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标高中语文传记作品教学与复习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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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新课标高中语文传记作品教学与复习方略

新课标高中语文传记作品教学与复习方略

一、传记文学的基本理论及其教学意义

(一)传记的概念和类别

传记是史学和文学之外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传记是“用文学的构思和立意,文学的笔法、技法和手法,文学的语言和氛围,来描述、描写和再现真实的历史人物或现实人物的生平事迹、形象风貌、性格心灵及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和环境”。

(二)传记作品的基本特征

传记是史学和文学结合的产物,传记作品的基本特征也由其史学和文学的双重属性决定。

1.真实性

纪实性是传记作品的基本要求,“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真实性是传记作品的基本特征。

2.文学性和艺术性

传记作品是传记作者在掌握丰富翔实的真实资料基础上借助想象、联想、夸张和推理等手法对人物、事件、情节、场景、心理、细节等作适当的艺术加工进行再创作形成的文学作品,因此它必然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

3.教育激励功能

传记作品往往以其强烈而鲜明的道德伦理观念教育广大读者,它用文字将本民族乃至全人类在历史上、现实中的杰出人物的真实形象和丰功伟绩雕刻在人类文化长廊之上,教育和激励着一代代的读者。

(三)传记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意义

1.知识渗透

“余以为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可见其人格进退之次第,及其进退之动力。”(胡适)

优秀的传记作品通过对传主命运的描述展开一幅幅真实、丰富而又具有时代气息、地域特色的生活画卷。其知识外延明显超出了单一的史学或文学,实现了史学、文学、哲学等知识的相互渗透。让学生在阅读中汲取历史学、文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知识营养。

2.挖掘榜样力量

传记作品具有的教育激励功能关键在于“榜样的力量”,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走进学生心灵,以作品丰富的人文养分,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导航与力量之源。

3.提高写作能力

“认识传记作品的基本特性,尝试人物传记的写作”,是课标要求。通过学习,让学生掌握传记作品的文体特征与写作要点。或尝试进行人物传记写作,或以之为写作素材,或借鉴其创作技巧。都能达到为学生写作开辟一条新路的目的。

二、新课标对传记作品的教学要求及高考传记选文试题分析

(一)《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传记作品的教学要求

“认识传记作品的基本特性,尝试人物传记的写作”,“传记写作的评价应关注内容的真实,文字的生动,以及是否给人以有益的启示”,“阅读古今中外的人物传记、回忆录等作品,能把握基本事实,了解传主的人生轨迹,从中获得有益的人生启示,并形成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和判断”。

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课程性质深入人心。语文课程不仅要使学生学习和掌握语文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更要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新课标人教版教材选文传记作品梳理

新课标人教版教材必修一到必修五中选择了以下传记篇目:

《廉颇蔺相如列传》、《苏武传》、《张衡传》、《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鸿门宴》、《荆轲刺秦王》、《烛之武退秦师》。选修教材《中外传记作品选读》有精读六篇――《杜甫:“万方多难”中成就的“诗圣”》、《鲁迅:深刻与伟大的另一面是平和》、《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达尔文:兴趣与恒心是科学发现的动力》、《马克思:献身于实现人类理想的社会》;略读二篇――《沈从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杨振宁:合璧中西科学文化的骄子》;课外阅读二篇――《蒙哥马利:强者就是不断挑战自己》、《比尔?盖茨:IT英雄的成功之道》。选修教材《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有《项羽之死》、《大铁锤传》、《种树郭橐驼传》三篇。

对学生而言,教材有着其他书籍不可比拟的覆盖面,是学生最直接的阅读和学习对象。

(三)新课标《考试大纲》对传记作品阅读能力考核要求

“阅读评价中外实用类文本。了解传记、新闻、报告、科普文章的文体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正确解读文本,筛选、整合信息。分析思想内容、构成要素和语言特色,评价文本产生的社会功用,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考试大纲以选考或必考形式从分析综合、鉴赏评价、探究等不同层面对传记作品进行考核,从高考考核需求的角度体现了传记作品的重要性,为传记作品教学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2007――2013年新课标卷传记作品选文及试题类型梳理

分析2007年到2013年70套(不含上海卷)课标卷中的传记作品试题发现,课标卷中传记文后的试题一般为1个五选二的客观性试题(5分),1个限制性试题(6分),1个主观性试题(6分),1个探究性试题(8分)。五选二的选择题主要考察学生筛选、整合、辨识文中重要信息的能力。限制性试题一般为简答题,考核学生把握作品基本事实、概括文章主要内容或观点、分析事件价值的能力。主观题一般针对文中重要语句的理解、语言特色、表现手法、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写作目的、文章的社会价值和影响等进行考核,或者对文本的某种特色作深度的思考和判断。探究性试题比较开放,立足文本提出问题,重视学生的发散思维。

三、传记作品教学与复习方略

(一)传记作品“学”与“考”的结合点

“学”是自身长远发展的精神需求,“考”是对付眼前选拔的应试手段。教学效果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体现,“教”的目标是“学”,在“学”好的基础之上具备相应的“考”的能力;“学”的目的不是“考”,可真正学好了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学”的外延本就比“考”的外延大,“考点”本身就是“学点”中的一部分,所以,“考”的能力要求已经包含在“学”的要求之内了。学生在掌握传记作品阅读方法、提高阅读能力的同时已经具备解答传记作品文后提问的能力。

(二)传记作品教学与复习方法归类

1.内容归纳法

“化繁为简”:可采用年谱和年表法。指导学生制作年谱和年表,以便清晰、准确地把握基本事实,“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概括中心意思,把握文章结构”、“分析文本的文体基本特征”,这对于学生完成传记作品选择题和简答题部分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2.“内外”分析法

传记作品阅读同样遵照“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这一规律,全面深入地了解人物,对其品格、思想、功过等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知世论人”、“知人论事”、“知事论人”,或概括为“知心论人”。了解写作背景、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是整体掌握传记文的不二法门。

3.品读赏析法

新课标指出:加强诵读涵咏,感受作品意境和形象,获得情感的体验、心灵的共鸣、精神的陶冶。在品读中重构作者创作时的情景氛围,通过诵读更好地体味作品的言外之音、话外之意、文中之情。

赏析既是指对传主形象事迹的鉴赏评价,也是对传记作品表现手法、写作技巧、语言特点等方面的赏析借鉴。

4.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在传记作品教学中应用比较广泛。通过比较分析让学生在不断的思考中对“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及其产生的社会价值和影响”有更深刻的理解;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文本所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

5.以读促写法

传记作品教学可以与写作教学结合。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传记作品教学对写作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写作素材积累和写作技巧借鉴两方面。

★作者单位:贵州道真中学。

第二篇:高中语文选修中外传记作品选读16六

肖海滨专栏: 高中语文新课程教学研究资料汇编·选修课

中外传记作品选读

六、中国近百年来的传记文学

可参考萧关鸿编的《中国百年传记经典》(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传记文学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在古典传记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出新的风貌。此书旨在介绍这一时期的兴盛风貌,从近百年的传记作品中选择了42篇具有代表性的传记,分为4卷。每篇传记都加了注解,对传记的作者、传主以及传记文本都作了评介,可供读者参考。

这里节选的是书的序言。这篇序言可以当做中国近百年的传记文学简史来阅读。从梁启超、胡适等人对现代传记的提倡和写作,到20、30年代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到40年代具有浓厚政治寓意的传记写作,到解放以后传记文学取得的成就,还有海外的“口述历史计划”等等,这些具体的历史过程,在文中都被描绘得非常清晰。通过这篇序言的阅读,既可以对近百年中国传记获得现代转型以后的成果有所了解,也可以按图索骥,找到优秀的传记文本来阅读。

中国现代传记,即区别于古典传统模式的现代传记,是本世纪初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西方传记文学与中国一样,在公元前后出现第一次辉煌的高峰之后,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停滞和低潮。但它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8世纪。

中国传记文学的第一次高潮代表作《史记》比西方第一部奠基之作要早200年。而西方第二次高潮的重大成就对中国发生影响也要等200年之后。

中国传记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交替时期,作出了开创性努力,贡献最大的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梁启超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

梁启超以毕生精力推动中国的启蒙运动。他的文化活动领域极为广泛,涉及文、史、哲诸方面,传记文学是他极力提倡和努力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最早向国人介绍了西方传记作品。

由于梁启超的倡导,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前后,传记写作蔚成风气,大量传记发表在刚刚兴起的白话报刊上,有的传记本身也用白话写作。据晚清文学专家阿英的研究,这一时期发表的传记作品,传主大多是中国历代政治文化伟人、民族英雄和中外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传记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从传统到晚清发展到了顶点。

美国学者霍理斋这样分析梁启超和胡适这两位中国现代传记最重要的倡导者:“胡适较梁启超晚生一代,对于西方文化亦较梁氏了解。胡适对传记的观念并非如梁氏来自实际写作的经验,而系基于对西方文学之认识而自理论上加以考虑。”

确实,梁启超只是在西方走马看花,而胡适在美国求学苦读,对西方文化自然了解更深。他在康奈尔大学写下的札记《传记文学》,就是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思考的结果,他比较了东西方传记文学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而已,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他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东西方传记的长处和短处,强调传记应当揭示传主的“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这篇札记实际上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传记理论。以后50年间,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在这篇札记里找到根据。

胡适对于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他自己的作品,而是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和他为传记文学发展所作的呼吁和推动。如果说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是从梁启超开始的,那么是由胡适完成的。他们两人的贡献最大。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人的努力,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做了准备。

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是大量自传和回忆录的出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知识分子个性的解放,写作接近西方传记体式的自传或回忆录成了作家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张扬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

最早写作自传的是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史学家顾颉刚和戏剧家欧阳予倩。郁达夫写过多种自传,最早的一部是1927年发表的日记体自传《日记九种》。顾颉刚1926年写的《古史辨自序》是一部学术自传。欧阳予倩1929年发表的《自我演戏以来》是舞台生活回忆。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开始写作自传《我的童年》,之后一发不可收。这四种最早的自传恰好是传记文学四种不同的门类。

进入30年代,写作自传渐成风气。其中以作家自传或回忆录最有影响。倡导传记文学的胡适身体力行写出《四十自述》。郭沫若的自传主要是在30年代写的,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先在报刊连载,然后出多种单行本。而谢冰莹以一部《女兵自传》倾倒了多少热血青年。上海第一出版社以“自传丛书”为名推出一批书:《巴金自传》《钦文自传》《庐隐自传》《资平自传》和《从文自传》等等,一时蔚为壮观。

这时期还有几种非作家的自传值得注意。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另一位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晚年写的自传二章。这两位共产党人都是大知识分子,瞿秋白临刑前留下的自白让后人去评说,而陈独秀没写完的自传则让后人惋惜。著名新闻记者邹韬奋的《经历》和著名出版家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都有着珍贵的价值,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西潮》则“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近代史”,别具一格。

自传在古典传记中是所谓杂体传记中的一种,是作品数量最少影响最小的一门,与史传文学的巨大成就无法比拟。但自传的兴盛则是现代传记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传记发展的主要成就。

尽管这些著名自传都有鲜明个性和多种色彩,都极力张扬自我,但有一个共同点,如郭沫若在《我的童年》前言中所说:“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出生了这样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这些自传影响重大,是因为通过个人命运展开了一幅极为广阔丰富的中国现代史画卷。它的及时性与现实感,深度与广度是其他文学样式所难以比拟的。

与自传的蓬勃繁荣相比,30年代一般性的他传则相形失色。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鲁迅先生的多种回忆录和关于武训的多种传记。

到了40年代,才出现了朱东润。

朱东润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用毕生精力认真研究西方传记文学、用现代方法进行写作的最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家。

《张居正大传》是他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传记作品。这是一部波澜壮阔、气魄宏大、思想精辟、形象生动的传记。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接近西方传记风格的现代传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中国政治黑暗时期,朱东润写《张居正大传》是为寻找政治理想,吴晗写《朱元璋传》则为了政治批判。发思古之幽情,出于现实之感慨,这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

但真理不能多走一步。传记作品的写作首先应当是学术研究和独立的文学创作,而不应当有意识地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传记文学如果沦为政治斗争的奴仆,就会失去自己独立的生命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变成“速朽”文学。在这一点上,成功的例子是《张居正大传》,失败的例子是《朱元璋传》。

当年,比吴晗走得更远的还有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和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这两本书都是为政治斗争需要而写的,当年曾经是官方指定的政治学习读物,在史料取舍和学术评价上的片面性则显而易见。

1949年建国后,“为政治服务”成为文学包括传记文学的公开口号和最高原则。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有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普及性的传记读物大量涌现。这些作品并不讳言都为了配合党和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有关方面组织撰写,编辑加工的成分很大,有的索性捉刀代笔。这些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严

重,文字毫无特色。即使有关鲁迅的传记也难以幸免。

用这种方法写作有一个成功的例外,那就是《我的前半生》。虽然这部书是奉命之作,有明显的宣传目的和宣传效用,但因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平传奇,而执笔者李文达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此,它在整体构思和叙述风格上都较成熟,与当时流行的传记不同,具有个人创作的色彩。

被公认为现代中国最渊博的学者陈寅恪在这个时期写出的《柳如是别传》是最具分量又独具一格的传记巨著。

陈寅恪是在目盲体衰的晚年,以他最后十年最宝贵的时间,呕心沥血写下了180万字的巨著。朱东润曾经不解陈寅恪何以用如此宝贵的精力为一个妓女立传。其实,陈寅恪开始写柳如是,也有一种排遣解闷打发时光的意思,但随着写作的进展,他完全投入其中。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工程,古老的文言格式无法束缚他自由活泼的思绪,渊博的学识在笺诗证史的考据中如鱼得水,在对柳如是的喜怒哀乐作传神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陈寅恪生命的律动和呼吸的起伏。

《柳如是别传》同一般的传记和学术传记都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笺诗证史,主要方法是考证,他几乎做到传中无一字无来历,而传记的内容涉猎极广。有学者这样评价:“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这段话说出了这部书所包含的丰富内涵。

陈寅恪的可贵可敬在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极其少见。他为王国维立的碑文中所写的“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自知晚年倾注全力的著作出版无日,写作风格更为自由。他给中国传记文学史留下这部独一无二的甚至后人难以企及的巨著,在那个年代只能是个“异数”。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是个奇特的时期。是一个空白。

说空白,是说那个年代一场浩劫,没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文革”结束已经20年了,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在“文革”中写作,记录“文革”中的经历和史实,可以称作传记文学的作品,惟有一部陈白尘的《牛棚日记》。

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控诉、回忆和追记,人们已经写得很多很多。但这些毕竟是事后的评说。因为时过境迁,人们的记忆和叙述难免会与事实真相发生差距。由于主客观原因或这样那样的需要,有些回忆和叙述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某些方面或缩小某些方面。更有甚者,有些所谓的传记和纪实文学,把历史真相搅得模糊不清。因此,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就显得特别珍贵和极其难觅。

偌大中国,不会只有一位陈白尘。我们已经看到有价值的珍珠正在慢慢浮现。比如廖沫沙的《瓮中杂俎》和邵燕祥的《人生败笔》。这两部书还只是传记的素材或雏形,但有着极珍贵的“文革”史料价值。

还有《彭德怀自述》和《徐懋庸回忆录》也是“文革”中写的,他们不是正常的写作,而是在有关部门威逼下写的所谓“罪行交代”。由于他们的真诚坦白和文学修养,这种特殊形态的文字也就质变为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作品。

与彭德怀和徐懋庸一样,有多少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艺术家在那个年代被迫写下多少痛苦的“交代”。这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特殊形态的文字还有大量的尚未发掘,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如果发掘整理出来,那么对当代史和现代传记研究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当传记文学在大陆徘徊时,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作品。

50年代初,中国革命胜利后,国民党中的大批达官要人纷纷移居美国,其中包括李宗

仁、孔祥熙、陈立夫、胡适、顾维钧等,哥伦比亚大学具有远见卓识,拟就了一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组建了一个研究室,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民国史专家的唐德刚。

经唐德刚之手完成的有著名的《李宗仁回忆录》和《胡适口述自传》。还有他和三位学者共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口述历史方法中国古已有之。司马迁的《史记》就采用了不少这种口述历史的材料。近代著名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李秀成自述》。据说李秀成被捕后,用广西话口供,曾国藩听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写,于是李秀成一边讲一边写,才有了这篇自述。

大陆当代最成功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溥仪口述、李文达执笔的《我的前半生》。李文达所用的方法已接近美国学者列文斯首创的西方口述历史方法,只是没用录音机。

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这样有目的有计划地推行口述历史方法并取得显著成绩,是从唐德刚开始的。以后大陆才有模仿者。

中国传记文学再度走向高潮是在1979年以后。

正如20世纪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传记文学三四十年代的高潮做了准备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近百年传记文学的第二次高潮。经过七八十年的孕育和积累、挫折和反复、思考和等待,传记文学积蓄已久的能量一朝释放,喷薄而出,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

这时期传记文学思考和发掘的题材和视野之广是空前的。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名人几乎都有一本或几本传记,过去不为人注意或有争议人物的传记,过去已有定论的功臣或罪人的翻案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对近百年历史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描述达到的深度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

传记文学的作者已从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扩大到政界经济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文艺娱乐体育行业的明星,乃至普通的知识青年。明星自传的热销打破了传记文学的崇高感和神秘感,几乎使每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跻身于传记文学的创作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之列。传记文学的发行量之大为纯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甚至压倒了畅销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的宠儿。

传记文学进入了一个大众化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传记中最有价值的还是作家们写的自传和回忆录。

1949年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总是首当其冲。“文革”结束后他们得到平反,一些幸存者开始撰写回忆录。而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家们是最热烈的响应者、参加者和鼓吹者,正是理论界、新闻界和文学界的联手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才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生动活泼的气象。

思想解放和冲破禁区使作家们真正放开了手中的笔,把反思的触角伸入到过去无法触及的领域,或者披露历史真相,或者重新评价历史。

开风气之先的是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由于他在“文革”中已开始酝酿,写得比较早,所以还有种种顾忌,但还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现代文化史资料。

丁玲关于瞿秋白的回忆是她晚年最重要的文字,还没有人像她这样深刻细腻而又生动地描绘过瞿秋白。如果丁玲晚年不去续写长篇小说而是写完她的回忆录,她晚年的写作会有价值得多。

胡风出狱后,有关方面于1980年、1985年和1988年三次为他重新平反,可见他问题的复杂和平反的艰难。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涉及许多敏感的问题。可惜他受到的摧残太重,身体太差,晚年写出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所幸他的夫人梅志在他去世之后,以坚强的毅力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胡风传》。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回忆了自己的前半生,重点在30年代左翼阵营内部的论争。这桩历史公案在“文革”中被江青定罪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而夏衍因此被投入秦城监狱。

韦君宜在半身不遂之后写出的名为小说实为自传的作品《露沙的路》,把反思的笔触伸到了延安时期。她与在她之前发表的几篇关于王实味的传记一样描述了延安这段历史中过去不为人知的侧面,试图探索某些历史的因果。

学术传记中有两部最值得注意:一部是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一部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的《洪昇年谱》和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是最有价值的两部年谱。后者是在完成50年后才首次印行。

思想解放先驱者顾准的《顾准日记》和学者吴宓的多卷本《吴宓日记》,都是后人花极大努力整理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史资料,顾准的文字开始发表时还困难重重,先海外后大陆,但思想的传播是无法阻挡的。

领袖传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一个热点。

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历史的重重帷幕渐渐拉开。人们要求了解自己的领袖人物的真实面貌,实际上也是了解自己走过的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强烈愿望,是领袖传记热的真正背景。

认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几乎是全民族的愿望。在8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热中,已经出版了几十种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评传、回忆录和资料集。这些作品在毛泽东走下神坛成为一个普通人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显然还没有一位大手笔表现出中国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出毛泽东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一部作品超过30年代后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

据说,“文革”初,旅美学者许芥星教授访问周恩来时,表示想写一部周恩来传。周恩来拒绝说:“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党的传记,从不强调个人的传记。”好像周恩来对韩素音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当时特殊年代,根据周恩来的性格,这样回答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多少透露了一点周恩来对个人传记的看法。到周恩来诞生百年纪念日之前,也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周恩来的传记、评传和回忆录,除了一些比较精彩感人的片断和短篇回忆外,几乎还没有一部传记表现出周恩来性格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邓小平生前身后已出版了多种传记,尤其以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最有影响。毛毛虽以女儿身份来写父亲,但这部书基本上还是“官传”,可能因为上卷所写的事件作者还没感性认识。人们期待着毛毛的下卷写出一个活生生的邓小平。

几乎所有共和国元帅和老将军们,所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回忆录或者传记。这些回忆录或传记都由写作小组来完成,这样的写作有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这些作品只有史料价值,而无文学价值。有的甚至连史料价值也很难说。

在所有这些回忆录中,惟一的例外是《彭德怀自述》。彭德怀没有写作小组为他代笔,而是在人身失去自由的特殊情况下一笔一画自己写下来的。也惟有《彭德怀自述》没有丝毫的矫饰,而是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这部自述真实的力量与凛然正气震撼人心。

把传记文学推向最广大的读者,并在他们中间引起交流和共鸣。在80年代是领袖传记,在90年代则是明星传记。

明星传记开风气之先的是刘晓庆。还在1985年,她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我的路》引起轩然大波。刘晓庆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当时的“理论权威”,批判她“宣扬个人主义,自我奋斗”,要有关党组织教育帮助她。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文化界和一部分读者对一位三十出头的女明星写自传颇为非议。

中国历来有“盖棺论定”的传统,过去写自传的大多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也要到功成名就的晚年才开始回顾一生。其实,仔细想想,30年代,巴金、郁达夫、沈从文、谢冰莹、顾颉刚和胡适等人写自传时也是才刚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巴金、郁达夫、沈从文和谢冰莹写自传时不到30岁或刚过30岁,比刘晓庆还年轻。顾颉刚写学术自传时才3

3岁,胡适名望最大也年龄最大,不过40岁。现在论资排辈还属于“青年干部”。正因为打破定规,30年代才有了蓬勃的生机。

刘晓庆写《我的路》是需要足够勇气的。尽管这部自传写得还很粗糙和稚嫩,但她的出现打破了自传属于政治家和文学家专利的观念,开创了为当代人和普通人立传的先例。

十年后,明星传记蔚然成风。大多数小有名气的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和电视节目主持人都已经出了书或将要出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动辄几十万册,远远超过作家传记和纯文学书籍。但不过两三年这些通俗传记便已到了泛滥成灾,每况愈下的地步。

与明星传记相映成趣的是大量的企业家传记。与明星传记不同的是企业家传记,由企业家雇人捉刀,这些传记的印数很少,读者更少。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大批地被“制造”出来。

那些轻率地写作和靠“合理的想像”编织出来的传记最大的问题是失真。真实性已经是这些通俗传记最可怕的缺陷。

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可以写传记出传记,这是一个传记大众化的时代。

第三篇:高中语文选修中外传记作品选读7第七课沈从文

肖海滨专栏: 高中语文新课程教学研究资料汇编·选修课

中外传记作品选读

【略读】

第七课 沈从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

教学提示

《从文自传》篇幅较长,课文只选收了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传记主要是由传主的回忆片断组成,虽有些跳脱,阅读也不会有多少困难。况且这篇传记非常好读,能激活对作家传奇人生以及乡土风物特异性的好奇心。布置学生阅读时应当提醒注意两个重点:

第一,同学们可能首先被沈从文的阅历“故事”所吸引:这位穿着草鞋从边地走来,没有上过多少学、却最终成为教授和大作家的“乡下人”,人物本身就极富传奇色彩。让学生了解沈从文从小如何“读社会这本大书”,感受他青春期的悲欢得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创作。这是一种收获。但更加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把沈从文的传记看作是一本关于人在逆境中成长的“教科书”。这部传记可能给予同学们最重要的启迪是:困难和艰辛可以转化为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锻造人坚韧的性格,激励人追求生活的意义。也可以引导学生联系他们的学习生活现实,讨论一下“青春成长”“挫折教育”和“读社会这本大书”等话题。

第二,《从文自传》展示了一幅幅神秘有趣的风俗画,有的还很原始残酷,与我们当今的生活有非常大的距离,同学们读来有很强的“陌生感”。可以抓住这个感觉,提示学生注意其背后可能蕴藏着的悲剧,阅读时不停留于猎奇,最好能发掘“奇”中的人文思索,“奇”中的批判意识。比如,沈从文对于城市文明过于物质化显然持批评与焦虑态度,他力图从民间质朴原始的“生命方式”中提取人类文明的“活力”。这种看法也浸透了他的自传。但是这个问题也比较难一些,不妨点到即止,做引发式的提示。后面提供的关于沈从文创作及其对人类文化命运的思索(《从文自传》附记和温儒敏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有关沈从文及其湘西世界的评论节选),可以作为理解这篇传记情调和含义的一种参考。

另外,这篇传记由于传主生活经历的太多苦难,加上作者在回忆中不时融入淳厚的情感,引发对人生的慨叹,读来有某种沉重与辛酸。应当指出这种现象,引导学生感受这份沉重,启发学生:对于强者来说,生活中的风霜雨雪也和阳光雨露一样,都从不同侧面或者以不同的方式滋润着我们的生命,现实中的曲折、坎坷、苦难可能拓展人的精神空间,让人能更加以阔大的心胸与坚强的意志,去感受生命,理解生活的意义。

这里还选收了毕树棠写于三十年代的对《从文自传》的评论,可以看到当时一般论者对这部作品的反映。其中谈到作家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以及这部自传的叙事艺术特色,可供参考。要注意引导学生理解传记的文学性问题。仔细欣赏这篇自传的散文笔法,考察其叙述与描写并重、渲染故事性、取材的用心与文字的质朴等特点。当然,如果能让学生读完《从文自传》后,找一些沈从文描写湘西的散文或者小说来对照阅读(如《边城》《湘西》《湘行散记》等),并思考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思考与探究

第一题要求理解“那一本大书”的含义,并联系沈从文的创作生涯及有关作品(如《边城》《湘行散记》等),说说这本“大书”对沈从文人生的意义。

“那一本大书”自然指的是社会。沈从文在上学期间就喜欢到各处游历、玩耍,他觉得世界如此宽广,充满了许多新鲜的未知的东西,为了了解这些,他“各处去看,各处去听”。小学毕业之后,他随着当地的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各县生活,广泛的接触了社会。这段时期的经历不仅教给他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苦难,而且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后来走上文学道路,他一直从自己的故乡开掘题材资源,对当地土著部队士兵的生活、湘西边地少数民族和沅水流域船夫、水手的命运,都作了富有地方色彩的描绘。应该说这些作品的成功都来自于他读“那一本大书”的结果。

第二题要求品味传记中一些蕴涵作者对生活和人生思索的句子,可以理解为是传记“点睛”之笔,建议引导学生结合传记的相关描写,加上前面所说的一些参考材料,来体会并讨

论沈从文这些哲理性的思考。其中第一句注重“人生视野”,第二句是“健康生活”的含义,第三句是“把握命运以及对生活的信心”,第四句是“生命的价值”。这里只是提示,当然还可以展开思考更多的含义。

第三题要求分析这篇传记的特色。注意叙述中如何做到既有线索展开,又有某些生活细部的回忆,两者结合,也就是“点”与“线”的结合。概括的叙述犹如人的骨架,把握着叙事的方向,可以避免繁琐的叙述,起到以少胜多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对于童年生活经历的介绍,大多属于概括叙述。生活细部的描写则像人的血肉,可以使骨架丰满起来,显得真实生动。比如147页第三段举了两个事例,都是人与人之间闹别扭甚至厮打起来的小故事,作者说“生活虽然那么糟,性情却依旧那么强”,我们看到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勇敢直爽,即使打架,也显得那么可爱。

参考资料

一、沈从文生平与创作概况(董易)

沈从文(1902—1988),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曾用过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笔名。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02年12月28日生。1918年从家乡小学毕业后,即随当地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各县生活,曾在湖南地方军队任职。1918年,在芷江县任屠宰收税员时,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和林纾以文言文译述的一些西方文学作品。他最初接受过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家的思想影响,后受五四运动启发,对新文学发生兴趣。1923年到北京。因生活困难未能升学,遂靠自学从事文学写作。1926年沈从文在香山图书馆工作。那年起,他陆续在《晨报副镌》《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创作;并曾与胡也频一起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7年到上海,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并继续写作。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先后编辑《红黑》杂志,并参加新月社,在《新月》上发表作品,当时已有“多产作家”之称。1930年在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主编北平《大公报》副刊《文艺》,次年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副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小说习作课程,抗战胜利后又在北京大学任教。曾先后与主编过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的朱光潜合作,以《大公报》副刊《文艺》和《文学杂志》等期刊为阵地,集合当时北平的一些文人从事文学活动,他们有比较接近的艺术倾向,因而有“京派作家”之称。

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与后期创作虽风格迥异,但在思想、艺术的发展上一直保持着他个人一贯的特色。他的早期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驳杂,起初主要受鲁迅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的启发,创作以乡土文学为主;后来受废名(冯文炳)以抒情笔调写小说的影响,发展了新文学中抒情体小说(或称诗体小说)这一形式。他从自己的故乡不断开掘题材源泉,对当地土著部队兵士的生活,湘西边地少数民族和沅水流域船夫、水手的命运,作了富有地方色彩的描写,提供了当时别的作家还没有写过的湘西地方风土人情的风俗画。但作品往往单纯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和原始生活的神秘情趣,如《龙朱》、《神巫之爱》和《凤子》等小说。后来则渐渐改变,多以赞美少数民族和边地人民中原始的蛮性力量和粗犷放纵的强悍气质为主题。在描绘湘西民性的强悍的同时,歌颂了边地民俗的淳厚,并以此与大都市的所谓“近代文明”形成强烈对比,表达出作者对城里“绅士阶层”和乡下“抹布阶级”不同的感情。

沈从文的作品总的思想倾向是向往一种健康的世态、富有人情美和心灵美的人与人的关系,恢复被“近代文明”所污染、所泯灭了的人性;表现这种思想倾向的代表作有《柏子》《虎雏》和《边城》等小说。同时,他以另一种写实的笔调揭露大都市中“绅士阶层”虚伪的面目和空虚的精神生活以及他们日趋堕落的情状,如《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等;对于某些知识阶层中“被阉割了的寺宦观念”,他也给予了抨击,如《有学问的人》《八骏图》等。他还比较深刻地描写了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农民形象,如《丈夫》《牛》和《贵生》等小说中的主人公。这些作品都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也有许多作品缺乏应有的时代感。

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原则,艺术上确有自己独到的特色,不但注意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同时还结合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所以使他的小说和散文浸透了乡土抒情诗的气氛,创造了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意境。他对富有地方色彩的世态人情的描绘,使后来一些作家如汪曾祺、叶蔚林、古华等在艺术风格上深受影响。

1957年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生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工作,研究出土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等,1978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专题。在中国历史文物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丝绸图案》(与王家树合编,1957)、《唐宋铜镜》(1958)、《龙凤艺术》(1960)等文集以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专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二、《从文自传》序(沈从文)

这个《自传》,写在1931年秋间,算来时间快有半个世纪了。当时我正在青岛大学教散文习作。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为了补救业务上的弱点,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断变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进行不同的试探。当时年龄刚及30,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加之海边气候对我又特别相宜;每天都有机会到附近山上或距离不及一里的大海边去,看看远近云影波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我生命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学习用笔。后来留下些短短篇章,若还看得过去,大多数是在青岛这两年内完成的,并且还影响此后十年的学习和工作。我的作品,下笔看来容易,要自己点头认可却比较困难。因为前后20年,总是把所写作品当成一个学习过程看待,不大在成败得失上注意。这个《自传》的产生却不同一些。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新书店,开玩笑要我来为“打头阵”,约定在一个月内必须完成。这种迫促下出题交卷,对我并不习惯。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因此仅仅用了三个星期,写成后重看一次,就破例寄过上海交了卷。过不久印成单行本后,却得到些意外好评。部分读者可能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可是由我说来,不过是还不过关的一本“顽童自传”而已。书中前一部分学生生活占分量过多。虽着重在反对教“子曰”老塾师顽固而无效果教育方法,一般读者可能只会得到些“有趣”印象,不可能感到有什么积极意义。因为到他们读我作品时,时代已不同了,“子曰”早已失去作用,随之而来的却是封建军阀大小割据打来杀去国势陷于十分危急时期。后一部分写离开家庭进入大社会后的见闻和生活遭遇,体力和精神两方面所受灾难性挫折和创伤,个人还是不免受到些有形无形限制束缚,不能毫无顾忌的畅所欲言。当时还以为到再版时,将有机会加以调整补充。事实上1933年夏回到北平后,新的工作一接手,环境一变,我的打算全部落了空,不能不放弃了。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我所经历的一切和我的创作都成了过时陈迹。现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忽然建议重发我的《自传》,我是颇有些犹豫的。时代前进了,我这本《自传》还能给青年读者起些什么教育作用,实令人怀疑。但是这本《自传》确实也说明了一点事实。由此可以明白,一个材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作了准备。如今说来,四五十岁生长在大城里的知识分子,已很少有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人;即部分专业同行,也很难有机会读到我过去的作品。即或偶

然见到些劫余残本,对于内中反映的旧社会部分现实,也只会当成“新天方夜谭”或“新聊斋志异”看待。只有少数中的少数,真正打量采用个历史唯物主义严肃认真态度,不带任何成见来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工作者,对他们或许还有点滴用处。因为借此作为线索,才可望深一层明白我1936年“良友”印的《习作选·代序》《边城·题记》,1947年印的《长河·题记》及1957年《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对于写作的意图和理想,以及尊重实践、言简意深的含义。再用来和我作品互相对照,得到的理解,必将比前人认识明确、深刻而具体。因此我同意把它重新发表,并作了些补充、修改和校订。

(选自《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三、沈从文及其“湘西世界”(温儒敏等)

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与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这与他特殊的身世经历,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体验相关,也与他自己的“角色认知”上的困扰相关。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县,地处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所。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被歧视的历史,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使他既富于多彩的幻想,又有着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的沉痛隐忧。沈从文出生于行伍世家,14岁高小毕业后从军,随军队辗转流徙于三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谙熟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淳朴的乡俗民风,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也形成了对民间世俗生活特殊敏感的生活情趣。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1923年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同年秋报考燕京大学,未被录取。他是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和出色的才华,打进文坛,“挤”进城市的上层文明社会的。所以他可能很自负,又始终有一种自卑。这对于他的创作题材的选择和艺术视点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沈从文的自卑和自负,都表现为他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他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这种“乡下人”的角色认知,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使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叙述者、歌者,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时,自觉地以“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沈从文的创作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选取了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丑陋之处。在那个“湘西世界”中,力图通过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来呈现,从而保留了那个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动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

与此同时,沈从文的作品也展现与“湘西世界”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等作品常用讥讽的调侃,刻写城市各色人等,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展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捆绑人类自己,导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阉寺病”。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体”即“湘西世界”的一个陪衬物或一种批判性的观照而存在的。如《绅士的太太》,描写几个城市上层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尽意而穷相,以冷峻的笔调揭露了绅士淑女们的种种丑行。《八骏图》则以犀利的讽刺之笔画出了八位教授的精神病态。他对都市两性关系虚假性的揭示最不遗余力,这同他赞美湘西少女的纯美,乡村性爱形式的大胆、自然,民间传说中爱情悲剧的壮美,几乎是同时出现在笔端的。沈从文在他的两个文学世界中都大量描写了性爱题材。这是他观察不同生命形态的重要的角度,他要由此探讨不同文化制约之下的人性的健全或病态。在他的描写中,面对性爱或隐或显的涌动,乡下人总是能返璞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拘束压制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沈从文在这里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反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倒退,反对生命的被戕害。

沈从文“两个文学世界”对照的总体叙述结构,的确有文化审视与观照的功能,然而对一般读者而言,“湘西世界”更有特殊的审美价值,更能让人了解另一种“人生形式”,从而获得“生命的明悟”。(选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四、《从文自传》赏析(毕树棠)

近来文人自传的书已经出了好几部,我却只于最近读了《从文自传》,这委实是一部很可爱的书。

书里自述的是作者20岁以前的生活,从家庭进学校到入伍都在湘西一带,退伍离乡到了北平,生活一大转变,书即于此结住,这只是他的自传的第一部。书中关于年代的记载似乎没有正确的注意,他是湖南凤凰县人,生于庚子之役的第3年,总在光绪二十八九年上,6岁入私塾,中间经过辛亥革命,民四进新式小学,民六转高小兼入预备兵的技术班,时年13岁,14岁离家入伍,辗转于辰州怀化常德保靖,及川东的龙滩等地,20岁到北平,约在民国11年左右,这段时期大约是1902到1922年。他的家世是军人,好动冒险,不怕颠沛流离,是有遗传的习性。他的家乡是湖南,好奇进取,遇见新机就转,是有地方的特性。任情而善适应环境,所以不悲观,多感而不钟情,所以不颓废,行己而“无耻”,不学而有术,这都是个性的特异,硬炼就一副结实的人格。我们知道沈君是一个成名的小说作家,而在这书里却找不出他的文学修养的所在,其实这二十年的生活情景便是他后来文学创作的根基,高尔基的少年浪荡,康拉德的海上漂泊,都是后来文章成功的种子,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此之谓也。

自传是一个人就他过去的生活作回忆的自述,是实事真意和挚情的自由表露,是人格和环境相磨擦的活动写照,要紧处全在一个真字,不过写法则各有不同。一个军人历经战场,一个政客饱尝世变,一个创业家一往努力,一个探险家遍临奇境„„回头自述一番,都是动人的有趣文字。他们都是一出戏文里的主角,以坚强的意志实现个别的成功,他们对人生的态度是人世的主宰的创造的,事业的规模便是人格的表现,他们的自传是报告读者他这一出戏是怎样演的。文人的自传则有些不同,他是艺术家,他是所有戏文的观客,以灵慧的眼光和亲切的感情看进一切动相的真实,他对于人生的态度是观察的体验的,是玩世的,灵魂的寄托便是人格的纯全,他的自传是报告读者那些戏他是怎样看的。一者是只认得自己的舞台,我只演我的戏,前人是怎样下场,后人又怎样登台,与我无涉。一者是世间处处都是戏,演不尽也看不尽,却是看一出便得一出。所以我们读文人的自传,不能存寻求模范和教训之心,只能采取些丰富的印象,只多能得些启示和发些深省,交接一个深彻的灵魂,认识一个新型的人格,如此而已。

所以一个文人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文学成就关系似乎是当然的,而不是必然的。他的生活所有的特点是他的自由性格的活动形成,而在文字上作成自然的表现,并非有人意的设计,将其预约的成功。记得前几年读一本Michael Pupin的自传From Immigrant to Inventor,说他本是欧洲一个农家的穷孩子,听说美国有个福兰克林和林肯,心向往之,便跳上船,到了美国,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后来历经艰苦与努力,居然成一个电器发明家,做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为科学界的闻人云云。这种“模范伟人”式的自传,由文人看来,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一样平凡,因为它所表现的是“超人”,而文人的自传则只是表现“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从文自传》颇得此旨。他在小学上课,却老放不下那“一本大书”,是为什么?他在军队里混来混去,追求的又是什么?都无所为,全都是性格的自由活动。直到后来,所谓“一个转机”那是环境变了,人还是那个人!在未转机之前,他做梦也想不到要成就一个著作家,既转机之后,仿佛一条野兽穿林越谷,登上一座山峰,回头一望,好一片世界也!可是走下山峰,又是一个世界,那尽头的所在隐约又是一个山峰„„嘻,哪里是归宿?向前走罢!所以

这部自传只是他走过第一座山峰,在平川大道之上,一面观山览水分花扶柳的向前进,一面把他第一段程途上的回忆对着新世界作出散淡的歌唱,情极声彻,惊动那一带的村舍男女都出而拍手相迎,而且茶饭相待,便是他今日在文艺界的收获了。

西人的自传常以Confessions一字书名的,意在自道其实,读之者可以又认识一个人,却不必存旁的心思。一般人久闻沈从文是个当兵的,而伟然成功为小说家,不禁赞叹:“这孩子真能啊!”及至看过他的自传,似乎又感觉不类,说声:“原来如此,倒也难为他!”如此,这本书算他一字未读。

这本书的文字近于随笔演述,写得细密而轻松,在字句上看不出什么精巧的锻炼,而组合起来,却朴素而丰韵,参差而有致,整个脱去传统散文的节奏,而另具一新格调。这是作者久写小说,文笔独造,习惯成自然,有Simplicity之美,非偶然所能至者。这本书的可爱处,风格也居重要之点。不过写自传是否可以这种风格为最好,以及这本书是否为作者文笔最好之一,则不敢说,因为自传之作在今日文坛尚是初起,而沈君的文章也尚在进步之中呢。

(原载1936年2月《宇宙风》第1卷第10期)

五、关于自传

自传是传记文学中的一个大类,由传主本人而非通过其他人来叙述自己的生平。对人生的整体的回顾,或者是对人生主要经历的回顾,是自传不可缺少的要素。自传又分为正式自传和非正式自传两大类。非正式自传是作者不准备发表的私人文稿,包括书信、日记、日志以及回忆录。前面三种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反映,而回忆录是用来追记本人和他人经历以及重要事件的一种文体。正式自传由于经过作者有意或者无意的遗漏和改动,其真实性不如非正式性的自传。因为这种自传中的事实往往是传主自身的经验化的事实,传主往往会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赋予自己的眼光、自己的价值意义评判。自传作家一方面把事实组成一个发展链,让读者看到自我的演进过程;另一方面,他又热中于把事实的动机和意义加以阐释和解说,使读者从意义中领悟到经验。(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自传”条目以及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的“自传事实”)

自传最初在西欧的出现,多是从忏悔、告白出发的,因而具有自我省察的性质。中国古代的“自传性文学”,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等,则与此不同,不是强调“我”的不同,反而是有意模糊了自我的面目。近代之后,西欧式的自传才被引入中国;尤其经过胡适等人的大力提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文类。胡适本人的《四十自述》,也成为中国现代自传最早的作品之一。(参见川合康三《中国人的自传文学》)

第四篇:高中语文复习策略与重点

基础知识、主干知识之间的综合运用近两年来,语言知识和文学常识题比例减小,测试的重点在阅读能力、语言表达和作文这三个方面。从考生个人语文知识掌握和语言能力的实际状况上看,除作文外,失分较多的是现代文阅读和语言表达。第二轮复习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对这几部分内容的复习。

现代文阅读着重考查筛选和提取信息的能力,理解和分析能力,鉴赏和评价能力。这三方面试题的正确回答都以对文章的准确理解为前提。过去的考生答不好题,主要不是文章读不懂,试题不会答,而在于没有处理好读文章与答题的关系。因此复习时要特别注意找到依据不同类型文章的要素读懂读通文章的基本规律,进而形成运用文中语言材料组织答案的能力。

阅读能力的培养应注重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筛选的能力,二是对阅读材料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考生平时所阅读材料的内容大多是新鲜的,能否在短时间内了解和掌握更多的信息与学习效率有很大关系,因此,快速有效地阅读是语文学习应该着重培养的能力;阅读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在高考试卷中所占比例较大,也是高考考查的重点,在阅读练习中考生应该注意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联系,了解文章作者的观点和文章的中心思想,做到从整体上把握文章。

语言表达题,近两年主要考查扩展语句、压缩语段和选用、仿用、换用等能力,语言材料多来自现实生活甚至中学生的作文。这类试题多呈综合性,很少孤立考查某一个能力点;多呈开放性,答题需要一定程度的想象和联系能力。

作文复习主要不是听老师讲,而要靠自己写。在写中提高审题能力,提高运用来自生活中的材料表达真情实感的能力。同时要关注当前社会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积累写作材料。

在第二轮的复习中,也应加强对必考的古代诗文阅读的复习。本部分复习要坚持以下几条原则:

1.课本第一

吃透弄熟。各项知识构成一个前后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要通过点线面结合,记忆、分析、比较等多管齐下的方式,吃透弄熟课本知识的网络结构和深层含义。

抓好重点。考前要复习的内容面广量大,后期复习没有必要每点平均用力,学生要根据考纲的考查范围和要求以及自身的熟悉程度对复习内容进行衡量,抓住每一个考查范围中的重点知识。

2.效率至上

计划性强。考生对复习的内容要作全盘考虑和分解,针对各知识点制订短期计划。

方法灵活。如利用零碎时间复习文言虚词,因分散则容易掌握。

精选试题。概括说,就是“选、读、译”。“选”的关键是精。选好后不凭借任何辅助读物自己去读它,有读不懂的地方要善于“推导”和“借助”,就是“词不离句,句不离篇,前后推敲,整体把握”。“译”的关键是准确。

总之,学习文言文,目的是能够读懂浅显的文言文,了解文章的背景、写作意图、作者的观点倾向以及布局谋篇的特点等。

第五篇:新课标下的高中语文教学反思

新课标下的高中语文教学反思

学校:中牟四高

姓名:张海霞

新课标下的高中语文教学反思

中牟四高张海霞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这段时间笔者围绕着教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一番回顾和反思,现做一梳理。

语文在高考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在生活、工作中的作用更为重要。但是,教学中,我发现有些学生,读书的时间越久,语文学习的热情越低,尤其是到了高三,更是轻视语文学习,表现出种种消极心理。语文教育先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冲击,再有“语文费时又费力,学也无法得高分”的高考制约,后有“不懂英语与计算机是现代文盲”的观念打击。语文教育要走出低谷,怨天尤人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不断反思自我,瓶颈一破才会天地宽。新形势下的语文教学,我觉得必须走好三步:

第一步:渗透一个理念——语文教学生活化,学生生活语文化。

语文老前辈吕叔湘先生说过:“语文课和别的课不同,学生随时随地都有学语文的机会:逛马路,马路旁的广告牌;买东西,附带的说明书。到处都可以学习语文。”由此,我常在想:既然语文无处不在、语文无处不有,学习语文的条件得天独厚,学好语文理应小菜一碟。但事与愿违,不少学生对语文失去了兴趣。你让学生写写自己的父母,有的竟然也“横眉冷对方格纸,俯首甘咬钢笔头”,让你哭笑不得。症结究竟在哪里?反思我们的语文教学,我觉得:语文教学缺失生活,学生生活缺失语文。

在高考的背景下,很多语文课变成了习题课和考试课,一定程度上使语文失去了应有的人文性和情感性;以往,在成绩与排名的压力下,语文也渐渐失去了轻松与活跃的氛围,变得沉重与凝滞;在追求“效率”的名义下,语文删去了活动与场景,只剩下知识与思辨。在应试的背景下,学生认为语文只要上课听听讲,做做练习就万事大吉了;却不知道要学好语文的根源——在生活之中。学生不肯观察、感受、思考生活,势必降低了语文方面的认知能力。再者,学生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语文学科“厚积薄发”的特点。在花了时间,做了题目,却不能立竿见影的情况下,学生便在功利心的驱使下,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其他学科上。难怪学生时常诙谐地说:“语文,想说爱你真的不容易;数理化,我的的眼里只有你。” 在新形势下,语文教学要提升人气指数,我觉得渗透“语文教学生活化,学生生活语文化”的理念是首当其冲的。这虽然已经不是什么新的观念,但却是语文教学必须具有的语文教育观。

语文教学渗透“语文教学生活化,学生生活语文化”的理念,我觉得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以语文的形式对话生活,给学生提供一个大语文的学习环境,保证学生学习和历练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二是以生活的内容丰富语文,变平淡的生活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寒假让学生自创贺岁短信和迎春对联,我看就是很好的例子,这样能达到“从语文回归生活,再从生活升华语文内涵”的目的。这是新形势下语文教学必须走得第一步。

第二步:坚守两块阵地——阅读和写作。

有位语文专家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负责任的语文教师,只需教会学生两件事,一是阅读,二是写作。周国平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如果我是语文教师》,文章中说:“我没有当过中学教师,但我当过中学生。让我回顾一下,什么东西提高了我的语文水平,使我在后来的写作生涯中受益无穷,我发现是两样东西,一是读课外书的爱好,二是写日记的习惯。”专家就是不一般,三言两语便道出了语文学习的真谛。语文学科本身有“厚积薄发”的特点,讲究“课内打基础,课外练功夫”的方法。语文课外学习究竟应该练什么功夫?其实就是阅读和写作。当然,阅读和写作也是语文教学的真功夫。好多年啦!上海高考就是这样考查学生的,语文试卷只有两个大题,一个大题是阅读部分,另一个大题是作文部分,阅读和作文平分秋色,分别占80分和70分。再来反思我们的语文教学,实事求是的说:老师有点空就讲、学生有点空就练,阅读和写作这两块阵地坚守的确实不牢、不死。当前,河南大力实施素质教育,极力倡导将时间还给学生、将能力还给学生。我觉得实施素质教育对语文教学特别有利:以前,学生“两眼一睁,就开始竞争”,丝毫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现在,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自然而然阅读的时间也会多起来。“既然留得阅读在,学生就莫怕作文难啦!”。阅读,特别是课外阅读,可以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可以为学生铺垫一个良好的“精神底子”;可以促进学生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心灵富裕,热爱祖国语言的人。写作,可以帮助学生成为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成为一个富有爱心的人,成为一个能正确欣赏自我的人,成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的人。显而易见,阅读和写作对学生终身发展益处多多。所以说新形势下的语文教学必须坚守阅读和写作这两块阵地。

第三步:关注三种习惯——学习习惯、思考习惯和积累习惯。

国外研究表明,学生学习的好坏20%与智力因素有关,80%与信心、意志、习惯、性格等非智力因素有关。其中,习惯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从一个人的发展来说,习惯伴随着人的一生,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好的习惯是种能量,也是能量的储蓄。我觉得语文教学最值得关注的三种习惯就是学生学习的习惯、思考的习惯和积累的习惯。打开网页你会发现信息是按秒来更新的,学生的“教科书”就是现在的世界。语文教学不关注学生学习的习惯能行吗?就语文学科而言,学生学习的习惯应包括:说普通话的习惯、写规范字的习惯、查工具书的习惯、独立阅读和独立写作的习惯等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虽然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人类始终没有停止过思考,因为思考了才可能有思想,有了思想才可能有定力,内心才会真正强大起来。看来语文教学关注学生思考的习惯也是不言而喻的。“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语文学科包罗万象,浩瀚无边。这就要求语文教学还必须关注学生积累的习惯。

新课标下的语文教学必须渗透一个理念、坚守两块阵地、关注三种习惯。这就是我对语文教学的反思。行胜于言,在今后的教研工作中,我决心身体力行,矢志不渝,坚决落实到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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