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伦理学教案：第四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范文模版]

第一篇：大学伦理学教案：第四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范文模版]

第四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一、中国传统伦理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传统伦一主要是指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关于如何为人处世的道德，具体说，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起来的道德心理、道德观念、道德准则、人生理想、道德思考和道德学说或伦理学说的总和。中国传统伦理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而且在世界特别是东方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考古资料看，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027所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德、礼、孝等道德概念。西周时期，以周公为代表，提出了“孝”、“字”（爱）、“友”、“恭”、“信”、“惠”等道德规范以及“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的雏形。此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人们的道德生活经验的积累，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学

春秋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伦理思想领域学派林立，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四大派别。春秋时代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儒家的创始人。在孔子之后，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进一步完善了孔子的思想，形成了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在孔子看来，“仁”具有“全德”之称，包含诸德，传统的孝悌、忠信、智勇等都被纳入“仁”的范畴。“仁”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 第一，“仁者，爱人”。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即用善待他人之心去爱护人、帮助人、同情人。

第二，忠恕。“忠”就是帮助别人，即“与人忠”；“恕”是推己及人。孔子的忠恕之道包括两个方面：消极的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之道是孔子“爱人”的具体化，也是他讲“为仁”的方法。

第三，“克己复礼”。爱人有能违反“礼”的规定，而要按贵贱等级差别去爱人，有能有分等级一视同仁。可见孔子讲的“爱人”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是有阶级性的。在孔子“仁爱”思想基础上，孟子具体提出了“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八个道德规范。他认为，这些德目是人生下来就有的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人人都应做到，也能够做到。

在利与义的关系上，孔子、孟子倾向于重义轻利，强调封建道德，忽视物质利益，但也认为应该“见利思义”、“见处得义”。

在道德教育上，孔子提出“德政”、“善政”。儒家非常重视道德修养，主张一个人要有所作为、肩负大任，必须经历艰苦磨练，具有高尚的情操，不断内省、修己、自诉。

道家的伦理思想以老子（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代）和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为代表。道家对道德采取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认为道德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百害而无一利，只有废除道德，社会生活才会恢复正常。他们主张把无知无欲作为生活的目标，崇尚自然、柔弱、知足，从负面提出了人的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的问题，并倡导少私寡欲、心斋坐忘的道德修养方法，将清净无为的圣人和超然无己的真人作为道德修养的理想人格。

墨家的伦理思想以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为代表。与儒家不同，墨家主张义利并重，强调义利合一。他们认为，国家的繁荣、政治的安定就是天下之利，也就是义。主张以对人民物质生活是否有利作为判断道德善恶的标准。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道德生活的基本原则，提出义利合一、志工合一的功利主义思想。墨家主张节用、节葬、尚闲和非攻代表小生产者和手工艺人的利益。

法家是新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维护者，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法家又可分为以商鞅为代 1

表的任力不任德、贵法不贵义的秦国法家和以慎道、管子为代表的礼法工举、德力合行的齐国法家。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为韩非，他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尖锐地抨击孔墨两家的道德学说，全面地阐述了人性的险恶、自私和利己主义道德观。

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思想，队了以上所述四大家以外，还有农家、杂家、名家、阴阳家等诸家学派的伦理思想，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推进和繁荣我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作出了贡献。

（二）秦汉隋唐时期的伦理思想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伦理学胚胎和形成时期，那么秦汉隋唐时期则是封建伦理宗教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封建道德带上了宗教的色彩。西汉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是儒家伦理学说重要人物，在汉代，孔子成为道德的化身，之后又有佛教的传人，佛教和儒家的伦理学说逐渐融合，统治集团用佛教的教义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神学补充。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宣传成为忠孝节义说教的主要工具。

为了达到长汉久安，统治者急需一种长远的“治安策”，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并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董仲舒继承了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改造了墨家天志天命的思想，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和“性——品”说为其理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伦理思想体系。

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落到了门阀士族手里，反映了门阀士族的利益和愿望，调和儒道冲突的魏晋玄学和从西域、印度传来佛教得到了发展。魏晋玄学否认儒家的“仁爱”观点。认为用仁义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切实际的，他们主张纵情怡乐，享受人生的伦理目标，从而走向了极端的利己主义和纵欲主义。佛教思想从分析人生出发，对人的欲望、情感和心理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它宣称人生皆苦，灵魂轮回因果报应的观点以及出世而进入“涅槃”作为人生理想归宿，以禁欲主义作为达到理想目的的唯一有效方法。由于佛学在隋唐的盛行，给统治者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麻烦，所以出现了以韩愈为代表的排斥佛学、重振儒学的思想，开启宋明理学的先河。

（三）宋元明时期的伦理学 从宋代到明中叶，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和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封建伦理学思想的成熟期。宋明理学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继承孔孟传统，广泛吸收玄学、佛学伦理的思想成果，构成了一个宠大的伦理思想体系。

宋明理学发端于邵康节、周敦颐、张横渠，形成于二程（程颐、程颢），完成于朱熹。在理学内部存在着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争。程朱理学以儒家正统自居，提出“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和变化气质的修养论，严德功之分，理欲之辩。陆王心学不同意程朱将“理”视为宇宙和道德的本体，他们认为只有“心”才是宇宙的本源，陆九渊指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人心不但是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分别是非善恶的能力，道德修养就是一个发明本心、洗心涤妄的过程。王阳明认为，人心中的良知不仅有着化生万物的妙用，而且也是道德观念的来源、道德规范的基础和道德判断的标准。

（四）明末清中的伦理学思想

明末清中是中国封建伦理学走向衰落的时期。整个历史时期充斥着对宋明理学的怀疑、挑战和批判。李贽首先向宋明理学发难，他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观点”，黄宗羲更是提出“务得于己，不求合于人”的人生态度，强调理性和个性解放，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观，严格区分了“保国”和“保天下”这两个道德范畴，并提倡拔乱反正，移风易俗，变革风俗和传统。王夫之指出：“天理寓于人性欲之中，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的理欲合一说，并强调“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提倡以身任天下的人生观。戴震进一步批判了宋明理学，深刻揭示了其“以理杀人”的本质，主张一种“归于自然，适完其自然”的道德观。

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及其对现代生活的积极意义

第一、重视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源远流长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义轻利”、重道义轻利益的倾向应当予以继承和发扬。

在当代，要把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第二，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建立“厚德载物”的和谐人际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中国传统的“仁爱”与“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的西方利己主义思潮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第三，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 3

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含义，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幼小之辈，而且还要翔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人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第四，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历来都为仁人志士所推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第五节

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

中西伦理思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一、政治伦理与宗教伦理

这种差异主要产生于西方中世纪之后，早期古希腊伦理学也和政治关系密切，如亚里士多德就认定伦理学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而柏拉图则主张哲学王，这里的哲学也就包括伦理在内。而认定哲学家为帝王之师或民众之师则是中西共同的倾向。在这方面无论是孔子，还是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希望寻求一个权力与德性相结合的统治者。

但西方中世纪以后，伦理与宗教的关系就变得密切了，并超出了伦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由于当时西方政治采取了政教合一的形式，教会取得了一统天下，因此，不独是伦理学，包括文学艺术都被神学化。而且，当时伦理所结合的也不完全是宗教，也包括政治，伦理以宗教为中介去影响社会政治。自文艺复兴以后，伦理与宗教的联系受到冲击，但这种结合并未从根本上解体。以致像伏尔泰这样的学者也认为，离开了宗教西方人的道德就会完全崩溃，社会就会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无序社会。

中国和西方的情况不一样，在中国没有哪一种宗教取得过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对世俗世界的统治地位，因而，与世俗的政治统治相比，宗教的影响要小得多。反过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早就意识到伦理意识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们力图把伦理规则与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把伦理学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伦理学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

二、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封建制是以家族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家族成为人们从事一切活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单元。西方社会自梭伦改革起就力图打破家族血缘关系，强调地域关系，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人权的追求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进一步突出了个人的主体地位。

中国人把政治关系看成是家族关系的推演或延伸，因而强调“四海一家”；“君臣如父子”、“朋友如兄弟”。而西方人正好相反，亚里士多德在讲到家庭关系时，是反过来以政治关系来进行类比，用政治关系来说明家庭关系，他认为：夫妇关系类似于共和制；父子关系类似于君主制；主奴关系类似于专制制。这说明，至少在古代西方的学者眼中，政治关系优先于家庭关系。

三、义务平等与权利平等

中国人强调义务平等，西方人强调权利平等。中国强调：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但是，中国伦理思想中，各种社会成员享有何种权利是很少强调的，特别是弱者或者说处于被支配者的权利是被忽视的。

西方自柏拉图起就不以对父母的孝、对君主之忠、对夫妇朋友之和与信为主要的德目，面是以智德为本。西方对权利的强调应当说也是起于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近代自然法学派兴起之后，这时开始提出人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思想。

尚义务者以他人为本，尚权利者以自我为本，因此西方“自我保存”、“个人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的思想盛行，而中国人则奉行以家国为重的原则。

四、重私德与重公德

中国伦理注重私德，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强调伦理责任自近及远，起于近亲。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齐》）因而，中国把私德上升为法律，《礼记》中就有“不孝不悌之刑”。此外，在任命官员时，中国也非常看重私德，从汉代起就有乡举里选之制。魏晋时设九品中正，犹重乡评：“宋明以来，士大夫朋党相攻，往往以私德为口实”。（黄建中：《比较伦理学》，第90页）而且，中国人对私理解在许多方面甚至超出了道德应当管的范围，以私德 5

为名而干预私人生活。

西方伦理即使在美德伦理学方面，也经历了从个人美德向社会美德转化的过程。从苏格拉底经柏拉图至亚里士多德完成了这一过程。虽然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他们认为个人的人格尊严体现在公德之中，体现于社会性的尊崇之中。从古希腊始，统治者就把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荣誉的获得要通过公德而来。西方近代所提出的那些德目，如平等、正义、公平、自由、博爱等都表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在中世纪，西方还有一种武士风范，主张扶弱惩强，乐善好施。当然，这种差异的产生也还与中国家族血缘制社会有关。

五、尚敬与尚爱

就是在私德方面，中西之间也有所不同。在家庭中，中国人强调对父母的尊敬，讲究各种规矩和忌讳，讲究尊卑有序。比如，子女是不能直呼长辈的名字的。而西方家庭则强调爱，讲父母之间的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爱不离口。中土情感含蓄，西土亲情显露于形。

这也许与中国人家庭很大，因此要以礼仪来维系相互之间的秩序有关，而西方家庭小，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简单，因此彼此之间无威仪，情易通而嫌难起，无所谓父子不同席、叔嫂不通问、男女授受不亲等的约束。

六、重德性与重规范

我国伦理思想处于伦理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在许多方面和西方伦理学的早期很相像，所以，这种伦理还处在重德性的阶段，以德性伦理学为其特征。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之后，特别是自中世纪之后，主要表现为规范伦理学，对德性的培养不太重视，这是西方伦理发展中的一个缺陷，但是总是停滞不前地处于德性伦理方面，这也不是中国伦理的长处，那种以为未来世纪的伦理是中国伦理的想法完全是对伦理发展的一种误解。

尽管如此，世界各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也还是有其共同性的，也就是说，伦理思想中有相对性的一面，它受时代、地域、民族的影响和规定，但是它也有其共同的一面，这是其绝对的一面，是为全人类所共通的一面。

总的来说，首先，无论是中国的伦理思想，还是西方的伦理思想，其发展都是遵循由德性论走向规范论这样一个方向。可以说西方伦理思想在向规范伦理学转向方面做得比中国好，这和西方哲学注重思辨性的理性思维有关，中国伦理思想长期以来停留在德性论的层面上，只是到了宋明以后才向规范伦理学转化，这种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是构成两者之间不同的重要因素。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西方早期的伦理思想和中国早期的伦理思想之间的共同性是比较多的，比如对德性的追求，伦理与政治的关联等等；上述的许多差异是从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出现以后产生的，这说明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体形式会较大地影响伦理思想的走向。而现代伦理学的普世化倾向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消除不同民族伦理思想之间的差异性，走出一条趋同的道路来。

其次，我们上述的比较，特别是对差异性的揭示，只是就大体上说的，不能把它们绝对化。因为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现实的生活中，都不存在绝对化的东西。比如当我们说西方伦理思想重个体，轻整体时，也只是就西方思想的一般状况而言，因为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主张整体主义的伦理学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还是不少的。

第二篇：心得体会11(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心得体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法治、道德、宗教等等的社会各个方面。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不断改变、融合，形成了多种派别，如道家、墨家、法家、玄学等等，但其中占主导地位、对我国人民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循着实现社会和谐的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和道理，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要求，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而孔子奉行的“温、良、恭、俭、让”的德行，更是两千年来绵延不衰，传承至今。儒家认为，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我们党的十六届全会中强调的“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就是与儒家思路相一致的。同时，儒家认为，在人们的生活富裕之后，必须重视对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提出一种全社会可以普遍遵守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使大家明白自己所处的人伦关系及相应的道德要求。而我们党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后，随即就提出了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这也是和儒家思想相通的。因为在社会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健全后，并不一定能自然而然地促使道德进步和精神修养，也有可能形成一个精神空虚、道德颓废、人情冷漠的社会。所以道德教育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看到这一点，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以改善近代以来因缺失道德教育而造成的许多社会不和谐的现象。而这些重要思想之所以有强大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其原因正是我们党尊重并重新发现了我们传统伦理道德的优秀之处，同时赋予它时代精神。这是我们党对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入思考和重大部署。

应该说，一切伦理道德的树立、宗教精神的传播等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要求的提出，正是针对近代以来我国思想道德教育未能达预期效果这一现实问题而制定的解决思路，目的也是为了使我国的政权稳定、社会和谐。中国古代在提倡道德修养的同时，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也给我们提供了借鉴的经验和启示。一方面，道德教育是要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构成的完整体系，需要社会多方面、各部门的共同重视、关注和努力。政府部门、新闻媒体、文化领域等更应该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倡导和树立正确道德观的责任。另一方面，道德教育强调了教育者、特别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道德示范作用，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每个人应当承担的道义责任。多方面共同努力，才可能形成一个良好的道德氛围，使社会和谐、国民幸福。

不可否认，在当今我国社会的现实环境下，会有“如果我们讲德、谦、让，而别人不讲，那我们怎么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不受损害？”这类的问题。而这正说明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在受到威胁和破坏，也显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核心道德体系的紧迫性。在大力健全社会制度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有责任、有义务率先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篇：大学医学伦理学心得体会

义务论就是关于责任、应当的理论。义务论以道德规范和戒律的形式表达人们关于怎样行为、生活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义务论的典型代表是康德，他从“善良意志”出发提出“为义务而义乌”的主张。

功利主义是一种 强调行为的功利后果和对他人、对社会的普遍功用作为对人的行为道德价值判断和评价根据的伦理学理论体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是代表和反映这种伦理思想本质的核心原则。功利主义的特征： 1.后果主义 2.聚合性，关注的是总体后果，不是局部的行为后果 3.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 4.快乐主义。

康德所强调的义务论是主张遵照某种既定的原则或某种东西本身所固有的正当性去行为，并不考虑行为对人对己带来的结果如何。康德的义务论带有普遍意义的绝对规则并不适用于解决实践中的特殊问题，虽然它突出强调了许多人类普遍认同的道德直觉，可一旦将其普遍化为绝对的原则，就无法对不同问题中的特殊性进行分析。道德作为一种价值存在，是为了人能更好的生活，如果及其极端走向完全以目的证明手段的非道德主义，完全忽视个人的价值和需要，那这对人类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将是极其消极的。

古典功利主义的效用原则，有这样一种观点，多数人的利益可以为少数人的牺牲做辩护。也就是说，当一些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常常不加分析地提倡个人应当以自我牺牲精神让位于社会的利益。当要求牺牲个人利益时，不去提供充分的辩护理由。当人们作了牺牲后，也不考虑对被牺牲的个人利益的补偿及兼顾。正如本案例，是否可以将一个 IQ 很低很身体健康的人的器官，移植给五位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因某一器官衰竭而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从后果论来看，这样确实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的快乐，但是没有兼顾到各方的利益。

在这个日益多样化的时代，随着生命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适用于大多数情况的伦理理论，在特定的生物医学情境下不再适用；我们还会发现一些被普遍接受的伦理原则却导致矛盾的、无法接受的道德结论；而且面对同一个问题，我们往往可以得出相互冲突、但都言之有理的伦理答案。例如生命科技的最新发展 —— 克隆（治疗性克隆、生殖性克隆）、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对之的正、反论证引发了更多的伦理困境。加之对人工流产、安乐死、同性恋、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的伦理大讨论，都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伦理问题想要一个非常满意而又完美的答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生命伦理学仍然是一个问题多于答案的研究领域，只有在辩证研究的过程中不停的探索，我们才能不断进步。

第四篇：大学伦理学教案：孔孟的道德学说

孔孟的道德学说

1、孔孟学说的特征

儒本来是一种职业，所谓儒者，就是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他们的专长就是演礼乐，教诗书，他们也就只能做这些事。他们正如向秀、郭象所说：只能明“古之人”之迹，而不能明其“所以迹”。

儒家与儒者是不同的。儒者是社会中的教书先生，礼乐专家。这是孔子孟子以前，原来就有的。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一个学派。他们也讲诗书礼乐，他们也讲“古之人”。但他们讲“古之人”，是“接着”古之人讲的，而不是“照着”古之人讲的。孔子说，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一般儒者本来都是如此。不过孔子虽然这样说，他自己实际上是“以述而作”。因其以述而作，所以他不是儒者，而是儒家的创立人。

儒家是以“说仁义”见称于世的。在中国旧日言语中，仁义二字若分开使用，则各有其意义，就是现在所谓道德。《老子》说“绝仁弃义”，并不是说，只不要仁和义，而是说：不要一切道德。后世说，某人大仁大义，就是说：某人很有道德。说某人不仁不义，就是说：某人没有道德。儒家以说仁义见称，也就是以讲道德见称。

儒家讲道德，并不是只宣传些道德的规律，或道德格言，叫人只死守死记。他们是真正了解道德之所以为道德，道德行为之所以为道德行为。他们真正了解人的道德境界与功利境界的不同，以及道德境界与自然境界的不同。

2、仁、义、礼、智

儒家所讲仁、义、礼、智。后人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但孟子讲“四端”则只说到仁义礼智。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从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此四者也是孔子所常讲的，但将其整齐地并列为四，则始于孟子。

1）“义” 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义是道德方面的应该。这种应该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应该，就是所谓“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陈淳语）义是道德行为之所以为道德行为之要素。一个人的行为，若是道德行为，他必须是无条件地做他应该做的事。这就是说，他不能以做此事为一种手段，以求达到其个人的某种目的。一个人无条件地做他应该做的事，其行为是“无所为而然”。一个人以做某种事为手段，以求达到其自己的某种目的，其行为是“有所为而然”。用儒家的话说，“有所为而然”的行为是求利，“无所为而然”的行为是行义。这种分别，就是儒家所谓“义利之辨”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求利与行义的分别，就是所谓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分别。一个人的行为若是有所为而然的，他的行为，尽管有时是合乎道德，但不是道德行为。他的境界也只是功利境界，不是道德境界。（参考康德的“为了义务”与“符合义务”的区别）

后来董仲舒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说的话，也就是上述的意思。但是有些人对此不了解。例如颜习斋批评这话说：“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这不谋不计两个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言行录教及门》）此批评完全是无的放矢。既耕种当然谋收获，即荷网持钩当然谋得鱼。问题在于一个人为什么耕种，为什么谋得鱼。若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的行为不可能是道德行为。不过不是道德行为的行为，也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它可以是非道德的行为，即与道德范畴完全无关

zhí

zīzī涉。（注意“不”与“非”的不同，参考“白马非马”之辨）

儒家所谓义，有时也指在某种情形下办某种事的在道德方面最好的办法。《中庸》说：“义者，宜也。”我们说：一件事宜如何办理，宜如何办理的办法，就是办这一件事的最好的办法。所谓最好又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就道德方面说，一种是就功利方面说。就功利方面说，在某种情形下，一种事的最好的办法，是一种办法，能使办此种事的人，得到最大的个人利益。就道德方面说，一种事的最好办法，是一种办法，能使办此种事的人，得到最大的道德成就。我们说“在某种情形下”，因为所谓“义者，宜也”的宜，又有“因时制宜”的意义。

照此所说，儒家所谓义又似乎是儒家所说的“中”。办一件事，将其办到恰到好处，就是中。所以说中，也是说办一件事的最好办法。不过义与中也有不同。中也可就非道德的事说，义只专就道德的事说。非道德的事，并不是不道德的事，而是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的事。

有人说：儒家主张义利之辨，但他们也常自陷于矛盾。如《论语》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乎！’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也注意到了人民的富庶。人民的富庶，岂不不人民的利？又如《孟子》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不以梁惠王言利为然。但他自己却向梁惠王提出一现代人所谓经济计划，欲使人可以“衣帛食肉”、“养生送死无憾”。孟子岂不亦是言利。

发此问者之所以提出此问题，盖由于不知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的私利。求个人的私利的行为，是求利的行为。若所求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即不是求利，而是行义。社会的利，别人的利，就是社会中每一个人所无条件地应该求的。无条件地求社会的公利、别人的利，是义的行为的目的，义是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凡有道德价值的行为，都必定以无条件地利他为目的。如孝子必无条件地求利其亲；慈父必无条件地求利其子。无条件地求利其亲或子，是其行为的目的，孝或慈是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所以所谓利，如果是个人的私利，则此利与义是冲突的。所谓利，如是社会的公利，他人的利，则此利与义不但不冲突，而且就是义的内容。儒家严义利之辨，而有时又以为义利有密切的关系，如《易传·乾·文言》云：“利者，义之和也。”其理由即在于此。后来程伊川云：“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遗书》卷十七）求私利，求自己的利，是求利；求公利，求别人的利，是行义。

2）“仁”与“忠”、“恕”

若一个人在求社会的利，求别人的利时，不但是因为无条件地应该如此做，而且对于社会，对于别人，有一种忠爱恻怛之心，如现在所谓同情心，则其行为即不只是义的行为，而且是“仁”的行为。此所谓“公而以人体之谓仁”。“体”是体贴之体，“人”就是人的心，．．．．．．．．就是人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以恻隐之心行义谓之仁。所以说“仁，人心也”，“仁者，人．．．．．．．．．．．．．也”。孟子亦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仁人必善体贴别人。因己之所欲体贴别人，知别人之所欲；因己之所不欲体贴别人，知别人之所不欲。

因己之所欲，知别人之所欲，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此即所谓“忠”。

因己之所不欲，知别人之所不欲，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此即所谓“恕”。

合忠与恕，谓之忠恕之道。朱子《论语注》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其实应该说：“尽己为人之谓忠。”忠恕皆是推己及人。忠是就推己及人的积极方面说，恕是就推己及．．．．．．．．．．．．．．．．．．．．shù人的消极方面说。．．．．．．．．3）礼

礼是人所规定的行为规范，拟以代表义者，于上文我们说，义的内容是利他。礼的内容也是利他。所以《礼记·曲礼》说：“夫礼，自卑而尊人，先彼后己。”于上文我们说：义有“中”的内涵。我们可以说：义是道德方面的中。所以儒家常以中说礼。《礼记·仲尼燕居》说：“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我们在上面说：“义者，宜也”的宜，有“因时制宜”的意思。儒家亦以为礼是随时“变”的。《礼记·礼器》说：“礼，时为大。”《乐记》说：“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4）智

智是人对于仁义礼的了解。人必对于仁有了解，然后才可以有仁的行为；必对于义有了解，然后才可以有义的行为；必对于礼有了解，然后他的行为，才不是普通的“循规蹈矩”。如无了解，他的行为，虽可以合乎仁义，但严格地说，不是仁的行为，或义的行为，或义的行为。他的行为，虽可以合乎礼，但亦不过是普通的“循规蹈矩”而己。无了解的人，只顺性而行，或顺习而行，他的行为虽可合乎道德，但只是合乎道德的行为，不是道德行为。他的境界，也不是道德境界，而是自然境界。人欲求高的境界，必须靠智。孔子说：“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的了解，可使人到一种高的境界，但不能使人常住于此种境界。虽是如此，但若没有了解，他必不能达到高的境界。

仁义礼智，表面上虽是并列，但实则仁义与礼智，不是在一个层次的。这一点，似乎孟子也觉察到。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孟子·离娄上》）（译文：仁的主要内容是侍奉父母；义的主要内容是顺从兄长；智的主要内容是明白这两者的道理而坚持下去；礼的主要内容是对这两者既能合宜地加以调节，又能适当地加以修饰。）这话就表示仁义与礼智的层次不同。

3、儒家的境界

儒家虽常说仁义，但并非只限于仁义。儒家所说到的最高境界，也不只是道德境界。此可从孔子孟子自述其自己的境界之言中见之。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可体现儒家的境界。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是孔子自叙其一生的境界的变化。所谓三十、四十等，不过就时间经过的大端说，不必是，也许必不是，他的境界，照例每十年必变一次。

“志于学”之学，并不是普通所谓学。此所谓志于学，就是有志于学道。普通所谓学，乃所以增加人的知识者。道乃所以提高人的境界者。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所谓学，是普通所谓学，是与道相对者。孔子及以后儒家所谓学，则即是学道之学。儒家所谓学道之学，虽不必是日损，但亦与普通所谓学不同。我们说：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礼物。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是人的精神的创造。人欲得后二种境界，须先了解一种义理，即所谓道。

“三十而立”。孔子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上面说：礼是一种行为的规范，拟以代表义，代表在道德方面的中者。能立即能循礼而行。能循礼而行，则可以“克己复礼”。“复礼”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克己即去己私。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皆为他自己的利益。这种人，就是有己私的人。行道德必先克去己私，所以“颜渊向仁”，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

“四十而不惑”。孔子说“智者不惑”（《论语·宪问》）。上面说，智是对于仁义礼的了解。孔子三十而立，是其行为皆已能循礼。礼是代表义者，能循礼即能合乎义。但合乎义的行为，不必是义的行为。必至智者的地步，才对于仁义礼有完全的了解。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不惑。不惑的智者才可以有真正的仁的行为，及义的行为，其境界才可以是道德境界。孔子学道至此，始得到道德境界。

“五十而知天命”。仁义礼都是社会方面的事。孔子至此又知于社会之上，尚有天，于是孔子的境界，又将超过道德境界。所谓天命，可解释为人所遭遇的宇宙间的事迹，在人力极限之外，为人力所无可奈何者。这是以后儒家所谓命的意义。所谓天命亦可解释为上帝的命令。此似乎是孔子的意思。

“六十而耳顺”。此句前人皆望文生义，不得其解。“耳”即“而已”，犹“诸”即“之乎”或“之于”。徐言之曰而已，急言之曰耳。此句或原作“六十耳顺”，即“六十而已顺”。后人不知“耳”即“而已”。见上下诸句中间皆有“而”字，于此亦加一“而”字，遂成为“而耳顺”。后人解释者，皆以耳为耳目之耳，于是此句遂费解。六十而已顺。此句蒙上文而言，顺是顺天命，顺天命。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说：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做道德的事，是出于有意的选择，其做之需要努力。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做道德的事，不必是出于有意的选择，亦不必需要努力。这不是说，因为他已有好的习惯，而是说，因为他已有高的了解。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亦是因为有高的了解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第五篇：《医学伦理学》教案

《医学伦理学》教案

任课教师：孙巧玲

技术职务：讲师

所教对象：2015级临床5、7班学生

任教时间：2015年下期

前言

医学伦理学是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和医学道德现象的学科，它是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医学伦理学是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医学领域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题的一门学问。

伦理学或称道德哲学，是对道德的哲学研究。道德是关于人类行为是非善恶的信念和价值，体现在关于人类行为的规则或准则中。伦理学是对道德的哲学反思，对人类行为的规则或准则进行分析，提供论证，以解决在新的境遇中不同价值冲突引起的道德难题。医学伦理学来源于医疗工作中医患关系的特殊性质。病人求医时一般要依赖医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常常不能判断医疗的质量；病人常要把自己的一些隐私告诉医务人员，这意味着病人要信任医务人员。这就给医务人员带来一种特殊的道德义务：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采取相应的行动使自己值得和保持住病人的信任。所以，刻划医患关系基本性质的是信托模型：信托关系基于病人对医务人员的特殊信任，信任后者出于正义和良心会真诚地把前者利益放在首位。公元前四世纪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医学伦理学的最早文献，其要旨是医生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判断”采取有利于病人的措施，保持病人的秘密。

世界医学联合会通过的两个伦理学法典，即1948年的《日内瓦宣言》和1949年的《医学伦理学法典》，都发展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精神，明确指出病人的健康是医务人员要首先关心、具有头等重要地位的问题，医务人员应无例外地保守病人的秘密，对同事如兄弟，坚持医业的光荣而崇高的传统。公元一世纪，古印度《吠陀》经和公元七世纪希伯来的《阿萨夫誓言》对医生也都提出类似的要求。公元七世纪中国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也写有医者行为的准则，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等等。中世纪的西方天主教学者从基督教神学伦理学的观点探讨医学伦理学，提出了双重效应学说，即一个行动可以引起有意的、直接的效应和无意的、间接的效应；如果不是有意的话，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容忍一个行动带来的间接的坏效应。新教学者的观点非常接近天主教的观点，但他们强调应让病人知情，并就自己的医疗问题作出决定。非宗教的医学伦理学是在洛克、杰弗逊和《人权法案》等的思想传统上发展起来的。1940年的《纽伦堡法典》是这种传统的体现，该法典放弃了受试者由研究人员保护的旧观念，代之以受试者具有自我决定权，从而要求做到知情同意的新观念。但到了20世纪末，又有要求回到希波克拉底传统的趋向，认为病人的自主权不是绝对的，一切应以病人

利益为转移。《后希波克拉底誓言》强调了病人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包含了原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所没有的尊重病人价值和权利等的内容。所有过去的医学伦理学的文献一般都含有美德论和义务论两个内容。美德论讨论有道德的医务人员应具备哪些美德、哪些品质。许多文献都认为医生应具有仁爱、同情、耐心、细心、谦虚、谨慎、无私、无畏、诚实、正派等美德。义务论讨论医务人员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

现代医学伦理学则有两个新的方面：其一，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医学已经从医生与病人间一对一的私人关系发展为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社会性事业。作为一种社会性事业，就要考虑收益和负担的分配以及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尤其是卫生资源的公正分配和尽可能利用这些资源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佳医疗服务等涉及卫生政策、体制和发展战略问题。这构成了医学伦理学一个新的内容，即公益论。其二，以往的医学伦理学提出的医生的道德义务，或道德价值和信念都是绝对的，是一种“至上命令”，因为它们的权威被认为来自神圣的宗教经典，或来自不朽的医圣。因此，不管是以法典还是案例体现的这些规范或价值无条件地适用于一切情况。但由于生物医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医疗费用的飞涨，以及价值的多元化，现代医学伦理学更多地涉及病人、医务人员与社会价值的交叉或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伦

理学难题。例如古代中、西医学的传统都不允许堕胎术，但妇女要求在生育问题上行使自主权，以及人口爆增引起的节制生育的社会需要，对上述传统价值提出了挑战。在应孕妇要求实施人工流产术时又要考虑手术对她健康的影响以及胎儿的地位。医学伦理学的主要理论包括道义论和后果论。道义论认为行动的是非善恶决定于行为的性质，而不决定于其后果。如某些医生认为应把病情严重的真相告诉临终病人，而不管可能引起的后果，因为“隐瞒”、“说假话”或“欺骗”这种行动本身是不应该的。又如认为医疗卫生是福利事业，不应成为商品而进入市场机制，这也是一种道义论论证。反之，后果论则认为行动的是非善恶决定于行为的后果，并不决定于其性质。如有的医生认为不应把病情严重的真相告诉临终病人，因为这会引起消极的后果。后果论要求在不同的治疗方案中作出选择，最大限度地增进病人的利益，把代价和危机减少到最小程度。道义论和后果论在医学伦理学中都十分重要，但同时又都不完善。

基本的伦理学原则：在医学伦理学中有三个最基本的伦理学原则：病人利益第一、尊重病人、公正。

病人利益第一这个原则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在主观上、动机上，而且在客观上、行动效果上对病人确有助益，又不伤害病人，即有义务不去有意地或因疏忽大意而伤害病人。

但医疗行动难免会给病人或第三者带来有害的后果，对此可以援用双重效应原则作为这种医疗行动的依据。即这些有害的后果不是直接的有意的效应，而是间接的可预见的但无法避免的效应。如化学疗法可抑制肿瘤(直接的有意的有利效应)，但有副作用(间接的可预见的不利效应)。

医务人员在医疗工作中起着家长一样的作用，这称为医学家长主义。坚持家长主义的理由是病人不懂医学，患病后身心处于软弱地位，不能作出合乎理性的决定，为了病人利益，应由医务人员代替病人作出决定。

为了病人自身的利益而对病人的行动加以干涉，这是家长主义的干涉。如果病人的行动危害他人或社会，医务人员更应加以干涉，这是非家长主义的干涉。

尊重病人首先是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利(有权利就关于自己的医疗问题作出决定)。但有些病人由于年幼、无知、智力低下、精神不正常等，降低或缺乏了自主作出合理决定的能力，这是医务人员应加以干涉，以便保护病人不受他们自己行动造成的伤害。这种家长主义的干涉是正当的。

尊重病人或受试者的自主权利这一原则要求，医务人员或研究人员在试验或实验前取得前者的知情同意。受试者在作出接受实验的决定前，应知道实验的性质、持续时间和目的、方法和手段；可能发生的不方便和危害，以及对他的健康和个人可能产生的影响。

公正的形式原则指在形式上要求对在有关方面相同的人要同样对待，对在有关方面不同的人应该不同对待。这些有关方面可以是个人的需要、能力、已经取得的成就，或已经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对社会可能作出的潜在贡献等。公正原则在讨论医疗卫生资源的宏观分配和微观分配时十分重要。

医学伦理学经常讨论的主要问题有： 健康和疾病的概念。这在规定医疗范围和医务人员的义务中起重要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所下的健康定义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完全良好。许多人认为这个定义过于宽泛，会使医疗卫生的范围过大，社会不胜负担。较窄的健康定义仅包括身体和精神上的良好，或仅限于身体上的良好。医患关系涉及医学伦理学许多基本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病人的权利和医生的义务问题。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强调医务人员所做的一切必须有利于病人，而不管病人的愿望如何，这是家长主义模型。后来在西方，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更强调尊重病人的意见，这是自主模型。现在正在设法把二者统一起来。人工授精、体外受精、代理母亲等生殖技术给人类提供了非自然的生殖方式，引起一系列概念、伦理学和法律问题。比如人工授精把有第三者参与的合子引入婚姻关系，是否会破坏家庭的基础？供体精子人工授精育成的孩子具有什么法律地位？供精是否应该检查、限制次数、保密和商业化？对人类胚胎的研究应否控制？是否应该禁止在产前进行性别选择？这些问题 的讨论往往要求在政策和法律上作出相应的决。避孕、人工流产和绝育等也是使恋爱、性交与生殖生育分离的技术，因此遭到宗教或非宗教权威的反对。另一方面，对智力严重低下者以及严重的精神病人是否应该实行强制绝育，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是一个至今使医务人员感到为难的问题。产前诊断、遗传学检查，遗传学筛选、遗传咨询、基因治疗、基因工程等技术有利于人们及早发现遗传性疾病，但这些技术引起了这种检查和筛选是否可以强制进行、是否应该限制严重遗传病患者的婚育、遗传信息是否应该保密、遗传咨询服务是否应该免费，以及这些技术带来的利害得失如何权衡等伦理问题，应用遗传学技术减少遗传病患者的人数、改进人口质量又如何在目的和方式上与纳粹德国提倡的所谓优生运动相区别？由于生命维持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医务人员可以使不可逆昏迷的脑死亡病人和持续性植物状态的人继续维持其生物学生命，但他们永远失去了意识和运动能力。这使得人们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死亡概念和重新给死亡下定义的问题。安乐死的伦理学问题是医学伦理学讨论得最活跃和争论得最激烈的一个问题。目前，自愿的被动安乐死，即根据临终病人的要求不给他或撤除治疗，已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承认，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也可由代理人作出决定。分歧较大的是主动安乐死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对结束病人生命的主动行动与不给、撤除治疗的被动行动之间是否有性质区别，尚

有不同意见。在主动安乐死的情况下，死亡的原因是疾病，还是行动，以及采取行动的人是出乎善意，还是出乎恶意，这也难以断定。卫生政策中最有争论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是否应该让医疗卫生社会化，如应实行公费医疗或医疗保险，还是让医疗卫生商品化，还是采取某种混合折衷的方式。

医学伦理学的显著特征是：实践性、继承性、时代性。

第一章 医学伦理学概述

医学伦理学（medical ethics）是研究医学道德的一门科学。医学道德与医学相伴而生、共同发展，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服务的。因此，医学生在学习医学、医务人员在医疗实践过程中，应该同时重视培养和提高医学道德水平，以便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第一节 医学伦理学的含义、对象和内容

1、医学伦理学的含义

人们曾经给医学伦理学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1803年，英国著名医生、哲学家托马斯·帕茨瓦尔（Thomas Percival, 1740—1804年）首次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的概念。虽然他没有正面的给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川塞·里克（Chauncey 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帕茨瓦尔

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克劳色（K.D.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里克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医学伦理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医学伦理学是研究医学道德的科学。它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因此，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与伦理学相交叉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既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它不仅要研究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而且还要研究整个医学领域中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一切问题。

2、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医学伦理学是以医学领域中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1）医德现象

它包括医德的意医德现象是指医学领域中人们道德关系的具体体现。识现象、活动现象和规范现象。医德意识现象是指在医德活动中形成并影响医德活动的各种具体善恶价值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医德活动现象是指在医德意识支配下围绕善恶所进行的，可以用善恶标准评价的医学团体和医务人员个体行为的 10

实际表现医德规范现象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评价和指导医务人员的行为准则。

（2）医德关系

医德关系是指由经济关系所决定、派生在医学领域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医学伦理学主要研究以下四种医德关系：

①医务人员与病人（包括病人的家属）的关系 在医疗活动中，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最大量的、首要的关系。因此，医患关系是医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研究对象。

②医务人员相互之间的关系 它包括医生与医生、医生与护士、护士与护士、医护与医技人员、医技人员与医技人员以及医护技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后勤人员等之间的关系。因此，医学伦理学把医务人员相互之间的关系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③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医疗和预防活动不仅关系着患者及家属的利益，而且关系着社会的利益。因此，医务人员与社会的关系，就必然成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④医务人员与医学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随着生物医学的迅速发展和临床应用，在医学中出现了许多道德难题。因此，医务人员与医学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研究对象。

3、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1）医德的基本理论 包括医德的产生、发展规律；医德的本质、特点及其社会作用；医德的演变及其理论基础；医德与医学科学、医学模式转变、卫生事业发展的关系等。

（2）医德的规范体系 包括医德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医德规范和医德范畴，它们共同构成了医德的规范体系。其中医德规范又包括基本的医德规范、不同领域（医疗、教学、科研、预防、管理）的医德规范、不同科室的具体医德规范等。

（3）医德的基本实践 它包括医德教育、医德评价、医德修养等。

（4）医德难题 指在实现新的道德观念和实施新技术中产生的难以解决的伦理问题。

医学伦理学以上四部分内容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贯通，构成独特的学科体系。

第二节 医学伦理学与医学模式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医学伦理学与医学模式

（一）医学模式的含义

医学模式是指人们的医学观和医学思维方式以及医疗卫生体制结构。它的核心是医学观包括人体观、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诊断观、预防观和医学教育观，还包含根据医学观建立的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的体制，它是对医学发展各个阶段的医学科学认识和医疗卫生工作特点的集中概括。

（二）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医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医务人员要把健康和疾病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考察，必须站在医学事业总体的高度，认识自己对人类健康所承担的道德责任；

2、医务人员不但要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病人治病，而且要千方百计救人，不但要会一般治疗，还应学会心理治疗；

3、医务人员要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

们对健康的理解和要求，已经从‚没有疾病‛发展到包括生活、精神、社会和环境在内的更高级的阶段。

二、医学伦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医学伦理学的内容与不少学科既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但又有区别。

1、医学伦理学与医学的关系 医学是关于人的生命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旨在维护和增进人的健康、解除病痛、提高生命质量的人类实践活动与知识体系，它是以人的生命为对象；而医学伦理学则是揭示人们在探索人类生命过程中和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人们相互关系的医德准则和规范的一门科学。这两门学科都是以维护、增进人类健康为目的，仅是分工不同，但它们在同一过程中相互渗透、互相影响：医学的发展和进步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医德观念的发展，反过来，医德又对医学的发展给予很大影响。

2、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心理学的关系 医学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因素在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以及预防治疗过程的影响和作用的科学。因此，医学心理学离不开医学伦理学。同时，医学心理学的发展也不断向医学伦理学提供重要的心理学依据，因而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也需要医学心理学的支持和补充。大量的事实说明，好的伦理修养和境界，常伴随好的心境因而必然对生理产生好的影响。

3、医学伦理学与卫生法学的关系

两者的区别是：卫生法学是以医疗卫生领域的法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卫生法律具有强制性，作用范围只限于违法者，而且只存在阶级社会；而医学伦理学以医德为研究对象，是一种非强制性力量，它主要依靠医务人员对医德规范的自觉遵守，适用于医学职业的所有方面而且存在任何社会，并随医学的发展而发展。

两者的密切联系：医德与卫生法律都是用来调节人们的行为规范，而且互相渗透、彼此包含，即卫生法律规范包含着医德，医德规范中也有卫生法律的内容。因此，医学伦理学与卫生法学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共同来调节人们的关系，维护广大人民的健康利益和社会秩序。

4、医学伦理学与医学美学的关系 两者的区别是：它们分别探讨医学职业生活中的善与美。前者以善、恶作为评价标准，并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俗来维持；后者则是以美、丑为评价标准，以健康长寿为客观依据，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医务人员的医学审美水平。两者的相通和联系之处：医德认为善的，一般总是美的；医德认为恶的，一般也总是丑的。

第三节 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的意义、指导思想和方法

一、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的意义

（一）有助于医务人员人格的自我完善及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

一个医务人员或医学生要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服务于社会的医学人才，在重视其他素质培养的同时，必须努力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因它可以提供医德知识、行为导向和可借鉴的榜样，使自己尽快成才。

（二）有助于医务人员提高医疗护理服务质量和医院管理水平

医务人员只有把技术与伦理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进行医学决策，才能充分发挥医学技术的作用和设备的潜力，才能维护医疗制度的权威性，从而不断提高医疗护理服务质量。对医院管理亦如此。

（三）有助于医务人员解决医学难题及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

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尤其是生命伦理学，会给医务人员提供解决医学高新技术道德难题的正确方向和思路，从而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

（四）有助于医疗卫生单位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由于医务人员和医疗卫生单位在人们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和威信，他们的医德情操和医德实践，会有力地感染和影响各行各业的社会成员，从而促使社会风尚的转变，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一）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的指导思想

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重点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问题。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第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我们应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解决医学领域中这类现实的问题。第三，生物技术及医学高新技术的应用问题。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好人和物的关系、医务人员与病人的关系，都有赖于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第四，卫生改革问题和卫生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我们应把改革中的问题，提到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第五，医学教育人文科学素质的培养问题。21世纪的高等医学教育，应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顺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医学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力量，以实现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精深的医学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知识结构，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同时具备百折不挠的韧劲，矢志不回的勇气的高素质、高层次的创新型医学人才。

（二）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的方法

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较为常用的具体方法有：

1、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是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方法。要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为此，首先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及其相关学科的知识，同时要注意了解和掌握医学的发展动态。其次，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不能满足于一些抽象概念的探讨，或把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形成知行脱节的倾向。身体力行，努力实践，做到知行统一，这既是学习医学伦理学的目的，也是学习医学伦理学的方法。

2、历史分析的方法

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一定要坚持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医德现象和医德关系的研究，要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意识形态、政治和法律制度、医学的发展状况等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医德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探讨其产生、发展的根源和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对医德作出科学的说明，揭示出医德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3、辩证分析的方法

辩证分析的方法是医学伦理学常用的科学方法。运用较多的是比较方法、归纳和演绎方法及系统方法。

比较法是探求和论证某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共同点和差异点的一种逻辑方法。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通常采用纵比、横比、同比、异比的方法。

归纳法是指从个别或特殊的事物中概括出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或普遍规律的方法。演绎法是指通过一般认识个别的思维方法。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只有坚持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实现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找出医德现象的本质和医德关系发展的规律。

系统的方法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一种方法。运用系统的方法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首先要把医德现象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其次，系统方法要求坚持整体性和关联性原则，如不可孤立地去研究医务人员的医德品质，应把它与医德原则、医德行为、医德理想等联系起来考察。第三，系统方法要求坚持动态原则，如动态地研究每个历史时期和医学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医德的变化与发展。第四，系统的方法要求坚持有序的原则，如研究医德，要揭示出医德现象、医德境界的层次结构，以利于医德教育和医德修养的递进。

4、批判继承的方法

运用批判继承的方法对待古今中外医德遗产，对建设中国特色的医学和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新体系都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四种学习方法都是为学习内容服务的。善于运用这些科学的学习方法来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将会收到理想的学习效果。思 考 题：

1、道德的含义、构成要素及社会作用是什么？

2、职业道德的含义及基本要求是什么？

3、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

4、什么是医学模式？为什么说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5、如何正确理解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下的定义？人体健康包括哪四个方面的内容？

6、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有何重要意义？

第二章 医学伦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医学伦理学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分工、医疗卫生活动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从开始表现为医德学的形态，但作为一个学科，是在19世纪初完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生命伦理学最先在美国产生，标着医学伦理学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第一节

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历史演变

一、我国古代的医德学阶段

（一）我国古代医德的起源

古代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属于医德学，主要指‚医生道德学‛，是以个体医业为主体的医患关系为重点的职业道德，如职业戒条等。我国古代医德学形成于春秋末期，约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散见于从战国至汉的《黄帝内经》，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言，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城》、《大医学业》，明代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清代喻昌的《医门法律》等许多医学著作中，这些著作都反映了医生的美德和职责，属于医学伦理学的初创阶段。

古代中国医德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实践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那时人类构木为巢或穴居野外，过着采集和狩猎生活。他们在生产劳动和集体出猎时，难免受到损伤。在采集野果野菜时，可能食用一些有毒植物，引起中毒甚至死亡。随着疾病的出现，治疗疾病的方法和经验也就产生，人们本能地按摩、包扎、止血、挤压脓液、荫蔽降温等。为防止中毒和治疗疾病，人

们对采取的各种野果、野菜等进行无数次地尝试、检验，逐渐积累了一些药物知识。《帝王世纪》记载‚伏羲氏……画八卦……乃尝味百药而针九针，以拯夭枉焉；‛《淮南子·修务训》中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之滋昧，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在这些粗浅的防病治病的方法中，就已蕴藏着朴素的‚仁爱救人‛的医德思想，已初步认识医学的目的是为了‚以拯夭枉‛、‚令民知所避就‛，即医学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人命，为了使人了解药物对人的利弊。

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专门从事医疗工作的医生已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种。医学有了较细的分工，并建立了一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古籍中说：‚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意谓良医享有‚十全为上‛的荣誉和俸禄，而对‚十失四为下‛者应给最低等的待遇。这种对医生的考核不仅是技术的考核，而且还包括思想道德、作风、态度等，它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德水平的提高。

战国末期，随着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时产生了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它是在西周之后，秦汉之前，经过许多医家的共同劳动创造出来的。这部医学典籍的内容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共18卷，162篇。它以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医德观为指导，从整体观念出发，阐述了有关病理、诊断、防疫、治疗等医学问题。与之相适应的，在本著作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疏五过论‛，‚素问·征四失论‛，‚灵枢·师传篇‛等篇章中，载有医德方面的专论。如《灵枢·师传篇》专门论述了医生的责任和良心；《疏五过篇》将五种行医过失列举

了出来，并指出了医生必须具备四方面的医德；《素向·征四失篇》专门论述了医生在临床诊疗中易犯的四种失误，以戒示医生。这几篇关于医德的专论，成为后世医生的必修课。《黄帝内经》成书时间长达400多年，它总结了西汉以前的医学伦理思想与实践经验，不但确立了我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雏形，而且标志着我国传统医德的初步形成。

（二）我国古代医德学的发展

1、两汉和南北朝时期

我国传统医德历经西周东周，春秋战国，逐步形成，至汉代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汉代医家辈出。西汉有著名医家谆于意（约前205—？），东汉有‚医圣‛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和名医华佗（约公元145—208年）。他们在医学上都有重大成就，对医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张仲景是汉代杰出医学家，他在东汉末年著有闻名的《伤寒杂病论》一书，这部巨著开创了中国医学（理、法、方、药）辩证论治体系。该书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日本的影响甚至超过《黄帝内经》。这部巨著中的‚自序‛是一篇具有很高价值的医德文献。‚自序‛对医学的性质、宗旨、医学道德、医学的发展都作了精辟论述，指出治病是不分贫富贵贱，是‚上以友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可保身长全‛的人类共同需要的科学事业。‚自序‛中指出医生要‚精究方术‛与‚爱人知人‛。他对当时因战乱和疾病流行而失去救治的广大病人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对当时医界中‚不流神医药‛而‚竟逐荣势‛的医疗作风予以愤怒地指责。‚自序‛中不少关于医德的论述，一直为历代医家所称颂。张仲景当时被称为‚医中之圣‛，他的学说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谆于意留下的为后世称为的《诊

籍》，是中国现存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医案。他是我国病历的首创者。东汉末年的华佗是我国历史上民间传说众多的医家，近人誉他为外科鼻祖。他医术精湛，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他临证施治，诊断精确；他医德高尚，不慕名利，不攀权贵，坚持为民治病，乃至在旅途中也为患者开处方、扎针。除了为人民群众治病外，他还有两大发明：一是发明了麻醉药，即‚麻沸散‛，可在全身麻醉下为病人进行外科手术；一是创立‚五禽戏‛，教人锻炼身体。这两大发明为人类身体健康作出了贡献。

南北朝时期，在继承前人朴素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崇尚医学人道主义的医学理论，早期医德规范、医德准则、医疗道德以及性道德等，出现了一批像阳泉（约公元239—294年）、王叔和（约公元256—316年）等崇尚医德、严谨治学、精心诊治、济世救人的医家。

2、隋唐时期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繁荣的时期，名医辈出。在医学和医德的发展中，突出的代表有巢元方（生卒年代不详）、孙思邈（公元581—682年）、鉴真（公元698—763年）和王焘（生卒年代不祥）等为代表的隋唐医家。唐代的孙思邈不但继承了我国古代医德思想而独具匠心地搜集整理并精心加工构思，编著成了集古代医德之大成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医德思想并使之逐渐系统化，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特别在其著作中的‚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两篇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学医的目的、献身精神、服务态度、学习态度、品德修养等医德问题。他强调医家必须具备‚精‛和‚诚‛。‚精‛指精湛的医术；‚诚‛指高尚的医德。他明确指出学医人

首先要有仁爱的‚大慈恻隐之心‛、‚好生之德‛，对病人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只有具备‚精‛和‚诚‛的医家才是‚大医‛，即高尚而优秀的医家。而孙思邈就是一个被历史上医家所推崇的‚精诚大医‛。

3、宋元时期

宋代医德的发展，一方面是传统医德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化；另一方面，随着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又建立了许多新的医德观念。如人体解剖研究的观念，法医检验的道德观念，倡导优生的生命质量观念，环境卫生建设的道德观念等。这些新医德观念的建立，对传统医德有突破和新的发展。此外，张杲的《医说》、寇宗爽的《医家八要》篇、林逋的《省心录·论医》、陈自明（约1190—1270年）的《妇人大全良方》、南宋时的《医工论》等著作中，对医德规范均有具体和详细的论述，反映了在这个时期我国医学的医德规范、医德教育和医德理论已日臻完善。

金元时期，医学界出现了学派争鸣的局面，充分体现了学术上勇于创新的精神。这时期的医学界出现了四大学派，即寒凉派刘完素（约1120—1200年）；攻下派张从正（约1156—1228年）；补元派李杲（1180—1251年）；养阴派朱震亨（1281—1358年）。这四大派各树一帜，他们勇于突破旧的学说，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对推动医学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医德除了继承‚济世救人‛的传统外，突出表现为：关心人民疾苦，热心救治，不计名利和图报的道德风尚和从实际出发著书立论、遵古不泥古、探索争鸣的创新精神，以及热衷医业、勤求博采、勇于实践、反对巫医骗术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如刘完素认为，‚医道以济世为良，而愈病为善。‛用什么去评价一个医生的医道和医德呢？根本一点就是医疗效果——济世和愈病。他在《保命集·原道论》

中说：‚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养性命者亦在乎人，何则修短寿夭皆自人为‛。从中阐明了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由‚天数命定‛的道理。这种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的思想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也是医学人道主义的一个新发展。刘完素在自己的医疗实践中具体体现了这种医学人道主义思想。传说有一次，他在河北保定遇见一路出殡人群，路人说死者是一个因难产而刚死的妇女。他停下来仔细察看了从棺中流出的鲜血，认定该妇女尚未死亡，当即求其家属打开棺材。他首先给此妇女在诵泉穴针灸，妇人即开始苏醒，渐有生气，继而又针灸合谷、至阴二穴，结果腹中胎儿产下，母子再生。这就是关于刘完素‚一针救二命‛的民间传说。

4、明清时期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又一个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对外贸易的扩展，使人们扩大了眼界，也促进了中外医药的交流和医德的发展。我国的医德规范、医德教育、医德理论发展到明代已日趋完善、成熟。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的巨著《本草纲目》，吸取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并冒着违犯当时统治者意志的危险，列举服食丹药的害处，告知群众，食服丹药只能是愚昧的自杀道路。《本草纲目》不仅是学术价值高，而且是道德价值也很高的一部医学典籍。明代名医陈实功（1555—1636年）著有《外科正宗》共四卷，书中提出的医德守则《五戒十要》，是医学伦理学重要文献之一，被美国列为1978年出版的《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世界古典文献之一，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和《迈蒙尼提斯祷文》并列。另外，李中梓（1588—1655年）的《内经知要》、《医宗必读》，张介宾（1563—1640年）的《景岳全书》，徐春甫（公元1

520—1596年）的《古今医统》，龚廷贤（1522—1619年）的《医家十要》，李

木延（公元？—1619年）的《习医规格》等著作中阐述的医德规范，均对我国的医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医家在医德规范的探索与实践方面，既继承了前人医德学说的精华，又有新的发展。这时影响最大的是喻昌（约1585—1664年）所著的《医门法律》一书。在本书的‚治病‛篇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医生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该书突破了过去医家用‚五戒‛‚十要‛等箴言式地说教方法论述医德原则的传统，而以临床四诊、八纲辩证论治的法则作为医门的‚法‛，以临床诊治疾病时易犯的错误提出的禁例作为医门的‚律‛，两者结合称为‚医门法律‛。这种把医德寓于医疗实践之中的论述，被后人称为‚临床伦理学‛，这在我国医德史上又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总之，我国医学伦理道德是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不断发展着，它源远流长，历经历代医家的实践探索和立论著作，逐渐形成发展，并日臻完善和成熟。

（三）我国古代医德的特点和主要内容

一般说来，我国古代的伦理学传统的特点是：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注重医德和医术的统一、医德规范与医德实践相结合；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强调天人合一，人际关系和谐，讲究中庸之道；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儒家伦理道德对中国古代医德起着支配作用。

具体来说，我国古代医德有以下主要内容：

1、尊重和珍视生命的‚贵人‛思想

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说：‚天覆地载，万物

悉备，莫贵于人。‛《内经·素向》中的《疏五过论》和《征四失论》篇也提到医生应避免五种过错、四种过失，告诫医生要从病理、心理等方面分析病因，这样才能为病人解除疾病。唐代孙思邈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名言更说明了重视生命的珍贵和医德的重要性。

2、‚医乃仁术‛的行医宗旨

‚医乃仁术‛意为医学是施行仁道主义的术业，它是儒家的仁义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我国儒家文化一直强调要‚先知儒理‛，‚方知医理‛。‚儒医‛代表了一般伦理学与医学密切结合的结果，仁既是一般伦理学的核心，也是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孟子·梁惠王上》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历代医家皆以‚医乃仁术‛为行医宗旨、为医德的基本原则。唐代名医孙思邈强调医生必须‚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的‚医家十要‛篇中说：‚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通脉理，……四识病原，……十勿重利‛。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中的‚医家五戒十要‛篇中，提出第一‚要‛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医乃仁术‛的命题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提示医学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做到‚仁‛与‚医‛相结合，医患相互合作。

3、‚普同一等‛的行医原则

古代医家从‚仁爱救人‛、‚医乃仁术‛的道德观念出发，强调对病人一视同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孙思邈提出：作为一个医生要做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明代医生闵自成仁而好施，丐者盈门一一应之不厌。医生赵梦弼赴人之急百里之外，中夜叩门，无不应者，七八十岁时‚犹救以往‛。

朱丹溪是金元时代四大医家之一。他行医时，‚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人告痛，先生谕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窭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起之，虽百里之远，弗惮也。‛宋代医生张柄，治病救人‚无问贵贱，有谒必往视之。‛元末明初的名医刘勉曾任太医，在他一生的医疗实践中，把‚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作为自己的信条。他常说，‚富者我不贪其财，贫者我不厌其求‛。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的道德地位是分等级的。我国古代医家这种崇尚把患者当作亲人式的医患关系的优良医风是十分可贵的。

4、重义轻利的道德观

传说‚三国‛时期江西名医董奉隐居庐山，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载，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并以每年所收之杏，资助求医的穷人。至今医界仍流传着‚杏林春暖‛的佳话，以赞扬医生的美德。明代医生潘文元医术高明，行医施药从不计报酬。他虽行医30年，但仍贫得几乎没有土地。他死后，当地百姓万人空巷为他送葬，以表示哀悼和永远怀念。‚杏林春暖‛的佳话和‚万人空巷‛的传说代表了我国古代典型的重义轻利的道德观。

5、清廉正派的行医作风

我国古代医家清廉正派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医书中，就强调医生要品行端正，医风正派。明代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的‚五戒‛的二戒中规定：凡视妇女及孀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诊视，倘旁无伴，不可自看。张杲在《医说》中记载：‚北宋宣和年间的医家何澄，有一次为一患病缠年而百医不愈的士人诊治，其妻因丈夫抱病日久典卖殆

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相酬。何澄当即正色说：娘子何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勿以此相污！‛这士人在何澄的精心治疗下终于获得痊愈。何澄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一直为世代传颂。

6、尊重同道的谦虚品德

孙思邈在其名著《大医精诚》篇中论述了医生与同行之间的关系：‚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陈实功所著《医家五戒十要》中倡议：‚凡乡井同道之士，……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他的同行范风翼在《外科正宗》序中写道：‚我的同行陈实功君从来胸怀坦荡，仁爱不矜，表现了同业之间互相敬重，虚心好学的品德。‛金元四大家中的养阴派首创人朱震亨（又名朱丹溪）曾为一患结核病的女子治病，病将愈，但其颊上有两个红点不消。朱丹溪实无他法可医，于是他亲笔写信让病人家人请江苏省的葛可久治疗，果然患者得以彻底痊愈。这些事例，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7、注重道德的自律和修养

《黄帝内经》作为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标志着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是我国医学和医德教育方面的早期重要论著。孙思邈作为一个被历代医家所推崇的‚精诚大医‛，他十分重视道德的自律和修养。他少年时代因病而学医，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医药学研究。隋唐两帝曾多次召其做官，他拒而不受，终身为民除疾治病。他为解除麻疯病人痛苦，竟带600余名患者同住深山老林，不怕传染，亲自看护，精心医治，详细记录病情变化和治疗过程，对病人‚莫不一一亲自扶养‛，共治愈了60多人。他德高望重，被人称为‚孙真人‛和‚药王‛。晋代的杨泉在《物

理论》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谆良，不可信也。‛即古代任用医生，一定要选品德好的人。北宋林逋在他的《省心灵·论医》中与此相关的另一句名言是‚夫恒德者，不可以作医‛。‚医生乃人命生死之所系……‛此名言至今仍广为传诵。清代名医喻昌在其名著《医门法律》中，除了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传统医德的医德评价理论外，他对医德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在医德修养上首倡医生的自我反省，他希望世界上有‚自讼之医‛。

8、忠于医业的献身精神

许多古代医家具有不畏权势，不图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医学事业和人民大众献身的精神。在封建社会，我国医家地位很低，常被列入‚三教九流‛之列，和算命看风水的同属一等，称做‚医卜星相‛。但他们为了救人，却弃绝官职，甘当人民医家。宋代范仲淹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之说。东汉名医华佗医技高明，却淡于名利，一生三次弃官，坚持民间行医。明代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是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该书共19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收录药方11096个。他前后花了27年，阅书800余种，采访四方，三易其稿，系统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医药学的丰富经验，对我国的医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晋代的皇甫谧，家中贫苦，自幼务农，20岁发愤读书，42岁因得风痹病半身不遂，耳聋。54岁因治病服寒石散又大病一场，险些丧生，但他并没有因为身体不佳而弃学，反而一心扑在针灸学的研究上。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写成了《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的针灸学巨著。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较系统地阐述了针灸学的理论知识，为针灸学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他被后人称为针灸学之祖。

作为世界上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古代医德学的内容极为丰富，以上介绍的只是其主要的内容或传统。这些优秀的内容或传统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并结合时代的特点不断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医德学也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受封建宗法思想和等级观念及某些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例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观念，就使妇女看病受到一些清规戒律的限制。如明代李 木延 的《医学入门·习医规格》中说：‚如诊妇女，须托其至亲先问证色与舌，及所饮食，然后随其所便，或证重而就床隔帐诊之，或证轻而就门隔帏诊之，亦必以薄纱罩手。贫家不便，医者自袖薄纱。‛另外，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孝‛、‚仁‛、‚义‛、‚礼‛等伦理观念，对医德也带来消极影响。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把尸体解剖视为不孝、不仁、不义行为而被禁止，严重阻碍了我国尸体解剖研究的进展。我国古代医德规范要求中，还有不少儒家学说中封建宗法等级的表现。如《礼记·曲礼》中记载：‚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这是封建的‚君、臣、父、子‛的宗法等级观念的表现。第二，是我国古代医学道德虽有较完善的医德规范论述，但缺少较系统的伦理学理论。

二、我国近、现代的医学伦理学阶段

（一）我国近代医学伦理学的概况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不断遭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其它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侵略。面对国家民族的存亡，林则徐领导了禁烟爱国运动，医家何其伟研究古方编辑成《救迷良方》一书。1838年，林则徐给皇帝的奏折的第四部分‚戒烟断药方‛就是根据何其伟的《救迷良方》改写的。正是林则徐领导的禁烟 ①

事业和何其伟的《救迷良方》，‚拯救了中国四百万以上吸毒者，使他们脱离了痼毒的苦海，或恢复了健康，重新做人。‛

晚清时期，许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医生，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充实了我国医学伦理思想的内容。这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和鲁迅。孙中山（公元1866—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学医，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怀着‚医亦救人之术‛的意愿学医。他的伦理思想是讲‚仁爱‛，这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济世为怀‛，‚粟金不受，礼物仍辞‛，被人奉为‚孙菩萨‛。鲁迅也是怀着‚医学不仅可以给苦难的同胞解除病痛，但愿真的还可以成为我们民族进行社会改革的杠杆‛的希望学医的。这两人都是从医家成为革命家、从医人转为医国，从重医德进而重政德的代表。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在我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出现了西医和中医问题的长期论争。当时有三派观点：一派主张全盘西化；一派主张完全复古；一派主张中西汇通。这三派中，中西汇通派，看到了中西医各自的长处，如施今墨、恽铁樵、张锡纯等代表人物，他们在主张中西医相互学习和促进祖国医学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从此在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并存，共同造福人类健康的新局面。

1932年6月，爱国学者、现代医学教育家、我国医学伦理学先驱宋国宾（公元1893—1956年），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学专著《医业伦理学》，他在书中以‚仁‛、‚义‛这一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对‚医师之人格‛、‚医生与病人‛、‚医生与同道‛、‚医生与社会‛的‚规己之规‛作了精辟的论述，强调医

生必须加强医德修养，‚良医当勤其所学，忠其所事，出其热忱，修其仪表。‛他的学说，不仅在当时具有‚众醉独醒之卓见‛，而且为我国近、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我国近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这时期的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升华，突出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

（二）我国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医德的形成始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医德，包括红色根据地的医德、抗日根据地的医德、解放区的医德。这个时期的医德，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党为了适应长期革命战争的需要，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医德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建了人民医疗卫生事业。1931年，毛泽东为红色卫生学校制定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医学教育方针。1941年，毛泽东又为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题词是对当时我军医疗卫生工作经验的精辟概括，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显著特点和医务人员的优良医德，成为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我国的医务人员和患者都在此著名题词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名文章的思想指导下，共同参与到治疗活动中，构成了平等的同志式的新型医患关系。总之，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段长期防病治病和抢救伤病员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战争特色的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医德，这便是我国社会主义医德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前进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前。新中国成立以后，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医学伦理思想和医学伦理原则，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体现和发展。在这段时间，党领导全国人民对旧中国遗留下的医药卫生事业进行了改造和整顿，并确定和落实了党的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还组织力量防治危害人民最大的疾病，严格控制烈性传染病，如霍乱、鼠疫、血吸虫等。与此同时，党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相教育，倡导学习白求恩精神，争取做白求恩式的医生，清除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广大医务人员思想觉悟和医德修养显著提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纷纷奔赴战场，为中朝人民和志愿军伤病员服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和平建设时期，也谱写了像抢救邱财康等阶级弟兄生命的一曲曲医学人道主义的凯歌，为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谱写了新的篇章。

第二阶段：（1966—1976年）‚文革‛**的十年。这十年的医德是科学与愚昧的搏斗，是团结发展中西医与摧残中西医相结合思想的搏斗。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精神遭到严重损害，社会道德和医德出现倒退。但也不能忽视在这时期有许多医务人员仍然是忠于职守，抱着对人民健康负责地态度，勤奋工作，并且仍然保持着高尚的医德情操。

第三阶段：（1976—1988年）自20世纪70年代末医学伦理学在中国复兴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职业道德作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1981年和1988年，国家卫生部先后颁发了《医院工作人员守则》、《全国医院工

作条例》、《医院一般医德规范细则》等，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医德的形成。

总的来说，建国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的卫生政策侧重于预防为主，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中西医结合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的价值取向，即为社会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但这一时期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主要依靠政治哲学对它指导，即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是医学伦理学价值判断的准绳。

三、生命与健康伦理学阶段

我国比较系统地对医学伦理学进行教学和科研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6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拉开了医学伦理学理论研究新的一幕。它标志着中国的医学界、理论界已开始认识到医学伦理学理论建设与医学发展的关系，并且开始了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建设。会议提出的医德原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一原则被以后10年的医德实践证实是符合中国国情的。1982年，全国第二次医德大会在大连召开，会议探讨了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安乐死、器官移植等新领域中的伦理问题。1984年，全国第三次医德讨论会在福州举行，除了理论问题向纵深发展之外，全国医学院校已经注意到了医德教育，纷纷成立了教研室，相继开设医学伦理学课，进一步推动了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研究。1986年，全国第四次医德讨论会在南宁召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医学伦理学的义务论、价值论、公益论的理论与实践、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关系和结合，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转化和提高，以及中国伦理法规和护理伦理法则及生命伦理问题。1988年10月，全国第五次医学伦理学讨论会暨

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医学伦理学的理论队伍已经形成并走向正轨。1991年6月，全国第六次医学伦理学会在成都召开，会议总结了前10年的医德建设，并对90年代提出了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的开设，杜治政著《医学伦理学纲要》等一大批医学伦理学教材也先后陆续出版，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学体系随之基本确立。《医学与哲学》和《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专业杂志也于1980年和1988年先后创刊，对推动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科学的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面临生命与健康伦理学的挑战，遇到了安乐死、临终关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严重缺陷新生儿的处理、人体实验等大量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我国医学伦理学工作者为此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1988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首次安乐死和脑死亡理论讨论会。1990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健康道德专题讨论会。1999年—2001年，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特点体现在人类基因组研究、克隆技术研究、遗传生殖技术发展应用等相关伦理问题的凸现和探讨的白热化；器官移植等临床医学领域与伦理学相关案件的出现及媒体的关注；国家卫生保健制度及机构改革与生命伦理学学术界的参与；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领域对医学生、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重视和反思；中国两岸三地及国际生命伦理学界加强合作、多次联合召开会议等。关于生命伦理学研究的论著也陆续出版：已有邱仁宗著《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基础》，34

杜治政著《医学伦理学探析》，邱仁宗、瞿晓梅主编的《生命伦理学概论》，沈铭贤主编的《生命伦理学》，徐宗良、刘学礼、瞿晓敏著《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探索》，孙慕义、徐道喜、邵永生主编的《新生命伦理学》等。生命伦理学正在走近我们。当代医学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对医学伦理学提出的一系列需要回答的生命与健康的新课题，已将我国当代医学伦理学推向了生命与健康伦理学发展的最新阶段。

第二节

国外医学伦理学的历史演变

国外医学伦理学的演变和我国有明显的共性，因而同我国一样，国外医学伦理道德的历史也比较悠久，国外医学家对医德同样重视。国外医学伦理学的形成、发展也有下面三个阶段。

一、国外古代的医德学阶段

国外古代的医德学包括古代和中世纪，也就是文艺复兴前。这一时期的医学伦理道德与我国古代情况相似，是属经验医学阶段的医德，其特点是实践经验的积累，并逐渐形成理论体系，带有明显的自然哲学的特色，是一种尽义务为宗旨的行医美德。

（一）古希腊的医德

古希腊是西方医学的发源地。古希腊医学约在公元前6～4世纪形成。随着医学的产生，医德也伴随着出现。古希腊医德最早是由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7年）提出来的，他既是西方医学的创始人，也是西方传统医德的奠基人。

希波克拉底生活的年代，医巫并存，医德也带有浓厚的僧侣医学和寺院医学的色彩。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把古希腊元素论思想应用到医学领域，创立了‚体液学说‛，并把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作为统一整体来认识，使医学逐渐摆脱了宗教迷信的束

缚，从而创立了医学体系和医德规范。他的代表作是《希波克拉底全集》，这部典籍收入了《誓言》、《原则》、《操行论》等医学伦理文献。《希波克拉底誓言》为医生取信于民提供了思想武器，它给西方各国的医生树立了楷模，后来欧洲人学医，都要按这个《誓言》宣誓。

《希波克拉底誓言》是一部经典的医德文献，其主要内容：第一，阐明了行医的宗旨，是‚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第二，强调医生的品德修养，‚无论至于何处，遇男遇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的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第三，要求尊重同道，‚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如兄弟，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第四，提出了为病家保密的道德要求：‚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第五，也提出了行医的品质和作风：‚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这些医学伦理思想都曾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医学和医德的发展。至今仍然是医务人员和医学生医学伦理道德的基本教材。但是，作为医学伦理学的古典文献，它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誓言‛中提到自己的医术和行医成绩是神授予的，传授医学存在‚家传‛和‚行会‛特点，对人工流产采取绝对排斥等，这些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二）古罗马的医德

公元2世纪，古罗马人占领了古希腊后，继承了古希腊的医学和医德思想。罗马名医盖仑（Galen, 130—200年）继承希波

克拉底的‚体液学说‛，发展了机体的解剖结构和器官生理概念，创立了医学和生物学的知识体系，打开了早期实验医学之路，使古希腊医学知和罗马医学后来发展成为整个西方医学。盖仑不仅对医学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推动古罗马医德发展方面也有不少建树。他曾愤怒地指责当时罗马的一些医生把目标全放在用医疗技术换取金钱上，指出：‚作为医生，不可能一方面赚钱，一方面从事伟大的艺术——医学。‛‚我研究医学，抛弃娱乐，不求身外之物‛。这些医德思想，对西方医德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盖仑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如他认为人体的每个部分的功能都是上帝精心安排的结果，因而被基督教神学所利用，致使在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医德深深涂上宗教的色彩，医学和医德的发展较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

（三）古印度的医德

印度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医学发展很早。其医德最早主要表现在公元前5世纪名医、印度外科鼻祖妙闻的《妙闻集》，和公元前1世纪印度名医、印度内科鼻祖阇罗迦的《阇罗迦集》的言论中。他们对医学本质、医师职业和医学伦理都有精辟的论述。妙闻在文集中指出：‚医生要有一切必要的知识，要洁身自持，要使患者信仰，并尽一切力量为患者服务。‛并说：‚正确的知识、广博的经验、聪明的知觉及对患者的同情，是为医者的四德‛。《阇罗迦集》中也有待病人应有‚四德‛的提法，反对医学商品化。阇罗迦在文集中说：‚医生治病既不为已，亦不为任何利欲，纯为谋人类幸福，所以医业高于一切；凡以治病谋利者，有如只注意砂砾，而忽略金子之人。‛公元1世纪印度的医书《查拉珈守则》规定医生应该‚不分昼夜，全心全意为病人，‛医生‚即使医术高明，也不能自我吹嘘‛，要‚为病人隐讳‛，医生‚生

命的知识无涯，因此必须努力，‛等等，这些论述都体现了医学人道主义精神。

（四）阿拉伯的医德

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奴隶制瓦解。此后的1000多年时间内，欧洲处于中世纪黑暗时代，宗教神学占居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医学伦理学虽有发展，但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使医德成为宗教观念为轴心的医德。但在这个时期，阿拉伯地区的医德却有发展。它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以来的医学和医德传统，成为世界医学史和伦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阿拉伯医学和医德上有建树的突出代表人物是犹太人迈蒙尼提斯（Maimonides）（公元1135—1208年），他著有《迈蒙尼提斯祷文》。《祷文》是古代医德史上一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文献。《祷文》中提出：要有‚爱护医道之心‛、‚毋令贪欲、吝念、虚荣、名利侵扰于怀‛，要集中精力‚俾得学业日进、见闻日广‛；要诚心为病人服务，‚善视世人之生死‛，‚以此身许职‛，‚无分爱与憎，不问富与贫。凡诸疾病者，一视如同仁。‛总之，‚祷文‛在行医动机态度和作风方面表现出了高尚的医德思想，它是在医德史上堪与西方医德中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相媲美的重要文献之一。尽管如此，‚祷文‛把行医的成绩都归功为神的功劳，仍可看到宗教神学的深刻影响。

二、国外近、现代医学伦理学阶段

（一）国外近代医学伦理学的概况

国外近代的医学伦理道德是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后开始的。这一时期的医学伦理道德是以实验医学为特点的。

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中世纪封建宗教统治的黑暗，当时代表

新兴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先进思想家们提出了人道主义的口号，批判了以神道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人道与神道的斗争，尖锐地反映在医学领域中。人道主义作为反封建统治的武器，为医学科学和医德摆脱中世纪宗教统治和经院哲学的束缚起了巨大作用，促进了以实验医学为基础的医学科学迅速发展。

16世纪，西班牙著名的医学家塞尔维特（Servetus）（1509—1553年）通过解剖学的研究，提出了血液的循环学说，否定了盖仑的‚三灵气学说‛，因而触怒了基督教，1553年10月他被教会以火刑处死，为医学科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剖学之父，比利时医学家维萨里（Vesalius）（1514—1564年），不畏艰辛，勇于实践，在郊区荒冢盗取残骨，在绞刑架下盗取残骸，历经5年，终于完成了《人体的构造》一书，打下了现代医学完整而巨大的构架基础。但他最终也被教会迫害而死。

17世纪，实验生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英国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年），在塞尔维特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实验方法发现了血液循环学说，成为生理学的先驱，他的学说标志近代医学的大发展。恩格斯说：哈维‚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近代医学便牢固地在生物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随着近代医学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日益社会化，特别是医院出现以后，向医学实验伦理道德不断提出了新的课题。医生除了个人行医外，集中行医日益成为医疗活动的主要形式，医疗卫生成了一种社会性事业，医生与病人的个人关系扩大为一种社会关系。针对这个新课题，不少医家进行了研究。18世纪，德国柏林大学教授胡佛兰德（Hufeland）（1762—1836年）的《医德十二箴》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医德十二箴》中提出了救死扶伤、治病救 ①

人的医德要求，在西方医学界广为流传，被称为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发展。之后不久，即1781年，英国医学家、医学伦理学家托马斯·帕茨瓦尔（Thomas Percival）（1740—1804年）专门为曼彻斯特医院起草了《医院及医务人员行动守则》，《医学伦理学》也于1803年出版。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并以1803年托马斯·帕茨瓦尔的《医学伦理学》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此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为医院而写的。它对医学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在于：突破了医德学阶段仅有的医患关系的内容，引进了医际关系，即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医务人员与医院的资助之间的关系等。1847年，美国医学会成立，以帕茨瓦尔的《守则》为基础，制订了医德教育标准和医德守则。内容包括：医生对病人的责任和病人对医生的义务；医生对医生及同行的责任；医务界对公众的责任，公众对医务界的义务等。1964年8月，为解决战争中伤病员的救护和战俘问题，由瑞士发起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于1884年签订了万国红十字会公约，规定了医务人员在敌对双方保持中立性原则，成立了战地救护和战俘救护的组织机构。1949年8月，61个国家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订立《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以后，医学伦理学迈步走向成熟，日益向着系统、规范化、理论化方向发展。

（二）国外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20世纪以来，医学科学的社会化使医学对社会担负起越来越多的道德责任。以前，各国虽然制定了许多医德规范，但已不适应医学和医德发展及国际交流的需要，于是制定世界医务人员共同遵守的国际性医德规范就显得十分迫切。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著名的《纽伦堡法典》，制定了关于人体实验的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有利于社会；二是应该符合伦理道德和法律观点。‛1948年，世界医学协会出版了经过修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并汇编成《医学伦理学日内瓦协议法》，它标志着现代医学伦理学的诞生。1949年，世界医学会在伦敦通过了《世界医学会国际医德守则》，进一步明确了医生的一般守则、医生对病人的职责和医生对医生的职责共三个方面的内容。1953年7月，国际护士会议制定了《护士伦理学国际法》，1965年6月在德国法兰克福会议上修订并采纳，并于1973的通过时作了重要修改。1964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医学大会上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制定了关于指导人体实验研究的重要原则。此文献于1974年又作过重要修改，强调了人体实验要贯彻知情同意原则。1968年6月，世界医学大会第22次会议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通过了《悉尼宣言》，确定了死亡道德责任和器官移植道德原则。1972年10月，第十五次世界齿科医学会议在墨西哥举行，通过了《齿科医学伦理的国际原则》，作为每位齿科医生的指南。1975年10月，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十九届世界医学大会上，通过了《东京宣言》，规定《关于对拘留犯和囚犯给予折磨、虐待、非人道的对待和惩罚时，医师的行为准则》。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六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通过了关于精神病医生道德原则的《夏威夷宣言》。以上这些文件，都从不同方面对医务人员提出了国际性的医学道德原则。

与此同时，各个国家相继制定了全国性的医德法规与文件。如1962年日本最高法院制定了《安乐死条件》，1966年颁布了《医道纲领》，1971年制定了《日本齿科医疗伦理章程》，1982

年日本医学会制定了《医院伦理纲领》；1963年英国医学会制定了《人体实验研究》的道德法规，1974年英国国家科学院（NAS）发布了基因工程研究工作的规定；1968年，美国医学会发表了《器官移植的伦理原则》，1973年美国医院联合会提出了《病人权利法案》，1976年美国护士会（ANA）制定了《美国护士章程》，1984年美国生育学会发表了《关于体外授精的道德声明》，1988年颁布了《美国医院的伦理守则》；1970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卫生立法纲要》中对医务人员的医德作了明确规定，1971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医师宣言》，要求每一名医学毕业生要进行宣誓；丹麦也于1978年制定了《丹麦医学生毕业誓词》；法国颁布了长达90条的《医学伦理学法规》。

1981年10月，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了第十二届国际医院协会会议，会上就医院与初级卫生保健、医疗评价、医院与残疾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国外学者目前对残疾人的道德问题也很重视。1989年在德国召开、1990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一届、第二届国际医学未来学术讨论会上，均把残疾人的道德问题列入主要议题。

三、生命与健康伦理学新阶段

现代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新的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近二、三十年以来，生殖技术与生育控制问题、死亡标准与安乐死问题、优生学与缺陷新生儿处理问题、医疗资源分配与使用问题等，使传统的医学道德陷入了困惑。为研探这些难题，生命伦理学便应运而生了。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于20世纪60年代末形成于美国并发展至今。1971年美国人波特（Potter VR）在《生命伦理学通

往未来的桥梁》一书中首次使用‚生命伦理学‛一词，并定义为：用生命科学来改善生命的质量，是‚争取生存的科学‛，1978年美国肯尼迪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编写的《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给生命伦理学的定义较为科学，即‚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科学和卫生保健领域内的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它的具体内容包括卫生事业提出的伦理学问题、生物医学和行为的研究、医学面临的广泛的社会问题、医学高技术中的医德难题；提高改善生命质量和人的发展潜力等。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更重视健康，所以健康与健康伦理不仅是医学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是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问题。国际生命伦理学会主席Danie Wikler把这个阶段称为人口健康伦理，目标是人人享有保健。WHO总干事G·H布伦特说：‚21世纪是改革所有年龄人口生命质量的世纪，人的生命质量其核心是身体健康，不仅是个人，而且要面向全体人群。‛这标志着医学伦理学已步入了生命与健康伦理学崭新的阶段。

论和效果论。

一、义务论

（一）义务论的含义

义务论是关于义务的理论。它属于规范伦理学范畴。义务同职责、责任、使命具有相同的含义，指人们意识到的、自愿承担的对社会、集体和他人的道德责任。社会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义务，如政治义务、法律义务、道德义务等，其中道德义务则是我们的研究内容。

第三节

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伦理学理论的两大体系：义务

道德义务的范畴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的，他把按公正原则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理解为义务，并把道德义务和行为的内在动机联系起来。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把道德义务看成为上帝的意志。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则认为义务是人的‚善良意志‛发出的‚绝对命令‛。人们要有道德，就应当出于义务感地服务‚绝对命令‛。所以康德的义务伦理学被称为‚为义务而义务‛的义务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家孔子的‚仁爱‛学说，‚医乃仁术‛，其核心是重义轻利，很强调对他人和社会尽义务、责任。义务论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就是关于责任、应当的理论，具体研究的是准则和规范，即社会和人们根据哪些标准来判断行为者的某个行为的是非以及行为者的道德责任。而医学伦理学中传统的义务论，是一种主张医生应当按照某种既定的原则或某种固有的正当性去行动的医德理论。义务论把医生为病人服务当作某种绝对的义务与责任，它的主要出发点，是医生高尚的善良的动机与为病人服务的信念，而不问行为或不大考虑行为的后果。义务论是从应当的观念中形成关于应当做什么行为的道德要求。

义务论反映在医学伦理学上对医务人员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对病人的人道精神上，便派生出生命神圣论、美德论和人道主义论。

1、生命神圣论

生命神圣论是指人的生命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价

值观念，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人的生命、重视和保护人的生命。早在两千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告诫世人要‚贵人‛，要看重人的生命。生命神圣论的可贵之处，是因为它重视生命是个人发展、人类社会生产、文化继承手段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重视、珍惜生命是医学发展和医生从业的根本要求。在医学所走过的历程中，生命神圣的伦理观在指导医务人员的医德实践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这种道德上的积极作用至今仍保持着巨大的活力。

2、美德论

美德论是关于道德品质的学说。美德是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上的体现，是一个人在一系列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好的比较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医学伦理学中的美德论是关于医务人员道德品质的学说，研究医务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医学道德历来都十分强调美德。传统医学伦理学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美德医学。从《希波拉底誓言》到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乃至今天医务人员的行为规范，都体现了美德思想。在现代生物医学条件下的医学道德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救人的宗旨并没有改变，因此，美德论仍是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重要理论原则之一。在医学道德中，美德论仍处于基础性地位，因为一个医务人员如果缺乏对病人的同情、负责、关心、耐心、仁慈、诚实、审慎、公正、进取和廉洁等应有的品质，那么任何道德规范都将对其失去意义。

3、人道主义论

人道主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人道主义指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段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一种思想和文化活动；广义的人道主义泛指以人为本，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重视人

的价值等。医学人道主义应从属于广义的人道主义范畴，它的核心内容是同情、关心、爱护病人，平等负责地对待病人。它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1）尊重病人的生命；（2）尊重病人的人格；（3）尊重病人平等的医疗权利。

（二）义务论的内容

1、道德责任与道德责任感

道德责任是指对他人、社会履行的一种义务，它在医学伦理学中主要指依照道德原则、规范对医务人员的要求，并不与履行责任的行为直接发生联系；而道德责任感是人们对道德责任的自觉认识，并且和其行为直接发生联系，成为行为的动机。一个有道德责任感的医务人员能够体察病人的实际需要，表现出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道德的他律性与自律性

道德的他律性是道德责任感的初级阶级，这种责任感是建立在一定外力的约束下，从而表现出责任感的被动特性；道德的自律性则是道德责任感的高级阶段，这种道德责任感是出于自觉自愿，是建立在对道德责任高度自觉认识和理智的基础上，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医务人员的道德生活以及职业生活，既不能缺失自我约束机制的羁绊，也不能摆脱外在约束机制的支配。在一定条件下，医务人员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道德主体，既可将他律内化为自律，也可将自律内化为他律。相辅相成的他律与自律的具体功能，对于医务人医德境界的修养和医学科学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否认的巨大促进作用。

（三）义务论的意义及局限

义务论在东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医学伦理学的形成、发展过程的很长时期都是以它作为主轴的。首先，义

务论强调生命神圣思想，对于确立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和尊重人的生命，关心和帮助因伤、因病需要关心帮助的人，对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推动医学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义务论十分强调医务人员的美德修养，将美好的动机与个人行为统一在医疗实践中，激励医务人员‚成人之美‛，为人民健康多做善事。做善事就是做美事。我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里，对美字的解释，就说‚美与善同意‛。第三，义务论强调人道主义思想，这对医务人员在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中履行医德原则和规范、尊重病人的生命、人格和平等的医疗权利，提供了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但是，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和人们对道德认识的深化，义务论也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第一，义务论忽略了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只强调动机的纯正，忽视了效果；义务论忽略了医务人员对病人应尽的义务和对他人、社会义务的统一，因而对医疗实践中出现的道德难题，如病人需求与有限卫生资源的矛盾，医学科研中维护病人利益与发展医学的矛盾等，就显得束手无策。第二，义务论强调了生命的神圣，这无疑是对的。但未从生命神圣与生命质量辩证统一的观点来看待人的生命。医学科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告诉我们，生命神圣思想也有消极一面，如对不可逆转的生命也采取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就消耗有限的卫生资源和增加病人自身、家庭和社会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同时也会直接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及人口素质的提高。第三，义务论是强调了医务人员对病人、社会应尽的义务尽奉献的无私精神，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却未同时强调病人、社会也必须尊重医务人员的自身价值和权利，以使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能保持下去。为了克服义务论的不足，特别是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必

须引入效果论。效果论是义务论的必要补充，也是其逻辑的、历史的必然发展。

二、效果论

效果论又称功利论。是作为义务论的对等理论出现的。效果论主张以行为结果来评价行为善恶的唯一依据，道德行为目的就是要带来好的结果。效果论的思想渊源可以和义务论派生的美德论相提并论，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19世纪英国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由于功利论思想极力把人们的行为引向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功利主义，所以后来又出现了强调行为的长远、整体利益效果的公益论思想及用何尺度去衡量功利或公益问题的价值论思想。

（一）功利论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标准的伦理观，实际上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利益的追逐，功利主义的产生正是对资产阶级追逐利益行为的伦理学辩护。19世纪英国伦理学家边沁在《论约翰·格劳特的教区年鉴》的论文中，开始把‚功利‛引进伦理学，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另一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英国哲学家J.S.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年）继承了边沁的学说，在专著《功利主义》中首次正式使用功利主义一词，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曾因只注重行为的后果而遭到人们的强烈批评而逐渐冷落，但20世纪中期以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失业以及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等一大堆现实问题，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效用、利益问题。所以，功利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形成了许多流派，而最主要和最有影响的是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两个流派。现代功利主义提出的主要问题归根到底是两个：如何确定行动的效用；为获得最

高福利，人们该如何行动。可见，现代功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理论，而且是一种社会抉择的理论。

功利论在医学伦理学中的应用，是主张医务人员的行为应以满足病人和社会大多数人利益为标准的一种伦理观。它坚持满足病人健康功利与医务人员功利、医疗卫生单位的功利、社会的功利的统一；坚持医疗卫生单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因此，医学伦理学中的功利论能充分发挥医学的整体功利，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能将有限的卫生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病人身上而避免浪费等，因而是有积极意义的。功利论在理论上虽然避免了义务论强调动机忽视效果的道德评价方式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但是功利论在医疗实践中易导致以功利的观点看待生命，忽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也容易导致在医院管理上偏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后果；总的是，功利论在理论上割裂了医德行为中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关系，导致道德评价中的片面性。

（二）公益论

公益（lstislah）论是医学伦理学中全新的理论观点。在古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里，已明显涉及到公益观念。把公益论引进医学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生产的发展和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突破了医患关系道德的范围，考虑环境、人类和后代的问题，即我们除了对病人担负道德义务之外，对环境、人类和后代必须担负什么样的道德义务。正是这种现实背景下，公益论形成和发展起来符合了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公益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功利论起了重要作用。1973年，在美国召开的‚保护健康和变化中的价值‛讨论会上，约翰逊（A.R.Johnson）和赫尼格斯（Henegers）首次把公益论引入医学伦理学。其内容：

1、要求医务人员将对病人的责任同对社会、对他人和

后代的责任统一起来。对社会和后代的公益责任有：（1）控制人口数量的责任；（2）提高生命质量的责任；（3）保护环境的责任；（4）保护资源受耗竭的危险；（5）保护天然性别比例平衡的责任；（6）维持人类种系延续及其纯洁的责任。

2、要求在制定卫生政策、卫生发展战略方面符合公正合理的原则。在稀有卫生资源分配上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公益论强调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利益，为了人类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或少数人。将其引入伦理学领域，克服了义务论的不足与局限，也尽可能的降低了功利论在现实生活中所导致的某些不利影响。尽管公益论在阶级社会和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难以实现，但是公益论作为一种理论，对现实生活有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将公益论引入医学领域，它使医务人员视野扩大到社会与未来领域，加重了社会责任，从而丰富了义务论的内容。

（三）价值论

判定价值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人类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随着自身认识的进步，很自然地要思考自己的行为，思考独立于自身之外的客体与自身的关系，亦即与自身的价值关系。可见，对世界的价值现象的理论探索，包括对道德价值的探索，是精神文化、医学和伦理学历史发展的产物。

1926年，美国学者佩里将价值论（Axiology）引进道德领域，很快被医学伦理学所接受。价值论在医学领域是对医务人员行为的价值分析、判断的理论，即在医疗实践中，对医务人员行为的医学价值、自身价值、病人的价值、社会的价值进行分析、比较和判断。与上述各种价值发生冲突时可用代价/收益或风险/收益去分析，以对医务人员的行为进行善与恶的评价。价值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