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的研究论文（大全）

第一篇：完善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的研究论文（大全）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能源的使用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时期，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势必带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在能源、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面前，发展低碳经济是必然之选，但发展低碳经济又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速度为代价，我们应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努力实现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当前，为了防止全球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欧盟国家已经启动实施碳排放交易机制，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都决定在未来几年内建立和实施本国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并将此作为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核心举措。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保护环境和促进世界和谐发展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国政府应抓紧调研国外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效控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一、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运行的现状

我国是 CDM 一级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数据，截至 2012 年 5 月 4 日，全球有4165个CDM项目共获得 927，829，927 吨 CERs签发。其中我国已有 788 个 CDM 项目共获得 552，968，041 吨 CERs 签发，排在所有东道国的首位，占东道国 CDM 项目签发总量的 59、67%。

可以看出，作为 CDM 碳交易市场的卖方，中国的获准签发量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碳市场增长迅速，在中国经济发展高能源消耗强度的背景下，碳减排潜力巨大。中国已然成为世界 CERs 的最大供应国，在 CDM 方面的贡献为发达国家履行其第一期承诺的减排义务大大降低了成本。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碳市场发展及趋势报告，2008年以前，CDM 市场的成交量和成交额均呈稳步提升趋势，CER价格也不断上涨，欧洲市场交易价格维持在 15—20 欧元 /吨，而我国企业的 CER 售价仅为 8—12 欧元 / 吨，远远低于欧洲市场交易价格。

而 2008 年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CDM 市场也进入萧条期。据 2011 年南非德班举行的气候大会消息显示，碳市场交易价格出现大幅度回落，其中 CDM 项目价格甚至出现了“腰斩”，跌至 6 欧元/吨的历史低点，我国碳市场相关企业的利润更是被大幅侵蚀。

近些年来，我国积极构建完善碳金融交易平台，相继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地设立了 10 家碳金融交易所，这些交易所在当前仍处于萌芽阶段。我国主要的碳金融交易主要通过 CDM 机制，依托欧美国家的交易平台，在交易方式、价格、程序和手续等方面均需要遵守其制定的规则，对于外国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交易价格也缺乏谈判的能力。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根据 CDM 机制的设计，我国企业在碳交易市场中处于卖方地位，而国内参与 CDM 机制的企业由于缺乏全球碳市场的供求信息及相关交易价格，导致其不能掌握交易价格的控制权，只能接受买方提出的价格。此外，碳市场的相关交易政策主要由欧美的交易所制定，其较差的稳定性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都会给我企业带来较大的风险。

二、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了市场上最大的 CER 供应国，但碳交易的定价权则完全掌握在欧美的手中。具体来说，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存在如下问题：

（一）我国碳交易的价格谈判能力弱

首先，我国的 CDM 项目主要都是“双边项目”，这些项目一般都是由中介商搭桥，买卖双方进行共同项目开发，卖方不用承担风险及各项开发费用，而一旦项目出现问题致使其减排量没能得到签发，项目卖方也不用承担损失，这就造成了我国碳交易卖方的“低风险”，进而产生了其“低利润”和议价能力的缺失。

其次，当前主要的碳交易市场在国外，相关标准也有国外来制定。我国的碳市场供应和“来料加工”相似，碳产品在被外国买家购买后，经过审批、注册、签发，包装成 CER 产品之后，就可以用较高的溢价在交易所出售。例如，2009 年 6月，中国卖给欧洲买家的核证减排量现货价格为 11 欧元/吨左右，而同样的欧盟配额 2014 年 12 月到期的期货价格高达 19 欧元/吨。

再次，碳减排价格、付款条件及范围，成本收益的核实、相关法律等减排量认证工作非常复杂且相关文件都用英文表述，国内碳供应商的相关负责人一般缺乏能力申请 CDM 项目的能力。

此外，我国碳交易专业服务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发展。CDM项目的审批及 CER 签发过程非常复杂，一般都需要相关专业服务机构的协助，而国内恰恰在这方面服务的发展有所欠缺，对碳金融中介服务公司的资质和行为规范缺少明文引导及规范。

（二）我国CDM项目的交易成本较高

与普通的项目相比，CDM 项目经历的审批程序极为复杂，这直接造成大多数 CDM 项目呈现出开发周期长、项目险大，提升了 CDM 项目的交易成本。

造成 CDM 项目交易成本

居高不下的主要风险因素可归结于以下几点：（1）项目建设、交付及融资风险。项目能否建设完成并投产、能不能产生预期的收益率直接关系到 CDM 项目的申请能否成功。（2）项目监测、核实风险。

在项目正常运转的阶段，一般会面临着监测及碳减排量核实的风险，关系到项目是否能批复及顺利融资。由于 CDM 项目一般要经历三道审批程序，需要国内审批、EB 注册、DOE 核证签发之后，还要通过认证才能获得核证减排单位。根据以前的历史经验，碳减排技术的发展并不稳定，相关国家的政策意图也会经常变化，这无疑对以“双边项目”为主的我国 CDM 市场发展造成极大的风险。

（三）我国碳交易平台呈地方割据的态势

近些年来，我国的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杭州等地纷纷成立了碳排放权交易所，其中正式挂牌的交易所就接近10家，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交易所以初具规模。此外，还有近10家交易机构则积极筹划设立碳排放权交易所，交易平台呈现地方割据态势。由于我国还不要求强制性减排，未出台强制性减排法规，所以大多数交易所挂牌的项目并不多，成交量也极小，地区分割更是使得统一的碳交易平台难以推出，致使碳期货交易的价格功能大大受损。

碳排放权交易应该有一定的规模和要求，这样才能刺激交易。市场规模越小，固定成本就越难以被分摊，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在驱动力就越弱。此外，众多的交易所功能雷同、职能重叠，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对碳交易平台其进行整顿重组则又会对社会资源造成“二次浪费”。

碳交易平台与一些需要充分竞争的行业是不同的，市场的分割和各自为政会影响碳交易系统整体的管理混乱，加大了监管和控制的难度，增加了风险因素并提升了潜在风险，而相对集中有序的交易平台的建设则一方面有助于发挥交易平台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政府监管的难度，保障碳交易参与者的基本权利。从战略的角度看，我国应该建立发展有一定规模、监管严明、行为有序的交易所，这对提升我国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定价权极为重要。应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碳交易市场建设的经验，完善我国的碳交易市场，掌握碳交易定价的话语权。

三、完善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的战略设想

期货市场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有效的碳金融期货市场能够科学合理的发现碳排放权的未来价格，以引导资源在现期的合理配置。由此，构建完善有效的碳金融期货交易所是深化我国碳金融市场，谋求国际碳交易定价权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的碳金融市场才刚刚起步，成熟的碳金融期货市场建设也不是立刻就能建立起来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提出分阶段的完善碳金融定价机制的战略设想。

1、短期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利用 CDM 合作机制，建设有效的CER 国内交易市场。首先，要加强规范碳交易行为的制度建设。国家发改委在 2010 年出台了《自愿减排交易规则》，制定了规范即将开展的自愿减排交易的规则和制度。此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规范 CDM 项目的管理措施，制定 CER 的场外交易准则，优化 CDM 项目运作程序；其次，要加快市场建设。

要充分挖掘我国 CDM 项目的发展空间，鼓励引导国内企业采用减排交易，为 CER 搭建场外交易平台并发展做市商制度；最后，积极鼓励国内金融机构进行碳金融创新，发展如碳排放抵押权、碳资产质押授信等等，大力支持碳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

2、中期而言，我国应搭建集中的CER交易平台，建设完善 CER 期货交易市场。首先要加强市场机制的建设。一是要出台法律法规，明确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通过设立总量减排指标来确定排放权的可交易性和稀缺性，提供碳排放交易的保护机制。二是树立碳交易市场的制度框架，核定、登记企业减排数据，惩罚过度排放企业，奖励减排企业；其次，要健全碳期货交易所的体制。一是要构建统一的碳金融平台，集中上海、北京、天津碳金融交易所的优势。二是要完善期货合约的交易方式、运行机制、风险管理、结算方式等方面的体制建设；三是要鼓励技术进步，推进期货交易所结算成本的降低，促进对风险的实施监控；最后，是要完善碳金融市场的监督机制。未来中国碳期货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将面对更多的变革和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碳市场是一个制度安排的产物，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国际气候谈判走向的影响。为此，一是要完善衍生产品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市场稳定运行；二是要明确发改委、证监会、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期货业协会等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综合监管能力。

3、长期来说，我们应建立 CER 期货和其它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在 CER 期货交易的基础上，开发以 CER 为基础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逐步完善市场套利机制和价格发现机制，推动市场逐步走向成熟，以有效应对后京都时代全球碳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长期的碳减排目标。统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并逐步完善支撑碳交易的相关制度，如碳预算制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核查制度等；其次，我们要规范碳金融期权合约的交易。CER 期权合约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还可以保留当价格有利变动时，从中获利的权利。因此，在 CER 期货合约的基础上，开展 CER 期权交易，一是要完善交易所在期权合约运行机制、交易方式、结算方式、风险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体制建设，规范场内交易市场的发展。二是引导和培育场外交易市场，场外交易更加灵活，能够有效满足市场参与者的各类需求；再次，我们加强碳金融的套利交易制度建设。在互换交易中，一种碳资产被另一种碳资产替换，根据比较优势，企业可以在两种资产的价差中获利。如，现货和期货合约之间进行互换，或在两个到期日不同的期货合约之间进行互换。此外，由于在 EU ETS 的第二交易期，CER和 EUA 都可以用于履约，在 EUA 和 CER 之间也可以进行互换交易。最后，我们要积极推进我国碳金融交易体系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由于欧美碳市场交易体系不尽相同，碳交易所的规则也不尽相同，中国应积极探索国内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的对接，从而进一步增强在全球碳市场上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曹静、走低碳发展之路：中国碳税政策的设计及 C G E模型分析[J]、金融研究，2009（12）[2]钟劲松、我国发展碳交易市场策略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7）

第二篇：完善我国农田水利建管机制

完善我国农田水利建管机制

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时期，频发的严重水旱灾害，暴露出我国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仍十分薄弱，大力加强水利建设和管护势在必行。

我国农田水利建管遇到的问题

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历史欠账多、薄弱环节多、积累矛盾多，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较低，农田水利严重滞后且建设标准较低，配套不全、老化失修严重、设施不足等问题十分突出。同时，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给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和管护带来了新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农业比较效益不高，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农民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减弱。二是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农田水利建设劳力不足的制约更加突出。三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劳动工资水平持续上涨，农田水利建设的成本越来越高。四是经济增速放缓和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足额到位难度加大，特别是部分地区资金配套压力较大。

五是农田水利工作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范，存在多头管理，导致农田水利设施规划和建设标准不统一，管护措施不到位。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农田水利建设出现了组织难、投入难、管理难等问题，完善农田水利建管机制的任务十分迫切。

完善农田水利建管机制的对策建议

明确农民、农民合作组织和村集体组织作为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和管护的主体单位。改变传统的“集体所有、集体收益、集体出资”管护模式，根据农田水利设施的规模、投资来源、现状和效益等情况，在做好资产评估的基础上，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按照受益对象和范围，将财政投资形成的资产转为集体股权，或者量化为受益农户的股份。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通过分摊、公约或竞拍等方式将管护责任分解落实到项目受益村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承包经营单位。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培育多种形式的新型管护模式。经营承包模式，以承包确权为核心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制度改革，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经营权承包到农户；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模式，由村集体申报农田水利项目和选举项目建设理事会，负责组织施工、材料采购、设备租赁和财务管理；

用水户协会管护模式，成立农民用水协会，通过征收水费，组织管护农田水利设施；专业化管护队伍模式，水管单位推行管养分离，组成专业养护队；委托企业管护模式，涉农企业签订流转土地范围内小农水工程托管协议，在产权归集体的基础上管护流转土地范围内农田水利设施；合作社模式，建立水利专业合作社，服务农田水利建设和管护。

健全农田水利设施建管服务体系。发挥基层政府和主管部门、乡镇水利服务机构的服务职能，在农田水利设施的设计、施工、招标、验收等重点环节加强指导和技术服务，在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环节探索准公益性的专业化、物业化管理模式，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奖惩机制和监督考核体制，建成职责明确、形式多样、管理高效、服务到位、充满活力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体系。

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供水价格长期低于供水成本，农业水费不能体现水商品属性，是造成水利工程老化失修严重、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反映水资源稀缺状况、供水成本、农业用水结构和农民承受能力以及促进农业节水和水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由政府投资或补助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水价按照保障正常运行维护的原则合理制定；由社会资本投资的农田水利设施，按照补偿供水成本、合理营利的原则制定基准价格，适当扩大上下浮动幅度，确保社会资本投资经营农田水利设施有利可图。合理确定农业用水定额，加快建立定额内用水优惠、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的水价制度。强化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研究建立种植业和养殖业用水、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设施农业、林果业等分类水价制度。加快金融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一是实行“以水养水”，培育合格的承贷主体。采取将农田水利设施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式，准许个人承包、租赁经营，承包人可与所有者签订合法的承包合同，或采取竞标拍卖、租赁、股份合作或联营等多种方式，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实现商品化，作为金融机构贷款的抵押品，吸引社会更多的投资者和社会资金前来投资水利建设，共担投资风险。二是推行农田水利建设贷款贴息政策。对农田水利建设贷款由各级财政给予贴息或承担全部利息；为农田水利建设贷款提供减免税费的政策，减轻承贷主体的经济负担；地方政府按投资比例给予辖内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金融机构奖励，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三是制定农田水利建设风险和损失补偿政策，发展农田水利

保险。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支持、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明确保费补贴品种，扩大保费补贴区域，提高保障水平。引导保险机构发展农田水利设施保险，创新产品服务，增强农民的参保意识。四是加快金融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产品创新。拓宽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创新担保形式多样的涉农信贷产品，完善涉农信贷风险分担机制；探索开展大型农田水利设备、大型农机具等融资租赁业务。此外，还可在有关部门的引导协调下，发放银团贷款，提高贷款投放能力，加大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

第三篇：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立与完善机制研究(上)

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立与完善机制研究

——以苏州市为例（上）

姚海明

2013-3-4 14:43:24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11期

摘要：本文以苏州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例，探讨了我国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问题。文章分析了农业保险制度运行中的需求和供给，论证了在以“小农户”为主和“反向拐杖逻辑”存在的农村地区，农业保险需求和供给的特点。文章还剖析了太仓温氏养鸡保险这一成功的案例。最后，文章提出了完善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制度；委托代办，联办共保

一、引言

2003年以来，中央一系列涉及“三农”的文件中都明确强调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中国保监会积极规划和部署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自2005年起，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悄然出现“在希望的田野上”。其实，2004年前，国家也在部分地区实行过农业保险，主要由中国人保或新疆兵保（中华联合）经营，由于此两公司的国有独资性质，国家对农业保险亏损兜底。世纪之交两公司酝酿股改和转制，中国人保于2003年在香港上市，成为上市公司。迫于市场和股东的压力，股改之后两公司再无动力像以前那样从事亏损累累的农险业务。自20世纪中后期至2003年，我国的农业保险逐年萎缩。因此，2004年后国家推出的政府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农业保险制度，是对原有农业保险制度的接续和创新。

可见，国家在此时重视并引入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原因之一就是原来的农业保险制度难以为继。原因之二是国家履行其基本职能——向全社会公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提供确定性的公共产品——公正和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

要而迫切。原因之三是农业本身存在巨大风险。农业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如今国家对农民免征农业税，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也因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的保护政策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但自然风险仍然犹如高悬农民头上的“剑”。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严重的自然灾害正是保险理论所说的“基本风险”，不能完全由贫弱的农民来承担，而需要政府力量帮助化解。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这种力量之一。

二、苏州市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苏州是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较早的地区之一。2005年开始筹划，2006年7月开始实际运作。开办以来，苏州市农业保险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创出了一定特色。

1.创立之初，确立了“委托代办”的经营模式。苏州市农业保险创立之初，采取“统一招标、分层委托、自愿参保、政府支持、市场运作、专业监管”的“委托代办”模式。主要特点包括，一是政府支持，二是商业性保险公司接受委托，市场化运作。政府支持的一个主要方面体现在保费补贴上，补贴程度因险种不同而有所不同。至于委托保险公司运作，则在2006年5月，经过招投标程序，人保公司苏州分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中标，由这两个公司市场化运作农业保险。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不以赢利为目的，只收取管理费。当保险基金出现超赔时，由保险公司按超赔额的10%负责理赔，其余部分由各市（区）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统筹。

2.搭建了农业保险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框架。制度框架是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推委会）组织领导、安农公司执行和管理、中标的保险公司专业化运作。运作框架是两家保险构建了各自的业务网络。

3.保险产品渐成体系。从最初仅有水稻保险一种产品，到2011年增加到多个农险产品。从财政补贴的层级看，形成了国家险、省险、市险和地险（县级市、区险）四个层次的多种多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体系。

4.在业务机构和产品结构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农业保险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被农业保险网络覆盖。

5.经营模式实行了转换。2008年8月，苏州市农业保险开始了模式转换，由“委托代办”转为“联办共保”。这次转换是一次强制性制度变迁，全省统一行动，将全省各地试点中的不同的经营模式统一为“联办共保”模式。对于不实行“联办共保”的地区，省财政不给予保费补贴。

所谓“联办共保”主要是指，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按照“政府推动、商业运作、节余滚存、风险共担”的原则，由政府和保险公司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联办共保，保险业务由保险公司按专业化管理和运作，并设立农业保险专用账户；发生保险责任赔付，双方按比例分摊赔款。政府部分的结余，留作地方政府农业风险基金；保险公司部分结余，按相关规定提取准备金。

三、苏州农业保险制度运行的市场分析

（一）农险制度运行中的需求分析

1.农业保险需求的理论分析。根据保险的贝努利定理，纯保费加上附加保费，只要不超过某临界点，人们仍愿意投保。但问题是，由于农业生产面临极高的风险和损失率，纯费率必然较高，而且农业保险的组织成本和经营成本较高，因此，农业保险的总费率必然很高。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民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较低，农民总体上仍属于低收入群体，面对高昂的保费，多数农民都缺乏有效需求。而将费率降到农民能够承受的水平，则保险公司只会亏损。

现在推出政策性的农业保险，让农业保险的费率保持在商业化的能够维持农业保险业务正常运作的水平，政府直接补贴投保农户而农户只需交纳少量的保费时，农业保险的难题便迎刃而解。政府补贴推动农险市场的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从而使农险能在一个农户支付较低费率的点达到均衡，此时，农险交易量增加了。交易量的增加符合保险经营的大数法则。

2.小户为主和反向“拐杖逻辑”下的农险需求。现实中，农险投保的农产大多数是小规模种养业经营户，就像证券市场中的散户。在苏州，除养鸡保险、奶牛保险和蔬菜大棚保险规模稍大，其余险种的户均规模都极小。在基层调查中，镇村干部反映，即便每户投保面积极小的水稻保险，各级政府给予了大部分保费

补贴，众多农户仍不愿交纳自己承担的每亩2元钱的保费。在上级要求必须投保的政策压力下，有的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只好为农户垫付。农民不愿意交纳数额极少的保费，说明现实中的部分农民不完全符合上面谈到的理性假设，说明农民的保险意识缺乏，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学者黄宗智在研究中国农业问题时曾提出“拐杖逻辑”的概念。他认为，小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被比作人的身体，非农收入被比作拐杖，就是说当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就需要拐杖。中国的农户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是不能解雇剩余劳动力的，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过密化，即随着人口的增长，单位土地上所分布的劳动力就越来越多。“过密型”生产的小农就像一个虚弱的病人只有靠打工、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等兼业收入这根拐杖的支撑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黄宗智的“拐杖逻辑”。当前苏州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已达较高水平，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比例极低，农业收入反而成了“拐杖”，农业风险引起的农业损失对这类“反向拐杖逻辑”的农户而言，不再是毁灭性的。据有关资料，早在2007年，苏州市非农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92.4%，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对苏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均96.2%。因此，农业保险对小农户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自然不愿意交纳这2元钱保费。笔者走访了部分小农户，他们对农业保险的态度是无所谓，印证了以上观点。由于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极低，在有农业保险的情况下，农民减少农业方面的劳动和物资投入而进城或就地从事非农产业获得更高收入是“理性”选择，结果可能轻视了农业生产管理，导致保险公司的赔偿增加。这就是在保险人看来的所谓道德风险。而种田大户、养殖大户以及农业企业则不同，因为种养业毕竟是他们的主业和主要收入来源。对他们来说，甚至不存在主业之外的“拐杖”。因此，农业保险对他们十分重要，他们有积极性配合保险公司加强防灾防损工作，前述的道德风险并不大。

（二）农险制度运行中的供给分析

1.准入制的农险经营主体。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管制的市场，经营此业务需按政策程序准入。目前各地的农业保险或者由某一家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或者委托一到两家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在苏州，经营农业保险的是苏州人保和苏州太保。两公司的此类业务不同于商业性的保险业务，费率、保额、核保、损失鉴定、理赔流程和规则等保险业务中的重要环节，不完全是商业化的，公司与政府部门协商确定，保险公司只是以其专业化的手段开展业务。投保的动员和

损失鉴定都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基层的非保险公司人员（例如农村基层“农业”服务中心）。因此，农险的供给是多方合力形成的供给。

在农险费率、保额、保险责任和理赔等并非完全由保险公司确定的情况下，经营农险的两公司自然没有经营风险之虞。保险公司倒是有激励扩大现有产品的承保面，增加新的农险品种，因为公司可以通过增加保费来增加管理费收入，增加农险经营管理的经验。在“委托代办”模式下，保险公司基本不用担心偿付能力不足问题，超赔部分由政府兜底。实行“联办共保”政策之后，由于费率水平较之前大幅度提高，偿付能力增强，且建立起了巨灾赔偿基金，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可控。

2.农业保险供给的难题。

（1）一般难题。农业风险还具有时间、空间的高度相关性及广泛的伴生性，风险一般很大。例如，山区的特大暴雨可能导致山洪泥石流，摧毁周边田园、夷平村庄。因此，农业生产风险大，损失也大，费率厘定非常难。

农业保险的标的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标的价格因生长期不同而不同，保险理赔时通常要根据风险发生时标的损失价值计算，而要准确测算尚未成熟的农作物损失或尚处于生长过程中畜禽的损失，绝非易事，而且，动植物的饲养、成长与管理者的行为和管理水平、管理态度有关。在同一地区，投保农户对动植物品种的选择、耕作或饲养的方法、水平的差异，势必造成产量的差异，出险时的实际损失并不相同。因此，农业保险的标的价值、保险利益、保险金额的认定、保险责任的确定、损失责任的认定和测算，都是非常细致和艰难的工作。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第四篇：完善物业服务收费定价机制的思考

完善物业服务收费定价机制的思考

来源:发布时间:2009-3-5 11:09:24 访问次数:958次

一、物业服务产品属性决定其价格形成的市场化

物业管理是一种区域性公共产品。对于不同物业管理区域来说，物业管理存在差异，业主需要何种质量的产品，以及愿意为接受这种产品提供何种报酬，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双方的合同行为。因此，从物业管理的发展方向来说，物业服务应采取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

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明确了物业服务收费在物业管理合同中的标准，为物业服务收费的市场化提供了法律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建设部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两种形式，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不再核定具体物业的收费标准，为物业服务收费的市场化提供了政策依据，由于物业管理服务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性质以及市场定价机制的缺失，在过去的较长时间里，国内所有省市都对物业服务收费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管制，这种管制对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规范物业管理行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政府核定具体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剥夺了业主对服务的选择权。政府核定收费标准，往往实际给予物管企业已提供的服务，业主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政府并不清楚。在此背景下，实际是政府代业主行使了对服务的选择权；二是政府定价机制有其自身的缺陷。由于物管企业与政府、业主与政府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加之物业管理成本的软约束，政府制定的收费标准往往难以做到准确真实。因此，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只是在物业管理市场化体制尚未建立或完善前提下对市场行为的一种矫正机制。物业服务收费由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协商确定，才是物业服务收费管理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

二、现阶段物业服务收费制度值得商榷的问题

现行政策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和政府指导价两种定价形式，住宅物业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他类型物业实行市场调节价。该规定至少在两个方面值得商榷。

1.以物业类型划分定价形式，缺乏法律和理论上的支持。

根据《价格法》的精神，产品和服务是由市场竞争形成价格还是实行政府管制，应依据产品和服务的属性。对垄断性、稀缺性、公益性的产品和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对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而物业管理服务就其属性而言，不管是住宅物业，还是别墅、写字楼、商场、工业区，都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有的物业具备了市场化定价的机制，有的物业暂时还不具备。

2.住宅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应该是一种政府指导性价格。

《价格法》意义上的政府指导价，指由政府部门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也就是说，在政府规定的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范围内，经营者可以自主制定具体价格。就物业管理服务而言，其价格水平要么由业主与接受委托的物业管理企业双方协商确定，；要么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黑的那个。由物业管理企业制定收费标准，对业主而言是不公平的。在国家政策规定取消政府定价形式的情况下，政府对住宅物业收费标准的指导，应该是规定基准价和浮动幅度，而由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双方商定价格。这种指导价格不是《价格法》意义上的政府指导价，而是政府指导性价格，不应具有法律强制性。

三、完善物业服务市场化机制面临的困难

物业服务收费定价的市场化，依赖于市场化的物业管理体制的建立。当前，亟待完善三个机制：

1.业主自治体制。在法律地位上，《物业管理条例》对业主自治原则予以了明确，重点是要唤醒和引导业主的自知意识，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的运作机制，防止实践中存在的两个极端：一是业主委员会与物管企业串通损害大多数业主的利益；二是少

数业主操纵业主委员会与物管企业恶意对立。

2.市场选择机制。完善物业管理的招投标机制，让物管企业进得来、出得去，让业主真正自主选择满意的物管企业，淘汰服务差的企业，使有实力、服务好的物管企业脱颖而出。

3.监督机制。包括政府对物管企业、业主委员会运作的监督机制，业主对物管企业的监督机制，重点要建立和完善业主对物管企业收费收支的监督机制，让业主的每一分钱交的明白，花的透明，用的满意。

但是，从目前物业管理收费的实践来看，政策的执行还存在一次而问题，突出体现在物业服务收费的市场调节价异化为物业管理企业自主定价，主要原因在于完善物业管理的市场化机制面临以下困难。

1.运用市场化方式选择物业管理企业难。由于物业管理企业属劳动密集型，对资金的要求不高，市场准入门槛低，市场风险小，出现了一大批依附于房地产开发商的物业管理公司。而且进驻管理后，很难让其推出。通过业主大会招标选择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单位少之又少。

2.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成立难。按照物业管理法规规定，达到一定条件的物业管理区域应当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但实际情况是多数符合条件的物业单位都没有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原因有二：开发商和物业管理企业没有协助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积极性，不愿受到监管，甚至有时阻挠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业主对物业管理这一准公共产品，存在搭便车心理，不愿参与公共事务。

3.业主委员会规范运作难。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业主委员会的主体地位，业主委员会议事规则、权利义务关系也缺乏法律上的支持，使业主委员会和业主大会难以规范运作，实践中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业主委员会被物业管理企业操纵形同虚设，要么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恶意对立。

物业管理服务市场化机制的缺失，对市场化的物业服务收费形成机制造成了体制障碍。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由物业管理企业说了算，业主权益受到侵害时，价格主管部门对业主申诉处理无据，业主往往投诉无门。

四、推进物业服务收费市场化的法律保障

克服物业服务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面临的困难，根据依法行政的原则，不可能通过价格政策加以解决，当务之急是要为市场化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规范。

1.赋予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法律主体地位，解决市场化价格形成的“可以”问题。物业管理服务是基于业主委托，由物业管理企业开展的管理服务业务。必须解决委托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明确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限、物业服务费用及维修基金的财产权属、对物业服务支出的监督权利等一系列问题。

2.明确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议事规则，解决市场化价格形成的“能够”问题。哪类事务应由业主大会决定，哪类事务可由业主委员会决定、业主委员会和业主大会如何议定事务，法律应予明确，以防止议而不决、或者一部分业主侵害另一部分业主利益的情况发生。

3.建立物业管理服务的强制招标制度，解决市场化价格形成的“怎样”问题。明确所有物业管理须经招标选择管理单位、收费标准。前期物业管理可以由房地产开发商组织招标，并确定收费标准，在售房时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在购房合同中约定物业管理事项及收费标准；业主大会成立后，由业主大会或授权业主委员会组织招标，确定收费标准。

五、完善物业服务收费管理政策的几点思路

物业管理服务涉及广大市民和工商企业的切身利益，基于物业管理行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完善管理政策，规范收费行为非常重要。然而，管理的思路和重心应从管理具体收费标准转变为规范收费行为上来。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规范物业管理服务收费项目。当前群众对物业管理反映较多的问题除了对物业服务收费标

准的争议外，主要集中在装修期间的各种收费。价格主管部门亟需制定政策，明确哪些项目可以收费，收费标准如何确定；哪些项目禁止收费。

2.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制定和发布不具强制力的物业服务收费的指导性价格标准和服务标准，指导业主和物业管理单位商定服务价格标准，服务业主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3.加强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及时查处各种乱收费的行为。

第五篇：推动碳交易市场 完善个人交易活动

推动碳交易市场 完善个人交易活动

低碳节能是现在社会的口号，每一个人对于低碳节能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但是，在这个理论中，有很多都是差不多相同的。日前，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受托举行广东省2013第四次配额有偿发放竞价活动，22家控排企业和新建项目单位竞价成功，竞买总量为67.9471万吨。截至17日，广东碳交易已累计成交935.77万吨，成交额与成交数量均遥遥领先全国其他碳交易市场，但大部分集中在政府主导的一级市场发放。

由广东省低碳产业技术协会、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等发起的“低碳前瞻”媒体沙龙前日在广州交易所集团举行。笔者从会上获悉，目前，广东碳市场已有部分投资机构入场交易，还有20多家机构递交了开户申请；个人投资者入市申请正处在风险评估阶段，预计最快将在本月底前开放个人交易。随着更多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入场，以及核查工作的推进，广东碳市场可望进入活跃期，为节能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另据广东省发改委透露，广东、湖北两省已签署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合作交流框架协议，探索省级间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路径，在两省碳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跨区交易、抵消机制设计及系统对接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目前需要先进行碳价等对接机制的研究，如果能实现，粤鄂两省作为全国最大的两个碳市场，规模无疑十分可观。” 二级市场交易量不足2%

截至昨日，广东碳排放权交易累计成交935.77万吨，其中以政府主导的一级市场完成4轮竞价拍卖，成交922万吨。市场主导的二级市场交易成交占比不足2%。

与此相比，本月启动的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二级市场则呈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一度出现涨停（涨幅达到10%）。直到上周，湖北碳市场价格才恢复平稳，周五收于24.85元，较上一周下跌

6.5%，虽然湖北的累积碳成交量、成交额为全国第二，但其上周成交量已占中国碳市场上周交易总量的94.5%。

据统计，湖北碳市场目前已有25家机构投资者和130多名个人投资者入场，而被纳入配额管理名单的企业为138家。相比之下，广东尽管首批控排企业达242家，涵盖电力、水泥、钢铁、石化四大行业，但除了控排企业之外，仅有一个机构投资者入市，个人投资者还没有进入。

在“低碳前瞻”媒体沙龙上，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助理孟萌透露，广东的配额量更大一些，但投资机构偏少，个人投资者目前仍没有进场，广碳所仍在做最后的风险评估等入场前的审核。

与会的广东省低碳产业技术协会秘书长刘连成等专家表示，广东碳市场流动性较为不足，一

是可以考虑完善配额发放的松紧设计，只有配额相对偏紧，供不应求，市场才能活跃；另外，交易的产品较少，抵消机制在碳交易使用上可以更丰富；最后，广东的碳配额竞拍底价是每吨60元，底价比国内其余市场都高，“相对而言，较低的碳价格，似乎更容易调动市场积极性。”

不过，也有政府部门人士指出，广东企业的低碳意识仍然不足，对控排以及有偿排放不适应。投资机构与个人将相继入市

与广东碳市场首个个人投资者仍有待揭盅相对，办公室位于广州交易所集团的广东埃文低碳投资有限公司，已成为广东省碳市场的首家机构投资者。

3月14日下午，该公司以63元/吨的价格买下200吨配额，也成为广东碳市场迄今仅有的一家非控排企业机构投资者。“我们目前还处于买方市场，买回来的碳配额还处于储备阶段，因为二级市场相对平静，我们先囤着配额观望。”埃文投资人士告诉笔者。

“其实，从政策上来说，今年3月20日公布实施的《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下称《细则》），就已经明确广东碳市场对投资机构和个人开放，不过具体审批开户还需要一段时间，具体是由广碳所负责操作。”省发改委资环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细则》，省发改委委托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审核其他组织及个人的碳排放权交易申请，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须定期将交易情况和其他组织及个人的交易申请审核结果报省发展改革委。《细则》还规定，其他组织和个人配额持有量不得超过300万吨。

据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透露，目前，广东碳市场已有投资机构入场交易，还有20多家机构递交了开户申请；几十位个人投资者入市申请正在由广碳所进行风险评估，预计最快在本月底前开放个人交易。

履约期临近可活跃碳市场

除了机构与个人市场相继开放，碳排放核查及配额履约也进入最后两个月的冲刺阶段，这将进一步活跃碳市场。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各地市发改部门5月15日前要汇总本行政区域内企业和单位提交的书面碳排放信息报告和核查报告，并统一提交省发改委。

在6月20日前，控排企业和单位按省发展改革委核定的本企业（单位）上实际碳排放量，完成上配额上缴工作。

据《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规定，未足额清缴配额的企业，由省发展改革部门责令履行清缴义务；拒不履行清缴义务的，在下一配额中扣除未足额清缴部分2倍配额，并处5万元罚款。

“二级市场的活跃关键看政策的执行，随着政策的不断优化，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入场，核查工作的推进以及履约期的临近，广东碳市场将进入一个活跃期。”孟萌说。

按照省发改委公布的《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与核查实施细则（试行）》，将根据碳排放管理和交易工作进展情况，将陶瓷、有色金属、纺织、塑料、造纸等工业行业、公共建筑、交通运输领域的企业和单位适时分批纳入控排名单。随着控排行业范围的扩大，碳交易市场的蛋糕无疑将继续增大。碳配额有偿发放收入将用于企业减碳改造

有专家指出，部分企业对于碳交易不积极的原因，一部分在于配额在初始分配中就并非全部免费分配：企业需有偿购买3%的配额，才能激活97%的免费配额。而3%的有偿配额也是造成广东一级市场活跃的重要原因。

对此，广东省低碳产业技术协会在对控排企业的调查中了解到，电力企业执行情况相对较好，但一些钢铁、水泥企业有意见，“有钢铁企业向我反映，按照其排放量，3%的有偿配额已经要2000多万元，负担较重。”刘连成说。

对此，发改部门相关人士表示，企业需要提高低碳意识，树立资源有偿、使用有价的理念，政府对控排企业的碳配额有偿发放，并不是政府收钱，而是专款专用，用于企业等节能改造。据省发改委透露，我省正研究提出碳排放配额有偿发放收入管理办法。“研究设立省碳排放管理专项资金，专门管理配额有偿发放收入，拟主要用于支持企业节能减碳改造、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设和运行等，制定出台管理办法。”

《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也规定，同等条件下，支持已履行责任的企业优先申报国家支持低碳发展、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等领域的有关资金项目，优先享受省财政低碳发展、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发展等有关专项资金扶持。

此外，省发改委透露，下一步将进一步丰富碳交易产品，如鼓励企业购买并提交自愿减排交易产品，推动我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项目审定与减排量备案，积极鼓励控排企业购买并提交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抵消实际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