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浅谈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第一稿

第一篇：论文.浅谈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第一稿

浅谈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

摘要：腐败问题长期影响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遏制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重点关注的命题。近年来，我国逐步开展反腐败体系改革，法律界逐步开展了反腐败刑事法治的进程。本文主要对当前我国反腐报法律体系的现状进行简要概述，并对当前防腐败刑事法治存在的主要三个问题：对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存在缺陷、反腐败司法机构作用的弱化和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不健全，提出通过更新反腐败法治理念，定罪量刑标准化，完善反腐败司法制度建设和加强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国际合作来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反腐败；刑事法治；定罪；司法机构

2013年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13.8万件，判处罪犯14.3万人。这惊人的数字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反腐力度强大，取得了好的成绩，但同时也说明我国反腐任重而道远。本文对对当前我国反腐报法律体系的现状进行简要概述，并对当前防腐败刑事法治存在的主要三个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相关措施。

二、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现状

（一）腐败产生的法理分析

李晓明教授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理论界、实务部门以及现行的法律法规至今也未对腐败的概念作出明确表述”①，但是腐败的现象古已有之，并且对于腐败基本的内在属性都有着相同的看法。在法理层面剖析腐败的内在属性，可以从腐败的涉权力性、腐败的利益导向和腐败的非规范性三个层面对“腐败”做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界定。

腐败的涉权力性。这一属性是所有腐败定义中的一个共同的属性。腐败与权 ① 李晓明：《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力之间有一种必然性关联，即只要是腐败就一定是权力的腐败，同样只要存在权力的地方便存在着腐败的潜在可能性，只要可能性满足，权力就必然会蜕变成腐败。这是因为权力主要是一种涉及利益分配的支配性力量，权力所分配的社会资源必定具有稀缺性。因此，只要是存在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地方，就一定会存在着腐败现象的影子。社会资源的分配需要服从某种公正原则，同样权力正是在这种公正原则的指引之下运作，才是真正的权力，否则便是一种变态的权力，就是一种权力蜕变了的腐败。而只要人类社会无法消除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只要稀缺的社会资源的分配需要权力来完成，腐败问题就注定会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

腐败的利益导向。权力是作为利益分配的手段性因素，而利益是权力配置社会资源过程中的目的性因素，即权力与利益之间存在一种法理关系，这种关系的智慧在于一种恰当的平衡性。针对怎样的利益，便需要相应的权力进行分配，如果权力分配的利益出现了失衡，那么权力很可能就会蜕变为腐败的因子；同样，如果权力并不足以支撑起相应利益的分配，那么虽不会出现腐败问题但却会产生比腐败问题更加严重的“利益纷争”的恶果。

腐败的非规范性。权力是腐败的手段性因素，利益导向是权力向腐败蜕变的实质性因素，但仅仅是这两个因素，并不能够必然得到腐败的完整概念，需要必须引入第三个变量，即非规范性，才能够真正地得到一个完整的腐败的描述性概念。当今法治时代的突出特点在于实证法取代了自然法成为规范人们外在行为的准则，同时程序正当取代了实质正当成为衡量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当涉权力性、利益导向和非规范型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能够认定一个行为或现象是腐败的。

（二）反腐败法律体系的立法

由于我国具有较为特殊的政党制度，因此我国反腐败的大量规范文件都体现为党内文件当中，例如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05年印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②。尽管从实现效果上来看，这些党内的规范性文件，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同时从近些年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来看，这些党内规范文件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准法律法 ② 夏赞忠：《中国廉政法律机制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规”的作用。但是，从法律规范的效力层级来看，这些党内规范性文件毕竟在效力和权威方面远远逊色于国家立法。

除了相较于这些党内的规范性文件之外，我国在反腐败立法层面存在着分散性的特点，即没有统一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反腐败法。在我国现行的有关反腐败治理的立法当中，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中的相关规定和若干司法解释。这些国家层面的正式立法，在反腐败的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当它们被纳入到整体反腐败法律体系的系统考量中，便显得零散与不足。

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立法进程方面，作为规定国家整体宪政架构的宪法尚未处于正常的实施状态。虽然我国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通过修正案的形式对宪法做出了四次较大规模的修改，但是宪法作为规定国家整体宪政架构的根本法，目前处于尚未实施的尴尬境地。而我国目前现阶段的大量腐败案件，很多情况下是在权力分配不明确、权力监督不到位、权力制约缺乏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层面的腐败问题，或许当务之急便是启动中国宪法的规范化运作。因为唯有宪法规范化的运作，才能保证国家的权力架构完整有效有序运行。

（三）现阶段反腐败的法律制度

首先在刑事定罪方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生效后，最高立法机关先后颁行了《刑法修正案

（六）》、《刑法修正案

（七）》及《刑法修正案

（八）》三个刑法修正案，基本实现了反腐国际公约的国内法转化。反腐涉及的罪名包括刑法分则用专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第八章）、“渎职罪”（第九章），以及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型经济犯罪（第三章第四节）、职务侵占型侵犯财产罪（第五章）。另外，在2002年12月颁行的《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2006年颁行的《刑法修正案

（六）》，2007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七）》，2011年颁行的《刑法修正案

（八）》和2013年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都对出现的新型腐败加以规制，其中包括将渎职罪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了扩大解释，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展至“贪污贿赂犯罪”，将贿赂范围由“财物”扩展至“财产性利益”，规定了新型受贿犯罪、跨国商业犯罪等条款。其次在刑事处罚方面，贪污贿赂犯罪中，贪污罪、受贿罪的最高法定刑均为死刑；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最高法定刑均为无期徒刑；在渎职犯罪中，询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放纵走私罪等罪名，最高法定刑均为有期徒刑巧年，其余大量的腐败犯罪，最高法定刑均达到有期徒刑7年或10年；《刑法修正案

（七）》还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提高到有期徒刑10年。在最近“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中，还首次明确了实施渎职行为并收受贿赂的应当数罪并罚；食品药品渎职犯罪从严惩。可见，我国刑罚在惩治腐败犯罪领域是非常严厉的。

第三，从刑事追诉程序方面来看，2013年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为履行《公约》之义务，不仅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有助于引渡外逃官员的国际合作”③，还赋予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增设了外逃贪官赃款没收程序，“这使我国刑事程序法与《公约》更加衔接，使司法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手段更加有力，对于我国惩治腐败和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④。

三、反腐败刑事法治存在的问题

（一）对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存在缺陷

我国刑法以犯罪数额作为确定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定罪和量刑的重要标准，不仅限定了腐败犯罪的打击和惩治的范围，而且这一定罪量刑机制十分机械、不科学和具有片面性。将腐败行为与数额量化指标挂钩，不仅作为确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标准，而且作为确定罪重和罪轻的界限，这种机械的定罪量刑标准不科学的、不平等的、不严肃并且还会产生负作用。以我国《刑法》第383条之规定为例，关于贪污罪的处罚分为四个档次，详见表1。

表1我国《刑法》第383条规定的犯罪数额和相应处罚

犯罪数额

不满5000元

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 ③④

处罚

情节较轻的，仅处行政处分；

情节较重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郝建臻：《<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利于反腐败斗争》，《中国纪检监察报》2012年4月6日

王佳：《<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反腐意义与展望》，《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 10万元以上

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10年以上有期或无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

从表1可以得知，刑法383条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处罚是“数额+情节”的双重标准，而且犯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在处罚上进行了“一刀切”的规定。

一方面，将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将定罪处罚与金钱划上等号，有贬损人的价值之嫌，而且以贪污贿赂10万元作为死刑法定最低起刑点（附加条件是“情节特别严重”），在实践中完全可能出现贪污贿赂10万元与贪污贿赂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最终量刑的结果可能一样。这种不平等是以行为人生命为代价。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或贫困地区，经济收入和待遇差距很大，如果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犯罪与刑罚，这也是一种在法律而前不平等的表现。这种刑罚的设定容易导致犯罪数额和情节相差悬殊的案件在量刑上，要么难以拉开档次，要么大相径庭。也有学者对我国贪污贿赂案件的量刑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贪污受贿案件的量刑不均衡是绝对的、占主导的，均衡是相对的，占极少数的结论⑤。

我国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设置的刑罚是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同时对部分犯罪规定了财产刑和死刑，但并未设置罚金刑和资格刑。从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关于贪污贿赂及相关职务犯罪的数据来看，犯罪数额在不满5万元的并未设置任何的财产刑，而犯罪数额在5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就附加了没收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没收财产刑较之罚金刑更为严厉，附加在较重的主刑之后。这种在犯罪数额上相差无几而在犯罪情节上出入较大的贪污罪、贿赂罪的处罚中，直接越过罚金刑而适用没收财产刑的设置值得商榷。

（二）反腐败司法机构作用的弱化

经侦查结案确认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均应进入司法审查程序，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对腐败犯罪行为作出刑事法律评价。由于刑事司法的刚性不足，立案、审查起诉、审判乃至刑罚执行环节的不可避免性欠缺，影响了刑事法律在反腐败中应发挥的作用。

⑤ 宋云苍.贪污贿赂案件量刑均衡问题研究[C].陈兴良刑事法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9卷：390 腐败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立案环节是刑事法律对某一腐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最初评价。在这一环节，可能出现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和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两种不当情形。对于没有实名举报人和控告人的腐败犯罪线索，内部监督具有监督主动性不强、监督力度薄弱的先天不足，在外部监督缺位的状态下，即使已经达到立案条件，也存在难以立案从而难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可能性。

在审查起诉环节，可能出现起诉和不起诉两种处理结果。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即酌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制度对已经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属于终局性的刑事法律评价，作出决定的过程应符合司法规律。酌定不起诉决定主要通过检察机关内部封闭程序作出，缺乏向社会公开、由社会监督评判的制度渠道，公开性明显不足，受到的外部制约力较低，导致将本应起诉的案件作酌定不起诉处理的可能性增大，不符合司法程序的基本要求。社会公众难以了解作出酌定不起诉的理由、过程，难免产生非议，影响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在审判环节，法院对职务犯罪的裁判存在着量刑轻缓化的趋势。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对于法院审判结果的监督、纠正力度不足。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活动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116424名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其中，渎职侵权案件高达85%，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接近70%的职务犯罪分子在审判环节没有受到刑事法律的实质性惩处，其中，检察机关仅对少数案件提出抗诉，法律权威、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三）反腐败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不健全

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离不开其他反腐败制度和措施建立和实施，这些制度和措施包括行政管理制度、经济管理制度和职业道德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当前这些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并不健全。

首席那公务员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立法滞后于形势的发展。长期以来，专门管理公务员队伍的法律机制欠缺，问责制等措施不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和国外资产报告制度，迟迟不能出台。

其次，行政管理制度在堵塞漏洞，防比腐败方而，还存在许多问题。对公共财产管理和公共采购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方而，尤其是建立透明、公开和程序简化原则的行政管理制度上还有不少欠缺。

第三，在加强经济领域的管理和监督，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不完善。没有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现代会计、财务和审计制度和标准，在防n利益冲突方而没有配套的法律法规。

第四，反腐败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如反洗钱工作机制，监测现金和票据的流通特别是跨境流转机制、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的转移机制、强化账户监管机制等，以及有关部门和人员如何与司法机关协作与配合机制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等，目前虽然处于逐步健全和完善阶段，但仍需努力。

四、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措施

（一）更新反腐败法治理念

刑事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更深层意义上来看，刑事法治是法治国家的基石之一。因此，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贯彻刑事法治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必须构建和完善刑事法治体系。刑事法治要求立足国情的刑事立法。其次，在司法上要求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实体正义具有明显的道德性，人们倾向用道德的标准来判断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否正义，而程序正义追求是的“看得见的正义”，要求用以解决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公正、合理。

（二）定罪量刑标准化，增强执行力度

定罪与量刑是刑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定罪量刑标准的明确又是突破量刑不均衡这一瓶颈的关键。基于此，可以从立法上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由“确定数额加犯罪情节”改为“概括数额加犯罪情节”，对定罪量刑做出原则性的规定，这就首先打破了在数额上设置的确定的屏障。同时，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考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接受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之上，针对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数额标准做出科学的司法解释。同时在解释中明确规定一定时期内相对合理的数额幅度，并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结合不同地域经济状况，在上述规定的数额幅度内选定相应的定罪处罚数额标准。这样，各地区可以根据其自身的特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刑事政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确定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数额和处罚力度。此外，在完善量刑立法的同时还应该关注量刑程序，实现程序正义。如对量刑程序做出详细的规定、量刑的理由在判决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等，以此来避免法官的暗箱操作。这种做法既从宏观上保证了法律的统一实施、彰显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又从具体操作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罪刑失衡的难题。

（三）完善反腐败司法制度建设

对检察机关而言，社会监督既是对检察权的监督和制约，也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支撑和保障。社会监督体现了权力来源，是终极性的监督，同时可以倒逼司法工作人员法治思维的养成。因此，在反腐败刑事法治司法制度建设层面根本保障在于加强社会监督。

建立社会关注案件线索立案审查公开答复制度。检察机关对于虽无实名举报人，但网络和媒体披露的事件明显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线索，应纳入立案审查范围，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争取社会公众对立案审查过程的监督。建立线索监控机制，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对线索办理情况进行监控。建立公开答复机制，检察机关发现媒体、网络反映的案件线索后，应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告知社会检察机关已经注意到媒体、网络的声音，将依法处理案件线索，避免事件发酵。在侦查部门移送立案决定书或不立案决定书之日起三日以内，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应向社会公布是否立案的决定、理由和法律依据。对于虽不构成犯罪，但需移交党政机关进行纪律处分、行政处罚的，应公布移交情况。对于属于错告的，应为被调查人澄清事实。对于属于诬告陷害的，应当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建立职务犯罪酌定不起诉公开决定制度。就职务犯罪酌定不起诉程序而言，应遵循司法程序公开原则，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可以建立公开听证机制，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提出酌定不起诉意见之前，应公开听取侦查机关、被害人和诉讼代理人、辩护律师的意见以及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决定是否向检察委员会提出酌定不起诉的意见。还可完善公开宣布机制，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和《刑诉规则》第四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不起诉的决定，应由人民检察院公开宣布。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完善关于公开宣布的规定，规定提前三日公告宣布的时间和地点，传唤犯罪嫌疑人并通知侦查机关、被害人以及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到场，允许社会公众旁听，公开宣布决定。

终局性法律文书包括人民法院的裁定、判决和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终局性法律文书应依据司法公开原则，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向社会公开，由社会公众监督终局性法律文书是否适当以及是否得到执行。

（四）加强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国际合作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上，我国的法治立场是，己经在国内生效的国际法并不能直接成为我国司法机关裁判的依据，而需要转化为国内法才能成为我国司法裁判的规范。有鉴于此，我国必须做好反腐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根据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实践情况，以反腐败国际法的规定为标准。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关于治理腐败最完整且具全球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件，对腐败犯罪的界定、腐败利益的剥夺及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作了严谨规定，不仅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法律指南，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长远策略。

该公约确定的9种腐败犯罪行为基本上被我国刑法所包括，但从总体来说，我国刑法的规定与《公约》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公约》较中国刑法的规定更为宽泛。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完善我国反腐败的刑事法律体系，我国应该以我国参加或批准的有关国际反腐公约为基本依据，同时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和做法，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刑法中有关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使反腐败的法网更加严密也更加科学有效。

五、结语

法治的前提是立法，并且通过司法系统执行来达到良好的效果。当前，我国的反腐败体系改革正逐步进行，对其刑事法治的完善，解决腐败问题，需要通过完善立法建设、机构建设和职能建设来强化合作，扩大外部合作，将现行的法律进行综合的运用，提升能力、提高效率，取信于民，形成反腐败的社会氛围，腐败势头将得到有效遏制。

参考文献

[1] 肖介清.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Ml.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65.[2] 董邦俊.贪污罪新论「Ml.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62.[3] 李晓明.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4] 夏赞忠.中国廉政法律机制研究[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5] 刘晓梅，于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9（2）：21-26 [6] 宋云苍.贪污贿赂案件量刑均衡问题研究[C].陈兴良刑事法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9卷：390 [7] 赵秉志.论我国反腐败刊事法治的完善[J].当代法学，2013（3）：49-58 [8] 郝建臻：《<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利于反腐败斗争[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2年4月6日

[9] 熊焱，苟红兵.反腐败刑事法治的罪名建构[J].中国司法，2008（12）[10] 王佳《.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反腐意义与展望[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4）

第二篇：浅析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浅析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摘 要：现在虽然在大力度的进行反腐工作，但是对腐败犯罪所保持的高压态势似乎是收效甚微。当然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只把责任推到反腐败刑事政策身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行的反腐败刑事政策确有改进的空间。要使我们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又严又厉，应当根除在以前的工作中擅自提高立案标准、擅自对不同级别的官员设立不同的立案标准和擅自制造宽大理由的思想与此类行为。真正做到综合治理，惩防兼具。民意在政策认同、改革动力和参与配合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反腐败形势政策；政策弊端；改进建议

一、我国现行反腐败刑事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现行的反腐败刑事政策

1、对腐败犯罪进行严厉惩处，对腐败犯罪处于高压状态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此后，这一基本的治国方略，正式写入宪法。依法治国，重点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在反腐败立法方面，无论是从构罪的要件上还是与之相配套的刑罚适用，都不可谓不严厉。不仅在反腐立法方面构建严密的刑事法网，而且党在下发的各种关于反腐的通知中，在字里行间都透漏着严惩腐败的决心。

2、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严格依法办案

这一刑事政策的出处在1989年3月29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中。

3、对大案要案采取非常规措施，即“抓大放小”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强调,在斗争中, 重点要明确,“对一般案件和重大案件,重点抓重大案件”,“要集中力量抓紧处理大案要案”。一些司法文件中,不时有“集中精力查办大案”、“狠抓大案”、“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等求和部署。一些地方执法机关以刑法1997年确定的立案标准(一般5000元)已经不合情势,要集中力量查办大要案等为理由,在内部大幅度提高立案标准,规定受贿5万元人民币以下一不予查处。

4、惩治与预防并举，更加注重预防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其中第二项任务就是“要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统筹推进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等各项工作的基础上，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努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提高预防腐败能力和水平。”坚持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政策,不断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把反腐倡廉融入各项工作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这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一大特色。

5、轻轻重重，宽严相济

针对腐败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有宽有严，宽严适度；“宽”不是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此一刑事政策可以实现打击和教育挽救的双重目的。

（二）我国现行的反腐败刑事政策的弊端

现在虽然在大力度的进行反腐工作，但是对腐败犯罪所保持的高压态势似乎是收效甚微。当然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只把责任推到反腐败刑事政策身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行的反腐败刑事政策确有改进的空间。

1、虽然对于打击反腐败犯罪总是在“重拳出击”，刑罚显得相当严厉，但是却严而不厉

不少刑法学者一直在倡导制定一套原本是要严厉的刑罚，而要追求“不厉”的效果。但是放在反腐败的刑事政策思想中，笔者认为既要严又要厉。某些腐败犯罪的罪名不少，规定的也不是不严厉，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却是隐性的拉高了构罪的门槛，这与我们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思想不无关系。例如，我国规定的某些入罪标准过严、过窄,大量的实质性的犯罪行为逃脱了法网。

2、狠抓大案,但有轻纵小案的弊病

在当前反腐败的严峻形势下,坚持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这是在“效益原则”的选择方面的必然。但是不少地方把狠抓大案要案等同于放弃“查处小案”,致使较多的腐败案件因为尚属“小案”而被人为放纵,大量的“犯罪黑数”被隐藏了起来,严重影响了惩治腐败的整体效果。如果一味地追求查办大案,而放弃查办一般案件,势必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陷入这样一种悖论:对大案、要案的查处体现了打击力度,可是案件数量和案值的增加却反映出犯罪分子并未被震慑。

3、坚持慎重办理反腐败案件这是值得赞同的，但是为了迎合这一刑事政策而被其束缚了手脚，则就违背了这一刑事政策的初衷

腐败案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花样翻新，随之带来的就是腐败案件的高智商性、隐蔽性，对其判断会是很困难，如果仍然还是一味坚持过于慎重的刑事政策，会“贻误战机”，对打击腐败案件将是十分的不利。表现如过于谨慎的偏差反映在对反贪侦查的控制太过严格。法律赋予的侦控手段十分软弱,侦控腐败案件最为有效的技术侦查、诱惑侦查等手段,至今未直接赋予检察机关。当然，任何事情都是要讲究一个“度”字，切不可矫枉过正。

4、惩防并举中，“防”很欠缺

坚持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政策,不断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把反腐倡廉融入各项工作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领域,这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一大特色。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从惩治和预防两者比较来看,无论是人力资源的投入,还是法律制度的保障,预防这一手显得明显薄弱。虽然我国于2007年9月13日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但其作用主要是有利于协调各部门预防腐败的相关工作、有利于拓展工作领域、建立反映廉政状况的指标体系和腐败预警机制。在真正预防腐败的领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改进的建议

（一）反腐败刑事政策要又严又厉

要使我们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又严又厉，应当根除在以前的工作中擅自提高立案标准、擅自对不同级别的官员设立不同的立案标准和擅自制造宽大理由的思想与此类行为。通过立法降低腐败犯罪的构罪标准,采取定性不定量的立法模式,严密刑事法网,提高入罪率。“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1]反腐败必须严密刑事法网,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的共识。严格执法,提高贪污贿赂犯罪的查处率。我们要发挥刑罚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就必须使腐败成为一种“高风险、低回报”的活动。要在办案过程中提高对腐败犯罪的侦控效能。为加强惩治腐败的力度,应在立法上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监听、控制下交付、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全面纳入刑事诉讼法中。

（二）真正做到综合治理，惩防兼具

在进行综合治理过程中要坚持多措并举，完善防止腐败的各种配套措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权力缺乏监督制约是造成我国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建立强制性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和完善财产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同时要加强国家预防腐败局在预防腐败方面的实在的权力。

（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在反腐败方面有所取舍

在反腐败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最为关键的是正确把握宽严的衡量标准。虽然腐败犯罪的数额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但也有一个参照其他情节的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与案件密切相关联的其他情节极为重要。

（四）门槛威慑的刑事政策

通过适当降低贪污贿赂的定罪标准,合理设定并严格执行贪污贿赂的惩治范围,以造成对这类犯罪强大的威慑力,达到充分打击和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目的。

（五）反腐败刑事政策要充分考量民意

民意在政策认同、改革动力和参与配合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反腐败斗争之中没有老百姓的参与那是没有持久力的。因此在制定刑事政策的时候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参考文献：

[1]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作者简介：张兴，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刑法学研究生；焦毅，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干警。

第三篇：论文第一稿

2017届函授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浅谈小学“学困生”自我

效能感的培养

姓 名：_______尤雪领_______

专 业：_______教育学________

学 号：___________________

指导教师：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摘要

学困生问题是基础教育中一个严重而又棘手的问题，它包含许多方面的相关问题如学困生的概念、学困生的成因及转化、差生的预防等方面。而对学困生的转化和预防是我们教育的重点问题，这些方面做的不足就严重影响到教育教学质量，尤其是整个小学教育的基础阶段。用待优生代替后进生一词，从研究待优生的概念类型，待优生的表现和心理特征，待优生形成的原因，待优生的转化及待优生的预防等方面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措施。

关键词：

学困生 ；学困生成因 ； 学困生转化 ；学困生预防

目 录

前言„„„„„„„„„„„„„„„„„„„„„„„„„4 1.学困生生概念及类型„„„„„„„„„„„„„„„„„„„„5 2.学困生的表现及心理特征„„„„„„„„„„„„„„„„„6

2.1学困生平时表现„„„„„„„„„„„„„„„„„„ 6 2.2学困生心理征„„„„„„„„„„„„„„„„„„„„„„6 3.学困生的形成原因„„„„„„„„„„„„„„„„„„„„„7

3.1家庭原因 „„„„„„„„„„„„„„„„„„„„„„„„7 3.2学校原因„„„„„„„„„„„„„„„„„„„„„„„„8 3.3社会原因„„„„„„„„„„„„„„„„„„„„„„„„8 3.4自身原因„„„„„„„„„„„„„„„„„„„„„„„„9 4.学困生的转化„„„„„„„„„„„„„„„„„„„„„„„„„„ 9 4.1家庭方面„„„„„„„„„„„„„„„„„„„„„„„9 4.2社会方面„„„„„„„„„„„„„„„„„„„„„„„„9 4.3学校方面„„„„„„„„„„„„„„„„„„„„„„„10 5.学困生的预防施„„„„„„„„„„„„„„„„„„„„„11

5.1家庭预防 „„„„„„„„„„„„„„„„„„„„„„„11 5.2社会预防„„„„„„„„„„„„„„„„„„„„„„„11 5.3学校预防„„„„„„„„„„„„„„„„„„„„„„„12 结束语 „„„„„„„„„„„„„„„„„„„„„„„„„„„12 参考文献 „„„„„„„„„„„„„„„„„„„„„„„13 注 释„„„„„„„„„„„„„„„„„„„„„„„„„„13

前言：

通常我们把与学困生现象有关的问题称学习不理想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改革，尤其是教育改革的深入，关于学困生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学困生问题是学校产生以来, 特别是班级授课制诞生以来教育教学工作中随之产生的现象。在实际教育教学中，教师所公认的学困生是指在学习成绩暂时落后的学生，自律能力有限的学生，他们喜欢自由、有时懒惰贪玩、孤芳自赏、甚至狂傲不羁。其主要表现为：对学习不感兴趣，上课不注意听讲，作业应付，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属于“小错不断，大错不犯”一类学生。虽然他们是学生群体中的少数人，但他们的影响却波及到我们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学困生能否转变，已经成为衡量一所学校是否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能否大面积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尺度。随着教育改革的纵深发展, 学习差生问题已成为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而突出地表现出来。

据统计，正教育部在2015年对义务教 育1-9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不同地域、不同年段的抽样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学困生的人数虽然是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但是小学年段学困生的比例在逐年增 加,小学生认为自己学习成绩优秀的只占到33.67%,而认为自己成绩较差的占到了21.59%。也就是说,在心理认定上,超过1/5的学生认为自己在学习方面有障碍。学习障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习困难,它是指智力发智力得不到正常开发，必需经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对策或医疗对策赐与补救或矫治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思考不积极，注意力不集中，善于机械记忆，不

善语言思维，不愿或不善于开动脑筋，相对于其他的学生，他们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知识。

浅谈小学“学困生”自我效能感的培养

1.学困生生概念及类型

学困生，顾名思义就是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就是指那些在知识能力方法等要素即要素的融合方面存在着偏离常规的结构性缺陷，智力得不到开发，不能达到，课程标准规定的基本要求，需要通过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措施予以缉捕和矫正的学生。

学困生不同于差生后进生，他仅对于学习而言，而差生后进生是指学习质量行为方面的表现，学困生大多是致力于为得到很好的开发，其中不少是大器晚成者，只要给他们创造发挥潜能的条件，这些学生都可能成才。十七大提出了创新人才的培养，转化学困生不仅关系到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的昌盛。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解决学困生的转化问题。

学困生是指具备完成通常学习任务的能力却由于某些原因，暂时在学习上出现一些困难的学生，教师和学生家长积极努力，但学困生的教育始终不见起色，因此放任不管随其自然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

学困生系指学习困难学生是指那些学习没兴趣基础比较差失去学习信心，学习成绩明显低于其他学生，在行为习惯和学习方法上存在缺陷，但是智力正常，由于非智力因素造成学习困难的学生，这类学生没有学习目标，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贪玩甚至上课捣乱，他们始终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愿意学习，更谈不上完成作业了，生活中以结交损友为荣，个别学生学校和家长管不了，经常违纪违规，甚至作出偷巧勒索同学财物的事而走所犯罪道路。

数学学习学困生是指致力于感官正常，且处于正常教学环境，在同类群体，数学学习水平较低，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数学教学大纲要求的学生。学困生的界定，指智力正常在学习过程中存在困难对学习缺乏兴趣学习成绩处于长期落后的状态，品德水平较低的学生。

现代教育理念中的学困生，通常是指那些智力水平正常且没有感官障碍，但其学习成绩明显低于同年级学生，不能达到预期学习目的的学生，这些学生学习中注意力不集中，注重机械记忆常常回避那些较难的习题或者思维上有惰性，学困生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智利学困生，另一类是非智力学困生，非智力型学困生是指那些非智力因素，包括兴趣抑制情感动机信心习惯性格毅力的，较差的学生，根据调查表明，成绩最好和最差的人之间最明显的差异不在于智力水平而在于是否具有强烈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以及较强的进取精神和意志等非智力因素的作用。

数学学困生指的是心智健全发展正常，由于学习数学能力，缺失和受阻碍，在学习上，暂时不能达到，数学教育大纲所规定的合格标准的学生。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学困生的问题时刻围绕着农村初级学校的教育，关注学困生的成长做好学困生的转化工作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总之, 在教学过程中, 我们绝不能将差生视为天生的智力低下而置之度外、漠不关心。

2.学困生的表现及心理特征 2.1学困生平时表现

习惯是经过反复练习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行为特征，学习习惯是指学生为达到好的学习效果而形成的一种学习上的自动倾向性。仔细想来，学困生不良学习习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学习基础差的学生：这类学生进入学校时，几乎一无所知，在与人的交往中，显得被动、压抑、不愿、自卑、不谈学习、不议论他人。不完成作业，经常挨批，在家挨打、挨骂，提起学习，便觉茫然无措，完全没有学习意识，对批评教育无所谓，对考试成绩不关心。在具体的实践研究中，我发现学困生在作业方面尤为突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作业不感兴趣因而不按时完成；

2、书写比较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老师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布置的作业比较枯燥、无味。二是由于学生在低年级时就没有养成好的书写习惯；

3、学生作业量大，不会做，贪玩。主要表现为教师在布置学生作业时，让学生反复抄写、多次抄写、大量抄写。

（2）智力差的学生：这类学生表现为一问三不知，说话、表达不清楚，但对人有礼貌，做作业很认真，规规矩矩，不拖欠，只是几乎是全错。上课时表现为盯住教师，面无表情，平时守纪律，听老师的话。

（3）行为习惯差的学生：这类学生大多因为缺少正常、健全的家庭教育，在学校表现差，又经常受批评，或因不良行为习惯没有得到认真的帮助教育愈演愈烈，不思学习，不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使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都不朝好的方向发展。但该类学生往往热爱劳动，乐于助人，常做好人好事。

（4）思想意识差的学生：这类学生是教育过程中最不好“对付”的一类，表现为不守纪律，经常迟到、旷课，不完成作业，发怪声扰乱课堂秩序，这些学困生不良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除去个性形成的原因外，家庭、社会等外界因素是形成他们不良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的重要原因。2.2学困生心理征

虽每位“学困生”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就整体而言，有许多共同的特征。（1）自卑又自尊。大部分“学困生”因长期失败的经历形成一种弱势心理，自卑而无助，逐渐出现心理问题，性格和心理行为扭曲。他们又常担心别人讥讽

和羞辱自己，因此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不受别人的侵犯，又表现出极度的自尊。因而把许多善意的规劝、严格的要求看作是有意的作弄。

（2）成绩差又想讨家长欢心。由于学习基础差，通过一定程度的努力而又总是进步不大，就认为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因而产生了自卑心理，甚至“破罐子破摔”，这是“学困生”之所以落后的症结所在。学习上不思进取，平时成绩好坏无所谓，一旦考试，就会挖空心思博取高分，以赢得家长和亲人的欢心。

（3）意志薄弱而精力过剩。一般而言，“学困生”的意志品质是不健全的。他们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目光短浅，喜欢玩乐，厌恶学习，只图眼前，从不去权衡自己行为的得失，稍有挫折便意志消沉，而不作理性的反思。他们总是消极地对待来自学校和家庭的教育，而对来自外界的引诱却表现出积极的响应，沉迷上网、吸烟喝酒来宣泄自己过剩的精力。因此成绩和思想行为都落了伍，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健康成长，又加大了教师的工作负荷。（4）偏激又重情。“学困生”在学习生活中常会遇到家长喋喋不休的唠叨，同学的指指戳戳，甚至老师的热嘲冷讽。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漠视、被歧视的心灵很难尝到人间的温情，所以感情很脆弱，面对别人有意或无意的伤害，他们就会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做出一些让人吃惊的过激行为。一旦别人对他们稍加关爱，他们都会倍加珍惜和感激，很容易就会敞开紧闭的心扉。

（5）可转化又易反复。绝大多数的“学困生”的内心深处都有追求上进的愿望，也常常为之努力过，并非像有些人所说“朽木不可雕也”，所以只要教育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学困生”会振奋精神努力拼搏的。但他们的自控能力差，意志薄弱，在转化过程中即使有一点点困难或挫折，都会动摇他们的决心，使他们遇难而退；一丝干扰也许会让他们停滞不前，回复以往。

3.学困生的形成原因 3.1家庭原因

家庭因素是导致学困生出现的最重要的因素，不良的家庭教育成为了学困生形成的催化剂。家庭环境作为孩子的成长环境，势必会影响他的学习行为或学习习惯。过于放纵型的家庭教育。一种情况是，有些家庭奉行“温情教育”，不过“温情”得过了火，完全溺爱孩子，一切以孩子意志为转移。学生的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毕竟还小，很多人会因家庭的过分溺爱而形成畸形性格，觉得学习辛苦，自己不用努力便可获得一切，为何还拼命读书？于是乎，对学习彻底丧失斗志与兴趣，沦为学困生的一员。一种情况是，父母都没有考上大学，却凭借下海经商等方式使孩子一生下来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就会理所应当的觉得努力学习和生活质量没有太大关系，从而没有学习的动力；一种情况是，父母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家庭矛盾，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而导致了学困生的形成。有多少父母能够安心地坐下来陪伴孩子读书呢？而不是无聊的刷着同事与朋友的微信圈呢？又有几位父母能做到每周与孩子进行沟通与交流学习或生活上的心得体会呢？或许可以像杨绛老师的父亲杨荫杭学习，在书屋中陪同女儿学习识字，又用兴趣引导女儿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呢？还有的家长忙于事业，对孩子只有物质的关心，过分优渥的条件让孩子产生巨大心理膨胀感，在面对学习中的困难时，自然产生了强大的心理落差，从而迷失自我，成为学困生。

3.2学校原因

（1）学校教育工作方向的失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的学生。关爱学困生，转变学生观、教学观的口号喊了多少年，但由于“应试教育”未能很好地向“素质教育”转轨，学校评价体系的单一性，学校过于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教师为了晋职、晋级唯分数论，无视学生发展的客观实际，对学生提出过高要求。有的教师对学困生采取歧视的态度，甚至采取驱赶、劝退的手段，以求得班级的安宁、升学率的提高。（2）教师的教育方式不当也是造成学困生的原因之一。在学校中，不尊重学生的情况依然存在，有的教师动不动骂学生笨、蠢，甚至用各种带有侮辱性的惩罚方式来对待学生，如罚抄五十、一百遍之类；有的老师教学方法简单、呆板，使学生缺乏兴趣并产生厌恶心理，尤其对成绩偏差的学生另眼相看，一旦发生不好事情，首先猜测到的就是这些学生。学生在学业负担过重的情况下，还承受着精神压力，就更容易引发种种心理问题。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师生关系的不融洽呵学生逆反心理的产生，久而久之而形成后进生。

3.3社会原因

社会环境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小学学困生由于年龄比较小，心身发展尚未成熟，对变革中的社会认识比较肤浅，是非分辩能力比较弱，社会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也比较弱，容易上当受骗。目前，网吧、游戏厅盛行，有的学生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荒废了学业。笔者就亲身碰到了这样一个学生。去年，我所任教的四年（2）班有一个学生叫黄腾辉，他性格内向，刚转学来的上学期，他各方面表现很好，能自觉上学，学习认真，成绩还算中上水平。可到了下学期，他就经常逃学、旷课，刚开始还请假，说是头痛。后来干脆不请假了，与家长联系后，才知道他把老师和家长都骗了，其实他沉迷于游戏厅已久，即使没钱打游戏，他也可以坐到半夜看别人打游戏。社会上不良因素还有很多，有时教育者苦口婆心的教育成果，一遇上社会不良因素的诱发，顷刻就会化为乌有。所以，不可忽视社会不良因素对学生的影响。

3.4自身原因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其学习态度、学习习惯以及学习方法等于学习成绩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学困生往往在这些方面却十分欠缺。

(1)心理特征

学困生最显著的个性特征就是他们自我评价低，自卑心理严重，考试屡考屡败，长期处于班级“底层”，内心深处一班都是很自卑，缺乏学习信心，心理上敏感、脆弱：也有一些学生趋于自暴自弃的心态，有时候兴趣上来了，就写写作业，没兴趣了，不管老师怎么鼓励，家长怎么批评都无动于衷。

（2）学习习惯

学困生的学习习惯往往不好，他们上课喜欢做小动作，回家做作业时边做作业边看电视或边吃零食，本来只需要20分钟完成的作业，他们得要一两个小时，既没有效果，又没有玩耍的时间，并且感觉很疲惫，长此以往产生厌学情绪。

（3）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策略运用不当。学困生往往是课上听课，课后完不成作业，或干脆不做作业，没有形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习惯。遇到探索性问题时，经常不知所措，分心综合的能力比较差。这要是学困生一般都是学习机械、代办，不了解、掌握知识的内在联系，学到的知识处于零散的无序状态，无法形成知识结构。尤其遇到较为复杂、需要综合运用医学知识才能解答问题时，更是束手无策，而且依赖心里强，上课依赖老师，作业依赖同学和家长。

4.学困生的转化

4.1家庭方面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环境，家庭教育对子女身心影响巨大。我们校在对学困生的研究中发现，辖区学生家长在外营点的多，离异的多，做小生意的多，文化程度低的多。以我们校初三某班为例，全班10%的学生生活在单亲家庭；父（母）在外务工的学生占70%，家长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含初中）的学生占70%。他们大多忙于工作、生意而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而一旦发现自己的子女学业荒废或行为差错，往往不反思自身原因，却一味打骂子女乃至对其丧失信心，放任自流。落后的家庭教育观念，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这种家庭教育环境下的学生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甚至自暴自弃，逐步沦为学困生。我们校主动与家长取得联系，采用多种方法对学生家长进行指导，以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从而为防止学困生产生和学困生的转化创造有利条件。

4.2社会方面

（1）社会环境无所不在，时刻对学生产生影响。社会向学生传递的信息鱼目混珠，夹杂着大量对学生具有毒害作用的消极因素，影响了学生的学业。如何引导学生正确利用社会环境积极的一面，消除社会环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作了有益的尝试：

1、加强引导，提高学困生分辨能力。学困生相比其他学生而言，受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大，但我们不可能因此而将其与社会隔离。我们只有想办法帮助他们认识各种社会因素的本质及其影响，提高其分辨能力，增强其免疫能力。如：每学期，我们均请法制校长结合青少年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在学生中普及法制教育；经常利用班会、训导课举办社会公德知识讲座；不定期以班为单位举行“社会热点”讨论会等。

2、开展寓教于乐的社会实践活动，吸引学困生的注意力。为了充分利用社会环境中的积极因素，防止不良社会风气、丑恶社会现象的消极影响，我们校还有计划、有组织地联合社会力量开展多种活动，吸引学困生积极参与，在帮助学困生远离不良社会影响的同时，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社会知识。

第四、利用学困生的心理矛盾，运用心理学知识，帮助学困生真正转化。由于种种原因，学困生普遍具有复杂矛盾的心理。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结合心理学知识，有针对性地化解他们的内心矛盾，使他们真正从外表到内心得以转化。

4.3学校方面

努力做教师工作，加强管理，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有教育界专家认为，学困生的产生主要是教师的教育行为不当所致。因此，我们在学困生转化工作中最重视发挥教师（特别是班主任）的作用。为了充分发挥教师在转化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使转化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加强了教师对学困生转化工作的指导与管理。

（1）统一认识，更新观念。长期以来，学困生转化问题就是教育界的一大难题和研究热点。尽管不少专家也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建议。但实际教育过程中，学困生转化工作仍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它需要教师付出大量的时间和更多的心血，且成效不明显。因此，有的教师认为教育转化学困生“费力不讨好”，不如培养优生“名利双收”，对学困生只要管住不出事、不添乱、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就达到了目的。这些观点上的偏差使得有些教师不可能真正从学困生本身的健康成长和身心特点出发，开展教育转化工作，而是简单地对学困生实行“高压政策”和强制手段，结果是管住了人，管不住心，甚至激起其逆反心理，大大弱化了转化工作的效力。

针对上述错误倾向，我们校多次在教职工大会、班主任例会、年组教师会上强调转化学困生工作的重要性，统一了“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就是促进所有少年儿童全面发展”的思想，并制定了《学困生转化工作方案》，对学校教育转化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对教师的转化工作作了明确要求，并把转化学困生与培养优等生（考入重点高中的学生）的奖励办法等同起来，从而大大激发了教师教育转化学困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考虑到班主任在班级管理和学生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我们校特别注重发挥班主任的作用，把学困生转化工作作为《班主任工作量化管理评分标准》的重要内容，要求班主任将其作为常规工作常抓不懈。

（2）加强指导，提高水平。无疑，学困生的形成非一日之事，学困生的转化也非易事。为了提高教师的教育转化工作水平，学校德育处牵头开办了“学困生转化工作培训班”，帮助教师从新的教育观、学生观出发，遵循教育规律，确立新的工作思路，即变岐视为热爱，变“管、卡、压”为“教、启、导”。

（3）加强管理，更新方法。为加大教育转化学困生的力度，我们创新工作方法，还向教师提出了班级教育“七个一”的硬性要求，包括：每周班主任或责任教师必须找学生谈一次心，每科教师必须给学困生提供一次表现机会；每周发现并表扬学困生的一个优点；每月必须与学困生家长联系一次（最好是家访），通报学困生进步的情况；每月教会学困生一个具体可行的学习方法；每班为学困生的转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将其座位由教室角落调至前排，取消惩罚性作业，禁止侮辱性绰号等）。

5.学困生的预防措施

5.1家庭预防

家庭是学生接受教育的第一所学校，父母则是第一任教师，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实际上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儿童长大后，便主动地通过观察家长去间接地了解社会、认识生活。家长的言谈举止，时刻影响子女，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转化学困生，不能单靠学校，还必须与家庭相结合。

1.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一个和谐的家庭，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很有帮助。尤其是学生父母能够互敬互爱、生活协调，不仅有利于学生个性的陶冶，而且由于父母能够相互支持配合，对学生教育会事半功倍。反之，紧张的家庭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更会对子女教育造成不良后果。

2.帮助学困生树立信心

很多学生还没有形成一种内在的力量来推动他们坚持一些需要克服困难的活动。这时的家庭教育应为学生设立一些外在的因素，如鼓励和表扬，得到鼓励的学生往往在做事的时候会提高工作效率或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学困生本来就自信心不足，当他的行为得到父母的表扬时，自信心就会得到增强，而当得到父母批评时，自信心就会下降。

3.因材施教

为了取得教育的最佳效果，要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家长在了解学生的性格特点、情绪特点、兴趣爱好等的基础上，结合学生自身优势在教育方法上要有特色。学生在哪方面有兴趣爱好与特长，就让学生在哪方面好好发展。

4.父母应做学生的好榜样

大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好，首先自己要起到模范作用。如果家长思想修养高，作风民主，学生就容易养成独立、直爽、开朗、协作、善于交际等良好的性格特征。如果家长专制严厉，思想陈旧，趣味低级，学生就容易养成顺从、消极、依赖、固执、冷酷、残忍等不良性格特征。

5.2社会预防

学生同时也是社会中的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因而社会教育时刻对学生产生影响。根据后进生的形成原因及特点，在学校、家庭教育的前提下，社会教育更显示出了它的前瞻性、指向性，从而也为学校、家庭教育提供了教育平台。

（1）运用多种方法手段综合治理

社会教育的载体是多样的，它可以通过多种媒体对学生实施教育，并且内容更丰富、事例更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具有针对性。社会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资源，通过强有力的正确舆论导向、文化导向、法律导向，形成综合治理的立体网络。

（2）开展有益的社会文化活动

加强对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和管理，挖掘各种社会教育资源，积极探索实践教学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社区服务的有效机制。加大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力度，充分发挥现有各类青少年活动场所的育人作用。尽可能逐步增加各种文化设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避免学生过早进入成人文化娱乐

场所。

（3）严格管理不良场所

各工厂和商店等有关服务部门，要严格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条例规定，不准收容未成年人就业，一些黑网吧、电子游戏机室、旱冰场、录像厅要加强管理，堵空塞漏洞，使其成为健康场所。社区、住宅区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做好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

（4）从法律角度正确引导青少年

针对青少年犯罪年轻化的特点，多对学生，尤其是学困生进行法制讲座，宣扬如何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而不能凭一时之勇，讲哥们义气。用周围的法制故事，用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教育每一个学生如何知法、守法、用法，如何利用良好的社会风气发展个性。

5.3学校预防

形成学困生的学校方面的原因有片面追求智育、追求升学率，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一些教师对学生只重分数，对学困生缺乏引导；某些教师的教育方法单一粗暴，不追究犯错原因，只是一味体罚，公开揭短，漠视学生的尊严，结果学生厌恶学校生活，抵触老师的教育。要教育、转化学困生，教育工作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采取有效的措施。

（1）给学困生更多关爱

差生变优生，关键在改变他们的自卑

感，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对有些学困生，适当降低学习要求，让其感受到进步，逐步培养他们学习的兴趣，从而提高学习的信心。细心记录学困生的进步情况，这些学生对自己的进步都胸中有数，树立学困生的自信，还要多做纵向对比，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体会到成功的欢乐。

（2）多与学困生沟通

了解、尊重、关心、相信学生是我们与学生沟通的常用方法。学困生的道德感、理智感均呈模糊、狭隘甚至颠倒状态，容易犯错误，且反复无常。发现学困生犯错误时，要深入了解其犯错误的原因及思想动态，注意尊重学生的人格，消除学生疑惧心理及对立情绪，关心、相信他们，对他们循循善诱，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使之乐于接受教育。

（3）适当激励学困生

对于每一个学困生的进步，无论是大是小都应给予表扬鼓励。往往小的进步推动大的进步，没有小的进步也就不可能有大的进步。教师如果能够及时地抓住学困生每一次小的进步，给予认真的肯定和表扬，就会使学困生觉得自己确实进步了，成功了，就能信心倍增，激发积极性，产生一种推动他们前进的无形力量。

结束语

小学阶段学困生自我效能感的培养至关重要，虽然学困生在现阶段处于楼后的状态，但是只要学生家长、教师、学校共同努力，对学生缺乏自我效能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总结出行之有效地解

决方法就能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使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得以提升，并不断获得自信心，培养良好的性格，最终实现成绩的提升。

参考文献：

王荣琴．后进生学习困难的心理障碍及其转化策略［Ｊ］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李克信，王敏．论差生的概念、成因及其教育措施［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杨玉芝．“学困生”的产生及其转化.黑河教育，２００５年２月

林勇强．学困生的心理特征及教育对策［Ｊ］广西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５期（２００４年增刊）

杨远方．浅谈＂差生＂的含义及其形成原因 天津教育，１９９８年第７－８期

崔玉中．论家庭环境与差生原因［Ｊ］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曾琦，陈向明.新课程与学习方式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１版 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译：《给教师的建议(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注 释：

①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译：《给教师的建议(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马卡连柯著．丽娃译：《家庭和儿童教育》，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 ③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第四篇：论文：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与发达国家已成熟的制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与工作发展需要有距离，法律援助服务能

力与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有距离。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代理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

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

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初，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起诉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起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信访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

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

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

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

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增长到559所，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起诉、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

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八)重新构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

我国虽然在《条例》中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但未明确以何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随后在司法部、民政部等九部门出台的意见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条例的规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财力状况，将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经费数额，逐步纳入财政预算。但是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思路是成立专门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并实施法律援助，并且把整个法律援助纳入一个体系之中，未予细化。而我国由于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大，使得法律援助专门机构组织为数众多，由于《法律援助条例》中第26条第3款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所以法律援助机构运作的资金及其工作人员所需的工资福利都需要通过财政加以解决。不考虑机构运作成本，仅考虑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按每人每年一万元计算的话，也达到八千多万元，而我国的财政拨款才1.52亿，占了近一半，目前尚不知晓这八千多万元是否由1.52亿财政拨款支付，如果是或者相当一部分是的话，那么落实到每一桩案件上的财政拨款就微乎其微了。所以今后我们在构建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体系时，首先要把机构运行成本同具体案件的运作成本分别列入预算之中。而且由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性，最好能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财政预算单独列支，方能真正地起到专款专用的目的。

第五篇：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现状和完善

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现状和前瞻

内容摘要

腐败问题是目前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战。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纵然有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致因，但从制度建构层面上分析，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应是其最重要原因之一。反腐倡廉必须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通过法制的方式，让反腐成为常态的机制。因而，加强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打击、惩处力度，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最佳途径。本文主要从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现状、我国现有反腐败法律体系存在缺陷以及我国反腐败法律的完善和前瞻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反腐败、法律体系、缺陷、完善

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现状和前瞻

腐败问题是目前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社会污染和重大政治挑战。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纵然有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致因，但从制度建构层面上分析，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应是其最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加强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打击、惩处力度，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是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最佳途径。本文主要从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现状、我国现有反腐败法律体系存在缺陷以及我国反腐败法律的完善和前瞻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历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明确了执政党而非革命党的定位，因此我们不能再进行革命时期那种大规模的由下而上的运动。而依法治国的提出，确立了以法制方式反腐的形式。反腐倡廉必须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通过法制的方式，让反腐成为常态的机制。

除了我国《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等一些与反腐败有关的犯罪有明确规定外，据统计，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共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2000余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120余项，可以说，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并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以及反腐败源头治本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台了一些反腐倡廉实践急需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我国已构建起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从2002年开始，一系列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出台，如监察机关回避制度，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关于军队领导机关工作人员插手干预基层敏感事务的处理规定(试行)、关于中央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若干规定的实施办法(试行)》等。

2003年是转折的关键。这一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建2 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随着《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的生效，在2003年9月30日至10月1日，一天内有51名贪官企图外逃时被捕。此后的8天内，司法机关共抓捕了115名企图外逃的贪官。

同样在2003年，中央纪委确立了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的总体目标，即：按照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目标，按照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在2010年前建立起能够适应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要的中国特色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简述为：以宪法和党章为依据，由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或认可，包括其他有党内法规制定权或国家立法权的党组织、地方人大、行政机关制定或认可的，有若干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门类及其所包括的不同法规、规范所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整个体系大致包括三大法律制度规范，即：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党内法规及其他党内法规中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的组织、行政机关和其他单位制定的关于反腐倡廉的制度规范。其中除国家法律体系中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应当由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负责、纪检监察机关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程序提出立法建议之外，其他两部分都应纳入纪检监察机关的责任范围，纳入应当建立的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中。

在这个体系中，大致有以下l0个法规制度门类：1．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总类，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行政监察法》等；2．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和其他行为规范方面的法规制度；3．查办违犯党纪政纪案件及其他工作程序方面的法规制度；4．处理违犯党纪政纪的党员和国家公务员方面的法规制度；5．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方面的法规制度；6．监督制约和从源头上预防、治理腐败工作方面的法规制度；7．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方面的法规制度；8．纪检监察职能、组织机构建设、内部监督方面的法规制度；9．与国(境)外有关机关进行反腐败协作方面的法规制度以及根据有关国际公约起草制定的国内法规制度；10．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以及地方各级党的组织、行政机关的有关法规制度。

2004年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开3 始实施，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取消和调整的项目高达1806项，中组部和中纪委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确立了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同年开始试点的“领导家属境外留学定居备案制度”。该制度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必须报备，说明其资金来源。这一措施无疑加大了对贪官的成摄力，有利于堵塞贪官外逃之路。同在这一年，中共中央连续向党内下发了3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分别针对完善党内监督、明确党内纪律和保障党员权利、发扬党内民主。

中国从2005年进入了体系反腐败的阶段。为了适应新时期对法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全面规划法规制度建设，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有关单位从2005年开始对改革开放以来涉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决定废止l15件。同时对法规制度进行了科学分类，编制了(2004～2007年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工作规划)。

为与国际联手合作，共同打击腐败犯罪，2005年l0月27日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l8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决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在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是联合国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完整、最全面而又广泛、创新性的国际公约。对《公约》的批准将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产生积极影响，能够使我国和国际上其他国家一同共筑一道坚强的反腐败屏障，更好地开展国际间反腐败的交流与合作，使我国打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也为我国遣返外逃腐败犯罪人员，追缴被非法转移国外的资产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该《实施纲要》提出，要加快制定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订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制订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健全公安、审判、检察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的工作机制，加大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加强纪检、审判、4 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跨区域协作办案及追逃、追赃机制，完善相关程序，形成整体合力。这些思路有益于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推动我国反腐败司法体制出现突破性进展。《纲要》还提出，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认真运用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加强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从上述反腐法律制度的建设过程，可以清晰看出中央注重制度系统配套的思路。具体地讲，既注意了单项制度的制定修订，又与其它制度协调配合；既有惩戒性、约束性规定，又有激励性、保障性规定；既有实体性制度建设，又有程序性制度建设。并且，还努力使党内制度与国家法律相衔接，这体现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适时将经过实践检验、适应形势发展的党内制度转换为国家法律法规，增强约束力和强制力，将是反腐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应注意借鉴国外经验，吸取全人类的优秀成果。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做好我国法律法规与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衔接工作，对一些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一个很好的样本，通过国际合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国的法制健全程度。

二、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

如前所述，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够完备，很多领域尤其是国家公务活动领域需要大量立法以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很多制定出来的法律在规定上过于宽泛，可操作性也不强，这样不利于打击腐败。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定出的有些法律条款可操作性不强。就我国法律制度而言，新《刑法》中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打击腐败，使那些不能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的腐败分子得以严惩。但在实际操作中，此款法律条文往往被腐败分子得以利用，而有些司法机关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也可借这一条款的便利掩盖腐败分子的罪行。因为此款罪名的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5年以下，跟受贿罪与贪污罪的最高量刑—— 死刑无法相比，因而，腐败分子可以不主动交待诸如受贿、贪污之类的罪名，以免受到更重的处罚。这样，腐败分子得以从轻5 处罚，这就造成法律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不力，甚至纵容了腐败。

2、行贿罪的定罪和量刑过宽、过轻。贿赂是双方行为，行贿者和受贿者都从贿赂行为中获得了非法收入，行贿者不是自愿就是主动参与腐败行为。中国典型腐败案例表明，行贿者经济收益较高，即所谓的“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而行贿者获得这种收益的方式是非法的。受贿和行贿，这两种犯罪具有孪生关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行贿案件1906件，而同年腐败案件立案36447件，行贿案件的查处只占腐败案件的5.2%，行贿罪的查处力度显然很弱。行贿罪的量刑应与受贿罪等同，这样对行贿者有震慑力，使其在行贿时想到法律的严惩而不敢行贿。美国法律有关惩处行贿者的办法，几乎没有体现出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在美国，贿赂双方所受到的惩罚基本相同。但在我国，现实操作中对贪污受贿的惩处条款相对严密些，而对行贿者的惩处反而宽松，并且每年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中，行贿案件为数不多，这对于遏制腐败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鉴于此，应考虑对我国《刑法》中关于行贿罪的定罪和量刑上加大处罚力度。

3、贿赂犯罪中的对象过于狭窄，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贿赂犯罪中的对象仅限于财物。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好处，而不限于财物。这一方面致使我国的反腐败法网过于粗疏，另一方面也与《公约》的规定相异，不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既指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的贿赂物的范围，范围过窄，无法和世界接轨。同时，也不符合社会现实对法律规定的需求。在内地．因许多人了解法律关于贿赂物只限于“财物” 的规定，出现了许多规避法律的适例。如行贿人向受贿者提供金钱和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包括提供性服务、包办出国度假、包办子女出囝留学等等。而这种社会危害并不亚于实物的贿赂，甚至超出实物贿赂的危害。鉴于此，我国现行立法应加以修改，扩大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将“任何形式的好处”作为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但应将财产或财产性利益与公民之问的馈赠区别开来，合理界定贿赂犯罪的犯罪圈。

4、腐败案件查处力度弱。据专家研究发现，在我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中，腐败罪行实际受到查处被判刑的大约在6— 1O %之间。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计算，1993-1998年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累计达到2．89万人，而平均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最终只有6．6人被判刑，腐败案件查处力度相当弱。在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6 中，省部级干部被判刑的比例为1O．3，地厅级比例为9．1，县处级比例为6．4。

5、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机构独立性不强。我国现有反腐败机构可以说是由党、政和司法协力组成的有层次的结构，包括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党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三者各司其职。

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机构主要是检察机关内设的各级反贪局，反贪污局是由检察机关内设的经济检察厅演变而来的，l 989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厅率先改名为反贪污贿赂局。I989年8月18日全国第一个反贪局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成立，随后，全国各级检察院成立了这一专门机构，l995年I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反贪污贿赂检察厅更名为指导全国范围内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其负责受理举报中心移送的经济案件；侦查贪污、贿赂等重大经济罪案；分析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情况、规律及主要犯罪发展趋势；研究侦查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措施和手段；制定侦查工作的有关规定。其后为进一步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的预防，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了职务犯罪预防机构，其职责是结合查办职务犯罪，及时对作案环节和作案手法进行分析研究，掌握犯罪的特点、规律及发生的原因，帮助案发单位汲取教训，堵漏建制，加强防范。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是中国共产党内负责党纪的委员会，除中央设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外，在内地各级党组织亦有纪委。其权能是：检查中央直属各部门、各级党组织、干部及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受理、审查并决定中央直属各部门、各级党组织、干部及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处分。在行政部门，国务院下设有监察部，在各级地方政府设有监察厅和监察局，其职责主要是对一些有违法行为但未构成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处分。在调查中如发现有犯罪行为，则会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院依法处理。

我国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则是隶属于检察机关，且与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务院内的监察部并列的三大反贪污贿赂职能部门之一，三部门之间存在着国家政策和法律适用的冲突境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腐败机构职能的发挥。而我国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专门规定了反腐败机构，从总体上增强对腐败犯罪的规制。《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赋予反腐败机构必要的独立性，使其能够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免受任何不正当的影响。各缔约国均应当提供必要的物资和专职工作人员，并为这些工作人员履行职能提供必要的培训。各缔约国均应当将可以协助其他缔约国制订和实施具体7 的预防腐败措施的机关的名称和地址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公约》所规定的反腐败机构重在强调其职能的独立性，以《公约》所规定的反腐败机构为标准，应重构我国现有反腐败机构。

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主要内容及对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前瞻和完善

腐败犯罪是一种超越国别的、危害极大的犯罪，腐败是各国和地区着力治理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国际性的话题。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必须对目前形势有清醒认识。在反腐败问题上，国际上的合作和对等意识逐渐加强，封闭的反腐败格局与封闭的经济格局的后果一样，只能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被边缘化，孤立化，最终使自己成为受害者。只要认真冷静地分析近年来我国贪官外逃的现象和在国外追缴赃款的艰辛，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在反腐败问题上，任何一国都不能独善其身。在冷眼看世界的同时，应主动扩大视野，以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果敢精神，参与到国际反腐败协作化的进程中去。对国际反腐败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制度，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些制度，经论证或试行在我国也是适应的，可大胆移植。我们的制度、机构、措施、术语都应考虑与国际对话的需要。我们应该诚实地回顾和面对在反腐败法制建设和执行中的乏力和低效，也应该自信面对我们的未来，自信和务实地审视我们的发展和借鉴他人之长。我国现代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时间并不长，可塑性很强。通过积极地参与和加入国际反腐败合作体制，我们可借鉴和吸收国际上先进的反腐败经验，为我所有，为我所用。

《公约》除序言外共分8个章节、71项条款，包括总则，预防措施、定罪、制裁、救济及执法，国际合作，资产的追回，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实施机制以及最后条款。它涉及预防和打击腐败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方面的问题。《公约》的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涉及犯罪预防、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国际法等多学科领域。正确地认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运作机制，对我国及时调整、改进现有反腐败法律机制．并参与国际合作打击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预防腐败犯罪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有组织、跨国化的趋势。长期以来，腐败分子8 携巨款逃亡国(境)外后，由于各种原因，追逃工作非常艰难。腐败分子犯罪后潜逃出境，或将赃款转移境外，已成为各国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一大障碍。为此，《公约》在建立完善境外追逃、追赃机制方面提出了针对措施。

在境外追逃、追赃机制方面，《公约》规定了腐败犯罪所得资产追回机制。《公约》要求各缔约围应当根据本国法律，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其它相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腐败犯罪所得资产，以便进行资产返还。这种境外追赃机制将从心理上给携款潜逃、转移赃款的腐败分子以极大的打击，腐败犯罪行为人即使逃到国外，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犯罪所得财产将被没收，腐败行为造成的后果将被从法律上消除，犯罪人除了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外将一无所获。签署《公约》将为逐步解决我国查办涉外案件中的“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提供国际合作依据。也正是这个原因，《公约》的生效对我国国内的腐败分子能够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由于失去了不受法律惩罚的”乐土”，他们希望侥幸逃脱惩罚的心理更加脆弱。《公约》的实施，定将会明显减少腐败犯罪，特别是重大腐败犯罪的发生。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国际协作打击腐败犯罪具有积极作用 由于腐败犯罪系由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而实施的一类犯罪。常常涉及公共财产，又由于各国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在腐败犯罪的性质认定上往往会产生一些争议。譬如有的国家会因意识形态差异甚至是出于敌意，将别国惩治腐败犯罪的行为认为是政治派别倾轧或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因而将腐败犯罪视为政治犯罪，拒绝引渡； 或认为腐败犯罪涉及国家财产事项，是国家政治行为，并以此为由拒绝司法协助请求、拒绝引渡。

《公约》主要通过强化引渡、司法协助来加强反腐败犯罪领域的国际协作。主要表现为，在坚持有关引渡、司法协助的基本法律原则、司法惯例的同时，针对腐败犯罪的自身特点和预防、打击腐败犯罪的实际需要，在引渡、司法协助的适用、合作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和强化。《公约》所确立的任何犯罪不得被视为政治犯罪而拒绝引渡以及司法协助、引渡的条件、不得因为腐败犯罪涉及财税事项而拒绝司法协助请求或者引渡等国际合作机制的规定，对于国际协作打击腐败犯罪无疑具有积极作用。这些规定极大地拓展了国际社会在反腐败犯罪领域开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合作水平、效果和效率。

（三）、加入《联台国反腐败公约》利于我国反腐败理念的改变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执行和坚持有效的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公约》在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同时，更强调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多学科、多层次、多领域手段综合预防腐败犯罪。《公约》要求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执行和坚持有效的预防性反腐败致策。《公约》对于腐败犯罪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理念对于我国转变反腐的理念具有指导意义。予严厉惩处是必须的，为主，为了实现反腐败理念的转变，策，我国是法典化国家，际公约的规定融入我国国内现行法律体系。的范畴。因此，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持现有法律的已有规定；则要修改相关的立法规定。

主要参考文献：

1、阮传胜《年

22、邓红梅、徐岱《法学》

3、王瑞《学报》

4、陈巧燕《校学报》

5、阮积嵩、刘杰明等《建立与完善反腐败法律监督机制研究》载于《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6、娄海玲《论法制反腐》载于《青海社会科学》10

毋庸质疑，对腐败犯罪设立严厉的惩治措施，其作用也是明显的。我国应加紧制定有关预防性反腐败的法律、采用间接实施国际公约时，《公约》的大多数条款都必须通过缔约国的国内法予以实施。如的规定与我国现行国内法律是一致或者相同的，如果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与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的影响》载于《党政论坛》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我国反腐败法律举措的完善》载于《当代2006年11月 2006年8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完善》载于《中共福建省委党2006年10月

2004年第4期

并对其给但从理念层面，对腐败犯罪事前预防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将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属于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3年第6期

政2005事后惩治为辅的理念则不能说不值得我国借鉴和吸收。可以维有差异，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的完善》载于《中共山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