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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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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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摘 要:游客在旅游景区的游览过程是一种体验过程,其体验质量的高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质量不高,是当前该类型景区发展的主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分析影响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的因素,提出名人故里景区体验开发对策,为名人故里景区开发与管理提供实践启示。

关键词:名人故里;体验;影响因素

0 引言

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旅游景区能否给游客带来难忘的体验,逐渐成为衡量景区经营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旅游景区中的名人故里、故居类,拥有历史文化要素方面的优势,在实现游客体验上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的名人故里景区大多存在类型单

一、内容雷同、参与性不强等问题,游客活动大多停留在观光游览层次,旅游体验质量普遍不高。在当前旅游体验时代,把握影响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的因素,围绕游客体验需求进行产品开发和景区管理,是名人故里景区旅游发展的关键。

目前学术界对名人故里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名人故里之争[1][2]及其引导[3]、法律规制[4],名人效应与故里开发[5],名人故里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6][7]、品牌经营[8][9]、形象策划[10]、市场开发策略[11]、经济价值评估[12]等。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当前关于名人故里旅游的研究,还鲜有涉及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成果。

鉴于实践需要与理论研究的缺口,本文借鉴旅游体验影响因素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名人故里景区的特征,探讨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及其体验开发对策,以期为名人故里景区旅游开发实践提供参考。

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旅游体验的影响因素,Chris Ryan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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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休闲旅游:社会科学的透视》一书中,将影响旅游体验的因素划分为先在因素、干涉变量、行为和结果几个因素,并且认为旅游体验的质量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先在因素由个性、社会等级、生活方式、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目的地的营销和形象定位、过去的知识和经验、期望以及动机所构成,并且动机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对各个干涉变量施加影响;干涉变量包括旅游体验中的延误、舒适、便利和目的地的可进入性、目的地的性质、住宿的质量、景点的数目和活动内容的多少,以及目的地的种族特性;而行为过程要受到旅游者感知到的期望与实在的偏差的大小,他们与目的地居民以及同行的旅游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旅游者辨别事件真实性和虚幻性的能力,建立可以使自己获得归属感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以及旅游者的活动方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13]。

国内部分学者对旅游体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李怀兰将影响旅游体验效用因素划分为旅游者自身因素(包括旅游者的个性心理特点、个人能力、知识经验和付出成本)、与体验过程相关的其他人(包括旅游企业服务人员、旅游地居民、旅游同伴)、旅行途中因素(包括主题引入、快捷、方便、舒适)、旅游体验产品特性(包括主题独特性、文化含量、整体环境氛围、活动内容的丰度、参与度)[14];郑聪辉将旅游景区游客旅游体验影响因素分为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其中可控因素包括旅行游览过程因素(景区游览主题、氛围、景点线路规划布局、行程安排、游览过程的连贯性、舒适性、活动内容的丰富程度、可参与度等)和景区服务管理因素(景区服务人员的态度、服务效率,提供的导游图及宣传资料,景区住宿、餐饮、购物、交通、通信、解说系统、游憩设施、医疗等);不可控因素包括旅游者个人内在因素(游客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个性特征、旅游经历的丰富程度、个人旅游偏好、出行前的旅游期望等)、旅途经历因素(景区的可进入性、旅途长短、行程安排、途中邂逅的群体的言行举止及他们之间的互动等)和旅游资源条件因素(自然景观条件、名胜古迹条件、景区文化底蕴、自然气候条件等)[15]。于洁主要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方面,对影响旅游体验的因素进行了划分。其中,客观因素主要指旅游过程中的外界环境因素,如自然环境、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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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观因素包括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个人因素是指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心理因素则是指游客的旅游感知与领悟力、参照群体和旅游动机等[16]。安桃艳将旅游体验质量影响因素分为旅游者因素和旅游目的地因素两部分,旅游者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个性特征、个人旅行偏好、过去旅游经历、旅游期望及游览过程与感受;旅游目的地因素包括景区可进入性和治安状况、设施和服务水平、景区形象和环境、景区价格及其他游客言行举止、导游形象和讲解水平、当地居民的态度和行为等 [17]。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国内外已有的旅游体验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缺乏针对不同类型景区的探讨,对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的分析更为鲜见。基于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名人故里景区的特征,尝试构建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体系,提出名人故里景区体验开发对策,以丰富理论研究成果并为名人故里景区开发提供实践启示。

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分析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是指游客个体在由名人故居、纪念馆以及一切与名人文化相关事物等为客体的旅游区中,参加旅游活动,形成精神层面上的感受的这一特定过程。影响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质量的因素必然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名人故里景区的特征,本文认为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可概括为主体、客体、主客关系三大方面。游客主体包括个人背景与个人的期望及行为两个部分;旅游客体指名人故里景区的条件因素,主要包括资源条件、服务质量、景区设施、文化氛围四个方面;主客关系则包含游客出行的旅途经历与游客在景区的活动参与情况。据此,本文提出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结构模型

在影响因素结构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笔者梳理具体影响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质量的因素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体系

名人故里景区体验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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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名人故里景区游客体验影响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就其调控的难易度而言,旅游主体、旅游客体中的资源条件因素、主客关系中的旅游经历因素属于难控因素。因此,名人故里景区体验开发管理,应主要从文化氛围营造、主题活动策划、服务质量提升方面入手,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体验旅游产品与服务,提升游客的体验满意度,实现名人故里景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1 文化氛围营造

名人故里景区文化氛围的营造,不仅要重视名人旧居、纪念馆等有形建筑的保护和建设,更要重视与名人相关的无形文化的挖掘与展示。如绍兴鲁迅故里,形成了以鲁迅祖居、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为主体,以绍兴鲁迅路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所呈现的鲁迅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等文化、精神、思想、品质为一体的鲁迅故里文化[18],成为名人故里景区发展的典范。借鉴鲁迅故里文化氛围的营造理念,笔者认为名人故里景区文化氛围的营造,应注重挖掘与历史名人有关的遗迹、典故、言论、思想等,并通过有形建筑、活动等展示出来。同时,以历史名人文化为基础塑造景区形象,设计符合历史名人特征的景区形象识别系统,使名人故里景区的文化表征与形象深入人心。

3.2 主题活动策划

当前,名人故里景区主要以名人旧居参观、名人纪念馆生平与贡献介绍、名人相关遗迹考察为主,多为静态展示,缺乏可供游客参与互动的主题活动,使得游客游览之后,感觉名人故里景区在展示上大同小异,缺乏新意。因此,名人故里景区主题化、动态化、参与性活动策划迫在眉睫。如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里景区,为了纪念邓小平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展现其革命精神,将其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在旅游活动中,可策划火红岁月项目[19]。开发定位主要以军事题材为主,拓展运动为辅,寓教于乐。用报废的军事武器营造革命年代的环境,类似一座户外的军事博物馆。根据邓小平的革命生涯,巧妙地设置各种拓展活动,从游戏中感受当年邓小平革命生涯的艰辛。笔者认为,名人文化主题活动策划,应坚持源自名人、主题明确、喜闻乐见、游客参与的原则,这是名人故里景区主题活动策划成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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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服务质量提升

优质高效的服务,是游客在名人故里景区获得高质量旅游体验的一个重要条件,它直接决定了游客在景区游览的舒适和愉悦程度。因此,要提高游客的总体旅游体验效果,名人故里景区应该在游览的各个环节都实现服务质量的提升。针对目前名人故里景区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景区需通过开展专业的服务技能培训,提升员工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员工对服务的认识,引入标准化的服务管理体系,强化员工为游客服务的意识,加强服务效率管理,增强服务人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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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运行机制初探

摘要:随着人们自由支配时间及 旅游 供给的增加,人们的旅游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旅游正从服务 经济 向体验经济转变,体验旅游将可能逐渐取代观光旅游成为未来旅游 发展 的趋势。正是在这种趋势下,景区成为体验旅游选择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游客体验质量的高低与景区的游客体验管理水平密切相关。影响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质量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景区游客与景区的互动缺失、景区员工和游客的互动缺失和景区员工与景区的互动缺失三个方面。从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运行机制的系统要素、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运行机制设计和管理制度创新三个方面构建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运行机制,既可以实现景区游客、景区和景区员工三者的有效互动,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景区游客体验管理水平。

关键词: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运行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旅游体验管理是旅游 企业 全体人员及各个部门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建立符合游客期望体验的研究设计、生产、销售等全过程的管理活动。国外关于游客体验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游客体验的归因、游憩体验质量与评价和游客满意度三个方面,案例主要集中在 自然 类景区和城市旅游活动。国内关于游客体验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游客体验管理的途径和手段方法、游客满意度、体验管理模式和体验经济下旅游企业战略管理方面。纵观国内外关于游客体验管理的研究成果更多地是集中在游客体验管理的方法和工具上,研究重点体现在微观层次上,而对于游客体验管理的运行机制缺乏系统研究。

在实际的经营管理中,景区相比游客体验管理更加重视游客行为的管理。诚然,游客的行为与游客的个人素质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游客的行为与游客的体验有着更直接的联系。游客的低体验感会直接导致游客行为失范。景区作为体验型景区。忽视游客体验管理就势必导致对游客行为管理的失效。因此,探讨景区游客体验管理的运行机制具有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影响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质量的因素

(一)景区游客与景区的互动缺失

游客体验获得是一个过程消费前、消费中、消费后都应引起企业高度关注的。作为景区,游客的体验更是决定景区经营成败的关键。目前。很多景区重视旅游体验过程的消费前和消费中这两个阶段,包括很多游客体验产品和项目的设计、策划展示旅游体验产品等,并在营销时突出这些体验的内容,但却忽视了旅游体验过程消费后这个阶段,使得景区与游客之间没有建立一种有效地反馈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景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体验与游客期望之间存在差异,不利于景区体验品牌的建设。

(二)景区员工和游客的互动缺失

景区和其他类型的景区一样,其旅游产品的生产、服务过程是由员工来完成的,特别是景区由于其产品的特殊性,更突出员工与游客互动的重要性。虽然越来越多的景区开始重视游客体验管理;但景区员工普遍没有以体验管理的要求提供服务,这就容易造成景区的体验产品不能给游客带来产品应有的体验效果,不利于游客形成良好的旅游体验,从而提高游客对景区的信任度和忠诚度。

(三)景区员工与景区的互动缺失

景区员工与景区互动的缺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员工与景区决策互动缺失。景区体验产品和服务的设计不仅缺少与顾客的互动,而且缺少与基层员工的决策互动,而基层员工作为游客体验服务的最直接提供者,比决策层更能了解游客的体验需求,这种决策互动的缺失势必导致决策层体验产品和服务设计的模式化。二是员工自我体验缺失。景区在体验管理时由于缺少与员工的互动往往无法准确地向员工传递体验管理的相关理念,这也导致了员工对景区的自我体验缺失,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员工无法领会体验管理的真正内涵。

三、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运行机制构建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机制是指一个系统运行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合理制约,使系统整体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规则、程序的总和。而运行机制则是人们想方设法建立的以达到某种目标、实现某种愿望和需求为出发点和终点的机制。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运行机制构建作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运行机制的系统要素,这是管理运行机制的基础;二是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反馈机制和决策机制,这是管理运行机制构建的核心;三是管理制度,这是管理运行机制的保障。

(一)系统状态特征

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运行机制作为一个有序的褴体,由管理的主体、对象、管理方法和管理控制四个要素组成。由于文化遗产旅游的资源特点决定了管理主体由景区、景区员工和游客三部分组成,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彼此的互动(α1);管理对象由游客和员丁:组成,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彼此的互动(α2)。管理方法主要是在完善现有的游客管理的方法的基础上设计针对员工体验、景区营销系统和服务系统的管理方法(α3);由此得到一个修正的表示系统状态特征的函数r=f,(α1,α2,α3)。景区游客体验管理系统的整体性的发挥取决于α

1、α

2、α3三个要素的功能和彼此之间的联系。

(二)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运行机制设计及制度安排

景区游客体验管理运行机制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组成的系统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主体和客体之间也不存在自动协调:同时,管理方法和管理控制也不会自动作用于主客体。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通过构建管理运行机制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解决。

1、激励与约束监督机制

激励机制是指组织系统中,激励主体通过激励因素或者手段与激励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总和,包括激励主体、激励客体、激励目标、激励手段方法。景区游客体验管理激励机制的激励主体主要是景区的经营者,但政府也可以成为激励的主体,从而促使景区实行游客体验管理,激励客体主要是景区员工、游客,景区经营企业也可以成为激励客体,从而形成政府对景区经营者、景区经营者对员工、景区经营者对游客的多方激励。激励目标主要是内化游客的行为外部性、提高游客的体验质量及游客与员工参与景区管理的积极性。激励方法主要是采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但激励机制也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与相关的约束监督机制的配合才能发挥作用。景区游客体验管理的约束监督机制主要通过景区游客体验管理效果评估体系来运行,景区游客体验管理效果评估体系由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组织体系、评估制度体系组成。通过景区游客体验管理效果评估体系,可以有效地评估游客体验管理的质量,保障激励与约束监督机制的有效性。而与之相配套的监督机制和景区游客体验管理效果评估制度、员工绩效考核制度和激励手段有效性评估制度则是激励与约束监督机制顺利运行的保障。

2、反馈机制

反馈机制是指以系统活动的结果来调整系统活动的作用方式。由于环境变化,总会使受控系统的输出状态偏离预定状态。只有借助于反馈控制,才能调整系统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偏差,保证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从而顺利地达到系统所预定的目标。

景区游客体验管理反馈机制主要是通过特定的媒介在景区和员工、员工和游客、景区和游客之间建立以景区为核心的信息交流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使得信息在三方之间流通,并最终反馈给景区。景区游客体验管理反馈机制分为前置反馈、中程反馈、后继反馈。前置反馈即景区在员工与游客接触之前就对员工发出控制信息,对员工进行游客体验管理的 教育,使得景区员工在与游客接触前就树立体验管理的理念。中程反馈即员工将游客体验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景区管理层,从而使景区管理层及时了解游客体验管理的相关实施情况,使得景区能根据外部环境和游客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管理策略,同时把修正的管理策略重新输出。后继反馈即景区通过对游客满意度的调查。及时了解游客的体验感受和影响游客体验感受的相关因素,同时,通过综合员丁游客体验管理相关意见,反馈给景区管理层。

第三篇:宗教旅游体验对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宗教旅游热”现象的兴起及迅速发展,需要宗教旅游景点(区)经营者准确识别不同游客类型的需求差异,进而进行精准化、个性化产品开发与营销管理。本文从不同游客类型的体验角度出发,以佛教南禅旅游体验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宗教旅游体验对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宗教旅游体验(感官体验、情感体验、思考体验、行动体验、关联体验)均通过影响游客心境,进而对游客行为意向产生影响;(2)针对不同类型的游客,游客心境中介作用的程度不尽相同。

关键词:宗教旅游; 游客心境; 行为意向

0引言

我国宗教旅游资源丰富,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一批180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宗教名胜占80处;第一批、第二批8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涉及宗教的有53个,占63%(陈宇,2009;倪月犁,2013)。宗教旅游的目的也逐步呈现朝觐、观光、疗养、修学以及科研等多元化趋势,“宗教旅游热”持续升温。2011年中秋3天假期期间,杭州灵隐寺游客接待量达5.24万人次,居各大收费公园客流“榜首”①,2013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四川乐山大佛旅游人数超过30万人次②。这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思考。

宗教旅游的特质就是借助神圣、庄严、神秘的宗教建筑和文化,对游客的心境与行为意向产生影响,从而使宗教启人心智、使人净心的社会功能得以充分发挥(阎莉等,2013)。国外学者较早关注宗教旅游者的研究,如学者cohen(1979)对宗教旅游者的动机以及宗教旅游者与普通大众旅游者的行为差异进行详细探讨;shuo(2009)等人分析了台湾地区妈祖庙游客的个体特征,以及影响游客出行的限制因素、出游的动机等。国内学者对宗教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与宗教旅游文化等方面(朱德亮,2013;高科,2014),鲜有学者对宗教旅游者的体验进行实证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宗教游客分为3类进行分析(下文均以a、b、c分别代表3种游客类型):a.进行朝拜、烧香等宗教活动的信徒和香客;b.进行观光、休闲、求知、疗养等旅游活动的普通大众旅游者;c.兼有以上两种目的(即在进行朝拜、烧香等宗教活动的闲暇,同时进行观光、休闲、求知、疗养等旅游活动的信徒和香客);并以佛教南禅三大祖庭之广东韶关南华寺、广东新兴国恩寺以及广东广州光孝寺游客为调研对象,将心理学的心境概念引入宗教旅游体验模型中,基于相关理论提出概念模型,从游客体验的角度,探索宗教旅游体验对游客心境与行为意向的影响过程与路径。

1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宗教旅游体验

对宗教旅游的界定,目前主要是从动机和目的地两方面展开(高科,2010)。基于动机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宗教旅游是由宗教朝拜等宗教原因引起的旅游活动(保继刚,等,1996);另一种认为,宗教旅游动机不仅包括朝圣,还应包括普通游客的观光、休闲旅游活动,朝圣与旅游难分“圣俗”,且非泾渭分明的关系,两者互有彼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张进福,2013)。基于目的地的概念界定普遍认为,只要是到宗教旅游景区、景点的信徒或非信徒游客,只要不以营利为目的,都可称为宗教旅游者(郑嬗婷,等,2004;张贵桥,孙浩然,2008;高科,2014)。本文从广义的角度界定宗教旅游,包含宗教信仰者(信徒和香客群体)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动机,到宗教场所进行朝拜、烧香等宗教活动,或者在朝拜、烧香等宗教活动的同时兼具游览、观光等旅游活动,以及非宗教信仰者(大众游客群体)到宗教旅游景点(区)进行观光、疗养、求知等旅游活动,包括皈依的信徒朝拜、香客的定期进香以及大众旅游者的普通观光、疗养、求知、游览等活动。

国外学术界对宗教旅游的研究已相对成熟,尤其体现在对宗教旅游者的研究方面,包括旅游者动机,旅游者类型划分、行为特征、影响因素、感知价值以及满意度等(shuo,et al.,2009)。而国内对宗教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旅游资源开发,宗教旅游文化,宗教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宗教与旅游关系,宗教旅游的概念、特征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多为描述性的质性分析方法,鲜有学者对宗教旅游者体验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高科,佘晶晶,2010)。

旅游体验的概念是由boorstin(1964)首次提出的,他强调,旅游其实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消费行为,在这种消费行为中,人们所收获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感觉,以及对旅游活动的整体性评判和观点。cohen(1979)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验感受,旅游体验就是旅游者主体与多种远方中心“center”之间的某种关系,而旅游体验的价值则来源于旅游者个体的世界观,其体验结果对旅游者主体而言具有较深层次的价值。国内研究认为,旅游体验是旅游的核心部分,本质是心理体验,是一种特殊的感知愉悦与否的过程,是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通过疗养、游览、观光、交往以及消费等方式所体验到的愉悦心情、奇特经历与心理快感(谢彦君,2005;黄向,2014)。

pine等(1999)提出旅游体验分为4种类型,即4e(entertainment、education、escape、estheticism)娱乐体验、教育体验、遁世(逃避现实)体验和审美体验。schmitt从心理学角度提出战略体验模块理论(strategic experiential modules,sem),指出,顾客体验是顾客对某项刺激产生的个别化感受;并将体验营销应用到旅游体验的研究中,认为,旅游体验由感官(sense)、情感(feel)、思考(think)、行动(act)和关联(relate)等5个体验模块构成(schmitt,1999)。在此基础上,沈鹏熠(2012)研究了旅游体验对游客行为倾向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在宗教旅游体验的维度划分中采用schmitt的五维度划分标准和评价体系,并根据宗教旅游体验的情境,对具体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做了修正(见表1)。1.2游客心境

研究表明,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动会使一个人的心境变得积极,即心境与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动有着紧密的关联(brandstatter,1983),参加体验活动会使人们的心境产生变化,增加心情的愉悦度(黄志剑,等,1995;吕薇,等,2010)。旅游体验是一种多功能的休闲活动,遵循快乐原则,旅游体验的结果是使旅游体验者的心理上产生变化,就其本质来说,其实是旅游体验者主观上的感触(richard,et al.,1998;谢彦君,2005)。而宗教具有借助超人间的力量对社会个体和群体进行心理调节,为社会成员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和情感上抚慰的功能(王乐,2014)。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感官体验对心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情感体验对心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思考体验对心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d:行动体验对心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e:关联体验对心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游客行为意向

行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bi),也可表述为行为倾向与意图、行为意愿等,是把消费者与其未来的行为意愿连接起来的一种陈述,是消费者在将来采取某种行为的一种意图和意愿(peter,olson,1996)。一些研究认为,行为意向是消费者在体验之后,对于体验的相关产品、服务或者企业可能采取的再购行为、向他人推荐的意愿、交易意愿的可能性与倾向性(陈帘仔,2004;樊玲玲,2009)。sunghyup等(2011)在研究酒店游客时提出,游客行为意向包括正面评价、向别人推荐以及再次入住三方面。刘静艳等(2009)对生态住宿体验和个人涉入度对游客环保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中,从再次购买、推荐和支付更多三方面来计量游客的环保行为意向。本研究采用推荐、重游、分享三方面来测量游客行为意向。

h2:游客心境对游客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a:感官体验对游客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b:情感体验对游客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c:思考体验对游客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d:行动体验对游客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e:关联体验对游客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概念模型(见图1)。

2研究方法

2.1量表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于2014年5月2至6日期间,根据设计的访谈提纲,分别访谈23位近1年内到过以上3个宗教旅游景点(区)的游客及8位宗教方相关负责人。结合已有研究,设计开发了针对本研究的相关构念的测量指标,并通过专家意见、小组讨论以及前测cronbach’s α值等方式,对测量指标的内容、表达方式及测项进行了调整和修改(见表2)。

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游客甄别部分,目的之一是了解被调研者是否去过本研究所选定的3个调研目的地;目的之二是对去过以上3个宗教旅游景区(点)的游客进行分类,以便在之后的模型验证中对3类游客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还设置了是否有宗教信仰等题项作为控制变量。第二部分测量游客的宗教旅游体验、游客心境、行为意向以及游客对宗教相关文化的认知度。第三部分为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月收入等指标。所有测项均采用7点式李克特量表测量,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

2.2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佛教南禅旅游体验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以及佛教禅宗对现实与人生的关怀。佛教在中国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且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过多次碰撞和交融,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民众的心理特征、思维习惯、日常用语、民间风俗以及建筑、雕塑、壁画等文化艺术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范能船,1990;洪修平,陈红兵,2011)。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六祖慧能被视为禅宗的创始人,也是中国佛教的始祖,主张中国化“顿悟”,把佛教智慧从寺庙推广到普通大众(冯达文,郭齐勇,2004)。因此,本研究选择佛教南禅“三大祖庭”中的广东韶关南华寺、广东新兴国恩寺以及广东广州光孝寺作为调研的宗教旅游目的地,以到访之游客为调研对象。在上述3个宗教旅游景点(区),分别于2014年5月13至15日、2014年6月1至2日期间,通过游客拦截的方式发放问卷1600份,并在问卷发放时对3种游客类型和3个案例地均做了1∶1∶1的配额控制,共回收1500份,回收率为93.4%。为了均衡3个调研目的地的问卷配比,笔者在回收的问卷中,剔除了填写不完整和没有合理识别问卷中反向问题的问卷,每个调研目的地分别选取了450份有效问卷,共选取有效问卷1350份,有效回收率为84.4%(见表3)。

3数据分析

3.1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一般来说,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5就意味着测量项目有较高的相关性,内在信度较高(choi,et al.,1999)。本研究,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4,各测量项目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81~0.93之间,表明本研究量表具备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达到了信度要求。

针对宗教旅游体验情境,本文在已有成熟量表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在效度检验上,一方面,通过专家意见、小组讨论以及试测等方式使其内容效度有保障;另一方面,在构念效度检验上,主要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宗教旅游体验量表的kmo=0.91,卡方近似值为166617.05,sig.=0.000,游客心境量表的kmo=0.88,卡方近似值为3876.50,sig.=0.000,游客行为意向的kmo=0.71,卡方近似值为1347.91,sig.=0.000,游客认知度的kmo=0.89,卡方近似值为9388.64,sig.=0.000;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标cfi=0.98,ifi=0.98,gfi=0.96,nfi=0.97,resea=0.03,χ2/df=2.23,模型拟合良好(见表4)。

分析结果中:(1)各题项标准因子载荷在0.71~0.92之间,均大于0.7且达到显著(p 4结论与讨论

4.1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宗教旅游体验对游客心境及行为意向影响的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游客心境在宗教旅游体验中具有重要作用。实证了宗教旅游情境下,宗教旅游体验对游客心理的调节与抚慰作用,也为richard(1998)和谢彦君(2005)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

游客心境在宗教旅游体验和游客行为意向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宗教旅游体验(感官体验、情感体验、思考体验、行动体验、关联体验)均通过影响游客心境,进而对游客行为意向产生影响,但游客类型不同,其心境的中介作用程度不尽相同。针对进行朝拜、烧香等宗教活动的信徒、香客和进行朝拜、烧香等宗教活动的闲暇,同时进行观光、休闲、求知、疗养等旅游活动的信徒和香客这两种类型的游客,除了游客心境在感官体验与行为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之外,游客心境在宗教旅游体验其余各维度与行为意向之间均起完全中介作用;而针对进行观光、休闲、求知、疗养等旅游活动的普通大众旅游者,游客心境在感官体验、思考体验、行动体验与行为意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情感体验、关联体验与行为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宗教旅游体验中,不同类型游客的体验重点有差异。在进行朝拜、烧香等宗教活动的信徒、香客和进行朝拜、烧香等宗教活动的闲暇,同时进行观光、休闲、求知、疗养等旅游活动的信徒和香客这两种类型游客的宗教旅游体验中,由于这两类游客的宗教旅游体验动机主要是宗教信仰,而且这两类游客均是宗教信徒或香客,因此,较之于进行观光、休闲、求知、疗养等旅游活动的普通大众旅游者类型来说,他们对宗教相关文化有较为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和研究,更加注重心理感受和虔诚信仰,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发挥的较好(阮氏桃,2007),因此,游客心境在情感体验、思考体验、行动体验、关联体验与游客行为意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相对于其他几项体验,他们对于感官体验则不十分注重。在进行观光、休闲、求知、疗养等旅游活动的普通大众旅游者类型的宗教旅游体验中,由于这类游客的宗教旅游体验动机主要是观光与游览,同时也想到宗教旅游景点(区)让自己静心、暂时逃离俗世纷扰,或者想通过宗教的智慧来化解自己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顿,因此,游客心境在感官体验、思考体验、行动体验与游客行为意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对于情感体验与关联体验则不十分注重,与陈才(2009)的理论研究吻合。

在宗教旅游景点(区)的经营管理与产品开发中,首先,应重视游客心境在宗教旅游体验中的重要作用,着重关注那些对游客心境起积极作用的方面,如宗教旅游体验庄严、肃静环境与氛围的营造、宗教音乐的开发、使人哲悟与净心的宗教文化的深度挖掘等;其次,有助于经营者在产品开发与营销中,因人制宜,对宗教游客进行类型细分,进而采用市场细分的方法对不同游客的不同旅游体验诉求进行区分,针对不同的游客类型,采用不同的营销策略,提供不同的体验产品。产品设计多样化,文化挖掘丰富化,进而增加各类型游客的重游率与口碑宣传率。

4.2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由于时间、经费以及篇幅的限制,在调研问卷设计和样本数据回收中没有采用游客配对的方法。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宗教旅游体验之前和体验之后的配对研究法以及纵断调研的方法更为严谨探究宗教旅游体验对游客心理与行为意向影响的相关问题。

第四篇:影响大学学风建设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影响大学学风建设的因素及对策研究

摘 要:大学生学风建设是衡量学校办学水平和品质的重要标志,为更好的把握学校的学风情况,课题组从2013年开始研究影响学校学风的因素,对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并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导作用、职业规划教育、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加强考风考纪建设、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给出了解决策略。

关键词:学风建设;问卷调查;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237-02

良好的学风是学校办学水平和品质的重要标志。为更好的把握学校的学风情况,有的放矢的进行学风建设,笔者对全校9个本科院系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走访,并对掌握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学校今后开展学风建设、促进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一、学校学风现状

通过对学校9个本科院系的学生调查发现,有23%的学生认为学校的学风非常好,有43%的学生认为学校的学风较好,有22%的学生认为学校的学风一般,有12%的学生认为学校的学风差。认为学校学风非常好和较好的比例占到66%,说明学生对我校的学风现状总体是比较满意的,但仍然有34%学生认为学校的学风情况不好。调查发现,同学们对学校学风现状不满意的地方依次为: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动力不足;部分教师教学态度不认真,教学质量不好;学习纪律涣散,经常迟到早退;考风考纪差,考试作弊;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不到位;课程设置不科学;沉迷于网络、恋爱,用于社团活动的时间太多,学习时间太少。

二、造成学风现状的原因分析

造成学风现状的原因很多,既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教育管理方面的原因;既有学校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不管那种原因,都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一)奋斗目标不明确,学习自主性不强。学习目的不明确,大学生普遍不知道为什么学习。首先,中学阶段学生学习的目的非常明确,即考上大学。然而考上大学以后却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失去了奋斗目标。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后不能很快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漫无目的地学习,应付考试,应付学校,应付家长。所以当我们问同学们考上大学后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许多大学生的答案是很不明确的。其次,作为90后大学生,在家养尊处优,很容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缺乏竞争意识。而在大学教育中,自主学习成为主要学习方式,有些学生不适应这种相对宽松的学习方式,不能合理调配课余时间,相当一部分学生把时间耗费在游戏、休闲娱乐、谈恋爱上,学习兴趣不高。

(二)部分教师教学态度不认真,教学质量不好。近年来,由于学校发展速度快,教师队伍迅速扩大,导致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年轻教师,由于教学经验不足,很难满足教学要求。部分教师的教学态度不认真,教学质量不好,这是许多学生不满意课堂教学的一个主要原因。部分教师课堂教学照本宣科,课程内容多年不变,过分依赖PPT,这样上课,对于学生而言就缺失了理解、记忆和思考的过程。部分教师教学模式仍是以说教式为主,教学手段和方法单一,课程教学进度较快,不关心学生是否听懂。还有部分教师重科研轻教学,应付正常教学,缺乏敬业精神,课程内容缺乏创新。

(三)学习纪律涣散,经常迟到早退。当前的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个性张扬,无视他人。当进入大学之后,缺少了高中时期学校和家庭的约束,变的自由散漫,缺乏自我管理和自助学习的意识,不遵守学校的校纪校规,有很多学生上课迟到、早退,旷课现象严重。

(四)考风考纪差,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考试是学校对学生学习成果检测的重要手段,但现在很多学生诚信意识不强,出现考试作弊等现象,使考试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受到了威胁。个别学生平时不学习,考试通过作弊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各个学校都在严抓考风考纪建设,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仍有一些落实不到位的地方。

(五)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不到位。虽然各高校都很重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开设了职业生涯规划课,但很多课程都流于形式,很难帮助学生树立自己的目标,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就没有清晰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规划。通过调查发现,大一学生中仅有12%的人有较为清晰的学业目标,大二学生中有27%的有较为清晰的学业目标。也就是说大学生涯已过去近三分之一,多数学生还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很多毕业生在撰写简历时才发现自己的大学生涯既没有相关专业实践经历,又没有相关的能力锻炼。

(六)课程设置不科学。当前的大学课程安排规划不科学,经统计,大

一、大二平均每学期所修课程7门左右,而且大部分是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每周周一至周五平均每天多则四节少则两节课。同学们从紧张的中学学习突然到了有大量空余时间的大学生活,使他们一时难以适应。除了课程规划不科学外,当前的教学体系也缺乏多样性,学生接触不到当今社会前沿科学技术,得不到真实的锻炼,除了学习本专业的知识,很难接触其他专业的知识,这样的课程设置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多毕业生反映,到了工作岗位,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几乎用不上,很多东西都需要在实践岗位上重新学习。

(七)沉迷于网络、恋爱、社团活动的时间太多。很多学生进了大学校门,不是刻苦学习,而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和聊天;还有部分同学忙于参加社团活动和谈恋,占用了大量学习时间。据不完全的统计,学生持有电脑率高达85%,智能手机持有率更高达98.3%,每个学生上网的时间平均在5-7小时,而且大多数时间是在聊天和玩游戏。

三、加强大学生学风建设的对策

(一)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导作用。学风建设的关键是解决好学生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态度问题,它涉及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在学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主渠道作用,联系思想实际帮助他们认清所肩负的重任,帮助他们认识和解决学习态度和学习目标问题,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在大学生四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由其要重视大学生刚入校的入学思想教育。刚进入大学校门的新生对于学校的规章制度、专业方向、学籍管理等各方面都不清楚,进行专业思想教育,能够让他们很快熟悉学校、学院、专业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通过对专业的前景分析,提高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度,从自身情况出发,确立大学发展目标,科学规划大学新生活。

(二)加强职业规划教育,提高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学校应该大力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教育,使学生了解他们以后要做什么,应该提高哪些方面的素质。大学生只有为自己设立了职业目标,才会自觉地确定与其理想职业目标相匹配的学习目标和计划,积极主动地运用学校一切资源,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职业目标而努力学习。学校应该配备专门的职业规划辅导教师,对学生给予专业的指导。

(三)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学校应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专业结构,科学制定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人才培养特点,有效提升大学生自身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增强学习动力。学校还应当完善课程设置,在必修课之外多为学生设计些选修课,完善自主选课制度,让学生自己选择喜欢的学科。在专业课方面,学校应该按照本专业的学科体系科学地设置课程,每一学年学习的科目都能够为下一学年的科目打好基础。同时要加强与校外实训基地的联系,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的机会,保证在校期间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会工作实践,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此外,学校应该保证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及时更新教材,让国内外先进的科研成果进入教材。

(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高校的教风和学风是相辅相成的,优良的教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只有好的教风才能产生好的学风。因此要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和质量,以教风来促进学风。此外,教师应该发挥教学主导作用,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课堂的参与度,提高教学质量。

(五)完善考试管理,加强考风考纪建设。考试是教育评价的重要手段,对于教师而言,是评判其教学效果的主要方式;对于学生而言,是测定他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有效方式。因此,必须完善考试管理,加强考风考纪的建设。规范考试管理,强化考风考纪教育,严抓考风考纪。做好考风考纪制度的落实工作,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不给学生作弊的机会,从而杜绝学生考试作弊行为。

(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文化对学风建设的潜移默化作用。校园文化建设和学风建设有着重要的联系,良好的校园文化对人具有很大的熏陶作用。大学生身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中,自然会受到熏陶,进而促进学风建设。因此,要重视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有利于学风建设的良好氛围,以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来熏陶学生。要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让学生能感受到学术的气氛,从而更加努力学习。同时要抓好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开展各种竞赛活动,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协作、沟通能力。校园文化建设和学风建设有着重要的联系,良好的校园文化对人具有很大的熏陶作用。大学生身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中,自然会受到熏陶,进而促进学风建设。

加强学风建设,创建优良学风即是促进学校发展的重要保证,又是学校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学校育人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切实采取一切有效举措,促进大学生的学风建设,才能培养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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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影响高校教师管理效能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影响高校教师管理效能因素分析及对策研

摘要:当代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高校作为发掘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平台,背负着艰巨的责任,而教师是高等学校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我国教师管理效能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制约:一是过于注重量化的考核评估制度;二是权利失信与管理者人格力量的失调;三是高校教师管理道德缺失。笔者对影响高校教师管理效能的因素作出分析并提出对策,以期为我国高校教师队伍的管理工作提供参考思路。关键词:教师管理效能 量化考核评估 权利失信 去行政化 管理道德

随着钱学森之问的提出,中国高校的教育问题引起大众的关注,当代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高校作为发掘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平台,背负着艰巨的责任,而教师是高等学校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高校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素质水平直接反映和决定了高校的整体办学水平,但是近年来,随着学校的连年扩招,教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各种矛盾日益凸显,而其中教师队伍的管理成为我国高校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一 教师管理效能的理念

教师管理的效能是指学校的管理者对于教师的管理行为,包括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效能促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得以充分的发挥,使教师在日常教育实践中,全面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工作效率和职业精神的一种教师管理理念。二 影响我国高校教师管理效能的因素分析 1 过于注重量化的考核评估制度

对教师作出公正、准确的评价有助于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提高管理效能,目前我国很多高校都实行以各种量化指标为基础的考核评估制度,既以论文数量论“英雄”,量化后的考核评估制度将纷繁复杂的学术水平评价变得简单清楚,让管理者的操作快捷明确。但由于考核评估制度与教师的收入和职位直接挂钩式,当所谓的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成为高校办学水平的主要依据之一时,学术研究的功利性、短视行为和种种偏颇便随之产生,以至于出现了泡沫学术,抄袭剽窃、低水平重复等严重的道德失范实现,使相当一批学者放弃了学术本来的内在品质,把学术的内在精神求索转变成一个数量意义上的大量操作,只关心数量和规模,而忽略学术的质量和水平,忽略了学术精神、科学态度、学术品格的培养,淡忘“十年磨一剑”的学术传统,这与科学研究的精神相悖,其结果必然会窒息学术研究的创新精神,不利于学术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

而过于注重了量化考核评估制度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考核的压力使一些高校教师把精力用在发表文章而不是教书育人与研究科学问题上。因为教师的个人利益、学校的名气都与现行的考核评估的数字化紧密联系起来,所以致使一些高校教师忽略的第一角色(教师)的责任,一心扑到论文发表、职称晋升等事情上,忽视作为一名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重科研轻教学已经成为研究型大学的普遍现象。其罪魁祸首在于量化评估制度,因为搞科研有课题基金,但是教学是对学生思想的熏陶,在短时期内未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因此,大学教授都热衷于做科研,而忽视教学。这种情况不利用教师的长足发展,更不利用高校的人才培养。权利失信与管理者人格力量的失调

所谓权利失信是指高校管理层权利运作不当,而导致教师对权利产生不信任感。中国现代高校行政权和学术权是一个权利机关,大学的管理人员官员化并用行政的思维和手段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教授没有话语权,只能去迎合权利,或选择走上行政道路,行政权利使大学多了顺从的奴性,而扼杀了大学的自由精神与创造性,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教师被定岗、定编、定责,自上而下按照统一规范,致使大部分教师治校的参与意思不强、对主体地位的认同感模糊。

而在教师管理实践中对于管理层权利的过分强调与推崇,使其管理更多的表现为僵化、冷漠,在行政权利的旗帜下,“高校教师管理被限定为一种近乎机械、刻板、程式化的活动,创造性被无情的扼杀了。”

复旦校长杨玉良认为:“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学术,那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样,一所大学不以育人为本,那么大学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学术既不需要行政来干涉,也不需要民主来决策,因为学术不是依靠行政领导发布指令来进行管理的,学术也不是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实现发展目标的。一所大学的学术必须保持独立,思想必须保持自由。这样,一所大学才能有发展的前景。” 3 高校教师管理道德缺失

高校教师由于其职业与教育经历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的的需要有着与一般人不同的热点,那就是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上所产生的成就最求与自我实现动机在他们的需要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因此如果高校管理者不能正确理解高校教师人生的意义、生存价

【1】值,仅施以单纯物质的利益措施也就会陷于片面而难于符合教师人性之根本,不能全面满足教师的心理以及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

高校教师作为一群特殊的高知识群体,不能用简单的目标管理理论来定位,如果管理目标上追求效率和效果的最大化,那高校教师就会沦为功利主义的价值工具,忽略了高校教师管理行为背后的价值伦理问题,从而淹没了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导致人本精神的匮乏与人的片面发展。

三 提升高校教师管理效能对策研究 坚持以教师发展为本,优化量化的考核评估制度

高校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机构,汇集了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的学者团体,高校以自由为基本价值,创新性是高校教师工作的主要特征和目标追求,学术的核心在于原始创新,只有在宽松的学术氛围里老师才能心无旁骛地进行研究。但是许多高校规定教师每年必须发表多少论文才能晋升职称,这不利于教师实现真正的创新。因此,要改变过于注重量化的评价方式,取消“以刊论文”等只重形式不重研究成果质量的评价方式,代之以质评加量评相结合的方式。目前有些高校已经意识到量化评价的弊端,如厦门大学在2011年《教师职务聘任条例的修订》中规定“从偏重数量转为数量与质量并重,在提高数量的基础上,有明确的质量要求。”【4】

坚持以教师发展为本,重视教师的内在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参加并接受评估不会感受到行政管理的压力,评估可谓教师专业素质的提升提供指导和帮助,引导教师对于自身短板情况进行反思,并清楚的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发展的潜力,在状况明晰的条件下,制定出科学可行的个人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学校管理层还应做好评估反馈工作,引导教师表达自己对于评价结果的看法、意见,学校根据教师考核评估结果结合其发展特点,有计划地让教师定期参加科研方面的进修、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和业务素质。2设立 “去行政化”试点院校,做到行政服务于人

今年来,高校“去行政化”一词受到各界人士的热议,“去行政化”也一直是国内高校的共同努力,但行政权和学术权并未真正分离。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表示,“去行政化”要做到非常不容易。中国是高度行政化的社会,中国大学去行政化面临诸多阻碍,去行政化的改革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来完成,而不可能由学校独立完成,笔者认为可先设立“去行政化”的试点院校,摸索一种新的有利于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的高校教育发展模式,以便以点的经验推动一般,更有利于我国人才的培养。

作为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耶鲁大学是美国“教授治校”的典型,“耶鲁教授做主”成为它的最大特色。耶鲁设立文理科教授会,而且耶鲁的每个学院都有教授会。教授会有权制定学院的教育政策,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工作,监督大学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向院长推荐系主任人选。在耶鲁,教授就是学校的主人,既是管理者,也是教学者、研究者。教授治校的传统使耶鲁形成了学术自主、中立、自由的良好风气。

学校应淡化行政色彩和官本位意识,强化学术管理的权力,健全、规范和完善学校的咨询、决策、执行和监督系统,通过灵活的制度安排来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在制度上确保教师参与有效管理,保证他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保障教师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激发其学术创新的活力,为教师营造适合学术研究的环境。3 重塑对高校教师的人文关怀,增强高校教师的主体性认同

高校要为教师营造一种更为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种环境主要体现在营造良好的物质基础环境、制定宽松的管理制度环境、创设自由的学术文化环境。因此高校更强调教师的自我管理,要求加强管理效能,淡化管理痕迹。高校要对个性多元化给予关注,张扬公平、正义与良知,使各种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相互交流碰撞,产生智慧的火花,在新的视野中推动着科学的发展。高校管理体制应该始终贯彻学术精神,将弘扬学术价值作为改革的重要原则加以信奉,回归学术权力,健全和发挥各级学术组织的作用,真正确立学术为本的校园核心价值地位。积极倡导科学、民主的学术精神,以实践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以学术讨论来解决学术问题。学校应淡化行政色彩和官本位意识,强化学术管理的权力,健全、规范和完善学校的咨询、决策、执行和监督系统,通过灵活的制度安排来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在制度上确保教师参与有效管理,保证他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保障教师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激发其学术创新的活力,为教师营造适合学术研究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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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兆龙,现代教育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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