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校生人际信任现状调查及其对策研究

第一篇：技校生人际信任现状调查及其对策研究

技校生人际信任现状调查及其对策研究

——以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为例

摘要

人际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相互托付，对彼此抱有稳定安全感的心理现象。

此项研究共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调查，采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系教授J.B.Rotter 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对技校生的人际信任现状进行调查，对350名研究对象进行测量，了解技校生人际信任现状；第二部分为访谈研究，根据问卷调查的得分情况，选取研究对象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分别对其进行访谈，以具体了解技校生人际信任度的影响因素等；第三部分为对策分析和研究趋向，依据调查结果和相关研究文献对于技校生人际信任这一客体提出科学发展思路。

研究的结果显示：

关键词：技校生 广州 人际信任 对策

引言

技校学生大多处于十四至十九岁，处于这一阶段的青少年，生理发育程度已经接近成年人，但心智水平尚待进一步发展。对于进入技校的学生，身处同龄优秀学生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不免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压力，加上学生在人际交往间的不适应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焦虑、困惑，间离学生间的心理和身体距离，导致学生之间缺乏人际交流和信任。这就使学生们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如果不加以积极的调节、引导，极有可能导致学生产生心理疾病，例如孤僻症，继而对其正常的学业及生活等造成负面作用，影响其健康成长。

此项研究正是关注了技校学生在人际信任方面的障碍，旨在通过实证调查剖析造成这种障碍的社会和个人原因。调查对象为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初中毕业起点三年制中级班5个班、高中毕业起点三年制高级班5个班的在校学生。

本研究主要通过借助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系教授J.B.Rotter 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对技校生的人际信任现状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软件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相关理论分析，探解技校学生之间人际信任的现状，再对部分较为典型的学生进行访谈调查以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现象。然后基于这些研究材料对这一课题进行教育对策研究，尤其是技校德育素养课程这一方式。

1.人际信任的文献综述

1.1人际信任的概念

在对信任的理论研究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主要有：社会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个人层面。在社会层面中，对信任问题做出专门论述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他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在其著作《信任》一书中把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进行研究，并对信任做出最简单、最一般的定义——信任(Trust)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在他看来，信任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自齐美尔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一批心理学家开始进行了人际信任的实验研究。最早是在1958 年，美国心理学家Deutsch(多依奇)的著名囚徒困境实验，从人际关系的层面得出：信任其实是对情境的一种反应，它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个人行为，信任双方的信任程度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另外，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发生所具有的信任,是指他期待这件事的出现并会相应地采取一种行为，如果这种行为的结果与他的预期相反，则会给个人带来负面心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远远大于与预期相符时带来的正面心理影响。多依奇的这项研究，开创了心理学人际信任研究的先河，被视为人际信任的经典研究之一。

在个人层面中,国外对人际信任的观点有：(1)信任是个体对另外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为可靠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Rotter ,1967)。(2)信任是个体所有的一种构成其个人特质之一部分的信念，认为一般人都是有诚意善良及信任别人(Wrightman ,1992)。(3)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付之弱点的信心(Sabel ,1993)。(4)信任可有选择相信他人的合作行为来显示(Deutsch ,197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Rotter 和Wightman 的定义把信任看作是存在于个体内部的性格特质或信念，Rotter 的定义只提到对他人言行的信任，Wrighsman 涉及到对他人的动机和人格的信任，Sabel 的定义则反应了信任具有一定的冒险性的特点，Deutsch 则把信任行为等同于合作行为，这一点虽然受到不少的批评，但从行为层面来看，他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出路。随着人们对人际信任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入，国内有关人际信任的研究日益增加。目前国内对人际信任的观点如下：(1)人际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双方能够履行他所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用日常用语来说就是放心，不用提心吊胆，担心对方会不会照自己所期望的、所托付而为自己做事，在这一概念中人际信任被视为是一个存在于两人之间的概念。因此用两人关系作为研究信任的单位(杨中芳、彭泗情, 1999)。(2)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一方在“或竞争或合作”的不确定的条件下，预期另外一方对自己做出的合作行为的心理期待(张建新、张妙清,2000)。综上可见，目前对于人际信任的概念的界定尚未完全统一，这主要是中西方学者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对人际信任进行研究。

1.2人际信任的基本类型和特点

社会心理学家韦伯将信任分为两类：普遍信任(universalistictrust)和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特殊信任的对象只包括有血缘或裙带关系的人，普遍信任的对象则扩展至相同信仰的所有人。列维斯等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信任问题，认为信任必须被视为一个集体单位所特有的而非单独的个体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概念，并提出信任有认知的、情感的及行为的三个纬度。Barber 将信任视为一种通过社会交往所习得和确定的预期。将信任分为3 类:“最一般性的一种预期是对自然的及道德的社会秩序能坚持并履行的信心。第二种信任是相信对那些有人际关系及社会制度角色往来的人能够有称职的表现的信心。第三种则是预期那些与自己往来的人能彻底承担他所被托付的责任及义务，也就是在必要时能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还有的研究者从信任的结构上将信任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是对维持社会信任机制的信任,存在于个体行动者与系统，也有学者称为系统信任。人际信任是指向某个具体人物的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具有技术能力和信用责任的期望。我国学者彭泗清通过“关系-信任模型”，并把信任分为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后来又进一步把情感性信任具体为：基于既有关系所蕴含的“虚情”或“应有之情”的信任，基于性格相投的信任,基于情感相融的信任,以及基于一体感的信任。我国学者王昭光、刘欣在其学术论文《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中，以信任作为自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得出了信任的四种类型，即亲人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以及社会的信任，并分析了他们的不同强度以及分布情况。人际信任具有脆弱性。也就是说，建立信任不容易，但是破坏信任却比较的容易，这主要与个体的认知判断状况有关。在人们的认知判断体系中，当人们综合破坏信任和巩固信任的信息时，往往对负面信息有深刻的印象，而正面的信息所占比例较小。对人的不信任的态度有:对他人缺乏信心：认为他人不是真正的关心别人的利益，他人具有敌意。怀疑则是不信任态度的核心认知成分，是一种总以对抗性、负面的假设方式评估他人行为动机的心理状态。

1.3人际信任的相关理论研究

1、认识发生论

Erikson、吉登斯等从个体心理学角度研究信任产生的过程，他们认为人的信任来源于儿童早期的经验，主要是婴儿与看护人之间的关系。婴儿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看护人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婴儿心理发展过程，如果婴儿受到看护人的定期良好的照顾，就会逐渐在婴儿心中形成一种对于秩序的期待，这种期待就是信任，如果婴儿得不到看护人的精心照料，那么他(她不可能获得安全需求的满足，可能经常会处于恐惧与不安中，长大之后可能比较孤僻，不会太信任人。婴儿时期形成的信任是一种基本信任，这种基本信任是他(她)以后所有形式信任的基础。

2、文化决定论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际信任是从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社区中产生出的一种期待，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信任不能单纯的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来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信任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它基于文化道德规范，是文化道德规范的产物，任何社会都具有自己的文化密码，信任作为某一社会文化密码的一部分，具有遗传的特点，在不同的文化道德规范环境下，其信任模式与程度是不同的。

3、道德基础论

该理论认为信任可以划分为两类：对熟人的信任是“策略性信任”即在以往的交往基础上的习惯性、仪式化的信任;对陌生人的信任是“道德性信任，’，道德性信任反映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乐观的人会给自己所不认识的人更多的信任，即使偶尔吃过别人背信弃义的亏也.在所不惜，仍然保持自己的信任感[9]。

1.4人际信任与相关变量研究

人际信任在国内虽说起步很晚，但是己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各研究学者分别对人际信任与相关变量进行了分析。目前研究取向主要有两大类:人际信任的前因变量角度和后果变量角度，前因变量包括心理控制源、养育方式、人格特征、依恋、信仰状况;后果变量包括进行主要有:自尊、自我价值感、社会支持、孤独感、心理健康、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亲社会行为等。刘金平、郭志峰分别对河南和内蒙古地区大学生的心理控制源与人际信任进行相关研究[10，11]，结果表明，大学生内外控倾向与人际信任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且内控者比外控者有更高的信任性。伍业光等认为积极父母养育方式(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可使子女增加人际信任度，特别可增加子女乐于助人的行为，而消极的父母养育方式使子女人际信任降低，更多地产生自私自利，爱占便宜，互帮互助良好品质下降[12]；苏巧荣认为子女的人际信任与母亲的拒绝、否认型养育方式呈负相关[13]。戚少枫调查了西安高职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情况，发现情绪稳定性、精神质等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14]；伍明辉等对广西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进行相关研究，研究显示，外向型大学生人际信任度低，内向型大学生人际信任度高;而神经质、精神质人格维度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由此可以看出人格特征的稳定发展可以增强人际信任水平[15]。张咏梅对青少年依恋与人际信任进行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关系显著，同伴、母亲和父亲的依恋质量均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其中同伴依恋具有更好的预测力[16]。李雪峰认为社会信仰越高，人际信任越高，而金钱崇拜越强烈，人际信任越低[17]。李靖等对北京大学生调查，发现自尊水平高的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比较主动、自信，更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18]。‘龚艺华对河南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与人际信任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人际信任与自我价值感呈显著正相关[19]；陈有国等认为社会取向自我人际价值感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20]。吕锋等认为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21]，而杨静等发现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22]。韦耀阳认为人际信任与孤独感呈正相关，人际信任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孤独感的重要原因[23]；马蔚蔚认为个体可以预知他的同伴的行为，可以依赖、信赖他的同伴时，他就不容易感到孤独。田可新等认为人际信任度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戚少枫认为高职学生问题解决应对方式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负相关，胡荣等认为老年人人际信任与应对方式呈正相关[24]。黄勤锦对服刑人员自我效能感与人际信任关系进行探讨，结果发现自我效能在人际信任水平上差异不显著[25]；王丽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人际信任度高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26]。

1.5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和研究进展

影响信任行为的有个人因素和人际因素，中西方影响信任的主要因素有一致的地方，也不同之处。一致的地方在于两者均研究了个人因素及人际关系因素。不同的是，西方的研究更多地强调前者，强调被信者的能力与责任，而对中国人人际信任的研究则较强调后者，包括后天的连带关系及人情。另外，个人因素与关系因素之间的关系好像也存在着中西的不同。在西方人的信任行为中，信任者的因素先于关系因素或者独立于关系因素而存在。例如：个人的义务责任感，是个体人格特质的表现，并不与具体交往对方有关。但是，在中国人的信任行为中，被信任者的困素，尤其是人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双方交往关系因素决定的。例如“, 忠诚度”是指对另一个人的“私忠”，是私人关系的产物。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关系因素事实上优先于个人因素。近年来，有关大学生人际信任问题开始成为国内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的研究发现,高校学生的人际信任存在问题，和初中生、高中生相比，大学生对社会的信任度最低，表明大学生在社会经验丰富的同时，心态令人堪忧;高师专科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与性格的情绪性特质之间存在很高的负相关；大学生上网爱好者的人际信任水平低于非上网爱好者，前后与后者的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人际信任水平与自尊水平在不同上网爱好程度的大学生中均表现为稳定的正相关；人际信任与父母养育方式存在着相关，父母积极的养育方式可使子女增加人际信任度，特别可增加子女乐于助人的行为；大学生自我价值感(包括社会取向一般价值感,社会取向特殊人际自我价值感和社会取向特殊生理自我价值感)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大学生心理控制源的内外控倾向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且内控者比外控者有更高的信任性。

1.6人际信任的测量工具

随着对信任问题的重视，有关研究日渐增多，主要是针对人际信任现状的理论研究和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而对于人际信任量表的编制和修订基本上基本还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大多数的研究采用的还是西方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研制的量表。Christic 和Geis 在1970 年编制的马基雅维里主义量表，其目的主要是了解受试者对他人能否被操纵并为己所用的估计。马氏量表得分高反映了信任的一种误区，即信奉可以通过技巧来影响和改变他人。得高分者(低信任度)往往能即兴发挥并取得成功，而得分低者(高信任度)则过分分心于不重要的细节问题。总之，在交往中得高分者“较多地操纵别人，较多地说服别人，较少地被人说服，较多地取得成功”，而得低分者往往相反。马基雅维里主义量表被认为是测试人性态度量表的佼佼者。Rotter 运用社会学习理论，编制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Trust Scales 即ITS), ITS 量表用于测量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陈述可靠性的估计。内容包括各种处境下的人际信任，涉及不同社会角色(包括父母、推销员、一般人群、政治人物及新闻媒介)，多数项目与社会角色的可信赖性有关,但也有一些项目与对未来社会的乐观程度有关。量表由25 个题目组成,采用5 级对称记分法,量表总分从25 分(信任程度最低)-125 分(信任程度最高)，分数越高，人际信任度越高，75 分是人际信任程度高低的分界。该量表的重测信度(间隔7 个月)为0.56(P ﹤ 0.01),折半信度为0.76，同时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信任量表(Trust Scale)是由Rempel 和Holmes(1986)编制的。用于测查关系密切者的相互信任，共有18 个题目，涉及信任的三种内涵：可预测性、可依靠性和信赖性。可预测性指我们能否预见到同伴的特定行为，包括我们欢迎的行为和不受欢迎的行为，可依靠性是信任的最核心成分，而信赖则“使人们能无保留地确信同伴将继续负起责任并关心自己”。该量表采用7 级评分法,其中1 分= 完全不同意、7 分= 完全同意。总分从18 分(信任度最低)至126 分(信任度最高),中间值为72 分。该量表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27]。

1.7社会信任及其有关研究

1、社会信任提出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信任问题研究的热潮，西方学者纷纷从各自学科出发研究信任问题并对信任进行分类。如Weber(1951)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partieularistietrust)和一般信任(universalistietrust);Luhmann(1979)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Barber(1983)将信任分为对自然及道德秩序的预期而形成的一般性信任、对与自己有人际关系及社会角色往来的人能够称职表现的预期而形成的技能信任、对他人能彻底承担其被托付的责任并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的预期而形成的义务信任;Zucker(1986)把信任分成基于声誉的信任、基于社会相似性的信任和基于法制的信任。willialnson(1996)将信任分为三种:计算的信任(ealculativetrust)、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altrust)、个人的信任(personalorp盯 etrust)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任问题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点课题，对信任的研究不断为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所重视，有关中国人信任行为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在中国，信任的研究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都显得滞后于西方，90年代以前的信任研究主要局限在“诚信”层面。90年代以后除了继续对诚信的关注之外，有一批学者开始在社会学的范畴研究信任问题，主要的问题域是围绕当代中国的信任缺失、信任度下降等问题。关于信任的概念、功能，中国学者大体汲取了西方的研究成果，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也有学者涉及到了信任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如郑也夫(2001)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有较高学理价值的信任专著《信任论》，同时一批关注信任的学者编、译、著了一批关于信任的书籍。杨中芳和彭泅清(1999)对中国人人际信任进行了初步探讨和概念化界定。王飞雪等(1999)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信任结构较为复杂，虽然对他人的一般信任程度不高，但却相信人性善良。他们通过调查发现，与日、美相比，中国的确表现出较低的信任行为。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比如张建新等(1993)的研究发现中国、香港及美国三地大学生对“亲人”的信任度没有差异，但对“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中国被试要显著地高于美国和香港被试。杨宜音(1999)就“自家人”信任构建过程问题分别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进行了个案研究，并通过“应信”和“当信”把信任分为家人、亲戚、朋友、陌生人四种信任类型。乐国安和韩振华(2009)提出，信任概念的心理学研究更倾向于将信任理解为一种大众概念，因为信任除与人格因素有关外，与个人的性别、经济地位、教育程度、人际关系、生活经验、情景等都有很大的关系。近几年来，社会信任的研究在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界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各个领域的学者试图从经济学、心理学等视角进行研究。Fukuyama、Colelnan、Putnam等社会学家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信任问题，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并强调社会信任这种社会资本形式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其中，Fukuyama(1995)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从国别比较的角度详尽细密地考察了社会信任度在各国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它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他将社会信任立基于文化道德规范，并对各种文化道德传统下的社会信任度进行了比较，强调了文化(通过社会信任)对于经济的作用。认为社会信任是指“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Coleman(1994)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借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主要是“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与成本一效益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信任问题。他假定了行为者不仅是理性的、不受规范约束的，而且是纯粹追求自我利益的，利益是行为者的目的，是行为的驱动力，效用最大化的合理性推动着行为者的行为。因而利益被看成是所有解释的最终来源。因此，Co1eman(1994)在研究社会信任时，强调了即时的利益以及委托人与受托人的成本一效益的计算在社会信任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信任关系、规范、权威关系、信息网络、多功能社会组织、有意创建的组织等多种形式，着重强调了“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Putnajn(1994)在其名作((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将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组织的特征，研究它如何促进民主治理以及经济的繁荣。实际上，社会信任除了外延的范围大小，还有一个关于信任程度的内涵性的问题。显然，上述社会学家一般都将相互信任或双向信任，而不是单向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社会信任就是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双向信任或相互信任，指的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社会交往主体彼此对对方能做出符合制度行为的持续性期望。因此，制度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具体而言，制度包括内在制度(如习俗、惯例、道德规范等)和外在制度(如法律制度、规定、规章等)两种基本类型。相应地，社会信任也包括“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与“外在制度型”社会信任两种基本形式或模式。“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指的是基于内在制度而形成的社会信任，而“外在制度型”社会信任指的是基于外在制度而产生的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资本，除了与其它的社会资本形式一样具有不可让渡性、互惠性、可再生性、公共产品性等特征之外，它还具有这样一些特征:(1)它产生于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于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2)它是无形的，表现为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着眼的是它对于社会交往活动的作用，也可以看作是对Hayek(1988)所说的“扩展秩序”的作用。现实的经验告诉人们，相互信任是社会交往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条件。社会作为一定的人群共同体，其存在总需要一定的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同一社会中的人们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坦诚对待和相互认同。这一心理行为发生在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政府之间。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和控制机制，是维系社会系统的重要凝聚力，是社会整合的超级“粘合剂”。社会的高信任度有助于增加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感和凝聚力，增加社会公共生活的透明度和良胜发展，减少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摩擦和冲突，从而减少社会生活的风险和代价。不信任则助长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严重的信任危机会造成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正如一个家庭，其成员之间越是缺乏信任，彼此之间越是勾心斗角、尔诈我虞，其凝聚力和整体效率就越差一样。社会信任可以从两个维度上来考察，第一是横向的维度或平面的维度。社会总是由若干人构成的，若完全缺乏了社会信任或信任度太低，人们之间就难以顺利交往，或处于“普遍的战争状态”。一般说来，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的信任，所区别的只是信任范围的大小和程度的高低不同，即信任度不同而已。第二是纵向的维度或者垂直的维度。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阶层区分或等级差别;社会总需要一定的管理，管理权力也需要一定层次和结构，这就意味着要有一种等级式的社会秩序安排和权力安排。在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在社会管理的各个层次之间，也需要一定的信任作基础，否则，社会也会在普遍的冲突中毁灭，至少是造成管理成本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紊乱。

2、社会信任的特点

社会信任以个人信任为基础，但并非个人信任的自然延伸，也非社会中无数个人信任的简单加总，而是社会上客观形成的诸多个人信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凝聚的群体意识网络的集中反映。社会信任主要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间存在着的对待公共事务、公共组织、人际交往等社会性活动或机构运作所持有的一整套普遍而近似的态度。这种态度上的一致又为全体成员的互动提供了一种高于各自立场分歧或自身差异之上的共同观念，这些共同观念包括社会一体化意识、相似的政治观念、对合法权威的服从、对他人可预期行为的确认、对传统文化的信念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体而言，社会信任在如下方面明显区别于个人信任。(1)社会信任较个人信任更具有社会性。个人信任的范围囿于亲人、熟人，限于少数人之内，而前者信任的范围已经超越亲人、熟人的范围，扩展到陌生人。社会信任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培育、产生、增强、扩展的，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关系或联系，是在一系列社团、网络组织中结成的。(2)社会信任所包含的理性成分较个人信任更多。个人信任常常是自然形成的，更多时候体现为以情感、私情为主的情感性信任，有时即便对方做出了失信行为，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施以信任，如父母与子女间的信任、兄弟姐妹间的信任，故而有人称其为“乌托邦契约”。社会信任由于经常针对那些并非直接交往的或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因此，社会信任的基础主要是缘于理性的判断或态度。这种信任是信任双方沟通、互动、共同遵守规范之后的结果，一旦有一方不如此做，另一方就会退出。(3)个人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安全”保障机制不同。个人信任管理是在具体交易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本能式的、非正式方式进行的过程，其“安全”保障机制是由对方当事人以往的行为和声誉所组成的信用情况记录。社会信任在大多数情况下则需依赖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契约等的帮助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技校生的社会信任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对他们的世界观、择业观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研究中技校生的社会信任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2．研究的思路和研究假设

研究思路：本研究通过采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系教授J.B.Rotter 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对技校生的人际信任现状进行调查，并且通过相关分析，了解技校生人际信任的现状以及学校德育课针对这一现状的教育对策研究。

研究假设：

假设一：技校生的人际信任度较低。

假设二：不同年龄（年级）、专业、性别、家庭经济情况、独生子女、生源的技校生人际信任存在差异。

假设三：社会信任危机对技校生的人际信任有影响。

3.实证研究

研究一：技校生人际信任度现状调查 3.1研究目的

人际信任在维系人与人的关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人际关系、社会组织的建立和维持均以一定的信任为基础。Wrightsman（1990）认为人际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的内容，它折射出人们对于人类本性的基本信念，也影响到人际交往中的预期和决策。Rotter认为高信任感的人比低信任感的人更有生活意义感，这种生活意义感是人寻求发展的动力。刘利平（2002）认为青少年就是一个由他人依赖逐渐转向对自己内在力量信任的过程，因此信任不仅仅是满足自尊自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激发内部潜力，而缺乏信任往往造成青少年人格发展的缺陷。相互信任是良好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际交往的基础，一个人如果缺乏起码的信任感，对一切事务都有所怀疑，做事难免就会谨慎过度，这样久而久之就很容易使自己陷入焦虑不安中，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甚至会导致严重的心理疾病。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人际信任从宏观的文化、制度等角度来进行研究，对其研究的结果表明：提高学生的人际信任，可以促进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有利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协作，增强班级凝聚力，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可以培育他们健康向上的心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反之，如果学生之间缺乏人际信任的粘接与协调作用，必将影响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甚至影响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学校教育实践就表明，很多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难以信任，在与人交往中，疑虑重重，惟恐上当受骗。过分的怀疑、猜忌、不信任，使他们难于交友，无法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显然，学生人际信任问题已成为一个时代命题，是亟需加强研究的重大问题。

本研究主要通过采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系教授J.B.Rotter 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对技校生的人际信任现状进行调查，并且通过相关分析，了解技校生人际信任的现状以及学校德育课针对这一现状的教育对策研究。

3.2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3.2.1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抽取初中毕业起点三年制中级班5个班、高中毕业起点三年制高级班5个班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350份问卷，删除问题回答不全或没有作答的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308份，男生240名，女生68名；初中毕业起点学生205人，高中毕业起点学生103人。被试专业包括：机电一体化、汽车维修与检测、电梯安装与维修、电子商务与物流英语、模具制造与数控加工五个专业。

3.2.2研究工具

人际信任的测量采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系教授J.B.Rotter 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

该量表用于测查研究对象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口头和书面)陈述之可靠性的估计。共有25个项目，其内容涉及各种处境下的人际信任，涉及不同社会角色(包括父母、推销员、审判员、一般人群、政治人物以及新闻媒介)。多数项目与社会角色的可信赖信有关，但也有一些项目与对未来社会的乐观程度有关。

量表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对同伴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人伦信任，其二是对社会制度和政治的契约信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9，分半信度为0.76，重测信度为0.68。

该量表共有25 个项目，采用五分对称评分法，项目6，8，12，14，16，17，18，20，21，22，23，25正序记分。其余项目：1，2，3，4，5，7，9，10，11，13，15，19，24反序记分。量表总分从25 分（信赖程度最低）至125分（信赖程度最高），中间值为75 分。所有项目得分累加即为总分，得高分者人际信任度高。

3.2.3施测程序

在班级中进行集体施测，向被试宣读指导语，先登记性别、年龄、生源地、家庭收入情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完成ITS 问卷，15 分钟后收回问卷。

3.2.4数据处理

测试结果的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对成组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等。

4.研究结果

4.1技校生人际信任状况

表1 人际信任得分与理论中值的比较

人际信任 最小值 40

最大值

M±SD 68.42±9.76

人际信任理论中值

t-11.828

***

技校生人际信任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年龄（年级）、专业、性别、家庭经济情况、独生子女、生源等变量的差异比较。

4.2技校生人际信任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年龄（年级）、专业、性别、家庭经济情况、独生子女、生源等变量的差异分析。

5.分析与讨论

5.1技校生人际信任的特点。5.2技校生人际信任的现状的启示。

6.技工学校德育课针对学生人际信任现状的教育对策研究

6.1通过影视等直观教学手段，开展人际信任教育 6.2通过团体训练等课程，开展人际信任训练。6.3通过心理健康课程，构建良好的人际信任关系。7．结论

第二篇：有关大学生人际信任调查状况

大学生人际信任状况：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会产生交往，形成各种人际关系。当某个人想与周围人相处时，对有些人会产生信赖，对另一些人则有一种不安全感，这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信任现象。

人际信任是指人与人在社会交往中信任他人与值得他人信任的互动过程，人际信任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心理基础和行为导向，是实现社会信任与社会和谐的核心与基础。

大学阶段是个体人际信任发展、形成的重要阶段，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其合作精神、共处意识、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关于大学生人际信任研究已初具成效，但对于较为客观和全面地从各年级段、不同性别、不同等级学校、不同家庭背景等维度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比较研究还较为缺乏，而该种研究对于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现存相关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研究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几点规律：

（一）当代女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总体高于男生，特别是在陌生人方面差异更为显著。

（二）随着年级的增高，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在不断提高，三年级是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快速发展期，四年级与三年级基本平衡。

（三）不同专业的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不完全相同，尤其是艺术专业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专业的学生。

第三篇：放射源现状调查及管理对策研究

1概述

核技术在我省工业、医疗、农业和科学研究等许多行业的应用日益广泛，使用放射源的范围和数量大大增加。在工业领域，各种放射性料位计、密度计、水分仪、灰分仪等放射性计量或分析仪器正日益成为常用的仪器设备，许多港口、车站都配备了核子皮带秤作为煤炭、矿石等大宗产品的质量计量的仪器，γ射线照相（探伤）机在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应用十分常见，放射性测井仪在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勘探部门广泛应用。近十年来我省的辐射加工产业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全省已建成了五个使用钴－60密封放射源的辐照站，对食品、中成药、电线电缆等进行辐照保鲜和辐照改性；海关配备放射性的集装箱检测系统对进出口货物进行管理；在医学上用放射源进行放射诊断或放射治疗。

随着我国核技术事业的蓬勃发展，放射源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近年来，因管理不善造成放射源丢失、被盗等事件屡屡发生，特别是漏管失控的部分放射源，已造成多起放射性污染事件和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为此，结合今年的“清查放射源，让百姓放心”专项行动，我们积极组织人员和技术力量，对全国和浙江省的放射源管理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管理对策。

2放射源管理现状

2.1 全国放射源管理现状

根据2002年各地上报数据，全国重点行业现有用源单位8300多家，放射源总数63700余枚，其中有约30%的放射源未办理许可登记，待处理的废弃放射源超过13000枚，其中无主源270枚，关停并转企业拥有的废放射源2700枚。据专家估计，全国放射源总数应在8万枚以上，其中至少有2000枚放射源完全失控。目前我国的放射源用户还在以每年15-25%的幅度增长。废源的收贮形势依然严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4年到现在全国共发生各类辐射事故1500余起，平均的受照人数为3393人，平均每年发生事故31.2起，近83人受照，其中四起致死性辐射事故造成8人死亡。近年来,放射源事故仍然居高不下，其中放射源丢失、被盗占首位。仅今年，广东、广西、湖南、山西、陕西、吉林和甘肃先后发生了八起放射源被盗事件。

这些丢失的放射源中有的完全失控，下落不明；有的单位擅自处置或掩埋放射源；有的地质勘探部门在使用放射源时发生放射源落井无法取出；有的放射性物质和放射源被“科盲”或不法分子滥用，甚至被用作赌具或犯罪工具；有的放射源被作为废金属非法收购后熔炼，造成放射性污染。

2.2 我省放射源管理现状

根据2004年调查：我省放射源应用单位共608家，放射源总数3574枚，其中在用放射源3285枚，闲置废弃放射源289枚，闲置废弃放射源占全省放射源总数的8%，核素、活度不详的放射源173枚。杭州、宁波、金华闲置废弃放射源分别占全省闲置废弃放射源的37.7%、10.4%、23.5%。这些密封放射源主要分布在建材、钢带、医疗、科研院校、石油、化工、造纸、冶金、煤炭、辐照加工等20个行业。建材、医疗分别占用源单位总数的22.7%、6.6%，占放射源总数的33.8%、9.5%。

全省11个地市放射源分布状况较不平衡，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的放射源应用单位和放射源数量较大。涉源单位较多的地市为杭州、宁波、金华，分别为196家、88家、61家，放射源数量分别为815枚、414枚、858枚，占全省放射源总数的22.8%、11.6%、24%。专项行动共清查出无证使用放射源的单位160家，占涉源单位总数的39.4%。

在专项行动期间，我省收贮枚闲置废弃放射源178枚，占已查到的闲置废弃放射源总数的62%，环保部门承担全部收贮费用的72枚，承担部分收贮费用的90枚，这些已安全收贮的闲置废弃放射源绝大多数是由关闭、破产、停产、特困企业产生的。

3造成放射源管理失控的原因

我国放射源类型多、数量大，丢失、被盗事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一是放射源发出的射线与一般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不一样，它无色、无味、无形，看不见、嗅不到、摸不着，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是造成失控的一个原因；二是放射源涉源单位的领导不重视、责任不落实、安全防护设施不合格、闲置废弃放射源处理资金不到位是主要原因；三是部分企事业单位在停产、关闭、破产时，使放射源管理失控；或者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对废弃放射源的处理处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四是不明真相的人误盗放射源转卖到废品收购站，谋取利益；另外法律不健全，职能交叉，监督管理不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4我省放射源应用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全省放射源数量和管理现状的调查，发现我省在放射源安全监管上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4.1 放射源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去年《放污法》颁布实施后，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环保、卫生和公安等部门在放射源安全监管中的职责和任务进行了调整，与其相配套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与防护条例》、《放射源安全管理规定》、《放射源事故管理规定》、《辐射工作安全许可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放射性同位素备案制度》等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出台尚需一段时间，致使目前对放射源安全许可、放射性物质运输、放射源事故处理、放射性物质备案、工作人员培训上岗等一系列活动无法无章可依，制约了辐射环境安全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4.2 机构队伍和监管能力不能适应工作需要

放射源安全监管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社会敏感,责任重大。我省绝大多数市、县环保部门并未因放射源安全监管职能的转移，而带动相应机构、编制和人员的同步增加，无机构、无人员、无装备问题比较严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我省的放射源安全管理存在很大的困难。

4.3 安全隐患尚未彻底消除 我省无《放射性同位素工作许可证》使用放射源的现象比较普遍。除金华、台州、宁波、嘉兴外，我们对其余7个市进行了统计，发现160家单位无证使用放射源，占涉源单位总数的39.4%。这些无证单位多年来一直处于监管范围之外，安全措施得不到保障。

辐照装置、工业探伤、核子仪器生产单位和流动放射源使用单位的放射源安全隐患较多，使用场所不符合安全与防护要求。特别是早期设计建造的辐照装置，普遍存在相当大的缺陷，设计先天不符合国际标准，安全设施不完备,安全联锁不良或失效，未配备剂量监测报警仪等问题，容易造成人员的误入或误照，安全隐患突出。

我们在现场调查中发现：许多放射源使用单位制度不全，安全责任不落实，内部管理不善，没有建立放射源安全与防护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安全与防护工作，规章制度过分简单，没有建立放射源管理台帐，对从事放射性操作人员缺乏必要的培训，人员违章操作等现象较为严重。

4.4 废源收贮工作难度很大

我省的289枚闲置废弃放射源中，除极少部分由销售商回收外，还有111枚未得到安全处置。由于历史上处理处置闲置废弃放射源随意性和不规范，将有些源就近埋入地下，位置不明，资料不全，无法回取；有些源被处置在交通困难的边远地区，地址不详；停产、半停产、倒闭、改制企业产生了大量无主源；有些辐照装置和医疗单位产生的废源活度大，安全处置尚无妥善的办法。加上收贮经费得不到落实等，给废源收贮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4.5 对含源仪器设备生产销售单位缺乏管理

调查发现我省从事核子仪器、仪表（密度仪、料位计、核子秤等）生产销售单位，在销售仪器仪表时购买的放射源数量大，其用户多、分布广，由于监管不严，放射源随仪器销售给未取得许可证单位的现象依然存在，且未建立完善的销售档案，造成这部分放射源失控，放射源安全监管环节出现漏洞，致使放射源管理出现混乱。

4.6 放射源安全管理的经验和能力不足

尽管对放射源管理实行从出生到死亡的一条龙管理体系，但对放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对废弃放射源处置的方法和手段不能满足管理工作的需要，尤其是对其他国家先进的放射管理源体制、机制和成功经验缺乏了解，对其回收处置较大活度废放射源的技术手段缺乏交流与合作。

5管理对策措施

5.1 加强领导，统一安全认识

要做好任何一项工作，领导重视是关键。近年来，国务院领导对放射源管理非常重视，多次作出批示：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强监管；认真清查和整顿，严格管理，不留安全隐患；要建立核与辐射安全工作的应急机制，消除一切核与辐射安全隐患，确保万无一失。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积极支持国家核与辐射安全工作的政策和方针，认真落实和完成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工作要求和任务，在困难中摸索，在交流中推进。切实将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和污染控制、生态保护并列为环保工作的三大领域，对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要做到与环保整体工作统一计划、统一部署、统一安排，并作为今后环保工作的重点来抓。

5.2 扩大宣传，做好教育培训

由于对放射源长期实行国家和省两级管理，基层同志对放射性基础知识、防护知识、法律法规、标准、导则等了解不多。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教科书等多种途径，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增强守法的自觉性和对违法行为行使有效的监督、检举和控告的权利，积极宣传放射源管理政策规定、科普常识和管理部门的工作进展，争取全社会对辐射环境管理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发动广大群众对涉源单位进行监督；对涉源单位的领导和有关工作人员开展经常性的法律法规、安全防护等方面的专题培训，增强其安全防范意识，提高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放射源事故的发生。

5.3 强化理念，树立大局观念

省、市、县各级环保部门要形成合力，建立高效运行和协作通畅的新工作机制，形成全省各级各地监管一盘棋，放射源安全监管与整个环保工作一盘棋的新工作局面。通过今年的放射源清查，环保部门基本掌握了全省用源单位和放射源数量。我们必须按照“深入、细致、严格”的要求，对各涉源单位的管理制度及落实情况、放射源数量、安全措施等进一步详细核查，并形成制度，努力做到监管到位，确保用源安全。

5.4 明确责任，发挥地方作用

放射源安全监管工作必须做到职能明确，责任到位。我省是一个核电大省和经济发达的省份，在设有辐射环境管理处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成立“省核安全局”。同时，要充分调动地市、县参与放射源安全监管工作的积极性，积极创造条件使地市、县逐步具备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使全省尽快形成一个不留空白的监管网络，以提升我省辐射环境管理能力，确保我省核技术应用的安全。

5.5 加快速度，完善管理法规

由于国家的许多放射源安全管理规定的出台尚需时日，为了加强我省放射源安全管理，急需出台操作性较强的地方性法规和实施办法，同时建立环保系统内部的管理规定，建立起放射源安全评价制度、申报登记制度、资质管理制度、竣工验收制度、转移备案制度、定期抽检制度、废源送贮制度等一系列规定。要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汲取兄弟省市和国际上最先进的核安全理念、监督经验来开拓我们的思路，完善自己的工作。

5.6 增加编制，加强队伍建设

抓住放射源安全监管职能调整的历史机遇，大力支持市县尽快争取落实机构和编制，积极争取省政府下达文件给各市县。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快队伍建设，创造条件稳住现有队伍，吸引优秀人才进来，致力于建立一支思想好、作风正、懂业务、善于做群众工作和执法水平高的放射源安全监管队伍。实行岗位聘用制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激励机制等手段，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对工作人员应严格筛选，认真考核，坚持持证上岗。

5.7 争取资金，提升能力建设。

各地要积极争取地方财政的支持，加大对放射源安全监管工作的资金投入，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切实保障工作经费。市级环境保护部门要抓紧落实辐射监测设备的基础配置，尽快完善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全力构筑我省核与辐射安全监控和应急体系。

各市要认真组织制订和落实各自的核与辐射事故、反核恐怖应急响应方案，全面提升辐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和污染控制能力。辐射污染应急监测必须在日常监测工作基础上，适应突发性事件的要求，配备必要的仪器装备，加强应急监测人员业务培训，同时，在指挥、协调、配合和防范等环节上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5.8 消除隐患，加大执法力度

加大现场执法检查的力度，要从放射源事故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落实放射源安全责任，防止放射源事故的发生。要重点抓好对辐照中心、工业探伤源、核子仪器生产销售单位、流动放射源使用单位等风险大的辐射工作单位的监督检查，切实提高安全意识，落实安全措施，确保达标使用。

5.9 严格要求，做好换证工作

辐射安全许可证的换发工作是一项时间紧、任务重、政策性强的工作，也是加强放射源安全管理的重要制度。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认真做好辐射安全许可证换发的审核、审批和发证工作，对手续不全，措施不到位，管理不严的用源单位要从严要求。不断加大对市县环保局的业务指导。针对目前许可管理职能交接后，新许可管理办法未出台的实际情况，做好这期间核技术应用单位临时许可的办理工作，保障核技术应用工作的正常开展。

5.10 大力收贮，确保废物库安全

闲置废弃放射源的安全收贮是确保放射源安全管理的重要措施。要克服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收贮资金不足等客观因素，不断加大对闲置废弃放射源的收贮力度。同时要做好入库放射源的登记、分类，加强对我省废物暂存库设施的检修维护，积极争取政策，由省财政安排废物库的正常运行经费，确保废物库安全运行。

总之，放射源安全管理是我省乃至世界的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观念、制度、体制、机制、人力与能力创新，以法律法规为基础，以安全许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竣工验收制度等为手段，对放射源生产、销售、运输、贮存、处置等实施全过程统一监管，严格执法，以确保环境和公众安全，促进核能和核技术应用的可持续发展。

（注：该文获2004全省环保系统优秀调研报告三等奖。）

第四篇：中学生作文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中央教科所“十五”重点课题“中小学生作文个性化发展研究”子课题——

中学生作文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四川省苍溪实验中学校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学生中大部分学生作文水平不高，写作畏难情绪大，兴趣不浓，甚至写作时拒写或抄袭现象也时有发生。在平时，一听到“作文”学生就喊头疼；在考场上学生也只能硬着头皮拼凑敷衍。作文真就这么难吗？学生作文现状到底如何？制约学生作文的因素有哪些？怎样破解学生作文的思维紧箍咒？……这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现代人的社会交际能力势趋日下，中高考的作文得分极不如人意；另一方面，学生作文胡编乱凑、语不及义。针对这种现状，我校自2005年秋季开始进行了中央教科所“十五”重点课题“中小学生作文个性化发展研究”子课题——“中学生作文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的研究工作，迄今已近三年。研究工作进展顺利，教师和学生参与积极，已取得较好的阶段性成果。

二、改革措施

1、问卷调查

中医诊病，讲究望闻问切，主要是为了确定病症，好对症下药。针对学生作文难的现状，我们在2005年10月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高中、初中和职高包括实验班和对比班在内的1500余人。问卷表是学校课题组精心设计的与中学生写作密切相关的10个问题，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验意义。

2、问卷情况分析

问卷结束后，我们分班对收回的问卷表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

陈强老师在统计高中问卷并分析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学生作文现状问卷调查情况统计和分析》。在文中他认识到：（1）、学生普遍认为写作是非常重要的。（2）、大部分学生对写作缺乏兴趣。学生写作中的最大困难是 “无话可说”、“无从说起”和“说得无味”。（3）、学生在写作遇到困难时，都期望得到教师的帮助。（4）、绝大部分同学有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接受老师教育指导的愿望。

赵晓莉、程瑶两位老师在统计初中问卷并分析的基础上，写成了《农村中学生作文现状调查及对策》。两位老师发现农村中学生作文现状是：（1）、学生

畏惧作文。（2）、题材雷同，内容空洞，只会笼统地叙述或空发议论，缺乏生动具体的描写，人物形象成了没有血肉的空壳。（3）、语言贫乏、平淡，缺乏真情。

（4）、错别字、语病较多，标点错误。（5）、详略不当，层次不清，结构残缺，头尾不全，缺少主旨。（6）、作文训练随意、无序。

学校子课题组研究成员认真结合材料阅读了三位老师的文章，认为文章所述情况符合我校学生作文现状实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通过综合分析，我们认识到现在中学生作文时的心理特征有以下必修方面：

（1）、惧怕心理。通常不愿上作文课，不愿写作文。获得低下的作文成绩后，教师批评，家长斥责，使内心异常紧张，写作成了心理负担。

（2）、对抗心理。极少学生的作文心理主要取决于教师或家长的态度。他们很少甚至从未获得过学习成功，长期处于受人冷落的气氛中，萌发了压抑心理，渴望受到尊重和保护，对教师的态度尤其敏感。不能忍受教师、家长在帮助中显露出来的轻视或不满态度，一些个性倔强的学生对此会产生逆反心理甚至敌对情绪，常用乱写、抄袭或不写作文以示抗议。

（3）、应付心理。教师对学生缺乏具体的指导，作文时间一到，一齐收卷。这样，学生本来就很脆弱的写作信心，就逐渐丧失，走上了被动应付之路。

（4）、依赖心理。有些学生由于家庭教育不当，生活、学习依赖性极大，把写好作文看得很神秘，一写作文就愁眉苦脸，常求助于家长的帮助或抄袭别人的作文。这种不劳而获，尝到“甜头”后，更增强了依赖心理。

根据学生写作过程中的表现，其心理障碍主要有：

（1）、审题时：

①“对文题不胜了了”，产生迷惘心理；

②“不知从何下笔”，产生困惑心理；

③“还是老题目”，产生侥幸或厌烦心理。

（2）、行文时：

①消极定势的影响，结构模式化，有依赖思维惯性的经验心理；

②懒于思索的影响，材料通用化，有想走“终南捷径”的从便心理； ③机械运用的影响，语言成品化，有得过且过的应付心理。

④“旧瓶装古酒”，（3）、成文修改时：

①“不愿改”的怠惰心理；

②“不知何处修改”的茫然心理；

③“不是我一人写得不好”的从众心理。

通过这次对实验班和对比班的问卷调查的结果的统计、分析，我们了解到学生作文的现状，也认识到当前学生作文时心理特征，找到了学生作文的最大困难，也找到了制约学生写作能力提高的根本原因，这为有效开展下一步研究工作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可靠的证据。

3、实施研究

（1）、制定对策

①资料积累（读、听、看、摘抄、剪贴）

②、课堂教学（课型模式：练习课、讲评课、欣赏课——核心：“三精一清”课堂教学）

③、课外活动（课本剧、文学社、校园电视台和校园广播站、诗歌朗诵、情感日记征文）

（2）、（3）、（4）、（5）、（6）、三、研究效益1、2、3、教师教学理念及行为的改变 学生写作兴趣的产生和培养 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

第五篇：大学生创业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大学生创业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以嘉兴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为例

2010-06-13 15:38:36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总第290期）作者：周建新

【摘要】近年来，由于就业形势严峻，从政府到社会各界日益关注大学生创业。由于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等种种原因，需要以大学生创业园或创业孵化基地等予以扶持，以弥补其不足。政府应给予创业服务平台以更强有力的调动、协调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以便更好地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

【关键词】大学生 创业 对策

大学生创业现状

嘉兴市2009年科技计划《创业环境与大学生创业模式研究》课题组对嘉兴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进行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研，深度访谈选择了4家企业业主，问卷调研共发放问卷33份，回收33份。有关情况分析如下：

大学生创业准备。一是创业动机。超过半数的创业者创业时最强烈的动机是“实现个人理想和自我价值”，其次是“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占42.4%，27.3%的创业者是为了“赚钱”，说明创业者的价值观是多元化的。二是创业前的经验积累。调查表明，45.5%的大学生创业时的年龄为23～25岁，24.2%的大学生创业时的年龄为31～40岁。如果以22岁作为大学毕业的正常年龄，近一半的创业者创业时间为大学毕业1～3年后，还有相当比例的甚至在毕业10年以后才能创业。54.5%的创业者认为在大学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创业，66.7%的创业者创业前在其他企业工作过，且超过八成的创业者认为创业前的就业经历对于创业活动影响较大或很大。

大学生创业模式。第一，创业项目及创业形式。由于嘉兴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对入住企业有一定的科技含量方面的要求，近半数创业项目属于专利产品生产经营类。非专利产品生产经营类、服务类创业项目也占相当比重。创业形式方面，一半以上的创业者能筹集到一个公司的注册资金，以注册成立公司形式进行创业，也说明多数创业者比较倾向于经营一个独立实体。第二，创业资金与创业组合。近四成创业者的创业资金为自有资金，三成以上来自亲朋好友的资助，二者相加超过七成，说明创业资金的融资渠道狭窄，来自风险投资和政府资金支持的均不到一成。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创业者希望有2个人分担风险，但不希望有更多的合作伙伴，也不希望独自承担风险。

大学生创业过程。第一，自主创新与核心技术：调查显示，48.5%的企业有自主创新，且自主创新的领域一般是核心技术。技术领域涉及软件、电子科技、物联网、生物技术等行业，其业主有不少是来自美国、韩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留学回国人员。

第二，成长阶段与经营收入：由于嘉兴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管理到位，成熟的企业不能获得服务中心的支持政策，入住企业一般处于初创阶段和成长阶段。接受问卷调研的企业中，近七成为小企业，近半数的企业经营收入呈上升趋势，但也有27.2%的公司呈下降趋势。

第三，经营成本与存在问题：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创业者选择通过社会招募的办法来招募员工，即不愿意员工与自己有工作以外的其他关系。在回答“您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时，“接到的业务不多”填答率最高，占30.3%。可见销售收入不高和创业成本(劳动力成本)高是阻碍企业成长的重要原因。

第四，关于引进风险投资：选择“尚未接触风险投资，有这方面计划”的占42.4%，选择“对风险投资尚无多少了解”的占24.2%，说明创业者虽有需求，但引进的风险投资不多;在对风险投资的看法方面，近四成的创业者认为风险资金“都在回避风险，实为安全投资”，1/3的创业者认为风险资金“对企业产权构成威胁”。说明风险投资的经营目标与企业引进风险投资的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分歧。

第五，关于创业的体会：近四成的创业者体会最深的是“建设团队”，1/3的创业者体会最深的是“提高创业素质”，可见，大多数创业者对于创业过程中的体会更多着眼于创业经营管理团队的建立，着眼于人的因素。

大学生创业成效及发展计划。第一，创业成效。企业能否较好地成长与企业获利能力密切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嘉兴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的这些处于初创阶段企业的获利能力不高，一半以上“有少量盈利”，1/3“盈亏持平”。七成以上的创业者对自己公司的利润率是不满意的，只有不到三成的创业者较为满意。面对这一现状，63.6%的创业者对创业前景感到“有压力”，9.1%的人感到“迷惘”，只有24.2%的人感到“自信”。第二，发展计划。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创业者对自己人生的期望是“做一名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说明他们进行创业不是权宜之计;另有三成的创业者选择“在机关事业单位谋取稳定职位”或“专心致志研究技术或业务”则可能是因为感觉到自己不适合创业或体验了太多的创业艰辛。创业者不会因为一次创业失败就放弃创业，假设一次创业失败，54.5%的创业者选择“等待时机，积累经验”，45.5%的创业者则选择“筹集资金，努力进行下次创业”。在填答“下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时，57.6%的创业者选择“进一步开拓市场”，关注“加强创业团队建设”和“融资问题”的分别占27.3%和24.2%。

大学生创业环境。第一，影响创业成功的因素及障碍。在诸多影响大学生创业成功与否的因素中，60.6%的创业者认为“个人管理经验、专业技术知识及个人能力”比较重要，57.26%的创业者认为“政府的政策”比较重要，还有33.3%的人选择“机遇”。关于创业成功的障碍，72.7%的创业者认为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经验不够，缺乏社会关系”认为是“资金短缺”的也占21.2%。

第二，对政府扶持政策的建议。创业者们能入驻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本身就是政策支持的结果，入驻后，与政府近距离接触，自然会关注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相关政策、法规，但也有36.4%创业者只是“偶尔关注，比较清楚”，说明政策的影响力需进一步加强。关于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的建议，创业者们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提供“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支持”和“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服务机构提供服务”这两方面，分别占51.5%和45.5%。

对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建议。一是创业人才应具备的素质。在诸多创业必备的素质中，63.6%的创业者选择了“出色的沟通及交际能力”，54.5%的创业者选择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可见，创业者们认为社会经验是最重要的;此外，也有36.4%的创业者强调“强烈的挑战精神”在创业中的重要性。

二是对创业教育开设课程的建议。60.6%的创业者建议开设“人际交流与沟通技巧”，51.5%的创业者建议开设“创业机会和环境分析”，可见在这些创业者看来，在校期间学习人际交流与沟通技巧以便有效利用社会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才是创业机会分析。三是对创业教育方式的建议。51.5%的创业者倾向于由创业者或企业家提供定期讲座的方式开展创业教育，36.4%的创业者建议“以创业实践和创业模拟分析作为创业指导课程的主体”，可见创业者们很注重创业实际经验的传授和创业案例分析在创业教育中的作用。四是对高校鼓励大学生创业的建议。66.7%的创业者建议将大学生创业“纳入大学科技园区提供场所、实验设备等环境和服务”，39.4%的创业者建议“学校提供配套资金”，可见创业者们认为应从场所、设备、资金等方面对大学生创业给与扶持。

大学生创业对策建议

政府、高校等相关部门要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先就业，再创业”的理念。一方面，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大学生创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校首先要普遍开展创业教育，使大学生普遍具备创业意识，普遍认识到创业是必备的谋生手段;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验不足等原因，导致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极低，而一旦创业失败，对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打击很大，所以不能盲目鼓励大学生创业，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先就业，着眼于积累社会经验和创业资金，具备条件以后再择机创业，以提高创业成功率。

构建大学生创业服务平台体系，为不同创业阶段的大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通过大学生创业服务平台体系建设，有针对性地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以弥补大学生不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等诸多不足。还要采取措施，实现创业服务平台之间的衔接，特别是大学校园里为大学生创业模拟提供支持的创业园与政府设立的创业孵化基地之间的衔接。整个服务平台体系可以着眼于开拓市场、创业团队的建立、创业者自身素质的提高、创业风险融资等初创企业关注较多的难点提供政策支持。

着眼于初创企业的健康成长，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服务。对于经营状态各不相同的高科技型初创企业，政策的制定要更加体现柔性化、个性化，以便初创企业能有效地利用政策，获得各种资源。嘉兴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从2008年起就建立区域性的“中国南湖科技创业导师团”。创业导师对创业者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辅导，为创业企业提供人脉、团队协调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所服务的企业作为投资或合作的首选伙伴，以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家。这一举措就是典型的个性化服务，这种个性化服务还需进一步深入和普及。(作者为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本文系嘉兴市2009年科技计划重点软课题《创业环境与大学生创业模式》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