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企业文化从管理学走向经济学
企业文化：从管理学走向经济学
对于管理学而言，企业文化是从实践中观察与总结而来的；对于经济学而言，研究企业文化则意味着需要打开企业这个“黑箱”，甚至要深入到企业家的“大脑”中探求其思维的规律。回顾企业文化这一现象从管理学进入经济学的过程可以发现，这既意味着组织激励理论的扩展，也表明了经济学解释能力的不断增强。
一、企业文化在管理学中的兴起
经济学研究不仅舍弃了人性中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的一面，也忽视了组织文化的存在。然而，“直面现实”的管理理论却能够研究更为真实的人和组织，从而发现了企业文化这一现象。
尽管早期的管理理论大都强调了今天激励理论中的“机制设计”方法，但这并不排除他们对人的社会性的重视.罗伯特·欧文正确地指出了人的因素在工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古典管理理论的先驱泰勒时常为工人的低效率所震惊，他相信工人的产出只是可能产出的1/3.在他确立的4条管理原则中，不仅提出了要通过实行差别计件工资、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来刺激工人提供更多产量，也指出管理者要与工人热忱合作。此后，在法约尔的14条管理原则中同样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激励方式，在强调职权、纪律、统一指挥、集权、等级制的同时，他也认识到工人的公平性、主动性与团队精神的重要作用。
主张“社会人”理论的突出代表是玛丽·派克·福莱特与切斯特·巴纳德，福莱特认为，组织应该建立在团体道德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管理人员与工人应将对方视为合作伙伴，管理者的工作就是协调群体努力。她的人本主义观点影响了今天我们看待激励、领导方式和职权的方式。巴纳德将组织视为需要人际合作的社会系统，他认为管理者的主要作用是进行沟通，激励下属付出更大的努力。事实上，巴纳德对于货币形式的激励和非货币形式的激励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一个组织可以通过目标激励的方式或改变成员思想状况等形式确保成员努力工作。我将提供目标激励称之为“激励的手段”，而将改变成员思想和态度的过程称之为“说服的手段”。
人本主义的观点在行为学派时代得到了极大繁荣。在霍桑实验的基础上，梅奥阐述了人际关系学说的基本观点：工人是“社会人”，影响人的劳动积极性的，除了物质利益外，还有社会和心理的因素。这一认识与科学管理中“经济人”的看法是有差别的。之后，行为科学特别是关于个体行为的研究获得了大量成果。例如，工作动机和激励理论包括了内容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强化理论、综合型激励理等。这些激励理论显然与委托-代理理论为核心的激励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行为科学的激励从真实的个体出发，强调个体在组织中所追求的多层次性和多目标。事实上，两种激励理论是一种互补关系，共同构成了企业组织内部的激励方式。
上述激励理论更多地强调了企业组织中的另一面：认同、公平与合理。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些认识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也找到了相应的事实。1981年威廉·大内发表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这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提出美国式管理的转变核心是要信任和关心职工。理查德·帕斯卡和托尼·阿泰思在《日本的管理艺术》一书中，详尽地描述了日本企业如何重视“软性的”管理技能，而美国的企业则过分依赖“硬性的”管理技能。
随着上述著作和思想的蔓延，人们对企业组织内部的激励研究开始集中体现到一个论题上，即企业文化。一般认为，《z理论》、《日本的管理艺术》及阿伦·肯尼迪和特伦斯·迪尔合著的《公司文化——企业在生活中的礼仪》、彼德斯·惠特曼合著的《追求经营臻境》四部书宣告了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观点是：“强有力的文化是企业取得成功的新„金科玉律‟。” 企业文化的研究立即获得了理论界与公众的关注。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管理的(续致信网上一页内容)任务就在于使个人的价值观和志向转化为组织力量和成就。” 丹尼尔·雷恩（1986）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也提出“管理思想不是在没有文化的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管理人员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工作总是受到当前文化的影响。”迈克尔·波特指出，“如果企业文化与竞争战略相适合，企业文化可以强有力地巩固一种基本战略以寻求建立竞争优势。企业文化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它是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而在法院的判决中，企业文化也被证实为可感知和明确的。倡导“企业再造”的管理学家迈克尔·海默则强调了企业文化在再造工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企业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吸引企业员工，建立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念，造成职工对企业的忠诚，使企业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施再造工程，首先要营造一种完全不受旧思想束缚的文化观念。
从企业经营管理实际来看，一大批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也与企业文化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韦尔奇与通用电器的“文化革命”、摩托罗拉的以人为本、戴尔公司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文化、比尔盖茨与微软公司的个性文化、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以沃森原则为主的企业文化、沃尔玛的营销文化等。中国国内对于企业文化的案例也相当多，如对海尔集体、华为公司等企业文化建设的分析。此外，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出现大量关于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企业文化同文化环境的差异不仅影响了跨国经营的成效，而且成为企业兼并、联合的重要障碍。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企业文化的普及，企业组织越来越意识到规范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以企业文化为基础来塑造企业形象。企业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管理学特别是组织行为学和工业组织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因此被称为管理的企业文化时代.企业文化研究也开始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方面迅猛发展。最有价值的深入研究集中体现在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关系上，这方面的成果增强了企业文化研究的实证性和科学性。
最有代表的成果是由哈佛大学的约翰·科特与詹姆斯·赫斯克特作出的，他们从1978年8至1991年1月间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则为企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平台。这些研究结论集中体现在他们的专著《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他们揭示出以下事实：
（1）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具有重视所有关键管理要素（消费者要素、股东要素、企业员工要素），重视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艺术的公司，其经营业绩远远胜于那些没有这些企业文化特征的公司。在11年的考察期中，前者总收入平均增长682％，后者则仅达166％；企业员工增长前者为282％，后者为36％；公司股票价格增长901％，而后者为74％；公司净收入增长为756％，而后者仅为1％。
（2）企业文化在下一个10年内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经营业绩不佳的企业的文化会对企业采用必要的新型经营策略或经营战术的行为产生抵触。
（3）对企业丰润的长期经济业绩存在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并不罕见，这些企业文化容易孽延，即便在那些汇集了许多通情达理、知识程度高的人才的公司中也是如此。
（4）企业文化尽管不易改变，但它们完全可以转化为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增长的企业文化。
上述结论无疑深化了人们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也为经济解释提出了具体课题。
二、企业文化对激励理论的拓展
现代主流经济学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市场交易上而不是在企业组织内部交易上。随着经济学发展至此，人们又回过头来思考那些被马歇尔舍弃的深刻问题了：供给和需求背后是什么？现在我们不能不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考虑到政治因素、利益集团，制度因素及文化因素。
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企业组织内部交易研究的浪潮就开始兴起，这一浪潮的潮头是以罗纳德·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切斯特·巴纳德的《经理的职能》为标志。前者提出了企业性质的问题，后者则强调了默契或个人知识的问题。先行者们对企业组织的重视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论题。
赫伯特·西蒙将这些论题总结为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何企业会存在。为何不是所有参与者均为独立订约人？为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签订雇佣合同，为工资而出售他们的劳动力？是什么决定了企业的生产或购买的决策，从而决定了它们和市场之间的界限？什么时候两种活动领域会位于单个企业内，而什么时候会由各自独立的订立合同的企业来处理？第二个问题则是企业的雇员如何被激励，以便为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工作，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他们的效用函数如何企业的效用函数一致起来？在雇员的效用函数中，工作通常被假设为具有负效用，而闲暇（包括游荡和工作时偷懒）具有正效用。为何雇员常常会努力工作？” 围绕着这两大问题的讨论，引发了新制度经济学与委托—代理理论、博弈理论的兴起，使得经济学的解释力与应用领域获得了极大提升。
“雇员如何被激励”的问题与“企业的性质”问题同样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而企业组织内部的激励与以价格为主的市场激励相比，其内容更为复杂。这些研究思路主要包括“机会主义”理论、“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这些思路的共同思想是，“经济现象的恰当解释会简化为，给定交易的周边环境时订约所涉及的各方的最大化行为。合同的条约会受各方对信息的掌握、谈判成本和欺骗机会的影响。对信息的掌握、谈判成本和欺骗机会最常被处理为外生变量，其本身不需要解释。” 如威廉姆森认为人们“在事前和事后的一整套的撒谎、欺骗、偷窃、误导、遮掩、捏造、歪曲及混淆是非。” 基于这一人性假设，他认为：“从有限理性出发来设计合同结构和治理结构，就能实现节约的目标；同时还能保证交易不受投机的侵害。” 尽管以狭隘、自私、外生偏好和机会主义等观点来进行人性假设受到了质疑，威廉姆斯还是成功地解释了一部分组织激励问题。
从“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信息”及不完全合约的假设出发，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这些主题将雇佣合同处理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最优合同，研究契约安排如何处理偷懒和其他激励问题。最近40年来，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企业内部激励的重要性并且成功地为不对称信息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研究者能够正确地理解不对称信息下资源配置效率的局限性。同时，激励理论所取得的成果表明，要为一项经济活动设计一个恰当的组织结构（机制）比原先预想得要复杂得多。一般而言，大量存在于企业中的激励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企业雇员的激励，二是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激励的问题就是要设计出一个激励合同，诱使代理人在既定自然状态下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为。能够诱使代理人在既定自然状态下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行为的情况，被称之为激励相容。然而，上述激励理论的共同假设前提都是机会主义，忽视了人是具有道德伦理、价值观、信仰理念等方面的差别。
西蒙把管理实践中企业组织的激励提炼为四种，即权威、奖励、认同和协调。前两种激励实际上将人设想为机器或只会对利益作出反映的“行为主义者”，这一激励方式实际上是机会主义假设的必然结果。然而西蒙的分析表明，这两种激励方式的有效性是受到限制的。就权威而言，“为了使组织工作良好，雇员按字面接受命令还不够。事实上，字面上服从运作规则在劳资纠纷时是一种喜欢采用的拖延战术。雇主所需要的是雇员采取主动，将他们的所有技能和知识用来提升组织目标的达成程度。” 通过向雇员提供物质奖励、晋级等激励手段同样存在着缺陷，因为其条件是雇员对组织目标的贡献必须能得以合理的精度加以度量。“如果这种奖励是惟一可用的激励手段（或甚至是主要手段），那么组织会比它们的实际情况在系统有效性上差得多。事实上，对组织中行为的观察反映出，存在其他有力的激励来诱使雇员接受组织目标和权威作为他们行为的基准。”
西蒙所观察到的其他激励手段是组织认同与协调。西蒙发现工作上的自豪感和对组织的忠诚在组织里是很普遍的现象。他论述道：“对”我们“的认同允许个人从因此选择的单位的成功中获得满意（获得效用）。因此，组织认同成为雇员为组织目标主动工作的一种激励。” 西蒙还强调了组织内部协调的重要性，他指出：“在组织内和组织间的协调机制的运作上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组织间的协调几乎完全取决于经济激励和奖励，而只要出现不能用可强制合同安排来消除的重大外部性就会变得非常不完美。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认同是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来抗击子目标分配产生的外部性，利用忠诚可以对整个系统的目标起作用。在一个部门中，如果它的成员认同最终产品的话，就不那么有可能在质量上节省以削减成本。特别地，认同是一种重要手段来消除或减少那些被贯名为术语”道德风险“或”投机主义“的无效率。”
西蒙的分析让我们注意到，在人性假设这半杯水里，有人看到的是“空杯”，有人看到的是“满杯”。看到“空杯”的人认为机会主义是组织的天敌，看到“满杯”的人则认为忠诚与奉献是组织的特征。从机会主义出发，对企业组织内部的激励必然是“条件反射式”的，是以“胡萝卜加大棒”为主要手段，以监督和斗争为主要形式的。而从忠诚奉献的一面出发，则强调企业组织内部的激励应该是基于认知模式，是以尊重与认同为手段，以共享与合作为主要形式。事实上，a·a·阿尔钦和h·德姆塞茨在强调队生产中的纪律约束与监督的同时，也承认“公司和商业企业都试图灌输一种忠诚精神。这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通过过度工作或误导雇员来增加利润的手段，也不应被视为一种为了亲属关系的青春期的激励。它促进了雇员潜在的生产与闲暇的替代率的更加接近，并能使每个队成员实现一个更好的境况。” 与此相似，让-雅克·拉丰和大卫·马赫蒂摩在《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一书的导言中也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必须注意到在社会文化演进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对社会行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除了关注文化现象之外，我们必须更多地分析经济人更为本质的的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激励问题。”他们还深刻地预言，“个人激励与文化规范的相互作用也许是下一个为提供制度设计的可行工具所需要研究的重要步骤。”
三、经济学视野下的企业文化
在传统“经济学帝国”里是不考虑文化以及企业文化的。但由于企业文化对企业竞争力的所具有的原生性的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的本质特征，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努力地开拓这一新的领地。一些学者认识到：“实际上，当我们研究竞争力问题，深入到企业核心能力的层面时，如果不把组织学习、知识、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之类的因素考虑进去，经济学就更难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了。” 事实上，企业文化已经逐渐成为挑战经济学解释力的一个奇特现象。甚至在企业文化这一名词尚未提出时，阿罗 在论组织的书里就包含了后来被称之为企业文化的内容 ；还有人则追溯到凡勃伦等人提倡的旧制度经济学，将其看作是提出了当今企业文化的理念.但是真正利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试图对企业文化作出解释的却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的。由于统一分析范式的缺乏，这些研究表现出了不同的进路。
1、目标差异、价值观冲突与x低效率
尽管莱宾斯坦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x效率理论时并未将其与企业文化联系起来，但深入分析却表明企业文化是x低效率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新古典理论假设，厂商是根据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进行生产的，他们总是在既定的投入和技术水平下实现产量极大化和单位成本极小化的。然而，莱宾斯坦等人的观察结果却表明上述假设与现实不符，事实上企业内部存在着大量机会未被利用的低效率现象。莱宾斯坦发现，许多工厂即使在投入上不做任何变动也可以更有生产力地生产，而当时的一些报告也证实了在两个使用相同技术的工厂中生产力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莱宾斯坦将原因赋予了一个新名词“x-效率”，这一效率取决于企业内部与外部的对于企业效率的激励。内部激励是与劳动供给合同的不完全相关，他提出了“惰性区域（inert areas）”概念来说明人们不愿为获得更高效用而改变现状的事实.而个人的理性程度则受同事、上司的影响，个人还会受到过去发生的，现在已经成为企业传统和历史的事情的影响。
实际上，上述对x效率的争论正反映了研究者对包括企业文化等无形因素的忽视，虽然x效率并不完全由企业文化因素所造成，但企业文化的不同确实引起了企业内部效率的差异，对此，经济学必须超越传统理论而作出新的解释。
2、意识形态、心灵结构与制度公平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没有专门对企业文化进行研究，但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范畴中通常包含了文化传统、习俗、禁忌等非正式规则，当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对企业进行深入探索时，就不能不涉及到企业文化的问题。
诺思认识到了意识形态或文化的重要性，他说：“文化不仅是不同种知识的混合，还包含对行为标准的价值判定，行为标准（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被用来解决交换问题。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有一种非正式框架构建人类的相互作用。这种框架是基本的”资本存货“，被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文化提供了一个基于语言的概念框架，破译、理解和表达来自大脑感官的信息。因此，文化不仅扮演塑造正式规则的作用，而且也对作为制度构成部分的非正式制约起支持作用。”但诺思囿于制度的范畴，将文化看作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而难以深入下去，也没能提出可操作性的概念。诺思重点研究了文化对企业家决策的影响，他认为企业家所想象的“利润”大小取决于他对于新旧制度的了解和想象。后者又受到他所持“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给定了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观念的和知识的因素后，企业家们的决策受到他们“心灵结构（mental structure）”的影响.这种“心灵结构”也就是企业文化在企业内形成的一定思维框架和评价参照系，它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机制，促进和制约管理活动的发展，而且保证企业发展的连贯性。如不会因为公司总裁的变迁而引起公司行为的起落。当然，也应注意到，企业文化可能显现出高度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使之在演进中受到自身的障碍，因此企业的领导者应该有意识地塑造奋发有为的企业文化，并能不断再造，适时创新。
受诺思的启发，斯坦利·l·恩格曼对“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劳动力的供给有不同的形式，有自由劳动力制度、有奴隶制，还有其他形式的强制劳动力制度。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制度，产生这一制度的条件反映了文化背景和思想信念。可以说，文化观念在影响着经济行为。”劳动制度发展表明，劳动者如何看待劳动制度的公平性对劳动绩效产生重大的影响，劳动者的价值观念变迁推动着劳动制度的演变。例如，美国黑人奴隶在解放后，尽管庄园主以更高的报酬诱惑他们返回庄园也很难成功。这一看法启示我们，人不同于机器，人具有多样的价值观和丰富的感情，在现代企业中，劳动力同样受到特定文化观念的影响。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企业成员的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包含了对公平、合理与认同的看法，规定了企业中人们的行为选择。
3、行为指令、共同知识与决策焦点
较早地专门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文化本质的是kreps.他的企业文化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以下内容：（1）正式合约在许多场合是昂贵的或是失效的，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是不完全合约。（2）公司是重复博弈者，多次的合作会使博弈者考虑到将来的利益。（3）大多场合下，通过重复博弈引导合作要比通过合约引导合作更为廉价。例如，口头协议要比签订法律合同要便利的多。（4）无论是一次博弈还是重复博弈都会导致多重均衡的结果，博弈者需要借助其他手段来实现均衡。（5）广泛存在着取信双方和引导博弈者正确行事的看不见的要素。尽管前三个假设已成为当前企业理论的常识，但后两个假设却将企业文化因素引入分析。
在kreps的模型中，企业文化被看作是一种指令（directive）。这种指令提供了人们行动的依据。kreps使用了“焦点”假说（focal piont），即当参与人之间没有正式的信息交流时，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往往可以提供某种暗示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与各自的条件相称的策略（焦点），从而达到均衡。kreps认为这样的“环境”对公司的经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大量情况下，企业作为人们合作的“场所”无法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明确地写到契约中。因此为了使增进福利的帕累托最优解更容易出现，公司需要形成某种“文化”即决策环境，使人们可以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容易地找到决策的“焦点”。也就是说，企业文化作为指令可以形成一种默契和一种微妙的暗示。反过来则意味着，“焦点”的存在减少了人们选择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倾向。这里的“焦点”很显然是一种“共享的价值观”（shared value），这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正是由于一个强有力的文化规范会约束人们选择特定的行为，在类似“性别博弈”的多重均衡中就可以通过引入“文化”来确定唯一均衡的存在。
事实上，kreps的企业文化理论包含两个理论，一个理论是将文化作为确保在博弈中合作的方式；另一个则是文化起到了维持合作博弈目的而对未来不确定性分类的作用。前者可以称之为“作为惯例的文化”的观点，从福利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达成合作，而不论采取哪一种方式。一般惯例节约了大量与清楚协调相关的成本。从其本质上来说，文化惯例基于人们能够意识到它们并且能够知道如何正确地应用它们。后者则与不确定性及人们的有限理性有关，而这一因素是很难模型化的。
上述分析进路将文化看作是复杂交流的一个替代，对于组织的成员而言，文化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给定指令。强调协调博弈会导向一个惯例方面的企业文化，拥有和理解了惯例则可以阻止协调的失败并能够节约使用其他确保协调的手段。重复可以保持博弈中的合作。在许多博弈中，合约能够很容易地被重复所代替。从此角度看，尽管个人带着特定偏好进入组织，但他选择遵从组织文化指令的行为是理性的。
4、偏好内化、观念分享与组织学习
在hodgson等人在分析中，文化通过改变个人的偏好来起作用。也就是说，文化是可以内化而改变人们行为的。这一进路也提出了许多具有启示性的看法。
hodgson 认为境遇不仅通过提供信息和技能而改变行为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境遇使得行为者的偏好发生改变。他发现，契约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关于完全自利的个人假设几乎没有经验证据。对仅应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厂商的性质产生了疑问。他提出：即使交易成本解释可以被接受，如果交易成本概念忽视了真实世界中组织的某些基本特性，将解释的主要责任放在这一个概念上是否适当？组织的一个显著特性就是组织中各群体、个人的种类与学习速度各不相同——这表明，在比较市场和组织的协调模式时，个人不能被视为固化的投入。从解释厂商性质出发，hodgson注意到了企业文化，他认为，“公司文化不仅是分享信息：通过分享实践和思想习惯，它提供了学习的方法、氛围、价值观和语言，并推动了群体和个人能力的演进。”他论述说，“没有厂商能仅仅通过法律形式发挥其功能：与文化规范、已形成的常规、信任等相关的非正式关系对于组织的完整性也是极为必要的。与现代社会中其他形式的组织一样，厂商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关系的综合体。” hodgson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分析提出市场与企业的区别，“正是由于厂商能保障和强化群体、个人能力，解释了厂商为何存在。”具体说，相对市场而言，厂商作为持久组织所具有的企业文化使企业具备了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在hodgson看来，企业文化的作用在于它塑造了个体行为者的偏好、态度和思维模式。但如果文化规范能够被内化，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内化规范呢？这一切发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呢？hodgson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kandel，eugene and edward p.lazear 研究了规范约束的问题。作者区分了规范对行为者的内疚（guilt）和羞耻（shame）两种影响。前者是内化的，后者则需要他人来观察。这一认识可以使用两人合作博弈的模型来加以分析。虽然这些模型证明了公平、内疚和羞耻通过与企业文化的联系而能够被纳入经济分析。但是需要深究的是：为什么感到公平、内疚和羞耻会改变人们的行为？
针对为何文化偏好会内化的问题。lazear 试图去形式化文化内化的过程。他采取了一个演进的进路，将文化同基因进行类比，而偏好更象是一个遗传的天赋。假设t时刻企业内的个体与其他个体相遇，在下一时期，相遇的个体的偏好就是t时刻他们各自偏好的混合。经过高层管理者的操作，一些偏好得到赏识，他们的携带者更容易在企业内生存并继续进行配对。高层管理象一个园艺师选择所中意的花朵一样。因此，他的模型被看作是一个人工选择而不是自然选择。frank 则分析了遵从特定感情所提供的演进利益。在适当的假设下，一个具有良心的群体能够抵挡住无内疚感“突变”的威胁，相反，在一个缺乏良心的群体内往往会服从于有内疚感“突变”的侵蚀。用演进博弈理论分析的均衡结果是人们会选择具有良心。这些分析证明了经济学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企业内文化的扩散和蔓延过程。
企业文化研究的指令进路与内化进路并不完全是对抗的，实际上，两者相互补充，深化了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因为内化可以产生博弈理论的预期；相反，博弈理论的预期也许能够导致内化的发生。
5、文化投资、企业战略与领导行为
应用产业组织方法对企业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是较新的一种思路。这一研究思路将企业文化看作是一个企业的选择变量，一个企业的文化的标准或密度取决该企业文化的成本和收益。成本可以通过考察单个企业而理解，而收益则取决于竞争环境，需要通过检验竞争环境的状况和企业的战略来分析文化。
hermalin 将文化看作是企业决定十分投资于培育和保持的结果。如果i是投资的成本，企业文化的收益就是它所降低的边际成本。当企业y采取文化投资而企业x不采取文化投资时，二者在寡头市场竞争中可以实现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当公司x不采取投资于企业文化时，公司y投资于企业文化；公司x投资于企业文化时，公司y则采取不投资。当投资企业文化的成本很低时，会形成单个纳什均衡，两个公司都会采取强力企业文化，而当投资成本过高时，两个公司都不采取。通过假设文化的边际收益随规模而增长而成本则是固定成本。则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强文化总是出现在大公司中。强文化更多是流行于那些单个企业产量更高的产业而不是那些产量更低的产业。这个模型意味着公司文化的强度是它预期达到均衡规模的函数。粗略地说，规模决定了文化。
不仅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企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组织内部权威的形成也需要企业文化的支持。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hermalin 进一步研究了企业中的领导形成问题。他认为领导的核心问题是领导者如何引导其他人追随他。作为追随者，他们相信领导人具有比他们自己更好的信息优势。而作为领导者，则要努力使下属相信他确实具有正确的信息而不是误导他们。在一个队生产的模型中，领导者具有特定的私人信息，获得更高回报的能力使得员工愿意听从领导者的召唤。企业文化具有增强共鸣的作用，员工也将观察领导者如何遵循规范的程度。
四、评论与展望
上述五种进路虽然并没有囊括全部的企业文化经济分析论点，但也显示出了对这一课题研究的困难所在与希望所在。正如hermalin 所评论的那样：企业文化经济尚远未建立，更不用说去发展了。这还是一篇待开垦的领地，期望那些收获的人去努力工作。在这样一个开拓过程中依据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必要的，经济学家应当将企业文化现象纳入理性选择的框架中去解释，对有形资源的一些分析工具同样也对无形资源有启示作用。另一方面，借助于心理学、生理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哲学等学科也将会深化对企业文化的理解。而真正需要下功夫去做的，则是对现实的深入调查和理解，不仅理解企业组织内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也要剖析其他组织中的文化现象。
在《竞争力经济学》一书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的绩效更取决于在长期市场竞争中所发展起来的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是由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等不可测因素决定的，这大大减少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如果对竞争力的追根求源，就会一直追溯到能力、知识、创新、学习等心理和文化的因素，而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中，这些因素是很难纳入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的，因此，在回答是什么因素最终决定了企业的持久竞争力这个问题上，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是十分有限的。”
科斯曾指出：“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还人类以本来面目，即人们只能在现实体制所规定的条件下行事。只有这样，现代制度经济学才能称之为”现代制度经济学“。” 就目前为止，经济学中人类的面目仍然是模糊的，至少缺乏了文化价值观念的人是不全面的。对此，西蒙提出“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可以更合适地标为组织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因此，即便是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需要组织理论，和它们需要市场理论的程度一样。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完全根据代理、不对称信息、交易成本、机会主义和从新古典经济学中抽出的其他概念来解释组织行为，这忽视了类似权威、认同和协调的关键组织机制，从而是严重不完全的。” 可以相信，引入企业文化的研究不仅可以克服新制度经济学在对真实世界探索上的缺陷，也为经济学“帝国”的拓宽指出了新的领域。企业文化进入经济学的过程也启示我们，将现象与事实归因于非理性和低效率是无助于人类认识进步的，探求选择背后的原因会让我们理解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存在是多种约束条件作用的结果。
第二篇：经济学和管理学
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分工、方法差异及相互借鉴
内容提要：对人性假设和人们相互关系认识的不同只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前提差异，不是两门学科的根本区别。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应表现在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差异，而非研究方法。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学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经济机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具有稀缺特性的资源的配置问题，企业组织特性常常被忽略。而管理学则研究在一个具体组织内如何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管理职能和活动以尽可能少的资源实现组织的目标。这种研究的“分工契约”又决定了经济学的注重科学性和管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移植性的研究方法差异。最后，本文指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互借鉴对各自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比较借鉴、学科发展
从理论上明确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区别，无疑有助于这两门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一般认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人性假设和人们相互关系认识的不同，经济学中的近似于“坏人假设”、人们之间的等同关系，管理学中近似于“好人假设”、人们之间的差序关系，导致了两门学科的一系列差异（孙继伟，1998）。然而，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观点。其一，我们不否认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有关人性假设的重要区别，但这不是学科的根本区别。所谓独立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一般应表现为学科研究对象和问题的不同，对人性假设和人们相互关系认识的不同只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前提差异，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的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只会导致同一学科的不同学派或分支的产生，而不应是不同的独立学科。①其二，不仅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之间对人性的假设不同，而且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每门学科内部对人性的假设也是不统一的，从而形成了每门学科的不同流派或学派。对于经济学而言，虽然理性人假设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得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但理性人假设不断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凡勃伦、西蒙、凯恩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大师都曾对理性人假设进行否定（张雄，1995，P80—P90）；科斯则极力主张放弃人是理性的效用极大化这的观点，以实际的制度为出发点，恢复实际的人的显著特点；莱宾斯坦则认为人具有双重性，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一种极端的和个别的情况，提出了X效率理论（弗朗茨，1988）。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的人性假设分歧更大，存在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和文化人等诸多假设，演化出众多方法、理论和学派，很难用一个近似的“好人假设”来概括。因而，以人性假设差异是无法区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其三，经济学隐含的人们之间的等同关系与管理学隐含的人们之间的差序关系的差异的确存在，但这种差异却隐含着一个更为基本的前提，作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人是独立的不依附任何组织的行为主体（市场交易主体），而管理学研究领域中的人一定是某个层级组织内、依附组织而存在的行为主体。由此可以引伸出经济学和管理学围绕组织是有研究“分工”的，本文接下来对这种“分工”以及由这种“分工”引起的两门学科研究方法的差异研究表明，经济学和管理学围绕企业组织的研究领域的分工所形成的研究对象的差异才是两门学科的根本区别所在。
一、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分工契约”
经济学，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通用而简洁的定义，是研究将稀缺的资源分于不同用途的学科，即在给定生产力和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研究各种产品的相对比例如何在市场上决定。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每个经济必须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三个基本的资源配置问题，这正是经济学面临的问题和任务。管理学，虽然至今仍不存在一统一的定义，但一般认为是研究管理活动、过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解决管理问题、指导管理实践的学科。而所谓管理，则是指在一定组织中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指挥、协调等职能充分调动利用各种资源、协调组织成员的行为，从而以尽量少的投入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或过程。从直观的学科定义看，二者各不相同，似乎没有区分的必要，但当两门学科都把研究“目光”集中于企业——
当今社会最重要、最普遍的经济组织时，区分的问题也就产生了。①
Taylor）开拓性的贡献以来，至今已形成包括管理原理、生产管理学、经营决策、营销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战略管理等众多分支学科以及管理科学学派、系统学派、人际行为学派、权变学派等诸多理论流派在内的庞大的知识体系。虽然企业管理学并不具有微观经济学那样的可以用公理化形式表示的理论体系，但企业管理学的知识体系是围绕企业组织生存和发展这一企业管理目标而建立的，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学研究的问题是具体一个企业组织生存和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管理问题，其研究内容涉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理论、具体方法、手段等。企业管理学同样追求效率，但不是社会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而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企业的资源，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服务于企业组织目标。分析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在企业问题研究上，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分工契约”：经济学站在整个社会经济角度上，研究企业的性质、企业行为对市场价格机制的影响及对经济稀缺资源配置的作用；管理学则站在具体一个企业的角度上，研究如何有效组织、运营、管理一个具体的企业，使企业适应社会经济外部环境，不断发展，实现企业组织的目标。借用系统论的语言可能更能说明这种研究“分工”：经济学关于企业问题的研究，是把企业作为整个经济系统的构成要素，研究企业这个经济系统要素是如何影响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构成和运行效率、经济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因而没有必要过多关注作为系统要素的企业的内部构造及运行问题；对于管理学而言，正如系统管理学派所认为，企业是一个独立的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整个社会经济是企业系统的环境，管理学研究的是企业系统的内部构成、要素配置、运行机制，以及如何适应系统的外部环境，实现系统的功能，达到企业系统的目标。经济学认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的行为主体，其交易行为决定了市场和价格机制产生和运行，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三个基本的资源配置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市场和价格机制的有效运行。针对三个基本经济问题，价格或价值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及一般均衡理论形成了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②其中，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它从均衡价格论出发，并加以引伸扩展，分别研究个别市场或个别商品的需求及供给问题；厂商理论是价格理论的延伸和发展，分析一家厂商在不同的竞争条件下的产量和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分配理论研究各种生产要素在各种竞争性用途中的分配，总产量在工业部门、产品和厂商中的划分；在单个市场分析的基础上，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所有市场、市场参与者共同作用下所有市场如何同时达到均衡，证明在完全竞争市场及其它一些假设条件下，存在稳定的均衡价格体系使所有市场达到供求均衡，并满足帕累托最优。主流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可以用被认为经济学领域中得到最好发展和最具审美合意性的模型阿罗（Arrow）和德布罗（Debreu）的竞争——均衡范式来概括：从可供选用的物品的非常精确的定义开始，假定消费者完全了解物品的所有特性，对物品组合有一个偏好次序，生产者（厂商）服务于消费者，赋有生产可能性集合。然后再加上市场组织范式，所有行为主体都是价格接受者。消费者在支出不超过其收入的条件下，使福利达到最大，从而产生了需求函数。生产者在技术可行的范围内使利润达到最大，这就产生了供给函数。竞争均衡是由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决定的一组价格，使所有的市场都出清（泰勒尔，1997，P6-P7）。以上分析表明，企业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主流经济学中只被作为一 “黑箱”组织，经济学感兴趣的是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导致市场均衡的作用和过程。只要企业是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入产出组织，至于其内部组织构造怎样、如何有效地进行生产经营、管理运行机制如何，对于经济学而言无关紧要，这并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这些问题恰恰正是企业管理学所要解决的。企业管理学自泰罗（F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些发展似乎在尝试着突破这种隐含的“研究分工契约”。这些有必要进一步分辨的尝试至少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经济学中“企业理论”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本世纪30年代，科斯（Coase, 1937）以及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1933）等人的开拓性的贡献表明经济学家开始试图打开企业这个“黑箱”，也标志着不同于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的企业理论的产生。但直到本世纪70年代以前，新兴的企业理论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70年代由于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研究引入了不完全信息，才使企业理论迅速发展为一门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企业理论是近二十多年来成长最为迅速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之一，以严格数学模型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都可以归属于企业理论领域。企业理论旨研究企业的本质和界线、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和企业的层级组织的内部结构等问题（钱颖一，1989）。由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现代公司或现代企业的认识，以至于人们以为这是管理学的进展，把一些在这方面稍有研究的人看作是企业管理专家。”（芮明杰、袁安照，1998，P2）然而，进一步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中企业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的经济性质、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经济含义，即使对企业内部层级结构和激励机制的研究也是服务于这些目标的。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主要服务于企业所有者的利益，研究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而企业管理学则用于指导经营者的经营管理实践。企业理论的发展虽然把经济学家的目光引向企业内部，但仍然只是停留在企业的性质及企业所有者层次，因而，我们仍可以认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分工契约”依然存在。第二，企业战略问题成为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和管理学中的战略管理共同关注的焦点。现代经济学发展已突破了适用完全竞争条件的阿罗和德布罗的竞争——均衡范式，开始着重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运行机制，增加了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尤其是研究市场运行的产业组织理论在70 年代引入非合作博弈方法以后发展迅速，其研究企业间博弈行为方面的成果对企业战略分析极富指导意义。同时，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更加关注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竞争战略问题，企业战略管理也成为企业管理学的重要分支。在企业战略问题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目光交织在一起。但这并没有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分工契约”相冲突。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市场结构、企业间博弈行为和经济绩效，虽然其成果对企业战略分析极富指导意义，其目的却在于为政府制定与企业有关的政策服务，重点是反垄断政策和直接管制政策，促进有效竞争，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而管理学对战略的研究则是把企业战略作为管理对象，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为目标，探讨企业战略的分析、决策、计划、组织和实施过程。
二、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差异
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经济学和管理学在各自的长期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论。两门学科的方法论差异十分巨大，反映了各自的鲜明学科特色。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十分独特，“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贝克尔，1995，中译本，P8）。许多经济学家都以此引以自豪，对经济分析方法津津乐道，贝克尔（1995，中译本，P11）认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但也有许多人对泛经济分析方法持批判态度。西蒙（1988，中译本，P18）指出：“经济学家们给经济人赋以一种全能的荒谬理性。这种经济人有一个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使其总是能够在所面临的备选方案中作出抉择；他总是完全了解有哪些备选的替代方案；他为择优而进行的计算，不受任何复杂性限制；对他来说，概率计算即不可畏，也不神秘。”那么，具体地说，什么是经济分析方法呢？一般经济分析方法分为四个层次或步骤（杨小凯，1998，P5——P10）。第一层次是把人们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用数学函数描述，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望，用博弈论中的博弈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等。第二层次是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人的自利行为。第三层次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人的自利行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如果在进行第二、第三层次分析时考虑时间因素，则为决策的比较动态分析和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这三个层次的分析都被称为实证分析，即不对问题做价值判断，只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出现什么结果。第四层次的分析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研究人们自利行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是否对社会有利。这四个层次的研究方法所依据的主要分析工具就是数学。由于数学语言的精确性，借助数学可以降低经济学家之间的沟通费用，数学模型有助于经济学知识的积累。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使经济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相比，内在逻辑统一，论证严密，知识可积累性强，更符合科学性原则。
Koontz）在1961年和1980年的两篇文章中描述为“管理理论丛林”时期；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管理学届
又掀起企业文化的研究热潮。上述管理学发展过程反映了随着对管理学认识的深入管理学研究重心的不断转移，而这种转移变化有赖于其它学科理论方法向管理学的移植。古典管理阶段侧重于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是以工业工程、经济学方法及社会学为基础的；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基础之上的；至于现代管理阶段则更是移植了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方法形成了 “管理理论丛林”。最初孔茨所谓的“管理理论丛林”包括六个学派，即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数量学派。这些学派的根本差异就是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区别。进入80年代，孔茨又宣称原来的6个学派已发展为11个学派，即经验或案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群体行为学派、协作社会系统学派、社会技术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学派、管理科学学派、权变和情景学派、经理角色学派和经营理论学派，并认为所谓学派（school）应叫做方法（approach）更为合适。显然，管理学的这些学派或研究方法基本都是移植其它学科的方法，单一或交叉使用发展而来的。Mayo）人际关系学说及随后发展的行为科学理论支配的阶段；进入60年代以后是现代管理阶段，这被孔茨（HWeber）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其核心内容是科学管理、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古典组织理论等；本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则是梅奥（EFayol）、韦伯（M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缺乏这种内在逻辑统一的方法论，这决定于管理学的学科目的及管理学研究问题的性质。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强调实用的学科，旨在探索组织的管理活动、过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用于解决组织的管理问题、指导组织的管理实践，实现组织的目标。为了对组织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必须考虑组织内外的多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心理等方面因素，针对组织中的各类管理问题，运用经济学、数学、运筹学、工程技术、心理学、社会学、系统工程、控制论、信息论的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对管理活动进行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这就决定了管理学的研究方法的多学科移植交叉性（崔援民、黄群慧，1998）。从管理学的发展过程可以更清楚地说明管理学的多学科移植交叉性的方法论特征。管理学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本世纪初到20年代末，以泰罗、法约尔（H
三、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互借鉴
当着重分析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分工和研究方法差异之后，我们有必要说明两门学科的相互依赖关系。上述经济学和管理学在企业问题研究上达成的默契“分工”显然只是学科理论上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如同现实中的契约是不完全的一样。①有分工，必须有协作，这种理论研究分工的存在绝不会妨碍在解决现实企业问题时两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只会促进我们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从学科发展看，经济学和管理学是相互借鉴、互为促进的，一方面，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作为更一般意义上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会给企业管理学提供基础经济理论支持，管理经济学就是以此为己任的经济学分支；另一方面，对管理学提出的实际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经济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如西蒙通过对管理性组织的决策过程的研究，提出“有限理性”和“令人满意准则”两个决策理论的基本命题，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提出挑战，促进了经济理论发展。这种学科间的相互借鉴、互为促进无疑有利于各自的完善和发展。
然而，由于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两门学科之间相互借鉴的程度差异很大。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被认为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双重属性，① 其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移植交叉的特征，因而管理学是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任何有利于解决管理问题的知识，无论其属于什么学科，都可以被吸收、借鉴到管理学中（当然这是以牺牲管理学自身的科学性为代价的），管理学家对此进行综合创新，促进管理学的发展。因此，管理学吸收、借鉴了大量的经济学知识，甚至完全可以认为企业管理学是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与管理学相比，经济学崇尚理性、追求科学主义，有自己固有的研究分析方法，任何没有用数学语言表达的知识都难以进入主流经济学，被经济学家所接受。这无疑保持了经济学的纯洁性和科学性，有利于经济学知识的长期积累，但也阻碍了经济学从除数学以外的其它学科吸取营养、学习借鉴相关知识。这应是经济学中较少有管理学知识的原因之一。
经济学为追求形式的科学性，有时是不惜代价的。这一点在经济学对待企业家的研究上很有代表性。在早期的经济思想中，企业家是作为生产、流通、分配过程的关键角色，被认为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作用。但随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兴起，企业家在经济理论中消失（disappearance）了。由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强调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这种市场会进行一切的必要协调，毋须企业家的干预，管理和决策变得无足轻重，最具审美合意性的适用完全竞争条件的阿罗和德布罗的竞争——均衡范式中没有企业家的地位，因而，到19世纪末企业家这个术语几乎在主流经济理论著作中消失了（Baumol,1968）。Barreto（1989）曾以一本专著的篇幅对这个现象产生的过程、原因、理论背景等进行了论述，其核心论点是：主流经济理论之所以抛弃企业家，是因为任何把企业家引入主流经济理论体系的尝试都会破坏理论模型的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为了追求经济理论体系本身的完美，主流经济学家们把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作用的企业家“扫地出门”。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牺牲经济学的现实性复杂性、建立经济数学模型、追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的科学性，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学的发展更为有利，“正象15世纪化学中的炼金术与当时认真做简单的化学实验相比，前者看似离现实更近，而后者由于不成熟，看似远离现实，但从长远而言，严格的科学方法终将靠数代人的连续有效知识积累，用现代化学替代了炼金术（杨小凯，1998，P11）。”
显然，进一步详细研究数学方法与经济学的发展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但本文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分工、研究方法差异引伸到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问题，这无论是对经济学发展还是对管理学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地说，吸收借鉴其它相关学科的知识对一门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经济学和管理学都不例外。关于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有经济学家卡森（M.Casson）的胸怀，把其置于整个社会科学中考虑。他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企业家”辞条中最后指出（中译本，1992，P164）：“对企业家的研究开阔了经济学的视野，不在囿于推导出一组连贯的价格与数量的等式。人类个性方面的因素——如自信——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文化状况影响下性格的可塑性也是如此。因此，关于企业家的理论不是使普通的价格理论走向完整的最后一步，而是使经济理论发展成为更广泛的社会科学整体一部分的第一步。”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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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企业文化建设走向企业文化管理
从企业文化建设走向企业文化管理
企业文化早已成为管理学家、企业家津津乐道的一个术语，一剂良药。企业文化建设充斥着各种管理杂志、各个管理院校、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不谈企业文化建设，好象就是落伍，就是不懂管理一样。大家都在谈企业文化建设，而少有人谈及企业文化管理！那么，什么是企业文化？什么是企业文化建设？什么是企业文化管理？如何由企业文化建设走向企业文化管理？
一、什么是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定义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被大家认为有效而共享，并共同遵循和维护的基本认识、信念、价值观念和规则。
企业（群体）在解决外在适应性与内部整合的问题时，学得的一组共享的基本假设，因为它们运作得很好，而被视为有效，因此传授给新成员，作为当遇到这些问题时，如何去知觉、思考及感觉的正确方法。
（二）企业文化具备的要点
1、企业文化是企业在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始终会以“解决问题”做为自己的宗旨；
2、企业文化是被大家认为有效的而共享的；
3、企业文化是共同遵循并自觉维护的；
4、企业文化是维系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游戏规则。
二、什么是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是指企业文化相关的理念的形成、塑造、传播等过程，重口号轻落实；重宣贯轻执行。突出在“建”字上，是基于策划学、传播学的，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策划和传播，是一种泛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的方法通常是（一个企业的例子）：
1、早会
早会就是在每天上班前用若干时间宣讲公司的价值观念。
2、思想小结
思想小结就是定期让员工按照企业文化的内容对照自己的行为，自我评判是否做到了企业要求，又如何改进。
3、张贴宣传企业文化的标语
把企业文化的核心观念写成标语，张贴于企业显要位置。
4、树先进典型
给员工树立了一种形象化的行为标准和观念标志，通过典型员工可形象具体地明白“何为工作积极”、“何为工作主动”、“何为敬业精神”、“何为成本观念”、“何为效率高”，从而提升员工的行为。上述的这些行为都是很难量化描述的，只有具体形象才可使员工充分理解。
5、权威宣讲
引入外部的权威进行宣讲是一种建设企业文化的好方法。
6、外出参观学习
外出参观学习也是建设企业文化的好方法，这无疑向广大员工暗示：企业管理当局对员工所提出的要求是有道理的，因为别人已经做到这一点，而我们没有做到这些是因为我们努力不够，我们应该改进工作向别人学习。
7、故事
有关企业的故事在企业内部流传，会起到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
8、创业史陈列室
9、文体活动
文体活动指唱歌、跳舞、体育比赛、国庆晚会，元旦晚会等，在这些活动中可以把企业文化的价值观贯穿进行。
10、引进新人，引进新文化
引进新的员工，必然会带来些新的文化，新文化与旧文化融合就形成另一种新文化。
11、开展互评活动
互评活动是员工对照企业文化要求当众评价同事工作状态，也当众评价自己做的如何，并由同事评价自己做得如何，通过互评运动，摆明矛盾，消除分歧，改正缺点，发扬优点，明辨是非，以达到工作状态的优化。
12、领导人的榜样作用
在企业文化形成的过程当中，领导人的榜样作用有很大的影响。
三、什么是企业文化管理？
企业文化管理是指企业文化的梳理、凝练、深植、提升。重落实轻口号，重执行轻选贯。突出“管理”，是基于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的，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是在企业文化的引领下，匹配公司战略、人力资源、生产、经营、营销等等管理条线、管理模块的。她涵盖了企业文化建设。
四、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文化管理的区别是什么？
企业文化管理企业文化建设
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传播学、策划学
基于持续价值和系统价值，基于管理基于企业文化策划
管理作为主体策划作为主体
内外兼修、系统解决企业的深层次管理问题，解决问题背后的问题解决口号和企业表层问题
注重管理者和管理团队的能力开发和提升关注企业文化的分层
基于企业管理个性，梳理提升，规划管理活动关注管理外宣，策划活动重在管理重在建设
重生根重宣贯
五、如何由企业文化建设走向企业文化管理？
企业文化管理是基于企业管理的，其涵盖了企业文化建设。那么，如何由企业文化建设走向企业文化管理？
（一）由策划走向系统提升价值
企业文化管理不是策划，企业文化本身就有，其是解决问题的，是解决问题背后问题的，是系统提升价值的。
例：改进价值创造：人力资源部
1、确定价值驱动要素
找出关键价值驱动要素：
※了解影响您潜在价值的驱动创造因素；
※将促进组织成长作为激励目标；
※用成本效率衡量事务性服务，但不作为促进组织发展的衡量指标；※关注组织中别人怎么看您。您的价值贡献对他们是否清楚。
2、多视角认识价值创造
※建立一种心态，人力资源部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成长的工具；※充分了解公司的业务；
※让人们更多的关注您在写作与创造方面，而不是控制方面的事务性活动；
※不要安于现状。
3、制定战略与衡量标准
※制定个人成功标准，帮助组织不断成长；
※设计合理薪酬方案；
※理解公司战略；
※不要局限的看待培训；
※用激情、信念和热情通过可是工具与员工沟通。
4、以速度为中心进行结构调整
※通过网络使组织扁平化，改进实施速度，并把员工、客户、供应商和业务伙伴联系起来；
※消除公司里表示地位的标志，在员工中建立一种社团意识，让员工更多的感到爱护。
（二）由落地走向生根
中国企业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有两种基本的文化现象：一是企业的理念很时髦、很先进，在天上飘，但企业家和员工的行为在地上爬，企业文化理念与行为严重背离，造成文化虚脱症；二是员工心理契约的天然缺乏，导致企业的制度成本高、管控复杂而无效。其根源在于企业文化没有真正落地，更没有深植，仅停留在时髦的口号与词汇上。企业文化缺乏内在的推进机制与执行系统，同时因为中国企业没有经历工业文明的长期洗礼，员工职业化程度低，企业行为与员工行为缺少自律机制。心理契约的天然缺乏，导致企业内部交易成本高。
它是要把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的制度建设、流程建设以及员工的行为规范的过程中去，并把制度建立在心理契约的基础之上，使员工行为从他律走向自律，不但企业文化落地，更要生根到员工的心里，生根到员工的行为上，使企业进入组织管理的最高境界——文化管理。
（三）由建设走向管理
进入新世纪以来，企业文化的新一轮热潮已经掀起，但相当多的单位在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重理念”、“轻深植”的现象，只重视企业理念的创新，求新奇、求美感、求震撼，而忽视了理念背后的管理支撑，离开了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进程，离开了解决问题和问题背后的问题，就不成其为理念，只是一个空洞的文字堆砌和语音组合之物。
很多企业着手建设和打造企业文化，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基于一些策划的企业文化建设，无法进行文化管理，更无从跟公司战略、人力资源、生产、经营、营销等管理匹配。
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企业的一种“道德”“绩效”的标准，员工以此与企业 形成一种心里契约，即员工认同企业的共同愿景和追求，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结合在一起，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自主管理。同时，一旦将文化融入企业的日常管理，文化又是一种理性管理手段，它是企业实现功利目标的一种理性选择，如，在战略上规定了企业做什么，不做什么；在理念上确定了企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在价值观上明确了追求什么，放弃什么。企业文化管理是一个过程，不只是起草一个纲领就完成了使命，纲领只意味企业文化管理的一个开端，企业文化管理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文化管理的关键要素是什么，这首先取决于企业家与企业家群体，因为企业文化的基因来源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群体，那么企业的企业家团队决定企业文化管理的关键，作为高层有几项使命，一个是树立企业的理念、使命和核心价值观，要有意识地了解和创造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高层不断地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在完成企业家有意识的引导和创造的企业文化。第二个高层要完成的使命是企业战略性系统思考——企业向何处去？在加入TWO之后，产业要向哪个
方向升级，企业未来战略发展方向是什么？核心能力是什么？关键业务领域是什么？未来的商业运作模式是什么？这些问题尤其是企业的高层需要思考清楚。第三是高层要成为企业文化管理的忠实追随者、布道者、传播者、感召者、激励者。讲企业文化不是由学者来讲，而是企业的高层来讲。通过讲文化，讲战略迫使高层不断思考这些问题，高层要能给刚来的员工讲明白了，就说明高层真的弄懂了，想通了。整个企业不断的布道，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氛围。
2．企业文化管理的第二个要素是企业的核心人才和中坚人才，也就是除了高层以外的各层管理者也要承担文化管理的责任。但与老板、高层所承担的有所不同：第一要共同参与企业愿景与核心价值观的制定。第二是提炼经验，总结教训，探寻方法，确立准则，行为带动。第三是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制度建设和流程建设之中。真正接触员工的是中基层管理者，所以企业文化的真正推动者是中基层。而且员工更多要靠舆论导向，要向氛围去带动，所以对职工要有强化的过程，通过开始的强制达到最终的自觉这样一个过程。
这就要求我们企业以及企业文化工作者，走出企业文化建设的误区，走向企业文化管理。
第四篇：经济学管理学名著
十大经济学名著：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 庇古《福利经济学》
俄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萨缪尔林《经济分析基础》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50部经济学经典名著
《经济论》(色诺芬)
《赋税论》(威廉·配第)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托马斯孟)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皮埃尔勒庇逊德布阿吉尔贝尔
《休谟经济论文选》(大卫休谟)
《商业性质概论》(理查德坎蒂隆)
《经济表》(弗朗斯瓦魁奈)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
《人口原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政治经济学概论》(让巴蒂斯特萨伊)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西蒙·德西斯蒙第)
《孤立国》(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
《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理查德琼斯)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经济和谐论》(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师夏)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
《国民经济学原理》(卡尔门格尔)
《政治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
《纯粹经济学要义》(莱昂瓦尔拉斯)
《资本与利息》(欧根冯庞巴维克)
《经济学原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利息与价格》(克努特魏克塞尔)
《财富的分配》(约翰贝茨克拉克)
《有闲阶级论》(托尔斯坦凡勃伦)
《经济发展理论》(约瑟夫熊彼特)
《福利经济学》(阿瑟塞西尔庇古)
《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贝蒂俄林)
《制度经济学》(约翰罗杰斯康芒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奥斯卡兰格)
《货币均衡论》(冈纳缪尔达尔)
《价值与资本》(约翰理查德希克斯)
《通向奴役的道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经济学》(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
《经济增长理论》(威廉阿瑟刘易斯)
《丰裕社会》(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经济成长的阶段》(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
《资本主义与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
《改造传统的农业》(西奥多威廉舒尔茨)
《投入产出经济学》(华西里列昂惕夫)
《产业组织》(乔治约瑟夫施蒂格勒)
《各国的经济增长》(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
《财富与贫困》(乔治吉尔德)
《经济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原理》(格里高利曼昆)
《公司金融理论》(让梯若尔)
《贫穷的终结》(杰弗里萨克斯)
20本管理学经典名著
（1）科学管理原理，泰勒，马风才，机械工业出版社
（2）经理人员的职能，巴纳德，孙耀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管理行为，西蒙，机械工业出版社
（4）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马斯洛，许金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Z理论：how American business can meet the Japanese challenge，大内，朱雁斌，机械工业出版社
（6）管理的实践，德鲁克，齐若兰，机械工业出版社
（7）战略历程，明茨伯格，机械工业出版社
（8）企业的人性面，麦格雷戈格尔圣菲尔德，韩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组织理论与设计，达夫特，清华大学出版社
（10）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与权变方法，卡斯特；罗森茨韦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伟大的组织者，欧内斯特·戴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圣吉，郭进隆，上海三联书店
（13）追求卓越，彼得斯，沃特曼，中信出版社
（14）本尼斯领导艺术全书，本尼斯，李德荣，海潮出版社
（15）竞争战略：分析产业和竞争者的技巧，波特，陈小悦，华夏出版社
（16）变革的力量:领导与管理的差异，科特，方云军，张小强，华夏出版社
（17）注意力管理，达文波特，贝克，谢波峰，中信出版社
（18）有效的公共关系，布鲁姆,森特，卡特里普，明安香，华夏出版社
（19）管理学，罗宾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管理学，孔茨，韦里克，张晓君，经济科学出版社
第五篇：经济学管理学推荐读物30本
经济学推荐读物30本
第1部 《经济表》 弗朗斯瓦·魁奈(法国1694—1774)
第2部 《国富论》 亚当·斯密(英国1723—1790)
第3部 《人口原理》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英国1766—1834)第4部 《政治经济学概论》 让·巴蒂斯特·萨伊(法国1767—1832)第5部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大卫·李嘉图(英国1772—1823)第6部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西蒙·德·西斯蒙第(法国1773—1842)第7部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德国1789—1846)第8部 《政治经济学原理》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1806—1873)第9部 《资本论》 卡尔·马克思(德国1818—1883)
第10部 《政治经济学理论》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英国1835—1882)第11部 《国民经济学原理》 卡尔·门格尔(奥地利1840—1921)第12部 《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 里昂·瓦尔拉斯(法国1834—1910)第13部 《资本与利息》 欧根·冯·庞巴维克(奥地利185l一1914)第14部 《经济学原理》 阿弗里德·马歇尔(英国1842—1924)第15部 《利息与价格》 克努特·维克塞尔(瑞典1851—1926)第16部 《财富的分配》 约翰·贝茨·克拉克(美国1847—1938)第17部 《有闲阶级论》 托尔斯坦·本德·凡勃伦(美国1857—1929)第18部 《经济发展理论》 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奥地利1883—1950)第19部 《福利经济学》 阿瑟·赛西尔·庇古(英国1877—1959)第20部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琼·罗宾逊(英国1903—1983)
第21部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1883—1946)第22部 《价值与资本》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英国1904—1989)
第23部 《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奥地利1899—1992)
第24部 《经济学》 保罗·萨缪尔森(美国1915一)
第25部 《丰裕社会》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美国1908—)
第26部 《经济成长的阶段》 沃尔特·罗斯托(美国1916—)
第27部 《人力资本投资》 西奥多·威廉·舒尔茨(美国1902—1998)
第28部 《资本上义与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1912—)
第29部 《经济学》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1943—)
第30部 《经济学原理》 格里高利·曼昆(美国1958—)
管理学推荐经典读物30本目录
第1部 《科学管理原理》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美国1856—1915)第2部 《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 马克思·韦伯(德国1864—1920)第3部 《经理人员的职能》 切斯特·巴纳德(美国1886—1961)
第4部 《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 亨利·法约尔(法国1841-1925)
第5部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埃尔顿·梅奥(美国1880—1949)
第6部 《企业中人的方面》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美国1906—1964)
第7部 《个性与组织》 克里斯·阿吉里斯(美国1923—)
第8部 《如何选样领导模式》 罗伯特·坦南鲍姆(美国1915—2003)
第9部 《管理决策新科学》 赫伯特·西蒙(美国1916—2001)
第10部 《伟大的组织者》 欧内斯特·戴尔(美国1914—)
第11部 《管理的新模式》 伦西斯·利克特(美国1903—1981)
第12部 《营销管理》 菲利普·科特勒(美国1931—)
第13部 《让工作适合管理者》 弗雷德·菲德勒(美国1922—)
第14部 《组织效能评价标准》 斯坦利·E·西肖尔(美国1915—1999)第15部 《再论如何激励员工》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美国1923—2000)
第16部 《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与权变方法》 弗里蒙特·卡斯特(美国1924—)第17部 《经理工作的性质》 亨利·明茨伯格(加拿大1939—)
第18部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 彼得·杜拉克(美国1909—)
第19部 《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 哈罗德·孔茨(美国1908—1984)
第20部 《杰克·韦尔奇自传》 杰克·韦尔奇(美国1935—)
第21部 《竞争战略》 迈克尔·波特(美国1947—)
第22部 《Z理论》 威廉·大内(美国1943—)
第23部 《转危为安》 爱德华兹·戴明(美国1900—1993)
第24部 《总经理》 约翰·科特(美国1947—)
第25部 《追求卓越》 托马斯·彼得斯(美国1942—)
第26部 《领导者：成功谋略》 沃伦·本尼斯(美国1925—)
第27部 《巨人学舞》 罗莎贝丝·摩丝·坎特(美国1943—)
第28部 《第五项修炼》 彼得·圣吉(美国1947—)
第29部 《企业再造》 迈克尔·汉默(美国1948—)
第30部 《基业长青》 詹姆斯·柯林斯(美国1958—)
2010年读书计划，完成经济学和管理学格5本书的阅读和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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