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形势下中国维和警察培养方向与方式

第一篇：浅析新形势下中国维和警察培养方向与方式

浅析新国际形势下中国民事 维和警察的培养方向与方式

公安大学2014研究生 白逢华

摘要：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特别是中国在近十多年来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已经开展了十五年的维和事业也应该顺势而为，主动求变，从过去的先英语后素质的维和警察培训方式，改为依靠更长的培训准备周期，依靠网络培训等手段达到职业素质和语言技能培训同时进行，以达到“在任务区是高级警官，回国后是高级教官”的要求。

关键词：新国际形势、中国崛起、民事维和警察、甄选、逆向选材、网络教育

从2000年中国向东帝汶派出第一支中国维和警队至今，中国的维和行动已经持续了15年的时间，迄今已累计向8个特派团派出超过2000人次的维和警察，其中包括数百位优秀的中国民事维和警察。他们恪尽职守、表现出色，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维和警察优良的工作能力和严明的工作纪律，他们的表现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一致肯定和赞扬①。

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的国家经济和国家力量也在这十几年里得到了飞速的提升和壮大，综合经济实力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制造、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奇迹，中国的成绩和影响力举世瞩目，中国正在或者已经变成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已经成为了全世界人所共知的事实。而就在这样的新的国际形势下也给中国的维和事业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机遇和挑战。

说机遇，就是我国的维和事业能借着国家崛起的东风和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不断提升从而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主动争取到更多配额和派遣机会，输出更多优秀的中国民事警察走入国际维和舞台，参与更多类型更高级别的国际维和行动与合作，从而赢得更多展示国家形象和锻炼队伍的机会。

说挑战，就是我们的维和事业，特别是代表国家出征的每一名民事维和警察本身，也要体现出与现在国家地位对等的职业素养和水平，不仅要合格，更是要优秀；不仅是个参与者，更要成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能完成任务，而且能做出更大的成绩；不仅能克服困难，而且能学到更先进的经验；不仅能收获肯定，而且能在更高级更关键的职位上赢得敬重；不仅能凯旋回国，而且能学以致用，为各自的岗位带来实质的促进和提高。

机遇与挑战并存，除了需要那些正在执行维和任务的每一名维和警察立足本职，在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之外多学习多提高，积极参与各项培训参加各项高级别职务竞聘之外，同时也为中国维和警察的未来培养方向和培训方法提出了更多更新的课题。

新国际形势下培养、选送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应该随着国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经验和历练的不断加深，随着其他国际维和行动参与国及其人员对中国维和力量期待和要求的不断提高而主动地进行变革，从选材入手，将后备力量的预备和培训，参加甄选，派出，回国任用等各个阶段分别完善并形成一个有效体系，成为一个依托国内警务模式却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

本人于2012年7月20日作为中国第十一支赴利比里亚维和民事警察维和警队的队员踏上了非洲大陆的土地，到达任务区后，我被分配到首都蒙罗维亚市的卡德维尔分队工作，凭借在国内积累的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和积极的工作态度，很快被任命为警队的临时负责人，2013年4月参加联合国特派团总部组织的中高级岗位竞聘，以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被任命为卡德维尔警队的正式警队长。任务区结束前得到首都战区副指挥官提名和联合国官方的最高级别“非凡贡献”的个人评估（每年度只有2%的联合国雇员能得到该荣誉）。

下面就结合我个人在利比里亚维和任务区的工作实践和观察心得，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希望能与广大中国民事维和参与者共同探讨。

第一：中国维和警察的培养方向

我觉得，中国维和警察未来的培养方向，简单说就是“在联合国能当高级警官，回到中国能当高级教官”。

国家培养和选送国内优秀的民事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除了用人事力量来具体实施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同时也为借助类似的培养、考核和实践机制，最终为国内警界培养一批有国际警务合作经验，具有国际视野、较强的学习能力和生活实践能力的优秀骨干，从而最终达到为国内警务执法水平的提高而服务的目标。

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初期，国内维和警察培养机制尚不成熟，经验欠缺，对于维和警察培训方向不得不向通过甄选考试和完成组队人数的方向倾斜。但随着国家软硬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警务水平和国内民警素质的不断提高，选派一批合格的民事维和警察为国出征已经是游刃有余，所以我们的维和警察培养方向也应该顺势而为，由最初的以英文水平为初选门槛改为个人综合素质选拔为先，英语技能为辅，最后集中精力备战甄选考试的维和警察培训策略。依靠这样的选派方法，派出的民警不仅能在语言水平等方面达到联合国维和警察的标准，还能依靠自身出色的警务和心里素质在任务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做出更大的成绩，也就是说，每一名派出的中国维和警察，都能达到竞选任务区中高级职位“高级警官”的水平。

第二：中国维和警察的培养与培训方式

受制于国内民警队伍相对较低的英文应用水平和联合国甄选考试的现实要求，在过去十几年间我们一直将维和警察的培训重点放在英语技能特别是针对联合国甄选考试要求而设置的专项培训课程上。在这方面，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以及近几年省级的维和警察培训班已经摸索出了一套相当有效的教学模式，可以说我们国内的英语培训水平是绝对值得信赖和肯定的。

但是，培训毕竟不同于培养。短期的专项教学不可能带来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依靠现有的外语教学力量和水准，我们有信心通过联合国的语言考试，但要真正做到“在联合国能作高级警官，回到中国能作高级教官”的标准，则是要依靠逆向选拔的新模式，从选材开始就注入全面素质提升的课题，在更长的培训周期内逐步，分阶段地提升包括培训对象的心理素质、警务技能素质和语言应用素质等各个方面，达到先有的放矢，后全面提高。

同时，延长培训周期（其中包括语言技能培训周期），并不意味着培训成本的增加，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为这样的培养机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理想平台。利用网络授课和网络跟踪机制，不仅能节约成本，提高培训效率，再结合培训对象的自学与甄选考试前的集中培训，在保证顺利通过联合国甄选考试的前提下，同时也为维和警察的综合素质培养争取到了更多的可提高可丰富的空间。

第三：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培养步骤

选材：建议以一年（或以上）为选材周期，从人选的确定到甄选考试前的集中培训结束为时限。选材范围应重点涵盖但不局限于： 1.各选送单位重点岗位及重点后备干部的培养对象。这类候选者虽然英语基础较差，但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过硬，在克服语言关以后可以在任务区依靠优秀的职业素养顺利走上高级或者关键职位，归国后也能按计划安排领导岗位迅速发挥作用。

2.来自基层但有比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维和意愿的一线民警。这类候选者虽然管理经验不足，但主观能动性强，能够以后天的努力弥补不足，在任务区也能积极表现，努力进步，是各个关键岗位的有力竞争者。3.有技术专长的民警，这里也应该包括英语专长，以及计算机操作等特殊专业。

4.来自选送单位的教官队伍和公安各级警校的教师队伍。这类警员学习能力强，同时又具备比较高的理论吸收和应用水平，归国后可以更直接有效地将国际先进警务管理理念进行总结和传授。需要说明的是，结合现在的以省级为选送单位的派遣模式为主，也可以适当考虑每隔几批警队之间选派其他未派遣省份的警力组成的一支警队，或者单独警种（如外管、边防等）组队。初训：选送单位（如指定省厅）和其他渠道报名的候选者在中国维和中心备案，维和中心可以依靠前面提到的远程函授教学依靠互联网进行初训，并针对不同的培养对象设置不同的课件分类教学。主要以警务英语应用为主。

同时维和中心也可以以网络公开课的方式对所有有维和意向的基层民警进行培训，丰富维和警察的选材范围。

信息反馈与跟踪：在初训的周期内设置一到两个测试环节，或直接由武警学院维和中心派教师到选派单位进行摸底考试，反馈初训效果并随时调整教学进度。

集中培训：依照现在的模式，在联合国甄选考试前约两个月的时间以一定比例或参照摸底考试成绩为标准集中候选民警进行培训，并同时进行驾驶、射击等其他科目的教学。

甄选考试与派出：参照现在的模式进行备考和派出工作。

延期政策：对在任务区获得高级或关键职位如总部办公室、人事处、行动处等部门的民警视情况考虑延期，以保证中国维和力量在这些要害部门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对后续警队迅速进入工作模式铺平道路。维和警察归国后的使用机制：建立一个定期交流和培训再提高的平台，建立一支有理论应用能力的教官队伍，对特别有能力有潜质的维和民事警察建立长期跟踪培养机制。

自中国的优秀民警走上世界的维和舞台，特别是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中国在近十多年来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增强，中国已经开展了十五年的维和事业也应该顺势而为，主动求变。用更多的成绩和表现展示本属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家综合实力，服从服务于我国总体外交战略。同时依靠更适应新国际形势要求的维和警察培训方法和步骤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工作经验和外事经验的人才，带动我们警察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不断提升中国警察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形象。

①：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2014年11月20日在联合国总部讲话。

2014警务硕士 出入境管理专业 白逢华

第二篇：海地地震中国维和警察简历及事迹

海地地震中国维和警察简历及事迹

朱晓平，男，汉族，1962年3月生，上海市人，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一级警监警衔。

1980年9月至1984年8月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到公安部工作，历任公安部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1998年12月任公安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副局级），2006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警务联络部部长，2009年3月任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局长。

王树林，男，汉族，1952年10月生，北京市人，198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9月参加工作，大学普通班学历，三级警监警衔。

1969年9月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1974年9月至1978年1月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学习，毕业后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土木与环境工程系任教，1980年9月调公安部工作，历任计划财务局物资处副科长、主任科员，计划装备司装备处副处长、装备财务局物资警械处副处长，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到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挂职锻炼，任牟平分局副局长。2000年3月任公安部装备财务局调研员。

钟荐勤，男，汉族，1975年12月生，江西南丰人，1993年12月入伍，199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学历。现为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政治部宣传文化处正营职干事，武警少校警衔。

历任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红河边防支队战士、司务长，1999年1月起任红河边防支队正排职检查员、河口边防大队正排职干事、老范寨公安检查站副指导员、南溪公安检查站副连职检查员，2004年2月起任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政治部宣传文化处副连职干事、边防战士报社正连职干事、文化工作记者站副营职干事，2008年12月任文化工作记者站正营职干事。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2009年6月至今分别被选入中国第六支、第八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两次赴海地执行维和任务。

李钦，男，汉族，1963年6月生，云南蒙自人，1980年11月入伍，198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学历。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司令部副师职参谋长，武警大校警衔。

历任云南省军区边防团战士，昆明陆军学院外语训练大队学员、干部、教员，1987年12月调入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红河边防支队任副连职参谋，1990年10月起任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司令部调研处参谋、技术11级翻译和边防处副处长、处长，2001年7月任昆明边防学校边境管理学员大队大队长，2002年6月任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红河边防支队副支队长兼河口边防大队大队长，2003年4月起先后任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2009年6月至今分别担任中国第六支、第八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政治委员、党总支书记。

郭宝山，男，满族，1950年7月生，辽宁北镇人，196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2月参加工作，大学普通班学历，二级警监警衔。

1969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黑龙江省军区战士，1970年8月至1974年4月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1974年4月起任辽宁省军区排长，海军某部参谋、翻译，1985年3月至1986年2月在苏州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进修，1988年2月转业到公安部工作，历任公安部外事局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2002年2月任公安部外事局助理巡视员，2004年9月任公安部外事局副局长，2005年10月任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

和志虹，女，纳西族，1975年3月生，云南丽江人，1998年7月入伍，199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学历。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昆明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二科政治教导员，武警少校警衔。

1998年7月从云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入伍到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工作。1998年12月至1999年11月任瑞丽边防检查站边检一科见习学员、检查员，1999年12月起任昆明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一科检查员、助理翻译、副科长、政治教导员，2009年11月任昆明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二科政治教导员。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2009年6月至今分别被选入中国第六支、第八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两次赴海地执行维和任务。

李晓明，男，汉族，1975年4月出生，河南沈丘人，大学本科学历，199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8月参加工作，一级警司警衔。

1993年9月至1997年8月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学习，毕业后在河南省项城市公安局工作，2001年10月至2002年10月，被公安部派往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执行维和任务，任中国维和警队副队长，后升任联合国东帝汶警察司令部战略计划局副主管。2004年9月调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维和警察工作处工作，2007年9月任主任科员。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曾在英国华威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学习。

赵化宇，男，汉族，1972年5月生，河南辉县人，199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8月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学历，二级警督警衔。

1990年9月至1994年8月在重庆大学机械工程一系学习，毕业后到河南省新乡市化纤厂工作，1996年9月至1999年7月在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学习，毕业后到公安部工作，历任装备财务局政府采购办公室主任科员、副主任，警务保障局政府采购工作处副处长，2007年3月至2009年4月到湖北省孝感市公安局挂职锻炼，任孝南分局副局长，2009年9月至今任中国第七支驻海地维和警队队长。

这八位英雄，每人都有完美的简历，他们都有美好的前程，现在他们为了正义事业离开了我们，但我们将会永远记住这八位英雄......向在海地地震中牺牲的中国英雄们致敬！让我们表示深切哀悼!维和英雄，浩气永存。他们是新世纪最可爱的人，是13亿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民忘不了他们，海地人民忘不了他们，世界人民也将永远记住他们。

昨天，在电视上得知我国

8名维和警察牺牲的消息，心中油然升起对他们无比的崇敬之情。他们远离祖国，担当起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他们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他们是为了中国做个负责任的大国而牺牲的、是为了世界的和平而远离我们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安康而去的。在此祝我们的英雄一路走好。

第三篇：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3）2013-11-20 15:19 来源： 人民论坛11月特（总第424期）作者： 江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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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治中国

《决定》摘录：

◆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

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举措。这些改革举措，对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保障人权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说，1978年以来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座改革的历史航标，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必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更为根本和更加长远的影响。这不仅在于它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份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更在于这是第一份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备法治化特征的指南和纲领。可以设想，未来之改革必定滋养于法治，未来之中国必定享誉于法治的成就，未来之人民必定受益于法治中国建设的红利。

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意义非凡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单列，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长久以来，我国的中心议题是改革、发展和稳定，改革是必由之路，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其他问题往往都处于边缘位置，这是我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因此，尽管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决定走法治道路，尽管在十五大上就正式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尽管在1999年就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尽管中央近年来始终强力推行法治，但是在改革发展稳定面前，法治很难被置

于至上位置；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压倒性地位面前，法治很难处于强势地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被定格为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人们习惯于讲“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其潜台词在于，当关系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事情与法治发生冲突的时候，法治得服从被保障的事业。

把法治视为绊脚石，这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与法治之间发生的一场并不美丽的误会。笔者曾提出，如果说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那么依法办事就应当是第一要求。就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笔者还提出，如果改革是最大的时代主题，那么法治就应当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改革。

全会《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意味着法治是改革内在的内容，而不只是外在的保障；法治本身就处于时代主题的中心，而不是被忽略的边缘；法治是开展各项工作的轨道，而不是可以随意突破的条条框框。因此，可以这样说，全会《决定》从根本上树立起法治的极大权威，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传统认识。

对“法治中国”应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诠释

十八大后，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命题，全会《决定》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部署安排。有些同志认为，法治中国不过是依法治国的另一种说法。笔者以为，法治中国具有比依法治国更加丰富的内涵：“法治中国”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继承版”，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国版”，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升级版”。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升级，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理政规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是中国政治文明进一步提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契机。

其一，法治中国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继承版”。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法治概念到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经典论述，从古希腊、罗马到后来的英国、美国及欧洲大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人类法治文明结出了以下累累硕果：（1）规则治理；（2）良法为治；（3）主权在民；（4）人权保障；（5）权力控制；（6）法律平等；（7）法律至上；（8）司法公正；（9）程序正当；（10）人人守法。对这些人类反复甄别并传承下来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我国都可以充分借鉴。

其二，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国版”。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经历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其本质特征与基本标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等。

其三，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升级版”。中国的法治建设从古至今大体上经过了“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太重视法治建设，基本上停留于“以法治国”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渐地强调法制建设，进入“依法治国”阶段。十八大以后，特别是从法治中国命题被提出来以后，中国开始从“依法治国”阶段向“法治中国”阶段升级，具体表现为：从有法可依向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升级；从强调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向强调体制、制度、机制、规则四位一体的国家治理体系升级；从依法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升级；从法律面前的平等向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的升级；从规范执法行为向从行为到程序、从内容到形式、从决策到执行一体规范的升级；从事前授权、事后纠错的控权方式向建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体系的升级；从注重私法权利向不仅注重私法权利而且注重公法权利保障的升级；等等。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攻坚克难

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攻坚克难：

一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正如总书记所说，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也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我国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但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遑论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提高立法质量，必须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要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二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三是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优化司法职权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

四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五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济制度。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六是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深化改革

在改革初期，我们更多的是用具有短平快特点的红头文件推进改革。然而这种方式日益显现出弊端和不足：一是缺乏前瞻性，顶层设计不够；二是缺乏系统性，改革方略的整体化配套不够；三是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往往朝令夕改，使人无所措其手足；四是缺少权威性，往往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而一旦遇到难题，常常会因“硬度”不够无疾而终。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可供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允许试错的限度越来越小，不能再推延的问题越来越多，需要处理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于此背景之下，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这个方法是什么？对此，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给出的回答是要“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换句话说，在当前的形势下，深化改革必须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有人认为，改革就是变法，法治则要求守法，二者明显是对立的，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实际上，与自然界、社会和思想领域中遵循对立统一规律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改革与法治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如果说改革必然要试错，那么法治的作用就在于纠错以防止出现一种全局性、长期性的失误；如果说改革就要付出代价，那么法治的作用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成本，规避不必要的代价；如果说改革就必然有风险，那么法治就是规避风险、把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不二法门。以法治化的方式贯彻落实《决定》，当务之急在于：第一，要尽快使《决定》内容法律化。改革措施中有很多新突破，与现有法律规定不一致。凡涉及国家制度层面的，建议以执政党的名义提出、经最高权力机关作出决定，把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解决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第二，要高度重视制度群的构建。从制度学的角度看，核心制度要有制度群的支撑才能落地生根，否则就容易形成“半拉子”工程，改革成果也难以巩固。第三，要高度重视“反向制度预设”。要考虑新制度可能带来的弊端，并针对可能带来的弊端和新问题建立相关制度，这样既可以防止改革“翻烧饼”，又可以抑制改革可能出现的负能量和负效应，使改革的效能最大化。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第四篇：八位海地地震遇难中国维和警察被批准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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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海地地震遇难中国维和警察被批准为烈士

作者：关 柱

来源：《时代中国》2010年第02期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近日，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和《军人优抚优待条例》的有关规定，民政部、公安部政治部分别批准在海地地震中不幸遇难的中国维和警察朱晓平、郭宝山、王树林、李晓明、赵化宇、李钦、钟荐勤、和志虹等8位同志为烈士，并按规定予以抚恤。

第五篇：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

工商管理学院会计2班

张玉芳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

——形式与政策课听后感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浮出了水面，到了2008年，雷曼兄弟的倒掉和“两房”危机，更是将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使尽浑身解数，动用了所有可以使用的救援政策。尤其是巨额的财政刺激以及罕见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双管齐下，使得各国经济又很快转危为安。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功抵御了国际经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极为困难的形势下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在全球范围那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2010年，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进一步改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石头可望继续保持下去。但国内外经济中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因素较多，如果说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那么2010 年可能是最为复杂的一年。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因此，我国经济发展必须立足自身，而我国经济中的四大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投资和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的调整成效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

产业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工业比重太高，服务业比重太低，农业的比例在下降。服务业比重上不去，会产生很多问题，尤其是中国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就业问题很难解决。

关于投资和消费结构，我们现在要扩大内需，但内需既包括消费，也包括投资，如何扩大内需中的消费的比重，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城乡结构中现在最大的为题是如何拉动低收入者的消费。

地区结构中，地区见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

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我们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这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各种生产生活服务业，调整传统产业和高新产业结构，加大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加快高新产业发展，大力推进企业技术改造，推动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调整产品结构，针对市场需求生成更多适销对路的产品等。同时，还要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生态保护与治理。只有在调整优化结构方面实实在在地做出成绩，取得进步，我国经济才能走向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2010年要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重要的是继续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要更加注重需求和供给的有效性，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胡锦涛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8点意见

紧紧抓住历史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中央举办这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认真总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深入研究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完善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和举措。

胡锦涛强调，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们作出了３个重要判断，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２００９年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我们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立即果断实施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态势。二是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拓展我国发展的外部空间。三是必须把保持我国经济当前平稳较快发展和为长远发展营造良好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政策措施不仅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且要努力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营造良好条件。我们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在扩大内需中增强经

济发展协调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营造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全党全国共同努力下，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经济实现总体回升向好。

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初步的，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我们要继续努力，巩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胡锦涛强调，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强调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必须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

胡锦涛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我们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实现我们党对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胡锦涛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全党全国必须增强主动性、紧迫感、责任感，深化认识，统一思想，加强规划引导，突出战略重点，明确主要任务，兼顾当前和长远，处理好速度和效益、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胡锦涛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他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出８点意见。第一，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按照优化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的方向和基本要求，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调整城乡结构，加快推进城镇化，加快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既着眼于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为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条件。第二，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第三，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谋求经济长远发展主动权、形成长期竞争优势，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第四，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大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第五，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污染防治，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加快实施生态工程，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第六，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针对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加快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发展面向民生的公益性社会服务，更好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七，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加快开拓文化市场。第八，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加快调整进口贸易结构，加快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推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