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之狱侦特情工作研究

第一篇：职务犯罪侦查之狱侦特情工作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之狱侦特情工作研究

摘要：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实施隐匿身份的侦查。随着反腐败的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必须重新审视狱侦特情这种传统侦查方式，本文拟从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的必要性、如何选建狱侦特情及防治狱侦特情的滥用等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其能更好的为自侦部门所用。

关键词：检察机关；狱侦特情；职务犯罪

随着2013年新刑诉法的公布，狱侦特情重新引起检察界的关注，狱侦作为传统刑事侦查工作方法之一，它是指侦查机关在公安、看守所、监狱及监所检察等部门的配合下，通过秘密方式物色狱内羁押、服刑人员，用以对被羁押的侦查对象贴身查探，从而有目的的了解、掌握侦查对象的相关犯罪事实、犯罪心理等情况，并获取相关证据的侦查活动。[1]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反贪部门的侦查工作面临严重考验，亟需提高自身的技战术水平，具体到侦查手段上，有必要认真审视反贪部门很少运用的狱侦这一侦查措施。笔者试从职务犯罪侦查面临的现状着手，对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的必要性、如何选建狱侦特情以及防止狱侦特情的滥用等有关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狱侦特情措施的必要性

第一是当前反贪实践的必然需要。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持续推进，反贪部门面临的执法环境愈发严峻。一方面，贪污贿赂的犯罪手段愈发隐蔽，方式愈来愈狡猾，尤其是有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察能力以及对抗侦查的意识都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随着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识的提高，其中规范侦查活动的规定：如传唤时间、使用强制措施、律师提前介入等逐步为大众所熟悉，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大大增强，但是由于检察机关使用的侦查手段权限有限，运用侦查措施受到诸多限制，导致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侦查模式单一，侦查手段匮乏。可以说，新形势下的反贪工作面临着内外部的巨大挑战，因此，加强狱侦工作也就越来越有必要了。之前通过在审讯室里以“疲劳战”、“车轮战”、“打擦边球”来突破案件的方法已经难以奏效，无法适应当前的反贪工作形势，通过狱侦这种“以利用侦查谋略开展外围式、迂回式包抄前进的侦查模式”来突破案件已成为现实需要。

第二是深挖余罪，获取案件线索并扩大战果的必然需要。通过狱侦措施的运用，就能够获知案件情况、相关证据、犯罪嫌疑人的思想顾虑等信息，有些信息往往是无法在审讯室里获得的，这样尤其显得其价值珍贵。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有我们的战场是毛泽东同志游击战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但在当前的反贪实践中，由于分工的不同，有的反贪干警也许从来没有机会进入监管区，更不用说感受监室的氛围。当犯罪嫌疑人被送进看守所那道大门时，反贪干警就此止步了，当犯罪嫌疑人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监室来接受讯问时，面对其心态和供词的变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问号：他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他在里面究竟在想些什么？这样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监所的功能，要让它成为我们检察机关侦破案件获取线索的另外一个战场。如果忽视了监所这个战场，反贪的后续工作就没有可靠保障，串供、翻供、拒不认罪都会发生；如果忽视了这个战场，反贪工作特别是贿赂案件的查处就会越办越小，最终成为“一锤子”买卖。

第三是巩固反贪前期工作的必然需要。贪污贿赂案件由于证据的特殊性，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往往千方百计的利用各种关系网打探消息，通风报信，进行串供和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在证据上做文章，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开展好狱侦工作，就能为我们获取案件线索，及时掌握案件的进展情况及动态变化，做到防患于未然，为我们获取旁生、再生证据创造条件，有效粉碎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的企图。

二、狱侦特情的选建

狱侦特情有效使用的前提是合理选建，根据公安部制定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规定，特情人员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特情应当具有发现和接近犯罪分子的条件；二是特情应当具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三是特情应当愿意为侦查机关工作，具有为侦查机关控制使用的条件。其中浙江省公安厅、检察院与监狱管理局在2006年制定的《会议纪要》中对特情人员的要求更高，规定特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狱侦特情自身刑期应在10年以下，少数尖子特情的刑期可以在10年以上，最长不得超过15年；二是认罪伏法；三是有立功赎罪的愿望，愿意为公安、检察机关工作；四是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社会阅历；五是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和口头表达能力；六是知道或初通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2]笔者认为，职务犯罪狱侦特情的选建应当着重考虑以下三个因素：一是特情应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应变能力和社交能力，善于处理突发状况，社会阅历丰富，与犯罪嫌疑人能有共同的话题，能在同犯罪嫌疑人不断的交谈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而不被犯罪嫌疑人所察觉；二是选择的特情具有可靠的人品，值得信赖，愿意为侦查部门工作并接受侦查人员的指挥，如果特情人员不受控制和指挥，那么也就丧失了使用的价值，要坚决防止特情人员被犯罪嫌疑人策反的情况发生；第三特情人员应当具有极强的保密意识，鉴于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特情人员在与其他监管人员、会见家属时应当注重案件保密，除对特定的侦查人员透露案件信息外，不得与其他任何人有案件上的交流。同时狱侦特情人员的选建除了在押的罪犯和劳教人员之外，其他尚在侦查、批捕、起诉环节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只要条件符合，本人自愿的话，也可以作为个案的狱侦特情使用。实践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为获得从轻处罚，工作积极性往往会更高，有时反而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狱侦特情人员的选建应禁止使用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暴力犯罪的罪犯。

三、“狱侦特情”滥用的危害

狱侦特情虽然用来稳定和维护监管秩序、及时有效突破案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一旦被滥用就有诸多危害。因为在实际的刑侦过程中由于特情侦查的手段特殊与行为保密，致使司法程序与社会力量难以制约，容易产生所谓“诱惑侦查”或“警察陷阱”等效应。[3]浙江的张辉、张高平冤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一，狱侦特情制度非常有可能异化为变相的刑讯逼供。侦查人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同时避免承担刑讯逼供的责任，在“有罪推定”的心理定势思维之下，利用特情人员为获得立功的迫切心理，对犯罪嫌疑人威逼利诱，直至其承认犯罪。在这种情况下，“狱侦特情”实质上充当了侦查人员进行刑讯逼供的工具，在本质等同于侦查人员实施的刑讯逼供甚至更恶劣，因为利用“狱侦特情”实施的刑讯逼供形式更加隐蔽，很难被有效监督，即使被发现，背后主使的侦察人员依然可以辩称自己毫不知情。

第二篇：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内容提要】修改后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实施隐匿身份的侦查。检察机关在侦查实践中使用的狱侦特情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授权。检察人员应当遵循比例原则、严格管理和审批原则、秘密性原则,建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选建模式,并通过协作配合、联系沟通、反馈奖励等配套机制的完善,不断规范狱侦特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关键词】狱侦特情 职务犯罪侦查 配套机制

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在修改后刑诉法对检察机关的隐匿身份侦查进行概括授权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如何更为有效地使用该项侦查措施,是摆在检察人员面前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检察机关是否具有隐匿身份侦查权

有观点认为上述规定并非是对检察机关使用秘密侦查手段的概括授权,而是排除检察机关的使用权。“侦查章对各种侦查行为的界定中立法技术上均明确了主体,如果是准许自侦案件侦查使用的侦查行为,均表述为‘侦查人员’或者明确表述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也就是说根据现有的这种定型的立法技术,凡是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使用,或者没有明确表述为‘侦查人员’、‘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均不得使用。”⑴笔者认为,这一理解有失偏颇。首先,立法的简明价值决定了法条中应当省略赘余词语。即便不加以明确表述,侦查人员和侦查机关依然是本条规定的主体,其他人员只有在侦查人员的指挥下,才可以辅助实施隐匿身份的侦查。其次,根据对法条的体系解释原则,自侦案件的侦查程序和措施适用侦查章的规定。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适用本章的规定”,可以引申出检察机关在侦查直接受理的案件中可以采取侦查章所规定的所有侦查行为。最后,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和实施权主体是可以分离的。这一规定将隐匿身份侦查的审批权交由公安机关负责人来行使,但是在实施主体上则未作限制。考虑到实践中包括特情侦查在内的隐匿身份侦查措施,主要是由公安机关实施,或者要依靠公安机关来协助实施,本条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对隐匿身份侦查进行审批具备一定合理性。

二、使用原则:规范使用的前提保障(一)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包含适合性、必要性和相称性三个方面的内容。适合性强调的是国家机关所采取的措施要以实现法律所规定的职能为目标,并且每一个措施都有利于其法定职能的实现。从总体上看,使用狱侦特情对侦查办案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并不意味着狱侦特情在所有案件中使用都是有效果的。因此,该原则要求办案机关在个案中采取狱侦特情前,应当首先考虑使用狱侦特情对突破口供或稳定供述的有效性,只有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可能有效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后手段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实现某一职能目标时,如果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影响的话,应当选择对公民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狱侦特情的使用包含一定的欺骗性因素,使用不当将直接影响侦查破案和检察机关的诚信,只有在没有其他有效替代手段的情况下,才能考虑使用狱侦特情。相称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实施任何职权行为的过程中,其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与其保护的社会公益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该原则要求使用狱侦特情只能出于保护较为重大的利益,即在较为重大的职务犯罪中才能使用,不得滥用。(二)严格管理和审批原则

严格管理是规范使用的前提,狱侦特情的特殊身份、文化层次和利益需求,决定了必须从严管理,否则不仅无助于侦查破案,还可能滋生新的问题。实践中就曾出现过特情耳目利用管教民警对其的信任,纠集同监室其他人,在监室内称王称霸的现象。严格管理原则,要求管理人员随时掌握特情的思想动态,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罪错、监规、纪律教育,增强真诚悔过、立功赎罪意识。除配合办案需要外,对特情日常生活要进行严格管理,不得纵容特情的违规、违法行为。严格审批原则,除要求履行法律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程序之外,检察机关自身内部在使用过程中,也要建立、遵循严格的审批程序。原则上,应当由办案人员提出狱侦特情使用建议,处(科)室领导同意后,报请分管自侦的副检察长审批。(三)秘密性原则

作为秘密侦查措施的一种,秘密性原则是狱侦特情使用有效性的基本保证,一旦泄密,个案中狱侦特情的使用即宣告失败;狱侦特情手段如果广为人知,犯罪嫌疑人就会提高警惕,狱侦特情的使用同样会陷入困境。此外,秘密性原则也是保障特情耳目人身安全的必然要求。秘密性原则需要贯彻到特情的选建、使用、日常管理和工作评定全过程。在选建环节,除正式留底档案以外,一律以代号指称,特情的档案要严格保密,检察机关和辅助管理的看守所、监狱部门需要查阅的,要经分管领导审批,其余单位、人员不准查阅特情档案。在使用环节,检察机关应指派专人与监狱、看守所联系,与特情之间联系要严格遵守个别、单线联系原则,特情和特情之间不准相互联系,严禁由特情发展特情,特情管理特情。在日常管理中,应当对特情进行经常性的保密教育,确保特情在侦查过程及侦查破案后都能严格遵守保密工作纪律。在工作评定环节,将特情遵守保密纪律作为一项重要的考评内容。除内部流转的工作文书外,对外公开的文件,如法院审理减刑案件的公示文件等,应当只笼统表述特情为案件侦破提供重要线索,不得具体描述案件名称,如何提供线索等细节。

三、具体实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一)狱侦特情的选建

狱侦特情的合理选建是有效使用的前提,在选建环节主要考虑狱侦特情的自身条件、刑期条件和犯罪种类三个方面内容。

1.自身条件。(1)为检察机关工作的积极性。这是狱侦特情选建的首要条件。只有愿意积极为检察机关工作,才有可能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其他各项能力。至于具体动机,不管是出于协助检察机关打击犯罪的正义感,还是出于换取自身立功减刑机会的功利目的,都可以考虑。(2)认罪服法。真诚悔罪是减刑法定条件之一,出于后续奖励条件的兑现考虑,在选建特情人员时也必须符合认罪服法要求。(3)有一定文化素质和社会阅历。这是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取得共同话题的必备条件。(4)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可以避免自身的违法行为,同时有利于在犯罪嫌疑人面前表现出一定的权威性。(5)有较好的心理素质、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特情工作时有许多临时突发状况,出于保密要求,侦查人员和监管人员不能直接协助其处理,因此,特情必须具备较好的心理素质和相应的处理能力。(6)较为可靠的人品,值得信赖。鉴于实践中个别特情因为利益诱惑,不但未能较好服务于侦查工作,甚至被犯罪嫌疑人策反,因此,人品条件也是考察的必备条件之一。

2.刑期条件。原则上应在十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期间内的罪犯中选建。在选建刑事特情时,在刑期问题上主要应当考虑以下几个要素:(1)罪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被判处更重刑罚的罪犯,通常情况下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不易于被改造成刑事特情,为检察机关所用。因此,刑事特情的选建以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为宜。(2)工作积极性。如果刑期过短,罪犯立功减刑的积极性可能不高,不利于刑事特情工作的开展。(3)综合效益。刑事特情的选建有人员甄选、考察和培训等系列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成本投入,如果罪犯的刑期较短,能够为检察机关服务的年限就相对有限,不符合投入产出比的效益原则。

3.犯罪种类。原则上以同种类犯罪人为宜,禁止使用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暴力犯罪的罪犯。考虑到贴靠犯罪嫌疑人和情感沟通的需要,个案中刑事特情应当尽量选择与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犯罪同种类的犯罪。作为职务犯罪的特情,除职务犯罪本身之外,还可以考虑其他类似的经济类犯罪。(二)具体实施方法

1.身份设定。狱侦特情身份的设定,将直接关系后续工作方式、方法的选择,因此,设定身份需要侦查人员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慎重选择。同时设定身份也要考虑到特情自身的情况,以特情自身条件为基础,进行合理设定。实践中,可以考虑以下几种身份:(1)普通型权威身份。绝大多数职务犯罪嫌疑人没有被采取羁押型强制措施的经历,对看守所的环境十分陌生,再加上社会上一些人对看守所恶劣环境的夸张渲染以及自身原先的特殊身份和犯罪种类,犯罪嫌疑人进看守所后必然担心遭受他人的欺压。可以利用犯罪嫌疑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将特情身份设置成监室里具有权威身份的龙头老大。在监管民警的配合之下,特情以这样一种身份在日常生活中关照、保护犯罪嫌疑人,能够自然地使犯罪嫌疑人产生好感,有利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2)专业型权威身份。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与外界联系被切断,信息隔离,所涉嫌的犯罪仍处于侦查之中,处理结果尚不确定,此时犯罪嫌疑人急需向有经验和专业知识、经历的人员请教如何应对,可以将特情设计成与犯罪嫌疑人同种类的犯罪人,但是在金额上更大,次数更多,无形之中让犯罪嫌疑人感觉到特情是见过世面的过来人,有问题可以向其请教,同其商量,这样可以为特情的进一步贴靠创造条件。(3)相似身份。有相似身份、经历的人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话题,情感上能够形成共鸣,犯罪嫌疑人在新进入一个环境时,也倾向于找与其有类似身份的人交往。为此,可以针对性地将特情设计成与犯罪嫌疑人具有相似身份的人。根据案件侦查需要,可以在犯罪种类、金额、犯罪经历、犯罪前身份、文化程度等方面,选择部分内容设计成与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相似。(4)对向身份。对于受贿罪与行贿罪这种对向犯,可以根据案情需要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有意地将特情身份设置成对向的行贿人或受贿人。利用特情之口进行阐述说理,让犯罪嫌疑人了解对方在此情此景之下可能有的心理想法,以及对自己交代供述后可能产生的效果,从而减轻、消除犯罪嫌疑人交代供述的心理压力。

2.具体工作方法。考虑到特情的特殊身份,需要采用一些有别于普通侦查审讯的方法。(1)情感引导法。利用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同处一个监室关押过程中形成的情感信赖,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说理教育,促使其供述交代。侦查实践中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犯罪嫌疑人对特情产生更强烈的感激、信赖心理。如我们在办理某受贿案过程中,通过与看守所民警配合,在一段时间内限制犯罪嫌疑人的经济来源,使其在看守所的生活处于十分窘迫的状态,与其案发前丰裕的物质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后,再安排特情对其生活进行一定的关照,使其对特情产生由衷的好感,为特情的进一步教育说服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此外,部分办案人员通过苦肉计形式,让犯罪嫌疑人对特情产生愧疚心理,也是建立良好心理接触的方法。(2)配合施压法。利用特情在犯罪嫌疑人心目中的权威性,通过特情的自身经历,以身说法,给犯罪嫌疑人心理施加压力,配合侦查审讯的有效推进。由于诉讼立场、角色的差异,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给其施加压力的话语往往是将信将疑,甚至全盘否定,因此,审讯施压的效果经常大打折扣。由特情进行现身说法,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类似的身份、经历,双方更容易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特情所说的话更易于进入犯罪嫌疑人的内心。尤其是设置成权威型身份的特情,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造成巨大影响。特情通过日常聊天方式,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的顾虑之后,再有针对性地施加压力,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另外,特情可以通过与侦查人员的沟通,顺着侦查人员施加压力的主题,结合自身经历、经验进行进一步的阐述,放大侦查审讯中施压的效果。(3)信息套取法。是指侦查审讯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尚处于犹豫动摇阶段时,侦查人员利用特情套取犯罪嫌疑人内心对待审讯的看法、应对审讯打算、抗拒审讯的支点等信息。在对案情保密的基础上,侦查人员应当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原先工作单位、职务、特长、兴趣、爱好等,向特情作简要的介绍;也可以针对性地设计一些话题,帮助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取得共同话题,以便进一步套取信息。侦查人员在设定特情身份后,应当进一步设计配套的经历等细节,以及特情对待侦查审讯的态度、看法等主观信息,用作双向互动时的交流信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信任。(4)稳定供述法。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定罪的职务类、经济类犯罪,如何应对犯罪嫌疑人的翻供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狱侦特情的介入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特情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发挥稳定供述的作用:一是发现犯罪嫌疑人有翻供苗头时,在侦查人员的指挥下,通过教育、施压、比对举例等方式打消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想法;二是发掘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心理基点,及时报告,使侦查人员能够有针对性地通过讯问打消犯罪嫌疑人的念头,或者通过外围调查,补强相应证据,封堵犯罪嫌疑人的翻供退路。

四、特情工作的配套机制:辅助规则的构建(一)建立协作配合机制

狱侦工作的开展需要检察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共同协作,建立工作上的协作配合机制是相当必要的。协作配合机制应当明确各个部门的任务和职责。狱侦特情的选建由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共同审核,由监狱管理机关建立并保存狱侦特情的档案材料,看守所负责狱侦特情的日常生活管理。职务犯罪狱侦特情原则上要异地使用,由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负责联系接收的看守所后,到公安机关监管部门办理具体的异地羁押手续。使用结束后,由羁押地看守所呈报特情的减刑、假释手续,检察机关驻所检察室负责出具审核意见。(二)建立联系沟通机制

在使用狱侦特情前,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和看守所民警应当共同研究,制定案件侦查中的狱侦特情配合方案,内容包括:简要案情,特情具体身份的设定,贴靠犯罪嫌疑人的方法,需要由特情配合的具体问题、实施步骤,保密和注意事项等。狱侦特情的使用过程中,侦查人员与看守所民警要定期和不定期地交换犯罪嫌疑人和狱侦特情的情况,包括思想动态、预先设定方案的执行效果、新出现的可疑迹象、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等,对配合中出现的新问题要立即着手研究解决。

(三)建立案件讨论总结制度

在例行的一案一总结之外,使用狱侦特情的案件侦查终结后,应当组织专门的狱侦特情使用总结会议,由侦查人员和看守所民警、监狱干警等相关人员参与,对特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个案特情的选择、具体身份的设定、任务的部署、工作方法的传授、部门之间的协作沟通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总结,推广成功经验,避免存在的问题。(四)建立反馈奖惩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可以有效调动狱侦特情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狱侦工作的顺利开展。案件生效判决确定后,应当及时对特情的工作情况进行评定,对于成绩出色的,要落实奖励、兑现政策,为下一次狱侦工作夯实基础;对工作中出现问题的,也要及时予以惩戒,以避免类似情形再次发生。评定的内容包括:工作态度、工作实效、工作纪律、悔改表现等方面。严守工作纪律,确有悔改表现,为侦查破案提供重要线索的,可以评定为工作出色,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或者联合看守所提请人民法院进行减刑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对侦查工作造成影响的,撤销其特情资格;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泄露工作秘密的;谎报情况的;严重违反监规的;拒不配合工作的。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程雷:《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隐藏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载《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4期

第三篇：“狱侦特情”所获证据之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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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侦特情”所获证据之规范使用

“狱侦特情”所获证据之规范使用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告无罪的张高平、张辉强奸案中，因神秘证人袁连芳的出现，人们开始关注一个词汇，即“狱侦特情”。所谓狱侦特情，是指被侦查部门控制而在监狱或者看守所中进行搜集犯罪证据、获取犯罪信息的隐蔽力量，也可称为“线人”、“耳目”。虽然狱侦特情是一种实行已久的秘密侦查措施，但在2012年修订前的《刑事诉讼法》中，狱侦特情并不是一种法定的侦查措施，而仅由司法部发布的《狱内侦查工作规定》、公安部、财政部发布的《公安业务费开支范围和管理办法的规定》等部门规章进行简单的规定。目前《刑事诉讼法》已经将隐匿身份侦查、控制下交付这两种秘密侦查措施规定在技术侦查一节中，狱侦特情作为一种隐匿身份的秘密侦查措施，已经具备了合法的“身份”。然而，若不从程序法及证据法上对其进行规范，难保张高平、张辉案之类的错案不会再次发生。而对狱侦特情进行规范的重点问题，无疑还是与之相关的证据使用问题。因此，笔者拟对狱侦特情的相关证据使用问题进行探讨，以求从证据运用角度对这一秘密侦查措施进行有效规制。至于如何从审批、实施方面进行程序上的规制，在此不予讨论。

一、狱侦特情收集的证据类型

作为在监狱、看守所（主要是看守所）这一封闭空间内的秘密侦查手段，狱侦特情与狱外线人、卧底收集的证据类型也有所不同。除了监狱或看守所内发生的犯罪外，狱侦特情无法像狱外特情那样渗入到犯罪行为中，也无法参与或目睹犯罪行为并搜集证据信息。因此，狱侦特情通常是通过贴近犯罪嫌疑人，采用各种手段套取犯罪嫌疑人关于曾经实施某种犯罪的信息，并反馈给侦查人员。一般来说，通过狱侦特情收集的证据有如下几种：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狱侦特情与犯罪嫌疑人建立关系之后，通过各种方式使犯罪嫌疑人主动供述其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可以采取自书方式，也可以向侦查人员口头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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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在某地检察机关办理的徐某行贿一案中，侦查人员将特情的身份设定为因受贿而被关押的某公路局局长。徐某出于江湖义气，认为不应该将受贿人供出，同时也担心受贿人日后会责难他。于是他常问特情，是否恨那些出卖他的行贿人。特情告诉他行贿人当初送钱也不是为了害他，而是为了让他手头宽裕些，因此并不恨他们。徐某在特情的引导下，很快放下思想包袱，向侦查人员供述了行贿事实。

2.特情的证言。特情可以通过证言对发生在看守所、监狱内的犯罪进行证明，或者在特情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之后，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内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过程加以证明。如在张高平、张辉案中，就是通过证言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内容进行证明的。

[案例二]张辉因涉嫌强奸被关押至看守所后，特情袁连芳采取逼供等手段，强迫张辉抄下“作案经过”。在此之后，袁连芳接受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时作证证明，张辉在拱墅区看守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并告知其曾从老家驾车载一女子到杭州，在留泗路上强奸，他不是故意杀死被害人而是因为女孩子的呼救，他卡颈时不小心将女子掐死的情况。这一证言也成为判决张高平、张辉有罪的关键证据。

3.实物证据。即狱侦特情通过贴近犯罪嫌疑人并获取了犯罪嫌疑人某种犯罪的信息，通过这一信息而在狱外进行搜查、扣押获得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

[案例三]某地检察机关办理的郑某行贿一案，行贿手段隐蔽、复杂，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正面审讯难以突破，于是采取狱侦特情手段。郑某因身体肥胖，在看守所难以适应，特情主动关心郑某，并很快获得郑某的好感，通过聊天，得知郑某曾向受贿人正在读书的女儿账户中汇款5万元。特情将这一消息反馈给侦查人员后，侦查人员通过查询银行记录获取了汇款证据，并据此搜查出郑某汇款时的银行卡。

二、各类证据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分析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5条的规定，采取狱侦特情措施收集的如上三种类型的证据，均可在诉讼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而不需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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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转化”、“漂白”。但问题在于，这条规定仅是一条许可性规定，至于这些证据究竟能否具备证据能力、在诉讼中如何使用，还需要根据其它法律规范进行具体判断。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

特情及线人无论是否具备侦查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都不可否认其“国家性”特征，也就是说，特情、线人是国家追诉机关“手足之延伸”。[1]在通过特情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情形中，实际上等于将追诉机关的讯问行为延伸至特情，在这种情形下，国家追诉机关必须承担对特情的控制及监督义务。因此，判断犯罪嫌疑人供述有无证据能力，依然要以规范讯问权力的法律条款为依据。在秘密侦查中，无疑会免除国家追诉机关的部分义务，主要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告知义务。但在秘密侦查中侦查人员及特情人员依然要遵守其它保障供述任意性的法律规范，不得违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因此，特情在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过程中，虽然难免采取一些欺骗、隐瞒手段，但底线是要保证犯罪嫌疑人自愿作出供述，不得采取刑讯等非法手段，否则所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就将被排除。

在狱侦特情措施下获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对其证明力判断要尤为谨慎。即便通过审查，认为特情未采取违法逼供等措施，犯罪嫌疑人供述具备证据能力，也不意味着这种供述就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看守所、监狱这种特殊环境下，犯罪嫌疑人本身就具有较大的心理压力，即便特情未采用暴力等方式逼供，但也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定的欺骗或威胁手段，这都会使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真实性受到影响，而且特情手段的使用是否超越了合法界限，往往难以进行证明。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必须进行仔细甄别，且必须有足够的补强证据尤其是实物证据对其真实性进行补强。

（二）特情证言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

特情证言是否具备证据能力，在何种待证事实上具备证据能力，要根据证言的内容来进行具体判断。如上所述，狱侦特情的证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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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样态：（1）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内容；（2）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过程；（3）证明监所内的犯罪行为。

如果特情证言是为了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内容，如上述案例二中袁连芳证明张辉在看守所供述的作案过程，那么这种证言只不过是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复述而已，和犯罪嫌疑人供述实际上是同一种证据，并非“证言”。因此，这种特情的证言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问题，就等于犯罪嫌疑人供述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问题，要根据如上的法律标准进行判断，另外，还要根据证人是否具备作证能力来进行判断，若证人不具备作证能力，则其转述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也不具备证据能力。

正因为如此，对于上述的特情证言，只能视为犯罪嫌疑人供述之一，而不能将其作为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补强证据，否则就产生了证据进行自我补强的谬误。而在案例二中，法院在判决书中，将袁连芳的证言单独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重要证据，并以此对张高平、张辉的有罪供述进行补强，就是犯了这种错误，且法院最终依据这两项证据对张高平、张辉进行定罪，导致了这一错案发生。这种证据的“自我补强”实际上相当于没有进行口供补强，而是仅凭口供定案，很容易导致错案。因此，对于这种证言只能将其作为犯罪嫌疑人供述使用，在犯罪嫌疑人有多次供述的情况下，可将其作为供述之一，与其它供述进行对比，但切不可将其作为补强证据使用。

若特情证言是为了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作出过程，则是相当于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真实性、合法性的一种旁证，如在河南的马廷新案件中，特情袁连芳证明马廷新在看守所的自首材料是其自己所写的证言。这种证言本身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而只能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起到一定的证明作用，因此一般来说，只要特情具备作证能力，这种证言是具有证据能力的。

但是由于特情的特殊地位，对于这类证言的证明力要审慎判断。因为采信这种证言，就意味着更有可能采信犯罪嫌疑人供述。因此不能对这种特情证言偏听偏信，而必须有其它证据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否则就有可能导致错误采信犯罪嫌疑人供述而造成错案。在马廷新案中，就是因为采信了袁连芳的证词，才导致作出错判。另外，这种证言只能作为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旁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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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作为补强证据对口供进行补强。因为根据补强证据的要求，补强证据应当具有对主证据的客观性和主证据证明的案件主要事实的客观真实性的双重证明作用。正是因为如此，补强证据的证明对象与主证据的证明对象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性，也只有二者的证明对象存在一定的重叠性，才能够相互呼应，避免错误认定事实。[2]而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过程的特情证言并非是对犯罪嫌疑人供述内容的证明，而仅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如何作出的供述，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证明内容并不重叠，因此这种证据不符合补强证据的要求。在诉讼中，这种证言只能用于判断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及真实性，而不能用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补强证据。

另外，特情的证言还可以证明在看守所或监狱发生的犯罪，此时特情的证言与一般的证人证言一样，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其证据能力及证明力的审查判断，也按照一般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方式进行。

（三）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

实物证据是较为客观的证据。因此，在使用狱侦特情的案件中，应当尽量通过特情而收集到相关的实物证据，如凶器、尸体、账户等。对于这类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要根据特情收集证据使用的手段、证据的重要性来进行判断。若特情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欺骗或威胁方法，但并未超出合法性底线，且依靠犯罪嫌疑人提供的信息而准确的提取或扣押到相关实物证据，那么，这些实物证据就具备证据能力。当然，在侦查人员搜查、扣押过程中，依然要遵守法定程序，否则也可能导致实物证据失去证据能力。

虽然实物证据相对较为客观，但并不意味着其证明力就必要高于其它证据。在使用狱侦特情的案件中，要防止根据特情提供的信息而“按图索骥”的进行证据“凑数”。这就要求在根据特情提供的信息进行实物证据的收集时，不可凭主观臆断而创造证据，更不能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伪造证据，造成证据印证的假象。必须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客观、全面的进行证据收集，保证所收集的证据是生成于案件事实的。若能提取到隐蔽性较强的证据，则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可以采信犯罪嫌疑人供述和实物证据。若无法根据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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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供述收集到相关实物证据，则说明犯罪嫌疑人供述或特情提供的信息有疑问，需要进一步进行核实。在法官审查判断证据时，不可仅审查实物证据是否与犯罪嫌疑人口供相印证，因为在狱侦特情的案件中，这种印证往往也并不可靠。因此法官更需要审查实物证据的来源是否可靠、是否生成于案件事实、相互之间是否有矛盾之处，在排除合理疑问之后，才能采信实物证据。

三、在庭审中的使用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依该条规定，在狱侦特情案件中，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既可以在法庭上正常的出示、质证，也可以采取保护措施进行出示和质证，甚至由审判人员进行庭外核实。但因保障特情安全、维持特情有效性的需要，控方在大多数案件中都不会将特情公开，因此在狱侦特情案件中，证据的使用问题尚需要具体分析。基于狱侦特情的特殊性，在相关证据的调查中，应当在直接言词原则与特情的保密需要之间进行权衡，尽可能在保障被告人对质询问权的同时，也不对特情的安全造成危险。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使用

在法庭上出示通过狱侦特情而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时，若该供述是像案例一那样通过正常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犯罪嫌疑人也未当庭翻供，并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前后一致，有其它证据能够补强，就表明犯罪嫌疑人供述具有自愿性和真实性，此时就无须传唤特情出庭作证，也无须在庭外对特情的取证行为进行调查核实。若在庭审中虽然犯罪嫌疑人并未翻供，但发现通过特情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与对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作出的供述存在不一致或矛盾之处，就有必要传唤特情出庭，对特情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调查。[3]在案例二那种公开使用特情转述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传唤特情出庭作证。在特情的身份并未暴露的情况下，出于保障特情安全的需要，在无法以其它方式保障特情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不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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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出庭，而由法官进行庭外核实。庭外核实可以采用询问特情、查看监所录音录像等方式进行。在进行核实时，可以让控方辩方均在场，但前提是要通过签订保密协议等方式，让辩方对特情身份等情况承担保密义务。若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或者不符合法定的指定辩护情形，法官可以指定律师参与庭外核实过程。若因案件保密需要，在进行证据核实时不能让辩方在场，必须在核实后由法官向辩方说明核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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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狱内侦查工作

狱内侦查工作实践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监狱法》第六十条规定；“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刑事诉讼法》第225条规定，“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监狱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这些是确定监狱侦查主体地位的法律依据。然而，《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的规定主要是根据公安机关的工作实际制定的，而且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缺少进一步的实践与理论总结，在狱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对于监狱如何具体行使侦查权的问题，没有进一步符合当前形势发展的规定。为了保证监狱充分、正确方'案,范'文'库欢,迎您1采 集地行使侦查权，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监狱侦查权及其行使在实践中面临的相关问题。

一、关于监狱的侦查范围

现行法律关于监狱侦果范围的规定有三条．其一是《监狱法》第六十条，该条规定：“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其二是《刑事诉讼法人第二百二十一条，该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其三是《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该款规定：“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侦查。”但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服刑期间的罪犯在监狱场所外犯罪的案件、罪犯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的案件、罪犯的漏罪是共同犯罪的案件的侦查管辖问题。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加以研究和确定。

（一）罪犯在监狱场所外犯罪的侦查管辖

罪犯在监狱场所外的犯罪指罪犯脱逃或失控后在社会上实施的犯罪、围绕罪犯在监狱场所外犯罪的侦查管辖，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罪犯在监狱场所外犯罪的案件应由监狱侦查。其根据是《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该条规定．对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时，由执行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处理。第二种观点认为，罪犯在监狱场所外犯罪的案件宜由公安机关侦查。这种观点认为，尽管法律也赋予了监狱侦查权．但监狱毕竟不是国家专门侦查机关，其侦查范围宜限于监狱场所内，否则，会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发生冲突、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都有失偏颇、对罪犯在监狱场所外的犯罪案件的侦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罪犯脱逃后在社会上重新犯罪作案。由犯罪地发现的案件。它由犯罪发现地公安机关侦查。这样，既有利于案件侦破，又可起到威慑犯罪分子的社会效果。如果由监狱进行侦查，无论警力调配、取证，还是使用强制措施．都缺乏方,案,范'文库欢 迎.您4采6集可行性。对于罪犯脱逃后在社会上重新犯罪作案．而重新入监后发现的案子，宜由监狱侦查。这是因为；第一，案犯控制在监狱管理范围内；第二，既然案件是罪犯重新入监局发现的，案件线索，甚至证据材料已被监狱掌握，监狱侦查这类案件有优势；第三，由监狱侦查这类案件，社会效果较好，有利于打击监内犯罪。此外，罪犯脱逃后在社会上重新犯罪而重新

入监后发现的案件与漏罪在犯罪的发现、罪犯控制的场所等方面相同，既然漏罪的侦查是由监狱实施的，这类案件也应由监狱侦查。

（二）罪犯参与社会上共同犯罪的侦查管辖

1．罪犯在监管场所内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的侦查管辖

罪犯在监管场所内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的形式很多，如罪犯与职工共同盗窃。罪犯在其家属或朋友帮助下脱逃。如何对此类案件进行侦查？有的认为，对此类案件应分案侦查，对罪犯的犯罪侦查由监狱实施，对社会上犯罪分子的犯罪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理由是，《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管辖的规定基本上是依侦查对象划分的。根据规定，监狱不宜对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实施侦查行为，公安机关也不宜在监管场所对由罪犯实施的犯罪进行侦查。有的认为．对此类案应分案侦查，理由是，共同犯罪是各共同犯罪人共同实施的犯罪．各共同犯罪人之间的犯罪行为具有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分案侦查会影响整个案件的侦破。本人同意第二种意见。考虑到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所起作用的不同，侦查机关所具有的侦查优势条件不均衡，可由两家侦查机关联合侦查。而以一家为主。

2．罪犯在监管场所外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的侦查管辖

罪犯在监管场所外，如脱逃后，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由犯罪地发现的，应由发现地公安机关侦查。这是无疑的。然而，罪犯在监管场所外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共同犯罪，罪犯重新收监局由监狱发现的．应由哪家侦查机关侦查？共同犯罪不同于个人犯罪，笔者认为，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不可比照个人犯罪的情形。在个人犯罪情形下，监狱应负责此类案件的侦查。在共同犯罪情形下，即便主犯是监狱内罪犯，也应由公安机关侦查为妥。第一，这类案件侦查较复杂，将此类案件交由公安机关——国家专门的侦查机关，可使监狱将主要警力、精力放在监狱安全上；第二，这类案件涉及对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实施侦查措施，显然，监狱行使这些措施缺乏方,案,范'文库欢 迎.您4采6集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罪犯的漏罪是共同犯罪的侦查管辖

在罪犯的漏罪是共同犯罪的情况;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下、即罪犯的漏罪是由罪犯与其他犯罪分子共同实施的。这些犯罪分子可能仍逍遥法外，也可因他罪被判刑送入监狱。罪犯的漏罪是否仍由监狱侦查？需分别不同情况;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处理。如果罪犯漏罪的共同犯罪人因犯他罪也已经被判刑送入监狱，无论送到同一监狱，还是不同监狱，都宜由监狱进行侦查。首先，在这种情况;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下，案犯都控制在监狱手中，由监狱侦查此类案件社会效果比较好，有利于促进在押犯交待余罪。如果漏罪的共同犯罪人仍逍遥法外，对罪犯漏罪的侦查宜由公安机关进行。这是由于；首先．监狱对在社会上的共同犯罪人采取侦查措施缺乏方,案,范'文库欢 迎.您4采6集明确的法律根据，监狱不能单独承办这样的案件；其次，监狱与罪犯漏罪的共同犯罪人所在地往往有较大的空间距离，如罪犯在新疆，罪犯漏罪的共同犯罪人在北京，由监狱机关单独进行或同公安机关联合办案可能会出现案犯两地分押的情形，不利于取证，即便罪犯与其共同犯罪人押在一地。也以押在罪犯漏罪的共同

犯罪人声在地为宜。罪犯漏罪的共同犯罪人在定罪前不能押人监狱，而押在监狱所在地公安机关又涉及行政隶属问题。与其监狱只将罪犯移送罪犯漏罪共同犯罪人所在公安机关。不如将全案移交漏罪共同犯罪人所在地公安机关。

二、狱内侦查中可以行使的侦查手段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法律规定，结合监狱侦查实践，监狱可以行使的侦查手段有讯问、询问、搜查、扣押、辨认、侦查实验等。

讯问狱内犯罪嫌疑人，是狱内侦查人员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和其他情况;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依照法律程序。以言词方式对狱内又犯罪嫌疑人进行查问的诉讼行为。讯问的主体是监狱侦查人员，讯问的对象是狱内犯罪嫌疑人。监狱讯问对象可否为社会上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实施讯问的前提是侦查机关对案件有管辖权，而法律未明文规定监狱具有一般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从法理上讲，监狱侦查权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权，是针对特殊的人、在特殊场所对犯罪实施的侦查权，因此．监狱不能对社会上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询问证人、被害人，是指监狱的侦查人员用口头方式向证人、被害人调查了解案件情况;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的诉讼活动。询问被害人要及时．询问证人时对同一案的几个证人要分别询问。

搜查，是指监狱侦查人员依法对狱内又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又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或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索和检查的诉讼活动、狱内侦查中的搜查是一种诉讼活动．不同于清监，搜查需依照诉讼程序进行：第一．搜查应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第二，搜查时，应当有见证人在场；第三，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第四．搜查人员不得提取、扣押与案

件无关的物品；第五，搜查的情况;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要制成笔录。扣押是侦查人员将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文书依法强制收取、扣留的诉讼活动。扣押与狱政管理中的扣留罪犯信件、没收罪犯违禁品不同。后者是狱政管理行为，依照狱政程序实施，前者是诉讼行为．必须依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在现场勘验或搜查中发现的物证、书证需要扣押的，由现场指挥人员决定；扣押物品、文书时，应当有物品持有人、见证人在场，并开列清单。

辨认是在侦查工作中，根据需要由狱侦人员组织受害人、证人等有关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尸体、现场遗留物、赃物、作案工具等进行的辨认与认定。辨认是询问的一种特殊形式。对公开辨认的经过与结果所做的正式笔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侦查实验采取演示模拟方法，研究证实在某种条件下某种事实能否发生。或某一行为能发生何种结果的侦查活动。侦查实验对于查明案件是否成立、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证据是否真实，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场勘验、检查以及鉴定，也是监狱可以行使的重要侦查手段。

三、狱内侦查中的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可以使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措施限制犯罪嫌疑人的活动。以保证侦查工作的开展。但是，罪犯已被押入监狱，无需拘传，可以随叫随到，无需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也没必要。因此．监狱需采取不同于公安机关、安全机关、检察机关的刑事强制措施。结合监狱实际，监狱可以使用包夹控制、使用戒具、禁闭等措施控制又犯罪嫌疑人，防止其自杀、行凶报复、毁证等，以确保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包夹控制、使用戒具、禁闭被作为刑事强制措施，既不同于分级管理中的严管措施，也不同于狱政管理的预先防范措施．而是刑事诉讼中保障刑事侦查的措施。为明确这些措施的法定性，促进狱内侦查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应在有关法律中，起码在《监狱法》中，明确规定监狱内侦查的强制措施。

浅谈狱内侦查工作中的信息情报建设、组织管理能力

2.监狱警察，特别是从事信息情报建设的警察始终处于真假、虚实、错综复杂且千变万化的环境之中，面临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在面对各种信息、情报的反馈以及在通过对罪犯的思想行为的了解、分析而捕捉相应的信息时，要求我们善于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正确的分析判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慎重应对千奇百怪的事态和形形色色的罪犯。百密而无一疏，处事不乱，遇变不惊，灵活应对，果断处置。

以上所说的两种能力建设，非一日之功，欲速则不达，需要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挖掘自我，严格要求自我；需要有长期学习、学习、再学习，积累、积累、再积累的精神。

对现代监狱中狱内侦查工作的相关思考与研究

随着我狱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创建，这对我狱的狱内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在监管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目标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加强侦查工作建设是明智的当务之举。侦查工作的质量决定监狱平安稳定的成败。

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虽然监狱的监管设施得到不断改善，物防技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安全系数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但狱内突发性、暴力性或内外勾结的暴力性犯罪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防范的重点和难点。因此，思想认识必须到位，措施落实必须到位，科技技术必须到位，多措并举，惩防结合，有效地维护监狱的安全稳定，是强化侦查工作的重要途径。

一、首先要强化人的作用

在现代条件下，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责任心强的高素质狱内侦查干警队伍，是做好新形势下狱内侦查工作的重要保证。不断强化干警的敌情意识。结合省内外出现的突发伤害和内外勾结案件，教育干警危险就在我们身边，必须切实从思想上充分认识狱情、犯情、敌情的复杂性、严峻性，切实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时刻不忘工作重点和难点，防止各类问题的发生。一是要熟练掌握物色建立和使用耳目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发挥耳目作用。狱内秘密力量是了解敌情动向的重要途径，是监控危险分子、重点和要害部位的特殊措施，是预防、侦破狱内案件的有效手段。我们公开管理不可能全面掌握罪犯的一切情况;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特别是罪犯预谋作案的情况;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罪犯都是在想方设法隐蔽自己的意图，欺骗干警，欺骗同犯，因此，发挥好耳目作用，对全面掌握狱内押犯动态、确保监狱安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狱内侦查干警必须掌握的技能；二是要熟练掌握防范策略和技巧。狱内侦查的既定目标是确保监狱的安全稳定，在实际工作中要立足于防范，着眼于防范，尽可能地降低狱内案件的发案率，做到少发生以至不发生狱内案件，确保不发生重大、特别重大案件，每一位侦查干警必须学会防范、善于防范；三是要熟练掌握侦查破案的专门知识，及时打击狱内又犯罪。狱内发生案件就要及时侦破，这既是狱内侦查工作的任务，也是打击罪犯、稳定狱内秩序的有效手段。监狱要采取研讨会、案例分析会、交流会、观摩会、培训班等多种形式，提高专兼职侦查员在敌情预测、调研、三情搜集、现场询问、勘查等方面不断提高分析、处置问题的能力'方案范文.库.整理~。

二、其次要讲求工作的方法和策略，凡事要有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侦查工作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专门工作，它除了要求侦查干警要有较强的综合素质外，还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水平和技能，仅凭热情是不行的。做任何工作，都要讲究方式方法，采取的措施办法和途径不同，效果肯定也大不相同。在制度建设上，重要的一点就是突出狱情分析会制度。狱情分析会制度是多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搜集发现敌情的好形式、好办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已形成的监狱、监区、分监区三级狱情动态分析会的基础上，如何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是我们侦查人员需要探究的。所谓针对性就是指哪部分罪犯是我们重点控制的，重点加强对重刑犯、暴力犯、涉黑犯、涉恶犯、涉毒犯、惯累犯、外省籍犯、团伙主犯、新入监罪犯、余漏罪被提审、相互间矛盾较深及家庭变故罪犯的排查，并严格落实包夹控制措施，严防脱管失控。对危重人物，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疏导，帮助他们解决改造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和困难，促使他们放下包袱、端正态度、老实改造。

三、准确有效的信息是侦查工作开展的重要保障

“预防为主，防破结合，及时发现，迅速破案”是狱内侦查工作的基本方针，在工作实践中，要正确方'案,范'文'库欢,迎您1采 集理解`方案范#文.库整-理^这一工作方针，突出工作重点。当前情况;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下，狱内侦查的重点应该是抓敌情调研，及时了解犯情动态，掌握敌情动向，立足于超前防范。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随着押犯构成的日益复

杂，罪犯违规违纪行为的日益隐蔽，这就决定了当前侦查工作的一个难点是，从罪犯身上获取准确情报的难度增大。罪犯不会自觉和主动提供和反映情况;方案'范文,库.为您.搜集-整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在这里我要突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积极开展坦白检举活动。平时注重发动罪犯，通过入监新犯的坦白检举、集中坦白检举、设立检举箱、罪犯改造中随时坦白检举等形式，进行深入排查，掌控发现线索。同时，监狱派员分赴各押犯单位组织罪犯开展坦白检举，调查问卷等活动，搜集有关线索和信息。二是灵活使用耳目。用罪犯去接近罪犯能获取大量的有效信息。注重加强耳目建设，强化教育管理，严把质量关，每季度对狱内耳目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考核，及时兑现奖励，提高其积极性。同时，要灵活掌握政策，对确实愿意为我工作，反映问题属实的罪犯，可以在原则范围内，在给予行政奖励、奖分的同时，给予物质奖励或其他要求，真正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

四、物也就是科技的因素

侦查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强、科技含量很高的业务工作，随着罪犯反改造、反侦查能力'方案范文.库.整理~的提高，仅仅依靠我们人的智慧是远远不够的，获取有效证据和现场信息难是案子久侦不破、违纪难查的重要原因，无法及时掌握罪犯违法违纪的有力证据。因此我们就需要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比如我们监狱设置的监控和即将投入使用的亲情电话智能系统，有效弥补侦查工

作中的不足，及时预防突发案件的发生，提高破案率，维护监狱的安全稳定。随着监管条件的进一步好转，监狱各项防范措施更加严密，文明管理程度大幅提高，狱内发案率明显下降，但是我们不能大意，作为监狱侦查人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监狱安全隐患依然大量存在，我们要不断的提高侦查人员素质，进一步强化“防、控、疏、戒”侦查侦破职能，为创造一个更加和谐优美、安全稳定的监管改造工作环境而努力。

第五篇：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

吕德赞

职务犯罪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犯罪，它是一种国家公职人员或其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履行职务、不正确履行职务、滥用职权或逾越职权，严重危害国家机关正常运作的犯罪行为。职务犯罪的外表现形式为贪污、受贿、渎职等，其本质是公权力的腐败、异化。职务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危害一国政权的核心，导致某一政权的覆亡（或现代所谓的执政党更替）。我国政府历来都严厉打击职务犯罪，但在1949年10月至1979年这期间，打击职务犯罪没有制度化、法制化，而靠政治运动来打击职务犯罪。1979年，我国颁布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并确定由检察机关负责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才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检察机关通过对职务犯罪的侦查，严厉地打击了职务犯罪，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发展，我国也初步完善了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虽然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急剧转轨时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存在各种缺陷，跟不上时代转轨的步伐，特别是跟不上我国法制、法治发展的步伐，导致打击职务犯罪出现不太理想的情况，还不能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通过多年的职务犯罪侦查实践及理论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存在如下问题：

1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日渐完善，而法律所规定的职务犯罪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却依然很落后、有限，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制约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我国于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于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都比较简单，但是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1），并由此引申出了罪疑从无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限制、规范侦查机关取证手段、取证方法的诉讼规则、证据规则。而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及保护人权观念的不断强化，一些尚未被规则、法理观念也被用于指导司法实践，如沉默权规则、毒树之果规则等，也渐渐被融入司法实践中。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些规则推动了我国法治的发展，促进司法的文明化。但是，相对于诉讼规则、证据规则的不断发展而言，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和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并没有任何的发展。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经济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犯罪的表现形式、方法、手段而日趋复杂化，职务犯罪发案就更隐蔽，作案手段更狡猾，在社会各方面都已得到发展，特别是证据规则日渐完善的情况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却没有同步，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2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朝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和完善辩护制度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制约了侦查权，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在没有获得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制约侦查权有可能会变成制约打击职务犯罪。据有关学者透露，我国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已正式启动，而修改刑事诉讼法实质是一项刑事司（1）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是存在争议的，但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后，主流的观点都认为这一规定是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法改革，而改革侦查程序的两条主线已经勾勒出来，一是通过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及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职能，制约侦查权；二是强化法官或检

（2）察官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权或法律监督权，制约侦查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及完善辩护制度的确是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及保障的程度甚至是一国法治水平的标志，保护被害人及社会公共也同样重要，严格依法打击犯罪也是保护人权。因此，在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的情况下，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如讯问犯罪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埸、连续讯问不得超过一定时限等，如果我们还固守原来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那么在侦查中就很取得合法、得有效的证据。职务犯罪的隐蔽性特点在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情况下会显得更突出，取证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出现这种困境，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而其根源是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没有获得同步发展。在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在查办复杂的职务犯罪时，难以以现有合法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取证时，可能会陷入是两难的困境，要么放弃案件，要么使用不合法的方法、手段、措施来获取证据。这两种选择都是有害的。

3侦查职务犯罪的保密性要求与现行落后的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难以实现侦查职务犯罪的保密性要求，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职务犯罪与其他类型的刑事犯罪相比较，具有隐蔽性、作案现场不留证据、犯罪证据由犯罪嫌疑人或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所控制、知情人与犯罪嫌疑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等，犯罪嫌疑人在获知侦查机关对其犯罪进行调查时，往往出现串供、销毁证据、指使证人作伪证等情况，严重妨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以现有合法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对职务犯罪进行初查、侦查时，检察机关往往要通过向有关的单位、机构、个人调取证据，这就很难以使案件的侦查情况，特别是案件初查线索得到保密。如本院在接到举报某局长受贿、巨型财产来源不明的线索后，除调查权钱交易可能的基础性事实外，还要调查被举报人的财产关况，向有关知情人收集被举报人受贿的证据等，以现行合法的手段、措施、技术、方法作上述调查、侦查，必须交由其他单位、机构的人员协助经办，非侦查机关的其他人员就会接触到有关案件事实，导致每个环节都有泄密的可能。

4现行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的落后加剧了本来已非常严重的口供主义侦查模式，在引入沉默权规则呼声日渐高涨，而犯罪嫌疑人拒绝供认犯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往往束手无策，难以有效地取得职务犯罪的证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证据规则，但是现行的侦查机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却以引导，甚至把侦查机关推向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3）侦查方向。在职务犯罪侦查的司法实践，侦查机关把侦查的重点放在讯问犯罪

嫌疑人，以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突破案件最重要的手段、方法。由于连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法定的时间限制，碰到拒绝供认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往往面临放弃与否的困境，放弃案件可能使犯罪嫌疑人逃出法网，继续讯问下去，则违法了。因此，现行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及口供主义侦查模式（2）

（3）郝宏奎：《侦查讯问改革与发展构想》，《法学》2004年第10期。在广东省法官协会、广东省检察学会、广东省警察学会、广东省律师协会于2004年16、17日举办的“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陈瑞华认为，我国现行的侦查体制、证明标准使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最重要的侦查任务，是导致刑讯逼供的根源。

已使职务犯罪侦查走入了一条死胡同，迟早无路可走，不改进现行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将无所作为。

5职务犯罪与从其衍生出来的犯罪案件管辖权的割裂，难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顺利、高效地侦查取证，不利于有效打击职务犯罪。职务犯罪一般不会单独发生的，伴随职务犯罪的往往还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主要是为了掩蔽职务犯罪行为、转移职务犯罪所得赃款赃物等。如贪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往往会自己或指使他人销毁会计凭证、资料；受贿犯罪嫌疑人也会自己或通过他人转移赃款赃物等，这些行为也构成犯罪，但这些案件的侦查由公安负责管辖而非由负责侦查职务犯罪的检察机关负责管辖。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如果发现职务犯罪嫌疑人或其他人员有销毁会计资料凭证、转移赃款等涉嫌犯罪的行为，虽可以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或通过法律程序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但所有侦查取证工作实际上由检察机关完成，更重要的是，假手公安机关对这些相关案件的侦查既影响检察机关对有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又不利于检察机关对整个案件情况的有效控制。如我院在过去几年侦查的中保公司开平支公司经理劳某等贪污案、开平市社保局原局长梁某等人贪污案、开平市康源医药公司原经理方某等人贪污案等案件，都存在犯罪嫌疑人将会计资料销毁的情况，但公安机关都没有对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正是由于这种管辖权安排的不当，一方面导致了对销毁会计资料等与职务犯罪有关的犯罪行为打击不力，另一方面也妨碍了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

6对妨碍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行为缺乏合法的临时行政处置措施，导致侦查机关面对这些行为时束手无策，妨碍了侦查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笔者在侦查工作中，碰到过犯罪嫌疑人撕毁笔录、案件知情人拒绝作证并拒绝交出有关证据的情况，在缺乏法定手段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往往对这些行为无可奈何，这只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嚣张气焰，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7对负有提供证据义务的机构及个人拒不履行或延迟履行义务时的法律责任的缺位，也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取证工作。《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虽然侦查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也规定了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要负法律责任，但应负何种具体责任，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在侦查工作中，胆敢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的情况极少出现，但是借故延迟履行提供证据义务或提供证据的过程中向有关人员泄露案情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对这些行为缺乏规制，会严重影响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

除上述问题外，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还存在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要向地方党委政法委汇报案情、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所具有法定强制措施权力不完整、没有通缉权、没有侦查实验权等等不利于对职务犯罪进行有效侦查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既不利有效保护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不适应打击职务犯罪、建设廉洁社会的时代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因为正是这种有缺陷的侦查构造，才导致侦查机构失去提高侦查人员素质、改善侦查装备和改进侦查技术的动机，而将犯罪嫌疑的口供视为收集有罪证据的最佳途径；也正是这种侦查构造，才使得那种有罪推定、口供主义的传

（4）统法律观念有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因此，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过程中，有

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及香港、新加坡成熟的反腐败制度，改革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建立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的侦查体制。（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33页。

我国未来应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模式

笔者认为，保护人权和确保侦查机关能合法有效地对犯罪进行侦查取证是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主线，这二者的共同内容是要杜绝刑讯逼供、杜绝冤假错案。要有效打击职务犯罪、防范刑讯逼供、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应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进行下改革：

1建立职务犯罪特别侦查制度，允许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各种现代侦查技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都是在“文革”后建立的，因为受“文革”**的影响，我国立法机关对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抱有戒心，担心这些技术侦查措施会不当运用，会影响党的团结，所以，在立法中一直没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如彭真就主张“党内一律不准搞侦听、搞技术侦查。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是党中央多年来坚持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敌我、内外界限要分明，不能混淆。如果允许在党内使用此类侦查手段，此例一开，影响所及，势必损害同志关系，损害党内民主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且会被阴谋家、野心家和帮派分子用来为非作歹，这对共产主义

（5）事业是很不利的。”这种观念混淆了政治活动与司法活动的界限，甚至把这两

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混为一体，把打击职务犯罪视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观念是非常有害。在这种观念指引下，不仅不利于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惩治腐败，也不利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反，正是由于职务犯罪等腐败犯罪不断腐蚀着党的执政基础，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制约，可能使职务犯罪由小疾变成大患，终究可能危害全社会。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各种新问题、新情况，职务犯罪朝复杂性、隐蔽性、多样性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抛弃过时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建立职务犯罪特别侦查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可以使用各种现代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

特别侦查制度应包括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诱惑侦查制度、卧底侦查制度等，现代技术侦查措施应包括窃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像等。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隐蔽性特别强，以侦查普通犯罪的技术、方法、措施来侦查这类案件是很取证破案的。西方国家、我国的香港地区就常用诱惑侦查制度、卧底侦查及使用窃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的手段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芝加哥开展的“银锹行动”就是通过派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的手段，共录下1100合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把六名市议员、十二名官员送

（6）进行监狱。香港廉政公署在侦查香港房屋署总屋宇装备工程师陈裘大受贿一案中，廉署搜集证据时，曾跟踪监视陈裘大达9个月，秘密在陈裘大的办公室安装偷拍仪器，偷拍得陈在办公室“数银纸”，成功指控陈裘大受贿三百万港币，陈最

（7）终被判刑七年。在西方国家和香港，所有影响巨大的贪污贿赂案件都是通过派

卧底、使用诱惑侦查及秘密录音录像来破案的，更有媒体报导，香港廉政公署反

（8）贪卧底专破大案，成功率100％。由此可见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

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的巨大威力。

我国职务犯罪的现状是职务犯罪还是较为严重，特别是贿赂犯罪较为突出，社会各界对贿赂犯罪反映十分强烈，但我国检察机关所侦破的职务犯罪中，贿赂犯罪所占比例并不高，这显然同职务犯罪的发案现状不相称的。检察机关对会贿（5）彭真：《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载《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

（6）樊弓：《银锹行动 －－美国反腐败见闻》。

（7）《香港商报》(2004年1月16日)。

（8）《环球时报》〔20040102 第12版〕。

赂犯罪的手段也相当有限，在行贿人和受贿人都拒绝供认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往往束手无策。检察机关陷入这种被动局面是由于检察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手段太有限所造成的。因此，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有力打击贿赂等职务犯罪，赋予检察机关使用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检察机关有了这些有力的武器，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严禁刑讯逼供、完善辩护制度等证据规则、诉讼规则再也不是什么有争议的东西，而沉默权、严禁刑讯逼供证据规则也不会成为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拌脚石。使用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侦查手段，也使侦查工作的保密性得到加强，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重心也会由讯问犯罪嫌疑人转为立案前秘密取得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效率将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当然，使用特别侦查制度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都应受严密监督，否则会出现不当使用的情况，甚至会出现 “纵虎驱狼”的情况。因此，必须加大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力度，特别是加强司法审查的力度和公众媒体人监督，防范侦查机关滥用特别侦查制度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2改革现行的案件管辖制度，将一切职务犯罪及从职务犯罪衍生出来的犯罪的侦查工作都交由检察机关管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在社会、经济急速转轨过程中制定出来的，不仅出台时机佳，立法指导思想仍然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修正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缺陷较多，其中之一是按发案单位所有制的不同人为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等；其二是把职务犯罪与从职务犯罪衍生出来的其他犯罪的侦查管辖人为割裂，分别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负责管辖。这种管辖制度按排，不利于检察机关完整收集职务犯罪的所有证据，不利于检察机关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因为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往往是贪污受贿等犯罪的后续动作，这些行为除了本身是犯罪外，更重要的还是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证据。既然检察机关负责侦查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作为重要证据的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管辖是没任何理由完全公安机关负责管辖。对于这种由其他犯罪衍生出来的犯罪，应按其主罪来确定管辖，如果是因为贪污受贿而从事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那么，这些犯罪应由检察机关管辖；如果是由商业欺诈类犯罪、偷税类犯罪、毒品类犯罪而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那么，这些犯罪应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只有实施这种灵活的管辖制度，才能高效地打击犯罪。

3建立负有提供证据义务、为职务犯罪侦查机构提供协助义务的机构及个人法律责任制度，包括应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保密的义务等，拒不履行这些义务则应承担刑事责任。侦查职务犯罪工作就是收集职务犯罪的证据，无法收集证据就是无打击犯罪。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必须由相关机构和个人提供协助、证据，包括发案单位及该单位有关人员的协助。如前文所提到的香港廉政公署侦破的陈裘大一案，香港廉政公署就是在获得发案单位香港房屋署的协助，经房屋署署长苗学礼的“同意”后，在陈裘大的办公室安装秘密录像设备，拍录得陈裘大受贿的证据。在此案中，香港廉政公署如果没有房屋署的协助、房屋署署长苗学礼等人不履行保密义务，就很侦破陈裘大一案。要有力打击职务犯罪，我国很有必要借鉴香港这一侦查制度。

4赋予检察机关处理妨碍职务侦查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置权及拘留、逮捕执行权和通缉权等，虽然这些权力对侦查职务犯罪工作影响不大，但还是很有必要的，它们实际上是完整职务犯罪侦查权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拘留、逮捕和通缉属于侦

查行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得很清楚，既然检察机关负责侦查职务犯罪，又为何不赋予检察机关拘留、逮捕权和通缉权呢？为何还要假手公安机关执行拘留、逮捕权和通缉呢？这于理于法都是讲不通的。赋予检察机关处理妨碍职务侦查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置权，有利于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灵活处理一些妨碍侦查工作的违法行为，有利于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

此外，还需要完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监督等，在此无需多作论述。总的来说，我国将来要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既要符合保障人权的要求，又要符合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建立清廉社会的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