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农民工就业平等权的现状与思考

第一篇：关于我国农民工就业平等权的现状与思考

关于我国农民工就业平等权的现状与思考

[论文摘要]

从珠三角发端，进而波及全国的“民工荒”已成为当前中国的一个关健词，它引起了法学界的一系列检讨思考。这种现象所触及的深层问题中，《劳动法》中的不足之处暴露无遗，现行《劳动法》是于1994年7月5日正式通过的，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劳动法》却没有与时俱进。应是中国法学界和有关政府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政府管理和法律法规滞后。《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劳动法》在实践过程中，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增强劳动者的法律维权意识。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也显露了法律不足之处，劳动者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为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针对就业歧视，应当对我国现行有效的《劳动法》在其健全方面进行必要修改。如《劳动法》关于适用范围的条款应当加上“民工”，集体合同的条款急需严谨化；加上禁止“户籍劳动歧视”；劳动保障条款亟待修改，因此，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达到实体公平，国务院应以宪法的原则，规定和《劳动法》相关制定劳动就业的行政法规，相关部门如劳动保障部门应以宪法，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关于劳动就业方面的规定，制定出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章，地方人大和政府也应当根据本地劳动市场实际情况，针对劳动就业突出问题制定出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应呼吁弱势群体积极维护自已的合法权利。只有通上述行政机关的立法和劳动者共同努力，约束歧视者的行为，实现对公民平等就业权的有效保障，构建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

[关健词]

民工荒

就业歧视

合法权益

平等就业权

农民工在“劳动歧视”上，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现行《劳动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禁止的“劳动歧视”，只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等四种情况这一规定，明显窄于第111号国际劳工公约的范围（该公约还规定了基于劳动者出身等原因而进行的劳动歧视），然而，出乎经济学家意料的是，认为“至少50年不会退潮”的中国民工潮，截至2004年为止仅仅25年，就开始出现了“民工荒”这种明显的“退潮”征兆。针对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一方的差别待遇而提出，消除歧视。根据我国《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所有的劳动者都应平等的适用《劳动法》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许多劳动者不能得到平等保护,受到各种歧视待遇。鉴于上述内容，笔者提出以下几点：

一、现行《劳动法》关于适用的条款急需扩容

由于现行《劳动法》制定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以仍是建立在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之基础了的，其第二条就清楚地表明，它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民工”这样也不利于人口的流动。

有专家主张区分“劳动”，“劳务”，“雇用”三个概念，认为民工不能成为“劳动法律主体关系”的主体，只能成为“雇用法律和劳务法律关系”的主体；主张在现行《劳动法》之外，再单独制定专门适用于民工的《民工雇用法》。笔者并不赞成这种基于“身份识别”的分别立法模式，因为它与现代市场经济通行的“契约识别”相悖，不利于打破传统，由于城乡差别而形成的“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人（民工）”之身份积弊。正确的解决之道应是修改现行《劳动法》，扩大其适用范围。

二、反对户籍劳动歧视，完善《劳动法》部分条款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现行《劳动法》根本没有禁止“户籍劳动歧视”的条款。而根据有关的法规及司法解释，比如，1994年11月劳动部发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民工进行了明显的“户籍劳动歧视”，实际上，这种歧视，不仅限于民工，而是在所有的劳动者身上都普遍发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很多企业因为户籍限制而不能招聘自已急需的人员，很多劳动者也因户籍歧视而不能应聘那些能更好发挥其才能的岗位。这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劳动力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极大地浪费劳动力资源，使其不能优化配置。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只要认略高于农民收入的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供给①”劳动。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实现低成本发展。从人口的发展周期和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来看，一般而言，这个过程会长达“至少50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与国际标准相比，“很低”——是欧美的1/30—1/50，是中国台湾的1/30左右，这被称为中国参与国际大分工的“比较优势”。说它在情理之中，是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义务教育政策到目前刚好到显效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大洪指出，由于人口的更新换代，老一辈的民工已经由于年龄原因而退出了，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民工虽然仍没达到发达国家高素质程度，但是，与他们父辈相比，中国的新一代民工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他们不会继续接受廉价劳动力的命运。

新一代民工关心则是争取话语权，包括城市工人相同的同工同酬权，法定的劳动保障权，岗位培训权，他们进城的目的，由生存的起码要求，升级为渴望自身价值的实现。他们渴望融入当地城市，他们的求职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工作环境好，待遇高的企业，而不再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要再苦再累的工作也去做。

当现有的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时，他们宁愿选择暂时的不就业。报有这种想法的人多了，最终就酿成了大面积的“民工荒”。以前，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时候，企业可以随意挑选劳动力，劳方处于弱劣势，老一辈民工唯命是从，因为他们的工资养活一家三口甚至四口，还有子女的学费。一家人的生计都掌握在他自已手中。唯恐失去了这份工作之后，再也找不到新的工作了。他们默默忍受了长期加班加点，劳动强度大，公司制度苛刻，工伤得不到补偿，不帮职工缴纳社保等现象非常普遍。他们不敢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他们社会地位，财力，文化程度相对于雇主都处于劣势，今年国家安全总局下令，对煤矿伤亡一人可赔偿20万元，农民工工资长期拖欠，讨要无果，温总理替农民工讨工资，拖欠工资，不仅出现在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甚至还有政府单位。地方出台政策，强制企业给员工交纳三险，不拖欠工资，尤其在建筑市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如果建筑企业拖欠工程款，和民工工资，可能被逐出当地建筑市场，还有不良记录。企业工会形同虚设，不能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现在各行各业“跳槽”比较严重，一方面说了人才流动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说明劳资双方关系矛盾突出，对于不满意的企业，他们已经敢说“不”，通过辞职换单位，来表达自已的不满。

近几年，劳动部门和法院受理的劳资纠纷缴增，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工人已经觉醒，争取自已的合法权益，提高待遇，降低劳动强度，减少工作时间，增加福利。

三、现行《劳动法》关于集体合同的条款急需严谨化 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以集体合同最为普遍。但是，现行《劳动法》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不足，其第三十三条款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认就XX事项，签订集体合同。”“从法律用语的严谨性上看，这里的用语是“可以”而不是“有权”按照法理学上的理解，“可以”表示一种任意性的权利，当事人可认为一定的行为，也可认不为一定的行为。那么，当劳动者提出要签集体合同时，用工单位就“可以”选择不为，不为这种行为，即拒绝与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可见，现行《劳动法》第三十三条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是一种授权规范和任意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这明显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劳动者。因此，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达到实体公司，应该把“可以”改为“有权”，且主语由双方（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改为单方（劳方）。即把《劳动法》的这一条款改为“劳方有权提出与用工单位就XX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

四、平等保护，消除歧视

制度性歧视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劳动关系调整方法和劳动立法多是基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劳动关系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也就是所谓体制内的职工；而随着市场经济不断确立，大量体制外职工出现了，如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职工以及大量流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企业为了降低这部分员工的用工成本，对其实行差别待遇。“临时工”意识。在不给民工入劳动保险的单位，有大多数领导认为，民工是临时工，他们是来打工赚钱的，发生工伤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情，风险应当共担，不应该由企业独自承担。针对这些体制外职工的规定，从而化这种制度性歧视。笔者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低工资，高福利”政策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社会需要，应当将那些“比例过高，难以实现”的劳动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形成一个企业可以普遍接受的，统一的标准，这样，企业就没有必要区分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职工，对劳动者一视同仁了。同样是鲜活的生命，同样遭遇伤亡事故，但根据受损害人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的身份不同，所采取的赔偿标准也不一样，这就使其所获赔的金额悬殊，更具体地说，因为生命是无价的，这种损害赔偿全是以劳动力标准来衡量人的价值，即一个人因为受到侵害可能使劳动能力受损或丧失而给自已或家属带来经济损失，这是一种劳动力价值而非生命价值，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确定赔偿额时，可对人的理解是：人只是劳动力，人死了，等于死了一个劳动力。死了一个劳动力，就按照一个劳动力可能取得的收入赔偿。一个农村劳动力和一个城市劳动力，一般情况下，取得的收入是有差别的，因此，当其受到侵害时，所获得的赔偿金也应当有差别，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城乡差异”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主要存在以下两点：

1、不利于法律公平原则的实现，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外来人员为了城市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他们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医保，子女教育权利最近几年来，大中城市出现了打工子弟学校和民办中小学，方便外来人员子女就近上学。外来人员要在城市中立足发展，需要花费几倍于当地人的代价。

2、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

相对来说，城市居民比农民多一些社会保障，比如，城市居民有最低生活保障金。对于农民来说，一旦遭遇人身损害，使劳动能力受损或丧失，由于获得的赔偿少，必然会使自已甚至全家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可能成为贫困人口。这种“城乡差异”工伤赔偿标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显然不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农民工也应当列为城市的失业人员，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居民一样，有最低生活保障金。农民工的子女在当地城市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要交纳借读费，择校费，建校费等项目繁多费用，否则，就只能失学，这也违背了“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曾有专家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5万元左右，而一个农民工一年获得的薪酬平均在8000元左右，剩余的1.7万元都留给了城市。他来是因为自已的梦想而来的，对城市充满憧憬。长期以来，出于城市既得利益阶级的自我保护需要，始终对那些正在以不可遏制的势头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员怀有成见——“遣送站”、“暂住证”（《行政许可法》出台以后，两者都与法规相悖而取消），户籍已经出现“松动”，政府在制度政策安排，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分配方面，为迎接这个庞大群体的和谐融入，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创造和谐社会，立法机构亟待解决外来人员就业平等，子女教育社保等问题。这个庞大群体生活就业状况也直接关系我国“三农”建设。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强调公平和谐社会，城乡之间户籍壁垒，社会壁垒，经济壁垒，文化壁垒全面拆除，社会公民劳动就业条件一律平等，没有城乡歧视，男女之别，《劳动法》逐步完善，劳动关系更加和谐。

五、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保障的条款急需修改

在对民工的劳动保障，现行《劳动法》更急修改，由于它把民工等类型的劳动者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民工的劳动保障就不能适用《劳动法》。

由于民工所从事的工种不再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耕种土地，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生产，相应把他们所面临的劳动风险，已经不再是小农经济的自然风险，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相适应的现代风险结构。传统的家庭体系和土地体系已经难认再为民工提供劳动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保障，必须将这些“农民工人（民工）”纳入“成市工人”相同的劳动保障体系之中。将来修改《劳动法》时应当对此做出规定。思考与建议

曾有专家认为中国也有必要仿效美国设立一个独立性的保护公平就业机会的委员会，从而对就业歧视的认定或消除提出建议，对于求职者或受雇人提出的遭受就业歧视申诉案件进行协商，调解，研究并对公平就业政策提出建议，协助各企事业单位或有法人资格之雇立或社会团体维护公平就业政策，提供各机关团体或民众认有关就业歧视资询服务和法律援助。令人值得欣慰的是辽宁将出台就业规定，招聘禁止有性别和年龄歧视。河南已经出台了“务工人员进城开通绿色通道”，户籍管理政策改革，实行城乡一体化，外来进城从业人员享有和城市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劳动就业和公共服务的权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招录公务员和工作人员时，不得进行户籍和地域限制，不得对外来人员从业设置，任何歧视性登记项目，取消对外来从业人员及其用工单位的不台限收费。将外来从业人员纳入城镇公共就业服务范围，城镇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免费的外来人员开放，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要积极开展，外来从业人员就业服务，进一步做好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工资指导价位和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等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对于加强城镇化建设，构筑和谐社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使劳动者的就业平等权得到保障，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应呼吁弱势群体（被歧视者）正确认识自身权利并积极主张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保障就业平等，归根结底还是有赖于求职者，自身权利维护的意识。许多人在求职过程中，没有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是默默接受了歧视性的用人标准，自动放弃了追求平等的机会。

二、应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体系，约束歧视者行为，确保劳动者有平等的就业权。目前，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人们对于消灭歧视行为不知所措，就连国家招考公务员，以地域限制，年龄限制，性别限制等等，公民依法与国务事务管理是宪法保障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我国法律虽然原则上规定了就业平等，但缺乏相应的配套法律认支配，对侵犯就业平等的情况也未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因而目前关于就业平等权的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一些地方虽然出台过相关政策法规，操作性也不够强，而且司法机关缺乏认识。劳动者（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社会地位低，在社会上缺少法律援助，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处于“卖方市场”企业可以随意挑选动力，劳方处于弱势，因此应尽快建立积极主动的制度和法律，同时，司法机关也负起应有的责任。

三、明确政府责任。政府在立法的同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保障平等就业，设立专门政府机构来负责相关事务。

四、企事业单位应尽可能的建立一套适合本单位的合理有效的能力测试系统，避免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所带来的对劳动者的歧视。

注释：①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无限供给”经济理论。参考文献：贾俊玲《劳动法学》中央电大出版，2003年1月。

张兴华，“对外来工的政策歧视，效果评价与根源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11月。郭正模，“劳动歧视”问题初探

《经济科学》

1999年第2期。曾恂，“美国反就业歧视立法的启示”《南方经济》

2003年第5期。

张昕,《中国劳动保障报》2004年10月12日

第3版总第316期

李凌云《工会理论研究》2004年4期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1994年11月11日

劳动部

第二篇：论平等就业权

论平等 就 业 权

（本部）

序号152

姓名：何斌

学号：1017010318 【摘要】：不歧视原则是人权平等在就业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平等就业权的核心内容。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证成和最充分的现实依据。农民工不平等就业是我国当前不平等就业问题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对劳动者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负面影响是全局性的。走出我国农民工不平等就业困境的关键，是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并着力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建立健全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内容；完备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不歧视原则；平等就业权；农民工；保障机制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和农村生产力不断解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劳动力队伍。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而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他们是在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的劳动者[1]。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使我国劳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城市人”对“农村人”、“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双重等级劳动关系。目前，不平等就业问题日益严峻，而农民工的不平等就业问题成为所有就业问题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平等权利与不歧视原则是国际人权法的核心，平等就业权是反就业歧视的权利支点和权利平台。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坚持不歧视原则不仅是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民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

一、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内在关系

（一）不歧视原则的涵义

不歧视原则是联合国人权条约的核心内容，国际劳工组织（ILO）八个基本公约中有两个涉及不歧视[2]。在国际文件中，最早对“歧视”概念进行解释的是国际劳工组织于1958年通过的《（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该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将“歧视”定义为：“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其效果为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方面的机会平等或待遇平等。”[3]国际人权法中的不歧视规定是基于个人受到歧视性待遇不符合平等这样一个理念产生的。歧视的本质特征在于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或者说没有正当理由的差别处理[4]。

【参考文献】

[1]李雄.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以农民工为视角[J].现代法学，2006，（5）：112.[2]ILO Convention No.111,Discrimination(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Convention,1958;and ILO Convention No.100,Equal Remu neration,1951：1.[3]M.Banton, Discrimination, Buckingham of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7.[4]周伟.论禁止歧视[J].现代法学，2006，（5）：69.（二）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内在关系

一方面，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证成。这主要是因为：不歧视原则是建立在人的固有尊严的基础之上的。人的尊严作为人的一种类似本能的需求和渴望，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人的尊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概念，正如罗纳德·德沃金所说，“有权享有尊严”的概念曾被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冠以不同的含义[5]。

从法律上讲，人的尊严的概念源于现代人权思想和康德的哲学学说，与人本身固有价值相联系。人的尊严是每个人人之为人的固有属性，具有普遍意义[6]。因此，从维护人的尊严出发，从无差别的人的自然属性出发，研究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保障，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保障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法理学底蕴，凸显农民工应有的主体价值。另一方面，不歧视原则还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充分的现实依据。从根本上讲，建立在人的尊严基础之上的不歧视原则，不仅反映了人权的普遍性，也是人权平等的内在要求。即是说，不歧视原则是人权平等的核心内容，不歧视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一并成为人人享有人权的基础。正如舍思特克所指出，平等与不歧视原则是“人权法的核心”[7]。就权利保障而言，不歧视原则所渗透的平等精神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充分的现实依据。

二、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现状及其困境

（一）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现状

考察我国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现状，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维度进行观察：一方面，在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农村生产力不断解放的双重拉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形成一个巨大的农民工劳动力队伍。从根本上讲，“民工潮”是在我国以城乡或工农利益差别为基本内容的二元经济的社会结构背景下，由部门间比较收益势差而引导的、以致富为目的的一种地区间劳动力自愿流动；是一个农村隐性失业问题在城市公开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尤其是劳动体制改革促动下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反映[8]。其为“民工”，有人称其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有人称其为“流动人口”，有人称其为“农村劳动力”，有人称其为“农民”，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既有的劳动用工制度主要还是针对改革前国有企业职工而设计的，在我国劳动就业市场化改革步伐明显快于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的情况下，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遭遇了制度失衡和权利失衡的双重挤压，最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

【参考文献】

[5][美] 罗纳德·德沃金.生命的主权[M].伦敦Harper Collins出版社，1993：223.[6]齐延平.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32-33.[7]Jorome J.Shestack, The Jurisprudence of Human Rights, in Theodor Meron(eds),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1984：101.[8]李拓.新时期中国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55.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或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或者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规定的形式出现。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政策性”过强而“法制化”过弱，这是当前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集中写照。

（二）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困境

首先，农民工的身份不明确。身份即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映射了人们对一个人的印象、认识或评价。从整体上讲，我国对农民工身份的认识和定位还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虽然农民工这一称谓沿用已久，甚至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但这并不表示农民工就是其应有的身份。现实生活中与农民工有关的概念还不少，比如，有人称其为“盲流”，有人称

从上述对农民工各种不同的称谓中，我们不难看出，农民工自其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社会对其身份的不同理解、认识和对待；甚至可以说，林林总总的农民工称谓，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对农民工的感知、认识或评价问题，更体现了社会对农民工身份——这个严肃问题所持的何种态度。身份即意味着利益，我们无法想象，当“主体相互尊重、利益共享和谐、公平正义普惠”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时候，主体身份十分混乱的农民工是处于多么尴尬的境地！同时，农民工这种称谓混乱的身份已经成为其享有正当权益并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最大障碍。

其次，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不健全。我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应当说，《劳动法》并未把农民工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关键问题是，《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的平等就业权过于原则和抽象，不具有操作性。比如，《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从表面上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但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现，平等就业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权利？平等就业权的定义和权利内容为何？就业歧视的定义及其判断规则是什么？对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劳动法》可谓语焉不详。另外，《劳动法》也未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身份不同而受歧视。当历史的车轮已经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如果中国还存在就业“身份歧视”的话，这既是中国政府无法容忍的问题，也是世界无法容忍的问题。又比如，千呼万唤的《就业促进法》终于出台了，其中的平等就业制度是一大亮点，“公平就业”的专章规定是其集中体现。纵观《就业促进法》的平等就业规定，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平等就业权规定依然宣示性过强，缺乏健全的实质内容。回溯平等就业权在我国的现状，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平等就业权策略还只是一种对当前各种就业问题简单应对的策略，是一种存在“系统性”缺陷的平等就业权策略，是一种没有中国立场的平等就业权策略；而在各种不平等就业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实际沦落和用工自主权对平等就业权的肆意剥夺和侵害[9]。难怪许多国内学者和欧洲学者评价道，《就业促进法》在促进平等就业方面，仍然带有过重的政策化色彩，而平等就业权缺少健全的实质内容，这导致《就业促进法》的“软法”特征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9]李雄.论平等就业权[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6月博士学位论文，2008：9.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就业区分制度对农民工的平等就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就业区分制度，是指在就业制度中，国家将劳动者因其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就业在法律对平等就业权规定不足的情况下，在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在用人单位日益膨胀的用工主权意识的情况下，农民工就业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就不难理解了。群体，并针对区分结果对不同就业群体采取不同就业政策的现象[10]。农民工就业因为其固有的农民身份而无法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其就业领域的典型特征表现为“3D”（Dirty/Dangerous/Demanding）[11]。另外，在法律对平等就业权的内容规定不足，并缺乏就业歧视定义及其判断规则的情况下，一方面，农民工既不知道自己究竟享有哪些平等就业的权利，也不知道用人单位的招工行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另一方面，法律对平等就业权规定的不足还为地方就业立法制造了不应有的机会。

当前，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尽管中央在逐步淡化农民工就业政策和法制的区别，但在GDP情节的影响和左右下，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就业管理规定成为限制农民工平等就业的一个最大障碍。比如，1995年2月13日，上海市劳动局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行业工种分为三类：A类为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B类为调剂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C类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是作为上海市政府推行再就业工程的重要举措而出现的，实际上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职业保留法”[12]。可以说，我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类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实际上已经把农民工从整体上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我们把城市社会对农民工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统称为“集体排他”政策。“集体排他”政策由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Pakin）在社会分层问题上而提出，其基本含义是将某一个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一种体制之外，使他们丧失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从根本上讲，对农民工的“集体排他”政策违背了不歧视的法律原则。

最后，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非常脆弱。在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立法不足的基础上，这里所指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脆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执法保障机制脆弱；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障机制脆弱。就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执法保障机制来看，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有的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指标而忽视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把严格执行劳动法与招商引资和优化投资环境对立起来，对劳动监察重视不够[13]。

【参考文献】

[10]肖玉.我国制度性就业歧视的法理学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2005：19.[11]刘传江,董延芳.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基于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错配的研究[J].人口研究，2007，（6）：14.[12]刘翠霄.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J].法学研究，2005，（2）：111

[13]蒋月等.中国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7.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效果就令人非常担忧了。就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障机制来看，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虽然是一个突破，但深层次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就业促进法》规定的唯一诉讼机制不仅使就业歧视等不平等就业争议解决的途径过于狭窄，而且没有在区分就业歧视类型（主要是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招工就业歧视和国家对农民工的制度性就业歧视）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就业歧视诉讼与相关诉讼机制如何对接。从整体上看，在平等就业权司法保障的现行框架内，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司法保障依然面临制度不健全、机制不衔接、操作不方便等实际问题。

三、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

笔者认为，走出我国农民工不平等就业困境的关键，是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其路径选择应当着力解决好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

劳动问题所反映的，并不是社会经济不发达或财富不充分，而是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利的分配不公[14]。

我国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缺失及其地位的沦落，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在制度上还没有及时确认农民工应当具有的地位和身份。因此，保障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必须首先在法律上确认他们平等的主体资格。只有解决了法律主体资格的问题，才能进一步解决权利与义务的归属问题。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目前身份混乱、主体地位不明确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所谓劳动者，是指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行为能力和劳动愿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取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公民[15]。虽然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使我国劳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城市人”对“农村人”、“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双重等级关系，但这并不能成为政策和法制区分劳动者的当然理由。恰恰相反，作为国家政策，免于歧视的自由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原则[16]。同时，这些原则由于其人道性质或因涉及人类的良知，通常都具有强行法或“对所有人的普遍义务”的性质，任何国家，无论是否为有关人权条约的缔约国，都有遵守这些规则的普遍性国际义务[17]。【参考文献】.[ 4][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2 [15]李雄.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以农民工为视角[J].现代法学，2006，（5）：115-116.[16]Third Restatement of U.S.foreign relations law, St.Paul, Minn.: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193.702.[17]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以权利为基础促进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因此，我国政策与法制应当与时俱进，改变对农民工身份的传统偏见，依法确认农民工

平等的劳动者身份。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人指出，农民队伍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不应该也不能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讨论农民问题，而应该采用自然的标准，按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来讨论农民问题[18]。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农民的身份是基于职业选择的自致身份，而我国的农民身份则具有相当程度的先赋性质。同时，对农民工和城镇劳动者作体制上的区分和处理，并不能说明任何社会关系，而能够表达社会关系的则主要是社会财富和稀缺资源的分配机制。从根本上讲，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既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也是恢复农民工平等国民待遇问题。从改革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除最广大人民的贫穷和落后，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极大地解放人。改革和发展成果是全体劳动者创造的，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分享应当惠及全体劳动者，包括农民工。当然，实现农民工向平等劳动者身份的转化需要制度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虽然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已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但他们依然被政府（制度认可）和城市居民（社会认可）视为农民，从而造成了农民工角色转换和身份转换的分离。比如，有研究表明，月收入不是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而月收入满意度则被纳入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模型之中。即是说，日益严重的“同工不同酬”和“收入差距悬殊”等问题使农民工产生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而这种负面体验则易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这两个群体截然对立起来，进而可能回归农民工自身所归属的群体即强化对其固有身份的认同[19]。

我们应当认识到，尽管正式制度“扶正”了农民工与其他劳动者平等的身份，但各种非正式制度对农民工身份真正回归的阻力依然很大。因此，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劳动者的身份，除了政府应当有一个明确而坚决的表态和行动外，还必须采取“一揽子”的配套改革措施，并培育相互尊重、宽容的社会认同文化。

（二）建立健全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内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不足[20]。我国目前所出现的大量的社会劳动问题，其实质即是劳动者的权利缺失和地位沦落[21]。因此，在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劳动者身份的基础上，还必须跟进农民工平等就业的各项权利，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在《宪法》中庄严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的权利，为农民工的自由流动提供《宪法》依据。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性质为人身自由权，这是我国宪法学界通行的看法。同时，通过司法审查推动农民工迁徙自由权的落实。【参考文献】

[18]刘洪礼,李学广.试论我国现阶段农民队伍的构成[J].学术月刊，1983，（6）：42.[19]彭远春.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07，（2）：88.[20][美]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6.[21]常凯.中国入世与劳权保障[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6）：16.

第三篇：妇女就业平等权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国女性就业范围越来越广，然而同时又存在妇女就业难，就业不平等的问题。解决好妇女就业问题，保证女性就业上的平等，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关键词：妇女就业 性别歧视 权益

妇女的就业平等权

达县檬双乡

冉琦祯

有句老话叫做妇女顶着半边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不再只拘泥于家庭，她们在社会上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她们对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却存在妇女就业难，就业不平等的问题。妇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往往比男子要少，男女就业权的平等并没有真正实现。解决好妇女就业问题，保证女性就业上的平等，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一、我国妇女劳动就业平等权实现的法律保障

当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主体的促进男女就业平等的法律体系。《宪法》第48条明确规定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障妇女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1条规定摘要：“国家保障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该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3条规定摘要：“凡适合妇女从事劳动的工作，不得拒绝招收女职工”。《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中规定女职工禁忌从事的范围，在月经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禁忌从 事的劳动范围，除了国家规定的绝对禁止妇女从事的工种和岗位外，凡是适合妇女工作的，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拒绝录用女职工。《劳动法》第13条规定摘要：“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或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二、妇女就业平等权实目前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我国妇女就业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从行业分布看，女性在批发零售、社会服务、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工作的比例超过男性，在金融保险、科学探究、综合技术服务部门和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的比例接近男性。这说明我国妇女就业不但在数量上有大幅增加，而且就业层次进一步提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男女两性的就业机会并不平等，妇女在就业中遭受不平等的现象较为普遍。浏览报纸、杂志、互联网、招聘会信息，“限男性”，“仅招男性”，“男性优先”，“女性招用后5年内不准怀孕”等字眼并不鲜见。部分用人单位拒绝招聘女性，或者暗中在录用名额中规定男性多于女性，这就在事实上侵害了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使妇女在就业中遭受不平等待遇。

三、妇女就业权不能平等实现的根本原因

（一）女性劳动者的素质整体偏低

首先是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于男性。据有关统计，在15—54岁的多层文化人口中，大学本科男性占72.3%，女性占27.2%，专科男性占58.8%，女性占41.2%，高中男性占62.5%，女性占37.5%，初中男性占30%，女性占70%。其次，由于长期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得女性经常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长期将她们禁锢在家庭当中，限制其独立的发展，使她们的依靠性大大提升，这样就为她们走进社会设置了重重障碍。

（二）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的重视远远高于对职业角色的重视，这种建立在传统性别文化基础上的社会性别差异观念，是女性就业权不能平等实现的根本原因。

（三）用人单位对女性就业权的实现存在偏见

从生理角度来说，妇女参加工作后，都要面临着“四期”考验，即摘要：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有些用人单位不愿招收女工或者拒绝招用女性。这种思想的根源在于把妇女生理价值的社会意义和单位经济效益的局部利益相对立。

（四）法律法规不完善

为了保护妇女权益，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规定。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保障办法，没有设置有效的保障机构，立法仅停留在原则性内容上，无法切实保障女性的就业平等权。

四、实现妇女平等就业权的途径 妇女就业的比例，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尺码。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消除妇女就业权实现中的“不平等”现象是一项社会责任。

（一）提高妇女自身素质

首先是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妇女接受高等教育是现代社会的现象，它不仅是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同时也是妇女解放的一个能动的力量。根据调查，目前我国妇女文化素质总体偏低，在18至64岁的女性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为50.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仅为3.5%；在农村，妇女文盲率为13.6%，58.8%的女性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在高科技广泛运用的今天，科学技术在劳动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所面临的是科技的挑战和竞争，文化素质不高，必然被社会所淘汰。社会应该为女性提供宽松的学习和就业环境，把妇女的文化素质教育贯穿于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以及各种培训中。当前，在我国还有一些无力上学的女性，为了能拓展她们的文化教育，还可以为上不起学的女性提供援助，使更多的女性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在这一方面我国政府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其次是克服妇女的心理障碍，树立新的就业观念。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妇女随时都可以碰到各种困难的挑战，提高自身心理素质，培养良好的心理耐挫力。女性要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信念，坚强勇敢的面对任何考验。只有坚强自信才能使女性 脱颖而出。这就要求女性要把自己的人生观放在时代的方向上，把关心家庭个人和关心社会结合起来，树立适应社会要求的就业观。

（二）转变传统思维观念

要消除妇女就业权实现中的“不平等”现象，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性别差别，这是实现男女平等就业的根本。首先必须摒弃历史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人们应该熟悉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员，应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基本权利，当然也享有平等参和社会事务平等就业的权利。其次，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实现妇女和男子的平等地位，就必须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让男性适当的承担家务劳动或者夫妻双方轮流承担家务劳动。这样既可以使女性有大量的精力从事本职工作，又可以使广大的男性同胞理解女性劳动的辛劳，通过实践转变传统的观念。

（三）健全保障妇女就业的法律法规

这是实现妇女平等就业，消除就业不平等的法律保障，我国法律虽然制定了大量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规，但是却往往过于原则化，不轻易执行。所以我们就应该完善这些法律、法规。首先，应该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对各种歧视妇女的行为进行定性，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对歧视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在这之前，还可以进行完善《劳动法》、《妇女权 益保障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相关的法律责任。专门的法律和已经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相结合，确保妇女的劳动权益得到尊重和实现。其次，修改相关的法律，在用人单位内部制定相关的制度，确立工会在反歧视中的责任，赋予工会对被歧视者进行法律援助，对用人单位一些歧视妇女的做法进行监督纠正。第三，赋予劳动者对歧视的诉权，因为在相当一部分国家有相关法律的规定，假如妇女在就业过程中受到歧视，可以运用法律的手段，把用人单位告上法庭，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并无明确的规定，赋予劳动者诉权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加大监督和惩罚的力度，对用人单位的歧视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办法，除了经济赔偿外，还可以考虑精神损害赔偿，并给歧视者以行政处罚，对于后果严重、恶劣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

（四）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增加就业岗位17个；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增加就业岗位85个。但是，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仅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7.7%。实践表明第三产业越发达，就业岗位就越多，反之，就业岗位就少，就没有发达的经济。我国的第三产业具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以此增加就业岗位，使妇女就业权得以平等实现，促进我国经济的腾飞。

第四篇：浅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现状

浅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现状

摘 要：解决就业难题，重在“转移”。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的主体，并将伴随我国城市化的过程而长期存在。本文主要通过介绍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独有的特征，分析其在转移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最后展望其未来转移就业的的趋势。这对于我国统筹城乡经济、实现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特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策；未来展望

劳动力转移理论始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是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农业部门的排斥力和工业部门的吸引力交互作用的结果。[1]托达罗认为，影响农业劳动者迁移决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异；二是预期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可能。[2] 今年3月份，温家宝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中又一次提到“就业”：指出解决就业难题，重在“转移”。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当代现实背景下的必然趋势。

事实上，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工毋庸置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第一代农民工正在“隐退”，而新生代农民工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2010 年1 月31 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高度关注。因此，如何认识新生代农民工，其就业状况如何以及如何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状况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课题。

一、新生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逐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逐年增大，转移的速度也逐年加快。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至2009年，全国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占总体农民工比例约为61.6%，据此推算，全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l亿人左右，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的重要作用。

由于年龄、成长环境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有关专家将其归纳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3]其实“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代农民工的区别远不止这些，他们在思想观念、文化素质、价值标准、工作需求、法律知识乃至人生态度等方面与上代农民工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大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观念上,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多元化。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家庭规模的缩小,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都有别于上代农民工。在未进入城市打工之前,他们已受到较高程度的教育。2005年3月1日，教育部举行记者发布会，公布《2004年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状况公告》，到2004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已达到93.6% ,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4.1%。同时, 由于电视在农村的普及以及大众传媒的兴起, 新生代民工有机会通过媒体了解、感知外部的世界, 视野、信息、观念等都有所开阔和变化。和父辈较为保守的思想观念不同, 新生代民工更注重个性独立与张扬, 对土地的依恋在逐渐淡化, 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则远甚于父辈。新生代民工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 一是价值观基础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偏移;二是价值判断标准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化、实用化;三是价值取向由单一型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在道德认知、政治意识、社会评价、情感态度上已和传统农民“诀别”[4]。

（二）偏向于选择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职业

在行业选择上，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05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2009年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比较易知：4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三）维权意识日益增强。

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怨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四）从打工动机上,“入城”动机明显强烈。

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的动机和传统农民工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农民工的工作目标就是赚钱来贴补家用,有钱赚就在城市打工,没钱赚就“打道回府”。他们对于城市的依恋并不强烈，“生存理性”统治着传统农民工的精神世界。而新生代农民工已不仅仅满足于生存和赚钱，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渴望能够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生活。城市的交通、教育、文化、娱乐等设施是贫穷落后的农村所根本没有的，城市人的穿着、生活以及休闲方式令新生代农民工艳羡不已, 同时也深深地刺激着他们脆弱的心灵。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6]数据对比 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单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融人城市、追求归宿感的愿望更加强烈。

二、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新生代民工作为正在崛起的阶层，面临的社会环境和上一代农民工已有所区别,在城市发展的机会已有所增加。但新生代民工的发展现状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与现有制度不相适应

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多年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依靠一整套制度，包括户籍、社会保障、福利、劳动就业、人事、组织、教育、财政、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从总体上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分离开来，形成了对市民的保护和对农民工的排斥。使得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不平等和缺失，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目前，以国有经济原有福利为标杆的体制几乎原样照搬；以民营为主的中小企业及各类民间服务组织不是以压低工资剥夺农民工福利,就是为规避风险,以无合同或变相合同来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城市意义上的公民。[7]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需求与现有职业技能培训不相适应

为了适应城市生活并且尽可能地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之中，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接受技能教育培训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对劳动者文化技能要求的提高，正在变得更为明显和强烈，他们甚至愿意自己花钱参加各种技能培训。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在主观上已经明确意识到专业技能对他们在城市工作与生活的影响，也意识到他们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主观上有着对技能培训的强烈需求。

虽然，近几年针对农民工的培训工作进展很快，农民工培训逐步趋于规范化、制度化，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实施了具体的培训计划与工程，如“阳光工程”、“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和“雨露计划”等。但从总体上看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需要。尤其是农民工培训主体多样化，但培训资源没得到有效整合，培训时间短、培训内容与生产实际脱节，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培训监管乏力，造成农民工培训质量低下、技能提升有限，不能满足企业对技术工人的迫切需要，特别是不能适应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需要，造成人力资源市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

（三）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

（四）侵害新生代农民工权益问题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09 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8]

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二）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9]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

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同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成了空话。

四、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趋势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后危机时期”的艰难复苏阶段，而中国经济在企稳回升之后亦面临着发展方式的转型。在此背景下，2009年末至20lO年初，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许多制造业企业正陷入用工短缺困局，普工和技工的同时短缺已成为诸多企业面临的共同挑战。[10]20lO年3月至5月的短短几个月时间，深圳富士康集团连续发生了农民工自杀事件，自杀者年龄都在20多岁。这些现象要求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全国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特征与管理方式的变化，以便顺应宏观经济形势，指导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流动。[11]个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有以下几个趋势：

（一）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将出现地区性短缺和结构性短缺

随着人口状况的变化，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呈不断降低的趋势。国内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过去，劳动力市场将经常出现各种短缺现象，特别是结构性短缺现象。[12]主要表现为地区性短缺；部门性短缺；劳动力技能和年龄结构性短缺；工资趋于上涨；劳动关系和劳动市场的规章制度将向有利于劳动者变化。这也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我国农民工转移就业问题上的体现。

（二）农民工流向呈现多层次、多元化趋势

虽然沿海地区仍将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向地，但是由于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中西部产业升级，将成为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内转移的地区，吸纳农民工就业能力会有所提高，将成为解决我国农民工就业的主阵地。而且，随着城市生存成本的上升，大量的农民工将不再以大城市、中心城市为自己的首要选择，中西部地区的二、三线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将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对象。

（三）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

在各大城市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势下，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也将面临变革。低工资、机械化、军事化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难以融入城市的残酷现实与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之间的鸿沟成为劳资紧张背后的压力源头。[13]富士康事件之后，各大城市纷纷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导致实力弱、低层次的企业被慢慢地淘汰。而谋求长远发展的企业，不仅会从人力资源战略上考虑，以高工资、高福利及更好的发展前途来吸引员工，同时会增加技术、资本投入，改变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四）农民工素质升级应与产业升级同步

劳动力价格上升是大势所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以及由此引发的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型，不仅要求企业的管理体制满足新一代的需求，也要求劳动力素质升级应与产业升级同步。应该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用质量来替代数量，提高农民工的竞争优势。

五、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为了其转移就业过程有序、稳步地推进，应该积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改进制度建设，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转变其培训重点和内容，要加强劳务输入地与输出地的联系，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尽快打破造成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通过城市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凌,李新文.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启示[J].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5(12)[2]许凌．宁夏扎实推进西海固地区生态移民工程[N].经济日报，201l-D2-26． [3]钟玉明.新生代民工呈现“三高一低”新特点[EB/OL].新华网，2005-07-12.[4]吴漾.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J].东岳论丛，2009（8）

[5]刘丁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J].中国商界，2010，(10)[6]李培林，李炜.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J].中国社会科学，2010，（1）[7]李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瓶颈与就业路径探析[J].职教通讯，2010，（12）[8]龚红莲.新生代农民工：特点、问题与对策[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5）[9]杨春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0，（4）

[10]吴强，刘小玲.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与对策浅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1，（1）[11]阳芬.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社会学视角与预防措施——以深圳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为例[J].党政干部学刊，2010，（11）

[12] 黄陵东.结构性制约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自致路径[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1，(1)[13]闫翅鲲，张立波.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

第五篇：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与思考[范文模版]

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与思考

宜昌市伍家岗区万寿桥小学，地处宜昌城区车站、码头、大型商品房开发和水果蔬菜批发市场，流动人口较多，是伍家区教育局指定的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该校自2004年秋季开始，6学期来共接收流动人口子女2600余人次，其中转入转出581人次。本学期全校学生786人，流动人口子女582人，占学生总数的74％。流动人口子女中，90％以上为农民工子女。

一、农民工子女的特点

特点一：农民工子女流动性强 增加了学籍管理难度

万寿桥小学三年来，流动人口子女共转进转出581人次，流动性非常大。有些老师反映，有少数农民工子女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甚至发生“今天注册，明天走人”的现象。老师早上来上课，发现少一个学生，赶紧联系家长，当班主任赶到学生的居住地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不知去向，有的学生甚至几个学期的费用都没有交上就举家迁徙。

特点二：思想道德教育连贯性差 增加了德育教学难度

农民工流动性决定了他们子女的思想道德教育缺乏连贯性。农民工由于工作地点的不确定，他们子女的读书地点往往也就不确定，因而学校、老师就很难全面系统地了解他们子女的思想道德状况，也就无法因材施教。有时候学校、老师刚找到教育学生的好方法，教育初有成效，学生又因父母的流动而“转移”，又要到“新”的学校，“新”的学校也只能从头开始。

特点三：教子层次差异大 增加了素质教育难度

该校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有的十分重视孩子的学习，有的却比较轻视孩子的学习，认为孩子上学以后，子女的教育就完全交给学校。家长只顾挣钱维持生计，不关心自己的子女的思想动态，只关心孩子考多少分。由于家庭教育不同，带来孩子的思想素质差异较大，增加了学校素质教育的难度。特点

四、家庭学习环境差增加行为教育难度

特点四：家庭学习环境差，增加行为教育难度

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虽然高于他们在家乡务农的收入，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收入水平要远远低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较为艰难。

除了物质生活的匮乏，加上生活环境差，有些农民工孩子养成一些陋习。社会上的不良因素也影响着农民工子女的思想道德教育。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做法

1、落实政策到位，让辖区内的农民工子女进得来

“不让辖区内的任何一个农民工子女辍学”是我们现在的办学口号。每学期开学第一天，都会组织全体教师学习市教育局文件，领会精神，提高认识，明确要求。行政人员全员参与，加班走遍周边社区，调查摸底，了解流动人员居住情况，子女上学所需情况，新生入学报名情况，文件精神知晓情况，做到了第一手资料心中有数。让辖区内的每一个农民工子女都能进到万小来。几年来，报社、银行、街办、交运，集体的，个人的，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的，共向学校农民工子女捐款捐物达1万多元，解决了100多名学生入学难的问题。

学校呼吁社会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几年来，报社、银行、街办、交运集团等单位和个人，共向学校农民工子女捐款捐物达1万多元，解决了100多名学生入学难的问题。

2、实施措施到位，让每个农民工子女读得起

很多家庭因经济原因，常常不能及时交纳书费和杂费，于是学校决定将开学第一周定为“家访周”，对困难农民工子女采取部分缓交书费，部分减免杂费的措施，有100多农民工子女受益。学校详细制定辅困措施，对流动人口子女实施温馨教育。针对务工子女来自的省份不同，所学的教材不同，学年制的不同，所接受的教育度的深浅不同，学校要求老师们制定辅困计划，确定帮辅的对象，帮辅的内容，帮辅的时间，不让他们学习掉队。我们要求教师对流动子女做到“六知晓”：知晓家庭住址、家长电话、家长工作情况、孩子性格、孩子爱好、孩子需求，在六知晓的情况下因材施教；在帮扶中做到“六个点”：对流动子女知晓多一点、交流多一点、表扬多一点、微笑多一点、关爱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在具体行动中给与他们心灵上的慰藉。

3、开展活动到位，让每一位农民工子女学得好

建图书角，分享快乐。利用开学初的“家访周”，全体老师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情况进行了家访，体验孩子们的家庭学习环境；开放学校图书室，鼓励同学们主动到校图书室借书阅览；订做教室图书架，爱心捐助图书角，引导同学们和好书交朋友，通过读书，共同分享好书无穷乐趣。

学习先进，奉献快乐。今年三月份开展了以“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为主题的手拉手学雷锋活动，各班同学手拉着手共同参与此次活动，每个节假日，我们都会循着先进的足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活动中寻求精神的支柱，找到快乐的源泉。

快乐作坊，体验快乐。为了让更多的同学能够分享、体验大家的快乐，校红领巾广播站增加了新栏目——《快乐作坊》。在这个栏目中，各个中队、小队或是手拉手伙伴都可以及时将已经组织并开展的独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报道出来，同时，还可以记录活动过程、活动后的感触、反思，使红领巾广播站成为大家相互交流、相互感动、相互激励的平台。很多同学在稿件中都提到了“快乐”二字，并通过对实践活动的回味，体会到新时代赋予“快乐”的真正含意。

落实规范，成长快乐。校大队部制定并实施了“规范下我快乐成长”的《规范》梯级训练方案，各班相继开展读、背、默、守《规范》的比赛活动。在此基础上，各班还对照《规范》二十条的内容逐条检测来约束同学们的行为，让所有的学生在规范下健康、快乐成长。

学校为丰富农民工子女的课余生活，成立了各种兴趣小组：有声乐、舞蹈、鼓号、美术、体育等，接受了有相应特长和兴趣的学生参加兴趣小组活动，如卢兰兰，在学校体育兴趣小组训练，觉得该生确实是个体育好苗子，就让体育老师上门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后来她代表伍家区参加在宜都举行的市运动会，取得了少年组举重比赛的亚军。

三、存在的困难

1、教育经费严重不足。2003年9月，国家明确规定“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要对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用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我校作为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教育经费日趋紧张，在流动人口子女日渐增多的今天，学校今后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全体教育工作者面前。希望当地的政府为接受流动人口子女的学校进行教育经费上的支持。

2、承载生员过重。在2004年9月我校流动人口家庭中，有2个及2个以上子女的家庭有217户，其中2个子女的家庭有178户，三个子女的家庭有33户，4个子女的家庭有5户，5个子女的家庭有1户。这些家庭中多个子女同时在我校读书的有299人。由此看出落实计划生育国策还存在漏洞。

3、教师负担过重。教师是学校进行教育工作的主力军，面对突如其来的流动人口大军，教师们的内心负担很重。由于每年都有流动人口子女或转走、或插入本班学习，班级管理的难度加大，教师的工作

量增加了许多，新进的学生往往在行为习惯、思想素质上需要老师进行持续不断的教育，在艰难的将刚转进的学生转变后，新的学期又来了，于是，老师们又要重复原有的工作。

四、我们的体会

1、依靠社会各级部门，才能共同营造良和谐的教育环境。

个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其被教育的前提首先是天性被尊重，由此因势利导，促其自由健康发展。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从根本上关心和重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要因地制宜，适时调整办学布局，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改善办学条件，探索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模式。加强周边环境的整治，动员全社会帮助和关心这些孩子，让他们在阳光雨露里健康成长。

2、实施责任帮扶制度，关爱每一个农民工子女

老师与学生之间应建立帮扶关系，学生与学生也可帮扶。让学生随时随地都生活在集体和他人的关爱中，及时交流思想，解决困难，让这些孩子对老师产生信任，对同学产生信任，从而不再孤单，并能潜移默化，养成良好的品行。

3、丰富课余文化生活，激发学习热情

学校通过知识上的讲解，以及心理咨询、及时了解了学生的思想状况。学校组织了开展丰富多采的课余生活，诸如：文娱活动，体育活动，知识竟赛，集体游戏，科技制作等，让他们在学校这个大家庭里不断获取更多的知识与各种能力。

4、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体现“以人为本”新理念

“以人为本”是当前教育的新理念，如何教育好学生，是教师的主要职责。“晓之以礼，动之以情”，以身示教，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灵，高尚的情操，在教育教学中要真正能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