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 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十三五 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的几点思考

十三五 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的几点思考

2016-09-11 02:30:00 中国保险报 郑伟

日前，中国保监会印发了《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我国保险业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是未来五年保险业科学发展的重要蓝图。

《纲要》共十章，从内在逻辑看，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主题是“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提出“十三五”时期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第二部分是第二章，主题是“深化保险业改革”，阐述保险业应当如何深化自身改革，以增强行业可持续发展动力。第三部分是第三至六章，主题是“服务国家发展”，阐述保险业应当从哪些领域去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四部分是第七至九章，主题是“加强监管和夯实基础”，阐述保险业应当如何加强监管和夯实基础，以筑牢风险防范底线、持续改善保险业发展环境并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第五部分是第十章，主题是“保证《纲要》顺利实施”，阐述应当如何科学统筹各有关方面的工作，扎实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本文重点讨论“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具体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十三五”时期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涉及哪些重大领域？第二，保险业为何能与国家发展如此紧密相连？第三，保险业如何才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

一、“十三五”时期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涉及哪些重大领域？

关于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纲要》共分四章进行阐述，这实际上构成了“十三五”时期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的四大领域。第一个领域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包括：经济转型、社会治理、灾害救助、支农惠农。第二个领域是“服务民生保障”，重点包括：扶贫攻坚、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大病保险。第三个领域是“服务经济建设资金需求”，重点包括：国家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新技术新业态和新产业、国企改革和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第四个领域是“服务对外开放重大战略”，重点包括：“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

二、保险业为何能与国家发展如此紧密相连？

“十三五”时期，保险业之所以能与国家发展如此紧密相连，一是源于保险的功能，二是源于国家对保险业的重视，三是源于保险业自身实力的提升。

第一，保险的功能。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保险业所具有的风险保障、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等功能，天然地与国家发展相关方面的需求紧密契合，这构成了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的内在基础。

第二，国家对保险业的重视。近些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保险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2014年8月国务院发布保险业“新国十条”，明确提出“立足于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放在经济社会工作整体布局中统筹考虑”，更是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将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从行业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为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第三，保险业自身实力的提升。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现代保险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保险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截至2015年底，中国保险市场共有194家保险机构，2015年保费收入2.4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12万亿元，保险深度3.6%，保险密度1768元/人，保险市场规模全球排名上升至第三位，这为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三、保险业如何才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

“十三五”时期，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保险业一要坚持“保险姓保”，二要确保“险企不险”，三要实现“消费者愿意消费”。

首先，坚持“保险姓保”。在上文梳理的“十三五”时期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的四大领域中，至少有三大领域，包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民生保障”和“服务对外开放重大战略”，显而易见地，它们所看重的都是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在另一大领域即“服务经济建设资金需求”方面，虽然保险提供的是资金融通而非风险保障服务，但国家经济建设所看重的保险资金“期限长、规模大、供给稳”等独特优势，其实仍是源于保险业的长期风险保障。可见，国家发展需要保险，不是因为保险业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银行业和证券业同样可以提供资金融通，而且这还是它们的本质功能），而是因为保险业具有风险保障的独特功能。因此，只有坚持“保险姓保”，保险业才能更好发挥风险保障的独特优势，更好契合国家需求，服务国家发展。

其次，确保“险企不险”。保险业是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保险公司是从事风险管理的企业，保险公司在经济社会中应当扮演“风险管理者”的正面角色，而不是“风险制造者”的负面角色。但在现实中，个别保险公司似乎在铤而走险，甚至扮演风险制造者的角色，由此可能产生可怕的“乘数破坏效应”。国家发展需要保险，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需要保险这一风险管理专家来为国家发展保驾护航，需要保险业“以自身的稳健来保障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如果反过来，险企成了“险”企，险资成了“险”资，那么保险的作用就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了，那么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也就将成为“空中楼阁”了。

最后，实现“消费者愿意消费”。保险业服务国家发展，不是在虚空中完成，而是通过对千千万万保险消费者（包括个人、家庭、企业、机构等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风险保障来实现的。因此，评价保险业是否做好服务国家发展这一工作，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消费者对保险认可不认可、满意不满意，愿不愿意消费保险。如果消费者对保险普遍不认可、不满意、不愿意使用保险来进行风险管理，那么何谈“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纲要》所提出的“十三五”时期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一个目标——“消费者满意度普遍提高……消费者投诉率大幅下降……行业赢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可”——虽然在洋洋洒洒三十页的规划中不甚引人注目，但却可能是“十三五”时期中国保险业面临的最具挑战的任务。

第二篇：保险业发展

“保险业科学发展观内涵是坚持快速协调持续发展，保险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做大做强，保险业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以人为本”。保险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形成与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对保险业发展的根本要求，作为一名保险业工作者，我想结合当前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实际，谈谈如何运用战略思维从理论高度把握这一科学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创新要义在于“以改革促发展”

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决定了发展的速度与规模、质量与效益。改革的本质在于创新，在于扬弃。改革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在其进程中，必须注意突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掌握合适的时机与推进的节奏。运用这一发展观来审视当前保险业的各项改革活动，关键在于要着力解决束缚保险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这实际上涉及到制度创新这一核心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解决这一问题的重心在于如何驾驭制度创新过程中，所涉及的政府、企业与消费者三方之间关系的协调。这里我们仅从企业———保险市场经营主体的视角来分析。当前保险业的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求不相适应。那么，实际生活中的保险需求又有哪些特性，保险企业如何应对与满足不同消费者的这一利益需要？我们知道，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及其最大诚信原则使得满足与维护被保险人利益应该成为保险企业经营的根本目标。这就表明，保险业经营改革的重心应该不断下移，下移到市场中最为贴近消费者的层面。因为市场经营中，消费者是市场的核心，保险企业离开了市场就失去了立身之本。保险企业的创新实质是创造满足消费者需求与利益的价值。这一思想应深入到保险企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保险企业给予消费者的形象与关怀等各项活动中去。明确了这一本质，当前我国保险企业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的改革举措就知道具体朝向哪些方面去努力。

二、科学发展观的协调要义在于“以开放促发展”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实践证明，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对提高我国保险业整体水平，加快保险业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开放带来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之间的互为流动与重组，带来了竞争机制在更广范围、更大程度的自由运营，从而为国内保险业提供了从国外最新理念、先进经验到成熟制度与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借鉴学习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保险业作为我国金融领域开放最早的一块，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我国保险业近二十多年持续以30％以上的速率增长；国内保险监管体系得到初步健全；保险市场的结构与层次日趋合理化；保险经营主体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也实现了平稳增长；此外，保险业在经济补偿、资金融通与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强大而有效力的积极影响。这一切，既得益于我国保险业自身积累与发展的不懈努力，更是在开放过程中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保险业先进经验、文化与知识的学习与吸收，这种开放的实质便是保险业通过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融合发展来获取自身协调发展的契机。比如自友邦保险20世纪90年代初引进寿险营销员制度后，这一舶来品不但未水土不服，反而为中资公司大力借鉴并因此在国内扎根生芽，迅速扩展与推广，从而有了中国目前100多万寿险营销员大军的壮观规模。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精神来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国内保险业应该在开放中切实把握这样几个协调原则：一是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举，这既是履行国民待遇机制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尤其要鼓励我国民营经济进一步与保险业接壤，包括对民营经济提供切实可行的风险保障产品服务以及为民营经济进军保险业切实做好服务指导。二是通过结构调整与政策引导，努力促进外资保险资源流向我国经济发展中最需要的地方。诸如健康保险、农业保险和巨灾保险等方面就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资保险资源的流入，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加速我国保险经济资源的协调配置。三是在开放过程中尝试“走出去”战略。可以根据自身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保险资源的战略经营，这包括我们可以向与我国文化与传统渊源较深的周边国家进行跨国投资，也包括向发达国家等市场容量巨大、市场细分中可以有我立足之处的地方进行渗透。

三、科学发展观的持续要义在于“以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

理论上，均衡发展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效果，但在实际中，更多时候我们只能对非均衡发展过程进行持续不断地优化调整。就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来说，其非均衡的特征非常明显：比如我们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却不得不面临即将到来的全面开放，因而要与西方发展成熟阶段的对手同台竞技；国内保险监管方式与手段也是传统与现代兼具。解决非均衡发展状况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进行持续的结构优化调整。以当前国内保险市场结构层次为例，由于再保险市场滞后发育，这对整体保险市场的风险转移与功能深化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必须鼓励增加再保险市场经营主体，强化对再保险分保业务的监管。而对于原保险市场来说，其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可能表现为：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对于不同种类的经营主体进行分类引导；对于中介市场创新经营模式的鼓励；如何差异化保险产品与服务的结构、类型，从而形成以社会需

求为导向的保险产品创新体系。这样，按照市场需求进行持续地结构优化调整，不但让保险市场自身拥有了快速反应机制，而且这一调整过程中资源的配置机制通过强有力契合，会进一步引发自我强化的效应，例如保险企业自身可能因此累积并拥有强大的知识基础与发展能力，这样，在企业进一步演化过程中，先前所积累的共同知识架构与基础能力就可以推动企业持续前进而形成内生的增长动力与机制。

四、科学发展观的保障要义在于“加强和改善监管促进健康发展”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对保险业的监管在于防范化解风险和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这既是监管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我国保险监管工作自保监会成立以来，从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加强偿付能力监管与预警系统设计，建立保险信用评级制度等方面都采取了积极举措，从而有力地保障了保险业的高速、平稳增长。但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临近，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国际保险资本相继涌入，这对我国保险监管事业带来了更多新的挑战：如何适应对外资保险企业的组织、业务、市场行为等方面监管新情况；如何对保险资金的运营进行监管，特别是涉及跨领域投资问题；如何加强与国际保险机构合作，适应不同监管体制与模式下的双边与多边规则的冲突与协调等等。显然，应对前述新背景、新情况，要求我国监管机构一方面要切实转变其职能，要把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作为自身的主要职责。为此，监管机构就需要切实加强监管的系列基础工作建设：通过信息化建设与监管技术水平提高，强化对市场监管与偿付能力监管的有效力度；加大信息发布规范与披露程序，提高保险市场透明度；严格关于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监管与惩处机制；积极探索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相适应的监管方式与手段，建立动态与多维度的监管体系与联合反应机制；这样，通过审慎及时调控市场，防范化解风险。另一方面，监管机构需要高屋建瓴，从行业规划的角度进行宏观调控，引领制度创新。如果保险监管机构通过职能转变，寓监管于服务当中，并使监管实践的影响与效果深入保险市场经营主体的日常行为表现中，这将大大提升保险监管的效率与活力，并最终使防范与化解风险这一管理职责内化为保险市场参与者的一种集体理性与行动。

第三篇：国家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6.08.11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发展中医药的方针政策，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更好地为建设健康中国服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制定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十二五”期间中医药发展取得的成就。

“十二五”时期是中医药发展进程中极具历史意义的五年，中医药发展国家战略取得重大突破，中医药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基本形成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整体发展新格局，对增进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作用更加突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明显提升，“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全面完成。

中医药战略地位显著提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中医药法（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进入最后立法程序，国务院办公厅首次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等中医药发展领域的专项规划。中央财政投入力度大幅提升，为中医药创造了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中医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中医医疗资源快速增长，中医医院增加到3966所，每万人口中医医院实有床位数增加到6.0张。全面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中医馆、国医堂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到普遍建设，96.93%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2.97%的乡镇卫生院、80.97%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60.28%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深入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15年完成6531.5万65岁以上老年人、2777.7万0-36个月儿童的中医药健康管理任务，目标人群覆盖率分别达到41.87%和53.59%。中医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较高的收益，放大了医改惠民的效果。

中医药科研迈上新台阶。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因发现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实现我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零的突破，突显了中医药对人类健康的重大贡献。建立起以16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为重点平台的临床科研体系，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和慢性病的临床科研网络得到完善。45项中医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诊疗标准规范、关键技术和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新药，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符合中医药人才特点的教育模式得到加强。医教协同深化中医药教育改革初显成效，中医专业学位独立设置，评选出第二届国医大师，名老中医药专家、中医学术流派传承成效显著，建成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60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956个、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200个、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64个、中医药各层次培训基地1140个，多层次多类型的中医药师承教育模式初步建立，继续教育覆盖率显著提高。

中医药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深入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科普宣传4万余场，现场受益群众1700余万人次。建设了300多个国家级、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组建了一支中医药文化科普专家队伍,开发了一批形式多样的文化科普作品。首次开展的中医健康素养普及率调查显示，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不断提升，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广泛传播。中药资源逐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全面展开，初步建成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建立了大宗、道地药材、濒危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全国有200多种常用大宗中药材实现规模化种植，种植面积超过3000万亩。逐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中药产业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2015年中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了7800亿元，占我国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近1/3，中药进出口额达到48.0亿美元。作为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中医药为推动健康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民族医药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国民族医医院增加到253所。建成藏医药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筛选推广140项民族医药适宜技术。建立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基础数据库，国家集中整理出版150部民族医药文献，形成《全国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总目》，民族医药保护传承取得实效。

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得到拓展。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扩大服务供给引导消费。中医药与养老、旅游等相互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初步形成服务新形态，“互联网+”催生服务模式创新，养生、保健、康复等方面的潜力持续释放。推进中医药服务贸易，深化重点区域和骨干企业（机构）建设。一批适应市场的新产品、新业态成为健康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医药海外发展开辟新空间。推动第67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以我国联合马来西亚等国提出的传统医学决议。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首次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代码（ICD-11）。中医药相继纳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中英经济财经对话框架，《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明确支持“开展中非传统医药交流与合作”。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与外国政府、地区和国际组织已签订86项中医药合作协议，建设了10个海外中医药中心，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10所中医孔子学院。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249正式定名为中医药技术委员会，并发布5项国际标准，ISO/TC215发布4项中医药国际技术规范。中医药行风建设和党建工作呈现新气象。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中医药系统工作作风进一步转变，大力弘扬“大医精诚”的医德医风，形成了从严从实的良好氛围。

（二）“十三五”中医药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前，中医药发展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将中医药发展摆在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人民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激发出的多层次多样化健康服务需求，将进一步释放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潜力和活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迫切需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制度中发挥中医药特色作用。中医药注重整体观、追求天人合一、重视治未病、讲究辨证论治，符合当今医学发展的方向，适应疾病谱的变化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为中医药振兴发展带来广阔前景。中医药以其绿色生态、原创优势突出、产业链长、促进消费作用明显的特点，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将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不竭动力和源泉。实施“走出去”战略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将为促进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十三五”时期，中医药发展处在能力提升推进期、健康服务拓展期、参与医改攻坚期和政策机制完善期，还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中医药服务体系、模式和机制还不能完全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相适应，改革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中医药资源总量仍然不足，基层发展薄弱，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中医中药发展不协调。中医药继承不足、创新不够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色优势淡化，学术发展缓慢。高层次人才不足，基层人员短缺，中医药人员中医思维和人文素养尚需加强。中药产业集中度低，野生中药材资源破坏严重，部分中药材品质下降。中医药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亟待提高，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发展中医药的指示精神，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以推进继承创新为主题，以增进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为目标，以促进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协调发展为重点，以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学术水平为核心，勇攀医学高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全面振兴发展中医药事业，发挥中医药在促进卫生、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态文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服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二）基本原则。

——坚持继承创新，增强发展实力。把继承创新贯穿中医药发展一切工作，正确把握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推动中医药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

——坚持统筹协调，凝聚发展力量。统筹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注重城乡、区域、国内国际中医药协调发展，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促进中医中药协调发展，不断增强中医药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坚持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在构建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制度中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作用，完善政策和机制，强化政府在提供基本中医医疗服务中的主导作用，调动社会力量，发挥市场在中医药健康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坚持特色优势，提升发展质量。充分体现特色，全面继承发扬中医药理论、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优势，坚持在治未病中发挥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发挥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发挥核心作用，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共享发展成果。以满足人民群众中医药健康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中医药发展为了人民，中医药成果惠及人民，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保证人民享有安全、有效、方便的中医药服务。

（三）发展目标。

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发展迈上新台阶，标准化、信息化、产业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健康服务可得性、可及性明显改善，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学术水平大幅提升，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建立，中医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更加广泛，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法律体系、标准体系、监督体系和政策体系基本建立，中医药管理体制更加健全，为建设健康中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贡献。——人民群众获得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可及性显著增强。健全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中医药健康服务质量明显提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中医药健康知识普及，公民中医健康文化素养提升。

——中医药发展支撑体系更加健全。科技创新体系更加完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及重大疾病攻关取得明显进展。建立健全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以及师承教育贯穿始终的中医药人才教育培养体系。中成药及中药饮片供应保障能力明显提升。中医药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

——中医药健康产业快速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新业态不断涌现，服务技术不断创新，产品种类更加丰富，品质更加优良，带动相关支撑产业发展。促进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和中药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中医药发展更加包容开放。中医药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中医药文化进一步繁荣。中西医相互取长补短，建立长效可持续中西医协同发展机制。中医药与多学科的合作日益深入，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快速推进。中医药法律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管理体系更加健全，依法行政能力不断提升。标准体系基本建立，标准化水平大幅提高。行业组织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重点任务

（一）大力发展中医医疗服务。

完善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公立中医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共同发展，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突出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省（区、市）要建设好省级中医医院，每个地市级区域原则上至少设置1个市办中医医院，每个县级区域原则上设置1个县办中医类医院。促进社会办中医加快发展，到2020年非公立中医医疗机构提供的中医服务量力争达到20%。鼓励社会力量优先举办儿科、精神（心理）科、妇科、外科、骨伤、肛肠等非营利性中医专科医院，发展中医特色的康复医院、护理院。鼓励举办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门诊部和中医诊所。有条件的综合医院设置中医临床科室和中药房，地市级以上妇幼健康服务机构设置中医妇科和中医儿科，有条件的传染病院等其他非中医类医疗机构设置中医科。

全面提升中医医疗服务质量。完善中医医疗质量控制体系和评审评价体系。实施中医临床优势培育工程，三级中医医院要充分利用中医药技术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急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中医诊疗服务能力和中医优势病种的中医门诊诊疗服务能力与研究能力。二级中医医院要不断提高区域内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精神疾病的中医诊疗能力和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能力，做好疑难复杂疾病的向上转诊服务。加强专科专病防治网络建设，依托现有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科室支持形成一批国家和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在防治疾病中发挥示范作用。加强中医医院老年病科建设，适应我国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需求。加强中医药应急救治队伍和条件建设，建立应急工作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和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能力和水平。加强中医护理人员配备，提高中医辨证施护和中医特色护理水平。创新中医医院服务模式。

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扩大服务覆盖面，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强化县级中医医院特色专科专病建设，提升中医特色诊疗和综合服务能力，夯实分级诊疗基础。8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7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设立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信息化得到加强，中医诊疗量占诊疗总量的比例力争达到30%。大力推广中医非药物疗法和适宜技术。加强对口帮扶，三级中医医院对口帮扶贫困县县级中医医院，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对口帮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支持县级中医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组建医疗联合体，开展县乡一体化服务。开展县管乡用、乡聘村用等试点。改革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执业资格准入制度，允许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中医药一技之长人员在乡镇和村开办中医诊所。到2020年，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70%的村卫生室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

促进中西医结合工作。围绕中医诊疗具有优势的重大疑难疾病及传染性疾病，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标，开展中西医临床协作，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目标同向、协作攻关，形成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促进中西医临床协作机制建设和服务模式创新。鼓励地方开展不同层级的中西医临床协作培育工作，营造中西医深度融合氛围，建立长效可持续中西医协同发展机制。加强中西医结合医院内涵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能力。继续深化全国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强化院内中西医临床协作，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内涵。鼓励中医西医相互学习，发挥各自优势，支持非中医类别医师学习中医药理论、知识和技能，并在临床实践中应用。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常见病、多发病中医适宜技术方法培训推广，提升基层运用西医和中医两种手段综合服务能力。

促进民族医药发展。将民族医药发展纳入民族地区和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民族医医疗机构建设，鼓励有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举办民族医医院，鼓励民族地区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设立民族医药科，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民族医医院和诊所。加强民族医医院内涵建设，支持民族医特色专科建设与发展。结合民族医药发展现状和自身特点建立并完善民族医药从业人员执业准入及管理制度。加强民族医药传承保护、理论研究和文献的抢救与整理。加强民族医药人才培养，有条件的民族地区和高等院校开办民族医药专业，开展民族医药研究生教育。推进民族药标准建设，提高民族药质量，促进民族药产业发展。

拓展中医特色康复服务。支持中医医院康复科和中医特色康复医院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中医特色康复医疗、训练指导、知识普及、康复护理、辅具服务，在社区康复机构推广适宜中医康复技术，提升社区康复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中医技术与康复医学融合，完善康复服务标准及规范。

（二）加快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网络建设。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提升医疗机构治未病能力，拓展治未病服务领域。鼓励中医医疗机构、中医医师为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提供保健咨询和调理等技术支持。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形成一批具有品牌效应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推动建设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中医养生保健基地。形成中医养生保健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协同发展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网络。到2020年，所有二级以上中医医院设立治未病科，30%的妇幼健康服务机构提供治未病服务，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50%的村卫生室开展中医健康干预服务，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和覆盖人群不断扩大。

开展中医特色健康管理。将中医药优势与健康管理结合，以慢性病管理为重点，以治未病理念为核心，探索融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为一体的中医健康保障模式。鼓励保险公司开发中医药养生保健、治未病保险产品，通过中医健康风险评估、风险干预等方式，提供与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相结合的疾病预防、健康维护、慢性病管理等中医特色健康管理服务。加强中医养生保健宣传，推广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技术和方法，推广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导引等中医传统运动。

发挥行业组织作用。鼓励建立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行业组织，发挥行业组织在行业咨询、标准制定、人才培养和第三方评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建立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良执业记录制度，将诚信经营和执业情况纳入信用信息平台。推动负面清单制度和第三方认证，加快形成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综合监管模式。

（三）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全面深化继承研究。实施中医药传承工程，系统整理发掘中医药古籍精华，研究历代各家学术理论、流派及学说，编纂《中华医藏》。全面系统继承当代名老中医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总结中医优势病种临床基本诊疗规律，挖掘民间中医诊疗技术和方药。加强对传统制药、鉴定、炮制技术及老药工经验的继承应用。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利用。加强中药验方收集、保存、研究评价及推广应用。推进理论与技术创新。以中医临床实践为基础，阐释中医药核心理论的科学内涵，开展经穴特异性及针灸治疗机理、中药药性理论、方剂配伍理论、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等研究，丰富发展中医药理论、辨证论治方法。深入研究中医理论的核心内涵，加强对重大疾病、重大传染病防治、治未病的联合攻关和对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形成一批重大产品和技术成果。加强相关健康产品研发、制造和应用。综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制便于操作使用、适于家庭或个人的健康检测、监测产品以及自我保健、功能康复等器械产品，形成一批基于中医理论的诊疗仪器与设备。探索适合中药特点的新药开发模式，研发基于经典名方、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等的中药新药，推动重大新药创制。

促进协同创新。建立以国家和省级中医药科研机构为核心，以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和企业为主体，以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平台）为支撑，多学科、跨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完善科技布局。实施科技项目，提升创新能力。完善中医药科研评价体系。建立技术转移工作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制度，明确科技成果转化各项工作的责任主体。加强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队伍建设，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流程，提高转化效率。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与国际发展，引领中医药自主创新国际主导权。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健全中医药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师承教育贯穿始终的中医药人才终身教育体系。深化医教协同，推进中医药院校综合改革。全面实施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探索开展中医医师专科规范化培训，健全中医药毕业后教育制度。强化中医药师承教育，建立中医药师承教育培养体系，实现师承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到2020年，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中医临床医师接受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比例达到100%，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获取学分达标率达到90%。

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强化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中医类别全科医生、助理全科医生培养，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和全科医生特设岗位计划等。

人才培养、聘用工作。加强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到2020年覆盖所有县。培养基层中医药骨干人才，开展基层在职在岗卫生技术人员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建立吸引、稳定基层中医药人才的保障和长效激励机制，鼓励毕业生、离退休老中医药专家、在职在岗中医药人才到基层服务。

推进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培养。开展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着力培养中医药传承人才。加强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支持中医药学科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推进中医药领军人才和青年人才培养，依托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名老中医药专家和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等资源，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科团队。完善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政策措施，鼓励西医离职学习中医，培养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开展中医医院院长职业化培训和各类中医药管理人员培训，造就一批高水平中医药管理人才。

促进中医药健康服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拓宽中医药健康服务人才岗位设置，逐步健全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相关职业（工种），建立适应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职业技能鉴定体系。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中医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培养中医养生保健、康复、养老、健康管理等技术技能人才。

完善人才评价激励保障机制。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破除束缚中医药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构建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中医药人才发展治理体系。逐步建立符合中医药不同岗位要求的人才标准，完善体现中医药行业特点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评价体系，推进完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试点工作。建立健全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省级名中医等评选表彰制度。建立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传承保障机制，加大中医药青年人才培养支持力度，促进中医药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五）弘扬中医药文化。

弘扬中医药文化精髓。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宣传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和理念，引导人民群众自觉培养健康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大力倡导“大医精诚”的职业精神，形成良好行业风尚。加强中医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等机构文化建设，塑造中医药行业特有的人文环境。

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和知识普及。实施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提升工程。丰富传播内容和方式，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播人才队伍，加强中医药文化全媒体传播平台建设，创作中医药文化精品，促进中医药与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数字出版、动漫游戏、旅游餐饮、体育健身等有效融合，打造优秀中医药文化品牌。推动中医药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将中医药基础知识纳入中小学传统文化、生理卫生课程。加强中医药文物设施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中医药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六）推进中药保护和发展。

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和利用。建立中药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开展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建立覆盖全国中药材主要产区的资源监测网络。突破一批濒危稀缺中药材的繁育技术瓶颈。保护药用种质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促进中药制剂原料精细化利用和生产过程资源回收利用，有效提升中药资源利用率。开展中成药和中药饮片临床综合评价试点。建设一批集初加工、仓储、追溯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中药材物流基地，建立中药材生产流通全过程质量管理和质量追溯体系。促进中药材种植养殖业绿色发展。制定国家道地药材目录，加强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和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建设，发展道地中药材生产和产地加工技术。制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采集、储藏技术标准，利用有机、良好农业规范等认证手段加强对中药材种植养殖的科学引导，发展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和合作联社，提高规模化、规范化水平。支持发展中药材生产保险。推动贫困地区中药材产业化精准扶贫。促进中药工业转型升级。实施中药标准化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中药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形成中药标准化支撑服务体系，引领中药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切实保障百姓用药安全有效。推动建立常用中药饮片供应保障体系。实施中药振兴发展工程，提升中药工业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建立绿色高效的中药先进制造体系。

（七）拓展中医药服务新业态。

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所有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均与养老机构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有条件的开设老年病科，增加老年病床数量，开展老年病、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护理，为老年人就医提供优先优惠服务。鼓励和支持中医医院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以品牌、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资源与社会资本开展合作，新建、托管协作举办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机构。支持中医医疗机构将中医药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开展上门服务、健康查体、保健咨询等服务。鼓励中医师在养老机构提供中医诊疗、养生保健等服务。建设一批医养结合示范基地。通过建设医疗养老联合体等多种方式，整合医疗、康复、养老和护理资源。大力开发中医药与养老服务结合的系列服务产品。

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政府积极引导，强化市场作用，推动旅游业与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深度融合，初步构建起我国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体系。建设国家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项目），开发和丰富中医药健康旅游线路和产品，培育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品牌。进一步优化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环境，推进标准化和专业化建设，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规范，促进健康有序开展。不断完善中医药健康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提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健全中医药法律体系。推动《中医药法》颁布实施，制定相关配套法规和部门规章。推进中药品种保护条例修订工作。制定实施中医药行业“七五”普法规划，重点围绕中医药法的释义和宣传工作，广泛开展普法专题培训。建立完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分类和执业管理、中医医疗机构分类和管理、中医药健康服务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制度。到202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医药特点、相对系统完整、与中医药发展相适应的中医药法律体系。建立完善中医药政策体系。建立扶持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体系，构建政策研究运行机制，加强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组织实施一批政策研究的重点工程和研究项目，形成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提高转化应用水平。加强政策研究队伍和基地建设。开展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实施中医药标准化工程，重点开展中医基础通用标准、技术操作规范和疗效评价标准的制定、推广与应用。系统开展中医治未病标准、药膳制作标准等研究制定。健全完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加强中药临床使用指南及道地药材、中药材种子种苗等领域标准制修订。加快国内标准向国际标准转化。提升标准化支撑能力，加强标准化专业技术组织建设，依托现有机构建立标准化研究中心，培养专家队伍。强化标准的应用推广，开展中医药标准应用评价。发挥学术组织、行业协会的作用，开展推广培训，推动中医药标准有效实施。

加快中医药信息化建设。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实施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实现重点业务信息共享。推进以中医电子病历为基础的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构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健康信息云平台。推进“互联网+中医药”行动计划，促进中医药各领域与互联网全面融合，实现远程医疗、移动医疗、智慧医疗等医疗服务模式创新。完善中医药信息统计制度建设，建立全国中医药综合统计网络直报体系。加强中医药监督体系建设。完善中医药监督管理工作相关法规标准，加强中医医疗服务、养生保健服务、中医医疗广告和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的监督管理，完善中医药监督行政执法机制，加强能力建设。逐步开展中医医疗服务、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中药材、药膳服务及产品、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旅游、中医药服务贸易、中医药从业人员等认证。依托现有资源建设高水平的检验检测服务平台和监督信息数据平台。引导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行业社会团体等积极采用认证制度。

（九）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

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配合国家总体战略，制定并实施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服务外交、促进民生、密切人文交流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实施中医药国际专项，做好区域布局，支持各类优秀中医药机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成立中医药中心，面向当地民众提供中医医疗和养生保健服务，推动中医药理论、文化、服务融入沿线各国卫生体系。以医带药，针对不同国家的药品规管制度，推动成熟且有中药材资源充分保障的中药产品以药品、保健品、功能食品等多种方式在沿线国家注册，形成知名品牌，扩大中药产品在沿线市场所占份额。打造高水平合作机制与平台。深化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标准规范的研究与制订，构建中医药国际标准体系和认证体系。巩固和拓展双边合作机制,加强传统医学政策法规、人员资质、产品注册、市场准入、质量监管等方面的交流沟通和经验分享，为有条件的中医药机构“走出去”搭建平台，营造良好的政策发展环境。举办高级别论坛，支持开展学术交流、文化传播、海外惠侨等大型活动。

大力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支持有条件的中医药机构在境内外设立中医药服务贸易机构，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鼓励有条件的非公立中医医疗机构面向境外消费者提供高端中医医疗保健服务。提高中医药国际教育合作质量和水平，吸引境外留学生来华接受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短期培训和临床实习，鼓励中医药院校赴境外办学，将中医药教育纳入境外高等教育体系。整合中医药科研优势资源，支持开展高水平国际多中心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降低中医药产品和服务海外准入壁垒。

四、保障措施

（一）健全中医药管理体制。

按照中医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创新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国家、省、市、县级中医药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领导机制，切实加强中医药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国家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强化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中医药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和工作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在职责范围内，加强沟通交流、协调配合，形成共同推进中医药发展的工作合力。

（二）加大中医药政策扶持力度。

各级政府要逐步增加投入，重点支持开展中医药特色服务、公立中医医院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学科和重点专科建设以及中医药人才培养。完善相关财政补助政策，将中医药事业发展投入与其他医疗卫生投入相衔接，制订有利于公立中医医院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具体补助办法，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中医药适宜技术与服务。加大中医药扶贫开发力度，资金投入向基层、困难地区适当倾斜。地方各级政府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中统筹考虑中医药发展需要，扩大中医医疗、养生保健、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等用地供给。

（三）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同步推进公立中医医院综合改革。研究制定并实施差别化的医保支付、价格调整、绩效考评等政策，着力建立起维护公益性，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公立中医医院运行新机制。推进深化人事编制改革，逐步实行编制备案制。急需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短缺专业人才以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人员，可由医院采取考核的方式予以公开招聘。制定实施全国中医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探索建立符合中医医疗服务特点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探索按病种、按服务单元定价，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服务价格，充分体现中医和中医药人员技术劳务价值。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合理确定中医病种付费标准，鼓励将在门诊开展比住院更经济方便的部分中医病种门诊治疗纳入按病种付费范围，鼓励提供和使用中医药服务。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进一步增加中成药品种数量，不断提高基本药物中成药质量。继续落实不取消中药饮片加成和控制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等政策。积极推动公立中医医院参与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不健全、能力较弱的地区，将中医医院门诊中医诊疗服务纳入首诊范围，满足人民群众首诊看中医的需求。

（四）做好规划组织实施。

各级政府要从中医药发展国家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将中医药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推动中医药协同发展。建设一批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中医药管理部门要牵头做好《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加强跟踪监测、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估，促进规划目标顺利实现。

第四篇：保险业诚信问题思考

保险业诚信问题思考

2006-7-3 15:31 金融理论与实践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纠错】

缺乏诚信是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的一大问题。根据中国消协最近发布的消息，我国10大领域消费环境问题严重，而保险行业则位列其中。保险行业是一个讲究最大诚信的行业。从理论上看，最大诚信原则适用于保险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对投保人来说，最大诚信应是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人来说，最大诚信应当是他有足够的能力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义务，以及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投保人尽到明确说明保险条款及提请对方注意免责条款的义务。因此，不论是对投保人，还是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来说，讲究最大诚信在当今中国其实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保险人诚信的缺失及培育

长期以来，保险公司虽然一直强调维护企业信誉和提升行业形象是保险的根本，但这一问题可能被多年来保费高速增长的光环给掩盖住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实际上，国内的消费者对保险业产生的许多不应有的误解，造成中资保险公司的行业形象和信誉受到损毁。消费者感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保险合同缺乏透明度令人费解，认为保险合同条款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制定，代表着经营者利益，对消费者不公平；保险合同内容复杂语词难懂，部分条款叙述模棱两可，某些关键条款设置不透明甚至暗含陷阱，使人防不胜防；此外，售后服务跟不上，保险销售人员素质不高；保险公司之间的无序竞争使同样的险种均可以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等等。这些无疑会使保险人的信誉和形象受到影响。

2002年10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的决定》，该决定于2003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这是《保险法》自1995年颁布以来的首次修订。此次《保险法》的修改呈现出“放松管理”、“加强监控”、“培育诚信”三大亮点。“放松管理”，主要表现在放松条款费率审批报备制度、允许产险公司兼营短期健康险和意外险、取消法定再保险、减少保险资金运用和代理人所代理的保险机构数量方面的限制等。“加强监控”，主要表现在监管责任、监管的基础制度和检查权限做出明确规定，如专门增加一条“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实施监控。”“培育诚信”，是本次《保险法》修改时特别强调的。《保险法》第四条原有“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但在新法中又明确增加了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在诚信方面的具体要求，明确提出保险公司在保险委托代理关系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如规定“保险代理人为保险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有超越代理权限行为，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并已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代理人的责任。在以上三点中，应该说第二点和第三点都事关诚信问题。前者是从保险公司外部而言，通过监督确保其基本诚信的存在，后者是从保险公司内部而言，要求企业加强自身诚信的培育。可以预期，新《保险法》此类新规定的实施必将对中国保险行业诚信程度的提高和行业形象的改善发挥重要作用。

在以诚信和法律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今天，企业可以暂时缺少资金，缺少人才，但诚信绝不能须臾缺少，离开了诚信，企业将无法生存。可喜的是，中资保险公司和监管机关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并采取实际行动以图改变这一状况。诸如：倡导“稳健经营、规范运作、客户至上、诚信为民”的服务理念；提高理赔速度、便捷程度等服务质量；开

展理财顾问、风险管理顾问、健康咨询等利民活动；要求公司员工加强自警、自重、自律的道德修养；实施中国人保股份制改造，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提升综合竞争力，等等。业内采取的种种措施，已经发生了各种积极变化，应当持续下去并进一步加强，并以有效的机制保证讲究诚信的员工能够在公司内得到最好的发展。同时，为了增加投保人的理解和信任，在保险业务实践中，保险人应在保险单背面完整地、正确地印上全部保险条款，并特别用醒目的黑体字将保险人责任免除事项及被保险人义务通俗完整地印上，应当确认保险人履行了以合理方式提醒投保人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义务。保险人应向投保人说明的内容有：一是保险合同条款应用列举式将免责事项逐一列出，而不是用概括式语言将免责条款予以高度概括。二是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免责条款的具体含义，应在合同中做出书面的合理的解释。

二、投保人诚信的缺失及对策

现代保险是从海上保险发展而来的。投保人向保险人投保海上保险时，船或货可能已经离开了港口，即使如此，保险人仍可接受承保，但这时检验标的已不可能，保险人决定是否接受承保及如何确定保险费率，全凭投保人的告知。因此，最大诚信原则是维持保险业务正常进行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随着保险业务的发展，最大诚信原则的基本内涵并没有改变。这一原则之所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保险人确定是否接受承保以及怎样确定保险费率依然依赖于投保人告知这一情况没有变。保险标的非常广泛，保险人不可能对其业务涉及的保险标的所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地了解，最了解情况的仍然是投保人。因此，保险人确定保险标的风险状况基本上还依赖于投保人的告知；另外，保险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所有标的情况进行详细考察、了解，不仅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由此产生的大量费用，还得由投保人分担。因此，对保险标的的状态，保险人只能从危险管理角度出发，进行宏观的危险预测和重点的防灾防损工作，最大诚信原则仍然是保险双方当事人活动的基础。

在现实社会中，一些投保人丧失最基本的诚信道德，绞尽脑汁，千方百计造假弄假，骗取保险资金。从时间上分析，有四个阶段。一是保前欺骗，投保人隐瞒投保标的现状，骗取保险人的信任，蒙混过关，暗藏杀机。如隐瞒资信级别和财产安全程度，是否已出险或处在危险状态，财产的数量和价值，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及健康状况等。二是保时瞒骗，即编造虚假的有关文字材料、账目、人员名册，对保险人的问询假言相对，不如实填写投保单等书面单证，诱使保险人在出具保险单、确定保险金额和计算保险费方面出现失误，为日后诈骗取得“合法”的手续。三是保后蒙骗，如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把保险事故与非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混淆在一起，人为破坏、扩大损失程度，第三者赔偿后又向保险公司索赔等。四是索赔时诈骗，有些投保人往往采取夸大损失程度和损失金额，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任意编造施救费用或低估财产损失后的残值，一个案件数次索赔或同时向两个保险公司索赔等手段。还有的财产被盗案件，在保险公司赔偿后公安部门破案追回的财产，所有权归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应该交给保险公司或退还已领的保险金，却隐瞒真情，继续占有这些财产，形成事实上的诈骗或侵占。保险欺诈案件的发生是现代保险业发展过程中难以绝对避免的一股逆流。随着保险宣传的深入、人们保险意识的增强，保险市场的不断扩大，保险诈骗呈现出花样翻新、手段狡猾、案件增多、数额增大的趋势。曾被新闻媒体多次报道的广州胡氏四兄弟利用同一车辆的同一事故，先后向3家保险公司的10个分支机构骗赔34次，骗取保险金141万余元的恶性案件，也说明了这一问题。不法分子实施保险诈骗屡屡得手，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国家资金流失，而且

也破坏了保险合同的严肃性、公正性，分割了广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根本利益，同时还影响了保险人的信誉，给保险工作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

近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部分保险公司相继停办汽车消费贷款履约保证保险业务，其他一些地方的保险公司此项业务也开始明显收缩。财险公司为什么纷纷败走“车贷险”？其主要原因就是投保人信用缺失成为车贷险发展的绊脚石。数据显示，目前私车贷款有30%违约还贷，10%的汽车贷款难以追回，多数保险公司在车贷险上亏本经营，最终导致该业务的停办。从已发生的保险赔案来看，群发性、区域性和故意拖欠、蓄意诈骗者占多数。

有保险公司表示，停办车贷险是迫不得已的选择，高赔付是目前车贷险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在某些车贷发展较快的地区，车贷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135%，最高达到200%.如此高的赔付率使颇具精算能力的保险公司望而却步。应该说车贷最大的受益人是贷款人，车贷险的停办，很难说最终受损的不是眼下的最大受益人。推而广之，个人诚信的缺失，对个人、企业、经济和社会来说，影响都是重大的。

可见，保险业要顺利发展，就需要加强个人诚信的建设。现实中，人们感到社会缺少诚信，实际上并不是诚信不存在，而是缺少对诚信的激励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在加强法制保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法律并没有真正对诚信经济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突出的问题是，法律对失信人的惩罚成本大大低于其获得的收益。由于守信者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失信者未受到严厉的制裁：“守信失利、失信得利”，失信的成本远远低于收益，因而就有人千方百计地骗人甚至将欺诈作为自己的发财手段。因此，建立诚信经济就必须加大法律的惩罚力度，对不明事理、不知自律，漠视、玷污甚至破坏诚信的人和事，严加惩处，彻底使其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得以根本性改变，从而使其认识到违背诚信的代价而不敢胆大妄为。

第五篇：对保险业规范发展的几点思考及建议

对保险业规范发展的几点思考及建议

赵东生 高慧芬 发布时间:2010-08-16 当前影响保险业规范发展的主要“症结”

——门槛太低形成“洼地”

有力的班子、好的团队对于保险公司的起步、发展十分关键。从实践来看，团队组建得好，业务发展就比较快。一些机构为了尽快扩展业务、圈占保险资源，不仅降低人才选用标准，而且缩减人才培养投入，甚至用“恶意挖角”的办法招揽人才，难以形成团队与企业文化的充分融合，进而加剧从业人员的无序流动和短期行为。某省保险业近20%的从业人员仅有初中以下学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不到1/4。从业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包括被企事业单位开除的人员，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专业素质偏低的问题十分突出。而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无序流动问题，往往也是基层机构管控乏力，销售误导、违法案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不仅不符合金融机构科学发展的要求，而且不利于保险行业声誉的维护和形象的树立。形象问题、声誉问题又反过来严重削弱着保险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凝聚力，形成从业人员的“洼地”现象。

——有“拔苗助长”之嫌

目前，全国保险公司法人机构130余家，各级分支机构总量已达6.78万家。分支机构快速增长，对高管的需求量也随之膨胀，但人才培养和成长需要进行长期积累和持续推进，难以一蹴而就。在供需存在巨大缺口情况下，一些公司在高管选拔时“饥不择食”：不考虑其业务、管理、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基本素质，不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储备，只关注是否有客户资源，有保费就可以“当老总”、“进班子”，许多能力不强、水平不高的人被“追逐规模扩张”的手推上了领导岗位，“高位低能”现象比比皆是。客观上，这种选人用人方式极易导致“拔苗助长”问题：因部分高管实际管理能力、业务素质尚不适应职位要求，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淡薄，容易导致经营管理上的许多问题，甚至形成案件风险。如某些新设保险公司在短短两、三年内，分支机构已铺设到乡镇一级，一个省内的机构达到两三百家，而其中大部分机构业务规模很小，年保费收入仅几十万，连固定费用都无力承担，继而人员逐渐流失，甚至无人接听客服电话，无人查勘定损，直至自行关门歇业，保险消费者的利益遭受损害，社会影响很坏。

——内控效力“层层递减”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承担了展业、查勘理赔、营销员的培训与管理等重要职责，但由于普遍缺乏完善的内控制度和执行力较弱，违规问题屡禁不止，不但影响本公司的社会形象，而且扰乱整个保险市场秩序，破坏了保险资源。一方面，内控制度不够完善。保险分支机构内控部门形同虚设或没有专门的内控部门，工作流程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内控制度执行情况的考核指标不科学，无具体量化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内控执行不力。由于内控制度本身操作性不强、以长期形成的习惯代替制度等原因，造成了公司运营中内控形同虚设，在业务管理中不是依据内控制度执行，而是根据负责人的“人治”来开展工作。

——可怕的“行业习惯”

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加大对保险市场秩序的整顿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一些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仍时有发生，市场秩序尚未实现根本好转。究其原因，与基层市场存在的一些“行业习惯”密切相关。有的保险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淡薄，对制度法规不知、不懂，把违法违规当做“习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面对法律法规视而不见。违法违规成了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也滋养出市场运作中的不良“潜规则”，破坏了行业的“生态环境”。一些公司挑起了恶性竞争，另一些公司作为跟进者，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违法违规。可以说，当保险企业习惯性地进行违法违规操作的时候，也在参与制造着企业经营和市场环境中的不和谐，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企业的成长环境。这种市场运作机制与法律法规间的冲突矛盾，违法违规问题日趋多元化、复杂化、隐蔽化，虚假批退、鸳鸯保单等违法违规方式尚未彻底杜绝，新的手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形成市场主体与监管部门间的“躲猫猫”现象。与此相比，监管力量相对不足，表现为查处概率小、周期长、时间滞后，保险公司因此“心存侥幸”，具有寻求“避风”时段和领域的可乘之机，违法违规的平均期望收益提高，成为违法违规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

规范市场秩序，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不仅需要依法严厉惩治违法违规，更需要抓住违规的源头，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约束机制，做到标本兼治，措施长效。

第一，以机构人员“严格准入”为核心，夯实发展基础。

要求保险公司坚持有计划、循序渐进的原则铺设机构，重视市场调研，摸清市场状况，结合公司实际做好发展战略和规划，做好人才、培训、制度的有效跟进，实现管理、队伍与发展相匹配，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建议监管部门在市场准入环节，借助市场主体竞争承受度等指标，衡量各地市场竞争情况，把握各公司筹建分支机构的数量和节奏，防止市场主体过快发展引致的恶性竞争。对从业人员适当提高准入门槛，细化学历、履历等方面的要求，建立从业人员履历的核查制度，避免信用状况不佳、综合素质较低的人员进入行业。同时，以提升保险专业素质为核心，实行从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岗位执业资格证书制度，保证队伍的基本素质和专业技能。同时，建立机构和人员的市场退出机制，完善机构吊销关闭和人员行业禁入操作程序，净化市场环境

第二，以高管“持续监管”为手段，保障稳健经营。

一是严把入口关。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德才兼备的要求，做好高管的选拔、培养与储备。重点考察拟任人员的诚信状况、合规经营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监管部门核准高管任职资格过程中，重点强化对拟任人员的保险法规及相关知识测试、严格审查任职资格条件、做好高管任职谈话，强化任职资格申请信息真实性、有效性的核查。反对高管的频繁变动，禁止公司恶意挖角行为。二是强化培训考核。完善高管培训规划，健全高管培训考核制度。围绕法律法规、监管政策、专业知识、职业道德等内容，建立集中培训、日常培训结合，行业培训、公司培训互补的常态化培训考核机制，将高管人员参训及测试结果纳入高管任职资格管理信息库。三是加大持续监管力度。完善高管履职档案，将高管职务变更情况、相关风险提示函和监管谈话记录、刑罚和行政处罚等情况及时记入“保险机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信息系统”。强化对高管人员的动态管理，对因高管频繁变更而影响机构稳定经营的，要求其上级机构作出书面说明，对有关人员出示重大风险提示函并进行监管谈话。对保险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坚持机构加个人的双重处罚原则，加强对保险机构高管人员的责任追究。

第三，以健全“公司内控”为主线，促进主体自我规范与纠错。

结合公司和行业实际，加强对制度健全性、有效性和执行力的监督管理，引导公司健全内控组织体系，增强自我规范能力。一是做到制度建设高起点、高标准。引导公司以业务、财务、分支机构管理和数据质量管控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主要风险点的内控制度。对新机构，实行内控制度实质性审查。对老机构，重点强化内控有效性评估，指导其做好梳理、完善工作。同时，要求公司建立与内控制度主要环节相衔接的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违反制度规定，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省公司领导责任以及合规负责人的履职责任。二是强化内控机制的持续改进。引导公司建立问题反馈机制和制度改进机制，根据市场变化以及新的风险特点，特别是结合基层机构风险状况，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按照行政许可对内控制度的审核标准，将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融入内控体系，促进公司依法合规经营。三是提升制度执行力。坚持制度、执行与问责相配套，出台对分支机构责任追究机制建设指引，指导公司建立与内控制度主要环节相衔接的责任追究制度，把制度执行落实到相关责任人，明确具体的追究办法。同时，要求公司建立健全内控组织体系，完善内审、合规管控等部门的运作机制，增强自我纠错能力。将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纳入分类监管，与机构准入等相挂钩，强化外部监管对公司内控的有效监督。

第四，以“高压严打”为常态，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环境。

分析总结违法违规行为特征和非理性竞争“症结”，突出检查重点，完善检查机制，增强现场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市场秩序进一步好转。一是完善检查工作机制，提高检查实效。综合运用现场检查、市场调研、数据稽核和非现场分析手段，改进检查方式，完善检查流程。总结分析违法违规的行为特征、产生原因，制定有针对性的检查方案，做到切中要害，有的放矢。整合监管资源，统筹各专业、各领域监管力量，提高检查效能。二是抓市场突出矛盾和问题，严查重处。对违法违规问题按照性质、影响进行分类，明确裁量标准，统一执法尺度。选择对市场秩序影响恶劣、对行业形象和被保险人利益有严重危害的案例，深入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源，必要时实行多部门联合执法、监管与外部审计合作，力争将问题查深查透，依法严肃追究涉案机构、人员责任。对鸳鸯单、假赔案、违规批退、虚挂应收等涉及体外循环的行为，根据违规性质依照处罚的最高标准从重处罚，实现恶性违法违规行为成本的最大化，涉嫌犯罪的一律移交司法部门。

第五，以“警示教育”为保障，培育依法合规意识。

一是以“普法”为核心，完善动态的从业人员教育考核机制。制定保险业法律法规教育战略规划，将规划实施纳入行业协会建设与考核范围，与监管措施相挂钩。督促各公司建立和完善学习制度，保证公司的高管人员、管理人员和营销人员接受常规的教育，及时更新从业人员应掌握的基本知识。有针对性地实施行业集中培训制度。分批、分层次对保险机构基层管理人员和重要岗位业务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培训与考核。实行法律法规培训考核的动态管理，将培训考核信息纳入分类监管、从业资格管理、高管履职信息数据库，加大考核权重，强化对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合规经营行为的有效激励。二是以“警示”为主线，建立问题预防纠改机制。借助非现场分析，围绕市场监测指标，开展对行业整体走势与公司个性特征的研判，针对问题实施风险提示与异动质询，指导实施有针对性的现场检查。对监管过程中发现的公司业务经营、资金运用、公司治理结构或者内控制度等方面出现重大隐患，出示重大风险提示函，进行监管谈话，要求其就相关事项作出说明，并视情形责令限期整改。结合现场检查与信访投诉反映出的主要矛盾和共性问题，在依法查处基础上，在行业内进行通报与警示，划定市场行为“警戒线”，违法必究，以儆效尤。对影响恶劣的违法违规问题严查重打，对涉嫌犯罪的，坚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基础逐步夯实，实力不断增强，环境显著优化。特别是随着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市场正在向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当然，总体向好的趋势下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的老问题，市场秩序有待实现根本好转。本文结合一线监管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从深层次思考和探讨规范保险市场秩序的长效之策。

《中国保险报》 2010年0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