5世纪为其鼎盛时期。希腊教父、拉丁教父。代表人物有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

第二种形态是 9～15世纪的经院哲学，13世纪为其繁荣时期。以托马斯主义为主导思想。

第三种形态是19世纪末出现的新经院哲学，即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人物有利奥十三世、曼尔西埃、格拉布曼、J.马里旦、.H.吉尔松、Y.西蒙、G.A.韦特尔、波亨斯基等。

广义上说有基督教的内在构成意义上的哲学都是基督教哲学。通俗说，基督教构成某种哲学的要素。这里发生着哲学与宗教的相遇：改变哲学，也改变宗教。哲学与宗教：理性（反思和概念）和信仰（启示和直觉、体悟）

哪些改变？

超验性、内在性、自由、超自然主义观念

基督教哲学的诞生：自身理论建设，对哲学的追求，伦理学中的神和安宁，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与其它宗教的论争。

来源：希腊哲学：理性、必然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

犹太教，圣经。特点：一神论与绝对性，原罪与意志自由；复活与历史原则（尘世与天国：经验与先天）

二、德尔图良

东汉曹丕称帝时代。也出生在北非。

德尔图良所使用的神学方法，主要以写作思辩性的基督教神学与反对异端的著作为主。有人称德尔图良是“希腊最后一位护教士”，亦有人说他是“第一位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对于三位一体与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两个教义的阐明，为后来东方与西方两个教会的正统教义奠定了基础。因他首先发现理性有极限，人在冲破这个极限的时候，就应该有信仰做指南，发展人生的未来，他以为在人性的能力中，除了感观之外，还有理性，在理性之上，还有信仰，人的感观所不能达到的极限，由理性可以补足，在理性所不能达到的极限，便由信仰可以补足。当他在世上的年日，那些新约书信的原本仍然存在，他称基督教的经典为《新约》。他的著作中曾引用《新约》一千八百多处，有消极反对当时的异端又有“护教学”，积极的为教会的学说辩护，将自己的信仰用希腊哲学，罗马辩论的形式表现出来

思想：1.信仰与理性的对立：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共同之处。理性导致争论和分歧；只有信仰才能克服。

2.因为荒谬才相信。世俗知识在上帝面前都是愚蠢的。保持其无知，听从上帝的启示。

三、奥古斯丁

中国的东晋时期。

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年11月13日-----430年8月28日），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现在位于阿尔及利亚境内）之柏柏尔人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名叫伯特撒乌斯·赫纠拉斯（Patricius Herculus）不是基督徒，是罗马的税吏，是个懒惰、不积极的人，而且贪爱世界，到临终前才归信基督教。母亲孟尼迦（Monica）是虔诚的基督徒，比父亲小25岁。

奥古斯丁并非一出生就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13岁进入马达乌拉（Madaura）学习雄辩术。16岁前赴迦太基就学。同年父亲过世。17岁，与一乡下女子同居。18岁生有一子阿德奥达徒（Adeodatus）。少年时的奥古斯丁才华洋溢，放荡不羁。

19岁那年，奥古斯丁受西塞罗的《Hortensius》影响，引发他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心，旋即接受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信仰。他早年信仰摩尼教。奥古斯丁20岁完成罗马帝国年规定的三级制教育学业，22岁在迦太基教授雄辩术，26岁写了第一本论文“美与均衡”，29岁与摩尼教主教作神学思辨，发现这主教只有口才，没有学问，无法解答他的问题。后来受新柏拉图主义鼻祖普罗提诺（Plotinus）之影响而放弃摩尼教。

30岁那年，跟米兰主教安波罗修学习天主教信仰与神学，并与同居十多年的情人分手，跟小他18岁的少女订婚。在研究了各种宗教与哲学后有心信奉基督教。到了32岁，生命有了悔悟。33岁受洗礼。在《忏悔录》中，他描述他如何在内心挣扎到极点时，突然受到上帝的引导，克服了心中的犹豫而下定决心加入基督教，当时是公元382年。在奥古斯丁的生命中有两位重要的人物，深深地影响他的生命。一位是为他流泪祷告达31年之久的母亲莫妮卡，另一位是米兰的主教安波罗修。他们将奥古斯丁引到基督的施恩座前，使他经历到彻底的悔改。某一天，奥古斯丁在米兰寓所的花园中散步，圣灵催逼他回头。他的心灵呼喊著：“要等到何时呢？何不就在此刻，结束我污秽的过去？”这时他恰巧听到邻家儿童的读书声：“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于是他拿起身边的新约，读到罗马书中的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忌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自此以后他便归向基督，并于次年受洗。

34岁回到非洲过修道生活。42岁任北非希坡（Hippo）主教。76岁离世。[5]因对基督教有重要建树，故被天主教会封为圣者，称圣奥古斯丁（Sanctus Aurelius Augustinus）。《圣经·旧约全书》的线性历史观对其影响颇大。他的神学成为后来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影响整个东西方教会，尤其对西方教会最深。[6] 奥古斯丁任希波主教期间参与四场主要争辩，分别是对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随即展开护教；对多纳徒派的圣礼观，发展出因功生效的观念；对伯拉纠的罪与救赎观，发展出自由意志、原罪、救恩、预定、神的主权及不可抗拒的恩典等论说；对异教的指控，写下《上帝之城》的巨著。奥古斯丁生平著作多达113册。其中以《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驳多纳徒派》及《驳伯拉纠派》对基督教神学最有贡献。

主要思想： 1.论自我意识

怀疑本身不可怀疑，我错了，我就存在→我思故我在→我思其所思 真理源于上帝，不是理智的创造物，只能发现 2.上帝的认识与信仰

上帝就是绝对真理→认识真理不过是发现上帝→神秘直觉 3.上帝从无中创世

希腊的必然性→无中生有→凭借自己创造世界→不在时间中创造世界→新的时间学说

4.灵魂不朽、堕落与获救

神正论→自由与原罪→有死的→上帝对人的惩罚、拯救与遗弃 5.历史神学 上帝之国→复活

四、波埃修

波埃修（Boethius，４８０—５２４年）生于一罗马贵族家庭。早年丧父，由其保护人、富有而又声名显赫的绪马古斯（Symmachus）抚养成人，并随后者获得极为全面的、以罗马文学与希腊哲学为主的教育。波埃修所生活的时代，恰逢欧洲历史上空前的剧变。古老的文明相继衰落，新的精神统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４７６年，就在波埃修出生前不久。日尔曼将军鄂多亚克（Odovacar）的政变正式结束了西罗马帝国的历史。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各日尔曼人的王国纷纷建立起来，现代欧洲各国的雏形已现端倪，从此，欧洲中世纪正式开始了。４９３年，狄奥多理克（Theodoric）进军意大利，建立起短命的东哥特王朝。当时有许多学者在其宫廷任职，波埃修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狄奥多理克信奉阿里乌斯派（Arian），波埃修是“三位一体”教义的正统辩护者，也许正是由这种因教义立场不同而引发的政治因素和外交因素，致使波埃修晚年失宠，被控犯有叛国罪，于５２４年遭处决。在狱中，他用散文和诗体写的《哲学的安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被誉为是中世纪文学的杰作。

思想：上帝是纯形式，所以是一，万物因为上帝才存在。

中世纪有关种和属的三个论题：是否独立存在，是否寓于理智之中，是否有形体。→开启了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

波埃修的观点：种和属在本体论意义上不能独立存在，在认识论上以思想的形式存在。事物的相似性能够被心灵思索并真正地直觉到，当它们在个别事物之中时可被感觉，当它们在共相中时可被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