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正确处理好大国关系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

第一篇：《谈谈正确处理好大国关系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

正确处理好大国关系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

从古至今，正确处理好大国关系是发展本国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建国初期，我国的国际地位是非常低的，所以与其他国家的几乎没有外交关系，因为“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如果要有外交,首先要有一个强盛的国力,然后可以有国际权力,就不会被欺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上升，主要大国对我国也是越来越重视，逐渐成为国际上的新兴大国。但在新形势下，我国国际外交的形势依然严峻，我国需处理好同大国，周边和多边的国际政治外交关系。

中美关系一直都不怎么好，原因在于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导致我国政府感到一定的威胁，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一直支持菲律宾和越南，企图从战略上包围我国，只要和我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关系和美国走的都很近，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都有美国的撑腰。其实都是美国的一枚棋子。未来中美关系不会有多大进展，甚至会更加恶劣，最近台湾又对美提出军购，美国会小心谨慎行事。这将会影响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今日又加紧张，前不久我国给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重新命名，我国海监船只不断在钓鱼岛海域巡逻，导致了日本政府的严重不满，未来中日关系可能会保持现状，因为谁也不想因为钓鱼岛问题去动武，最多也就是外交方面的谴责。

中美关系是斗而不破的，斗到一定时候就会往回收。因为，中美都是超级大国，美国是标准的超级大国，它的质量和体积都很大，中国主要是体积大，质量现在也有一些，总之中美两家如果不节制，陷入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走向全面对抗，谁也吃不了兜着走，这个代价太大；中美之间确实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中美发展非常重要。我们三十年的改革成就巨大，总结改革能够基本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中国的改革是和开放携手并进的，中国开放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中美建交，美国应该说还是国际社会的老大，美国通过和中国建交，将中国吸纳到现行国际体制中，它也是获益无穷的；中美关系非常复杂，既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也有非常多的矛盾，如果有一个良好的机制，就可以将共同利益拓展，将矛盾可以控制住。所以对这样的一个复杂关系，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本身也是有战略上的意义。如此，我国也就能够更好地立足于世界大国之中！

中俄关系是与中美关系并驾齐驱、同等重要的大国关系。今天中俄两国为共同应对西方压力而走到一起，这是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也是我国对外战略的现实选择。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通过北约东扩等手段一再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对俄罗斯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采取与西方不同的立场表示不满，并不断批评俄内部事务，视俄为战略对手，这使俄罗斯深感加强与我国合作的必要性。同时，我国一直受到西方政治压力，又面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压力。因此，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客观上形成了中俄共同应对美国的态势。由于中俄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在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双方能够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成为新型大国关系。

中俄关系在普京入选俄总统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尽管中俄关系存在一些局部的“发展中”问题，但两国睦邻友好、深化合作的趋势难以逆转，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分歧削弱不了双方战略借重的长期需求，挡不住两国业已开启的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势头。我国不能失去俄罗斯这一重要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也长期需要我国，两国关系紧张对俄罗斯来说简直就是战略灾难”。中俄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有效率的合作机制将把两国关系继续 推向新的更高水平。

当今国际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只有美中俄三国。尤其是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国。一个既有大国和一个崛起大国之间必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在过去的历史中，之间还经常引发战争。我国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和平崛起，和美俄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三国的领导人内心都很明白，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只能和平共处，互利双赢。

综上，正确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的和大国贸易、往来，促进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使我国繁荣昌盛，不落后于世界！

姓名：刘乐政 班级：Java1401班

第二篇：谈谈民众参与对我国环境保护重要性

最近两年，随着环境问题以灾害的形式逼近大众生活，公众对环保的注意力与日俱增，各种主题的环保活动也不失时机地掀起高潮，不仅有针对中小学生的手拉手共建地球村、清洁地球妈妈等活动，还有针对成人的环境责任区落户，城市环境综合治理达标等政府行为，媒体上“环保”二字已经成了出镜明星，似乎全民环保的时代已经来临。不过，真要问问别人如何参与环保事业，大部分只是认为不乱扔垃圾、打扫自己周围的环境、少用塑料袋、植树造林等等。应该说，这只是很简单的参与方式，光靠老百姓做些具体的小事，只能起到装饰门脸的作用。笔者以为，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一、环境权是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

公民环境权作为一种新的正在发展的环境法理论和法律权利，其产生绝非偶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膨胀，清洁的水、空气、安宁、阳光等环境要素作为稀缺性资源的特性逐渐显露出来，人类的生存利益和生产利益在对环境的需求上构成矛盾。为此，社会就有必要对人类的利益作出制度性安排，赋予主体一定的权利，平衡与制约各微观主体之间因利用稀缺性环境资源而发生的关系。这种权利是一种公用资源的共有支配权，也就是“环境权。”

环境权的研究和提出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密执安大学的萨克斯教授提出“环境公共财产论”、“环境公共委托论”，他认为：空气、水、阳光等人类生活所必须的环境要素，在当时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以致威胁到人类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不应再视为“自由财产”而成为所有权的客体，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对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来说，她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进行占有、支配和损害。为了合理支配和保护这种“共有财产”，共有人委托国家来管理。国家对环境的管理，是受共有人的委托行使管理权的，因而不能滥用委托权。于是，有人便在“公共财产论”和“公共委托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权的观点，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在良好环境下生活的权利，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应该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和保护。

环境权理论为世界所普遍接受，体现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该宣言庄严宣布：“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之后，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再次重申了环境权：“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有些国家的宪法和环境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环境权，并由此规定引申出公民参与环境管理的各种权利。

根据环境权理论及有关国家的环境立法实践，公民在环境法上的权利义务是公民环境权的重要内容，实际上，环境权与其他人权一样，是一个由多项子系统组成的内容丰富的权利系统。从理论上讲，环境权主要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参与权至关重要，“人们通过参加决策，制定政策即控制种种活动，自觉和民主地投入致力于发展的努力”“是保护人权免受一切政策制定的偏向消极影响的方法之一。不同形式的参与、自我管理体系、公民投票、特别议会委员会、公众意见、大众传播、专业联合会、生态的和平主义者及其他运动、消费者联合会以及其他非正式的团体和个人是仅有的一些使决策过程尽可能公开和民主以及为个人和团体自我认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健康联系创造有益框架的可能途径。

在我国，环境保护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环境质量的好坏会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和健康。保持一个良好、清洁、舒适的环境，既是人们的愿望，也符合人民的利益。因此，个人、集体和国家在环境建设上的根本目标、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从法律上说，环境保护事业建立在更加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必须把政府、企业的环境管理活动和法律的执行建立在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参与、监督的基础上。

二、民主行政是公众参与的社会基础

现代行政是民主行政，本质上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与社会责任等，强调公民参与行政的过程，“在现实世界中，政治就是妥协，而民主就是政治”。在这样一个民主的时代，通过单方权力方式来实行决策或作出决定，是不明智的。因为它剥夺了行政相对人的发言权，使行政相对人感受不到其权利的行使及对人格的尊重，这可能会使行政决定在人们心目中丧失其权威性、认同性。当代民主政治下的行政，就性质而言，并不是人们只从表面上观察到行政机关一方之行政。这诚如法国学者贝尔纳·古尔内所言的那样：“如果不把行政置还于公众——它从其中产生并且其活动亦是面向它们——之中，就不可能了解行政。”又如基斯先生所言：“公民对环境保护的具体参与是环境权的真正体现：它不仅使个人行使它所享有的权利，还使它在这方面应承担义务。而且，公民因此不再是消极的权利享受者，而要分担管理整个集体利益的责任。”民主行政使行政权的运作需各方合力才能完成，民主化形成一种国家与社会共担风险的机制，回避了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政治回答，主流的民主理论从未忽视被理解为个人主动参与的参与，认为参与是民主的基础，在这里，参与的含义是亲自参与，也就是说，参与不只是属于（仅仅被卷入某事），更不是非自愿的被迫属于，行政民主，主要体现为行政相对方对行政过程的主动参与。美国政治学学者阿尔蒙德和维伯在考察了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的政治文化状况后，认为在美国和英国，行政的民主化程度之所以高于其他国家，关键的原因就是，公民对行政的参与意识比其他三国强烈，参与实践比其他三国频繁。就参与意识而言，在美国和英国，相当一部分公民认为政府机关和警察会认真考虑其意见，即公民认为自己的参与活动能影响行政机关。

在行政法上，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权力制约的设计主要是在行政活动的外部，在行政活动的事前事后发挥作用，即事前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制定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依据，事后由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通过相应的制度纠正行政机关未依法行政所造成的后果。这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当然对保障和督促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仍然有不足：因为这只能是在行政活动外部，在行政活动的事前和事后发挥作用。但是，环境污染和破坏一旦发生，往往难以消除和恢复，甚至具有不可逆转性；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以后，再进行治理，从经济上来说是最不合算的；环境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可变性很大，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又有一种缓发性和潜在性，再加上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对损害环境的活动造成的长远影响和最终后果，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和认识，但到后果一旦出现，往往为时已晚，而无法救治。基于环境问题的上述特点，仅仅依靠事前的立法和事后的司法监督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因为，有行政活动的可依之法并不等于行政必依其法，有事后纠正行政违法的制度和措施也不等于行政违法行为及其侵害后果在事中不会发生。为此，从解决根源性问题的目标考虑，实现依法行政的最佳状态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过程是依法进行的，而贯穿于行政活动过程的主要是两个主体，即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其中，行政机关自身对于实现依法行政的决定性作用自不待言，行政相对人作为受支配的对象，成为在事中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支重要力量。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提及，美国之所以能持久的保持民主，除了权力制约权力之外，公民权利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则认为民主政治的最核心因素不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而是政党、舆论、社会团体、企业、公民个人等因素对权力的制约，这些因素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社会团体、企业和公民个人。

由于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相当于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理应接受民众的监督，尤其应该强调民众的参与，民众的参与是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支重要力量；民众的参与更是提醒、告诫政府科学、合理、及时地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环境问题的特色之一乃是其经常涉及繁杂的科技背景，部分学者因而主张环境管制最适宜专家政治。然而，环境管制也经常涉及利益的冲突，有待藉用民主理念寻求解决。在环境领域中，参与式民主的观念并不在于以投票的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由受影响民众藉由适当管道参与决策过程，藉以调和利益冲突，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及改善政府决策品质。”

三、完善机制是实现公众参与的根本保障

公众参与的最好办法是通过种种途径，以公众代表的方式，集中公众的意见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公众参与制度，是公众及其代表根据国家环境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参与环境保护的制度。它是政府或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依靠公众的智慧和力量，制定环境政策、法律、法规，确定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可行性，监督环境法的实施，调处污染事故，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公众参与制度，是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环境决策行为，经济环境行为以及环境管理的监管工作，听取公众意见，取得公众认可及提倡公众自我保护环境的制度。

中国在环境立法中，也有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如《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其他相关法律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但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具体表现在：1.现行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基本上是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生之后的参与，即末端参与。2.现行立法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可实施性。如《水污染防治法》第13条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中，应当有该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但却没有有关的途径、形式和程序规定，建设单位、主管部门以及公众都因没有明确的权利义务而无法参与。3.公众参与形式单一，缺乏激励机制，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需要有良好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并非环境立法本身能够解决的，但目前我国整个法律制度中，关于公众参与规定都十分缺乏，公众参与民主决策，参与国家管理的机制尚未建立。公民及其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不明确，甚至没有法律地位，更没有积极鼓励公众广泛参与的激励机制，使得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困难重重。其实，真正的公众参与，除末端参与外，还应包括预案参与（指公众在环境政策、规划制定中和开发建设项目实施之前的参与）、过程参与（指公众对环境法律、法规、政策规划、计划及开发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参与）和行为参与（指公众从我做起，自觉保护环境的参与）。只有这四个参与有机结合，同时运作，才是完整的公众参与。我国的社会制度、体制与西方国家不同，因此，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寻找和探求切实可行的我国公众参与途径和机制。

一是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包括学会认识环境质量要素，了解环境好坏标准，形成绿色消费习惯，养成绿色价值观等。这是公民参与环保的能力保障，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只有建立一个良好的决策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而建立这个决策体制的前提是百姓真正认识到什么决策行为才是真正有利于我们的生存环境。而这种科学的共性认识，在我国目前还是稀缺“资源”，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情况，城市居民通常只关心城市环境的视觉感受，如天空是否湛蓝、路面是否清洁、草坪是否广阔等，按这样的标准来评价，我国大部分城市是环境优美的，如塞外古城宁夏银川市创建“全国卫生先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后，市区的卫生环境越来越好，南来北往的游人赞不绝口，然而由于场地技术等问题的困扰，始终无法解决城市垃圾处理问题，结果出现了城内干干净净，城外垃圾成堆的怪现象，全国其他大中城市都不同程度地遇到像银川一样的尴尬处境。现代文明下严重的“垃圾围城”现象已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再如我国的大连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花园城市，然而，仔细分析有关大连的环境统计数据，这个结论就有点站不住脚了。我国的内海——渤海的污染主要来自陆地，而大连市环渤海的入海排污口的数量高达66处，占全国主要入海排污口的30.4％。换句话说，大连把城市视线以外的渤海当作了城市的下水道。大连草坪曾让大连人自豪不已，但有一组粗略的数据应该让大家知道，在生长季，同样面积的阔叶树林，比同样面积的草坪制氧量高3倍，杀菌力强10倍，降低噪音能力强50倍，减弱风沙能力强100倍，而维护费仅为1/10。对这样一个水资源匮乏、人口密度较大，又不得不在城市环境上迅速与国际接轨的工业城市，在有限的绿化面积里究竟是搞平面绿化，建视觉感受比较好的草坪，还是从实际需要出发搞绿化林这种“立体”绿化，想必弄清道理后大家会有理智的选择。

北京人的环保意识已进入“中绿色层”（浅绿色层为关注身边环境卫生和绿化；中绿色层为关注身边的污染；深绿色层为关注生态环境和政府决策），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为实现全民环保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希望今后环境公益活动能多唤醒百姓的环保意识，让老百姓弄清环保到底是什么，自己可以为环境做些什么，不要让老百姓以为这只是一个改头换面的爱国卫生运动。

二是建立、完善相关制度。具体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检查制度。在环境法上明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本地区主要环境问题或重大建设项目进行监督检查，进行重大环境问题专题调研，向当地政府提出解决问题建议方案的制度。

2.加强环境保护社会团体制度。公民个人的能力和学识都有限，若公众组织起来，成立民间环境保护社会团体，开展环境保护宣传、环境科学学术交流、环境保护科技成果推广、环境科学知识咨询等活动，将会有效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谋。因此，在环境法上确立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环保功能，增强社团在环境监督、环境纠纷的解决等方面的效能。

3.建立环境问题论坛制度。这一活动将某一地区的居民，关注某一特定问题（例如社区绿化、西部开发与环境问题）的个人或者那些背景或利益相同（例如少数民族）的人士组织起来，定期举办活动。

4.建立环境保护问卷调查制度。每年向社会各界发放调查问卷，了解群众对环境决策、环境管理和环境问题的要求、情绪和意见，及时反馈给决策部门和有关单位。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公众的意见答复程序。

5.建立公众参与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环保监督员或公众代表“参政议政”会议，介绍国家环境政策和本地环保工作、环境问题、倾听公众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6.完善环境状况公布制度。公众了解环境状况，是公众参与不可忽视的内容。要实事求是地搞好环境质量周报、日报工作，每年召开环境状况发布会，以吸引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更大关心。

7.实施政务公开制度。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向公众公开执法依据、环境政策、办事程序、环境标准、收费项目和标准等信息。信息服务落实了公众的知情权，这种服务使公众对环保的参与更具实质意义，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秘密更能损害民主，公众没有了解情况，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只是一句空话。

8.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纠纷制度。吸收公众代表作为人民法院的环境陪审员，依法参加法院对环境案件的审理；或吸收公众参加环境管理部门环境纠纷处理的案例的分析会，让公众更好地了解环境问题，把握环境的重点。

9.推行公众环保投资制度。环境保护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十五”期间，我国的环保投入将达到7000亿人民币，占同期GDP的1.3％左右。如此巨额的资金，光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改变“环境保护靠政府”的思维定势，要让广大民众和社会组织也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吸引民间资本投入环境保护领域。

10.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诉讼。其目的在于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建立环境侵权公益诉讼制度，能使公民的环境权通过诉讼的方式更好的请求审判权的支持而实现。（完）（更多：国内新闻 http://gold.cngold.com.cn/hjyw.html）

第三篇：正确处理好村两委关系的思考

《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我乡认真贯彻落实，依法开展村民自治活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较大成效。但也出现一些实际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处理问题。从我乡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正确处理好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正确认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

1、澄清几种模糊认

识。①村委会揽政。有的村委会同志认为，村委会是全村选民选的。党支部是几个党员选的，出现村主任与支部书记比大小，论高低，争权力，把“自治”理解为自己说了算，村委会依法开展工作，行使职权，村党支部无权过问，并以此为借口，排斥村党支部的领导。这种认识把基层民主极端化，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村民自治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自治活动，村委会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是我们在处理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②两委争政，有的同志对村党支部核心领导作用的发挥存在片面认识。认为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就是体现在党建、管党务上。除此之外的权限都属于村委会。这种虽然在原则上承认了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但在具体工作中不仅不接受党支部的领导，而且与党支部争权。这种对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在表面上肯定，实质上否定的观点和做法也是错误的，也必须纠正和克服。党支部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其作用决不是仅仅局限在抓党建、管党务上，而且必须从各个方面体现出党对农村的领导。这条原则，在我们处理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中要毫不动摇。③支部独政。有的同志认为，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就是包揽村里的一切事务。这种观点忽视和否定了村委会的职能作用，看不到村委会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搞以党代政，把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理解成村里的事不论大小，巨细都要由党支部说了算，进而包办代替村委会的工作。这种观点也需要克服和纠正的。④两委搁政或推政。部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关系不协调，工作上不互相支持，互相配合，而是互相扯皮，互相拆台，互相推诿，好事争着干，难事推着走，双方踢皮球。这种错误做法是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不讲党性的表现，将严重影响本村的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的进步，必须予以克服和纠正。

2、明确党支部与村委会的职能关系。农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重要基础，是村级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担负着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的职责。党支部与村委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工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在人民利益上是高度统一的，村民自治只在坚持党的领导才能顺利开展。因此，党支部与村委会领导与被领导的职能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村党支部具有对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落实上级组织的工作部署进行把关定向，对本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规划部署，对村里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意见，以及对本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的职责，但党支部核心领导职能的履行和领导权力的行使，离不开村委会职能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以严格民主决策程序，支持保障村委会依法开展工作这一重要的基础。其次，村委会的职能，主要包括了依法开展村民自治的工作内容，除了处理好职能范围内的日常村务以外，对有关重要问题的处理，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依照有关法规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委会履行职能，一定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以自觉维护和接受党支部的领导为前提。也就是，通过村委会职能的作用的发挥，把党的政策和党支部的部署，贯彻到村民自治活动之中，变成全体村民的意志和行动。

二、认真履行好村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的工作职责

农村党支部书记是村里全局的驾驭者，是全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策划者和带头人。村委会主任在村委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在自觉接受党支部的领导，充分发挥自治组织的作用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在实际工作中，党支部与村委会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相当程度上都具体体现在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关系协调和处理上。

首先，党支部书记作为全村各项事业发展的带头人，要始终把握全局，观察判断形势，正确处理问题，要带头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重要性，积极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带头发扬民主作风，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要带头贯彻《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和《村民委员会组织会》注意听取村委会主任的意见和建议，放手让村委会主任大胆开展工作，支持和保障村委会主任充分发挥作用。要带头学习政策，努力掌握有关法规知识，经济工作知识和有关业务知识，经常研究本村各项工作的开

第四篇：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

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好权力与服务的关系。每一名领导干部处于领导岗位，手中拥有一定的权 力，履行着管理社会的职能。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权力与服务的关系。领 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为个人或小团体捞好处，绝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只有摆正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才能从思想上行动上正确认 识和行使手中的权力。权力使用的过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就是尽责任尽义务的过程，权力一旦与服务分离，必然导致腐败。二是正确处理好地位与责任的关系。每个领导干部所处的地位不单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更是党和人民信任、赋予的结果。当组织给予越来越高的地位时，也赋予了更重的责任。如 果地位与责任相脱节，权力就会变质。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只有权大不忘责任重、位尊不移 公仆心，才能真正坚持党的宗旨。权力意味着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责任越大，为人 民服务的机会越多，作贡献的潜能越大。如果把权力当成谋私的工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 来行，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肆意亵渎人民赋予的权力，必然走入违法乱纪的歧 途。三是正确处理好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为民谋利是我们执掌政权的根本目的。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 也是每一个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原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 包括领导者则是行使公共权力的公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才能摆 正自己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才能正确处理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三是正确处理好“为官”与做人的关系。怎样做人，为谁“当官”，是领导干部改造人生观 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要想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首先需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人需要以德为本，弘德立身。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增长学识，开阔眼界，陶冶情 操，提高修养，思想境界提高了，道德修养加强了，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等问题就会 想得透、看得淡，就能自觉地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勤奋工作，就不会去斤斤计较个人的 得失，更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一己之私利。

第五篇：正确处理好商业贿赂关系探讨

文章标题：正确处理好商业贿赂关系探讨

检察机关在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工作中，既要依法履行检察职能，认真查处案件，又要充分认识商业贿赂问题的复杂性和办案工作的敏感性，要站在全局的高度，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打击与保护的关系

查处

商业贿赂犯罪是检察机关的神圣使命，同时，检察机关也有义务保护当事人、发案单位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只有正确处理好了打击与保护的关系，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下，加大打击力度，才算是真正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正确处理查处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首先，应当加大查处商业贿赂犯罪的工作力度，保障最广大人民的“人权”。应当认识到，对犯罪的查处就是对最广大人民“人权”的保护。检察机关必须始终保持查办案件的工作力度，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其次，应当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他与案件有关人员的正当权益。在办案中，检察机关应当严格依法行使职权，不得非法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侵害犯罪嫌疑人和其他与案件有关人员合法权益的侦查行为；办案人员应当文明执法，要充分尊重犯罪嫌疑人和其他与案件有关人员的人格尊严，以文明的办案作风和扎实细致的工作态度开展侦查工作。

正确处理查处犯罪与保护发案单位正当利益的关系。检察机关对发案单位“蛀虫”的查处，既可以清除腐败分子，还可以帮助发案单位挽回因腐败而造成的损失，更可以帮助发案单位查补漏洞，完善工作制度，促使其工作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可以这么说，对腐败蛀虫的查处，从长远来看，这本身就是维护了发案单位的正当利益。另外，检察机关要注重办案的策略和方法，应当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不轻易查封发案单位账目和银行账户，慎重扣押涉案款物；二是保守发案单位的商业秘密；三是到发案单位调查取证不是必需就不穿制服、不开警车、不鸣警笛，一般不当众公开传唤犯罪嫌疑人；四是及时与发案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沟通联系，做好衔接工作；五是对追缴的赃款赃物，依法该返还的及时返还，努力为发案单位挽回经济损失；六是到发案单位进行搜查时，尽可能不在上班时间进行。

二、正确处理惩处与预防的关系

惩处与预防是有效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两剂良方。要想有效地治理好商业贿赂犯罪，就必须做到惩处与预防并重。

查处犯罪与开展个案预防相结合。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在所查办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结案后，应当针对发案单位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及时提出建议，帮助发案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整章建制，制订一套预防犯罪的有效机制，推动发案单位的廉政建设。特殊情况下，只要条件成熟或预防需要，可以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一边办案一边提出建议，积极推动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相结合。查处犯罪是特殊预防，运用查处的犯罪案件开展好对其他人的法制教育和警惕工作是一般预防。检察机关应当充分运用已查办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例，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好对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教育工作。首先，要用发案单位工作人员的“身边事”来教育“身边人”，要在发案单位深入分析、讨论犯罪嫌疑人走向犯罪深渊的主客观原因，组织大家商讨预防犯罪的有效办法。其次，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应当广泛开展好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制宣传与教育活动。第三，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应当在商业贿赂易发、多发的行业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预防工作。第四，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工作部门的联系，建立有效预防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

三、正确处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依法办案与贯彻刑事政策相结合。在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工作中，检察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界限。同时，由于治理商业贿赂犯罪工作的专业性、政策性都很强，稍有不慎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的大局，因此，检察机关又必须将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贯彻到办案工作中去。

处理好依法从严与依法从宽的关系。要正确运用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对于在自查自纠中主动向单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讲清问题，或者直接到司法机关自首的，或者积极检举揭发商业贿赂和其他犯罪，有立功表现的，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可追究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不予立案；对于依法确应立案，只要不妨碍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可不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对于可诉可不诉的，可以不起诉。对于隐瞒犯罪事实、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负案潜逃等妄图对抗侦查、逃避法律追究的，要坚决依法从严惩治，坚持突出重点，打击极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

四、正确处理重点与一般的关系

要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