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媒介与公众对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认识与责任研究

第一篇：政府、媒介与公众对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认识与责任研究

政府、媒介与公众对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认识与责任研究

董志英

摘 要：公共危机开始朝着常态化方向发展，其常态化趋势有其形成的必然因素。全球化、风险社会和非传统安全等产生了很多公共危机，面对日趋常态化的公共危机，作为政府、媒介与公众，应与时俱进，正确认识公共危机的常态化，弄清常态管理与危机常态管理的区别，从而承担起各自应有的责任。

关键词：公共危机；常态化；认识与责任

一、公共危机相关概念的界定

近年来，国际范围内危机事件的发生频率呈明显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在我国也不断出现，其频发度和危害性亦呈明显上升趋势。“9·11”事件及“非典”事件的发生，使公共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极大关注。

1、公共危机概念探析

近年来，各类危机事件频繁发生，“9·11”事件，SARS病毒，印度洋海啸,中国汶川地震，日本“3·11”事件。这些都在告诫我们，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命财产、共同利益和稳定性的公共危机，正以一种常态化趋势呈现。对于危机的理解学界们各抒己见，其中被普遍接受的是美国学者罗森塔尔的观点，他认为危机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做出的关键性决策的事件。[1]与危机相比，公共危机是主要以公共领域为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需要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或者公共组织甚至公民个人参与应对的突发的紧急状态。由此我们知道，公共危机是一种突发的、非常规出现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共利益受到极大损害，需要以公共部门为核心，非公共部门甚至公民个人广泛参与应对的紧急状态。

2、对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认识 迄今为止，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初步的危机应对体系,从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到预案的出台，再到法律的出台，这一系列的危机管理法律法规的出台大大加强了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率，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共危机正以一种蝴蝶效应般态势进行着一系列的活动，其变化日趋于常态化。为此，作为应对主体的政府、媒介与公众，更应该明确公共危机常态化的含义。从公共危机常态化从形成因素上讲，我们认为公共危机常态化是指由于全球化、风险社会、社会转型、非传统安全等因素的存在与常态化发展，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健全与完善，孕育而生的一种常态化的公共危机状态。

二、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的形成因素

自“9·11事件”及SARS疾病至今，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如蝴蝶效应般，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扇而不可收拾。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所致，公共危机常态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理论视角分析，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有其必然性因素，全球化、风险社会、非传统安全、社会转型以及危机管理等因素促成了其常态化的发展。

1、风险社会催生了公共危机的常态化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此后，许多学者在论述公共危机时很自然地将其与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大量的风险都是在讨论可能发生的危机，所以风险社会主要是在讨论可能发生的公共危机。现今，我们进行着各种科技创新性的活动，不断取得着前所未有的成果，创造着不可预知的新社会，向着更高的要求迈进。但与此同时，各个领域的风险也纷纷涌现，危及着人类整体利益。种种的风险将不可避免地孕育着危及人类整体利益的公共危机的到来。风险的常态化趋势也就催化着公共危机的常态化趋势。

2、全球化加快了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蔓延速度

随着各种电子媒介的出现，各种现代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地球村。全球化趋势不言其中。它是一种广泛、深入的变革，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教育等几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其影响的全球性，波及着整个人类。全球化是公共危机常态化的基础，全球化的连接，促进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并且促成了风险社会的规模，从而进一步演化为全球性的危机。为应对危机，国际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剧全球化的进程，这也为危机的全球化蔓延做好了铺垫，这种循环往复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趋势。

3、非传统安全奠定了公共危机常态化的量的积累

非传统安全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众多，除军事武力安全之外，包括自然灾害、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多方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各国关注的焦点一直在变化，但人口，粮食，环境，经济的安全一直是关注的焦点，这也是而非传统安全关注的焦点所在。这些问题一旦处理不当，便会引发连锁反应，形成全球性的公共危机。它们并非间断性发生，而是长期性存在的问题，呈现着常态化的发展趋势。可见，非传统安全理论下不断涌现的个案发生为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做好了铺垫和量的积累。

4、社会转型奠定了公共危机常态化管理的时代背景

从1992年开始，社会转型概念引起了学术热潮，体制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形态的变迁，很好的诠释着当时的社会转变。近年来，社会转型的表现更加深刻，如中国家加入了世贸，迎来了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结构复杂；人口问题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和能源问题等等。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内如此多的重要转变同时出现，其难度之大和风险之高都是所有国家以往未曾遇到过的。转型期引发的问题有些可能已经在某些方面引发了公共危机，有些方面正潜在着公共危机。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危机是多层次的，无论哪一种，在中国出现都会是大问题。总体来看，转型期中国可能面临的公共危机是常态的，因此有必要建立常态的应对体系。

5、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朝着常态化方向发展

自9·11事件和非典事件后，世界各国对公共危机的认识开始逐渐加深，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接连不断，我们从中看到政府、媒介和公众的危机意识在不断加强，危机管理理论不断深入人心，并不断被实践所证明。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从中我们看到公共危机的巨大破坏性，但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我们看到了危机管理能力在不断强化，从日本的3·11事件我们看到危机应对体系的不断完善。危机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应着全球化、风险社会和非传统安全等因素的存在而存在的，是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各国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公共危机的常态化发展趋势。所以这更足以说明伴随着公共危机的常态化趋势，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也在不断地朝着常态化趋势发展。

三、政府、媒介与公众对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责任

公共危机事件从发生到解决的过程考验着政府的行政效率，处理问题的公信力；监督着媒介对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及时性、高效性和准确性；同时，面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化趋势，作为备受公共危机影响的公众，更意识到其常态化趋势的严峻性，对公共利益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损害的严重性。为此，作为公共危机应对主体的政府、媒介与公众，应该树立起正确的危机意识，承担起应对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责任。

1、政府转变观念，变应急管理为公共危机常态化管理

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严重考验着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关乎人民对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一下当前的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在我国得到重视并规范起来是近几年的事情，并逐渐模式化，但仍然存在些许不足。首先是政府在思维上主要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并出台相应的应对条例与法规。虽然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和紧急性，但在发生的频率和规律上是有章可循的，是可以找到其共同点的，所以作为政府，应该积极建立危机预防机制，这样才能更好的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破坏性，更好的保证公共利益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其次是缺少危机的常态化管理。在巨大自然灾害或重大人为事故面前，任何技术上的应对都是滞后的。所以，政府在进行预防后，要变应对管理为积极进行危机常态化管理，善于居安思危，用危机管理的思维进行常态化的管理。日本的地震预防危机管理体系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作为我国政府，应去粗取精，真正意识到预防危机常态化管理的重要性及其法制化的重要意义。

2、媒介基于公共危机问题的合理舆论导向

如何准确、及时、高效的报道公共危机事件，一直是媒介头疼的问题。以至于在危机爆发时，本应该是媒体大展身手的时候，却往往被坐了冷板凳，有时候甚至出现媒体集体性沉默。这其中的问题在于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媒体在危机报道方面存在着缺失甚至误导现象，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损害了国家的形象，甚至伤害了受众对媒体的信任。为化解这种情况，媒体必须通过加倍的努力，创新自身的报道，重塑媒体的威望和诚信，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了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媒体应在合理调节政府与受众的关系之下，准确、迅速、及时地向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成为危急时刻社会价值的塑造者与正确舆论的引导者。

媒介是政府重要的形象代言，真正的主角在于政府。政府能否做到既让民众正确了解相

关信息，又能引导民众向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方向发展是考验一个政府处理危机事件成熟与否的关键。因此，正确认识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信息自由发布与媒体舆论合理导向的关系，对于妥善处理危机事件意义重大。

3、公众正确认识公共危机常态化，并树立正确的国民危机意识

公众作为最广大的利益群体，其生命财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作为利益群体的自身，公众自身也要树立起危机意识，正确理解公共危机常态化的含义。

从日本3·11事件公众应对地震的从容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政府预防危机体系的健全，也看到了公众应对危机时的从容与镇定，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公众对危机的认识比较深刻与透彻，并且处于常态化的预防状态之中。作为我国国民，应该具备危机意识。

首先，国家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危机学习和教育机制，对国民进行经常性的危机意识教育和培养。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在平时就通过各种渠道，向民众普及各类危机应对知识，并定期组织危机演习活动，以提高民众的危机应对能力。[2] 其次，作为公众权利赋予者—各级政府要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危机管理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尽快开展在岗人员的危机应对情景训练，另一方面，及早开展对普通民众的危机应对教育和危机情势模拟，培养政府和公众的危机意识，了解各种灾难发生的科学过程，掌握一定自我保护的方法，时刻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和物质准备。[3] 总之，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已经日趋明显，作为政府、媒介和公众，应认清现状，理好思路，各司其职，加强预防、应对和恢复等阶段的准备，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Rosenthal Uriel, Charles Michael T.ed.Coping with Crisis: 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 , Roitsand Terrorism.Spring field :Charles C.Thomas,1989.p.10 [2]华斌.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0(21)：77 [3]华斌.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0(21)：77 [4]张小明.从SARS事件看公共部门危机管理机制设计[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第二篇：公共危机与政府财政支出关系分析

公共危机与政府财政支出关系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很难有充分的积极性和能力去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所以当公共危机发生后其快速蔓延和严重的破坏，决定了市场机制和民间部门不可能在干预危机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承担主要责任。

现代政府应该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我国近年来也大力推进服务性政府的建设。公共安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服务性政府必须具有的一项基本职能。从政府的经济责任来看，政府在公共危机中承担大量的经济责任，包括预防、治理和救助支出。作为现代政府唯一合法来源的公共财政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财政能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财政学的基本原理表明：民间部门、慈善机构等组织采取一定程度内的集体行为，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行为是值得称道的，但却有限度的，政府主体之所以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由于它能够凭借其企业的投资有带动作用，其投资到预防和控制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方面的资金必然也会带动私人或者企业跟进，由此带来的效应也会分担其公共事件发生后带来的治理成本，而各级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或是发行政府债券，这其中，我国明显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主。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看出，公共危机与政府的财政支出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共危机的发生到结束都与财政支出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我国公共危机的财政支出评价

1、支出状况评价。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大幅度增加，但是各级政府用于预防应对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的预备费用所占本级政府预算支出比例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长，中央政府在2002—2006年这5年间所提取的预备费所占中央政府本级预算支出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与中央政府的预备费提取相比，地方政府（主要指省一级）在预备费的提取上存在着更多问题。一是有的省份在预算草案中根本没有将预备费用单独列支，二是有的省份即使是单独列支，其提取数额和比例也不容乐观。以山东和四川为例，2006年山东省省级预算支出为278.69

亿元，提取预备费为2.4

亿元，仅占本级预算支出的0.86%；同一时期的四川，本级预算支出为225.53

亿元，提取的预备费为2.5亿元，占本级预算支出的1.1%。

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于公共危机的预防和控制重视不够，往往重视危机的事后处理，而忽视了公共危机的事前准备和预防，很多危机在开始之初情况并不严重，甚至谈不上是危机，但由于一些政府决策者的错误估计或者错误选择，使得本不应该发生成公共危机的事件愈演愈烈，最终对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造成重大的损害，这其中与各级政府对于自然灾害、重大卫生事件等公共危机的事前财政准备不足有很大关系。

2、到位及使用状况评价。政府的公共财政是抗击公共危机最后的财力保障，公共危机中的资金管理，应该做到防治资金的及时到位，对支出资金进行有效管理。

（1）财政资金的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应付公共危机的成效。第一，影响了居民的个人行为。公共危机的事后处理成本是巨大的，信息的流通性以及财政资金的到位状况对于居民的选择至关重要，在2003年的非典中，我们就受到这方面的教训，由于个别地方政府对治疗sars资金支出的到位状况不理想，使得一些非典病人或是疑似病人逃出医院去寻求治疗，非典疫情进一步扩散，导致更大的事后处理成本。第二，影响了医院的行为。仍以非典为例，非典肆虐期间，由于政府的资金迟迟不到位，医院成了潜在的埋单者，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因此有个别医院出现了不积极接收病人的现象。这些都影响了防治sars的效果。财政资金的不及时到位，一方面说明了政府部门对危机的反应迟缓，另一方面也跟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关。如作为疫区的太原市在防治sars过程中政府支出6034

万元，而本级政府在2003

年的预备费仅为2000万元，经过转移支付、捐赠等途径筹集资金，尚有1155万元的缺口，县级以下的财政更是靠财政吃饭，无力承担巨额的防治资金。但在中央安排的20

亿sars防治基金中，向中西部的24

个省份各预拨了1000万元，这种平均分配方式的有效性肯定存在不足。

（2）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典的教训使得举国上下开始重视对公共危机的治理，各级政府也开始编制应急预案，成立专项资金来预防和处理公共危机。但无论是非典还是之后的一些公共危机，我们不得不承认，各级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还有待提高。首先，很多应急预案容易受到人为的打断，很多特事特办影响了应急预案的运行效率。其次，很多专项资金由于没有或者缺乏有效的监管，使得个别人员挥霍了本该用于救急的资金或在一些方面过度支出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提高我国应对公共危机财政能力的建议

1、各级政府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预算制度。《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中明确提出，要保障所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准备和救济工作资金。因此，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在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体系和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整合及机构调整的基础上，把应急管理部门工作正常运转所需的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体系之中，并建立相应的财政应对公共危机管理预算，可按照项目支出滚动管理的要求，每年编制、滚动修改。既能保证支出项目的连续性和之间的衔接，又要偏重于可能的公共危机状态下的安排。针对目前有的省份没有将预备费在预算中单独列支的现象，要进一步强化预备费预算约束力度，发挥预算资金管理的应有作用。

2、加大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当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能力面临着投入不足、财政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目前，随着我国财力不断增强，有必要也有可能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以预备费为例，预备费是预算规模按比例提供的一部分资金，主要用于难以预料、预算执行中需要安排的支出事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投入比例偏低，预备费并没有发挥在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应有财力支撑的作用。笔者建议，各级政府应该按照《预算法》规定的上限（3%)足额提取预备费，并扩大预备费来源，如预算盈余、超收收入等，只要程序合法，均可提取适当的预备费。防灾胜于救灾，如果能最大限度的防止公共危机的发生，必然能够降低因为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的重大损失。

3、加强各级别政府与各地方政府的协调。按照属地进行危机管理的做法是世界上比较流行也比较有效的分工做法，但由于一些公共危机如瘟疫具有传导性和流动性，因此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还要多加强各地政府的协调，处于危机始发地周围的其他地方政府不仅要积极预防危机的进入，同时还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始发地政府进行帮助。中央政府也应该协调各地的关系，帮助地方政府尽快走出公共危机。

4、加强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专项财政资金的透明度。我国各级政府的政务透明程度向来不高，这一方面影响了资金的运作效率，使得一些领导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也使得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因此，加强专项财政资金的监管，使应急资金在阳光下运行有很大必要。可以采取多方参与制度，引入媒体或者是专业的非盈利机构进行监督，保证各项应急资金能够物尽其用。

第三篇：谈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的治理

谈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的治理

08020149 2008级会计1班 朱颖

【摘要】：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对于危机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缺少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机构，政府公关人员素质低下，与媒体及公众的沟通不畅等原因，不能很好的发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为此，必须通过设立专职危机公关中心，切实转变政府公关理念，配置合格的公关人员，加强沟通以及提高政府国际公关能力来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

【关键词】：政府公共关系； 公共危机； 危机治理

一、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诠释

当今世界，任何组织都处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共关系网络之中。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也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样才能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保持国家稳定与和谐，人民幸福安康以及国际威望的提升。所以，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具体来说，政府公共关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政府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有社会公益性和政府行为权威性；二是有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的职能，有政策导向性和传播垄断性；三是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关系，有全民参与性；四是体现政府管理思想，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现代政府作为一个有限的政府，其主要职能在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则是发挥其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公共危机治理就是通过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力量，通过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监测、预控、决策和处理，避免和减少危机，实现社会稳定，政府和公民关系和谐，维护政府形象的过程。

二、政府公共关系对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

政府要顺利搞好公共危机的治理工作，满足广大民众的意愿和要求，减少公共危机造成的危害，顺利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必须进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

首先，政府公共关系的沟通职能，有利于调动公众参与危机治理，提高治理效率。当今世界，大多数政府虽然在推行政令时，可以运用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却更重视建立在没有强制力和自愿基础之上的双向沟通，来确保政令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满意。政府公共关系是来掌握、理解民众的真正需求和利益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其次，政府公共关系的信息获取职能，是公共危机中进行正确决策的基础。英国危机公关专家杰斯特曾提出危机处理的“3T”原则：“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all”（提供全部情况）。作为现代民主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之一的政府公共关系，其重要一方面就是获取信息，为政府及时有效的进行决策服务。

第三，政府公共关系促进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有利于缓和矛盾，顺利处理危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不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之上”。[1] 第四，政府公共关系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从SARS危机到现在禽流感的肆虐，充分说明了公共危机的全球性和扩散性，在此情况下，单靠一国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对公共危机进行有效治理，必须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帮助，共同来控制和消除危机。

三、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在支持公共危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政府公共关系对于建立透明、高效政府，提升公众民主参与危机的治理能力，塑造政府在国内的良好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由于政府公共关系在现代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土壤中诞生、成长的时间较短，特别是对于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相应的公关活动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还较少，所以还存在许多问题。具体来说，在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方面，政府公共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专门政府危机公关机构的缺失。自从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以来，许多省也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增进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机构都承担着政府的公共关系职能。如果在危机情况下，各个部门由于职责不清，互相扯皮，势必给公共危机治理带来更大的难题。

二是政府危机公关理念淡薄。政府公共关系作为危机顺利解决的软手段，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管理功能。但是，我国有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则在危机时刻一方面不注重对媒体进行良好的公关.另一方面，主要是在危机情境中不能对公众进行很好的沟通和交流。

三是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素质低下。

四是政府国际公关能力的不足。随着国际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各个国家政府都努力在国际间的交往与合作中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国际公共关系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四、提高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策略选择

针对政府公共关系对危机治理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在以下方面努力和尝试，以提高危机治理的效果。

首先，设立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中心来处理公共危机。政府公共关系机构处于领导层与各职能部门之间，管理层与非管理层之间，在组织与外部公众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不仅对内可以通过信息，充当参谋，而且对外可以代表政府发布信息，协调关系。由于我国政府的公共关系人员和部门众多，所以在为公众和媒体提供信息时，难免出现不一致和不协调的情况。所以为更好的应对和处理危机，我国也应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来统一设置各级政府公共危机公关机构。

其次，切实转变观念，树立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关意识。公共关系意识代表着一种开明的经营管理观念，是顺利地、有效地开展公共关系工作的思想基础，是公共关系自觉化的动力。“公众是否理解政府作出的政策选择，进而作为具体的载体去完成这些选择，都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理解程度”。[2]所以提高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公关意识，是获取公民理解和信任的重要方面。

第三，建立合理的公关人员，提高政府危机公关的能力。

第四，实现媒体的双向沟通，提高政府公关效率是危机治理的重要渠道 最后，提高政府国际公关能力，实现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当一个人确认人类能力无限、权力无限时，他是愚昧的，当他真切认识到人类能力有限、权力有限时，他开始聪明了”。【３】

政府公共关系工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软环境”，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管理职能，我们必须利用有利的条件开展政府公共关系工作，以期更快、更好的治理危机。

参考文献：

[1][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2]徐伟新主编.国家和政府的危机管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3]谢遐龄.全球化与人的有限性[A].载,SARS、全球化于中国[C].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第四篇：浅谈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的治理

浅谈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的治理

09020737 会计7班 刘

伟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关系； 公共危机； 危机治理

论文摘要：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工作，对于危机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缺少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机构，政府公关人员素质低下，与媒体及公众的沟通不畅等原因，不能很好的发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为此，必须通过设立专职危机公关中心，切实转变政府公关理念，配置合格的公关人员，加强沟通以及提高政府国际公关能力来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

一，政府公共关系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内涵诠释

当今世界，任何组织都处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共关系网络之中。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也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样才能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保持国家稳定与和谐，人民幸福安康以及国际威望的提升。所以，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正如美国公共关系学者哈洛所言：“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功能，它帮助组织建立并维持与群众间的双向沟通，了解、接纳及合作；它参与处理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纠纷；它帮助组织了解公众舆论并作出反映，促进公众了解组织和事实真相；它强调组织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它帮助组织随时掌握并有效利用变化的形势，预测发展趋势，使之成为组织的警报器；它使用有效、正当的传播技能和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的工具”。[1]依据这个公共关系的权威性定义，可以得出公共关系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的一种管理活动或职能。由此，政府公共关系是以政府为主体，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建立和谐的公众关系，顺利完成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双向沟通与互动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说，政府公共关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2]一是政府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有社会公益性和政府行为权威性；二是有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的职能，有政策导向性和传播垄断性；三是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关系，有全民参与性；四是体现政府管理思想，维护政府良好形象。现代政府作为一个有限的政府，其主要职能在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有效的政府公共关系则是发挥其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在支持公共危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政府公共关系对于建立透明、高效政府，提升公众民主参与危机的治理能力，塑造政府在国内的良好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由于政府公共关系在现代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土壤中诞生、成长的时间较短，特别是对于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相应的公关活动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还较少，所以还存在许多问题。具体来说，在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方面，政府公共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专门政府危机公关机构的缺失。自从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以来，许多省也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增进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机构都承担着政府的公共关系职能：（1）办公厅（室）。作为政府的综合职能部门，它同时也肩负着政府公共关系的职能。（2）政府部门的调研机构。作为政府收集情报，提供咨询的专项职能部门，它也负责向政府决策层提供公共危机中的公众意见和建议。（3）信访机构。作为接待处理人民群众申诉或解决问题的部门，在危机情境下，也负责把人们对公共危机处理解决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意见，提供给相关部门来使问题得以及时的处理。（4）举报中心。在危机情况下，举报中心也成为反馈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5）外事机构。它是政府处理境外事务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国际往来以及港、澳、台事务。（6）政府应急处理中心。作为处理危机事件的机构，同时也是通过对危机事件的处理来展现政府的良好形象。但是由于在机构设置上过于分散，缺乏专门进行公共危机公关的机构，这样使具有公共关系性质的工作分散在办公厅（室）、调研宣传、对外联络、交际接待、信访对外联络、新闻发布、外事等职能部门中，即使有些政府职能部门已设置了公共关系岗位或公共关系秘书，也难以承担起统筹规划公共关系的任务。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责任不清，影响公共关系工作的效率，进而影响政府工作的效率。

二是政府危机公关理念淡薄。政府公共关系作为危机顺利解决的软手段，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管理功能。具有公共关系意识和理念的人，会在工作、生活中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公众的影响以及在公众心目中留下的形象。但是，我国有的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则在危机时刻一方面不注重对媒体进行良好的公关，面对媒体是，要么是一种不耐烦甚至厌恶之情，要么是由于公关技巧的缺乏，不能正确有效的口头表达自己对危机事件的处理策略、方式或方法等。另一方面，主要是在危机情境中不能对公众进行很好的沟通和交流，由于公众对存在的危机状况和问题不明白、不理解，在谣言四起的情况下，不仅加深危机的影响和扩散，更容易使公众对政府及其公务员产生不信任。所以，必须把政府公共关系理念渗透到政府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中，用意识指导行动，才能取得危机治理的胜利。

三是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素质低下。“治国之道，首在治人”，政府公共关系工作是否能够顺利的展开，主要取决于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素质，只有在一个年龄结构、能力结构、知识结构完全良好的公共关系团队领导之下，政府公共关系工作才能顺利的展开。而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素质并不十分理想。首先，政府危机公关人员知识结构老化。我国现有的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真正具有政府公共关系知识的并不多，对有关危机问题了解的就更加不足，绝大多数都是以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人员及某些管理科学知识为政府公共关系的知识框架，以致于在从事中国公共关系活动中往往只能局限于搞思想教育等原则性的工作而不能深入开展具体化危机事件处理。其次，从能力方面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能力素质也比较低，突出表现在创造力和社交能力不强，老成持重者居多。第三，从年龄结构上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年龄结构偏高、偏老，使得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工作的手段、形式、方法等都趋于老成保守。总之，我国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男的多，女的少；老的多，年轻的少；不懂专业知识的多，懂业务知识的少；性格内向的多，外向的少，等等。

三、提高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策略选择

针对政府公共关系对危机治理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在以下方面努力和尝试，以提高危机治理的效果。

首先，设立专门的政府危机公关中心来处理公共危机。政府公共关系机构处于领导层与各职能部门之间，管理层与非管理层之间，在组织与外部公众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不仅对内可以通过信息，充当参谋，而且对外可以代表政府发布信息，协调关系。由于我国政府的公共关系人员和部门众多，所以在为公众和媒体提供信息时，难免出现不一致和不协调的情况。所以为更好的应对和处理危机，我国也应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来统一设置各级政府公共危机公关机构。在设立公关机构之前，对现有的公关职能，公关工作的发布作充分的调查。然后，再根据政府部门的层次，将公共职能进行重新分配：在国务院应该设立专门的公关机构，并配置公关专家；省级政府可在办公厅内设独立的公关机构；市县级政府可在办公室（秘书处）设立专门机构或配置专职公关人员（秘书）；而在乡镇一级只需设立公关岗位即可。

第二，建立合理的公关人员，提高政府危机公关的能力。我国政府公关人员由于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性别结构存在不合理，首先要让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女同志从事公共关系工作，因为他们不但精力充沛，沟通能力强，而且女同志感情更为细腻，在危机中与公众能更加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公关工作的顺利展开。针对公共关系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来进行，具体可以借助于当地的大学来全面系统地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也可以通过参加短期培训或自我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另外在实践活动中加强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也是提高政府公共关系人员素质的重要途径。

第四，实现媒体的双向沟通，提高政府公关效率是危机治理的重要渠道。“开展任何公关活动，都要研究公众，掌握充分的、明确的、相应的事实做基础……对每一信息都要完成传播——反馈两个环节的过程。如果任何一个环节中断，或者是任何一项信息的沟通过程不完善，就会造成整个信息链的中断而导致不良后果的产生”。[14]所以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借助于双向流通渠道，来展开公关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就媒体而言，它既是公众情绪的催化剂、引导者，又是公众情绪的路标。政府危机公关中，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是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如何发挥媒体的独特功能，正确引导舆论，使媒体能够全面配合危机处理者，并达到合理互动，共同促进危机的治理，这些都需要双方借助于公关中的双向互动机制。一方面，政府公共关系结构要准确及时的向媒体公布危机有关的信息，媒体间争抢信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争抢的信息不是由政府发布的，而是通过其他非正常渠道获得信息，这样对政府与媒体及公众的关系就有很大的不利。如果政府公共机构能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给媒体作详细的说明，媒体可以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对政策的合理诠释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在上届美国大选之前，恐怖大亨拉登突然在电视上献身，企图影响选举结果，一时间美国选民对此议论纷纷甚至喘喘不安。面对这一事件，政府与媒体的双向互动对危机的治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另一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竞选总部都在第一时间内发表谈话，希望事件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共和党发言人称，这说明恐怖分子仍企图向美国发起进攻，可见布什总统发动反恐战争非常正确，非常必要；而民主党则说，布什内阁劳民伤财，损兵折将，仍没有抓到拉登，因此必须改变战略，换调白宫主人。不论双方如何攻击对方，但可以说双方对这一危机事件的应对都比较得当，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也大力呼吁公众尽可能出来正常投票，认为这是对恐怖活动作出的应有回应的一部分。一些报纸号召民众从自己做起，做好身边的事情。[15]所以及时公布信息，搞好媒体公关是应对危机的重要渠道。正如中山大学教授廖为建所言：“平时和媒体搞好关系，危机时能够动员的资源就会更多”。

政府公共关系工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软环境”，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管理职能，我们必须利用有利的条件开展政府公共关系工作，以期更快、更好的治理危机。

第五篇：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与研究

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与研究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2010041班马骏骁

摘要: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具有这毁灭性的破坏作用。腐败问题自古有之，其本质的根源是“失去了制约的权力”。它是人们切齿痛恨的社会顽症，也是执政党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体制转轨的今天，腐败问题的现状令人堪忧。通过对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特征、影响等方面的分析，可探求解决腐败问题的合理途径。

关键词：腐败产生原因危害治理

正文：腐败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当代中国，腐败现象在广度上己经腐蚀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不仅造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巨大经济损失，造成了及其恶劣的政治影响，还逐渐扩大，社会各界皆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且还对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判断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冲击社会公平感、正义感受到了威胁，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腐败治理刻不容缓。

近年来，我国的腐败问题越演越烈。腐败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江西省鹰潭市房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林建伟因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涉案267万余元,近日被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重庆市检察院昨日透露，今年1至9月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渎职侵权案件139件161人。其中，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人（含厅级1人），占立案人数的18.01%。贵州省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星利用职权，收受贿赂631.3437万元，日前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赃款没收上缴国库。这些案件都显示，腐败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顽疾。

这些令人发指的腐败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一现象进行思考与研究。

一．腐败的定义

我们可以定义腐败为:

1.主体:拥有某种公共资源的人。这种公共资源包括政治权力、其它类型的公共权力以及其它社会组织中的权力。

2.目的:以私利为目的。所谓私，不仅包括主体个人，还包括其家属、亲信和所在集团。

3．违反规范:规范不仅包括刚性的法律法规，还包括职业准则，公认的社会准则和道德准则。

4.交易行为:有以私利为目的、违反规范、以手中公共资源为筹码的客观交易行为。

二、当代中国腐败的特点

当代中国的腐败现象具有自身的特点，与国外的腐败现象有明显的差别。当代中国处于转型期，因而当代中国的腐败具有转型期的特征，与国外非转型社会的腐败不完全相同。

第一、转型期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思想意识领域的多样化，这在客观上非常不利于遏制腐败。解放思想是启动改革开放的号角，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价值出现失范现象，社会思想多样化，国外思想大量流入，思想上、价值上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一方面从客观趋势来讲，社会变得更有活力，人的自主性显著增强，另一方面也给腐败的思想根源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享乐主义、金钱至上、政治麻木、急功近利等观念都有很大市场，而腐败的蔓延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些不良观念的膨胀。

第二，当代中国的腐败己经呈现出体制化的恶性态势。中国的腐败还没有完全体制化，但在某些领域、某些地区已经形成了腐败体制，而且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当代中国腐败呈现出以下极为令人担忧的趋势:①个体腐败与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②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③腐败行为己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散到了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

当代中国的腐败有扩大化、弥散化、复杂化、网络化的趋势，体制化的苗头已经出现。总结上述两大特征，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与发达国家法治相对完备状态下的腐败局势不完全一样。因而我们必须拿出理论勇气和

见识，扎扎实实努力，解决当代中国腐败的理论问题。

三、腐败产生的危害

腐败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风气三个方面对一个国家产生巨大的危害：

1、在政治方面，腐败放映的是国家与私有部门之间的一种关系。首先，大多数国家都是政党执政，腐败会动摇政府合法性地位，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2007 年发生在泰国的军事政变，也正是打着反对政府腐败旗臶，才获得了部分民众的认同。其次，腐败使得政府的工作效率极大的下降，如果腐败已经深入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话，那甚至可能危及整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由于腐败存在，政府成员在工作时想的不是如何提高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而是在考虑如何通过工作使自身获取利益，在工作中必然不会从公共利益最大化出发，政府工作人员工作互相推诿，工作效率随之下降。

腐败在本质上作为一种权力腐败，对我国的政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它是涣散党心、离间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的形象、降低党的威望的催化剂，严重破坏着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2、在经济方面，腐败会带来大量的外部性，严重妨碍或误导经济发展，使之偏离社会最优方向。腐败会扭曲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造成不正当竞争；严重影响国家税收，并阻碍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由于腐败造成收入分配合理，从而直接影响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国内还有学者认为，“腐败活动侵吞与虚耗了巨额资金，人为加剧了资金短缺状况，大量赃款外逃，阻碍和破坏了物质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3，社会风气方面，腐败现象对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判断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冲击，社会公平感、正义感受到了威胁。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学校腐败、舆论腐败……腐败几乎是无处不在。因而，出现了两种值得深思的观念:其一，见怪不怪。反正腐败到处都是，今天抓了明天还有，对其采取默然的态度，进而产生政治冷漠，对党和政府的反腐败和其它工作都采取消极态度。其二，能腐败也是本事，不腐败只因为没机会。腐败成为一种迅速牟利的手段，其价值上的负面性被回避。这两种观念和态度在人民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两者都是当代中国腐败问题引起的心理变化。

四、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腐败的一般成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当代中国的腐败也不例外。

1、权力。权力是腐败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腐败是权力的异化，有权力就存在权力异化的可能性。眼光如果放得远一些，从根本上说，腐败将与权力相始终，直至权力消亡、政治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不只是当代问题，也不只是中国问题，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任何有权力存在的地方都可能发生的问题。因而，反腐败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容低估，必须常抓不懈。

2、经济。有经济就会有交易，而且市场经济中交易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臵。交易的本义在于交易双方互惠互利。就从市场经济的本性而言，权钱交易对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和宏观环境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而，权力不可以拿来交易，属于“非卖品”。寻租理论在这个方面颇具解释力，己经获得广泛的认可。寻租理论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寻租就是权钱交易。

3、法律。法治不够完备使腐败有空可钻。尤其在现代社会，技术条件日新月异，腐败犯罪的手段层出不穷，立法者不是巫师，无法预测所有未来发生的情况。因而很多法律是在社会出现某些典型或普遍的问题之后才跟进的。客观上，腐败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先于相关法律的出台是不可避免的。

4、道德。道德自律性的薄弱是腐败行为之所以发生的主观原因。个人的道德自律是抵御腐败发生的最后一道防线。腐败是一种逐利行为，从交易的角度而言，对自己是完全划算的。但这种趋利之心能够被道德感压制，腐败行为就不会发生。人有自利之心在道德上并不是错误的，但放任自利之心而不顾道德就是错误的。个人道德感的薄弱与社会整体道德感的滑坡相关联。

五、腐败的治理对策

1、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有许多贪官都抱定这样一条定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因此，作为领导干部，首先必须加强自身的文化素养与理论素质，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素养。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从思想上主动地杜绝腐败思想，以弘扬正气。可尝试在各地区、部门和全国设立道德委员会，赋予其一定的约束和影响的权力，使其评价与官员的选拔、任用和奖惩挂钩，等等。

2、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指出，反腐倡廉要靠思想教育，更要靠制度，制度具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制度好了，可以使坏人不能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一些领导干部对他人严，对自己宽，执行制度不能一视同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违法泛滥，法不责众，甚至使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成为违法犯罪的保护伞。我们要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制度和纪律，同时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不搞下不为例，抓住一个，惩处一个，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避免幸心理和法不责众的现象发生。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完善监督机制，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集权体制，会最大程度地激发掌权者内心的腐败欲望，使握有权柄的人几乎为所欲为。虽然我们常常讲人民监督、舆论监督、上下监督、司法监督，而且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监督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遏制腐败的一方良药。政府机关只有公开除机密以外的文件，接受社会的监督，使每个敢于冒被惩治风险的贪官污吏时刻处于严密的社会和舆论监督之下，才能有效地遏止腐败。

4、建立健全法治。过去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处理腐败问题：一种是进行专案查处，另一种是发动严打运动。回过头去看，这两种办法并不是很有效的。今后应当把反腐斗争纳入法治的轨道。法治的最起码的要求，是实现反腐的法制化。这就是说，不是用个别的措施对腐败案件作专题处理，而是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否则很难避免少数纪检干部疲于奔命地到处救火的被动局面。就是说，宪法和法律至上，一切团体和个人都服从法律和作为法律制定依据的宪法。建立法治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虽然近年来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强调依法行政和建立法治，但观念上的惰性仍旧是我们必须克服的首要障碍。

5、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肃贪反腐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权力机关的自我约束，说到底，还要靠人民大众行使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要靠民主的政治制度，黄炎培和几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谈到治国方略。当时黄炎培向毛主席提出：大凡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因而生气勃勃；而一旦环境好转，便惰性发作，人亡政息。真所谓“其兴也縨焉”，“其亡也忽焉”。黄炎培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主

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然，建设民主政治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将是今后要着力达到的一个长远目标。但是无论如何，这方面的实质性推进才是遏制腐败蔓延的根本保证。

总结：中国的腐败问题由于特殊的实际情况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在研究腐败问题的时候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好腐败问题。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腐败也有了其自身的发展，我们在解决腐败问题的时候要与时俱进，用时代的眼光看待腐败问题。腐败的智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治理腐败问题是，我们做好打持久仗的准备，与腐败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