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国考法律常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域制度的关系

第一篇：2018国考法律常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域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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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重要的制度，也是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基本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公务员考试的过程中这两大制度还是经常有所考察的，在此中公教育专家探讨一下这两大制度的一些关系。

我们在探讨两件事的关系时无非就是两者的区别与联系，那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

一、两者的联系

(一)都是我国组成部分，都是我国地方行政区域，都是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的。

(二)与我国其它行政区域相比，都有一定的自治权。

二、两者的区别

(一)形成原因不同。特别行政区是由于近代史上的外来侵略形成的，为了解决港澳回归后的社会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设想，成功解决了港澳回归后的问题。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由于民族问题形成的，是由于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导致的。

(二)自治权大小也不同。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除了没有国防权与外交权之外，例如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预算权、发行货币权等。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仅有立法权、变更权和治安权。

(三)政治经济制度不同。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

(四)数量方面也不同。特别行政区在我国现在只有香港和澳门，而民族自治地方包括三类，分别是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

中公教育

以上是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当然两者还存在其它的一些联系和区别，在此就不在赘述，只需要掌握上述几点就可以比较好的区分。

例题：

下列说法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是()A.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制度

B.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制度与我国其它行政区域在各个方面都是一致的

C.特别行政区与民族自治地方都有一定的自治权

D.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答案：ACD。解析：根据《宪法》规定：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为了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是为了各民族的团结繁荣而制定的该项制度，故A项正确;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与特别行政区都是我国的自治地方，都有一定的自治权，与其它行政区域存在一致性，但也有不同点，故B项说法错误，C说法正确;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除国防与外交归中央政府外，特别行政区可以自我管理，故D说法正确。所以本题正确选项为ACD。

中公教育

第二篇：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较研究

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较研究

（历史系07级历史二班

尚生平

2007071216

745000）

【内容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国家的民族政策，它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办法和措施。在历史上，土司制度曾经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它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成为我们的记忆，继往开来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表面上看，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历史考察的角度说，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历代所实施的民族政策不可能截然分割，虽非一脉相承，但一定程度上是有继承性的。历代任何执掌权利的阶级、阶层或者个人，都希望有一个适应国情、适应时代的民族政策，既为我用，又为促进民族的稳定、团结和振兴服务。

【关键词】

土司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

以夷治夷

共同繁荣

（一）从两种制度的发展来看

以制度的起源作为两者比较的起点，是研究事物性质的一条重要途径，重要原理。当代著名哲学家克里普克在论述本质时指出：“一个对象的起源对这个对象来说是本质的。”我认为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也毫不例外。

中原政府通过土官治理少数民族的做法，最早见于儒家经典《易·观·象辞》云：“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易俗，刚柔轻重，迟速异弃，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1]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因俗而治”思想滥觞和理论依据。战国秦汉时期，汉武帝“以兵临滇，滇举国降，请治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2]并且还设立了特殊的道和初郡来管理少数民族。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猛获，”平定南中骚乱后，为继续进行“隆中策”中“防务在北”的战略，采取“怀柔之策”来笼络少数民族，以安定西南夷大后方。于是任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倾向蜀国的大姓当官。用“平南中功居最多”的李恢为建宁太守，用所谓“执忠绝城”的吕凯为云南郡太守。

以上由土人治土，“以夷治夷”的史事，我们从中窥探出：“封建朝廷与少数民族上层互为所用，相互勾结来统治各族人民。”

唐宋时期，羁縻政策得到全面推广。唐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设羁縻州县，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唐王朝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南与南方设置了885个羁縻府州。[3]羁縻州虽有较大自治权力，都督、刺史也由原部族首领担任，并且可以

世袭，但是这些都督和刺史必须由中央任命，同时还取消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汗”的称号，在经济方面则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如在羁縻州县基本不收赋税，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收取一点，宋代继承唐制，继续推行羁縻制度。羁縻政策的作用和意义是重大的。它有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促使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增进各民族的融合和相互了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元代在总结历代王朝特别是总结唐宋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在实施民族政策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盛于明代的土司制度，乃是“踵元故事，大为恢拓”的结果。[4] 元代的土司制度已基本完备。土司职官有宣慰、安抚、招讨、长司诸司，土官职官有总管、土府、土州、土县等。这些职官除“总管”仅元代设置外，其它职官名称也在后来的明清两代一直沿用。[5]元代土司制度不仅设置职名，而且围绕土司制度所采取的措施也丰富了土司制度的内容。元代在少数民族中、上级地方政权中“参用其土人为之，”大批引用土人为官，而在基层单位则实行以“土酋为官”的政策。“参用土人、以土酋为官”即是实行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实行土司制度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在云南也不例外，据载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云南后，招降各民族地区酋长，即皆设土官管辖。[6]元代在土司的承袭、升迁、惩罚、朝贡、纳赋、军事等方面，都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这表明土司作为一种制度已经逐渐完善。例如，土司的任命而言，就包括了赐予印章、虎符、金字圆符等信物，其目的在于强化其权力，更好的为中央王朝效劳，即所谓“俾符以王官旌节，统摄其部落。”

元代土司成为“一代之制”，对明、清土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太祖废除宰相，加强皇权之后，强化“以夷制夷，分而治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明朝初年，朝廷抓住麓川地区发生内乱，思氏势力削弱之时，拆散其兼并的地域，分设勐养、木邦、勐定三个府，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勐连、促瓦、散金、者乐甸八个长官司，又把南甸划出建为州，三征麓川后，就革除了麓川宣慰司，以陇把地置陇川宣抚司，在勐卯设同知、在芒市设长官司。麓

川宣慰司就这样被分解成若干个各不相属的政权机构，终于使思氏集团势力不复存在。陇川的户撒、腊撒地区只有一个宽不到两公里，长有三公里的狭长地带，明朝廷竟设置两个长官司，这是很典型的例子。明清朝代土司制度史上，把土司辖区千方百计化小的史例是数不胜数。

有学者统计，明朝，单在云南设置土司就有300余家。又有学者统计，明清两代云南土司达587家。云南土司设置星罗棋布，《明史·云南土司传》的作者认为“名目淆杂，难以缕析。”其实这与汉代“王国问题”相似，就是为了使其由大化小，由小化了；设立众多土司，从而造就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彼此猜忌、相互对抗的政权；让各自土司之间彼此消耗各自势力，朝廷坐收渔翁之利。终明之世，改土设流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明代改土设流的初步工作，仍为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清初，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因眀制继续推行土司制。《清世祖实录》卷41载：顺治帝曾发布谕旨，“各处土司„„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予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任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7]这基本上确立了清初对土司的政策。清代对土司的各项制度，基本继承了眀制，但对土司的限制和规定比明更加严格和具体。如规定了承袭人的具体年龄“土官子弟，年至十五，方准承袭。”除此之外，还规定了承袭者的嫡庶次序。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已意识到土司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随着全国局势稳定，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从1726年开始了，土司制度已走上了穷途末路。

雍正四年，清廷委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都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鄂尔泰上疏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划归云南，即着手改土归流，可见改土归流重点在云南。不但云南境内所设土职最多，职官种类也最完备。而且元代所建立的土司羁縻制度是从云南实际统治中得到的经验，明代完成这一制度是把云南作为集中施行区的。因此把云南作为重点是无可非议的。

改土归流的过程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到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基本上完成了云南及贵州、广西三省的改土归流。所以说：“自雍正四年到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8]在云南改土归流过程中，鄂尔泰曾提出“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改流部署和策略。就是说在澜沧

江、怒江、伊洛瓦底江靠今中国内地方向以内设流官；而在这几条江靠外者，仍保留土司制度。可见鄂尔泰改土归流也照顾了特殊地区的特殊条件。经过这次改土归流，云南境内还剩有宣慰使一：车里；宣慰使五：耿马、陇川、干崖、南甸、孟连；副宣慰使二：遮放、盏达；安抚使三：潞江、芒市、勐卯；副长官司三楼纳、亏容、十二关；土知府四：蒙化、景东、孟定、永宁；土知州四：富州、湾甸、镇康、北胜，总共22家。这仅是大土司而言，小土司则保留较多。至到1956年民主改革结束，土司制度才最后消亡。

土司制度是历史上形成的，溯源于秦汉以来的羁縻之制，其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封建社会较先进的民族政策。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延续了好几百年，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消失，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它在封建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首先，元明清三代在实施了土司制度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南诏、大理那样独立式的地方割据政权。封建王朝对西南地区进行了有效控制，使西南与中原地区联系紧密，巩固了国家完整与统一。其次，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在土司地区开科举、设学校，使儒学在这些地区得到传播，促进了当地文教发展。最后，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大大小小首领的任命，使他们增强了“保境安民、守土有责”的责任感，为保卫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总之，土司制度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的起源呢？首先是列宁在批判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分离主义”时提出来的。他说：“如果很方便，如果经济流通需要，为什么不成立50万居民，甚至只有5万居民的自治州呢？”列宁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要求，并通过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把马克思、列宁的民族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个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汉族人口占92%，其它55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8%。人口最多的藏、壮也不过5000万多一点人口但中国少数民族一大杂居、小聚居为主，遍布于华夏各地。分布地区占全国总面积60%左右，而且多散布于2万平方公里的国境线附近和有着丰富的资源。毛泽东曾说过：“少数民族占地大物博，汉族占人口众多。”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一般领先于各个少数名族，起着引领先锋的主导作用，这就形成了我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关系。从而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华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提出、形成、试点、全面推行，不断巩固和不断完善的阶段。中共在幼年时，党内有过照搬苏联模式，主张用民族自决和联邦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无史可鉴，苏联也处于试点阶段。经过长征和抗日战争的实践，党内逐渐由民族自决过渡到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虽说它与土司制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但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探析，不应当否认，土司制度对我们今天的民族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共在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都申述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要建立“民族自治区域”，培养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管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全会上明确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番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下，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回族、蒙古族自治乡、自治区，这实为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早试点。1945年4月，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求改善少数民族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决的权利。”[9]而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已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古民族自治区。”1947年5月1日蒙古民族自治区政府成立，乌兰夫说：“内蒙古自治区的建成，标志着党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胜利的接受了实践的检验而进入成熟阶段。”[10]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区，它对我国在较大区域内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国确立起来。此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广泛推广，并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确定下来。

1955年至1965年，一批自治州县陆续成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左倾思想影响，民族工作一度受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拨乱反正，党中央重新审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1985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91年8月，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通知》，提出了十一条政策和措施。2001年2月又对该法进行了一些修改，该法的修改使民族自治的权利用专门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使其有法可依。为了更好的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建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旗），合计154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达613.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64%，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164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45.4%，全国55个少数名族中，已有45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除了人口很少，居住区域很分散的或很小的赫哲、乌兹别克、塔塔尔、俄罗斯、门巴、珞巴、阿昌、得昂、基诺、高山十个民族外，其它少数民族都建立了同行政的民族自治地方。[11]可以说实施范围比较广，比较深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通过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充分显示了它的规范化、民主化特点，而且自治法也标志着我国开始了用法律规范和调整民族关系的时代。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伟大创举，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它与历史上的任何民族制度相比，更具有许多优越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民族的自治平等结合起来，妥善的解决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决的关系；第二；有助于把国家的政策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从而发挥了地区优势，调动了各民族的积极性；第三，有助于把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正确的解决了祖国的强大同各个民族共同繁荣的关系；第四，有助于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广泛的人权和自主权；第五，有助于把各民族人民热爱祖国与热爱自己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对于加强边疆防务、巩固祖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经济文化方面来看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保证。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各个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有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义务。而且促进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因此我认为，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无论是过去，还是在未来，它们是否有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比它们在政治上更具有重大意义。

从对人民的剥削来看，实行土司制度后，人民受到双重盘剥，人民不但要上缴官租，还要负担土司的苛捐杂派和劳役。据解放初期调查统计，勐卯土司每年征收官租达10万箩以上，折合350万斤。强征的杂派达数十种，有土司子女嫁娶钱、生育钱、满月钱、满岁钱、土司家族的伙食钱、拜佛钱、出门钱、走路钱、丧葬钱、修建钱、武装钱、门户钱等等。固定的劳役有守坟、抬轿、割马草、刮马屎，吹喇叭、打扫衙门、放冲天炮和做家务事等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这种无所不包的杂派是一个无底洞，它远远超过了正常官租的几倍、几十倍。

由上看出，土司制度导致土司变成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少数民族本来身处边远山区，穷乡避壤，而封建王朝则不顾老百姓的死活，非但对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不予扶持，还要横征暴敛，征取的主要项目有：差发、朝贡、供征调、承袭纳谷以及巧立名目的额外征收。

“差发，”按年征收一定的金银。居《万历会典》等史书记载，曾向云南傣族年争取金960两，银11600两。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这么多的差发银，在当时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条件下，把实物换成金银，价格悬殊可想而知。按期无法交纳是司空见惯的，明正统元年（1436年），麓川交不足差发银6900两，欠银2500两。

“朝贡，”是人民很重的一项经济负担，因为所贡之物都为地方名产，数量极少，价格昂贵。明书记载，麓川曾6次贡象。以向朝廷表示诚心归顺之意。各地傣族都有贡象之俗，但象是稀罕之物，得之不易，并且要从万里之遥的西南边疆运送到京城，途中所经历的困苦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这样也罢了，但朝廷还有规定：凡贡象必须同时贡马。可是傣族地方产马不多，只能从外地购买。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麓川一次贡马600匹。还有象牙、珍珠、玉石等，异兽珍禽也是指定的常贡品。

“供征调，”也是人民的巨大负担，包括出兵、出服役、出粮、出款，《滇志》记载：“云南从来用兵，皆土司兵。”朝廷调动土司武装极为频繁。南甸司地从明代征麓川到民国末年防堵共革盟，供征调达60多次。各种战争最终是生灵涂炭、遍野饿殍。

“承袭纳谷，”这是朝廷的明文规定。明弘治年间，土司袭职五品以上者纳谷300担；六品以上者纳谷150担。每担为10市斗，算起来，无论纳谷还是折成银两，都是人民的沉重包袱。有些土司按时搜刮不足，只能借贷完纳，实在没办法，还有出卖庄园的。如：万年历四十七年（1619年），北胜州听袭土司高世昌，由于承袭是起关键急需费用，卖掉庄园5处，得银1000两。

总之，土司制度使各族人民受到了敲骨吸髓的剥削，榨取项目之多，数额之大，连土司自己乃至账房总管也说不清楚。

至于文化方面，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不仅鄙视，而且把从事民族文化工作看作是非法的，因其认为中华民族只有汉、蒙、满几个民族，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视少数民族是劣等民族，没有什么文化而言。

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促进和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经济发展是连接各民族互助关系的基本纽带，文化进步又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标志。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就提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用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必须帮助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解放后，中共深知少数民族势单力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滞后，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尽快的改善贫穷落后的面貌，迈入先进民族的行列是十分困难的。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指出：“要全心全意的积极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963年对新疆工作六条指示特别强调：“首先，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这些国家政策的倾向，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充足的资金保障。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地区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下面以西藏为例予以说明：

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经济实现了质的变化，经济总量实现了飞跃。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17.46亿元，相当于旧西藏的30倍。经济结构趋于合理，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五十年前的99%下降至30.9%，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到23.2%和45.9%。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带动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迄今已建立起包括能源、轻工业、纺织、机械、木材加工、采矿、建材、化工、制药、印刷、食品加工等20多个门类，富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蓬勃兴起。到2000年，全区共有各类电站401座，总装机容量达35.62万千瓦，年发电量达6.61亿千瓦时，与旧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时的小电站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以公路运输为主、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立体交通运输网形成、现已建成15条干线，375条支线公路，总里程达2.25万公里，基本上实现了县县通公路。同时开辟了10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建成了总长度1080公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从格尔木到拉萨的输油管道。通信业超前发展，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通信网。2000年底，西藏地区固定电话总装机容量达17.02万门，移动电话总装机容量达12.3万门，互联网站9家。第三产业产值达53.93亿元，在西藏国内生产总值中居首位。[12] 以上数据表明，在全国政策大力支持下，西藏由解放前的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已经迈入工业体系健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国家始终把民族地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在解放初期，我国十分贫穷落后状态下，仍然从匮乏的财政资金中挤出一部分来给民族地区。帮助贫困山区农民购买农具等，改变其落后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耕读学校，发展基础教育。改革开放后，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到2000年，西藏全区拥有各类学校956所，在校学生达38.11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85.8%，文盲率下降32.5%，大专以上人口达3.3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前列。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保护并弘扬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家抢救、整理并出版了包括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这三大英雄史诗；搜集、并整理编纂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等包括民族文学、音乐、舞蹈诸多门类的十大文艺集成；维修了西藏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和新疆的千佛洞等大批重要寺庙和宗教场所，其中仅在1989至1994年，国家为维修布达拉宫就投入5300万元和1000公斤黄金。[13]

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5元，而2003年增至8058元，增长14倍，平均年递增11.2%；2007年西藏农牧业进入第二十个丰收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2788元，同比增长14.5%，比全国水平高出约7个百分点，连续五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比2002年增长了83.8%，比1992年增长了2288元，比1978年的175元增加2613元。[14]1979年，西藏全区农牧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47元，城镇居民为620元，200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1827元和7312元；2007年，西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2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多；“十五”期间西藏累计新增住房面积达到20.86平方米；截止2006年12月底，西藏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14.39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35.2%。[15]西藏总人口由1951年的114.09万人增加到现在的280万多人，人口平均寿命从1951年35.5岁提高到了现在的67岁。[16]

通过两种制度在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窥探出：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民族政策，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人吃人”制度，封建王朝利用土司来剥削劳动人民、控制人民；用搜刮民脂民膏来削弱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又可挑拨土司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相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把实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当作国家的根本任务，不但在发展特别落后的地区免除税收，而且国家历年都给民族自治地方以巨额的财政补助发放各种生活补助款和救济款，设置民族地区教育补助费、医疗补助费等。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我党立党之本。

（三）从基层利益与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来看

白寿彝先生说：“我们要知人论世，护惜古人。”用今人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历史，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史学观。过去我们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问题，认为一切历史上的东西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因此只看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一面，忽视了相适应的一面。尽管土司制度在总体上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但是它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我们先从它的统治机构来说，多设立户、吏、兵、刑、工六个房，犹如一个小朝廷。各个房设有总管，在户房中设有“那管，”是专门管理各地的田地和农业生产的土目，督察田地是否丢荒，是否按季节耕种和管理、收获，是否有种子、肥料、农具、耕牛，是否有水利灌溉等等，以便进行调节。这与我们现在农村的田间管理十分相似，都是监督农业生产的。“民以食为天，国以税为本。”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农业是十分重要的。如今，农业的基础地位也是无法动摇的。总之，在土司制度下对农工业的基层管理是很完善的。

关于农业的基层设施，有些土司还设有“水利谷”、“牛马坊”，用于兴修水利和耕牛调剂，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在解放后50年代对大新县土司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得到的资料。以上是从机构设施方面来说明的，下面我们从它的基层农业设施建设来看：

莫家仁先生曾在忻城县下才村调查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水坝、唐坡、架设的水筒车、水澗等水利灌溉设施。村边几里远处有条河流，老人说：“土司时代，这条河流上架有十几个水筒车车水灌田；在二寨堡境内，江河交错，河上水坝、水筒车也很多。”明清时期，莫镇威等土官土县境修石拱桥、石板桥、石墩桥等百余座，修通外堡石山路3条，在思练堡利用官方设立：“劝农停车所”。在县治

[17]地方鼓励土民纺织土锦、土布等等。由此看来，土司衙门也是关心农业生产的，在历史时期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以上是从经济发展来说的，以下我们从它的政治方面分析。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是绵延不绝的，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而与之相反的是土司统治的州、县，土官土民的起义事件少有发生，即使发生规模也不大，时间也不长。以明朝为例；当时桂西的土司统治地区，社会相对清平；而流官统治的桂东地区，如古田、大腾峡、府江、罗旁、怀远等地，大规模的人民反抗，有的长达两百余年。相比之下，土司土官对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探究其因，首先，我认为以夷制夷顺应了民心；土官土民本是同根生，没有相煎何太急的理由。其次，土官土民有共同的民族信仰、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语言、长期共同的生活在一起。最后，他们的个人声望或家族声望具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我们从它的反抗外敌侵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来说。土司制度萌芽时的宋朝，交趾统治者经常入侵广西边疆州县、掠夺人口和财物。边疆羁縻州的土官土酋率领几万几十万的土兵痛击入侵者，收复失地，保护边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元朝左右江土官土兵在反击交趾入侵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南丹、庆远、融州的土官

和土民，成千上万到思明、太平等地屯田戍边，减少元王朝在兵源上、财力上的巨大压力。明朝时沿边州县如 施、莫紹伦等率土兵、俍兵击退安南入侵者。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女土官瓦氏率田州、镇安、思思、南丹、东兰、那地等府州的俍兵6000余人，至浙江沿海抗击倭人入侵，在王江泾等战役中痛击倭寇入侵者，歼敌2000人，取得了自抗倭以来没有取得过的重大胜利，明廷嘉奖她，诰命为“二等夫人”。清乾隆末年，安南入侵骚扰，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军讨伐，田州土官岑宜栋率土兵2000人随征共讨。后来清军撤退入关，岑宜栋率土兵担当封后掩护；被敌人埋伏，截断退路，岑宜栋率领土兵血染沙场，英勇牺牲。土司土官抗击入侵者给国人以深刻印记。[18]

土司制度下的少数民族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用鲜血阐释了国与家唇亡齿寒的关系。封建王朝对他们有歧视，他们被蔑视为华夏之夷族。有的土司为此自欺欺人，为自己造一个汉族祖先。当然大多数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用鲜血来捍卫祖国的尊严。

民族区域自治在给予基层利益方面已经从物质利益上升到政治权利。从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看：在1922年7月至1931年11月的探索阶段，中共二大通过决议：“蒙古、西藏、新疆建立联邦共和国”。它是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合的基层权力表现。1931年11月至1936年10月初步提出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张，以1936年10月下旬建立陕甘宁豫海县自治区政府为首次尝试。1937年至1945年抗战阶段融入了“全民抗战”的内容，把民族团结与爱国救亡充分结合起来。1945年至1949年，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阶段，逐步建立形成了区、乡、县、省的民族政权体系。如先后在淮南、山东、晋察冀等解放区建立二龙回族自治区、鲁中回族自治区、枣庄回民自治镇等一批县级民族自治地方，贯彻落实了基层民主权利。1949年至1978年，《共同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由民族政策到国家制度的转变。民族自治机构在全国少数民族区域陆续建立，表明了民族自治基层政治权利的全面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884年5月31日，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基层民主权利用法律形式的确认，也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具备了较完备的形式，走向了成熟阶段。

民族区域自治下，人民生活达到温饱后向小康迈进，还能参与国家的政治生

活，除了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外，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还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土司制度下，这些都是痴心妄想。

维护祖国统一方面，抗战时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少数民族的英雄来说，有回族英雄马本斋，他与日军苦战870余次，最后病逝疆场。从全国来看，台儿庄战役中，卢汉率领云南各族子弟组成滇军，坚守禹王山20多天，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湘鄂西八千苗族战士开赴湘北前线，成为日军西进途中不可逾越的屏障；在云南，白、傣、黎等少数民族群众，肩挑马驮，遇山开山，遇水修桥，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无数抗日物资正是通过这条大动脉输向了全国抗日战场。

在这两种制度下，各族人民都以不同形式、不同方式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都能抛弃民族间的前嫌，以国家利益为重。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顾全大局与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四）总结

铭记历史，我们才能展望未来。这两种制度虽然孕育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成长在不同的国家体制下，看似是两种毫不相同的制度，其实蕴藏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沿着前人的足迹走到了今天。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先人失败经验基础上的。所以我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对土司制度的一种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扬弃与批判。这不是危言耸听，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构成事物的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首先，它们在发挥民族头人作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有接近之处。无论是土司制度还是民族区域自治都需要重视民族头人作用，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在该地区培养和使用更多的民族干部。其次，自治权在一定意义上有相似性。土司制度在土司头人统治的区域内除诚服中央政权，履行国家的义务外，还享有比较充分的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在其自治区内，除执行一般国家地方机关的职能外，还享有相当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详细规定:„„国家举办民族高等教育，在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专门或者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且可以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最后，这两种制度

实施的前提都是国家统一的版图之内，并且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特殊措施的情况下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统一,又实现了因地制宜。

总之，这两种制度都是先民们几千年治边治疆经验的结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继承了土司制度的精华，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的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民族问题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礼记.王制(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8页.[2]汉书(卷七)昭帝纪(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第224页.[3]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长水集(续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33-155页.[4]《明史.土司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5]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6]李思聪:《百夷传》，江应梁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146页.[7]转引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8]《清史稿.土司列传一》(第四十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一版14206页.[9]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64页.[10]乌兰夫：《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见《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第128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11]王戈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43页.[12]车怀明.《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的实践》[M]西藏:西藏发展论坛,2002-04.[13]陈夕.《新中华民族区域自治形成与发展》[M]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09.第16卷第5期.[14]韩洁、田雨.中央政府助力西藏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N].人民日报，2008-03-31.[15]周占华、裴珍珍.西藏生活的改善不容否定——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春涛、民族问题专家扎洛[N].人民日报，2008-03-30.[16]西藏各族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幸福生活绝不容破坏[N].人民日报，2008-03-23.[17][18]莫家仁.简论土司制度的核心与实质,[M].广西: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第三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习题与答案（模版）

8.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

第七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A.1947年B.1948年 C.1949年D.1950年

9.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政权正式成立，它是

A.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B.豫海县回民自治政权 C.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 D.陕甘宁边区定边县

10.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是

A.联邦制 B.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 C.人民代表大会制D.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二、多项选择

1.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主要由

下面几个部分组成

A.《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法规

C.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制定的有关实施民试

题

一、单项选择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于：

A.1979年B.1952年C.1984年D.1956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这体现了民族自治机关的 ①立法自治权 ②变通执行权 ③经济自治权 ④文化管理自治权 A．①② B．①③ C．①②③ D．①②④

3.到目前为止，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数量是

A.124个 B.155个 C.125个 D.145个

4.构成民族自治地方名称的顺序一般是

A.族名、地名、行政级别名 B.地名、族名、行政级别名 C.族名、行政级别名、地名 D.地名、行政级别名、族名

5.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民族有

A.44个B.45个C.46个D.47个 6.下列行政建制中，属于国家法律明确界定的民族自治地方是

A.民族乡B.民族镇C.自治县D.自治市 7.我国成立最早的自治区是

A.广西壮族自治区B.内蒙古自治区 C.宁夏回族自治区D.西藏自治区

族区域自治的行政法规

D.地方性的自治法规

2.《民族区域自治法》调整的对象是

A.统一与自治的关系 B.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C.自治地方内部的民族关系 D.各自治地方之间的关系 3.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和宗旨是

A.在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内，聚居区的少数民族依法当家作主

B.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促进民族发展繁荣

C.巩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D.普遍建立自治地方

4.我国各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单位的级别包括

A.盟旗B.自治区C.自治州D.自治县 5.确定各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主要根据是

A.民族成份B.民族分布C.民族关系D.历史状况

6.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有

A.区域因素和民族因素的结合B.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结合

C.文化因素与历史因素的结合D.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结合

7.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指

A.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B.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协

C.自治地方的统战部D.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

8.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依据有

A.理论依据B.实践依据C.国情依据D.民族特点

9.中国在选择保证少数民族实现自我管理的制度上，没有走前苏联式的民族共和国道路，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苏联在下面哪些方面的国情不同？

A.两国历史不同B.两国经济基础不同 C.民族分布不同D.革命发展模式不同 10.中华民族自治地方基于人口分布，主要有哪些类型

A.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

B.在一个较大的自治区内辖有一个或几个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自治地方

C.在民族自治区内辖有的民族乡 D.以两个以上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联合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

11.下面哪些权利属于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A.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管理自治民族事务的权利

B.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管理本地区内

部事务的权利

C.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对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的，有民族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有报请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的权利。

D.在执行国家税法时，除应由国家统一审批的减免税收外，对属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的某些税收，经自治区或省批准，自治机关可实行减税或免税。

三、判断题

1．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2．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四级。

3．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

4．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内的非自治少数民族，享受不了自治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地位。5．自治机关只能配备少数民族的干部。6．凡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均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7.汉族公民可以担任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

8.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容动摇。

9.目前我国共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155个，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目前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64%左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5%，自治地方人口大约占全国的13%。

10.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制度规范仅限于确立各民族自治地方与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隶属关 2 系。

四、辨析题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独一无二的基本政治制度。

五、材料分析

材料：某民族自治地方修建较大型水力发电站，定于上午9点召开竣工及发电仪式。临近上午9点，各方来宾和有关领导到齐。届时发现，大会会标只用汉文书写，没有用自治民族的文字书写。在场有关领导决定，大会会标一定要用自治民族文字和汉文书写。为此，竣工及发电仪式约推迟1小时举行。大会结束后，有关人员提出这1小时经济损失不小，不能为形式上的自治权利而影响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六、简答题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哪三个方面的含义？ 2.民族区域自治应遵循和体现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3.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有哪些方面？ 4.如何理解民族区域自治的内容和地位？ 5.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有哪些？

七、论述题

1.为什么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为什么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2.如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答：

（1）民族区域自治的含义：“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2）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依据：从理论

依据上看，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建立尽可能大的集中统一国家，同时又主张多民族国家内每个民族应该当家作主。只有民族区域自治能够同时满足上述两个要求。从中国国情和现实依据方面看，我国也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能实行别的制度：我国从秦汉开始就是集中统一的国家，国家的集中统一是我国的传统；从我国的民族分布看，“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也决定了我国也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近代的革命运动创造了各民族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另外，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也借鉴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也证明了这项制度是成功的：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各民族政治平等；改变了民族关系的旧面貌，实现了民族团结；密切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巩固了祖国的统一；调动了少数民族建设民族地区的积极性。

（4）总结与评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民族区域自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2.答：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

(1)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提供物质基础；

(2)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创造社会条件；

(3)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加强自治机关的建设。

论述中能够结合实际，且论述充分、合理。

答

案

一、单项选择

1．C 2．A 3．B 4．B 5．A 6．C 7．B 8．A 9．D 10．D

二、多项选择

1．ABCD 2.ABC 3.ABC 4.BCD 5.BCD 6.ABD 7.AD 8.ABCD 9.ACD 10.ABD 11.ABCD

三、判断题

1．对 2.错 3.对 4.错5.错 6.错 7.错 8.对 9.对

10.错

四、辨析题

1.答：错误

（1）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列在一起，作为我国的三大基本民主制度。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突出表现。

（2）如果只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称为我国独一无二的基本民主制度，则是错误的。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五、材料分析题

答：（1）竣工及发电仪式本应用自治民族文字和汉文书写大会会标，事先没做到，说明工作疏忽，尊重民族平等和自治权利观念淡薄。（2）领导及时发现后果断地决定补上自治民族文字的大会会标是正确的，说明重视自治权利。（3）在民族问题上，不能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影响，反之也是，应兼顾。（4）没有形式就没有内容。不能把一些事情只作为形式，而不加以重视。如果这种“小形式”问题重复多次，就谈不上自治权的内容了。

六、简答题

1.答：

（1）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任何自治地方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只能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3）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通过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来管理本地区本民族的内部事务。

2.答：

（1）民主原则；（2）平等原则；（3）法制原则；（4）实事求是原则；（5）团结统一原则；（6）发展繁荣原则。

3.答：

（1）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2）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结合。（3）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结合。

4.答： 内容：

（1）建立自治地方；（2）设立自治机关；（3）行使自治权利。

地位：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2）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3）民族区域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4）民族区域自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5）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

5.答：

（1）实现了各民族政治平等。（2）改变了民族关系的旧面貌，实现了民族团结。（3）密切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巩固了祖国的统一。（4）调动了少数民族建设民族地区的积极性。

第四篇：诚信与制度关系

【第二题】会计职业道德中诚信问题的分析

题目要求：诚信与制度是何种关系？诚信对于会计职业的意义如何？

一、诚信与制度的关系

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过程中，制度保障不可或缺。而现实生活中诚信与制度不够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制度特别是非正式制度失位。构建诚信社会既离不开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正式制度，又需要没有强制约束力的非正式制度。这种非正式制度往往需要上百年才能形成!它没有正式制度的强制力，却为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市场中的许多矛盾正是通过这种非正式制度化解的。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不仅正式制度不健全，还缺少这种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商业习俗和市场文化，即非正式制度。市场上出现的大量问题只能靠不健全的正式制度去解决，而这种解决办法的成本要远远超过非正式制度的成本。制度的传统性。制度是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经过多次冲突、磨合之后，逐渐地从偶然的感悟变成理性的认识，并成为现代人的共识和现代社会关系的基础。制度演进中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路径依赖，这种机制使制度的演进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往下滑，因其具有一定的惯性，要想摆脱这种状态相当困难。

制度的互相矛盾。由于受到局部利益的驱使以及彼此信息沟通不畅，不同部门之间，甚至同一部门内部的制度互相抵触。这样，有些个人和部门选择执行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规避对自身不利的制度，这就为失信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制度执行者的随意性。“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是靠人来执行的，制度执行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制度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执行制度既要根据客观情况有一定的灵活性，更离不开其原则性。如果制度执行者的随意性强、弹性大，不仅削弱了制度自身存在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产生信任危机。

中国市场经济是制度经济，现代中国社会是制度社会。制度是支配现代社会根本而优先的力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与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谓规矩，就是制度。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成方圆”，我们需要立规矩，即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诚信制度。然而，诚信制度无论多么健全、周密，如果把它束之高阁，不付诸实施，有章不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那么，规矩只能是纸上谈兵、形同虚设。因此，我们既要重视制度的制定和完备，更要重视制度的执行和监督。

第一，建立健全对政府行为的规范、约束和监督机制，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取信于民。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应该包括个人诚信、企业诚信和政府诚信。其中，政府诚信在社会诚信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基础性、决定性、导向性的作用，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构建诚信社会的管理体系，首先就要规范政府行为，确定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诚信原则，以及失信所应受到的制裁。

第二，逐步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加速向诚信社会迈进。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逐步营造守信为荣、失信为耻、无信为忧的社会环境。建立个人信用联合诚信服务系统、企业信用联合诚信服务系统，并逐步向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领域拓展，最终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一整套的信誉搜集、共享和评价机制。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有利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

第三，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市场规则。入世对中国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诚信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入世为我国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和对外贸易，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便利，但这个更大的空间和便利，我们能否充分利用，一个重要的前提就在于我们能否自觉遵守贸易规则，诚实贸易。

第四，建立健全社会诚信的监督机制。在建立健全社会诚信基本制度和法规的基础上，还应当建立健全社会诚信的监督机制。一方面对个人和单位的信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另一方面接受违反诚信的举报并加以查处。通过检查监督，对守信者给予精神奖励的同时，使其得到诸如更高信用额度、更多就业机会等；对失信者除了将其失信行为记录在案，还要给予必要的惩处，使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受到相应限制，为其失信付出应有代价，真正形成“人 无诚信，不可立于世”的社会环境。

第五，重塑国民性格，实现诚信制度的构建和创新。实现诚信制度创新，必须以人格的重建和国民性格的重塑为前提。制度创新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上的创新，即精神上的进步相伴随。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过程作铺垫，制度创新也许会变成奢侈的超前消费品。

二、诚信对会计职业的意义

（一）诚信对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意义

市场离不开诚信，会计工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经济管理活动，亦是如此，广大会计从业人员，亦是如此。只有我们会计工作讲诚信，广大会计从业人员具有了较高的诚信素质，才能做到爱岗敬业，公正诚实，才能把会计工作搞好。而道德又是与诚信与生俱来的一对孪生体，犹如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会计职业道德作为道德的一个分支，可见也是市场经济建设的必需和应有之义。纵观目前市场经济下的会计工作，其诚信和职业道德现状是令人堪忧的，由此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的危害和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

首先，它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秩序缺乏了诚信和道德的维系，也就失去了最起码的保护，那些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严重不法会计行为，势必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不仅仅是经济的，更有市场的信誉和对市场的信赖、信心。

其次，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会计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客观真实地反映国民经济发展运行情况，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就是以会计报表等会计信息为依据的。而会计从业人员在违背了诚信和职业道德的情况下提供的会计信息，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将大打折扣，进而会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乃至决策失误。

再者，失真的会计信息还会误导投资者和债权人，侵害其合法权益。同时也助长了贪污腐化之风，使社会风气日益恶化，使会计工作陷入更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之中。当然，由会计失信和职业道德沦丧而产生的危害还有很多。为有效遏制其社会危害性，会计界人士提出了各种对策，但会计从业人员为什么还有章不循，有法不依，不能遵守起码的诚信和会计职业道德？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长期以来，我国诚信与会计职业道德处于放纵状态。诚信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和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会计从业人员诚信和职业道德意识淡薄。

2、单位内部相关管理制度有缺陷，单位外部监管不到位及社会监督不完善，使得部分会计从业人员缺少约束而有机可乘。

3、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个人收入差距悬殊拉大，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正强烈冲击并改变着当今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在这种社会大氛围下，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会计从业人员的诚信和职业道德防线难免有失守的风险。

4、缺乏健全的法律保障和惩罚机制。会计法律规范，作为维护会计工作安全运行的重要手段，是遏制会计不法行为的最后屏障。但现实是，我国有关的会计法制并不完备，没有形成一个覆盖会计工作领域的法制保护网，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且现有的会计法律条款对不法会计行为的惩罚太轻，量刑幅度弹性较大，起不到真正的惩戒作用。使得不法会计行为既获取了现实的经济利益，而又无需承担高昂的违法成本，行为与代价不成正比，这或许就是不法会计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本性原因。

（二）诚信对我国会计职业事业的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转向“经济人”导向,人们的行为都受到利益的驱动, 因而价值和道德评判标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游戏规则”,否则经济秩序就会混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顺利实现。而会计信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通用的商业语言,会计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的质量、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国民经济体系的公平和效率, 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途和命运, 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公正和运转良好的会计信用体系。

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人,国外一些资本主义的糟粕也鱼龙混水地进入了中国。许多国人愈来愈多地拥护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诚信的地位越来越低, 社会经济秩序还存在着一些混乱现象, 一些上市公司为欺骗股民和管理机构,编制虚假财务报表、操纵利润的有之；为骗取收入,虚增利润而合伙伪造原始凭证的有之；为集团小利益或中饱私囊, 骗取或挪用国家专项资金的亦有之。从1992 年的深圳原野案、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到1997年红光实业、东方锅炉和琼民源诈骗案, 直至前不久的银广夏事件, 财务造假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从去年的“双安”事件、凯玛特事件、环球电讯事件到上月爆发的世界通讯破产案,也引发了一连串的诚信危机。诚信正越来越成为会计领域的稀缺资源, 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公正性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曾说:“信用缺失关系市场大局。”

诚信危机对我国资本市场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具体表现在:

1、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资本市场过度投机, 增加了市场的系统风险, 而丧失了价格发现的功能。

2、造成“劣市驱逐良市”后果,使优秀企业受到连累,处于无法获取市场有效资金支持的不利地位。

3、沉重地打击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资本市场严重缩水,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4、严重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 影响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由此可见, 会计造假已成为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毒瘤”。

综上所述，会计诚信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对会计职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篇：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1.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是一种互动关系,并共同作用促进经济发展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独立变量,两者的协同机制最终体现在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小上“在系统内外环境不断变化的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其实,经济增长过程一直是制度!技术!投入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互动的过程“

2.科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对制度的选择有决定作用,技术进步能诱导制度创新

一方面,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现状决定国家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即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创新策略”以我国为例,我国技术水平落后,资金贵乏,以领先战略为主的思路肯定是错误的“在大部分领域和产业,只有采用以模仿创新为主,合作开发为辅的战略,引进技术以提高自己的发展起点,才能有效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缩短技术创新周期,才能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是要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这就要求企业相应地变革企业产权制度,建立与生产力现状(技术现状)相适应的的政策制度“

3.制度创新对科技创新有推动或制约作用

从下表可以看出,不同的企业体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该表通过全民!集体企业和中外合资股份制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不同比较,可以看出中外合资股份制企业在制度创新中更具优势,创新的主动性更强“股份制企业提高了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广东在全国综合科技水平的领先地位诱导相应的制度创新

广东取得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优势,科技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广东的制度创新“广东的体制改革有很多方面在全国都是首创的,如率先改革物价体系!率先改革流通体系!率先改革财政体制!率先改革投资体制!率先改革金融体系!率先改革企业制度!率先改革分配制度!率先改革外贸体制等”广东科技创新主体的发展和科技创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有力地促进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科技创新活动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