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法治：既济未济（一）
中国法治：既济未济
（一）“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法治的彼岸在何处？在依法行权成为各个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基本信条的地方，在依法维权成为普通民众以及民间组织的行为方式的地方。
驶过了2004年，2005年中国仍然在这条通往法治的河流上继续前行。
反腐风暴
2004年1月15日，XX省原副省长XXX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法院认定其收受贿赂517.1万元，并对拥有的价值人民币480.58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只是2004年省部级高官受到法律惩处的开端。
6月25日，XX省委书记XXX期徒刑；9月19日，曾担任过黑龙江省省长、国土资源部部长的田凤山被中纪委移交给司法机关；11月初，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被开除中共党籍；12月9日，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去年2月12日，一个名叫XXX官引起全球关注，中国检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全球追捕这位浙江省建设厅原来的副厅长。杨秀珠迄今尚未被捕归案，但她的同案人温州市原规划局副局长高云光等四名被告因涉嫌贪污罪于12月14日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受审。
早先外逃至美国的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XXX16日被美国人押解回北京，同样曾经外逃的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在5月10日被判了死刑。除卢万里外，交通系统2004年又有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章俊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牛和恩、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黑龙江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王孝慈等下台。
在政府主导经济之旧体制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权力的高含金量自然会使其进入“官市”流通且供不应求。这一年，在频频触痛人们的耳膜之后，“卖官”一词终于进入了执政党的公开话语系统：2月16日，中组部通报了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辽宁省宽甸县原县委书记商殿举、XX省蒙城县原县委书记孙孔文、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马招德等四起领导干部受贿“卖官”案件。半个月之后，曾任职于中组部地方干部局四处、后升至云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的柴王群，告别其受贿的豪宅，走进了将陪伴其12年的监牢。
一北一南两名省委组织部长被带入中纪委的办案小楼，引发了黑龙江与江苏两省的政坛震荡。“拔出萝卜带出泥”成为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刚刚被从“宝马撞人案”的是是非非中择清，又因其担任省委组织部长时的巨额受贿问题被彻查，而与韩案有密切关联的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厅长赵洪彦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也进入司法程序。
进入10月以来，原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副省长付晓光、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省高级法院院长徐衍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也几乎同时交出了手中权力。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被认定受贿460余万元，涉案者包括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章俊元、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益民、江苏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韩建林等。好范文版权所有
司法系统腐败案频发，也成为2004年反腐风暴中的一个焦点：海南省法院原副院长娄小平去年4月因受贿被捕，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于六七月份先后被中纪委“双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向江西、湖南派遣了两名学者型的院级副职前往两地补缺，而到了10月，当黑龙江省检察院和高院院长双双下台后，“两高”便只能从厅级领导中择优选任了。
2004年1至11月，中国有2856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在反腐利剑频频挥向高级官员之时，中纪委、中组部的巡视组在各地低调暗访，中共中央加强执政能力的文件与举措接二连三高调出台。酝酿13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于2004年2月17日全文公布，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一把手”，成为监督的重点对象。
2004年9月26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依法执政”的新提法颇为引人注目。提法称，中共各级组织和领导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并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是“依法执政”的核心。
如果说“领导”一词更多指向政治活动，那么“执政”这一概念显然与法治活动更为接近。其后，“党务公开”、干部任命实行全委会票决制等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做法在一些省市推行。
在中国由最高权力层推动法治进程之大势所趋下，执政党是否能够在宪法框架之内活动，最高权力是否能够受到法律的约束，是中国能否实现法治的重要前提。
第二篇：中国法治：既济未济
中国法治：既济未济
权利VS权力
2004年，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得益于“两会”上的第四次修宪。修改后的宪法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原则，终结了50多年来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
修改之后的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更多的空间，但要让中国的权力拥有者处处以宪法约束自己的行为，让普通公民学会用宪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仍需无数个案的积累。
XX洪区北陵乡下坎子村的七名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一案，把沉积多年的征地环节中的农民权利问题撞开了一道裂缝：如果承认农民是集体土地的所有人以及土地财产权益的所有人，那么在城市开发建设征用土地的过程中，农民是否只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在决定征地补偿金额的过程中，农民有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事关农民生存以及财产权利的土地方面的政策、法规、法律的出台，是否应当有农民代表的参与？
XX民于2004年12月9日一审败诉，在中国目前权力格局下实属必然，而北京市八位普通市民扳倒一项法规的事却有几分偶然性：4月12日，北京市法制办宣布：北京市一项名为《北京市外地建筑企业在京施工监督管理规定(讨论稿)》的法规决定不予出台。当该讨论稿在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时，北京市八位普通市民对此法规的主旨提出强烈质疑，最终导致了这部法规的“流产”。好范文版权所有
“关门立法”导致后遗症的现象，在2004年仍然健在。一例是民政部起草、国务院于2003年8月8日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另一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3年10月28日通过、2004年5月1日起生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两部法律(规)都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前者取消了推行多年的强制婚检制度，后者则确立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除非后者故意，机动车驾驶人要承担责任的原则。
然而，2004年许多地区自愿婚检率陡降，致使恢复强制婚检呼声又起，；而数起交通事故案中许多普通司机的当庭鸣冤喊屈，亦让人们不能不反思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法律法规，其制定过程是否必须举行听证会，让各种意见充分表达、辩论以达成共识？
10月下旬人大常委会开过之后，要求《治安管理处罚法》、《物权法》草案公开的呼声甚高。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法律即将逐渐主宰社会生活，关乎公民权利与利益的法律一定要吸纳更多的民意，真正成为权力机关和大部分公民的共识，才会有生命力。
第三篇：中国法治：既济未济（二）
中国法治：既济未济
（二）建构健康的行政权力
2004年全国人代会上，当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描绘“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法治政府蓝图时，普通民众乃至基层官员或许并未意识到，一场以转变政府职能、限制并规范政府权力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大幕已经拉开；最高行政首脑在很多场合不断传达出这
样的信念：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自授、权力无限、依赖审批制度管理社会的政府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一个有着自律意愿、亲近民意、试图与公众沟通、希望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形象正在成为政府的目标。
构建法治政府的内部动员性文件，无疑是2004年3月22日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其中包含的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现代法治政府理念，经过各级政府法制部门的宣讲，嵌入了公务员的行为指令系统。敏感的观察者注意到，国务院各部委出台规章、法规之前网上公开征求意见渐成制度。
可观的阶段性成果是2004年7月1日开始生效的《行政许可法》。这部起草六年、经过四次常委会审议才获通过的行政法律，被认为是“奠定法治政府的基石”。政府行政权力主要表现为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对行政许可的规范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官员干预经济、借机谋取私利的机会。计划经济下政府主要的行权方式就是行政审批，而《行政许可法》则清楚地规范了行政审批的边界。如果政府违反了法律规定，公民以及组织可以据此提起诉讼，这实际上给了公民监督与制衡政府行政许可行为的可诉的权利。
始于2003年SARS时期的“官员问责风暴”，在2004年刮得更为迅猛。如果说去年4月14日至1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经理马富才、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以及吉林省吉林市市长刚占标接连的“引咎辞职”，带来更多的是人们对此新制度的探索与思考，那么对公共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被高效率地追究刑事责任，则真正令中国人体会到“有权必有责”的深意——
2月20日，原XX书记XXX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执行死刑。此前一天，原河池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晏之华因犯玩忽职守罪，被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他们以此对三年前震惊海内外的拉甲坡矿特大透水事故以及81名矿工之惨死负责；
3月4日，原湖北XX山区环保局副局长XXX境监管失职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成为新刑法出台后首次因犯环境监管失职罪被治罪的环保官员；
8月24日，XX云县城关派出所原所长XX年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提起公诉。他们对年初北京密云彩虹桥“25”特大伤亡事故负有直接的责任。在此之前，密云县委书记夏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文引咎辞职，副县长王春林受到行政记大过、党内警告处分，县委副书记陈晓红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12月3日，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主任XXX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该中心西安管理站原站长、西安市体彩中心负责人XXX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张永民、吴燕华、田伟东、李智文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25”西安宝马彩票案中公务人员的责任追究由此告一段落。
2004年另一场风暴的策源地是国家审计署。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2003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中披露了国家林业局、国家体育总局、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等中央单位虚报、挪用预算资金的违规事实，还披露了淮河灾区和云南大姚地震灾区有关地方政府虚报、挪用救灾款的事实，以及原国家电力公司领导班子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调查结果。好范文版权所有
强势的审计监督对政府内部监督体制乃至反贪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监察监督以及检察监督的线索往往需要来自于公民或组织举报，那么审计署的审计却似乎更加直接，不仅能够及时发现各个国家机关以及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制度漏洞，而且成为反贪机关追查案件的有效来源：2000至2004年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全国共有3253名领导干部被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处理，1232名领导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2004年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广东南海74亿元骗贷案中，迄今有69名涉案人员已被采取司法措施；长江堤防建设工程中21名违法违纪人员受到了处理、原山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懋龙等也已被判刑；而原华中电力公司总经理林孔兴、原北京供电公司总理赵双驹案或已经审结，或进入审判程序。
第四篇：中国法治：既济未济（五）
中国法治：既济未济
（五）《物权法》：2005年最值得期待的一部法律。作为规划中民法典最早问世之第一编，《物权法》需要通过对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相邻关系等基础性问题作出准确界定，将已然入宪的私产保护原则落实在具体条文中。该法律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将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审议，并有望获得通过。
《企业破产法》：今年会再次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三读有望获得通过，因为导致这部法律十年难产的争议症结——国有企业破产的责任追究以及职工安置问题——已经基本取得各方的理性谅解。
《反垄断法》：该法目前在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中被列入于10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故欲在今年内出台已不可能。能够争取在年底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读就算功劳一件。
《公司法》：数易其稿的修改草案已经形成，正根据各方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完善，若准备工作扎实，今年有望审议通过。文秘114版权所有
《证券法》：在制定阶段曾创下审议次数之最，在其修改阶段亦同样充满变数。不过从目前各方反映来看，今年内审议通过的呼声甚高。
《反分裂国家法》：2004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出立法议案，到年底第一次常委会审议，其速之快颇为罕见，由此推断今年人代会上有可能获得通过。
《公务员法》：尽管法学界对其扩大公务员范围的规定疑虑重重，但这部法律在今年通过似乎已成定局，显然，高层深刻意识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根本力量还在于公务员
第五篇：中国法治：既济未济（三）
权利VS权力
2004年，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得益于“两会”上的第四次修宪。修改后的宪法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原则，终结了50多年来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
修改之后的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
权利以更多的空间，但要让中国的权力拥有者处处以宪法约束自己的行为，让普通公民学会用宪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仍需无数个案的积累。
XX洪区北陵乡下坎子村的七名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一案，把沉积多年的征地环节中的农民权利问题撞开了一道裂缝：如果承认农民是集体土地的所有人以及土地财产权益的所有人，那么在城市开发建设征用土地的过程中，农民是否只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在决定征地补偿金额的过程中，农民有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事关农民生存以及财产权利的土地方面的政策、法规、法律的出台，是否应当有农民代表的参与？
XX民于2004年12月9日一审败诉，在中国目前权力格局下实属必然，而北京市八位普通市民扳倒一项法规的事却有几分偶然性：4月12日，北京市法制办宣布：北京市一项名为《北京市外地建筑企业在京施工监督管理规定(讨论稿)》的法规决定不予出台。当该讨论稿在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时，北京市八位普通市民对此法规的主旨提出强烈质疑，最终导致了这部法规的“流产”。
“关门立法”导致后遗症的现象，在2004年仍然健在。一例是民政部起草、国务院于2003年8月8日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另一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3年10月28日通过、2004年5月1日起生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两部法律(规)都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前者取消了推行多年的强制婚检制度，后者则确立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除非后者故意，机动车驾驶人要承担责任的原则。
然而，2004年许多地区自愿婚检率陡降，致使恢复强制婚检呼声又起，；而数起交通事故案中许多普通司机的当庭鸣冤喊屈，亦让人们不能不反思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法律法规，其制定过程是否必须举行听证会，让各种意见充分表达、辩论以达成共识？
10月下旬人大常委会开过之后，要求《治安管理处罚法》、《物权法》草案公开的呼声甚高。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法律即将逐渐主宰社会生活，关乎公民权利与利益的法律一定要吸纳更多的民意，真正成为权力机关和大部分公民的共识，才会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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