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碳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的思考

第一篇：我国碳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的思考

我国碳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的思考

摘要：随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在即，理顺碳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合理的市场秩序，对提高碳市场运行效率、实现减排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试点碳市场价格形成情况，分析影响碳价格的主要因素及试点碳定价机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为全国碳市场时期碳价格形成机制建设提供建议。

关键词：价格形成市场均衡供需关系管理方式

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节能降碳、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作为碳单位的价值体现，碳价格能够集中反映市场供需、减排成本等关键信息，是企业调整经营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切实关系到碳市场的利益分配情况，同时也为政府主管部门设计、管理碳市场提供基础。基于碳交易试点经验，研究碳价格形成对更好地建立、管理我国碳市场具有较强现实意义。

一、试点碳价格形成过程

首先，试点碳交易主管部门制定的总量目标、配额分配规则是碳价格形成的起点。在“总量―交易”的市场机制下，当主管部门确定碳市场配额总量及年度下降目标后，配额分配规则将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配额初始价格和行业配额缺口。免费配额分配下，控排单位不承担获取初始配额的成本，配额价格主要基于二级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而在引入有偿配额分配后，控排单位通过拍卖等一级市场交易形成的价格也将对二级市场定价产生影响。

其次，控排单位获取的配额进入二级市场形成交易价格（见图1）。控排单位等市场参与者由于在配额价值评估、用途等方面认知不同，在市场信息掌握、分析能力等方面也存差异，使得不同市场参与者价格预期有差别，促使其发现潜在的交易对手、达成符合双方意愿的交易；同时，各碳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交易等行为也对其他参与者下一步交易选择产生影响，不断调整其对市场实际情况的判断，推动碳市场不断趋于均衡状态，形成相对有效的配额价格。此外，配额面临着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即CCER）等具有较高同质性商品的竞争，CCER的市场准入量及交易成本将对配额市场定价会产生一定影响。图1?点二级市场碳价格形成示意图最后，碳市场的配额价格还将受到政策等市场外因素影响。政府“有形的手”往往具有行政强制性，在决策过程透明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市场难以对政策调整方向形成准确预期，若政策调整力度较大，抗风险能力差的参与者可能承受严重亏损。为降低政策风险的影响，碳市场参与者可能选择更为谨慎的交易策略，不会主动寻求交易，进而影响市场流动性与均衡价格。在政策变动明确后，碳市场参与者会根据新的政策框架调整碳资产配置与配额价格预期，并尽快达到新的市场均衡。

二、试点碳定价主要影响因素

（一）市场供需

碳市场供需关系是决定配额价值的最根本因素，也是造成试点间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配额分配、CCER签发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供给量，前者主要由政府部门确定，后者则还取决于企业开发CCER项目的情况。在试点普遍对CCER准入进行限制后，配额分配是碳单位供给的主要来源，其规则不仅影响控排单位的配额缺口，也关系到获取配额的初始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有偿分配的定价规则对二级市场价格具有重要影响。此外，配额存续政策时间维度上对配额价值进行了限定，也将对年度配额供给具有显著影响。

在市场需求方面，控排单位履约是碳市场需求侧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存在配额缺口的控排单位需要通过有偿竞价或二级市场购买碳单位等方式满足履约要求，其配额缺口除与配额分配规则等机制设计因素有关，也受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年度经营活动等因素影响。同时，以获利为目的策略交易、碳金融等创新性业务也对配额等碳单位产生新需求，促使碳市场需求进一步多样化。

（二）减排成本

控排单位减排成本是碳价格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控排单位是初始配额最主要的获取方及市场交易的重要参与者，其交易策略的选择依赖于对减排成本的评估，当市场碳价格高于采取减排措施所付出的成本，企业很可能通过自身减排的方式完成履约，或将盈余配额通过市场变现，以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而当碳价格较低时，企业面临的碳约束条件不足以促使其采取减排措施，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履约是较优选择。

（三）能源价格变动

能源利用与消费是碳排放产生的重要因素，关系到企业碳交易策略。一方面，当生产所消耗的主要能源价格上升时，企业生产单位产品的成本将提高，市场均衡状态下企业产品供给将下调，碳排放量随之降低，对碳单位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能源消费也将使企业承担由此产生的碳成本，能源成本结构进一步复杂，能源与碳排放价格变动方向与幅度将使该成本处于浮动状态，进而影响控排单位交易选择与价格预期。

（四）市场管理

政府部门所采取的碳市场管理方式对市场价格具有明显影响。一方面，碳市场监管政策制定与调整直接关系到准入门槛、交易方式等方面的规则稳定性，政策连续、权责匹配的监管体制既能够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反之将提高碳市场政策风险。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建立配额调节机制用于调节市场供需和价格，增强对市场特殊情况的处置能力，如配额回购制度等，将对市场既有秩序产生一定冲击。

（五）市场情绪

市场情绪是影响碳市场交易秩序的潜在因素。相对于控排企业等参与者，机构投资者在交易专业性、信息获取与分析等方面具有优势，操作规模往往较大，能够对市场产生引导作用，甚至促使其他投资者选择预期相同的市场策略，可能导致市场在短期内发生较剧烈的波动，打破原有的市场均衡，促进形成新的均衡价格。

（六）控排单位入市意愿

作为碳市场配额最主要的持有者，控排单位参与碳交易的态度将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二级市场实际流通的配额数量，从而对市场活跃度、价格形成效率等产生影响。

三、试点碳定价机制运行情况

试点阶段，碳市场交易品种主要为地方配额和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等现货产品，部分试点尝试推出了碳远期等衍生交易。截至2016年6月末，七个试点碳市场排放配额交易量共计8905万吨，交易额超过20.9亿元；其中公开交易5486万吨，交易额约14.5亿元；协议交易3418万吨，交易额6.4亿元（见图2和图3）。其中，湖北、广东、深圳的交易量列全国七个试点前列，占交易总量的70%；湖北、深圳和北京的交易额相对较高，约为试点碳市场总交易额的80%。图2试点省市交易量图3试点省市交易额受配额分配等因素影响，试点碳市场配额公开交易价格存在着明显差异（见图4）。北京、深圳配额均价较高，分别为55.5元/吨、50.6元/吨；其余试点配额均价普遍较低，仅维持在20元/吨左右，湖北、重庆、广东、天津、上海碳市场均价分别为23.7元/吨、23.3元/吨、19.3元/吨、18.3元/吨与17.5元/吨。图4试点碳配额公开交易价格（单位：元/吨）同时，碳交易试点间配额价格稳定性具有显著差异。从价格波动幅度的角度看，可总体将其价格走势区分为量价稳定、震荡下行与交易规模过低三类：

（一）量价稳定

该类型主要指具有一定交易规模且配额价格总体保持稳定的试点碳市场。湖北、北京试点碳市场较符合该特征，交易规模均突破亿元大关，其中湖北更是交易规模最大的试点碳市场；同时，活跃交易日较多，具有一定的市场流动性，对价格信号传递效率起到支撑作用。

截至2016年6月末，湖北、北京两试点市场价格运行总体保持平稳，湖北试点月度均价波动范围为16.1至26.3元/吨，标准差仅为2.4元/吨；北京试点月度均价波动范围虽扩大为35.7至69.9元/吨，但标准差也仅为7.3元/吨，与其50.6元/吨均价相比仍较低。月度价格离散度程度较低反映出两市场月度价格波动有限、稳定性较高，市场参与者对均价的支?瘟Χ冉锨俊?

（二）震荡下行

该类型主要指具有一定交易规模且配额价格波动下行的试点碳市场。广东、深圳、上海碳市场属于此范畴，这三个碳市场交易额也均超过亿元，交易活跃度也较高，其价格总体呈现波动下滑的态势，市场需求不足，价格缺少支撑。

具体而言，深圳月度波动范围为29.1至83.5元/吨，标准差为17.1元/吨；上海月度价格波动范围为4.72至40.1元/吨，标准差为11.9元/吨；广东碳市场月度价格波动范围为12.1至67.9元/吨，标准差为18.1元/吨。三试点标准差与其整体均价（截至2016年6月末）的比值相对较高，分别达到了30%、68%与94%，体现出三年来其价格走势波动的剧烈程度，市场预期并不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是我国唯一将配额有偿发放制度化的碳交易试点，其二级市场公开交易的大幅变动与配额拍卖规则调整有密切关系。

（三）交易规模过小

该类型主要指具有交易量过小、活跃度极低的试点碳市场。重庆、天津碳市场属于此列，两市场配额公开总交易额不足2000万元，交易量不足100万吨，活跃交易天数较少，配额流动性较差。该特点在重庆碳市场体现尤为明显，截至2016年6月末，其活跃交易天数仅有29天，流通配额量过低导致单笔小额交易对市场价格具有巨大影响，操纵价格的难度较低；同时，由于参与者寻找交易对手的成本较高，配额市场交换并不充分，直接影响到市场定价功能的发挥，也关系到其价格的真实性。

四、问题与建议

（一）试点碳定价存在的问题

1.市场供需失衡特征凸显。试点碳市场价格持续暴跌、流动性较低等情况反映出市场供需失衡的现状。在启动阶段，控排单位对碳交易规则缺少清晰的认知，难以预判配额盈余数、价格等事项，参与交易意愿较低，配额入市量较小；然而，随着产能过剩加剧、CCER供给放量以及参与者对规则理解的不断深入，碳单位入市规模显著扩大，需求却逐步降低，市场基本面转向供过于求，配额价格不断下滑、回调幅度有限。

2.市场管理政策不连续。部分试点政策调整幅度较大，碳市场管理方式和交易规则处于持续变动的状态，政策风险较高，市场参与者顾及该类风险而选择相对保守、甚至回避交易的市场态度，对碳市场流动性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市场发现真实的碳价格；同时，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机制在定价方面的效率与地位，挤压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及优化市场流通的空间。

3.市场调节手段单一。试点碳交易主管部门配额调节方式具有较强行政特征，如修改配额分配办法、调整拍卖机制、设置CCER准入门槛等，对市场秩序的影响明显。其虽可能能够在短期内取得政策效果，却可能以牺牲市场参与者利益及长期市场信心为代价：考虑到政府部门决策过程透明度较低，市场难以判断其介入市场的时机、方式等，很难提前应对。

4.监管部门权责划分不清。试点阶段，除作为国家碳交易主管部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证监会等市场监管部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均可根据机构职能对碳市场实施专项监管，市场监管呈现“政出多门”的现象，导致碳市场参与者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举例来说，证监会曾依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对试点交易机构进行检查，明确要求交易机构整改连续交易等规则，改变市场价格形成的逻辑，提高了政策风险。

5.控排单位参与意愿较低。控排单位主要以完成履约为主要目的，售出盈余配额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动力并不大，普遍对入市持观望、保守的态度，导致多数试点流通盘过小、交易成本提升，不利于形成真实有效的碳价格。这一方面是由于碳交易收益对其传统经营成本利润结构的影响比较有限，在碳交易事务方面投入资源收益不明显；另一方面，多数控排单位开展碳交易的内部审批流程复杂，交易收益与人员绩效不挂钩，无法激发其管理人员的主动性。

（二）相关建议

1.从严配额分配。配额分配是决定碳市场供需与价格的关键因素，应在市场启动初期即力争采取基准线法等相对严格的分配方法，避免走“配额前期过剩、后期缓慢消化”的老路，减轻再平衡碳市场供需关系的压力；同时，主管部门对CCER签发数量、频次应加以控制，协调配额与CCER的关系，维持合理的碳单位供给量，提振市场流动性，提高价格形成效率。

2.推进碳交易制度化建设。健全的碳价格形成机制依赖于完善、高效的制度建设与保障。一方面，主管部门在确立碳交易政策体系后，应确保配额分配等关键政策连续、稳定，并逐步以法律手段增强保障力度，给予市场相对明确的政策预期；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可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等相关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市场监管方面的争议，确立各部门管理范围与职能，为监管体系的实施提供制度基础。

3.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优化市场调节模式。明晰政府与市场责权划分是充分发挥市场定价功能的前提。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确定政府部门市场管理权限、措施等，需界定市场紧急状况及政府介入的标准，要求事后评估行政措施对市场秩序的影响；其余领域的管理工作应主要由市场主体完成，给予其充分市场空间与灵活性。在此情况下，市场调节机制的设计需立足于市场：一方面，政府在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可通过建立信用管理体系、自律性行业协会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到市场管理工作中，发挥其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考虑建立市场平准基金作为平衡碳单位供需的政策工具，以市场化的方式抑制由投机冲动等带来的剧烈市场波动，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将碳价格稳定在合理范畴。

4.加速碳交易相关服务业发展。政府应进一步推动碳资?a管理等碳交易专业服务业的发展，培育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服务机构，为其开展配额托管、资产管理、金融创新等业务提供政策规范，强化其服务控排单位等市场主体的能力，既可缓解控排单位碳单位闲置的困境，也将使碳市场逐步从以控排单位为主转向机构投资者为主，提高市场流动性与专业化水平，提高价格信号传递效率。

5.丰富市场主体与交易模式。真实、有效的碳价格依赖于足够多的市场交易行为，通过市场参与者不断的互动来达到均衡价格，这就要求碳市场既需要拥有数量众多、预期有别的参与者，以促进交易机会的形成。因此，碳市场在不断拓展市场覆盖行业的同时，也需要适当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使参与者类型与背景逐步多元化，促进出现差异化的市场预期。同时，为丰富市场主体交易选择，主管部门可考虑在市场成熟的条件下推出远期、期货等交易方式，为投资机构、金融中介机构等专业机构入市提供基础，并建立即期价格与远期价格的联动关系。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Z].2014.[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Z].2016.[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关于推动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思路[J].中国经贸导刊，2015.[4]郑爽等.全国七省市碳交易试点调查与研究[A].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5]马艳艳等.基于供求关系的中国碳交易价格决定机制研究[N].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陈伟等.国际主要碳交易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及其借鉴[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7]陈欣等.碳交易价格的驱动因素与结构性断点――基于中国七个碳交易试点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6.

第二篇：如何形成素质教育机制（精选）

如何形成素质教育机制？形成素质教育的机制涉及很多方面，有教育思想的问题，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问题，还有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素质教育的评价制度。当然我们希望高考改革能够有所突破。但现在加过头来想，高考无论怎么改，也不能从根本上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高考的目的就是要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怎么能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呢？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建立素质教育自身的评价制度。如果“九五”期间在评价制度方面不能有一个突破的话，素质教育的运行机制就很难建立起来。可喜的是，现在一些地方开始重视在基础教育阶段按素质教育的要求建立新的评价制度。这里介绍两个比较好的经验。一个是上海的南市区（1996年2月26日《解放日报》报道过）。南市区全面衡量办学水平，用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学生负担减轻，全面发展。南市区的经验是建立办学水平评估的体系，把办学水平评价指标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教育教学的常规管理；第二个板块是重点工作的完成率；第三个板块是办学特色。评估指标体系总值是100分。教育教学常规占63分,这里面包括教育方针、教育法规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在这63分里面,智育只占10分。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美育分别占8分，共32分，其他21分。重点工作的完成情况占30分。办学特色占7分。办学指标体系的权重旨在改变德、体、美、劳的薄弱地位，引导学校的工作向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实行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他们还有一整套做法：自评与考评相结合，以自评为主；审定与认定相结合，以审定为主；考评与指导相结合，以指导为主；督导室与有关和室相结合，以督导为主；办学水平评估与常政负责人实绩考核相结合，以办学水平评估为主。我不是要求大家套用他们的具体做法，而是认为他们在评价制度上的改革是很有意义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还有一个典型是湖南汨罗市,《人民教育》1996年第2期全面介绍了汨罗的经验。汨罗的评价制度也是有突破的。它不仅仅用素质教育标准评价学校教育工作，也用素质教育标准来评价党政干部抓教育的政绩。汨罗市委组织部、汨罗市教育局和汨罗市人民政府督导室三家联合发文，文件分这么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教育地位；第二部是教育投放；第三部分是办学条件；第四部分是巩固“普九”；第五部分是农、科、教结合。教育地位18分。其中要求每委度要讨论一次教育问题，每次讨论解决了实际问题记4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记3分，乡镇将教育工作纳入了干部岗位责任制的目标管理记2分，健全了党政干部联系学校的制度记1分，对有突出贡献的教职工予以表彰奖励记2分，开展尊师重教活动记2分,有《教育法》的实施细则，广大干部群众维护了教师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教育秩序记3分，建立了教育专项文书档案记1分。他们把教育的地位分成多个子项，并规定了每个子项的分值，这样就使教育的地位落到了实处。然后是教育投入占32分。办学条件是20分，巩固“普九”是20分，农、科、教结合是10分。上海南市区和湖南汨罗市的改革实验，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三篇：大学生职业化形成机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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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44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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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界 2011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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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雁

大学生职业化形成机制初探

一、职业化的概念以及内涵

在介绍职业化的概念之前，笔者想有必要介绍与职业

化相关的两个概念：职业和职业生涯。职业（Occupation）是指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创造 物质和精神财富，以取得合理的报酬，满足自己的物质和 精神需求的工作。社会分工是职业分类的主要依据，分工 的每一个环节上，劳动者所具备的知识或技能、劳动工具

以及劳动对象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决定职业的不同。职业 生涯（Caree）r 是指与一个人职业相关的行为和动作，职业 的变迁以及相关的价值和态度、愿景等经历的动态过程。职业生涯无所谓成功与失败，只存在内容的不同。职业化

（Professionalization），从英文的表述来看，职业化是一种过 程，是指员工在知识、技能、观念、思维、态度和心理上 逐步符合职业素养和规范，成为卓越员工的动态过程。职

业化内涵包括职业化素质、职业化行为规范、职业化行为

三个方面。职业化不仅强调工作的知识和技能，更主要地 是对工作的态度和价值认同感。一个职业化程度高的员工，他必将成为一个卓越的员工；一个团队的职业化程度高的 企业，它必将成为基业长青、永续发展的企业。后经济危 机时代，传统的国际资本拉动加低劳动成本的企业发展模 式已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国际分工越来越精细 化，中国企业要实现从产业链低端向产业链高端发展，职 业化人才才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资源，也是企业在国际 化竞争中获得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大学生作为企业人

力资源的主要供给面，其职业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我 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成败，以及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传统的以规模促发展的高校教育模式已远远落后于经济发 展对人才的需求，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使之与经济发展和 企业需求相符合，对大学生进行职业化教育应该成为大学教

育的主要内容，也是解决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关键措施。

二、职业化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

年我国就业人口是559万人，2009年为611万人，2010年为

630万人。到2011年，大学层次的毕业生数量将达到最高点，约为758万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就业人口呈现出规

模大、增长快的特点。虽然政府和相关部分在解决毕业生就

业问题上出台了一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但是我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各种体制不是很健

全，这就导致了毕业生就业压力大的现象在很长时期内是不

会消除的。目前企业选择人才的八个标准是：（1）有强烈的进取心和责任感

。（2）有较好的组织才能。（3）有较强的分析能力

。（4）有较强的表达和交流能力。（5）富有创

造性。（6）有很好的团队精神。（7）具有真正的人格。

（8）善于学习。显然学校的传统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情况和企业用人标准的提高引

发了社会对大学生职业化问题的关注。大学生的职业素养、职业化行为规范和职业化行为不断提升，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适应力、竞争力和合作力。

三、大学生职业化形成机制

1．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和社会

相结合，对自己的个性、爱好、兴趣、特长和经历的优势和

不足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和权衡，结合社会环境存在的机会和

威胁，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自己未来的职业奋斗目

标，并为这一目标作出明确和清晰地规划，是自己将来就业

（辽宁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后经济危机时代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重要战略机会期，依靠低劳动成本的人才观已经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需要，国家发改委预计在2010年到2015年，中国的这种人力

资源优势将会丧失，大学生作为人力资源的主要供给面，具有一定的科技文化知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社会、精神的建设者，其职业化素质的形成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的竞争中的成败，也关系到国

家未来发展

。本文就大学生职业化素质形成机制方面进行探索，以期为大学生在培养自己的职业化素质提供一

些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职业化；职业生涯规划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11）01－0208－02 基金项目：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

“当代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研究

（课题号：

2010lslktjyx－79）

”

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

2010－11－11

［作者简介］ 叶志雁（1973－），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

【教育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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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44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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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第 1 期理 论 界

和职位晋升关键的一个环节。

职业生涯规划应该从大学一年

级开始。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要对自己的个性、特长、兴趣

有所了解，只有对自己的充分认识才能发现自己感兴趣的职

业所在；大学二年级应该通过收集信息，结合对自己的分析

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大学三年级应该在知识、技能、和

所要求的职业素养方面提升自己，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储

备

。大学四年级应该做好自己从学生向职业人的角色转变，因为完美转变才是职业生涯好的开始。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

充分认识到职业生涯规划的重大意义

。职业生涯规划将伴随

我们一生，拥有完美的职业生涯规划才能拥有完美的人生。

2．增强职业意识。中国很多的高中生认为，自己考上

大学后自己的学习任务已经完成了，自己在大学里的任务就

是充分享受生活

。曾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70％～80％的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清晰地职业规化，职业意识

不强

。大学生把考上大学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却很少认为

考上大学是为自己的竞争赢得一个更高的平台，目的是更好的工作。中国社会调查所最近一次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大

学生中75％的学生认为就业难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社会；50％的学生对毕业后的前途感到迷茫；41．7％的学生表示对毕业

后的就业问题没有考虑太多；只有8．3％的同学对未来的就

业有明确的方向和清晰地规划。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绝

大多数大学生的就业导向的职业意识不强，有待提高。培养

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意识就是要为自己的未来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并对这个目标作出一个清晰地规划。如我想成为一

个什么样的人？我未来想从事什么职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是什么？未来的就业环境存在着那些机会和威胁？等等，最

重要的是要分析自己的个性、兴趣、价值观等是否与未来的职业所要求的意识相符合，如果不想符，就应该在这些方面

有所改变。

3．增强自己的职业品德、职业责任感和职业态度。职

业品德、职业责任感和职业态度是大学生职业化素养的主要

内容。大量数据表明大学生在这些方面存在很大不足。缺乏

独立性、好出风头、吃苦耐劳的精神差、团队意识不强，缺

乏责任感等都是很多用人单位拒绝招聘应届大学毕业生的理

由。现在很多80后成为就业市场的主体，这些人大多数都是

独生子女，在独立性、责任感、合作性和与人分享方面表现

比较差。因此，大学生在大学的生活和学习中应该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独立性，学会感恩，学会与人分享并勇于承担责

任，积极归因，善于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改善自己的不足。

4．参加社会实践，提升职业化技能。走出教室，把自

己学习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想结合，一是能学以致用，二是能

在实践中去丰富自己的知识。现在高校的教育还是以传统的“以老师教，学生学”的填鸭式教育为主，学生和老师的互

动较少，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机会不多，大多数学生毕业时

虽然拥有很强的理论功底，动手能力却很差，职业技能不是

很强，用人单位需要花费很大的培训成本来弥补这一大学教

育的不足，很对企业面对高昂的成本时，进而对应届大学毕

业生望而却步。

高校应该与企业广泛建立起合作关系，定期

把大学生送到企业进行实习，培养提高大学生的职业化技

能。

学生自己也应该努力寻找实践机会，不断地完善自己，丰富自己的阅历，了解社会就业环境。

5．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

积极向上校园文化的营

造需要从校园物质文化和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下手。校园文化

对学生有教育、导向和辐射作用，积极地校园文化能够培养

学生良好的人格修养和职业操守

。充分利用校园的文化基础

设施，加强校广播台、海报栏能文化宣传阵地的建设和管

理，广泛的开展学生社团文化活动、报告会、辩论会、文艺

活动等，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为学生的成长营造一个活

泼、轻松地氛围。良好的校园文化还包括良好的学风和校

风、和谐的人际关系、浓厚的和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积极

地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交融以及正确的价值取向等，这一

系列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于健全学生的人格、培养

学生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价值观、形成良好的职业化素养

和职业化行为操守起到了渲染作用。

6．完善师资队伍建设。大学教师是知识和技能，以及

价值观的传播者，是人类灵魂的导师。对学生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大学教师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所培养出来学生质量的优劣。在笔者认为，应

该对大学教师性质进行细化，区别学术研究型和职业导向性

教师，职业导向性的大学教师因以培养学生的职业化作为自

己工作的重点，像国内的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硕士、公共管

理硕士等都是这种以职业为导向的培养方式，大学可以尝试

将这种教育模式推广到大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上

来，破除传统的职业教育只能在专科和高职类教育中才能进

行的观念，扩大职业教育的覆盖面。

四、结语

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供给量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

高层次人才供给极度缺乏的国家。从国家宏观方面来讲，大

学生的职业化有助于我国人才需求结构的完善，缓解结构性

失业的问题，成功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从企业的微观方面

讲，大学生的职业化有助于解决企业招人难，招聘和培训成本高昂的问题，获得具有高潜力的员工；从大学生的自身来

讲，职业化有助于大学生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获得完

美的职业生涯。总之，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高职业化的人才，职业化的素质培养应该从大学时代开始。■

参考文献：

［1］ 王忠军，龙立荣．知识经济时代社会资本与职业生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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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邱 枫

【教育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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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完善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的研究论文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能源的使用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时期，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势必带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在能源、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面前，发展低碳经济是必然之选，但发展低碳经济又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速度为代价，我们应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努力实现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当前，为了防止全球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欧盟国家已经启动实施碳排放交易机制，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都决定在未来几年内建立和实施本国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并将此作为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核心举措。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保护环境和促进世界和谐发展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国政府应抓紧调研国外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效控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一、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运行的现状

我国是 CDM 一级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数据，截至 2012 年 5 月 4 日，全球有4165个CDM项目共获得 927，829，927 吨 CERs签发。其中我国已有 788 个 CDM 项目共获得 552，968，041 吨 CERs 签发，排在所有东道国的首位，占东道国 CDM 项目签发总量的 59、67%。

可以看出，作为 CDM 碳交易市场的卖方，中国的获准签发量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碳市场增长迅速，在中国经济发展高能源消耗强度的背景下，碳减排潜力巨大。中国已然成为世界 CERs 的最大供应国，在 CDM 方面的贡献为发达国家履行其第一期承诺的减排义务大大降低了成本。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碳市场发展及趋势报告，2008年以前，CDM 市场的成交量和成交额均呈稳步提升趋势，CER价格也不断上涨，欧洲市场交易价格维持在 15—20 欧元 /吨，而我国企业的 CER 售价仅为 8—12 欧元 / 吨，远远低于欧洲市场交易价格。

而 2008 年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CDM 市场也进入萧条期。据 2011 年南非德班举行的气候大会消息显示，碳市场交易价格出现大幅度回落，其中 CDM 项目价格甚至出现了“腰斩”，跌至 6 欧元/吨的历史低点，我国碳市场相关企业的利润更是被大幅侵蚀。

近些年来，我国积极构建完善碳金融交易平台，相继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地设立了 10 家碳金融交易所，这些交易所在当前仍处于萌芽阶段。我国主要的碳金融交易主要通过 CDM 机制，依托欧美国家的交易平台，在交易方式、价格、程序和手续等方面均需要遵守其制定的规则，对于外国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交易价格也缺乏谈判的能力。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根据 CDM 机制的设计，我国企业在碳交易市场中处于卖方地位，而国内参与 CDM 机制的企业由于缺乏全球碳市场的供求信息及相关交易价格，导致其不能掌握交易价格的控制权，只能接受买方提出的价格。此外，碳市场的相关交易政策主要由欧美的交易所制定，其较差的稳定性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都会给我企业带来较大的风险。

二、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了市场上最大的 CER 供应国，但碳交易的定价权则完全掌握在欧美的手中。具体来说，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存在如下问题：

（一）我国碳交易的价格谈判能力弱

首先，我国的 CDM 项目主要都是“双边项目”，这些项目一般都是由中介商搭桥，买卖双方进行共同项目开发，卖方不用承担风险及各项开发费用，而一旦项目出现问题致使其减排量没能得到签发，项目卖方也不用承担损失，这就造成了我国碳交易卖方的“低风险”，进而产生了其“低利润”和议价能力的缺失。

其次，当前主要的碳交易市场在国外，相关标准也有国外来制定。我国的碳市场供应和“来料加工”相似，碳产品在被外国买家购买后，经过审批、注册、签发，包装成 CER 产品之后，就可以用较高的溢价在交易所出售。例如，2009 年 6月，中国卖给欧洲买家的核证减排量现货价格为 11 欧元/吨左右，而同样的欧盟配额 2014 年 12 月到期的期货价格高达 19 欧元/吨。

再次，碳减排价格、付款条件及范围，成本收益的核实、相关法律等减排量认证工作非常复杂且相关文件都用英文表述，国内碳供应商的相关负责人一般缺乏能力申请 CDM 项目的能力。

此外，我国碳交易专业服务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发展。CDM项目的审批及 CER 签发过程非常复杂，一般都需要相关专业服务机构的协助，而国内恰恰在这方面服务的发展有所欠缺，对碳金融中介服务公司的资质和行为规范缺少明文引导及规范。

（二）我国CDM项目的交易成本较高

与普通的项目相比，CDM 项目经历的审批程序极为复杂，这直接造成大多数 CDM 项目呈现出开发周期长、项目险大，提升了 CDM 项目的交易成本。

造成 CDM 项目交易成本

居高不下的主要风险因素可归结于以下几点：（1）项目建设、交付及融资风险。项目能否建设完成并投产、能不能产生预期的收益率直接关系到 CDM 项目的申请能否成功。（2）项目监测、核实风险。

在项目正常运转的阶段，一般会面临着监测及碳减排量核实的风险，关系到项目是否能批复及顺利融资。由于 CDM 项目一般要经历三道审批程序，需要国内审批、EB 注册、DOE 核证签发之后，还要通过认证才能获得核证减排单位。根据以前的历史经验，碳减排技术的发展并不稳定，相关国家的政策意图也会经常变化，这无疑对以“双边项目”为主的我国 CDM 市场发展造成极大的风险。

（三）我国碳交易平台呈地方割据的态势

近些年来，我国的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杭州等地纷纷成立了碳排放权交易所，其中正式挂牌的交易所就接近10家，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交易所以初具规模。此外，还有近10家交易机构则积极筹划设立碳排放权交易所，交易平台呈现地方割据态势。由于我国还不要求强制性减排，未出台强制性减排法规，所以大多数交易所挂牌的项目并不多，成交量也极小，地区分割更是使得统一的碳交易平台难以推出，致使碳期货交易的价格功能大大受损。

碳排放权交易应该有一定的规模和要求，这样才能刺激交易。市场规模越小，固定成本就越难以被分摊，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在驱动力就越弱。此外，众多的交易所功能雷同、职能重叠，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对碳交易平台其进行整顿重组则又会对社会资源造成“二次浪费”。

碳交易平台与一些需要充分竞争的行业是不同的，市场的分割和各自为政会影响碳交易系统整体的管理混乱，加大了监管和控制的难度，增加了风险因素并提升了潜在风险，而相对集中有序的交易平台的建设则一方面有助于发挥交易平台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政府监管的难度，保障碳交易参与者的基本权利。从战略的角度看，我国应该建立发展有一定规模、监管严明、行为有序的交易所，这对提升我国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定价权极为重要。应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碳交易市场建设的经验，完善我国的碳交易市场，掌握碳交易定价的话语权。

三、完善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的战略设想

期货市场是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有效的碳金融期货市场能够科学合理的发现碳排放权的未来价格，以引导资源在现期的合理配置。由此，构建完善有效的碳金融期货交易所是深化我国碳金融市场，谋求国际碳交易定价权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的碳金融市场才刚刚起步，成熟的碳金融期货市场建设也不是立刻就能建立起来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提出分阶段的完善碳金融定价机制的战略设想。

1、短期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利用 CDM 合作机制，建设有效的CER 国内交易市场。首先，要加强规范碳交易行为的制度建设。国家发改委在 2010 年出台了《自愿减排交易规则》，制定了规范即将开展的自愿减排交易的规则和制度。此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规范 CDM 项目的管理措施，制定 CER 的场外交易准则，优化 CDM 项目运作程序；其次，要加快市场建设。

要充分挖掘我国 CDM 项目的发展空间，鼓励引导国内企业采用减排交易，为 CER 搭建场外交易平台并发展做市商制度；最后，积极鼓励国内金融机构进行碳金融创新，发展如碳排放抵押权、碳资产质押授信等等，大力支持碳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

2、中期而言，我国应搭建集中的CER交易平台，建设完善 CER 期货交易市场。首先要加强市场机制的建设。一是要出台法律法规，明确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通过设立总量减排指标来确定排放权的可交易性和稀缺性，提供碳排放交易的保护机制。二是树立碳交易市场的制度框架，核定、登记企业减排数据，惩罚过度排放企业，奖励减排企业；其次，要健全碳期货交易所的体制。一是要构建统一的碳金融平台，集中上海、北京、天津碳金融交易所的优势。二是要完善期货合约的交易方式、运行机制、风险管理、结算方式等方面的体制建设；三是要鼓励技术进步，推进期货交易所结算成本的降低，促进对风险的实施监控；最后，是要完善碳金融市场的监督机制。未来中国碳期货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将面对更多的变革和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碳市场是一个制度安排的产物，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国际气候谈判走向的影响。为此，一是要完善衍生产品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市场稳定运行；二是要明确发改委、证监会、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期货业协会等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综合监管能力。

3、长期来说，我们应建立 CER 期货和其它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在 CER 期货交易的基础上，开发以 CER 为基础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逐步完善市场套利机制和价格发现机制，推动市场逐步走向成熟，以有效应对后京都时代全球碳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长期的碳减排目标。统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并逐步完善支撑碳交易的相关制度，如碳预算制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核查制度等；其次，我们要规范碳金融期权合约的交易。CER 期权合约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还可以保留当价格有利变动时，从中获利的权利。因此，在 CER 期货合约的基础上，开展 CER 期权交易，一是要完善交易所在期权合约运行机制、交易方式、结算方式、风险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体制建设，规范场内交易市场的发展。二是引导和培育场外交易市场，场外交易更加灵活，能够有效满足市场参与者的各类需求；再次，我们加强碳金融的套利交易制度建设。在互换交易中，一种碳资产被另一种碳资产替换，根据比较优势，企业可以在两种资产的价差中获利。如，现货和期货合约之间进行互换，或在两个到期日不同的期货合约之间进行互换。此外，由于在 EU ETS 的第二交易期，CER和 EUA 都可以用于履约，在 EUA 和 CER 之间也可以进行互换交易。最后，我们要积极推进我国碳金融交易体系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由于欧美碳市场交易体系不尽相同，碳交易所的规则也不尽相同，中国应积极探索国内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的对接，从而进一步增强在全球碳市场上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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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论文

[论文关键词]职业素质社会阶层核心课程应试教育

[论文摘要]要使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更有针对性，就有必要实行换位思考即分别站在经济社会、国家、基础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及家长的立场上审视作为素质教育对立面的应试教育，找到倾向应试教育人们思想动机后面的物质根源、制度背景，完整地把握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

近年来基础教育旨在推进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弊端的教育改革成效不够明显：应试教育批而不倒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素质教育倡而不立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弄清作为素质教育对立面的应试教育的来龙去脉，实行换位思考即分别站到经济社会、国家、基础教育部门特别是学生及家长的立场上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应试教育，找到倾向应试教育的人们思想动机后面的物质根源、制度背景，从而把握住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并以此为据有针对性地规划我们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本文就此做些探讨，以就教于大方。

经济社会——国家双层诱导结构

教育是有功利性的，其功利性可区分为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层次：其一，职业功利性。教育使人获得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及技能，从而具有从事一定工作的职业素质。其二，社会功利性。教育使人在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身体素质等方面获得进步，有助于形成基本生活技能和社会交往能力，形成科学精神、民主法制观念、良好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等，对成为合格公民具有重要意义。其三，人自身发展的功利性。教育促使人情感、趣味、特长、爱好、丰富个性的发展，虽就直接意义讲并无明确的功利性，但就其代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和人自由全面发展未来前景以及这样那样地给予包括职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以积极影响来说，也在无用外观下有着“无用之大用”的功利性。对于这三个层次的功利性，虽然国家与用人单位（经济社会的微观主体）有明显的态度差异，但综合起来又过分地向职业功利性倾斜，这就形成了应试教育的基本制度背景。

用人单位，无论是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还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为了实现其效率、效益的目标，都必然倾向于片面强调人素质中的一小部分，即与细密社会分工相联系而被高度强化了的人的职业素质，对人才选择持工具主义的立场。其实，工具主义立场对教育的影响是一以贯之的：中国最早的教育家孔子办教育是为实现其社会理想而培养人才，其实就是要把人打造成最好的政治工具；近代西方普及义务教育是为了适应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发展对有文化劳动力的需求；当代出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来说也不是出于人文关怀而是满足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对大量高职业素质人才的需求；即便现在人们批评应试教育忽略了人的身体素质、操做技能、道德情操、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工具主义的影响，是在抱怨现实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工具还不够精巧、强大、功能全面、适应性强等等。很显然，在要不要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问题上，用人单位实际倾向于为我所用的片面发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是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并频繁流动的社会，而支撑不同社会阶层定位的主要因素正是从事不同工作人们的职业素质，社会流动的主体则是正在谋取职业的青年一代。对渴望实现向经济收入、政治待遇、工作环境、社会声望、生活质量都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青年一代来说，最现实的途径是求职，最基本的凭借是职业素质。对于无法以工作经历证明其职业素质水平的他们来说，相关学历就成了最主要的砝码。本来，高学历并不等于高职业素质，但用人单位在有选择余地的场合，都宁愿采用“用人高消费”的策略，其想法是经过教育体系内部有公信力的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及其他各种考试层层筛选出来的高学历者必将具有超出一般人的职业素质或潜质。不仅国内用人单位这样看，连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会入乡随俗专门挑拣名牌大学毕业生，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于是，青年一代试图跻身于高社会阶层的竞争就被归结为争取进入高职业层次的谋职竞争，谋职竞争又被进一步归结为上大学的竞争、上优质中小学的竞争等等。在经过一连串的竞争、选择、淘汰之后，青年一代各自社会阶层定位的雏形也就显露出来了，配合并支持这一竞争过程的教育模式就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围绕高考所展开的教育教学过程不过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争取进入以一定职业素质为支撑的高社会阶层竞争的预演版。

党和国家站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立场上，要求全面、均衡地实现教育三个层次的功利性，要求尽最大可能实现人全面素质的发展，并为此采取了不少措施。然而，应试教育还是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究其根源，从国家这方面讲，在制度安排上存在难以超越的现实局限性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使国家举办的教育对人才工具性的考虑不能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顶住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并实现振兴繁荣和走向现代化的目标，迅速发展经济成了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要求教育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要讲求成本效益要首先满足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就成为必然的了。而经济社会发展向教育提出了多层次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最大量需求的是受过义务教育的普通劳动者，接下来是大批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及其他形式培训的高技能型人才，再有就是少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各类专门人才，最后才是极少数读过硕士、博士的高端人才。国家所构建的学校体系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最适合教育的儿童”直到人才培养金字塔顶端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不能将相差悬殊层次分明的以职业素质为支撑的社会阶层完全复制出来，但无疑能给众多受教育者阶层划分以一个大致的轮廓,于是应试升学就有了与社会地位提升相近似的意义。其二，国家举办教育的资源分配向顶端倾斜强化了人们上大学的渴望。在现实中，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可以享受到他只读过初中的同龄人几十倍上百倍教育资源的支持，让他日后在职场上具有后者无法企及的竞争力从而实现向高社会阶层的跨越。这样如何能抑制住人们不顾一切上大学的冲动呢？其三，国家举办的大多数中小学的现有条件难以兼顾应试与全面素质发展。我们是穷国办最大的教育，这个大主要就大在义务教育阶段。按现在大多数学校的办学条件，离实现全面素质教育的理想实在还相距甚远。必须承认，应试教育是一种比较“便宜”的教育（尽管存在淘汰过程中浪费大量人才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而素质教育则是“昂贵”的教育。素质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要有高超的教学艺术和管理水平，要在教会课本知识以外更强调发展动手能力、培养创新能力，要在智育之外强调身体素质提高和道德境界升华，必须以应试、素质两不误为前提。这一切都既需要国家和经济社会直接向学校大量追加投资，还需要国家和经济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间接地向学校提供有利条件。显然，这些都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就如同我们难以想象大批农村中小学连基本教学条件都难以保证的条件下素质教育能有重大进展那样，就如同我们不能设想在社会上就业门路狭窄的状况下能使学生心平气和地接受高考落镑或进入末流大学现实那样，就如同我们不能希望在用人单位只认文凭不给低学历者展示才华机会以及用人单位重用人轻培训做法普遍存在情况下学生能不倾向于通过应试教育考大学那样。

高考——应试教育的导因

上大学尤其是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诱人前景对莘莘学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求多供少、竞争激烈的局面可想而知。而现行高考恰恰是解决矛盾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有效手段：其一，符合效率的要求。实践证明，高考能将考生中基础知识最扎实、学习能力最强的一部分人选拔出来，从而为高校教育质量提供生源方面的保障。同时，统一命题、标准、考试、阅卷、评分的高考组织形式，也能使大规模人才选拔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其二，符合公平原则。在中国这个最讲人情、关系的国度里选拔人才，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主考方的自由裁量空间，必须摒弃一切人情、关系的干扰，把一切交给六亲不认的书面考试，才能保证应试者不因地域、出身、外貌、言谈、贫富、人缘而受到区别对待，从而才有选拔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其三，具有强大的学习动员功能。以高考为核心，中国基础教育才建构起包括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初中升高中考试、期中期末考试等在内的强有力的以考促学的体系，经常不断地督促青少年努力学习。近三十年来，老百姓节衣缩食望子成龙，孩子们起早贪黑无怨无悔，甚至把智力开发延伸到幼儿园、婴儿摇篮，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遍及全民的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景象。如果没有1977年恢复并持续举办的高考，这一切难道还能想象吗？

高考的内容仅涉及若干核心课程，在这根无形的指挥棒下，核心课程受到高度重视，其他课程则被冷落。那么，这里有什么道理呢？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其一，核心课程是进一步学习各类专业知识技能从而最终形成职业素质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深厚越扎实，则大学培养人才的效率就越高。如果过分扩大高考涉及的范围，不仅会削弱这个基础，同时也会更进一步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因此是不可取的。其二，全面素质教育强调的许多内容无法以书面考试加以衡量。比如说我们不能根据考试成绩判断考生是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无法认定他是否具有科学精神，更难以推断他融入社会时是否会发生困难。其三，以少数核心课程为高考范围，一定意义上还是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考生的保护，以免他们落入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然而，高考决非尽善尽美，它在给基础教育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在以若干核心课程为内容、以统一标准书面解答为形式的高考面前，素质不如能力更不如知识，全面素质发展敌不过考试本领高强。于是，应试教育的局面就被现实功利驱动下的人们所共同打开了。

学生及家长的理性应对与基础教育的现实抉择

在现阶段，人的成长与谋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们总是根据谋生利益最大化来规划其受教育过程的。既然社会上越来越多被看好的职业岗位设置了学历高门槛，那么必将引导人们选择上大学上好大学来圆自己的人生梦，引导人们在高考前的十余年间，争取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并力争成为一次次考试成绩的领跑者，如此一来就是片面发展的应试教育而不是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更适合普遍的需要了。上有以不同职业素质为支撑的阶层差异，中有以高考成绩为依据的大学教育资源分配，下有应试学习与应试教育，这是合乎逻辑的。

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素质教育举步维艰，与当今青年一代对通过应试实现人生价值的高度路径依赖密不可分。其一，应试教育成了出人头地的主渠道。与文革前、文革中大为不同的是，现在大学招生逐年攀升，已由恢复高考之初的20多万人猛增到2005年的475万人；党提出了选拔使用干部的“四化”标准，大学学历已经成了提拔重用的必备条件；知识分子也不再是被重点改造的“臭老九”，其经济、政治地位已今非昔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规模庞大，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形之下，以往通过入党、当劳模、参军提干获得提升等老路子反倒越来越不好走了。其二，应试教育路径透明、公平、速效。在青年一代看来，在高考中胜出，只要靠考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争取到人生的主动，与其他人生阶段其他形式的竞争相比，高考的成功率相对高、付出相对小、收益相对大。

在以往讨论推进素质教育问题时，有两点经常被忽略：一是提高素质的教育条件，二是实现素质价值的舞台或资格。如果注意到它们就会发现，原来上大学上好大学竟是如此重要：大学能给任何中小学所无法给的发展综合素质的优越环境，特别是帮助人具备专业职业素质的条件，大学能让人获得在有严格学历要求的高层次职业舞台上展示才华的资格和机会。完全离开应试上大学的制度背景来推进素质教育，就会面临“要素质而素质发展不可持续”的窘境。2004年，被公认为素质教育搞得有起色的南京市高考成绩大幅下滑，在江苏省位列倒数几名，其结果是应试教育全面反弹、“县中模式”大行其道，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最后我们再来看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小学。

必须承认，一切合格的、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会自觉地担当起教育的社会责任，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努力贯彻党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但在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又要担负对一个个学生人生未来的责任，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将少不更事的孩子交到手里时，他们感受到的定是沉甸甸的托付。近年来，社会竞争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即便那些学业有成找到不错工作的年轻人都感到成家、买房、治病、养老等来自生存的压力，更别说那些考不上大学在家无所事事的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了。在如此背景下执教的教育工作者顺应潮流也就很自然地将应试教育看成了教书育人的题中应有之义。进一步看，先有应试学习后有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真正的主导方是学生及家长，把批判应试教育的主要矛头对准教师、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亿万学生及家长接受基础教育最普遍最真实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学习决定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决定未来命运。学生及家长为了职业理想、经济理想、社会地位理想和家庭生活理想而数十年如一日地苦学、苦熬，付出金钱、人力、情感的高昂代价，很自然地会倾向于选择那种能配合其实现理想的教育形式，选择那些最符合要求的学校、教师，选择那些最与实现理想紧密相关的学习内容。人望幸福树望春。正是来自民间分散而又汇集起来的这种教育价值选择趋向的力量，强制着中小学必须跟着走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谁要是应试不力，学生及家长就“用脚投票”不再给他经济赞助，学校就没有声誉招不来优秀学生，教育主管部门就脸上无光就不待见他，地方政府就没有政绩就不给他充分的财力支持。应试教育就是这么来的。你可以对应试教育批判、改造、完善、扬弃，但不能对它置之不理，除非你能取消高考并彻底堵住由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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