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介入模式探讨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第一篇：从介入模式探讨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从介入模式探讨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魏雁滨 陶兆铭

摘要：香港青少年服务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制度化，迄今已有 30 多年。除了服务性质趋向全面、服务对象不断扩充、工作手法各式各样之外，介入模式更从偏重辅导与治疗，慢慢转为兼重青少年发展与充权，为此，我们尝试讨论并寻找到这三种青年工作模式的特点、及其与香港青少年服务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青少年服务；青少年工作模式；青少年发展

青少年是社会宝贵的资产，也是构建和谐与进步的社会的新生力量。青少年发挥着承先启后的功能：

一方面继承社会的文化、价值、信念和理想；另一方面以新视角、新思维为社会开创新局面。因此，如何帮助青少年在急速转变的社会中有良好的适应及正面的发展，以至积极装备自己为社会作出贡献，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社会由此就会产生一个重要领域：青少年服务，就是要协助青少年满足其生理、心理、社交、家庭生活、培训及闲暇的需要、协助他们解决问题，以及发挥他们的潜能。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历史已逾一百年，但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制度化，迄今已有三十多年。本文尝试介绍青年工作的三种介入模式，并以此视角探讨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一、香港青少年服务的演进

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香港依靠大量中国内地移民所提供的劳动力和资本，慢慢发展成为一个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城市。但当时社会环境并不理想，物质还是相当匮乏，不少儿童及青少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而有一些志愿团体为青少年及他们的家庭提供食物、住房、基础教育、技能训练及娱乐等服务（Newbery，2007）。1966 及 1967 年发生的社会**事件令政府及公众担心青少年对政府的不满会危害社会安定，因而社会开始关注青少年并为之提供普及教育和各种青少年服务（Hong Kong Government，1965）。加上当时有研究指出：香港青少年犯罪的成因之一为其因缺乏家庭及学校的培育而转向与群党从事非法活动以获取成功感及认同感（Ng，1975）。因此，香港政府于 1971 年开始实行小学免费教育，更于 1974 年就推广至实行九年免费教育；同时，政府亦将青少年服务纳入正轨，自此一直在经费上资助非政府机构开展相关服务。当时的青少年服务以个人辅导服务为主，通过提供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及外展社会工作服务以协助青少年解决个人在家庭、学校及社会遇到的问题，从而减少与预防他们违法及反社会的行为（Government Secretariat，1977），同时开设儿童及青少年中心提供有益身心的兴趣小组、康体活动、领袖培训及义工服务以提升其人格修养、社交能力及公民意识，帮助及鼓励他们成为成熟而负责任的良好市民（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1980）。另外，香港政府于 1990 年成立“青年事务委员会”，由专业人士、学者及青年工作者组成，目的是为青少年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见。青年事务委员会于 1993 年发表《青年约章》，在社会上颇有影

响。之后，青少年服务稳步发展，以学校社会工作为例，政府由最初一名社工对 4000 名学生的人数比例增加至现在每一间中学都有一位驻校社工。再者，政府于 1992 年初成立了一个“儿童及青少年中心服务检讨工作小组”，以总结与反思儿童及青少年中心的发展。其后该工作小组发表报告，建议将儿童及青少年中心、学校社会工作队及外展社会工作队重组为“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以避免服务分割、重复及缺乏弹性（Working Party on Review of Children and Youth Center Services，1994）。

目前，香港青少年服务主要由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儿童及青少年中心、学校社会工作队及外展社会工作队提供（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2010）。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以满足青少年各方面的需要。该中心整合各种资源，采用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及手法提供了大量的辅导、支援、社教化及培养社会责任及发展潜能的活动。儿童及青少年中心以鼓励儿童及青少年参与有意义的活动来以促进他们的个人发展为宗旨，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目的则是帮助那些在个人、家庭、人际关系及学校适应等方面出现困难的学生，使他们能够把握学习机会，发挥潜能，及加强他们与家庭、学校及社区的联系。外展社会工作服务队提供的是通过外展手法接触较少参与传统青少年中心活动、且容易受不良影响的青少年，为他们提供辅导与指引，该服务由 2001 年开始增设深宵外展服务，且该服务的社工配备车辆及流动电话，为深夜在外流浪而有服务需要的青少年提供援助。除了以上四种服务之外，社会福利署及非政府机构还为残障青少年提供日间训练与职业辅导服务、住宿服务及社区支援服务等，使他们能融入社会；同时，也通过社区为本的康复服务及院舍服务，协助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成为奉公守法的市民（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2010）。

从上述的回顾可以看出：香港青少年服务相当全面，如果以服务性质划分可分为补教性、发展性及预防性服务；以服务对象分类则包括为学生、为一般青少年、为高危青少年、为残障青少年、以及为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提供的服务；若以工作手法分类则包括个案、小组、家庭、学校及社区，而本文提出以介入模式（intervention model）来分析及评估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与现状。原因在于介入模式不但考虑青少年的实际需要，更从较高层次的价值观及理论体系出发，还借鉴了实证科学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整套操作实务，为青少年工作者提供行动方向、目标、手法和技巧方面的指引（Edginton, Kowalski, &Randall, 2005），可谓理论与实际并重。

二、青少年服务的三种介入模式

（一）辅导及治疗模式

辅导及治疗模式来源于西方精神病学、心理学及辅导学。这个模式主要帮助因精神健康、情绪、行为及关系问题而对其生活及成长产生负面影响的青少年，目的是找出这些问题的起因及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Lee, 2005）。辅导及治疗模式包括了心理社会治疗模式（psychosocial therapy model）、问题解决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l）、行为矫正模式（behavior-modification）、以及危机介入模式（crisis-intervention model）等等（Butrym , 1976）。一般来说，辅导及治疗模式是以个别青少年及处理问题为本的。除了个案工作之外，社会工作者也运用不同的辅导及心理治疗方法为青少年提供小组及家庭辅导。

（二）发展模式

相对于辅导及治疗模式，发展模式强调青少年工作的目标不单是减少或预防问题的发生，而是着重青少年的全人发展，帮助他们茁壮成长，使他们能准备就绪以成为有贡献的成年人（Hamilton, Hamilton &Pittman, 2004;Pittman, Irby & Ferber, 2001）。社会工作者为青少年设计及提供全面的培训计划以培育青少年的发展资产（developmental assets），包括促进与他人联系、提升抗逆能力、促进社交能力、情绪效能、认知能力、行为效能、道德效能、培养自决能力、提高自我效能感、订立明确及正面的身份认同、建立目标和抉择能力、认可正面行为、加强亲社会行为及助长亲社会规范等（魏雁滨，2009;Cheung&Ngai, 2004）。由此可见，正面发展模式是以青少年发展为本的。

（三）充权模式

除了发展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及前线工作者主张以充权模式制订青少年政策及提供青少年服务（Ngai, 2006;To, 2007, 2009）。与发展模式一致，充权模式认为每一个青少年是有成长和改变的能力，但前者却忽略了现存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如何剥削和压制了青少年的发展，特别是资源匮乏的一群（赵维生，1999）。充权模式主张与青少年建立一个伙伴关系，协助他们发展潜能、保护自己的权益、争取应得的资源、倡议政策的改变，最终目的便是共同建构一个有利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因此其核心理念是以改变所有青少年（尤其是弱势者）身处的社会环境为本（魏雁滨，2009）。

以上三种模式的核心理念、目标及介入取向虽有不同，但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换言之，关注青少年的个人问题，不代表会忽略他们的发展需要及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三种模式对构建和谐与进步的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谓缺一不可。要知道，不论是青少年的个人问题、他们普遍的成长需要，还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均会令青少年在生活上和成长上面对不同程度的压力和危机。若这些压力和危机未能得到有效的疏解，长此下去，便会令青少年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因而导致反社会行为的出现，以致危害社会的稳定。此外，当青少年被困在问题与不利的环境之中，他们的人力、社会及文化资本便得不到有效的培育与发挥，因而窒碍了其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发展。再者，青少年的活力与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若在制订社会政策和筹划社会服务时多吸纳青少年的意见，则相关政策与社会服务便能更紧贴时代的脉搏、也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对社会改革有长远的裨益。

如前文所述，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制度化迄今已有三十多年，政府及民间社会福利机构一直携手合作以不同的介入模式回应青少年的问题及需要，以下将从介入模式分析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三、从介入模式分析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香港青少年服务从着重提供个人辅导与治疗，发展至今日这种通过不同的介入模式协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状况，反映了香港青少年服务发展的多元化及全面化。值得留意的是，不同的介入模式在香港青少年服务发展的历程中并不是此消彼长的，而是每一种介入模式皆是青少年服务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从辅导及治疗模式来分析

辅导及治疗模式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是香港青少年服务模式的主导，这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个案工作一直是学校社会工作及外展社会工作最主要的服务范畴。正因这两种服务以个案工作为主，一线工作者不断应用及改良各种辅导及心理治疗方法以帮助困惑在不同问题中的青少年，这从青少年服务机构所出版探讨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及个案工作介入手法的书籍可见一斑。（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学校社工组，1993；香港明爱学校社会工作服务，2002）。除了个案工作外，小组辅导亦是青少年工作者常用的介入策略（Ngai, 2004）。另一方面该模式也可以处理问题为本开展青少年服务，这说是当社会上出现新的青少年问题，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便会合作研究及开展新的服务以协助受这个问题影响的青少年（Lee, 2005）。举例来说，近年滥用青少年精神药物的问题备受关注，政府便资助七间社会福利机构设立滥用精神药物辅导中心以回应这个问题（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10, To & Chan, 2009）。

（二）从发展模式来分析

尽管学校社工及外展社工都倾向把个案工作当成最重要的服务范畴，但他们也有筹办一些小组及大型活动来预防青少年问题的出现及促进青少年的心理、智能、社交等方面的正面发展，而儿童及青少年中心和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更是以青少年的全人发展及正面发展为主要服务目标，通过设计、提供不同的培训计划以协助青少年健康成长。事实上，研究显示了青少年参加这些活动后能发挥潜能、关心社会、支持社群融和、明白其公民责任等（Ngai& Cheung, 1999）。由此可见，发展模式明显以较宏观的角度看待青少年的成长，着重培育青少年的潜能发展，因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当前，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拨款四亿港元，与教育局及社会福利署协办一项为期四年的“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这个计划便是引用了发展介入模式（石丹理、马庆强，2007）。

（三）从充权模式来分析

相对于辅导及治疗模式与发展模式，在香港以充权模式提供青少年服务仍属起步阶段。虽然越来越多一线工作者运用充权模式服务青少年，尤其是处于弱势者如新来港人士及女性等（香港中华基督教会，2002），但大部分属试验性质及较小规模。不过，有研究显示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及外展社会工作服务虽以个案工作为主，但仍能借着不同方法实践充权，包括：个人层面———令青少年重新肯定自己的能力以面对生活挑战及争取其权益；人际层面———与青少年身边的重要人物合作以维护他们的权利及社会公义；学校及社区层面———与青少年一起倡议改善学校政策与社区环境、以及动员社区资源以促进青少年的发展；制度层面———在教育界及青少年服务界扮演倡导者角色（Ngai, 2006, To, 2007, 2009）。

这三种介入模式对构建和谐及进步的社会起着重要的功能。前文提及香港社会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较快发展，在这个阶段，如果社会问题丛生，**频繁，便会令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当时的青少年文化水平不高，但精力充沛，活动力强，往往成为犯罪及反社会行为的主力军。面对这种情况，严刑苛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会激起他们更大的反抗，而聆听他们的需要、协助他们渡过困境才是有效之策。当时香港政府通过提供普及教育与青少年服务，大大抑制了青少年对社会不满的现象，并帮助他们积极装备自己投入社会，令社会渐趋和谐与进步。

然而，只靠提供补救性及预防性的青少年服务以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并不足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因经济起飞而发展为一个制造业中心，其后又发展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社会对人才非常渴求，同时亦需培训有能力、有干劲及有承担的下一代接班人，加上全球化及经济转型的时代趋势，香港需要大量优秀人才以开拓新的发展方向，因此培育青少年成为杰出领袖，协助他们积极装备自己、发挥潜能、对社会承担及具备国际视野的时代责任可谓刻不容缓（Ngai, Ngai&To, 2007），而能帮助青少年解决问题并不等于能令他们有足够的准备为社会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所以，青少年服务须从个人及问题取向扩充至以所有青少年及发展为本，这也是发展模式的要旨。

再者，即使香港社会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趋繁荣，但是仍然有一群处于弱势的青少年受到社会不同方面的排斥，他们作为公民的权益亦未受到足够的保护。来自低收入家庭者、失业者、新来港人士、学习困难者、身体残障者及有精神健康问题的青少年往往未能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去改变他们的命运，社会标签亦令他们出现偏差的自我认同。充权模式的青少年服务正是回应这些青少年的需要。一个和谐与进步的社会不单能促进经济发展，更须维护社会公义，鼓励社会共融，这也是香港青少年服务继续发展的方向。

（四）三种介入模式与青少年服务发展的关系

如上所述，这三种介入模式有着不同的要旨，因此其介入目标也有所不同。它们分别着重协助青少年解决个人问题、培育青少年发展潜能、以及与青少年一起谛造有利成长的社会环境，所以总体而言三者在构建和谐及进步的社会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前文提及三种介入模式对构建和谐与进步的社会同样重要，而近年来，备受重视的充权模式更能补充辅导及治疗模式与发展模式的不足之处，尤以如何提升青少年在个案服务及发展性活动的参与程度为甚。首先，传统的辅导及治疗模式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含着一种假设，就是视青少年为有问题者，而服务提供者则拥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帮助青少年解决其问题。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容易令一线工作者忽略青少年对自身处境的理解及其持有的内在与外在资源（To, 2007）。透过引入充权模式的个案服务，社会工作者能提升青少年在接触阶段、需要界定阶段、介入阶段及结束阶段的参与，并在此过程中与青少年一起发掘其强处，以及确认其解决问题、满足需要、自我成长及面对周遭环境的能力（Lee & Charm, 2002;Ngai, Cheung, Ngai, 2007）。

另外，充权模式与发展模式均重视青少年的全人成长（holistic growth），同时也致力鼓励青少年参与社区服务，关心社会。然而，充权模式认为青少年不单是参与活动者，更可以与志同道合的朋辈一起筹划、设计与举行不同种类的活动。事实上，互助小组及自助组织在香港越来越流行（Ngai, Cheung, &Ngai, 2009），其着重提升青少年的社会资本、互相协助解决问题、以及建立社会网络来面对环境的急速变化。一线工作者也从活动或组织主导者慢慢变为促进者及辅助者，从而使青少年在活动过程中获得更大的益处（To,2007）。由此可见，充权模式的出现，提醒了运用其余两种介入模式的一线工作者增加青少年在个案、小组及活动过程中的参与，从而使青少年服务发展得更健康与更全面。

四、结语

青少年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们需要指引、关怀与支持，这样才能让他们能跨越逆境、肯定自我、自强不息、追求积极的人生。面对着社会急剧的转变，他们需要培育、鼓励和给予机会，这样才能让他们发展成为独立、成熟、负责、及对社会有承担的新一代公民。香港青少年服务一直朝着以上的方向迈进，政府与民间社会福利机构透过协调与合作，运用不同的介入模式使青少年服务趋向多元化及全面化，从而协助青少年成为社会宝贵的资产，也成为构建和谐与进步的社会的新生力量。

第二篇：从香港青少年服务看社会工作价值观的落实

从香港青少年服务看社会工作价值观的落实

王娟金小红

摘要：本文根据作者在香港的亲身经历，介绍了香港青少年服务的情况，并参考国际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标准，论述了社会工作价值观在青少年服务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社会工作价值观非政府组织

今年8月份，笔者受香港有关机构的赞助，在香港考察了一个月，主要了解香港社会工作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在各个地方的体现，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引发了我们众多的思考。

一、国际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根据 1996 年 NASW（National Associationg of Social Workers）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在 1999 年经过修订，国际社工界认为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如下。

（一）服务（Service）

为他人服务胜过于自己的利益。社会工作者使用他们的知识、价值观和技巧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指出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社会工作者也被鼓励自愿贡献专业技巧而不要求显著的物质回报。

（二）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

社会工作者推动社会变迁，尤其要代表那些弱势和受压迫的群体和个人。社会工作者主要关注于贫穷、失业、歧视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公，以期提升社会对文化种族差异、压迫等方面的认知。社会工作者努力让需要的人能获得相关信息、服务和资源，达成机会的均等，在为全民的决策中富有建树。

（三）人的尊严和价值（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person）

社会工作者关心和尊重每一个个体，注意个人差异以及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社会工作者促进案主自我决策，加强案主的能力和机会去改变或意识自己的需要，社会工作者要认识到自己对案主以及更广阔社会的双重责任，当案主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工作者要肩负社会责任感，在坚持价值观、伦理原则和职业守则的前提下寻求解决途径。

（四）人际关系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Human Relation-ships）

社会工作者知道人际关系是改善事物的关键。社会工作者将案主视为帮助过程中的搭档，努力去加强人们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巩固、维持和加强个人、家庭、社会群体、组织和社区的福利。

（五）诚实（Integrity）

社会工作者注重专业的使命、价值观、伦理原则和职业守则，并以实际行动坚持之。社会工作者诚实、负责，并遵守工作机构的操守。

（六）胜任（Competence）

社会工作者不断地改进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将之用于实践，孜孜不倦地为此职业的知识储备作贡献。

二、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简介

接待我们的机构有两个：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康乐体育事工部，以及协青社。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称YMCA，是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它下面的康乐体育事工部是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通过举办舞蹈、游泳、球类、健身等各项休闲体育活动以及营地活动，以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虽然YMCA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但是康体部却是要营利的（其盈利在支付了运作成本后也会去支付社会福利部门的开支），由于康体部的价位适中，光顾的人士主要是中产阶层的家庭。

第二个机构是协青社，协青社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它以夜不归宿的边缘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通过社会工作者的跟进辅导，为青少年提供治疗、预防等服务。协青社为边青提供服务的部门主要有三个：深宵外展、蒲吧、男女危机中心。深宵外展是指社会工组者从晚上十一点巡街到翌日凌晨五点，主动接触那些夜不归宿、在街上游荡的青少年，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如果青少年愿意，他们会将青少年接回协青社大楼。蒲吧看上去是一个游乐场所，有电脑，电视、室内篮球场、台球室等等。而男女危机中心则是可以同时住二十人的集体大家庭。那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呢？深宵外展犹如一辆救护车，将病危的病人接回协青社；蒲吧犹如急诊室，被接回来的青少年会在蒲吧选择他们喜欢的游戏尽情玩耍，当然，这里的玩是有玄机的——在蒲吧有两种工作人员，SW（社会工作者）和PA（改良的青年自愿者，曾是协青社帮助的对象），青少年蒲吧在玩的时候，SW和PA会装作很随意地样子和他们搭讪，了解他们的情况；如果发现情况严重的，比如家庭虐待、有严重不良行为或心理问题等，他们会将之安排到“病房”，即男女危机中心，让他们在那里免费住宿（最长期限两个月），并有专门的社工跟进，以解决他们的个人和家庭问题。

协青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福利署的津贴，以及其他社会基金的支持。香港青少年服务，不同于内地，不是由政府或政府所属机构包办，而是大量地依托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政府仅扮演协调和督导的角色。从组织文化上看，这些民间组织，有的起源于宗教教会，带有较浓厚宗教色彩，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或多或少地世俗化了，不同程度地将神学与世俗、教义与经营融合一体。这种特征，是近现代以来宗教世俗化的体现，更是少有宗教信仰、价值观多元化的青少年群体作为服务对象所产生的影响。从财政支持上看，大部分机构拥有政府每年拨发的资金（比如协青社），有些机构有教会的财物支持，同时，大多数机构都会自己想办法创收，尽管创收数额的多少各不相同。（需要注明的是，这些机构搞创收不等于是以赢利为目的）。当然，也有部分机构具有一定商业性质，自负盈亏（比如 YMCA 的康体部）。从人员结构上看，从事青少年服务的工作人员，有注册社工，也有来自其他专业、从事各种管理和后勤等工作的工作者。从服务范畴上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服务中心（大多是社区性的，驻扎于某一社区，为当地居民提供各种服务），这些综合性服务中心会提供托管、假期辅导等青少年服务；还有一类是专门的青少年服务机构，但这些机构也有侧重的服务人群和服务项目。比如，YMCA的康体部侧重为中产家庭的小孩提供发展性服务，协青社侧重为下层家庭的子女提供治疗性辅导服务。

由此可见，香港从事青少年服务的机构是性质不一，各式各样的，这既是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表现，也是适应社会需求多样化的结果。当然，不得不提的是，社会工作在其中具有一定的主导影响，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工作者占所有工作者的比重较大，还表现在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在机构中的推行。

三、社会工作价值观的落实

那么，香港青少年服务在落实社会工作价值观方面做的怎么样呢？

（一）服务

这条价值观在许多社会工作机构都得到了体现。比如协青社，他们主要为边缘青少年服务。他们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食宿，提供安全的游玩场所，最重要的是，提供有效的心理辅导和个案跟进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家庭冲突、矫正个人偏差行为、适应个人小生境（directsocialenvironment）。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只要青少年步入协青社大楼，社工就会为他服务，甚至还会以深宵外展的方式去巡街，主动接触夜不归宿的青少年，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从整体上看，社会工作的服务价值观落实得很好，除了社工理念和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外，香港拥有坚实的经济实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条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青服机构都提供免费的服务，有些机构会根据财政支持和服务质量收取不同服务费用。比如，虽然香港 YMCA 的宗旨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YMCA 的社会福利部门为残障人士提供的庇护服务是免费的（有香港政府的财政

支持），但是康体部为中产家庭的小孩提供的服务却是要收取一定费用的。一个 8 岁小孩参加历时十五天的日营活动（从早上9：30 到下午 6：30），其报名费是 1180 元港币。

笔者认为，让各种性质的服务并存，是合理的。社会工作的服务价值观是高尚的，是值得推崇的，但是这不表示说所有的社会服务机构（包括社会工作机构和非社会工作机构）都应该提供免费或低价服务。毕竟，社会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是有成本的，只是在社会工作机构中，这个成本没有让顾主承担，而是政府或其他提供资金支持的基金会或个人承担了。

（二）社会公正

在青少年服务机构，呼吁社会公正的氛围可能不如那些专注扶贫、与弱势群体打交道的机构明显和强烈。但是，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公正这一价值观的内化和坚持的。在协青社，没有社工因为这些青少年是边青、“小混混”而对他们有歧视，反而是为他们筑起温暖安全的家，让他们重回正途。

（三）人的尊严和价值

在协青社的结业典礼上，机构的主任送给我们每人一份礼物——小动物手工挂件。初看上去，这些小动物都非常可爱，在他的提醒下，我们才发现每个小动物都有一两处是破损的。他解释说，这些小动物手工挂件是一个生产商朋友作为次品、废品打算丢弃时被协青社要回来的，然后经过协青社员工的改装、清洗，送给结业的实习生做纪念。主任进一步说，这些小动物就代表着协青社的青少年，他们或有一些残损、污点，在某些人看来，甚至在他们自己眼中，似乎一无是处，但是，他们也是有价值的。每个“小动物”都是独特的，都是有价值的！

（四）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建立工作者与案主的良好互动关系，让案主信任社会工作者，是辅导工作成功的基础。在青少年服务中，和青少年建立亲切信任的关系尤其重要。我们发现，从事青少年工作的社会工作者都显得特别年轻，不仅心态年轻，着装上也比较休闲自由（当然保持着端庄）。青少年可能反感老师、警察，但是一般都不会抗拒社工（一位夜展社工的话）。因为他们知道社工不会“强人所难”，不会去告密，不会斥责他。同时，社工都是易亲近的，社工掌握着如何与人接近的技巧，比如夸赞青少年的服饰、特技，或是和青少年一起玩他们喜爱的活动。这样，拉近了与青少年的距离，在随后的交往中，青少年会越来越对社工敞开自己的心扉。

（五）诚实

在香港的这一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所接触的社会工作者的人品有过怀疑。社会工作者在香港的口碑很好，足以可见，社会工作者在落实这项价值观上是做得很好的。

大部分社会工作者是有宗教信仰的，“七尺有神明”，对于教徒来讲，自己的言行始终是有神明看着在，必然会做到诚实（用integrity 可能更好表达“完整、一致”的境界）。另外，外在的职业操守和监督制度也为诚信提供了客观的制度保障。

（六）胜任

这条价值观是行业不断进步发展的保证。香港的青少年服务，竞争是很激烈的，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工作机构不断革新，工作者不断改进方法，提供优质服务。

另外，香港的注册社工制度和成人继续教育的繁荣，为“胜任”这一价值观的达成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注册制度，首先就在门槛这里通过筛选，确定了整个社工群体的质量。在我们所接触的工作人员当中，他们对注册社工和非社工工作人员划分的非常清楚，并非在社会工作机构工作的人员就是注册社会工作者。

四、结语

社会工作发源于西方宗教慈善活动，其价值观有着很深的宗教信仰的痕迹。在香港，现代民主意识和人权思想的普及、宗教信仰的温存，以及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其价值观的落实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在我国，面对不同的制度环境、历史思想背景，以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又该如何树立我们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且是切实可行的呢？我们如何在没有宗教土壤的内地建立符合大众信仰的社会工作价值观，这不仅关乎社会工作者的个人价值观，也牵涉到某些实务技巧的实施。如何融合传统的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和现在日益突出的个人取向的价值观？如何在坚守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前提下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创造力？如何将“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宗旨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思想相结合？如何缝合市场导向带来的一切以经济效益为先的做法的裂痕？这些都是我们在确立价值观的取向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三篇：危机介入模式

危机介入模式的内容及特点

1、危机介入模式的内容

(1)危机的定义。危机是指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受到意外危险事件的破坏而产生的身心混乱的状态。危机介入模式就是针对服务对象的危机状态而开展的调适和治疗的工作方法。危机通常可以分为两类：成长危机，即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面对不同的任务而产生的危机;情境危机，即因生活情境的突然改变而引发的危机。

(2)危机的发展阶段。危机发生、应对、危机解决、恢复期。危机产生之后，服务对象的身心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经过调适和治疗就会形成新和身心平衡状态。

(3)危机介入的基本原则。第一，及时处理。尽可能减少对服务对象及其周围基他人的害，抓住有利的可改变的时机。第三，限定目标。危机介入的首要目标是以危机的调适和治疗为中心，尽可能降低危机造成的危害。避免不良影响的扩大。第三，输入希望。调动服务对象改变的愿望。第四，提供支持。社会工作者需要充分利用服务对象自身拥有的击围他人的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必要的支持。第五，恢复自尊。危机的发生通常导致服务对象身心的混乱，使服务对象的自尊感下降。第六，培养自主能力。整个危机介入过程就是社会工作者帮助服务对象增强自主能力面对和克服危机的过程。

2、危机介入模式的特点

第一，迅速了解服务对象的主要问题。社会工作者需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服务对象最近的生活状况上，采用开放式的提问方式帮助对服务对象整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第二，迅整作出危险性判。社会工作者需要对服务对象采取破坏行为的可能性和危险程度进行评估，以便给予及时的介入和治疗。

第三，有效稳定服务对象的情结绪，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

第四，积极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当前问题。协助服务对象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并制度以解决当前问题为主要目标的介入计划。

第四篇：介入发展大事记

1895 年Haschek 和Lindenthal 首次在截肢手的动脉内作动脉内注入造影剂造影。1896 年Morton 开始作尸体动脉造影的研究;

1904 年Dawbam 将凡士林和蜡制成的栓子注入颈外动脉,进行肿瘤手术切除前栓塞;1910 年Franck 和Alwens 在活狗及活兔的动脉内进行造影。

1923 年血管造影始用于人类。德国的Berberich 经皮穿刺将溴化锶水溶液注入人体血管内造影成功。法国的Sicard 和Forestier 用含碘罂子油作静脉注射造影也获得成功;1924 年美国的Brooks 用50 %的碘化钠成功地作了第一例股动脉造影;1927 年Moniz :用直接穿刺法作颈动脉造影获得成功。Nuvoli 经前后胸穿刺作胸主动脉造影。Caxtellanos , Robb 和Steinberg 等先后采用了经前臂注射造影剂作心脏和大血管造影;1929 年Dos Santos 采用长针经皮腰部穿刺作腹主动脉造影成功,安全有效,至今仍有人在沿用。

同年Fot smann 从上臂静脉将导尿管插入自己的右心房首创了心导管造影术,并因此荣膺诺贝尔奖。

1930 年Bamey Brooka 在手术中用肌肉栓塞颈动脉海绵窦瘘成功。1941 年,Farinas 采用股动脉切开插管作腹主动脉造影。

1951 年,Peizce 通过套管作经皮置管术。同年, Biermam 用手术暴露颈动脉和肱动脉的方法作选择性内脏动脉置管造影术,并作为化疗药物推注的途径。

1953 年Seldinger 首创了经皮股动脉穿刺、钢丝引导插管的动、静脉造影法,由于此法操作简便,容易掌握,对病人损伤小,不需结扎修补血管,因而很快被广泛应用。他本人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1956 年,Oedman、Morino、Tillnader 使用不同头端弯度的导管,应用于腹腔内脏动脉的选择性插管造影术。

1964 年,Dotter 经导管作肢体动脉造影时,意外地将导管插过了狭窄的动脉,使狭窄的血管得到了扩张,改善了肢体的血液循环。在这种启示下,他利用同轴导管开创了经皮血管成形技术。1965 年,Sano 用导管法成功地栓塞了先天性动-静脉畸形。

1967 年, Porstman 采用经腹股沟动静脉双途径插入特制的导管进行栓塞的方法,栓塞未闭的动脉导管,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

同年, Baum 与Nusbaum 经导管灌注血管加压素治疗消化道出血取得成功,接着又开展了血管栓塞术治疗出血。

1968 年Newtont 用栓塞血管的方法治疗脊柱血管瘤获得满意效果。

1969 年Dotter 首先提出了血管内支架的设想,并在犬实验研究中证实了血管内支架能够嵌入血管壁,保持血管腔通畅达两年半之久。由于20 世纪70 年代PTA 的兴起,使内支架的研究受到冷落。直到14 年后, PTA显示缺陷以后,血管内支架才得到重视和发展。

1974年Grunzing 发明了双腔带襄导管用以作腔内血管成术,较之Dotter 的同轴导管更先进。3 年后他又用这种导管成功地为一患者在清醒状态下作了冠状动脉成形术。

1983 年,Dotter 和Cragg 分别报道了用镍钛合金丝制成热记忆合金内支架的实验结果,标志着内支架的系统研究进入了一个新记元。

1984 年,Mass 报道了使用金属不锈钢圈制成的自扩式双螺旋形内支架。

1985年, Wright 和Palmaz 分别报道了用不锈钢丝制成的自扩式Z 型内支架和由不锈钢丝编织成的球囊扩张式网状管形内支架,次年改进为一种超薄壁无缝钢管式内支架。

1987 年以后,Sigwart、Rousseau、St recker 和Robkin等相继报道了一些新的内支架。随着内支架材料、形态、投递技术的研究,其种类不断增多,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第五篇：浅谈青少年犯罪的社区预防服务模式

浅谈青少年犯罪的社区预防服务模式

论文关键词：青少年犯罪 教育 社区服务

论文摘要：青少年犯罪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社区对预防青少年犯罪有着重要的特殊优势，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其生存的优良环境。为了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发挥社区功能，应整合社会资源，净化社会环境，形成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社会联动机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社区服务模式。

当前，青少年犯罪问题已成为席卷全球的社会问题。有人将青少年犯罪与环境污染、贩毒吸毒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联合国对世界范围的调查统计显示，许多国家的青少年犯罪都呈上升态势，平均每年递增5％左右，超过人口增长率和国民生产增长率。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困扰当今世界的一种“社会瘟疫”，也是困扰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同时又是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维护治安稳定，为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寻找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因素逐渐增多。青少年因为心智尚未成熟、抵御能力差，犯罪现象日趋突出，成为当今社会各界甚至世界各国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法国有15．5万青少年犯罪，占法国所有罪案的25％，而在美国则占35％左右。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青少年犯罪率极低，1956年仅占全部罪案的18％。进入80年代后期，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急剧增长，1988年直线上升至75．7％。进人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力度的加大，青少年犯罪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有下降趋势，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近年来，青少年犯罪问题十分突出，青少年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2005年1月，在温州苍南警方破获的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市涉案人员数量最大的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中，未成年人占到一半。2005年2月2日《南方周末》报道的犯罪团伙“五街帮”，为首的竟是一名16岁的“傀儡”老大。该团伙共涉案300多起，包括绑架、强奸、抢劫、故意伤害等。当前我国的青少年犯罪，从形式上看具有团伙化、智能化、低龄化以及暴力性、盲目性、模仿性、冲动性、突发性等特点。青少年犯罪最基本的社会原因是由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引起的。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变化，是研究青少年犯罪最值得注意的因素。青少年与成年人相处于一个共同的社会，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有些因素无论是对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有影响。但是某些因素对成年人影响不大，对青少年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影响青少年成长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

1．家庭教育偏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对人们影响最深远的社会组织。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童年期是人的一生中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在此时期，家庭担负着主要的社会化责任，家庭对儿童品德的塑造起着决定性作用。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是对人一生中影响最大的因素。不良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会产生直接的、负面的影响。父母离异、家庭破碎使青少年过早失去父母之爱、家庭之乐，感情上受到创伤，经济上缺乏保障，内心痛苦，精神忧郁。这些孩子在不幸生活环境中受到的不良影响积淀在心底，若无法通过家庭进行疏导、宣泄、化解，随着年龄增长和外界恶性刺激的增加，内心积淀的观念杂质就会发酵起对社会的不信任情绪，形成各种偏差的、错误的价值观念，一旦遇到不良习气和坏人的引诱就容易走上邪路。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在对全国18个少管所和监狱的调查中发现，有26．6％的青少年罪犯来自破碎的家庭。另外，即使家庭结构健全，家长本身品行不端正、教育方法不当也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父母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一举一动时刻影响着子女。如果父母一方或双方有严重问题，如赌博、卖淫嫖娼、吸毒贩毒、抢劫盗窃等等，不难想象他们对未成年的孩子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美国学者格鲁克夫妇在1950年的研究中发现，家长对孩子的管教方法不科学是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家长对孩子的管教反复无常或放任自流，或过分宠爱，或过分严格近于残暴，引起孩子对家庭的恐惧与对立，都会使青少年的犯罪率提高J。总之，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而不良的家庭环境往往容易使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学校教育偏差

学校是青少年从家庭走向社会的中间环节。学校功能完整、全面发挥是青少年社会化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如果学校对青少年的教育存在问题，青少年正常的社会化进程就会受到人为的干扰，造成青少年社会化的失败。现阶段学校教育最大的不足在于只注重对学生的智力教育，造成教育的畸形发展。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使得大部分学校急功近利，分数挂帅，片面追求升学率，忽略对学生品德、情操、个性的培养，忽略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致使部分学生自暴自弃，经常逃学，结交社会不良之友，走上犯罪道路。由于法制教育的缺乏或流于形式，造成许多青少年学生缺乏正确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淡薄，头脑中没有辨别是非的标准。长沙市第五中学15岁少年周某因涉嫌抢劫其他同学而被公安机关查获，他却天真地说：“我爸妈有的是钱，我要他们拿几千块钱赔给那个被抢的就是了。”学校对青少年的教育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力防线，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

3．社会学习偏差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青少年成长是社会化的产物，青少年犯罪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世界范围内青少年犯罪的历史证明：青少年的犯罪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环境造成的。青少年是个体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殊时期，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迫切希望获得新信息，了解新情况，成为社会认同的一员。但一些青少年自身具有不良的心理品质，形成不良心理定势，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分辨能力差，抵制能力弱，对社会丑恶的现象与违法犯罪相关的信息容易产生浓厚的兴趣，形成消极的人生观、扭曲的价值观、颠倒的荣辱观和错误的世界观，进而导致违法犯罪。不少地方的黑恶势力利用未成年人思想简单、不计后果、敢打敢冲的特点，把未成年人作为他们团伙的发展成员，教唆其作案方法，实施共同犯罪。根据2002年7月至8月份成都市司法局对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l039名未成年犯进行的调查问卷统计，受周围哥们义气和地方黑恶势力等不良环境和风气影响而犯罪的有556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4．5％，被成年人唆使而犯罪的有300人，占28．9％。此外，不良文化也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诱因。目前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是暴力亚文化与色情亚文化。夜总会这些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社会上音像制品对暴力情节的大肆渲染、网络上黄色画面对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的刺激与诱惑、以各类犯罪情节为题材的小说和杂志等低级庸俗的文化垃圾，对于思想极易冲动、没有是非分辨能力的青少年来说，这些均是导致犯罪的主要因素。

青少年犯罪的现象折射出我国现实生活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必须以预防和教育为主。“防患未然”重于“亡羊补牢”，“教育挽救”重于“惩罚制裁”。社区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已成为中外各国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者的共识，并成为世界性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广泛活动和潮流。

二青少年犯罪的社区预防服务模式

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应当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采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道德的、行政的、法律的等各种手段，整合社会资源，净化社会环境，形成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社会联动机制，尤其要充分发挥社区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中的作用。通过社区这个全方位、多功能、多层面、多角度的“变压器”，青少年犯罪的冲动一般比较容易被抑制。

1．成立社区青少年犯罪预防的专门机构，设立专门人员，加强组织建设。社区是聚集在一定的地域中的人们的生活共同体，作为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青少年无疑要受到这个特别环境的条件、风俗的影响。城镇社区的街道党委、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是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主要领导机构，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做好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工作。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对本社区的青少年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组织协调社区与家庭、学校、当地政府及司法机关对违法青少年的教育和矫治；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对其进行特殊预防；对刑满释放的青少年进行安置帮教。社区党支部、居委会是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主要实施者，街道派出所等部门及辖区单位代表等有关方面共同参加，制定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规划，并督促落实与检查。

2．弘扬社区文化，优化社区环境。社区文化是一定地域内的社区共同体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社会风尚、行为模式、地域心理等文化现象的总和。社区文化融民俗、文艺、体育、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一体，具有娱乐和健身功能、认知和育智功能、传承和整合功能以及审美和创造功能。优秀的文化可以提高人的思想，促使人们奋发上进，低级、庸俗的文化会腐蚀人的灵魂，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社区文化建设要弘扬主旋律，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具体措施为：(1)社区文化方向定位要着力于创建学习型社区，不断丰富社区活动的文化内涵，提高未成年人的人文素养。(2)整合社区资源，努力改善、美化社区环境，增加设施投入，增设人文景观，帮助其拓宽知识视野，提高审美情趣。(3)倡导社区居民争做文明人，争创文明户、文明村、文明大院、文明街区、文明单位，弘扬正气，培育青少年在共同道德价值基础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4)加大对“三厅一吧一室”的整治力度，努力净化青少年的生长环境，排斥污染，优化社区文化环境，实现文化对青少年个体的价值观以及精神和品行修养的修正与整合，抑制违法犯罪。事实证明，在精神风貌好、文化影响较多的社区，青少年犯罪的情况比较少，反之则较多。

3．健全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丰富社区青少年的业余文化生活。青少年除了上学之外，有很多时间是在社区中度过的，学校应该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其他社区组织加强联系，抓好学生的校外活动，在社区建立和健全各种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使青少年在课外时间和节、假日有地方可去，有事情可做，有人指导，不至于在街头闲逛，受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而进行不良行为。我们可以在社区成立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少年宫、少年科技站、少年业余体校、少先队夏令营等，通过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如“当一天社区道德监督员”、“18岁成人仪式”、义务劳动、志愿服务、做义工等形式，或者举办各种社区文体比赛、公民道德知识竞赛等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化青少年对道德规范的体验和认同，促进其健康人格的形成，增强青少年的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青少年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

4．开办社区家长学校，提升家长素质。家庭是防范青少年犯罪的基石，也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强有力的防线。家长素质的高低影响着其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和教育结果，是家庭教育成败的关键。有的家庭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由于受家长的文化水平、法律意识、道德意识和教育方法的制约，家庭教育具有片面性。为了加强家庭教育的科学性，青少年父母应当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学习各种知识，掌握基础心理学、教育学知识，增强监护人应具备的育人素质。开办社区家长学校尤为必要。据报道，北京市家长学校的普及率已达40％左右，小学生的家长学校办得尤其出色，已达80％～90％。在家长学校，专家提出关于家庭教育的建议，邀请家庭教育比较成功的家长介绍经验，建立家庭教育档案，开设家庭教育热线。同时，在报纸、期刊、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上开辟家庭教育专栏，讨论家庭教育中遇到的热点问题。实践证明，上过家长学校的家长教育孩子的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方法也更加科学，家庭气氛更加融洽，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重要条件，并抵消了其他不良因素对青少年的侵袭和影响。

5．建立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站，建立健全的社区青少年社会服务网络。社区是青少年离开家庭和学校后活动较多的场所，在社区建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站，由聘任的经过专业培训的专职社会工作者根据社区需要，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开展青少年社会福利服务。强化对社区青少年的管理、控制和犯罪预防，发挥独特的社区预防优势。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区及青少年之间的桥梁，要及时反映青年人的需要，协调社区各部门的合作，动员社区领导关心青少年的问题，将青少年的违法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达到减少和消灭社区内犯罪的目的。

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站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1)调查社区内青少年所面对的问题，为他们建立全面、准确的管理档案。对社区青少年实行“一人一卡”制度，开通电脑登记系统进行动态管理。

(2)整合社区资源，成立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为有问题的特殊家庭、青少年提供帮助，以免这些家庭的青少年因受不利家庭环境的影响而进行不良行为。对于社区闲散青少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区青少年福利服务输送网络，为身处不良环境中的青少年突破逆境提供“保护因子”，更多地去关心和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就学、就业；对有劣迹和劣迹倾向的社区青少年则开展“一助一”教育转化，促进青少年的发展和福利的提升。满足青少年的福利需求，是青少年成长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香港的“青年空间”，一个属于青年人的地方——让青年实践意念、探索机会和获得多元训练的现代化空间。“青年空间”有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13间、青少年中心5间、青年中心4间，提供升学就业辅导、课余托管服务、青年义工训练、家长教育活动、辅导服务、社区网络工作等服务项目，实行以社区为本的综合服务模式，使青少年承担个人责任，愿意努力学习及工作，发掘潜能，增加成功感，建立自信心，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建立社区青少年心理救援机制。在心理健康问题上，青少年似乎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青少年社会工作站应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等组织联合，加强青少年生理、心理知识教育。如聘请专家经常举办青少年生理、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开设青少年心理咨询热线；设立青少年生理、心理辅导室，加强青春期心理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形成，抑制社会不安定因素和一些违法犯罪苗头。

总之，预防青少年犯罪是全社会的事情，政府、社区、团体、学校、家庭等，都有责任关注青少年问题及其需要，相互配合、共同行动。针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和趋势，不断加大防范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全方位预防网络，建立社区关怀网络，做好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