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及其结构的影响研究

第一篇：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及其结构的影响研究

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及其结构的影响研究

摘 要 基于1992-2014年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实证发现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提高了农民纯收入，主要是提高了农民非农收入，其不利于农民农业收入提高，也未显著提高农民其他收入；分地区看，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三类地区农村教育均提高了农民纯收入，其中省会地区农村教育作用最大，县级市地区农村教育作用最小；三类地区农村教育均不利于农民农业收入提高，但均提高了农民非农收入，其中省会地区农村教育对农民农业收入的负面作用和对农民非农收入的正面作用均最大；省会地区农村教育提高了农民其他收入，但作用较小，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农村教育的正面作用均不显著。

关键词 中部地区；农村教育；农民收入；农民收入结构

中图分类号 G7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4-0048-04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农村教育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一是农村15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数比重不断降低，1982年该比率为38.25%，2014年则下降为4.66%。二是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不断增加，1982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42年，2014年则上升为7.18年。但?c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农村教育发展明显滞后。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改革开放初期增幅明显，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06%，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9953元。且农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非农收入比重不断提高，2014年上升为47.21%。但中部地区农民绝对收入水平不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拉大，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719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48倍；同时，农民收入结构仍然不合理。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1][2][3][4][5][6][7]，但关于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颇少，且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那么，为了提高农民收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中部地区应如何发展农村教育，显然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将基于1992-2014年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中部地区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及其结构的影响，为中部地区及其各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教育发展政策提供建议。

一、模型设定、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依据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在明瑟收入函数模型基础上构建分别以农民纯收入、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和其他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村教育为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具体如下：

1nIncjit=c+β01nIncjit-1+β11nEduit+β21nUrbit+β31nGovit+β41nFinit+β51nLanit+εit

其中，i、t分别为第i个城市地区和第t年，Inc为农民收入，j=1、2、3、4，Inc1、Inc2、Inc3、Inc4分别表示农民纯收入、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和其他收入，Edu为农村教育，Urb、Gov、Fin、Lan分别为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力度、金融发展和人均耕地面积。由于收入具有一定的惯性，农民收入提高或下降很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这也涵盖了未考虑到的其他影响因素。此外，考虑到变量的异方差性，变量均以对数形式纳入模型中。

首先，对于被解释变量测度，用现有统计年鉴中的农民纯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来分别测度被解释变量农民纯收入、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其他收入。其次，对于解释变量测度，用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平均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2年+小学（普小、成人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6年+初中（普通初中、职业初中、初中技工学校、成人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9年+高中（包括普高、普通中专、高中技工学校、成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2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6年。最后，对于控制变量，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比重、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金融相关率+金融系统效率）/2①、耕地面积除以农村人口数分别来衡量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力度、金融发展和人均耕地面积。各变量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部各省市《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一）整个地区实证结果

为了避免产生缪误回归结果，在利用上述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前，使用面板数据的LLC检验等6种单位根检验方法、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2种协整检验方法分别对变量平稳性和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从表1和表2可知，各变量有单位根，变量为一阶单整I（1），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但估计前还可能因为被解释变量反作用于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产生内生性问题，如农民收入提高为农村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有助于农村教育发展等；还可能因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前，被解释变量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如农民教育程度高的地区有可能农民收入原本就较高；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也有可能农民收入原本就较高等。因此，为了克服上述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不可靠，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利用Stata软件中用于求解系统广义矩估计值的Xtabond2程序估计，并进行了Sargan检验和Arellano-Bond统计检验，分别考察了所选取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具体估计结果见表3，其中Wald统计量、Sargan 检验和Arellano-Bond检验均无异常。

首先，从表3可知，中部地区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农民纯收入提高0.184%，在5%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提高了农民纯收入，主要原因是中部地区农村教育通过农民素质与技能效应、农民职业转换效应、农业生产率效应、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效应等提高了农民纯收入。

其次，从表3可知，中部地区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农民农业收入下降0.049%，非农收入提高0.247%，均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部地区农村教育不利于农民农业收入提高，但促进了农民非农收入提高。原因可能在于虽然农村教育提升了农民素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降低了农民对农业收入的依赖，农民素质技能提高和信息获取能力增强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性，促进了农民进入城镇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进而提升了农民获取非农收入的能力。

第三，从表3可知，中部地区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农民其他收入提高0.026%，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中部地区农村教育并未显著提高农民其他收入，主要原因在于中部地区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还较低，理财能力较差，财产性收入主要以利息为主，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且中部地区农民拥有的财产数量较少，也致使农民难以通过出租、分红及金融资产增值等方式获取较多的财产性收入。

（二）分城市类型实证结果

进一步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分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三类地区实证分析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及其结构的影响，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其中Wald统计量、Sargan 检验和Arellano-Bond检验均无异常。

首先，从表4可知，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三类地区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农民纯收入分别提高0.273%、0.179%、0.128%，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三类地区农村教育均提高了农民纯收入，其中，省会地区农村教育作用最大，县级市地区农村教育作用最小。主要原因是省会地区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更容易通过农民素质与技能效应、农民职业转换效应、农业生产率效应、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效应等提高纯收入。

其次，从表4可知，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三类地区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农民农业收入分别下降0.075%、0.048%、0.034%，非农收入提高0.281%、0.242%、0.170%，分别在不同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三类地区农村教育均不利于农民农业收入提高，但均促进了农民非农收入提高。其中，省会地区农村教育对农民农业收入的负面作用和对农民非农收入的正面作用均最大，相反，县级市地区农村教育对农民农业收入的负面作用和对农民非农收入的正面作用均最小。原因可能在于与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相比，省会地区工业化水平更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需要大量劳动力，为该地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较多就业机会，农村教育程度提高导致农民素质技能水平增加，较好满足了省会地区产业发展需要，进而促进了该地区农民非农收入提高，大幅降低了农民对农业收入的依赖。

第三，从表4可知，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三类地区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1%，农民其他收入分别提高0.040%、0.025%、0.019%，其中，省会地区的估计结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地级市和县级市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说明省会地区农村教育提高了农民其他收入，但作用较小。主要原因在于与地级市和县级市相比，省会地区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理财能力较强，财产性收入来源更为多元化；且该地区单个农民拥有财产数量整体高于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农民，该地区农民通过出租、分红以及金融资产增值等方式获取较多财产性收入的机会更大。但与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相比，省会地区农民转移性收入少，使得省会地区农村教育对农民其他收入的促进作用仅略高于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

三、结论与对策

基于1992-2014年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纳入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力度等控制变量，实证研究了中部地区农村教育对农民收入及其结构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中部地区农村教育提高了农民纯收入，主要是提高了农民非农收入，其不利于农民农业收入提高，也未显著提高农民其他收入。因此，为了促进农民收入提高，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中部地区必须进一步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进而提升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但值得注意的是务必统筹兼顾，采取措施保障农民农业收入，才能实现农民长效增收，保障粮食安全。

二是分地区看，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三类地区农村教育均提高了农民纯收入，其中，省会地区农村教育作用最大，县级市地区农村教育作用最小；三类地区农村教育均不利于农民农业收入提高，但均提高了农民非农收入，其中省会地区农村教育对农民农业收入的负面作用和对非农收入的正面作用均最大；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农村教育的正面作用不显著。据此，省会地区在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收入结构时，更需采取措施降低农村教育发展对农民农业收入的不利影响，保障农民农业收入；地级市和县级市地区则在兼顾农民农业收入同时，积极发展农村教育，进一步提高其对农民非农收入和其他收入的促进作用，改善本地区农民收入结构。

参 考 文 献

[1]Newhouse，D.，D.Suryadarma.The Valu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 School Type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Indonesi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11，25（2）：296-322.[2]Hannum，E.C.，Zhang，Y.P.，Wane M.Y.Why Are Returns to Education Higher for Women Than for Men in Urban China？ [J].China Quarterly，2012（5）：616-640.[3]Meng，X.，Shen，K.，Xue，S.Economic Reform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for Urban Males in China 1988-2009[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3，41（1）：227-244.[4]?⑼蛳?.我国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5）：25-32.[5]阳欢，李峰.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基于江西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1（19）：55-58.[6]周亚虹，许玲丽，夏正青.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8）：55-65.[7]彭长生，钟钰.教育、流动与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分化――基于安徽省的农户调查数据[J].农村经济，2014（5）：70-74.

第二篇：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收入的三个阶段

1978—2001年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长16．7倍。其间农产品供需格局从短缺为主向过剩为主过渡，农民收入增长从依靠家庭经营为主到依靠劳务经济为主。随着我国加入WTO及改革开放的深化，城乡一体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人力资本对中国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8—1982年间，从集体经营向家庭经营过渡时期的农村经济。

农村联产承包变革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广，实际上是我国长达20多年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最终解体阶段。由于农村居民重新获得了身份和择业自由，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为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发展迅速奠定了基础。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是分配格局调整的结果。此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增加到270．11元，年均递增18．2％。

（二）1983—1993年间，市场从短缺向过剩转型时期的农村经济。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格局的转变给予了农民难得的发展机遇。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旺销，刺激了家庭经营从单一粮食种植向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进入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农村经济发展阶段。此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09．77元增加到921．62元，增长速度处于频繁波动状态。

（三）1994—2001年间，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循环时期的农村经济。1994—2001年间，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急剧变化，特别是1997年以后，在主要经济领域，短缺经济基本结束。此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220．98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长93．8％，增长速度却从32．48％下降到2000年的1．9％，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为低迷的时期。2001年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农民家庭经营和农业收入开始扭转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幅度达到4．79％。劳务经济已经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1994—2001年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262．98元增加到735．6元，占纯收入比重从21．11％提高到31．1％，工资性收入对纯收入增加额的贡献率从22．87％提高到2000年的165．8％。

二、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

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既有制度因素，又有经济因素。本文主要定量分析农民家庭特征对中国农民收入的影响，所以，我们剔除了经营制度不同的1983年以前的数据，主要研究1983年普遍实行家庭经营以来的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同时，我们分别测算了1983—1993年和1994—2000年两个阶段的收入影响因素。

我们分别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YC）、工资性收入（YG）、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YN）、家庭经营非农业纯收入（YF）为因变量；家庭经营户均劳动力（XL）、职工人数占常住人口比重（LZB）、乡镇企业职工占常住人口比重（LXB）、常住人口中外出打工人员比重（LWB）、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XW）、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XG）、人均生产性用地（耕地、山地、水面）（XD）、人均家庭经营生产费用（XJ）、第一产业生产费用支出（XN）、非农业生产费用（XF）为自变量。

为了解决数据的可比性问题，我们统一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指数对纯收入进行了价格调整。即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调整人均纯收入，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处理工资性收入，以农产品收购价格调整第一产业纯收入，以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处理非农业纯收入，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处理家庭经营费用及其农业和非农业生产费用；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处理当年固定资产增加值，并加上上一年的不变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而将价值指标调整为不变价格数据。

我们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对1983—2000年全国农民收入及其家户特征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对模型进行了经济意义检验和统计检验，所有模型均通过了检验，并且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下面分别研究各种因素对纯收入的影响程度。

（一）农民纯收入

农民纯收入是综合性指标，是多种来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收入结构随着经济发展而变换，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生产要素对收入增长的贡献不同。1．家庭小型化是增加农民收入最有效的措施 劳动力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收入有一定影响。户均劳动力数量受家庭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两个因素影响。全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数量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8—1985年间家庭承包经营使得户均劳动力数量增加0．68人，此间家庭规模减小和劳动力负担系数降低的幅度相当，但仍以负担系数的12全文查看

第三篇：组织结构变迁对管理会计研究的影响

组织结构变迁对管理会计研究的影响

银行会计

[摘要]80年代、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信息和知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资源，跨国投资越来越多，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知识化、信息化已成为现代企业集团创新的管理理念，这一理念首先冲击着企业的组织

结构，使其由传统的金字塔型转向扁平形、网状型甚至无中心的组织形式。这种以分权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组织形式给管理会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并促进着管理会计研究向新的方向发展。

8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重大变化，西方大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经历了早期的全面质量管理、柔性制造和标竿管理等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后，近年来将改革的重点逐步转移到组织结构方面。其表现为，企业各部门功能开始融合、交叉现象产生，如制造部门可能兼有直销、会计与财务的功能，销售部门兼有市场调查、会计、财务、工程技术的功能等;此外，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信息处理能力日益提高，还使得企业上下级之间、多功能部门之间，以及其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得十分便捷，企业适应环境的应变性和灵活性大大提高。此时，管理会计适应企业组织结构变化，反映得最为敏感，其传统的内容、职能与作用等均发生了新的变革和创新。本文拟就企业组织结构变化可能会对管理会计研究产生的新变化作一粗略的探讨讼。

一、组织结构变迁对管理会计的影晌

过去10多年中，西方大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市场增长缓慢;其次是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再次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许多企业从实践中体会到，速度、创新和知识将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今天高度竞争和技术驱动的环境中，限制企业增长和战略成功的稀缺资源不是资本而是专业化的知识和专长以及蕴藏在企业中的组织能力。换言之，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必须从资源分配、管理层次的设置、决策程序和部门间关系等多个方面对原有组织模式进行构造。尽管企业的组织变革各有侧重、具体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可以看出西方大企业的组织变革呈现出一种共有的趋势，存在了60多年被几乎所有大企业采用的事业部制的组织模式正在被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所取代，这种组织模式称之为扁平化网络组织或N型组织。

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以减少企业管理层、强化分权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组织形式变革更为激烈。英国电讯公司的管理层次由12层减为6层，在1992和1993年两年申，该公司已经解雇900名高级管理人员和5000名中级管理人员;1994年3月，该公司又宣布裁减35名年薪在5万到iO万英镑的高级主管。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管理层次也由9层减为4层，公司的高级经理从700名减少到400名，总公司的管理人员由原来的2100人减少到1000人。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公司从1992年到1995年，不仅取消了过去分6级的管理层次，而且管理人员也由1000人减少到800人。管理学家预言，二十一世纪就业机会消失最多的是中层管理人员的职位，这实质上是组织扁平化趋势的必然结果。

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与事业部制相比，其组织结构单元和单元之间的关系类似一个网络，所以这种新企业组织称为扁平化网络组织或N型组织。从总体上看，它是一个由众多独立的创新经营单位组成的彼此有紧密纵横联系的网络，其主要特点是:

1．分散性。它不是几个或十几个大的战略经营单位的结合，而是由为数众多的小规模经营单元构成的企业联邦，这些经营单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模式减少了基层单位对企业或对总公司在技术、财务和人力等方面的依赖性，基层企业的权力和责任大大增强，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基层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特征使管理会计研究一改过去面向少数公司开发局部服务的特点，而转向研究整个企业集团的管理会计问题。

2．创新性。随着这种组织形式而导致的基层企业权力和责任的增大，需要促进其对本单位的经营绩效负责。因此，基层经理从其传统的执行者的角色转变为创新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为公司创造和追求新的发展机会;中层经理不再是完全扮演控制角色，相反变成了对基层经理关键的资源，辅导和支持他们的工作。此时的最高管理层的精力主要集中在驱动创新过程。创新活动己由过去少数高层管理人员推动转变为企业基层人员的重要职责，创新活动遍及企业的各个角落。适应不断创新的企业管理活动，管理会计应强化方法问题的研究，必须借助于规范的手段将实证的管理会计结果总结、提炼和升华出来。

3．高效性。在这种组织形式下，行政管理和辅助职能部门十分简练，基层有必要的经营自主权，通常采用柔

性管理的方式，即通过频繁的纵向沟通，让基层真正了解企业的总体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培养和营造

第四篇：关于经济危机对荆州地区农民收入影响的调查报告

华东交通大学大学寒假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关于经济危机对荆州地区农民收入影响的调查报告

人文学院07级对外汉语2班田琴

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接轨.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强烈的冲击了中国正在火热发展的经济.而对于中国薄弱的农村经济,影响尤其大.于是我在荆州农村地区就经济危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对广大农民朋友展开了口头调查.经济危机导致的农产品以及农副产品销售受阻,农民工失业潮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要想最大程度的减少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是此问题的重中之重.一、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经济危机导致农村经济下滑,带动国民经济增速减缓.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农村和农民也受到了很大影响。首先是由于出口需求的减少,导致相关企业经营不景气，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工失去就业机会，造成农民工返乡潮，既影响农民收入，也影响农村稳定；其次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业的不景气，导致对农副产品需求的减少和价格的回落，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其三，由于整体上预期收入和购买力增长放缓，导致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势头受抑，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价格回落；其四，由于各级财政收入可能因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增幅减缓，而用于涉农的财政支出必将受到较大影响，而直接影响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供给。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0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几个典型农民工输出大省的调查，截止到目前，外出打工农民工回家的比例大概占四分之一。在回家的农民工中，约有40%是为了和家人团圆过年；20%确实是因为所在的工厂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停产、半停产而返乡；另外的约40%回家的农民工是由于各种原因，如回乡创业、办事等。全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队伍的农民，今年共有2500万农民就业面临很大压力。

据国家统计局1月22日发布的数据，2008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13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末提高0.2个百分点。由于外需持续恶化、国内需求不足等因素，2008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放慢。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全年GDP为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其中，2008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仅为6.8%。2008年四季度GDP增幅较三季度有所回落。2008年三季度，中国GDP增长速度为9%。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李晓超介绍说，中国目前衡量经济走势的指标还是用同比的概念，以后则需要逐步建立GDP增长的环比指标，可以用来解释四季度的GDP相对于三季度的GDP是增长还是下降。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增长21.6%，其中12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17.4%，比11月增加0.8个百分点。部分商品销售有所回升，包括汽车、服装、化妆品，乘用车销量达到64.4万辆，创了当月销量之最。

2.农民工失业问题迫在眉睫.全球金融风暴已波及到珠三角、长三角。从东南沿海到中西部部分城市，企业因业务不 景气，有的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目前，已出现大量农民工回流返乡现象。昨日，据市就业管理局介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荆州“回流”返乡农民工已达5.6万人。

中心城区回流返乡农民工较少.据了解，荆州中心城区的回流农民工较少，回流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松滋、洪湖等县市。沙市长途汽车客运站办公室主任杨帮方说，这主要与各县市区打工流向和从业结构相关。荆州城区打工者到武汉、上海等城市从业的居多，且部分打工族基本从事管理层。而各县市区打工者主要到沿海城市较多，且多从事一线工作。

从业有别各地回流人数悬殊.松滋人口84.3万，其中农村人口59.82万。农村劳动力40.8万，外出务工人员17.5万，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3%。这次回流2.65万人，是全市回流农民工最多的县市，已占外出务工人员的15%。据分析，这些返乡的农民工大多是缝纫工、电子装配工、制鞋工、纺织工、建筑工等工种，大多是为企业打工。而且沿海城市企业，多数从事制造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对沿海制造业有非常大的冲击，造成许多企业被迫“放假”。所以，也是松滋市回流返乡农民工居多的原因之一。同时，监利县是劳务输出大县，也是转移人口最多的县市区。历年来已有逾29万人外出打工，占全市转移人口的近1/3。但是回流返乡的人数仅1万多人。据荆州劳动部门介绍，这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多数在各大城市当小老板。监利县有全国闻名的网市是玻铝、毛市面点等劳务品牌，这些外出的打工人员大多都是自己出去做老板，同时，金融危机对这些产业冲击也不大，所以返乡的人数就相对较少。

3.农产品价格下滑,打工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大幅度缩水

调查中,有一户人家的生活具有现代中国农民家庭典型的生存特征.户主老张一家五口人:夫妇二人和儿媳两人再加上刚刚出生的小宝宝。老两口在农村经营着整个家庭的12亩地，小两口两人则常年在附近一缝纫企业当工人。他们家12亩地的2008年的大致种植结构如下： 5亩水稻和油菜，5亩棉花,2亩花生.水稻的亩产在600公斤，油菜的亩产则可以达到110公斤。棉花的亩产是250公斤，花生今年每亩收获300公斤。今年的收获水平也可以视作这几年这几种农产品的平均收获水平。按经济危机前的农产品价格计算这些土地的收入：2007年秋季，水稻每公斤收购价1.40元。油菜每公斤收购价为2.6元,棉花每公斤收购价则可达到6.2元、花生的收购价格也在6元每公斤。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老张一家这12亩土地一年的毛收入是15787元人民币。儿子打工的企业在危机前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经济效益，他那时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2000元人民币左右，加上儿媳妇两个人每月平均可以拿到1500元，一年就可以拿到38500元左右的打工收入。所以在经济危机前，老张一家5口的毛收入是54287元人民币。可是当前他们的实际毛收入是这样的水稻的价格在短期出现大幅下降后由于政府出台的提高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影响，当前的价格略高于经济危机前价格达到1.50元每公斤。但其他的农产品价格几乎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棉花的每公斤价格跌到了4.3元、花生的收购价则是2.9元每公斤,油菜收购价则是1.9元每公斤。那么按照当前的农产品收入价格，老张一家12亩地的毛收入则下降到了12660元。儿子的收入状况可能更加凸显出国际经济危机对一家农户收入的巨大影响，由于受经济危机影响，儿子打工的企业从2008年7月份开始就开开停停，一个月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生产，但即使是生产，比起危机前每天的产量也差的很远。这样儿子的月收入就锐减到了1000元人民币，虽然挣得很少，但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收入来源也只能在那继续有一天没一天地干着，儿媳妇则早已停工在家。如此一来，户主一家今年一年的毛收入则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锐减到了20660元人民币。收入跌幅达到38.05%。

我们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农民的收入结构中，农民的打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村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打工收入锐减同时农产品收入的大幅下降已经影响到了农民基本的生活性支出。经济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会更加凸显，因此政府在防止农民收入出现大规模下降的同时必须尽快出台更多实实在在的惠农利农政策来增加农民收入，以期达到通过刺激农村消费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

二、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

1.从整体上看，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总体上延续了相对较快增长的态势。具体表现在：

第一，粮食、畜产品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增长较快、非农产业保持增长势头。夏粮喜获丰收，总产超过1亿吨，比去年增长超过5%。畜牧业增长相对更快，上半年肉类总产量增长超过6%。在农业保持较快增长的拉动下，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达6707亿元，增长5%。农业增产，农产品供求关系改善，使农产品出口形势明显好转。前5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额105.4亿美元，增长20.6%，进口额106.5亿美元，同比下降8.3%，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由去年同期的28.6亿美元缩小到今年上半年的1亿美元。乡镇企业增幅虽然有所回落，但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仍可达到11%左右，尤其是乡镇企业中的农产品加工业增长更快，增速同比达17%左右。

第二，农民收入以相对较快速度增长。2005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586元，实际增长12.5%，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比今年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快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尽管农产品价格稳中有降，但是农产品市场需求保持旺盛势头，农民扩大农产品销售数量，出售农产品的收入的贡献仍然占到近一半。上半年农民外出务工数量增长平稳，但由于各地普遍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标准，使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仍接近31%。

第三，农业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消费水平提高对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增强。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约6%；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稳中有降，使食品消费价格上涨幅度自3月份开始逐月回落，促进了上半年城乡居民消费价格的稳定，为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做出贡献。前5个月，乡镇企业新增就业13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2万人。乡镇企业为扩大就业，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发挥积极作用。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势头显著，1~6月，全国县级以下地区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1 %，城乡市场增速差距由去年同期的5.6个百分点缩小到3个百分点，相当于9亿农民每人比去年同期多消费了110元。农民消费增长已成为国内需求扩大、依靠国内市场支撑经济增长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2.面对经济危机，农村市场是拉动消费的主战场。

出口不行了，投资难以持续，要保持经济增长，必须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靠城市，由于城市受金融海啸的影响较大，其增长必然有限。所以，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在八亿农民身上下功夫。2008年，全球市场遭受重创，国家将保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了消费，特别是农村市场消费。城镇化和低收入是 农民消费总量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分析农民收入结构，2009年，农民增收主要 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国家加大向农民的转移支出力度，工资收入会受经济 危机影响，财产收入受益于土地新，但短期难以明显改善。对比2007年农村 1995年城镇的支出结构，由于收入水平相当，衣食电器的生产商和 渠道是农村市场启动时的最大受益者。

如何让农民致富，我认为有两个办法:一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让农民实现增收。但农产品价格不能急涨，考虑到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只能一步一步的逐渐提高，所以，此方法可以让农民致富，但不能让农民暴富.二是，直接增加农民的财产，让农民可以享受到财产性收入。所以，明确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把土地进一步的分配给农民，并允许其转让。这是给农民直接注入资产，所以，让农民可以迅速致富的唯一途径非如此不可。

8亿农民有了地，就有了财产，有了财产，必然可以形成财产性收入，有了财产性收入，就有了消费能力，有了消费能力，就能扩大内需，能扩大内需，就能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国民经济能持续增长，就能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竞争力，能提高中国的竞争力，就能增加中国的实力。

所以，只要有八亿农民在，强国可望，崛起可期。也正因此，面对金融海啸的复杂局面和种种不利因素，国人应该保持信心。在国家放宽宏观调控、拯救楼市、增加投资的利好政策支持下，我们只要能坚持到农民兄弟富起来的那一天，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然后转危为安，再然后，只能是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之局面。

三、迎接挑战,开发机遇

1.政府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缓解经济危机的领头羊.日前，国务院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中,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对农村经济应对经济危机问题的重视。在具体推进农村发展和促进农村需求方面，应着力推动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要借中央财政加大投入的时机，加速全面建立农村社保体系，打消农民增加消费需求的后顾之忧。

二、各级政府一直力图推动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来带动全面经济增长，但效果并不明显，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居民收入上升较慢，预期收入和收入增长的来源也不确定。应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并实施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农业保护政策和农民收入保障政策，在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农产品运输等方面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在经营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方面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农民收入保障政策。在培育农业技术和农村人才、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等方面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农业保护财税政策。

三、此次国际经济危机，导致我国出口受到一定影响后，扩大农村内需市场，成为各类型企业的必然选择，也应是各级政府积极推动的方向。日前，财政部、商务部正式下发《家电下乡推广工作方案》，对实施地区农民购买财政补贴家电下乡产品，国家财政将比照出口退税率，直接补贴农民消费者。

四、要有效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潜力，还必须为广大农村地区提升和拓展需求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如电力及其他能源的供给能力和供给设施、交通条件、通讯设施等。政府和国有企业对于这些建设项目可适当地予以补贴，电力、能源、交通、通讯等企业也可以采取差别性定价策略——以比城市低廉的价格向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供给这些产品及服务。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部分沿海出口企业因生产经营困难而停工或关闭。从去年底开始，已有大量农民工返回了家乡。据说，此次中国农民工的大举返乡，与往年“候鸟式”往返不同，很多农民工如果在春节之后回到城市，并没有一份有把握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因此，许多人都试着选择在家乡找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去年，全国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大概是1.3亿人。据测算，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人数达2000万。

多年来，我们一直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当宏观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大量的农民被吸引到城市里来；而当宏观经济一旦恶化，最先遭受打击的就是农民工，大批农民工被迫回到农村。让农村成为城市经济荣枯的蓄水池，对农村和农民而言这显然不太公平。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次农民工返乡带回来的不仅仅是就业压力，可能更多的还有潜在的社会压力。因为，农民工返乡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收入的减少，由于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都没有，所以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虽然大部分农民工在家乡多少还有一点土地，短期内他们的基本生计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但是如果在较长时期内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没有得到改观的话，对输出地的社会稳定和发展都将可能会是一种挑战。

因势利导让“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变.扩大农民就业要有新思路、大思路。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2009年就业形势趋紧，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而在就业大军中，农民工就业又成为重中之重。年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公益性就业岗位要尽量多使用农民工”。今年，促就业成为与保增长同等重要的命题。

眼下出现大量农民工返乡，也让我们得以再次思考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如何使用这一课题。今年中国经济既要保增长，同时也要调结构。怎样让农民工现在既要有生计，未来还能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变化？答案并不仅仅是简单地给他们找份工作。大部分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对市场情况缺乏了解，更无法准确预计就业的前景，这些更加重了他们对金融危机的恐慌。增强农民工对今后的信心，重要的就是要为农民工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尤其是农民工大量输出的地方，应该给予能大量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更多的扶持力度和创业空间。对返乡农民工群体，政府也应该提供更完善的市场信息咨询服务，帮助农民工提高再次就业的成功率。而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还需要加大他们的技能培训力度。毕竟，与外出务工相比，返乡创业对管理、经营、组织等综合能力和素质有着更高的要求，而这些正是大多数农民工所缺乏的。

对中国经济来说，金融危机是危中有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使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以往的那种以“打工经济”为主的格局向以“创业经济”为主的格局方向转变。

及时制定国家扶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长效机制.农民工返乡从另一个角度讲为我国农村地域经济的大发展注入勃勃生机和持久活力，极大地拓宽了农村转移就业的渠道，成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有效途径，成为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政府应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明文彰显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扶持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在工商登记、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税费、创业培训、人员招聘、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优惠，使农民工回乡创业同招商引资一样享受同等甚至更为优惠的待遇。

通过进一步放宽政策、强化工作措施、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优化创业环境，切实解决好农民工回乡创业普遍存在的资金、场地、技术、人才、服务等问题，努力构建等竞争、充满活力的创业机制和全方位的创业服务体系,鼓励、支持农民工回乡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应鼓励多种形式创业，鼓励外出农民工回到户籍所在地创办各类企业、兴办各类专业合作组织或从事个体经营等。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本地经济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指导和帮助回乡农民工选准选好创业项目。

应明确扶持重点，鼓励、支持回乡创业农民工进入科技创新型、资源综合利用型、劳动密集型、农副产品加工型、现代服务型等产业或行业。积极引导回乡创业农民工主动接受大中型企业的辐射带动，创办为大中型企业服务的配套配件企业；围绕高科技产业终端环节或外部配套产品生产，发展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在运输、商贸、餐饮、娱乐等领域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着力发展文化产业、现代物流、社区服务、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利用农村资源优势，发展农副产品加工、规模化种植养殖、特色农业、传统手工艺品制作和编织业。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应坚持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的原则，进一步清理和规范创业涉及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许可、审批和办证手续，大力推行联合审批、一站式服务、限时办结和承诺服务等制度，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为农民工回乡创业开通“绿色通道”，提供及时、高效、便捷的服务。

同时，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也要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为此，各地应加快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大力推行信用证制度、农户联保贷款制度，拓宽农户小额信贷和联保贷款覆盖面，加大对回乡创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放宽小额担保贷款条件，降低反担保门槛和贷款抵(质)押标准，积极给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2.中国经济未来的脚步从这里开始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不少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这一方面反映出我们过去所依靠的劳动密集型兼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模式，在全球经济危机冲击前的脆弱，另一方面也反映

出我国巨大的人口数字，决定了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为了帮助农民工度过金融危机时的艰难，我们反而要加大这一产业的比例，以促进就业。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最担心两件事情，一是农民工返乡问题，二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如何安置好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牵动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心。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工数量大、流动性强，更重要的是这支1.3亿人的劳动大军，是推动中国经济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他们用辛勤的劳动改变着一个又一个城市，他们用巨大的付出支撑着中国制造的基础，他们用并不丰厚的收入换回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当我们在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时候，在降息减税，加紧提振房地产业、汽车业的时候，更要倍加呵护返乡农民工这支劳动力大军。因为默默无闻的他们和众多企业一样，都是中国经济所拥有的宝贵资源。信心比黄金更宝贵，我希望各地密集出台的就业新政，变成今后一种一以贯之的制度。只有这样，返乡农民工才能在危机中坚守自己创业的信心。记得温总理在与重庆的返乡农民工座谈时，勉励他们：“冬天总会过去，春天总会来的，太阳也总要出来的。”

客观地说，这次大批农民工返乡，也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经济仍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而且东南沿海地区的打工经历，也让这批农民工的劳动素质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他们依然是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如果通过转化，使内地的中小企业也能像之前的沿海地区一样，利用自身的优势兴旺发达起来，农民工们即使回到家乡，他们仍然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一年之计在于春，广大农民工何尝不需要出门挣钱？但经济危机又加剧失业几率。折腾得农民工出门也不是，不出门也不是。城乡各级政府要积极联手互动帮助农民工收集用工信息，安排出行计划和就业上岗，做到有的放矢，不放“空炮”、不盲目流动。我认为，荆州市的城乡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穿针引线”。

第一、广大农村基层政府要充分发挥地方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特色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商业等项目，就地“造血”谋发展，让广大农民工不出门就有事干、有钱赚、有奔头，改变以单纯出售劳动力为生的窘状，从而减缓农民工盲目入城，减少民生疾苦。对农民工负责、对城市负责也是国家赋予的光荣使命。第二、城市各级政府要积极主动与农村基层政府联合，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标牌等，向广大农民兄弟宣传各个城市用工信息、就业形势和经济走向，让农民工在家就“心里有数”，而不会“飞蛾扑火”。第三、城市在大力宣传就业形势的同时，积极与各用工单位联系，免费为农民工举办大型招聘会，实现就业最大化，分解盲目而来的农民工大军，及时做好农民工属地管理和困难救助。“衣食得安”是构建和谐的基石；放任农民工困苦云集，就是给城市制造“双重杀伤”。

结论:

截至目前荆州有756个农民工返乡创办企业，投资超过14.9亿元，带动了本地农村劳动力就业4.47万人。面对返乡农民工，我们的政府可以把这看成是一次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机遇，而不仅仅是压力和负担。或许，荆州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就是从这次大批中国农民工返乡的脚步声中开始的,靠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腾飞的.

第五篇：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影响研究

在90年代，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决策之所以尤其重要，一是因为资本市场在90年代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影响着货币的供给和需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的工具；二是因为资本市场对经济的作用和对币政策四大目标的影响在增强；三是因为资本市场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其发展、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传导

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一、货币政策的发展趋势

货币政策所包含的范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货币政策是指政府、中央银行以及宏观经济部门所有与货币相关的各种规定及采取的一系列影响货币数量和货币收支的各项措施的总和。而现代通常意义的货币政策所涵盖的范围则限定在中央银行行为方面，即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

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变革货币政策，使之能更加有效地对企业和资本市场相适应。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但是，货币政策并不能直接作用于资本市场，而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经济变量来间接影响股权价格和实体经济的，这就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变革与操作的复杂性。货币政策间接影响资本市场时，资本市场必须首先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企业参与而并非个别企业参与的资本市场；二是相对完善的运作机制与丰富的金融产品；三是经营处于严格的法律、法规监督与约束，真正意义上体现公正、公平、公开原则。中国的资本市场无论从规模还是成熟程度来看都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譬如，利率变动并不能撬动资本市场运作，但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中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将来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货币政策的中介或操作目标应从货币总量转向利率

由于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经济与金融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货币总量目标并不能在短期和中期里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可靠的数量指导。进入90年代以来，许多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废除了货币总量目标，转而实行通胀目标或利率目标。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利率是最具稳定性的一个经济变量。尽管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人的寿命在延长、经济组织在变迁、金融市场在扩张和深化，利率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内。

利率具有即时性、可测性和可控性的特点，因而能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佳操作目标。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能够通过资金供求双方不断变化的交易及时地反映出来，利率的变化从根本上说能反映着经济的动态。利率的变化也能及时地被中央银行所观察到，而对货币总量却只能作事后的统计。由于市场的深化和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加大，利率和汇率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将增强，因而中央银行也易于通过改变官方利率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使利率向合乎意愿的方向和水平变动。

尽管货币总量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或操作目标有其局限性，但作为一个经济分析工具和货币政策的参考变量依然有其重要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废弃了货币总量目标后仍然要定期地公布货币状况统计指标，货币政策制定者仍然密切地监管着货币状况总量和银行放款的发展。一些金融市场的改革远未完成、市场化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国家仍然在实行货币总量目标，如中国（m1和m2）、俄罗斯；韩国和巴西仍然在制定指导性的和相当广义的货币目标。

（二）、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价格水平应包括股票等资产价格在内

虽然货币供应量与一般物价水平间的稳定正相关关系由于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被打破了，但货币供应量与广义价格水平间的正相关关系依然是存在的。当货币供应量超常增长时，通货膨胀并没有消失，而是从实体经济领域转向资产市场。

股票价格的暴涨，无论其原因是什么，都无疑是受货币供给量的超常增长所推动的。正如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引起实际经济中商品价格膨胀一样，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资产必然引起资产价格的膨胀，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惟独关注消费物价水平是错误的原因，它们需要对资产价格保持密切的关注。在80年代后期，美国迅速的货币增长首先显现在资产价格上，但它却被忽视了，因而通货膨胀被扩散。因此中央银行既要监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也要关注资产价格的走势。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央银行如何编制广义价格指数。不同构成要素的权重一般与美国的经济结构相一致，消费和生产价格的变动占总指数的权重约4/5，房地产约15%，股票价格为5%。尽管股权价格的权重微不足道，但根据carson总价格指数计算，美国在1997年里广义价格指数已上升了6%。

在动态的角度看，资本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动态比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价格动态更具不确定性和高波动性，这使测量和会计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从定量的角度来看，不仅各种资产在同一时期或同一时点

上的价格变动水平存在差异，而且相对于gdp的比重各不相同；从定性的角度来看，不同资产价格水平的变动对实现经济的影响程序和性质是不同的。因而仅仅以经济结构为基础来确定不同资产价格变动在广义价格指数中的权重并非完全精确和科学。

（三）、研究对股票价格变动的政策反应框架

如果中央银行把股票价格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一个构成要素，并对股票价格做出反应，就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估股票的真实价格，即把股票价格变动中基本经济因素支持程度与投机泡沫精确地区分开来。究竟用什么方法来计算股票的实际价值在理论界颇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股票的实际价值就是每股所对应的净资产；另一种观点认为，股票的实际价值就是它能为其持有者带来多大的回报(包括分红和股价回报)。从根本上说，股票的价格反映的是公司当前和预期未来的盈利能力，是投资者对其未来预期收益的贴现值。每股净资产与公司盈利能力并不是等同的，它们之间也并不必然是一种线性关系。没有多大实际价值的股票也能通过炒作获得资本利得。

股票当前的盈利能可以由市盈率(价格／收益比)来度量，然而，有许多因素影响着投资者，从而也影响中央银行政策制定者对股票价格的正确评估。一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变化影响对当前股票收益的计算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二是股票价格的过高上升降低了公司的相对费用支出，这反过来也容易导致收益报告偏高的会计核算问题更为更重。三是上市公司采用某些会计核算手段来掩盖公司的劳动力成本或提高当前盈利水平，进行虚假信息披露。

其次，当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山现平稳下降时，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却出现持续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从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来看，中央银行应当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从股票等资产价格的变动趋势来看，中央银行应当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当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如果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指数的下降并不是由于货币供给量的减少引致的，而是由于技术创新、全球性商业竞争和贸易自由化促成的，那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会推动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指数的上升，反而会推动股票等资产价格的进一步攀升，形成更大的经济泡沫。

二、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资本市场对传导机制的影响

全面深入地分析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是中央银行有效制定的实施货币政策的必要前提。在市场经济中，中央银行主要是通过市场操作调控官方利率来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的。

官方利率的变动首先直接传导到其他短期批发贷币市场利率如不同期限的货币市场工具利率。银行根据政策利率的变动来调整其标准货款利率（基准利率），并很快影响可变抵押贷款利率。储蓄存款利率也会随之发生某些变化，以保持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间的合理差额，这个差额不仅仅是对政策利率变动的反应，而且是根据市场变动着的竞争状况而随时变化。

官方利率的变动对长期利率变动方向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是因为长期利率受当前和预期未来短期利率平均值的影响。因此，长期利率的变动取决于官方利率变动对未来利率预期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最重要的是官方利率变动对长期利率的实际效应，部分的取决于政策变动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

官方利率的变动间接地影响着资本市场上债券和股票的市场价格。债券的价格与长期利率负相关；因此，长期利率的上升将降低债券的价格。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通货膨张预期不变)，较高的利率也会降低股票的价格。实际上，官方利率的变动是从两个方面来间接影响股票价格动态的，一是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各种金融工具的相对价格水平来影响资金供求的结构；二是作为一种政策信号改变投资者对经济的未来预期而反映在股票的即期价格之中。

股票价格水平的变动又通过改变居民、企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进一步将贷币政策意图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去。居民、公司和银行的初始财务状况，包括财务杠杆的程度，资产与负债的构成相对外部融资尤其是银行融资的依赖程度，在货币政能够改变居民、银行和公司的财务状况，并由此影响其投资或消费决策。当股票价格上扬时，一方面，财富扩张效应使居民、公司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增强，从而提高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公司的投资需求和融资能力、银行的放款能力，社会总需求的提高会推开潜在产出水平，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自然失业率；另一方面，通过价格信号机制的作用来改善资源配置和通过产权交易与债权约束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从价格水平的角度来看，股票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可能使消费者扩大消费开支，如果这种总需求超过了社会的潜在生产能力，或者说经济已经接近充分就业状态，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推动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上升。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商业竞争的全球扩展促进了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下降，因而对于传统或成熟产业来说，买方市场的主导地位将是长期趋势。即使是本国相对短缺的商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也会因大量廉价的外国商品涌入而显得相对过剩；传统的引起通货膨胀的供给冲击和石油等初级产品也可能因替代产品的出现而很难推动一般商品价格的攀升。此外，在—定的分配格局、预算约束和特定时期下；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可能存在一个自然边界。因而股票价格的持续上升未必一定能推动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

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效率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资本市场在经济中的规模。当货币政策能改变居民、公司和银行的资产与负债的价值时；对总需求的影响主要依赖于资产组合的初始构成。在金融发展处于早期和中期发展阶段的经济中，大多数储蓄是通过国内银行体系来中介的，居民和公司资产组合中的相对较小部分被投资子其价值随市场条件变动的股票中。当资本市场获得重大发展后，投资者的资产组合更加多样化，并且股权在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因而投资者对货币政策行动的敏感性增加，而这种敏感性因资本市场的规模巨大而对经济的影响也相应增强。

2、资本市场内部及其与其他金融市场间的竞争程度。原则上，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加速货币政策冲击的传导。因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为资金需求者在银行体系之中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增加了资金需求者获得替代融资的途径，由此促进了银行部门内部的竞争程度和各种金融市场的深度。充分发达的、竞争性的资本市场通常比银行主导贷款和存款利率更能对政策利率的变动做出灵活反应。机构投资者和金融的放松管制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这种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包含股票和不同期限的政府债券，以及短期票据(它们是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变动能迅速地通过国内证券市场传导扩散。这使得借款人和放款人对最直接受中央银行影响的短期贷币市场利率变动所做出的反应敏感性增加，从而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银行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对货币政策行动的调整程度与速度。

3、债务市场与股票市场或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的—体化程度。当金融市场处于分割状态时，投资者因为制度约束难以对政策利率变动所引致的各种金融工具的成本与收益的变化作出灵活的反应。而当债务市场与股票市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一体化时，资金能在不同的市场间迅速流动，货币政策的传导就更为复杂，也更为迅速。例如，中央银行提高短期利率的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引起居民把其储蓄从股票市场转移到正式的银行存款中。

4、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的价格基本合理地反映了基本经济因素，二是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所有可得信息，包括货币政策意图的信息反映在资本的价格中，而这种新形成的价格信号能影响资源的配置。

5、宏观经济环境和投资的预期。例如，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被投资者预期为它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则可能导致长期利率的上升，债券和股票价格的急剧下降，因而资本市场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反应可能是收缩的，而不是扩张性的。相反，在一个高且不断增强的通胀条件下，一个急剧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有助于恢复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降低长期利率，提高债券和股票的价格。

（二）资本市场发展削弱了货币供应量指标的效力

在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下，货币供应量指标是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中央银行从1996年起，每年提出贷币供应量达量的调控目标，并通过各种政策调控措施使货币供应量达到预定目标，进而为实现政府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服务。近年来，货币供应量指标不仅为央行高度重视，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是什么原因使原来被金融理论界一直看好的货币供应量指标的效力减退了呢?从笔者所掌握的理论信息看，学者大多从现行的银行结售汇制度、商业银行的资产经营行为、货币流通速度等方面寻求解释。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但人们或许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

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供应量指标效力的影响，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使金融“脱媒”现象愈来愈突出。有关资料表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比1993年为0.04:1，2000年则上升到0.11:1。而且毫无疑问，直接融资的比重还将进一步上升。一些优良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解决而不再依赖于银行贷款，从而使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商业银行的优良客户减少，贷款意愿下降，贷款增长幅度趋缓，成为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制度下，直接融资规模主要由证监会控制，进入直接融资领域的货币量有多少，其对货币供应量变动究竟有多大影响，中央银行难以准确预测和把握。二是资本市场吸纳了大量货币，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能相应地转化为名义需求的增长。在资本市场没有跻身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时，整个商品世界表现为两极：一极是货币商品，一极是实物商品与服务商品，两极之间的对应关系是较为清晰的。而在资本市场面世且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情况下，整个商品世界已经由两极变为三极：一极是货币商品，一极是实物商品与服务商品，一极是金融商品。原来追逐实物商品构成对一般商品需求的货币，现已有很大一部分转入状况不仅导致了货币需求结构的不稳定，使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被削弱，而且也使货币供应量与一般商品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弱化和变得复杂化，因之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引两者出现背离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果将其它影响物价水平的因素存而不论，则货币供应量应用于证券投资的部分越大，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的相关性越低。三是影响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一定时期的货币供应量，是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货币乘数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控性。—般说来，制约货币乘数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即现金漏损率、存款倍数、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前两个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当证券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大高于储蓄利率时，居民的储蓄意愿下降，储蓄存款中的很大一部分会以现金形式漏出银行流人市场。尽管目前普遍推行的存折炒股和“银证通”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现金漏损，但市场发展对现金漏损率的影响无论如何是不应低估的。现金漏损的频率和规模，随市场行情变化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谓存款倍数，是全部存款与活期存款之比。在现行的股票上网定价发行方式下，居民的投资行为会使，一部分广义货币转化为狭义货币，同时，企业申购新股或在二级市场交易股票时产生的客户保证金问题，又会使——部分狭义货币转化为广义货币。除此之外，两种货币之间还会有其他一些转换渠道。这种转换的频率和规模的不确定性，也使存款倍数的变化方向和发育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兼备收益性和流动性的新的金融工具将不断被催生出来，货币供应量的序列将逐步延层次结构也将愈来愈丰富和多样化，这无疑会使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测性和司控性进—步下降。

新股和基金的发行影响着央行的货币供给。1995年以来，新股发行基本上采用交易所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而在巨额申购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存款。每当有新股发行时，银行企业存款数额大幅度下降，证券公司的同业拆借大量增加。反之，亦然。这种状况给货币供给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是新股发行规模与频率的变化使企业存款流出和流回银行的部分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狭义货币经常性的，甚至是剧烈的起伏波动。同时，按照央行的现行规定，包括法人机构申购新股资金在内的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是要计人广义货币m2的，而这部分资金实际上是狭义货币m，的—部分。这部分资金在银行账户与证券公司保证金账户之间的频繁移动，也给准确地计量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带来了困难，从而削弱了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测性。二是证券公司同业拆放规模的变动，直接影响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规模，进而影响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水平的变动。而根据一些专家的回归分析，1998年以来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与广义货币m：呈现明显的逆相关关系。由于证券公司的同业拆放规模难以确切把握，因而其对拆借利率、回购利率以至广义货币m1的最终影响程度有多久，也很难搞清楚。两种后果归结到一点，是加大了央行调控货币供给的难度。

和新股发行一样，以华安创新基金发行为标志的开放式基金的面世，对货币政策亦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从投资者可以自由申购和赎回的角度看，开放式基金具有与银行活期存款相近的流动性。随着开放式基金发行规模的逐步扩大，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将成为一种经常性的金融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对银行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的分流效应将愈来愈明显，现金、狭义货币、广义货币等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的换位和规模变动出将愈来愈频繁。投资者基金投资需求的变化，有可能导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此外，为了使基金公司有足够的流动性，应对投资者赎回的压力，银行必定要对基金公司发放贷款。不过，受基金公司现金保有量及组合资产的变现能力、投资者的赎回数额、市场行情走势等因素的影响，这种贷款规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显然，这两个因素影响着央行的货币供给。

三、资本市场增加货币政策有效性

资本市场发展拓宽了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导致货币政策的影响对象多样化和实施过程复杂化，现行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效力减退，并因此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其实，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的这种挑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金融体制转轨使货币政策必然要面对而无法回避的。这种情况也深刻表明，在资本市场发展已经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新的金融环境下，货币政策必须与时俱进，即不仅要调控——般商品的交易需求，也应影响金融商品的投资需求；不仅要作用于产品市场，也应影响金融市场；不仅要调控实体经济，也应影响虚拟经济。对于我国的央行来说，在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间接化改革的进程中，尽快建立起与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的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已成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促进金融与经济稳步、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立足我国现实情况，央行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或许是最为紧要的。

（一）、货币政策操作应关注和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对于要不要把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曾经提出过著名的现金交易方程式的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就主张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应致力于稳定包括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以及生产、消费和服务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费雪以后的经济学家还进行了编制广义价格指数的实践。持反对观点的人则认为，货币政策应把立足点放在调控消费物价上，而不应干预金融资产的价格，否则就会影响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的实现。确实，站在客观的角度分析，把金融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央行有时会面临两难抉择。央行要调控金融资产价格，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是要准确判断股价的合理水平，从而才有可能在股价实际水平与其认定的合理水平出现过度偏离，即股市泡沫过大或缩水严重时采取政策调控措施。但正像人们对中国股市合理市盈率水平的认识大相径庭一样，对股价合理水平的认识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很难有—个一致的、公认的客观标准，因此，央行要准确作判断绝非易事。此外，产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商品与服务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存在非一致性，有时甚至产生很大程度的背离。从1999年“5.19行情”起动到2001年6月间，物价指数持续走低，但股价却节节升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如果出现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持续下降，而股价指数却持续上升的情况，央行就很难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两者中顺利地做出抉择。若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的下降是基于技术、市场竞争等因素而不是货币因素，则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行不仅无助于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反而会刺激股价的进一步上涨，放大市场泡沫。同样，若股价指数的上涨是过度投机所致，则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行在压低股价的同时，亦会削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对实体经济产生“杀伤力”，导致抑制经济增长的负面效果。不过，尽管央行把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独立调控目标在操作上存在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央行在这方面没有大的作为。实际上，当股价泡沫程度很高或缩水严重，明显偏离公司的内在价值和基本面，且已经对金融与经济运行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时，央行还是能够认知并采取相应调控措施的。因为股价水平不仅是一个数量指标，可以通过股价指数、成交量、换手率等得到反映，同时也是一个状态概念，可以通过市场人气、投资者心态等表现出来。即使一般商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发生背离，央行也不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其可以通过对两者产生背离原因的分析，找出货币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巧节并对症下药；对货币政策无法发挥效力的方面，则可以寻求其他政策调控措施的配合。从我国现实情况看，金融资产价格还不宜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但是，可以将其作为辅助的监测指标，纳入货币政策的视野。央行有必要建立与金融资产价格监测相关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市场走向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判断进而实施必要的调控行动。

（二）、央行在确定计划的货币供应量调控目标时，应把证券投资需求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在内

多年来，央行在确定货币供应量调控目标时，一直严格遵循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具体说来，就是按照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所提示的一定时期内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与货币需要量的关系，以国家确定的计划经济增长率、物价变动率为基础，并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可能的变化情况，来确定计划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马克思没有考虑证券投资需求对货币需要量的影响，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尚不存在发达的资本市场，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在我国金融生活已发生重要变化，证券投资需求已经现实地成为制约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的情况下，则无论如何不能对这一因素存而不论了。央行应通过对计划内资本市场走势的预测，尽可能准确地评估资本市场发展变化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以使确定的货币供应量调控目标值切近实际，具有较为充分的可行性。

（三）、强化间接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作用

事实上，货币政策影响资本市场也主要是借助于利率工具的作用。“9·11”事件后美国为避免股市大幅下挫，就曾在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前将利率下调50个基本点。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央行不能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短期利率进而影响整个利率结构，合理的利率风险结构、期限结构也没有生成，因而利率变动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尚不十分灵敏和充分。所以，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使利率逐步取代货币供应量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传导效应。货币政策还应保持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因为这不仅有助于维持金融资产价格和市场的稳定，而且也为进一步提高央行公信力和声誉所必需。此外，应打破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分割状态，消除资金在两个市场间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强化两个市场的沟通与联系，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四）、改善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

这是提高货币政策影响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这方面，当务之急应抓好两点：一是使市场的运行与监管规则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要以这些规则为制度规范，对市场实行“准则主义”管理，提高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这也是我们应对加入wto挑战的必然选择。二是严厉打击市场操纵,消除金融资产价格形成中的各种非市场化因素,改变金融资产定价扭曲的现象。

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影响金融资产价格进而作用于资本市场，对央行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实践创新要以理论创新为先导。只有通过周到、缜密的超前理论研究和创新，并以其理论成果指导货币政策操作的实践，才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