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朝都邑探寻中华文明源头

第一篇：从王朝都邑探寻中华文明源头

从王朝都邑探寻中华文明源头

自殷墟发掘开始，有关商代的遗址不断被发现，比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都取得了重大收获。学术界对于商代文明的认识不断更新。那么，如何看待这些遗址间相互的关系？它们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参与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工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距离殷墟的科学发掘已经接近90年了，距离郑州商城的发现也已有60年。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历史悠久，我国有很多考古学家都为其倾注了大量心血。您怎么看待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贡献？

李伯谦：殷墟的发掘和郑州商城发掘的意义应当放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中来看，我说的考古学就是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

殷墟的发掘自1928年开始，在此之前，学界兴起了一股疑古思潮，把司马迁构建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这样的古史观破坏了。这就涉及一个如何重建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觉得只有走考古学之路。因此，在1926年李济发现山西夏县的西阴村，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就成立了考古组，开始了殷墟的发掘。经由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大家认识到这就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国都所在地。这样，就把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的历史从传说变成了信史。

1955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发现郑州商城并进行了发掘。明确的地层关系证明，郑州商城属于二里岗时期，也就是商代早期的城，其年代要比殷墟早。邹衡先生认为它可能就是商汤所建的亳都。1983年又发现了偃师商城，我们认为其年代可能要比郑州商城稍晚一点。

这些遗址的发现，把商前期的历史由传说变成了信史。这非常重要，因为根据《史记》和其他一些先秦文献的记载，在商之前还有夏，如果我们找到并确定了商朝最早的国都所在地，了解它的面貌，我们就能找到一个定点，由此可以往前追溯夏是否存在，夏的遗迹是怎样的。

这样就可以与1959年开始的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联系起来，如果它是夏文化，这些遗址的发现就共同把夏商以来的历史串联起来了，这为我们国家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国家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材料。所以，回顾郑州商城的发现以及偃师商城的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它们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发现，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还是很渺茫的。现在我们可以说，夏商周的历史都是可信的，不再像过去认为的都是传说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殷墟的发掘历史最为悠久，也最为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还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李伯谦：殷墟的发掘到现在已经快90年了，取得的成绩非常巨大，但对殷墟的认识，我认为还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殷墟作为商代最后一个国都，有273年的历史，没有再迁徙。城里居民的构成如何？来源如何？这些都是问题。比如，在殷墟的一些墓葬区里出土的有族徽的青铜器，这些族徽在甲骨文中也能看到。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分析出这些族人如何分布？为何来到国都？这些都是可以继续研究的方向。另外，对整个殷墟布局的认识也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提出，最近几年关于商代考古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有突破性的发现，商代考古处于比较沉寂的状态，您怎么认识商代考古的现状呢？

李伯谦：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学术热点的问题都取决于两点。正如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提到的：一是有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二是有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为什么之前在大家的印象中，有关夏商考古的讨论很活跃呢？那是因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相继被发现，两者谁早谁晚，究竟谁是最早的国都，这个问题非常重大，所以引起了学术界一致的关注，讨论非常多。

目前，我觉得无论是对郑州商城还是偃师商城，都还有继续做工作、深入研究的必要。商代考古看似进入了一个沉寂的时期，这其实也是消化材料、思考问题的必经阶段，未来伴随新的考古发现，还会有新的热点问题出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现，是不是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也有帮助？

李伯谦：当然有帮助，郑州商城宫城城墙的发现以及处于宫城内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很重要，它的年代应该是比较早的，甚至有些可能是在夏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根据文献记载，商灭夏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是在扫清夏的外围以后，才灭掉夏，然后又回到亳这个地方建立都城。如果弄清这个过程，就可以进一步确立夏商分界的标准，这一点还需要细致的工作。现在关于夏商分界问题意见不太一致，究竟是在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下层之间，还是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间是有争论的。这一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郑州商城的进一步发掘，也取决于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的进一步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在郑州周边有很多小的遗址被发现，比如东赵遗址、望京楼遗址等，其规模可能并没有殷墟那么大，但是这种小的发现对整个夏商研究的意义何在？

李伯谦：东赵遗址确实是很重要的发现。比如现在在那里发现了二里岗时期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但是没有发现相应的城墙，这就是个问题。为什么在距离郑州商城有相当距离的东赵会出现这么大的建筑基址？它的性质是什么？这很值得思考，未来也会引起很多讨论。

此外，在东赵还发现了一个二里头时期的城，最近几年发现了好几处类似的遗址，比如大师姑遗址、望京楼遗址，为什么在二里头晚期的时候这个地方有这些城？它和郑州商城的兴起有什么关系？和二里头遗址又是什么关系？这都值得思考。当然，早于二里头的新砦期城址的发现也非常值得关注。根据我们的研究，新砦期遗存是“夷羿代夏”时期的遗存，它在这里发现就与巩义的花地嘴遗址联系了起来，这正是来自东方的夷人向夏的政治中心二里头进军路线上留下的遗迹证据。还有，二里头一期遗存打破了新砦期城地层关系的发现，这一发现，证明了新砦期确实早于二里头。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年来，关于商代考古有哪些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包括前几年讨论比较多的夏商分界问题，您如何看待其后续的研究？

李伯谦：夏商分界的问题，我想还是要继续讨论下去。最近，由于二里头遗址不断有新发现，特别是发现了一些二里头四期的宫殿建筑基址，因此，有人提出二里头四期没有衰落。如果是这样，就牵涉到二里头四期和郑州商城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讨论的。

另外，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的关系问题也有争论。过去安金槐先生认为郑州商城是隞都，现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旭提出，小双桥遗址才是隞都，郑州商城不是隞都，是亳都。孰是孰非，这就需要依靠小双桥遗址和郑州商城的进一步发掘。

由此引出另一问题，商朝建国之后到盘庚迁殷之间，经过了九世之乱，其间频繁迁都，包括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等。这些都城究竟在哪儿也需要继续探索。比如奄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没有找到。文献记载它是在曲阜，可是曲阜没有发现和它相对应的同时期的遗存，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商朝几个都城的迁徙过程还需要继续理清楚。

此外，商人和周围不同的族群都发生过复杂的联系，比如商王武丁就曾率军对外征伐。这些材料既要取决于商系统的考古继续进行，也涉及同时期周边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比如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山东大辛庄遗址的发现，以及山西、陕西的相关发现，都为研究商王朝和周边的关系，商人和商势力的发展，以及文化之间的融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如果考古发现能够不断补充这些材料，我们就能进一步弄清楚华夏文化是如何交汇、融合并发展壮大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商代考古在整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地位是怎样的？其重要性如何？

李伯谦：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一直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它都是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只有把它弄清楚，才能对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有更清晰的了解。比如到商代这个时期，特别是商代晚期，想要知道中华文明是怎样的面貌，就必须拿出具体的材料，而王朝的都邑当然最重要。所以，我们觉得对殷墟的认识和了解，对研究中国国家的结构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这个工作可能难以深入下去。

第二篇：孙妙凝：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独家报道《从王朝都邑探寻中华文明源头》

从王朝都邑探寻中华文明源头

——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2015年08月14日 14: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妙凝

自殷墟发掘开始，有关商代的遗址不断被发现，比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都取得了重大收获。学术界对于商代文明的认识不断更新。那么，如何看待这些遗址间相互的关系？它们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参与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工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距离殷墟的科学发掘已经接近90年了，距离郑州商城的发现也已有60年。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历史悠久，我国有很多考古学家都为其倾注了大量心血。您怎么看待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贡献？

李伯谦：殷墟的发掘和郑州商城发掘的意义应当放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中来看，我说的考古学就是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

殷墟的发掘自1928年开始，在此之前，学界兴起了一股疑古思潮，把司马迁构建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这样的古史观破坏了。这就涉及一个如何重建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觉得只有走考古学之路。因此，在1926年李济发现山西夏县的西阴村，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就成立了考古组，开始了殷墟的发掘。经由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大家认识到这就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国都所在地。这样，就把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的历史从传说变成了信史。

1955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发现郑州商城并进行了发掘。明确的地层关系证明，郑州商城属于二里岗时期，也就是商代早期的城，其年代要比殷墟早。邹衡先生认为它可能就是商汤所建的亳都。1983年又发现了偃师商城，我们认为其年代可能要比郑州商城稍晚一点。这些遗址的发现，把商前期的历史由传说变成了信史。这非常重要，因为根据《史记》和其他一些先秦文献的记载，在商之前还有夏，如果我们找到并确定了商朝最早的国都所在地，了解它的面貌，我们就能找到一个定点，由此可以往前追溯夏是否存在，夏的遗迹是怎样的。

这样就可以与1959年开始的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联系起来，如果它是夏文化，这些遗址的发现就共同把夏商以来的历史串联起来了，这为我们国家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国家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材料。所以，回顾郑州商城的发现以及偃师商城的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它们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发现，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还是很渺茫的。现在我们可以说，夏商周的历史都是可信的，不再像过去认为的都是传说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殷墟的发掘历史最为悠久，也最为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还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李伯谦：殷墟的发掘到现在已经快90年了，取得的成绩非常巨大，但对殷墟的认识，我认为还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殷墟作为商代最后一个国都，有273年的历史，没有再迁徙。城里居民的构成如何？来源如何？这些都是问题。比如，在殷墟的一些墓葬区里出土的有族徽的青铜器，这些族徽在甲骨文中也能看到。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分析出这些族人如何分布？为何来到国都？这些都是可以继续研究的方向。另外，对整个殷墟布局的认识也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提出，最近几年关于商代考古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有突破性的发现，商代考古处于比较沉寂的状态，您怎么认识商代考古的现状呢？

李伯谦：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学术热点的问题都取决于两点。正如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提到的：一是有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二是有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为什么之前在大家的印象中，有关夏商考古的讨论很活跃呢？那是因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相继被发现，两者谁早谁晚，究竟谁是最早的国都，这个问题非常重大，所以引起了学术界一致的关注，讨论非常多。

目前，我觉得无论是对郑州商城还是偃师商城，都还有继续做工作、深入研究的必要。商代考古看似进入了一个沉寂的时期，这其实也是消化材料、思考问题的必经阶段，未来伴随新的考古发现，还会有新的热点问题出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现，是不是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也有帮助？

李伯谦：当然有帮助，郑州商城宫城城墙的发现以及处于宫城内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很重要，它的年代应该是比较早的，甚至有些可能是在夏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根据文献记载，商灭夏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是在扫清夏的外围以后，才灭掉夏，然后又回到亳这个地方建立都城。如果弄清这个过程，就可以进一步确立夏商分界的标准，这一点还需要细致的工作。现在关于夏商分界问题意见不太一致，究竟是在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下层之间，还是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间是有争论的。这一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郑州商城的进一步发掘，也取决于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的进一步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在郑州周边有很多小的遗址被发现，比如东赵遗址、望京楼遗址等，其规模可能并没有殷墟那么大，但是这种小的发现对整个夏商研究的意义何在？

李伯谦：东赵遗址确实是很重要的发现。比如现在在那里发现了二里岗时期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但是没有发现相应的城墙，这就是个问题。为什么在距离郑州商城有相当距离的东赵会出现这么大的建筑基址？它的性质是什么？这很值得思考，未来也会引起很多讨论。

此外，在东赵还发现了一个二里头时期的城，最近几年发现了好几处类似的遗址，比如大师姑遗址、望京楼遗址，为什么在二里头晚期的时候这个地方有这些城？它和郑州商城的兴起有什么关系？和二里头遗址又是什么关系？这都值得思考。当然，早于二里头的新砦期城址的发现也非常值得关注。根据我们的研究，新砦期遗存是“夷羿代夏”时期的遗存，它在这里发现就与巩义的花地嘴遗址联系了起来，这正是来自东方的夷人向夏的政治中心二里头进军路线上留下的遗迹证据。还有，二里头一期遗存打破了新砦期城地层关系的发现，这一发现，证明了新砦期确实早于二里头。《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年来，关于商代考古有哪些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包括前几年讨论比较多的夏商分界问题，您如何看待其后续的研究？

李伯谦：夏商分界的问题，我想还是要继续讨论下去。最近，由于二里头遗址不断有新发现，特别是发现了一些二里头四期的宫殿建筑基址，因此，有人提出二里头四期没有衰落。如果是这样，就牵涉到二里头四期和郑州商城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讨论的。

另外，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的关系问题也有争论。过去安金槐先生认为郑州商城是隞都，现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旭提出，小双桥遗址才是隞都，郑州商城不是隞都，是亳都。孰是孰非，这就需要依靠小双桥遗址和郑州商城的进一步发掘。

由此引出另一问题，商朝建国之后到盘庚迁殷之间，经过了九世之乱，其间频繁迁都，包括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等。这些都城究竟在哪儿也需要继续探索。比如奄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没有找到。文献记载它是在曲阜，可是曲阜没有发现和它相对应的同时期的遗存，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商朝几个都城的迁徙过程还需要继续理清楚。

此外，商人和周围不同的族群都发生过复杂的联系，比如商王武丁就曾率军对外征伐。这些材料既要取决于商系统的考古继续进行，也涉及同时期周边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比如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山东大辛庄遗址的发现，以及山西、陕西的相关发现，都为研究商王朝和周边的关系，商人和商势力的发展，以及文化之间的融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如果考古发现能够不断补充这些材料，我们就能进一步弄清楚华夏文化是如何交汇、融合并发展壮大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商代考古在整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地位是怎样的？其重要性如何？

李伯谦：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一直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它都是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只有把它弄清楚，才能对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有更清晰的了解。比如到商代这个时期，特别是商代晚期，想要知道中华文明是怎样的面貌，就必须拿出具体的材料，而王朝的都邑当然最重要。所以，我们觉得对殷墟的认识和了解，对研究中国国家的结构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这个工作可能难以深入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孙妙凝

第三篇：从《一代宗师》探寻八卦掌

从《一代宗师》探寻八卦掌

虽然已经上映一年有余，王家卫历时八年拍摄的功夫片《一代宗师》依然风光无限。在金马奖、金鸡奖、华表奖、亚洲电影大奖、亚太影展等众多电影节屡获佳绩后，前不久第33届香港电影节上，《一代宗师》又成为了创纪录的大赢家，包揽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最佳摄影等12个奖项，超过了《甜蜜蜜》《寒战》在金像奖上创下的9项大奖纪录。

“八年筹备，三年拍摄”，王家卫以一部《一代宗师》表达了他对民国武林的敬意。从最初拍摄“叶问传”的想法，经过三年走访全国各地百余位武林门派传人后，他的创作思路不再局限于叶问的“咏春”一门，而是由“一条街”扩展成了“一个时代”。并从“精武会”、“中华武士会”，到“中央国术馆”、“两广国术馆”，一路探访下来，将“五虎下江南”、“北拳南传”设置为故事背景，由此确立了影片“南北武林、四大拳派”的基本格局：即以咏春、八极、八卦、形意为基本脉络，构建起民国武林的全貌。

八卦掌的起源

影片中所描述的民国武林，尽管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但与真实情况相比仍有很大区别。章子怡饰演的宫二，原名宫若梅，是来自北方的八卦掌宗师宫羽田的独生女。据编剧徐皓峰介绍：“八卦掌里，专有宫家一门，是八卦掌中尹氏八卦的一支。但影片中的宫家并没有采用这一支的史实，而是借用了中华武士会的一些典故，比如奉独行道的不是宫家，恰恰是影片中宫老爷子所说‘我接了大师兄李存义的班’的李存义。”

八卦掌的来源由于资料缺乏已无从考证，一般都把它归之于清朝咸丰年间的武术家董海川。徐皓峰所说的“宫家”，应该是指董海川大弟子尹福的徒弟宫宝田，山东乳山县人。而他所说的“尹氏”，则是指尹福传下来的一支。

董海川生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卒于1882年，河北文安县人。相传，他26岁时家中变故，离家出走，远游吴越巴蜀，以武访友。后来跟随九华山的道人修道，在修道的过程中，系统全面地参研易理，创立了八卦掌。

董海川下山后，途经河南，路见不平，出手误伤了人而遭官府通缉。为了避难，董海川来到北京，经过尹福父亲的朋友举荐，董海川得以进入肃王府，而后进入皇宫。从此，董海川名声大震，授徒日多。据《万安公墓董海川墓志铭》所载的传人有69人，著名的有尹福、程廷华、马维祺、史纪栋、宋长荣、宋永祥、魏吉祥、樊志涌、谷步云、刘宝真、梁振蒲、刘凤春、司元功等。

由于他的弟子多为带艺投师，所以传承下来，各支系的区别很大。如尹福从小就学习“弹腿”、“罗汉拳”等，练就了良好的武术功底。此后他拜在董海川门下，将此前所学融入了八卦掌，致使他的拳法特点是四指并拢扣拇指，直腕沉肘，后人称为牛舌掌、一气贯通掌；步法自然，不大掰大扣，腿法多，以推、托、带、领、搬、扣、批、进八个字而概括；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讲究手、眼、身、步、气力合一，崩弹力多，其敏捷如打闪纫针，讲借劲使劲，以巧破千斤；每个劲都出自于腰，手到步到，圆直相合，直圆换用，劲力以干冷劲为主，被后人称之为尹氏八卦掌。

流传更广的程氏八卦掌，是由程廷华所传。程廷华自幼爱好武术，精通摔跤，因生计入京为学徒，后在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四条开设眼镜铺，绰号“眼镜程”。当时董海川在肃王府当差，以武艺闻名北京，在尹福的引荐下，程廷华上门挑战，大败，心悦诚服求其收为弟子，在师兄弟中排行第三。因此，程氏八卦掌是屈腿趟泥，横开直入，拧翻走转，舒展稳健，劲力沉实，刚柔相济，善摆扣步，掌式的运转曲线圆活，弧度较大，千回百折，螺旋力层出不穷，拧裹劲变化万千。

此外，八卦掌还有史纪栋传下的史氏八卦掌、梁振蒲传梁氏八卦掌等。不过，虽然第二代八卦掌的传承各不相同，但八卦掌从来没有人独立门户，即使是尹福、程廷华在世时，也只称为“支”，如尹福被称为“东城支”，程廷华被称为“南城支”。现在这种“氏”的叫法，据说是从太极拳学来的。

形意、八卦不分家的渊源

编剧徐皓峰所说的“宫家”，即尹福的弟子之一宫宝田。据说，尹福艺成之后，曾任崇外税务司巡检、善扑营教习，后经满人佛音尼布（汉名叶潜）举荐，供职皇宫，担任侍卫，宫女、太监皆称其为老师。传说他曾担任光绪皇帝的武术教师，但缺少直接证据，有待考证。因为他身形瘦长，外表斯文，而有“瘦尹”的绰号。他身处皇宫之中，行事低调，弟子多为皇宫侍卫，他也负责教导许多皇族成员武功。清帝退位后，尹福也隐居民间，故此尹氏八卦掌传世不多，其中有马贵、居庆元、崔振东、何金奎、杨俊峰、曹钟升、门宝珍、曾增启、宫宝田、刘庆福、尹玉章等。

宫宝田是威海乳山县人，因家境贫寒，经远亲介绍在北京元亨利米行当学徒，捣米、送销。因常去王府送米，遇到尹福为府兵操练，便驻足观看，久而久之，被尹福收为徒弟。

1892年，宫宝田应召入宫，任护卫首领，诰封四品带刀侍卫。1905年，经过庚子之乱的宫宝田，称病告假还乡，先后到过东北三省、山东各地。1922年，军阀张作霖仰慕宫宝田之名，派人到乳山，恭请宫宝田前往，委任他担任东三省武术裁判总长、东三省巡阅使、三军总教练兼大帅贴身保镖。1928年张作霖死后，宫宝田执意辞职还乡，面向乳山、烟台、黄县、牟平、海阳等地收徒传艺。

影片上映之前，曾公布了一部记述影片拍摄过程的纪录片，片中梁朝伟、章子怡、张震等几位主演一直在苦练武功，而陪同章子怡练武的著名武打演员戈春艳，所练却是程氏八卦掌。章子怡在影片中的招式、架势，也都是程氏八卦掌的动作。所以，将影片原型说成是尹氏八卦传人宫宝田，显得有点儿张冠李戴。

影片刚开场时，宫羽田在金楼曾有一段自白：“我这辈子就成了三件事：合并了形意门和八卦门；接了我大师兄（李存义）的班主事中华武士会，联合了通背、炮锤、太极、燕青等十几个门派加入；最后促成北方拳师南下传艺，民国十八年，两广国术馆成立，五虎下江南就是我和李任潮先生在金楼谈定的。”其中“形意、八卦不分家”的说法，倒是确有此事，且也是程氏八卦掌的传承。

据说，程廷华家住南城，且开设眼镜铺，常与街面上的人往来。他与北京城内外的江湖人士来往密切，其中天津形意拳名家李存义与他交情甚好。以至于二人经常切磋，李存义甚至让门下弟子向他习艺，其中还有他的同门师弟张占魁。

张占魁，河北河间县人，早年曾学习少林拳。光绪三年，家乡大旱，为求生计至天津以贩卖瓜果为生，结识李存义，并结为异姓兄弟，在李存义的介绍下，拜刘奇兰为师，习形意拳。1881年，因李存义介绍而结识程廷华，隔年，董海川逝世，张占魁在董海川坟前递帖，具弟子礼，由程廷华代收，并代师传艺，张占魁于是得以列名在八卦掌门下。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京城，程廷华遭枪击身亡。张占魁回到天津，被特聘为天津营武处出班首领，惩恶扬善。1919年，中华武士会由于传统武行的宗派恶习而人心涣散。加上大弟子韩慕侠自称在九华山寻到董海川的师弟应天文，学的“反八卦”技巧，引起张占魁的不满。在一次拳术的切磋中，师徒二人各不相让。韩凭借年轻步步进逼，张占魁突发一掌击中韩的胸侧，使韩呕出一口鲜血。此后，韩慕侠脱离武士会另设韩慕侠拳术专馆。虽然张、韩师徒后来和好，可“中华武士会”这块牌匾却已名存实亡了。

如此看来，虽然影片中讲述的是宫家一脉，但张占魁、韩慕侠师徒的恩怨更像是故事原型。

其实，早在1894年，程廷华就与形意拳家刘伟祥、耿继书和太极拳家刘德宽等在北京共议，希望能“合太极、八卦、形意三门为一家，从此时起，这三门拳术，即不分地域的界限。练此拳者，也可兼练他种拳术，并且可以互相授受”。

曾随程廷华研习过八卦掌的著名武术家孙禄堂为“三家合一”做出过极大贡献。孙禄堂早年精研形意拳，师从李魁元，复从郭云深。后从程廷华研习八卦掌，多有心得。1912年，孙禄堂在北京遇太极名家郝为真。郝也将自己所习太极拳之心得传于孙禄堂。此时的孙禄堂，武功卓绝，德高望重，誉满京城。1918年孙禄堂终于将三家合冶一炉，融会贯通，革故鼎新，创立了孙氏太极拳，卓然自成一家。他曾著有《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太极拳学》、《拳意述真》、《八卦剑学》等流传于世。

民间习惯将太极、形意、八卦称为中国三大内家拳。然而，关于内家拳，在民间仍存在着误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内家拳”这个说法的是黄宗羲。他在《王征南墓志铭》中，第一次用到“内家拳”这个词：“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扑，故别少林为外家。”有人发现，我们今天所称为内家拳的太极、形意、八卦，似乎都不符合黄宗羲关于内家拳特点的描述。因此有人认为，内家拳指的是本土产生的武术，是相对于少林这种源于佛教的武术而言。太极、形意、八卦均源于道家，是土生土长的拳术，故称之为“内家”。

而《王征南墓志铭》中所说的“内家”，即专指浙东、宁波一带流传拳术，名为鹅头颈拳，也称作南兵拳。看来，现在人们所称“内家拳”，是被人们大而化之了。

拳术在热兵器时代的衰落

近年来我们看到许多影视作品，热衷于表现民国时期的武林神话，塑造无敌于天下的武林英雄，影片《一代宗师》只是一例。很多香港功夫片都喜欢在此用力，包括黄飞鸿、霍元甲、叶问在内的功夫大师，都寄托着国人无尽的心理期待和想象。就像武术在民国时期得到政府的重视而加以弘扬一样，影视作品所造就的民国武林的“辉煌”，主要还是满足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的需要，长期处于心理弱势的民族，似乎特别需要在荧屏上把他的敌人打个落花流水。

事实上，热兵器时代的到来，自然伴随着冷兵器的没落，武术不能也不必再承担战场上较量的使命，它在这方面的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习武健身的功能。记得冯骥才在小说《神鞭》中曾让主人公说过，你出手再快，还能比枪子儿快吗？被称为“神鞭”的那条大辫子，最后也是被枪子儿打断的。这里已经预示了拳术、功夫在新时代的处境和命运。很显然，当下无论武侠小说，还是功夫片，都喜欢对武术、侠客做各种幻想，其实只是百余年来以“国术救国”的自我安慰罢了。这些并不能改变武术的真实命运，“刀枪不入”终将在面对“洋枪洋炮”时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并非所有写到武术家的作品都是这种意淫式的创作。老舍先生的《断魂枪》，可能是最早对武术家生存困境进行反思的作品。他的这篇小说表达了民国时期一代武术家孤独与没落的情怀。老舍笔下的沙子龙曾拥有威震西北的“五虎断魂枪”绝技和“神枪沙子龙”的英名，有过辉煌的走镖事业，但这些作为古老文化的组成部分，已经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侵入而成为过去，成为老舍的向往和回忆：“枣红色多穗的镖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这个时代“走镖已没有饭吃”，于是，沙子龙只得顺应潮流，将镖局改成客栈，白天不练武，但其内心深处却仍视武艺为最爱，常在夜间关好小院门，独自拿起枪来熟习、欣赏、叹息，并固守绝技不传，用精神自卫来与时代较劲，以平衡内心对往昔的留恋和现实的失落。

第四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2009-11-16

简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从2006年初到2008年底,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空间范围扩大到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辽河流域,研究的时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打小起,我们就接受了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这样的事实,并为能够生于这样的国度而骄傲。长大后才知道,我们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最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这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竟成为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的追问。

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年8月2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周刊以此为封面专题,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

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第三阶段的工作即将开始,世界和中国都想知道,经过8年的探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多少。

二里头:最早“中国”的雏形

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在金文或青铜器铭文中,国字的原始字形作“戈”加“口”,戈是声符,有执戈守城之意,口表示城邑。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河南偃师的二里头,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在麦田覆盖的地下,掩藏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国》中如是说。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时发现的。1928年起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认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从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历史,殷墟精湛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也不会从天而降。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

从1999年起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说,文明形成的标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物质形态的标志包括城市、文字、青铜器以及礼器,社会形态的层面包括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以及国家、王朝。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在二里头被认为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仅见于陶器和骨器。对于它们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身份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是待解之谜。”许宏说:“二里头无论是夏晚期还是商早期,都不妨碍它是最早的中国的雏形。”

满天星斗:最早“中国”之前的状态

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二里头所呈现的也是相当成熟的文明,应该也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可以抵达的。那么,在这个最早的中国之前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

10月24日,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动工。这也是一个让中国考古人振奋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在辽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相似。随葬种类丰富、玉器制作精致的贵族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为触摸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考古人员对有着8000多年历史的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进行了近10次考古挖掘。他们在这里发现了粟和黍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玉器。黍的发现为世界上悬而未决的黍的起源地提供了线索,而玉器的发现也拉近了该地区与文明的距离。

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有一泓静谧的水域叫贾湖。载入史册的贾湖骨笛就是以此地命名的。2001年4月,考古人员在对遗址进行第七次发掘时发现了一支二孔骨笛。它呈棕黄色,两端刻有规则的菱形花纹,花纹细如发丝。经测定,这支骨笛被认定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经创造了发达的音乐文明。

还有山西陶寺遗址,已经出土的千余座墓葬呈现出了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阶级社会的特征十分明显,比如约90%的墓葬里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随葬品;另有不到10%的墓葬里有几十件随葬品;在不到1%的大墓里,不但有棺材,而且随葬品多达上百件,其中还有像龙纹盘、鼍鼓、石磬等贵重物品。这里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建筑。据记载,尧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等历法的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印证了文献所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这表明该区域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

还有2007年在长江流域下游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这个古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间)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这个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国的首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良渚文化就不仅仅是史前文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并且早于夏代。

王巍一直认同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满天星斗”说,即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把公元前3500年作为研究的起点,王巍说,就是考虑到那个时段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复杂化倾向,同时,在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

域也都开始了这个进程,出现了等级或阶级分化,早期中国文明在这时已经初露端倪。但这满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闪烁如何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

王巍非常喜欢“汇聚”和“辐射”这两个动词。他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模式。在新石器时期的龙山时代,是以各地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为主,从山西的陶寺文化可以看到来自各地的影响。到了二里头文化,情况有了明显变化,表现为以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周强烈辐射为主。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牙璋在香港和越南都有出土,在内蒙古东南部赤峰地区的大甸子墓地,也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酒器。在文明的早期就出现这样的交汇通道,可见当时文化的生命力有多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陈星灿介绍说,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先后存在过四种观点,从最初的“西来说”发展到“东西对立说”,上世纪50年代“中原中心说”成为主流,而现在更多的人认同“多元一体说”。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黄河是中华文明惟一的摇篮,但满天星斗的说法宣告了这一观念的终结,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区域性、不平衡的发展态势。

在文明探源的过程中,东胡、山戎、北狄、羌人、西戎、巴、蜀等部族的文化遗存也不断被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早期中国各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也为探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王巍说,文明探源不是为了重现当年的辉煌,而是要发现细节,要关注几大区域的文化是如何汇聚成中原文明的,中原的文明又是怎样辐射到其它区域,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格局是怎样形成的?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仅靠一己之力显然难以完成。考古挖掘也许可以搭起一个框架,但多学科的参与尤其是科技考古却可以填充细节,让文明史丰满起来,有血有肉。

以二里头为代表的文化何以成为“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袁靖解释,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在文明探源工程中设立了技术与经济、环境两个课题。研究发现,农业及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文明的走向有巨大的影响。

在中原地区,公元前2500年之后,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包括猪、牛、羊等。这种多元化的经济模式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人类活动的区域集中在黄土台地,受洪水的影响不大。

辽西地区,其纬度位置较高,气候变冷极易对农业产生致命性的打击。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单纯的水稻为主,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在气候波动和水患频繁的双重冲击下,人类活动极易受到影响。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气候波动,对各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演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盛转衰,位于黄河中游的文化强势崛起。

王巍说,一个区域的文化有高峰也有低谷,在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中主因是什么?文明的衰落与信仰有没有关系?这些研究对于当代的文明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互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动力

记者问王巍,在整个探源工程中,一个考古工作者的贡献有多大?他认为,考古学家对于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像对陶寺、二里头、红山、良渚等重要遗址的再发现、再研究,如果没有新的发现,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不会有大的进展的。

在研究过程中,王巍发现,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文明、即使是早期文明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经济技术的发展,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出现剩余产品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一部分人脱离劳动而成为专职管理人员的可能。那么,这个地区就肯定不

会出现文明。凡是文明起源较早的区域,该地区的史前经济发展都是较快的。反之,史前时期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地区,文明化进程也较为迟缓。

在文明探源工程中,通过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也确认了小麦、绵羊、山羊等并非本土的产物,而是来自中亚或东亚。王巍说,这说明中华文明虽然是独立起源的文明,但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在它刚开始形成时就存在。各区域之间人群及其文化的互动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也是在互相促进、学习、吸收、竞争中形成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中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类的背景中来研究,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目前,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还有很多的断裂之处和未解之谜,今后的工作就是试图接上这些断了的链条。历史书上一行字的改写都需要科学家付出千倍的努力。

王巍最后强调,我们目前所套用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关于社会进化方面的研究的表述上有无可比拟的长处。但中国古代固有的一些概念,比如邦、城、国、氏、姓等等,在文明起源的讨论和表述上也许更有优势。文明探源工程也许会促使中国学者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文明的话语表达体系,真能如此将是对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大贡献。

第五篇：从源头预防腐败

嘎拉牙林场党总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不廉洁行为。日前，金河林业局森调大队让每名党员干部都签定一份《廉洁自律承诺书》，承诺做一名崇尚廉洁的党员干部。

嘎拉牙林场党总支通过召开全队党员动员大会，举办政治理论学习班，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政若干准则》、《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有关廉政文件，并组织收看警示教育片，采取分组讨论的方法，立足本职查找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要求党员干部和家庭成员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家庭助廉承诺书》。认真贯彻林业局纪委及大队党总支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要求和各项制度，贯彻落实“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依法从业，严格自律，规范言行，坚决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政治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真正做到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嘎拉牙林场党总支

2011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