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上诉案

第一篇：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上诉案

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上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998）知终字第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德政南路2号。

法定代表人：刘发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锦凯，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国才，广州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TMT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青山道489－491号香港工业中心B座十二楼11－14室。

法定代表人：王少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静冰，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轻工业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TMT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MT公司）商标权属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郭锦凯、董宜东（原委托代理人，后变更为钟国才），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少明、委托代理人李静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轻工业品公司为开发新产品，于1979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与香港东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明公司）总经理王少明等人商谈生产吊扇出口业务，一致同意使用由东明公司提供的“TMT”商标，其他外商不得向轻工业品公司订购TMT牌吊扇。1979年9月15日、1980年11月1日，东明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分别签订二份《包销协议》，约定由东明公司定牌及包销TMT、TMC牌吊扇，免费提供生产吊扇所需的漆包线、轴承、电容器、UL引出线、商标等，由轻工业品公司布产。另还约定东明公司出资并采取各种有效方式进行宣传广告，其所用的图案、文字内容应事先与轻工业品公司商定。东明公司于1981年6月20日在香港《信报》刊登声明：“本公司自1980年1月1日荣获轻工业品公司委托为TMT牌吊扇之独家经销”。1981年2月24日，轻工业品公司与东明公司联合在《人民日报》发布东明公司为TMT牌吊扇独家总经销的声明。轻工业品公司提供的该公司与东明公司1980年7月11日、1981年1月23日签订的二份有关“TMT”“TMC、SMC、SMT”商标权属协议书，约定上述商标权属归轻工业品公司所有，委托王少明先生全权代表轻工业品公司在香港及世界各电器主销地区申请办理“TMT、TMC、SMT、SMC”牌家用电器产品注册的一切事宜。但该两份协议都无单位盖章，TMT公司主张该两份协议无效。轻工业品公司在1980年向国家工商局办理了TMT商标注册登记。为防止其它公司模仿、影射TMT商标，轻工业品公司又于1981年办理了TMC、SMT商标的注册登记。TMT公司则在香港地区和中东部分国家办理TMT商标注册。1982年3月，东明公司因股东之间不和而歇业，原东明公司总经理王少明与另一股东林桂泉组建TMT公司，接手原东明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经营TMT、TMC、SMT商标的吊扇等业务，并负责清还原东明公司所欠的轻工业品公司的款项，也承受TMT等三个商标。TMT公司成立后与轻工业品公司历年签订的多份包销协议和成交确认书（包括1979年9月15日、1980年11月1日、1981年11月21日、1983年1月5日、1984年11月3日、1986年1月13日的协议及1979年11月27日、1980年12月8日和此后的多份确认书等）中，均清楚列明由TMT公司提供本案争议的商标。这些协议和确认书的真实性是双方都主张和认可的。数年来，TMT公司在TMT牌吊扇的主要销售国家和地区办理了TMT、SMT、TMC商标注册，并花巨资为推销上述铭牌产品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工作，使TMT铭牌产品在海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同时也引来不少厂家假冒TMT牌产品。1983年TMT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作为共同原告，起诉香港联通利贸易有限公司商标侵权，香港高等法院于1990年10月11日对该案作出判决，两原告胜诉。1987年10月23日、12月16日，轻工业品公司发出两份证明文件，证明轻工业品公司注册的1980年第142201号“TMT”商标，1981年第151390号“SMT”和第151392号“TMC”商标由香港TMT公司所有和受益，轻工业品公司只是作为受托人代表TMT公司持有此商标。轻工业品公司见到上述两份书证后，怀疑该两份书证系假证，于1998年5月20日申请对TMT公司提交的两份关于商标权属的书证予以司法鉴定。

原审判决还认定，1994年10月6日，轻工业品公司与TMT公司签订一份协议，约定：

1、在中国境内，“TMT”牌商标属轻工业品公司注册，轻工业品公司有绝对的经营和管理权利。如发现国内有任何公司和制造厂假冒或侵犯“TMT”牌商标行为，轻工业品公司需要有效地制止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侵权行为，在国内有关费用由轻工业品公司负责。

2、在中国境外（包括香港）“TMT”牌商标属TMT公司注册，TMT公司有绝对的经营和管理权利，如发现有任何公司或制造厂假冒或侵犯“TMT”牌商标行为，TMT公司需有效地制止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侵权行为，有关费用由TMT公司负责。

3、TMT公司在中国境内生产出口的“TMT”牌电风扇及其配件产品，必须全部经过轻工业品公司出口。如因其他原因，轻工业品公司不能提供出口服务，TMT公司在征得轻工业品公司的同意下，可以由其它公司或工厂经营出口服务，但需按工厂出厂价的2％缴纳商标使用费用，并签定商标使用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矛盾，TMT公司认为轻工业品公司没有依约打击国内有关厂家的侵权行为造成其巨大经济损失，要求将TMT、TMC、SMT商标返还或以港币30万元办理转名手续，转让给TMT公司。轻工业品公司认为TMT公司没有依约交纳商标使用费，尚欠19232美元未付，且未经许可使用TMT商标在境内安排生产和销售。多年来，双方当事人为解决商标纠纷进行了协商，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轻工业品公司遂向海关总署进行了知识产权保护备案。TMT公司在国内安排生产的产品因此无法出口，造成厂家产品积压。

原审判决又认定，轻工业品公司原经办人何耀松、吴萼于1997年12月25日向公司领导书面汇报有关TMT商标问题时谈到：1980年初东明公司的总经理王少明拿着该公司自行设计的TMT商标来公司要求在出口吊扇上使用TMT商标，据王少明解释，商标取自东明公司的英文名称TUNGMINGTRADINGCO.，LTD.首三字的第一个字母，经公司领导与其商谈，同意使用这一商标。使用该商标后，王少明于1980年提出办理商标注册问题，由于当时国家商标法尚未颁布，未接受外商在国内办理商标注册，经商谈后决定，该商标在国内注册由轻工业品公司办理，在国外注册由东明公司办理。后按王少明提出的意见，继续办理了TMC、SMT商标的注册。1985年以前所有TMT牌吊扇上用的TMT商标都由东明公司在香港印刷好标识后免费提供给轻工业品公司布产使用。TMT牌吊扇定点生产厂家桂洲第一风扇厂、三水市地方国营机电厂、中山市家用电器总厂均证实，由TMT公司不断向厂家提供市场信息及技术，长期派员到厂抽查产品质量。

轻工业品公司原名称为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1987年10月7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集团）公司（第一名称）、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第二名称）。又于1989年2月24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TMT公司以轻工业品公司违背双方的委托约定，意图侵吞TMT公司委托其在国内注册的商标，阻止TMT公司定牌加工产品的出口，造成其经济损失为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终止其委托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注册和管理TMT、TMC、SMT商标的关系；轻工业品公司返还因委托关系而取得的财产并赔偿损失人民币1亿元；轻工业品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TMT公司支付的律师费；对轻工业品公司依法予以处罚。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争议的TMT、TMC、SMT商标是东明公司自行设计和首先、实际使用的商标。后经双方商定，上述商标暂由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办理注册和管理。东明公司解散后，由其股东王少明、林桂泉组建的TMT公司接手与轻工业品公司经营TMT、TMC、SMT商标的吊扇等商品的业务，同时承担原东明公司的欠款清偿义务，上述商标也由TMT公司承受。TMT公司主张是委托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办理商标注册，有自1979年始所签订的合同和包销协议、省轻工业品公司原经办人何耀松、吴萼关于TMT商标问题所作的书面说明，以及TMT公司长期与轻工业品公司定牌生产的合作事实以及1987年轻工业品公司所出具的两份权属证明为凭，足以认定。双方出具的书函对权属问题的表述虽前后有不一致，尚不影响这一认定的可靠性。因而，TMT公司主张其对这三个商标的权属也是有合法依据的。根据上述理由，并考虑到TMT等三个商标一直是由TMT公司及其前身东明公司在内地作定牌生产使用的，这些商标还给TMT公司，有利于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TMT公司才能在境外市场合法经销这三个牌子的商品；双方也已发生矛盾，失去合作基础，原告不能在内地继续组织生产和出口，被告则不能在境外相关地区销售同一品牌商品的状况和矛盾，TMT公司诉请终止其与轻工业品公司的委托关系，由轻工业品公司返还上述商标的主张应予支持。鉴于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办理了TMT、TMC、SMT商标的注册并进行了有效管理，故其商标返还给TMT公司时，TMT公司应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偿。轻工业品公司怀疑TMT公司提交给法庭的两份关于商标权属的证明是假证，请求法院予以司法鉴定，但由于轻工业品公司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公章更换频繁，大部分未经备案，其提交的对照物令人难以采信，而轻工业品公司又无法提供相关充分证据，且该两份证明文件也不是本案唯一证据，故对轻工业品公司的申请不予采纳。轻工业品公司认为商标权属纠纷应由商标行政主管部门管辖，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对此，依我国商标法规定，因注册不当而引起的商标权属争议法院才没有管辖权，而本案是因委托注册而引起的纠纷，人民法院有管辖权，轻工业品公司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

一、确认轻工业品公司注册的TMT、TMC、SMT三个商标专用权归TMT公司所有。

二、TMT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办理有关TMT、TMC、SMT商标权属变更手续。

三、TMT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补偿轻工业品公司人民币50万元。

四、驳回TMT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10010元，由TMT公司负担255005元，由轻工业品公司负担255005元。

轻工业品公司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通过注册取得了争议商标的专用权，被上诉人与东明公司从未在国家工商局商标局注册争议商标，也无任何书面委托文件证明委托上诉人注册该商标，双方1994年10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再次明确规定了本案争议商标的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TMT公司无权承受东明公司的权利，上诉人从未出具任何文件证明TMT商标归被上诉人所有，因此，原审判决将争议商标判归被上诉人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未适用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任何规定，也未适用民法通则第六十九条关于保护商标权的规定，却判定被上诉人享有商标权，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所审判的事项并非属于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且将巨额国有资产判归香港公司，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不符合国家利益，原审判决依法不能成立。被上诉人TMT公司答辩称：商标权是一项民事权利，有关商标权属的争议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收案范围。TMT，TMC和SMT三个商标是TMT公司的董事长王少明设计的，按照东明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商定及定牌贸易合同王少明将商标交给上诉人使用并委托其在内地办理注册事宜。东明公司歇业后，王少明又成立TMT公司接替原公司的业务，承受了东明公司与三个商标有关的民事权利。因此轻工业品公司与TMT公司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信托法律关系。TMT公司从来没有接受轻工业品公司的委托办理商标的境外注册事宜。鉴于轻工业品公司违背双方约定，TMT公司有权要求轻工业品公司返还自己的民事权利。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1979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轻工业品公司与王少明商谈期间，已达成由香港合作方提供商标的意向，当时王少明是东明贸易公司唯一股东，该公司与东明公司不是同一实体，也无继承关系。东明公司于同年11月成立。东明公司提供的“TMT”商标是王少明根据原东明贸易公司及东明公司英文名称词汇的第一个字母和沙特阿拉伯海关入境签章的菱形图案设计的文字和图形组合商标，“SMT”是根据“少明（SHAOMING）”字首拼音设计的近似于“TMT”的商标。由于142201号注册商标注册了TMT文字，但未完全按照王少明设计的文字加菱形的组合图案申请注册，1983年4月，轻工业品公司根据TMT公司（东明公司已歇业）法定代表人王少明的要求，又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了200833号TMT文字与图形组合商标。这一组合商标与内地定牌加工产品实际使用的商标，并与TMT公司在海外注册和宣传的商标完全一致，也是本案争议的核心商标。轻工业品公司先后在内地一共办理了五类商品的TMT商标注册，两类商品的TMC商标注册，两类商品的SMT商标注册，并在有关国家办理了3个商标注册。TMT公司截至1999年8月21日止在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办理了78个TMT等商标的注册。为继受东明公司的相关权利，TMT贸易有限公司分别于1982年6月5日、1983年4月15日代东明公司偿还所欠轻工业品公司款港币317万余元。1982年9月3日，轻工业品公司致省外贸局（82）粤轻出四字第1164号文件中确认，扣除东明公司免费提供的原辅料等所抵偿的欠款外，其余欠款港币3113667元由王少明、林桂泉私人偿还。TMT公司代东明公司实际偿还的款项已超出轻工业品公司在上述文件中确认的欠款数额。轻工业品公司否认曾于1987年10月23日和12月16日发出了两份证明文件，怀疑该两份书证系假证，向原审法院申请对TMT公司提交的两份关于商标权属的书证中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在本院二审期间轻工业品公司变更要求为申请对该两份文件的制作时间、打字与盖章的先后次序作出鉴定。经本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该两份文件均系1987年下半年先打字后盖章形成的。TMT公司为证实该文件的真实性，还提供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黎锦文律师行的一份证明，证明1987年10月23日的文件在1988年4月19日已由该律师行在其他案件中使用，说明该文件的签章日期是准确的。1994年12月7日，轻工业品公司致TMT公司的粤轻出业样〈1994〉第262号《关于加强TMT商标管理的通知》中称：“„TMT‟商标是你我双方经多年共同经营而创造出来的驰名商标。为珍惜这一无形财产，双方经过多次商议，于今年十月六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以便促进加强与完善管理，更为有效地打击假冒商品，及时地制止侵权行为，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TMT公司成立后与轻工业品公司历年签订的多份包销协议和成交确认书（包括1983年1月5日、1984年11月3日、1986年1月13日的协议等）及东明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签订的1979年11月27日、1980年12月8日的确认书等中，均清楚列明由TMT、东明公司提供铭牌、商标。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基本属实。本院认为：商标权是一项民事财产权，虽然法律对商标权的取得、期限、转让等方面有特殊的规定，但未将权属的确认权授予行政机关。从商标权的性质看，权属诉讼属于民事确认之诉，应当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收案范围。上诉人轻工业品公司关于商标权属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收案范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TMT等文字加菱形图案的组合商标是本案各项争议商标的核心商标，与出口商品上使用的商标以及TMT公司对外宣传的商标相一致。该商标是由原东明公司股东、总经理，现TMT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王少明在担任东明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东明公司总经理期间完成的设计。王少明是东明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签订贸易合同的最早的和主要的经办人，根据证人证言和定牌加工的有关协议、合同等可以认定其代表东明公司提出由东明公司提供商标，轻工业品公司按照所提供的商标负责组织生产TMT、TMC等牌号吊扇的要求，轻工业品公司予以同意；王少明还首先提出了将TMT等商标在国内注册的意见。由于受轻工业品公司的误导，东明公司错误认为当时香港公司不能在内地注册商标，故与轻工业品公司商定，由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办理商标注册。在东明公司歇业后，轻工业品公司又按照当时任TMT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少明的要求，在国内办理了本案争议商标第200833号文字加图形组合商标的注册。按照双方定牌加工合同的约定，轻工业品公司负责组织生产TMT等品牌的吊扇并办理出口手续，东明公司负责提供铭牌、商标并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负责联系订单，包销全部商品到境外国家和地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TMT公司接替东明公司负责提供技术，监督生产，包销商品，进行商品的全部广告宣传并代替东明公司承担了归回所欠轻工业品公司款项的责任。王少明设计并代表东明公司提供TMT等商标，目的是要求轻工业品公司定牌生产东明公司指定牌号的商品，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定牌生产合同，故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商标权财产信托法律关系。第200833号商标则是直接由王少明以TMT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要求轻工业品公司进行注册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这一法律关系不仅由商标设计、交付使用与要求注册的事实来证明，还可以由双方定牌贸易合同的约定及只有东明公司（后来是TMT公司）进行商品销售及商品与商标的广告宣传，逐步形成争议商标的知名度和资产增值的事实来证明。1987年10月23日和12月16日轻工业品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文件的内容，在证明轻工业品公司与TMT公司存在委托进行商标注册并管理关系的同时，也印证了在东明公司歇业前与轻工业品公司之间存在着这一委托关系。这两份证据经鉴定证实是真实性的。此外，香港黎锦文律师行证实了1987年10月23日的证明文件在1988年使用过。因此对上述两份证据应当采信。本案争议商标是由轻工业品公司基于东明公司的委托和要求而在国内办理注册的。轻工业品公司是相关商标的名义上的权利人，TMT公司是相关商标的实质上的权利人，在轻工业品公司请求查扣TMT公司出口产品的情况下，TMT公司以委托人的身份请求将TMT商标归还该公司，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原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判决将商标权返还TMT公司是正确的，但原审判决认定存在委托关系，未考虑该商标是以被委托人名义注册并管理的这一事实，未认定存在信托关系，所作认定欠当。双方于1994年签订的协议对商标权属问题再次作了约定。根据TMT公司的陈述和轻工业品公司1994年7月的通知函，可以认定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加强商标管理，打击假冒商品。由于当时双方尚未发生纠纷，TMT公司也未提出返还商标权的问题，轻工业品公司仍是商标的注册人，因此，这份协议中关于商标权的约定应当看作是对商标权当时状况的一种确认，不影响TMT公司在双方发生纠纷后提出返还商标权的主张。由于轻工业品公司申请采取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措施，造成了TMT公司近两年无法出口商品，遭受了巨大损失，轻工业品公司本应对此承担责任。鉴于TMT公司对驳回其索赔请求未提起上诉，对此本院予以维持。TMT牌产品的销售市场在中国境外，TMT公司对TMT等商标在境外各主要市场均有注册，享有商标专用权，故轻工业品公司的商品难以使用TMT等商标出口，缺乏获利能力。同时，TMT公司由于无法在国内生产厂家订货出口，国内厂家也遭受巨大损失，且不能向国外市场提供商品，形成市场萎缩。因此，轻工业品公司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由要求法院保护其商标权，不具有说服力，也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二审期间TMT公司同意增加补偿数额，本院予以认可。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除判决的补偿数额较低有失公平应予变更外，其他处理正确，应予维持；原审判决在陈述判决理由和主文表述上有所失当，应予变更。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2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二、变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为：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在国内注册的TMT、TMC、SMT文字及文字与图形组合商标的商标专用权归TMT贸易有限公司所有，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负责协助TMT贸易有限公司办理商标注册人的变更手续。

三、变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TMT贸易有限公司补偿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250万元人民币，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1万元，由TMT贸易有限公司承担25.5万元，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承担25.5万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万元，由TMT贸易有限公司承担25.5万元，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承担25.5万元，鉴定费5万元，由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承担。

第二篇：广东省轻工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与TMT贸易有限公司商标权属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轻工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与TMT贸易有限公司商标权属纠

纷上诉案1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德政南路2号。

法定代表人:刘发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锦凯,广东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国才,广州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TMT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青山道489－491号香港工业中心B座十二楼11－14室。

法定代表人:王少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静冰,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轻工业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TMT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MT公司)商标权属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郭锦凯、董宜东(原委托代理人,后变更为钟国才),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少明、委托代理人李静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轻工业品公司为开发新产品,于1979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与香港东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明公司)总经理王少明等人商谈生产吊扇出口业务,一致同意使用由东明公司提供的“TMT”商标,其他外商不得向轻工业品公司订购TMT牌吊扇。1979年9月15日、1980年11月1日,东明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分别签订二份《包销协议》,约定由东明公司定牌及包销TMT、TMC牌吊扇,免费提供生产吊扇所需的漆包线、轴承、电容器、UL引出线、商标等,由轻工业品公司布产。另还约定东明公司出资并采取各种有效方式进行宣传广告,其所用的图案、文字内容应事先与轻工业品公司商定。东明公司于1981年6月20日在香港《信报》刊登声明:“本公司自1980年1月1日荣获轻工业品公司委托为TMT牌吊扇之独家经销”。1981年2月24日,轻工业品公司与东明公司联合在《人民日报》发布东明公司为TMT牌吊扇独家总经销的声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8）知字终第8号。

轻工业品公司提供的该公司与东明公司1980年7月11日、1981年1月23日签订的二份有关“TMT”“TMC、SMC、SMT”商标权属协议书,约定上述商标权属归轻工业品公司所有,委托王少明先生全权代表轻工业品公司在香港及世界各电器主销地区申请办理“TMT、TMC、SMT、SMC”牌家用电器产品注册的一切事宜。但该两份协议都无单位盖章,TMT公司主张该两份协议无效。轻工业品公司在1980年向国家工商局办理了TMT商标注册登记。为防止其它公司模仿、影射TMT商标,轻工业品公司又于1981年办理了TMC、SMT商标的注册登记。TMT公司则在香港地区和中东部分国家办理TMT商标注册。1982年3月,东明公司因股东之间不和而歇业,原东明公司总经理王少明与另一股东林桂泉组建TMT公司,接手原东明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经营TMT、TMC、SMT商标的吊扇等业务,并负责清还原东明公司所欠的轻工业品公司的款项,也承受TMT等三个商标。TMT公司成立后与轻工业品公司历年签订的多份包销协议和成交确认书(包括1979年9月15日、1980年11月1日、1981年11月21日、1983年1月5日、1984年11月3日、1986年1月13日的协议及1979年11月27日、1980年12月8日和此后的多份确认书等)中,均清楚列明由TMT公司提供本案争议的商标。这些协议和确认书的真实性是双方都主张和认可的。数年来,TMT公司在TMT牌吊扇的主要销售国家和地区办理了TMT、SMT、TMC商标注册,并花巨资为推销上述铭牌产品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工作,使TMT铭牌产品在海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同时也引来不少厂家假冒TMT牌产品。1983年TMT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作为共同原告,起诉香港联通利贸易有限公司商标侵权,香港高等法院于1990年10月11日对该案作出判决,两原告胜诉。1987年10月23日、12月16日,轻工业品公司发出两份证明文件,证明轻工业品公司注册的1980年第142201号“TMT”商标,1981年第151390号“SMT”和第151392号“TMC”商标由香港TMT公司所有和受益,轻工业品公司只是作为受托人代表TMT公司持有此商标。轻工业品公司见到上述两份书证后,怀疑该两份书证系假证,于1998年5月20日申请对TMT公司提交的两份关于商标权属的书证予以司法鉴定。

原审判决还认定,1994年10月6日,轻工业品公司与TMT公司签订一份协议,约定:

1、在中国境内,“TMT”牌商标属轻工业品公司注册,轻工业品公司有绝对的经营和管理权利。如发现国内有任何公司和制造厂假冒或侵犯“TMT”牌商标行为,轻工业品公司需要有效地制止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侵权行为,在国内有关

费用由轻工业品公司负责。

2、在中国境外(包括香港)“TMT”牌商标属TMT公司注册,TMT公司有绝对的经营和管理权利,如发现有任何公司或制造厂假冒或侵犯“TMT”牌商标行为,TMT公司需有效地制止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侵权行为,有关费用由TMT公司负责。

3、TMT公司在中国境内生产出口的“TMT”牌电风扇及其配件产品,必须全部经过轻工业品公司出口。如因其他原因,轻工业品公司不能提供出口服务,TMT公司在征得轻工业品公司的同意下,可以由其它公司或工厂经营出口服务,但需按工厂出厂价的2％缴纳商标使用费用,并签定商标使用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产生矛盾,TMT公司认为轻工业品公司没有依约打击国内有关厂家的侵权行为造成其巨大经济损失,要求将TMT、TMC、SMT商标返还或以港币30万元办理转名手续,转让给TMT公司。轻工业品公司认为TMT公司没有依约交纳商标使用费,尚欠19232美元未付,且未经许可使用TMT商标在境内安排生产和销售。多年来,双方当事人为解决商标纠纷进行了协商,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轻工业品公司遂向海关总暑进行了知识产权保护备案。TMT公司在国内安排生产的产品因此无法出口,造成厂家产品积压。

原审判决又认定,轻工业品公司原经办人何耀松、吴萼于1997年12月25日向公司领导书面汇报有关TMT商标问题时谈到:1980年初东明公司的总经理王少明拿着该公司自行设计的TMT商标来公司要求在出口吊扇上使用TMT商标,据王少明解释,商标取自东明公司的英文名称TUNGMINGTRADINGCO．,LTD．首三字的第一个字母,经公司领导与其商谈,同意使用这一商标。使用该商标后,王少明于1980年提出办理商标注册问题,由于当时国家商标法尚未颁布,未接受外商在国内办理商标注册,经商谈后决定,该商标在国内注册由轻工业品公司办理,在国外注册由东明公司办理。后按王少明提出的意见,继续办理了TMC、SMT商标的注册。1985年以前所有TMT牌吊扇上用的TMT商标都由东明公司在香港印刷好标识后免费提供给轻工业品公司布产使用。TMT牌吊扇定点生产厂家桂洲第一风扇厂、三水市地方国营机电厂、中山市家用电器总厂均证实,由TMT公司不断向厂家提供市场信息及技术,长期派员到厂抽查产品质量。

轻工业品公司原名称为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1987年10月7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集团)公司(第一名称)、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3

(第二名称)。又于1989年2月24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

TMT公司以轻工业品公司违背双方的委托约定,意图侵吞TMT公司委托其在国内注册的商标,阻止TMT公司定牌加工产品的出口,造成其经济损失为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终止其委托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注册和管理TMT、TMC、SMT商标的关系；轻工业品公司返还因委托关系而取得的财产并赔偿损失人民币1亿元；轻工业品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TMT公司支付的律师费；对轻工业品公司依法予以处罚。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争议的TMT、TMC、SMT商标是东明公司自行设计和首先、实际使用的商标。后经双方商定,上述商标暂由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办理注册和管理。东明公司解散后,由其股东王少明、林桂泉组建的TMT公司接手与轻工业品公司经营TMT、TMC、SMT商标的吊扇等商品的业务,同时承担原东明公司的欠款清偿义务,上述商标也由TMT公司承受。TMT公司主张是委托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办理商标注册,有自1979年始所签订的合同和包销协议、省轻工业品公司原经办人何耀松、吴萼关于TMT商标问题所作的书面说明,以及TMT公司长期与轻工业品公司定牌生产的合作事实以及1987年轻工业品公司所出具的两份权属证明为凭,足以认定。双方出具的书函对权属问题的表述虽前后有不一致,尚不影响这一认定的可靠性。因而,TMT公司主张其对这三个商标的权属也是有合法依据的。根据上述理由,并考虑到TMT等三个商标一直是由TMT公司及其前身东明公司在内地作定牌生产使用的,这些商标还给TMT公司,有利于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TMT公司才能在境外市场合法经销这三个牌子的商品；双方也已发生矛盾,失去合作基础,原告不能在内地继续组织生产和出口,被告则不能在境外相关地区销售同一品牌商品的状况和矛盾,TMT公司诉请终止其与轻工业品公司的委托关系,由轻工业品公司返还上述商标的主张应予支持。鉴于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办理了TMT、TMC、SMT商标的注册并进行了有效管理,故其商标返还给TMT公司时,TMT公司应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偿。轻工业品公司怀疑TMT公司提交给法庭的两份关于商标权属的证明是假证,请求法院予以司法鉴定,但由于轻工业品公司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公章更换频繁,大部分未经备案,其提交的对照物令人难以采信,而轻工业品公司又无法提供相关充分证据,且该两份证明文件也不是本案唯一证据,故对轻工业品公司的申请不予采纳。轻工业品公司

认为商标权属纠纷应由商标行政主管部门管辖,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对此,依我国商标法规定,因注册不当而引起的商标权属争议法院才没有管辖权,而本案是因委托注册而引起的纠纷,人民法院有管辖权,轻工业品公司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

一、确认轻工业品公司注册的TMT、TMC、SMT三个商标专用权归TMT公司所有。

二、TMT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办理有关TMT、TMC、SMT商标权属变更手续。

三、TMT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补偿轻工业品公司人民币50万元。

四、驳回TMT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10010元,由TMT公司负担255005元,由轻工业品公司负担255005元。

轻工业品公司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通过注册取得了争议商标的专用权,被上诉人与东明公司从未在国家工商局商标局注册争议商标,也无任何书面委托文明证明委托上诉人注册该商标,双方1994年10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再次明确规定了本案争议商标的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TMT公司无权承受东明公司的权利,上诉人从未出具任何文件证明TMT商标归被上诉人所有,因此,原审判决将争议商标判归被上诉人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未适用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任何规定,也未适用民法通则第六十九条关于保护商标权的规定,却判定被上诉人享有商标权,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所审判的事项并非属于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且将巨额国有资产判归香港公司,造成国有产资产的严重流失,不符合国家利益,原审判决依法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TMT公司答辩称:商标权是一项民事权利,有关商标权属的争议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收案范围。TMT,TMC和SMT三个商标是TMT公司的董事长王少明设计的,按照东明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商定及定牌贸易合同王少明将商标交给上诉人使用并委托其在内地办理注册事宜。东明公司歇业后,王少明又成立TMT公司接替原公司的业务,承受了东明公司与三个商标有关的民事权利。因此轻工业品公司与TMT公司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信托法律关系。TMT公司从来没有接受轻工业品公司的委托办理商标的境外注册事宜。鉴于轻工业品公司违背双方 5

约定,TMT公司有权要求轻工业品公司返还自己的民事权利。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1979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轻工业品公司与王少明商谈期间,已达成由香港合作方提供商标的意向,当时王少明是东明贸易公司唯一股东,该公司与东明公司不是同一实体,也无继承关系。东明公司于同年11月成立。东明公司提供的“TMT”商标是王少明根据原东明贸易公司及东明公司英文名称词汇的第一个字母和沙特阿拉伯海关入境签章的菱形图案设计的文字和图形组合商标,“SMT”是根据“少明(SHAOMING)”字首拼音设计的近似于“TMT”的商标。由于142201号注册商标注册了TMT文字,但未完全按照王少明设计的文字加菱形的组合图案申请注册,1983年4月,轻工业品公司根据TMT公司(东明公司已歇业)法定代表人王少明的要求,又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了200833号TMT文字与图形组合商标。这一组合商标与内地定牌加工产品实际使用的商标,并与TMT公司在海外注册和宣传的商标完全一致,也是本案争议的核心商标。轻工业品公司先后在内地一共办理了五类商品的TMT商标注册,两类商品的TMC商标注册,两类商品的SMT商标注册,并在有关国家办理了3个商标注册。TMT公司截至1999年8月21日止在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办理了78个TMT等商标的注册。为继受东明公司的相关权利,TMT贸易有限公司分别于1982年6月5日、1983年4月15日代东明公司偿还所欠轻工业品公司款港币317万余元。1982年9月3日,轻工业品公司致省外贸局(82)粤轻出四字第1164号文件中确认,扣除东明公司免费提供的原辅料等所抵偿的欠款外,其余欠款港币3113667元由王少明、林桂泉私人偿还。TMT公司代东明公司实际偿还的款项已超出轻工业品公司在上述文件中确认的欠款数额。轻工业品公司否认曾于1987年10月23日和12月16日发出了两份证明文件,怀疑该两份书证系假证,向原审法院申请对TMT公司提交的两份关于商标权属的书证中印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在本院二审期间轻工业品公司变更要求为申请对该两份文件的制作时间、打字与盖章的先后次序作出鉴定。经本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该两份文件均系1987年下半年先打字后盖章形成的。TMT公司为证实该文件的真实性,还提供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黎锦文律师行的一份证明,证明1987年10月23日的文件在1988年4月19日已由该律师行在其他案件中使用,说明该文件的签章日期是准确的。1994年12月7日,轻工业品公司致TMT公司是粤轻出业

样〈1994〉第262号《关于加强TMT商标管理的通知》中称:“‘TMT’商标是你我双方经多年共同经营而创造出来的驰名商标。为珍惜这一无形财产,双方经过多次商议,于今年十月六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以便促进加强与完善管理,更为有效地打击假冒商品,及时地制止侵权行为,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TMT公司成立后与轻工业品公司历年签订的多份包销协议和成交确认书(包括1983年1月5日、1984年11月3日、1986年1月13日的协议等)及东明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签订的1979年11月27日、1980年12月8日的确认书等中,均清楚列明由TMT、东明公司提供铭牌、商标。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基本属实。

本院认为:商标权是一项民事财产权,虽然法律对商标权的取得、期限、转让等方面有特殊的规定,但未将权属的确认权授予行政机关。从商标权的性质看,权属诉讼属于民事确认之诉,应当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收案范围。上诉人轻工业品公司关于商标权属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收案范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TMT等文字加菱形图案的组合商标是本案各项争议商标的核心商标,与出口商品上使用的商标以及TMT公司对外宣传的商标相一致。该商标是由原东明公司股东、总经理,现TMT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王少明在担任东明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东明公司总经理期间完成的设计。王少明是东明公司与轻工业品公司签订贸易合同的最早的和主要的经办人,根据证人证言和定牌加工的有关协议、合同等可以认定其代表东明公司提出由东明公司提供商标,轻工业品公司按照所提供的商标负责组织生产TMT、TMC等牌号吊扇的要求,轻工业品公司予以同意；王少明还首先提出了将TMT等商标在国内注册的意见。由于受轻工业品公司的误导,东明公司错误认为当时香港公司不能在内地注册商标,故与轻工业品公司商定,由轻工业品公司在国内办理商标注册。在东明公司歇业后,轻工业品公司又按照当时任TMT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少明的要求,在国内办理了本案争议商标第200833号文字加图形组合商标的注册。按照双方定牌加工合同的约定,轻工业品公司负责组织生产TMT等品牌的吊扇并办理出口手续,东明公司负责提供铭牌、商标并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负责联系订单,包销全部商品到境外国家和地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TMT公司接替东明公司负责提供技术,监督生产,包销商品,进行商品的全部广告宣传并代替东明公司承担了归回所欠轻工业品公司款项的责任。王少明设计并代表东明公司提供TMT等商标,目的是要求轻工业品公司定牌生产东明公司指

定牌号的商品,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了定牌生产合同,故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商标权财产信托法律关系。第200833号商标则是直接由王少明以TMT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要求轻工业品公司进行注册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这一法律关系不仅由商标设计、交付使用与要求注册的事实来证明,还可以由双方定牌贸易合同的约定及只有东明公司(后来是TMT公司)进行商品销售及商品与商标的广告宣传,逐步形成争议商标的知名度和资产增值的事实来证明。1987年10月23日和12月16日轻工业品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文件的内容,在证明轻工业品公司与TMT公司存在委托进行商标注册并管理关系的同时,也印证了在东明公司歇业前与轻工业品公司之间存在着这一委托关系。这两份证据经鉴定证实是真实性的。此外,香港黎锦文律师行证实了1987年10月23日的证明文件是1988年使用过。因此对上述两份证据应当采信。本案争议商标是由轻工业品公司基于东明公司的委托和要求而在国内办理注册的。轻工业品公司是相关商标的名义上的权利人,TMT公司是相关商标的实质上的权利人,在轻工业品公司请求查扣TMT公司出口产品的情况下,TMT公司以委托人的身份请求将TMT商标归还该公司,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原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判决将商标仅返还TMT公司是正确的,但原审判决认定存在委托关系,未考虑该商标是以被委托人名义注册并管理的这一事实,未认定存在信托关系,所作认定欠当。双方于1994年签订的协议对商标权属问题再次作了约定。根据TMT公司的陈述和轻工业品公司1994年7月的通知函,可以认定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加强商标管理,打击假冒商品。由于当时双方尚未发生纠纷,TMT公司也未提出返还商标权的问题,轻工业品公司仍是商标的注册人,因此,这份协议中关于商标权的约定应当看作是对商标权当时状况的一种确认,不影响TMT公司在双方发生纠纷后提出返还商标权的主张。由于轻工业品公司申请采取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措施,造成了TMT公司近两年无法出口商品,遭受了巨大损失,轻工业品公司应对此承担责任。鉴于TMT公司对驳回其索赔请求未提起上诉,对此本院予以维持。TMT牌产品的销售市场在中国境外,TMT公司对TMT等商标在境外各主要市场均有注册,享有商标专用权,故轻工业品公司的商品难以使用TMT等商标出口,缺乏获利能力。同时,TMT公司由于无法在国内生产厂家订货出口,国内厂家也遭受巨大损失,且不能向国外市场提供商品,形成市场萎缩。因此,轻工业品公司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由要求法院保护其商标权,不具有说服力,也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二审期间TMT公司同意增加补偿数额，本院予以认可。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除判决的补偿数额较低有失公平应予变更外,其他处理正确,应予维持；原审判决在陈述判决理由和主文表述上有所失当,应予变更。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2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二、变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为: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在国内注册的TMT、TMC、SMT文字及文字与图形组合商标的商标专用权归TMT贸易有限公司所有,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负责协助TMT贸易有限公司办理商标注册人的变更手续。

三、变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粤法知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TMT贸易有限公司补偿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250万元人民币,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1万元,由TMT贸易有限公司承担25．5万元,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承担25．5万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万元,由TMT贸易有限公司承担25．5万元,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承担25．5万元,鉴定费5万元,由广东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志培

审 判 员 董天平

代理审判员 王永昌

二000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辉

第三篇：房屋参建合同纠纷上诉案

房屋参建合同纠纷上诉案

内容：

一、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振发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川沙镇新川路293号2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仲良，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邹云龙，上海市弘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陆家浜路711号。

负责人：刘玉芬，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万里，业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夏敏，上海市申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案讼争地块及房屋座落于上海市宝山区国权北路220弄，该地块建设项目原为案外人上海宝长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宝长公司）申请立项并经政府批准。1994年8月10日、10月24日，案外人宝长公司、宝山区长兴乡先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先丰村委会）与振发公司先后签订了两份“国权北路居住小区参建协议”，约定由先丰村委会提供国权北路33，000平方米和26，000平方米多层住宅的建设计划供振发公司参建，振发公司承担全部参建资金，得房率100%.双方还对其它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同年10月19日，原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代办处（以下简称上海代办处）与振发公司签订“参建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振发公司负责筹建的国权北路居民小区地块基地，业经办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海代办处参建国权北路居民住宅区五幢多层住宅（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振发公司 负责全部工程的建设施工，上海代办处负责提供建设资金，总投资为人民币4，290万元。工程期限为8个月，双方共同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在签约后9个月那完成建筑工程及销售工作，如到期不能结束，由振发公司按销售保底价2600元/平方米全部收购，贷款划回上海代办处等。上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为案外人宝长公司。1995年1月6日，上海代办处又与振发公司签订了“参建合作补充协议书”，约定上海代办处增加参建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增加面积的建设资金为人民币780万元，由上海代办处负责提供；增加面积中保留1350平方米为上海代办处自用，费用按成本价结算，振发公司为上海代办处办妥产权过户手续；其余2650平方米按1994年10月19日的协议中有关保底保利方式委托振发公司销售。同年5月11日，上海代办处委托上海华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振发公司签订“关于国权北路动迁房项目销售和财务问题的补充协议”，约定上海代办处按工程进度继续付款给振发公司，国权北路动迁房项目（图纸编号#74、#75、#83、#84和#82的3/4部分）共有26000平方米（按实际面积结算），所有权归上海代办处。如到1995年7月19日销售仍未结束，除上海代办处自留用房外，振发公司应按2600元/平方米保底价将销售款全部汇入上海华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指定帐户，逾期不付或少付，振发公司应按每日0.6‰计罚息付给上海华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上述协议，振发公司共收取参建款人民币4，625万元。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代办处于1996年5月14日改建为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原上海代办处的人员、设备、设施、物资、债权债务全部转为上海分公司。

1996年10月11日，案外人宝长公司向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请变更部分土地使用权（含本案讼争地块）由案外人上海逸仙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逸仙公司）使用，1997年4月15日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同意变更其中50，809平方米土地面积（含本案讼争地块）出让给逸仙公司使用，逸仙公司与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法取得了50，80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并领取了沪房地市字（1997）第100191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

一审期间，上海分公司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1997年6月10日作出查封座落 于上海市国权北路220弄1—24号房屋的民事裁定。

二、审判

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与判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海分公司符合诉讼主体资格。振发公司在未合法取得本案讼争地块土地使用权情况下，擅自与上海分公司签订房屋参建合作协议，此后又未补办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上海分公司在与振发公司签订协议时明知讼争地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建设单位是案外人宝长公司而非振发公司，却仍与之签订一系列参建协议。故双方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法规，双方签订的一系列参建协议应为无效。对协议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振发公司应返还上海分公司参建款人民币4，625万元并支付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的60%.据此判决：

（一）双方签订的“参建合作协议书”、“参建合作补充协议”无效；

（二）振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上海分公司人民币4，625万元；

（三）振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上海分公司上述款项利息损失总额的60%.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9，162.50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300，172.50元，共计人民币609，335元，由上海分公司负担人民币243，734元，振发公司负担人民币365，601元。

振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称：其原与上海代办处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上海代办处注销后，其权利义务依法应由其上级单位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上海分公司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违反法律规定；上海代办处投入的参建款应为4，432万元并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4，625万元；双方具有房地产开发资格，所签参建协议应为有效。故请求撤销原判。上海分公司答辩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振发公司的上诉请求。

2.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与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海代办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改建为上海分公司，原有债权债务转为上海分公司，事实清楚，手续合法。一审认定上海分公司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振发公司对其只收取参建款人民币4，432万元的主张未举出有力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因振发公司未取得讼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即与上海代办处签订一系列参建协议，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其参建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对协议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地153条地1款地（1）项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11日以（1998）民终字地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9，162.50元，由振发公司负担。

三、评析

（一）关于上海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讼争“参建房屋协议书”系由上海代办处与振发公司所签，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海代办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改建为上海分公司，原上海代办处的债权债务转归上海分公司。因此，上海分公司作为权利义务承受人，向振发公司主张权利，符合诉讼主体资格。

（二）关于参建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讼争地块的使用权人为案外人宝长公司，振发公司与宝长公司、先丰村委会签订“国权北路居住小区参建协议”以后，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为宝长公司的情况下，仍与上海代办处签订“参建合作协议书”及“参建合作补充协议书”，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双方所签订的参建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对于协议的无效，双方均有过错。振发公司未取得讼争土地使用权，与上海代办处签订参建协议，对协议的无效应负主要责任；上海代办处明知对方未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而与之签订协议，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四篇：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李某与伍某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0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

委托代理人：黎孟龙，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向莉，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某。

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伍某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12月24日公开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李某的委托代理人黎孟龙和向莉、被上诉人伍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10月11日，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伍某及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签订了《关于合作生产、推广空气床垫专利产品协议》（草案），协议约定由李某出51%现金股本，伍某等人出49%技术股本，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02年10月30日，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但该注册资本的股权结构均为现金股。公司成立后，李某与伍某于2002年11月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伍某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权中的7%股权转让给李某，7%股权转让金为3.5万元。同日，李某和案外人伍本和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伍本和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的股权转让给李某，股权转让金为12万元。2002年11月11日，深圳市公证处为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公证，该股权转让结果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同日，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润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02年11月2日，李某与伍某签订了另一份《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伍某将其持有公司32%的新型空气床垫技术股权以3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某，并约定现币付清，签字即生效。该《技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伍某收到李某支付的现金32万元。

伍某在2003年4月23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50号案件开庭审理时自认：以自己的名义买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的股权，然后将32%的技术股卖给李某，得了现金32万元，分别给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各16万元。

李某在2003年4月23日的开庭审理时自认：生产了空气床垫上百套样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李某、伍某双方签字认可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证书，以及验资报告、银行现金存款凭证和公司注册与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书面证据，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自成立至更名为深圳市润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过程中，公司的股权结构虽均为现金股，而不包括技术股权。但伍某在与李某签订《技术股权转让协议》时，具有生产新型空气床垫的技术，且在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所占的股份是技术股份，李某的公司利用伍某具有的新型空气床垫的生产技术已生产出产品。伍某身为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即证明伍某已将新型空气床垫的生产技术移交给公司，且伍某当庭自认收到李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故李某与伍某签订的《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李某与伍某签订《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李某诉请法院解除该协议及返还股款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10元，由李某负担。

上诉人李某上诉称：

一、本案是李某与伍某之间《技术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纠纷，合同争讼的“技术股权”根本不存在，合同也无法履行。根据法律规定，股权是股东在完成向

公司的出资后产生的股东相对于公司的权利，股权存在的事实基础是“股东完成向公司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 只有伍某将其持有的“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技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评估、作价程序，办理验资手续并在公司登记机构办理股权登记后，其持有的“技术股权”才能存在，伍某才能将其“技术股权”转让他人。但“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技术”的技术没有移交公司，也没有进行评估作价和验资，更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谓的“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技术”的技术股权并未产生，因而李某与伍某签订的《技术股权转让协议》根本无法履行。

二、原审判决认定“股东身份可以证明技术移交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错误判定法律事实。公司法的基本理论表明，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并且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独立法人，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的股东是分别独立的民事主体，两者的财产权利也是各自独立的。公司股东完成出资后，其出资资本转移为有限公司的财产，而公司股东不再享有出资资本的财产权利。因此，从法律逻辑关系上，有限公司在取得出资人的出资财产权利（股东向公司转移财产权利）后，出资人才能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绝没有依股东身份反过来判定股东是否实际向公司移交财产的逻辑。

三、本案不是技术转让纠纷，而是股权转让纠纷，原审判决用“技术移交公司”说明“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存在法律逻辑上的错误。

四、“技术股权”不存在，《技术股权转让协议》仅履行了李某的付款义务，伍某的“转让股权”义务无法履行，合同应予解除，李某依据《技术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的32万元股权转让款应当予以返还。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判定不准，判决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请求判令：

1、撤销原审判决；

2、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3、伍某返还李某转让股款32万元；

4、由伍某承担诉讼费。

被上诉人伍某答辩称：

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民三初字第50号案件开庭时，审判长坚持《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签订，双方并未实质履行，李某不能举证已支付转让费的凭证，其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所以李某撤诉了。李某撤诉后又起诉，原审法院受理后，组成的合议庭成员中有两名成员同为（2003）深中民三初字第50号合议庭成员，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根据该《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应发回重审。

二、原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影响司法公正，导致原审判决书中出现伍某自认的“不实之词”。伍某在原审答辩和开庭中从未“自认”收到李某支付的转让费。原审判决认定伍某“自认”，实际是为李某非法使用伍某的专利而作的枉判之词。

三、李某的上诉理由都是不实之词。李某不能举证已支付转让费的凭证，说明《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签订，双方并未实质履行，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四、李某所依赖的《公证书》是其为诈骗目的所设置的阴谋，该《公证书》不久将被撤销。

伍某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专利权人为伍某的“新型空气床垫”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二审庭审时承认该专利技术与本案涉讼技术“新型空气床垫”为同一技术。李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原审判决已认定的事实与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2年10月11日，以伍某、案外人伍本和和代求芝为甲方、李某为乙方签订的《关于合作生产、推广空气床垫专利产品协议》（草案）约定：注册后甲方的专利技术的产权以及使用权和乙方投入的注册资金为新成立的公司所有；本合同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此合同（草案）与注册新公司后续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10月24日，伍某、伍本和出具证明称：“为了办公司执照方便，需将李某先生的现金存入伍某和伍本和开的银行存折中，各12万元，共24万元，此款属李某先生所有。”10月25日，深圳市高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审验该司注册资金50万元的报告称，截至该日，李某、伍某、伍本和分别投资26万元、12万元、12万元，各占出资比例52%、24%、24%。2002年11月2日，由李某、伍某、伍本和参加的股东会作出伍本和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权以12万元转让金转让给李某，以及伍某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权中的7%股权以3.5万元转让金转让给李某的决议。2002年11月13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润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某出资41.5万元，伍某出资8.5万元，股东由原三位即李某、伍某、伍本和变更为两位即李某、伍某。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3年9月3日公告授予本案涉讼技术为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名称为“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权人为伍某。

李某于2003年5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解除其与伍某签订的《技术股权转让协议》；

2、伍某返还转让股款32万元；

3、由伍某承担本案诉讼费。对原审判决其他查明事实不清之处，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说明。

本院认为，《技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股权转让方面的内容，转让的标的为股权，而非技术，故本案应定性为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其他技术合同性质错误。同时还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依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原审法院根据重审结果确定。

审 判 长 刘建强

代理审判员 高 静

代理审判员 林东升

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肖海棠

第五篇：工商局违法年检及附带行政赔偿上诉案

河南省漯河市农产果品总公司综合经营部诉四川省达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违法年

检及附带行政赔偿上诉案

委托代理人张大群，四川达州绥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四川省达州市食品工业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张方清，主任。

原审第三人四川省达川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基良，经理。

上诉人河南省漯河市农产果品总公司综合经营部(以下简称漯河经营部)因诉原四川省达川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违法年检及附带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原达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达川中院)(1999)达行初字第4号(1—2)行政附带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达川中院判决认定，企业检验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按对企业进行检查，是对企业是否具有继续经营资格的确认。四川省原达川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达川工商局)未对第三人四川省达川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以下简称粮油饲料公司)逾期申报年检进行处罚确有不当，但核准粮油饲料公司企业年检并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达川工商局对粮油饲料公司实施的年检行为合法。年检合格的企业不依法履行合同给他人造成损失，不应由达川工商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并判决：“

一、维持被告四川省达川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1997年6月27日对第三人四川省达川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作出的年检合格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驳回原告河南省漯河市农产果品总公司综合经营部的赔偿请求。”漯河经营部上诉称：达川工商局将被法院宣告破产的公司所开办的、主管部门已决定撤销的粮油饲料公司年检合格的行为在程序和实体上构成违法。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判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判令达川工商局依照《企业检验办法》第19条规定履行法定义务；并判决达川工商局与粮油饲料公司对上诉人漯河经营部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中，达川工商局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漯河经营部系主营粮油及粮油制品的集体所有制企业。1998年4月，粮油饲料公司副经理张云寿及铜江面粉厂质检员李贤林等前往河南省漯河市采购小麦。在对小麦验质合格后，上诉人漯河经营部提出对粮油饲料公司经营资格等情况进行审查，见粮油饲料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达川工商局于1997年6月27日年检合格。其后，上诉人漯河经营部即与粮油饲料公司签订购销硬质小麦600吨、单价1460元/吨，共计货款4731万元的《工矿产品订货

1合同》，并约定，货到5日内结清货款。货到后，粮油饲料公司共付货款10万元，余款经多次催收无果。上诉人漯河经营部向达川中院提起民事诉讼，经调解双方达成还款协议(见(1998)达法经初字第61号民事调解书)。但粮油饲料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1998年5月28日，达县人民法院作出(1998)达经执初字第61号民事裁定书并予以执行。同年10月27日，达县人民法院出具了漯河经营部又实收货款15174810元的书面证明。目前，粮油饲料公司已下落不明。同时查明，粮油饲料公司是于1992年10月4日由原审第三人原四川省达川地区食品工业办公室(以下简称达川食品办)以(1992)31号《关于成立四川省达县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的批复》批准成立，属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原四川省达川地区食品工业公司。

1995年12月7日，达川中院以(1995)达中经破字第40号公告称据债务人申请，该院已裁定宣告国营四川省达川地区食品工业公司破产还债。

1997年3月29日，粮油饲料公司向达川工商局申请年检并提供1996的《企业法人报告书》、《资产负债表》等年检材料。

1997年6月11日，达川食品办作出达地食(1997)字第15号《关于撤销达川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的通知》。告知粮油饲料公司停止一切经营活动，立即到有关部门办理注销手续。该通知抄送了原登记机关、税务机关、开户银行。1997年6月17日，达川工商局企业登记科科长贾月书在收到的《关于撤销达川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的通知》上批注“请存入该企业档案备查”。27日该局工作人员朱忠坤在粮油饲料公司报送的《企业法人报告书》上登记主管机关审核情况栏签署了“经审查该单位提供的年检资料，1996年未按国家规定参加年检，变更经营地址，请审批”。该局企业登记科副科长陈正明在核准栏中签署“同意办理年检后变更登记”。同日，该局在粮油饲料公司的《企业法人检验情况》上核批“1996年检合格”并在粮油饲料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上加盖年检戳记。

另查明，因诉讼中，原达川地区被撤销并设立地级达州市。被上诉人达川工商局因此更名为四川省达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审第三人达川食品办更名为四川省达州市食品工业办公室。

以上事实有漯河经营部及粮油饲料公司的营业执照、《工矿产品订货合同》，达川食品办《关于成立四川省达县地区粮油饲料原料公司的批复》及达地食(1997)字第15号文；粮油饲料公司1996《企业法人报告书》等有关的年检材料；达川中院(1998)达法经初字第61号民事调解书；达县人民法院(1998)达经

执初字第61号民事裁定书及《证明》；调查笔录及庭审笔录等有关证据材料为证。

本院认为：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实行检验制度。企业检验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按对企业进行检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定制度。它不涉及企业法人资信能力、商业信誉等方面的评价。达川工商局对粮油饲料公司逾期申报年检的行为未予处罚确有不当，但以此否定年检的法律效力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粮油饲料公司虽然未按时申报年检材料，但该行为不属于《企业检验办法》第19条规定应予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范围。年检时粮油饲料公司也不存在《企业检验办法》第8条规定的不予年检的法定情形，达川工商局核准粮油饲料公司年检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达川食品办虽行文撤销粮油饲料公司，但没有出具应申请而作出的批准决定和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或清算组织负责债权债务的文件。粮油饲料公司也未提出过注销企业的申请报告，达川工商局依法应当对粮油饲料公司的年检申请进行年检。经年检的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依法履行合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与工商行政机关的年检行为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由于粮油饲料公司的单方故意违约给上诉人漯河经营部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畴。上诉人漯河经营部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企业检验办法》第19条的规定，判令原达川工商局吊销粮油饲料公司营业执照的诉讼请求及判决由达川工商局对粮油饲料公司给上诉人漯河经营部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漯河经营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赔偿请求应予驳回。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1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上诉人河南省漯河市农产果品总公司综合经营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