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社工机构困局待解(小版)[推荐]

第一篇：民间社工机构困局待解(小版)[推荐]

民间社工机构困局待解

南方日报记者 吴永奎

在关外大区宝安,自2009年4月诞生首家民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下称“社工机构”)至今,宝安共有社工机构3家。这对于目前深圳38家社工机构总数而言,或许是沧海一粟,但值得关注的是,宝安的民间社工机构具备了充分的多样性:就机构而言,以个人之力举办者有之,依托企业集团举办者亦有之；就服务而言,从政府竞得社工岗位后运行者有之,以机构之力独立开展社工服务者亦有之„„正是这种多样性为观照整个深圳近年来社工职业的发展及社工机构的运作,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

透过宝安这个窗口来看看深圳社会工作试点的成果:社工理念渐入人心,社工岗位增加至834个,社工机构增至38家,本土见习督导诞生,社工立法推进,社工人才成长机制渐趋完善、政府财政支持渠道日益顺畅„„

但同时也有问题需要反思:社工机构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发展瓶颈亟待突破,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理念需要革新„„

成果固然可喜,反思则弥足珍贵,此组报道直面社工机构发展中的种种困惑与反思,并不惮于求索破解之策,冀望为正向纵深推进的深圳社会工作提供镜鉴。

3月19日,由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0年社会工作国际论坛”在深圳隆重开幕,这是该论坛第二次在深圳召开。自2006年被民政部确定为社会工作试点以来,深圳便处于聚光灯下,这座先锋城市倡导的“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社会工作格局与路径定位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运作模式为社会各界津津乐道。

但即使是在这种模式下,民间社工机构仍面临重重困境,譬如资金瓶颈、专业人才匮乏等等。

资金瓶颈

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已成社工机构发展的硬性约束,并制约了民间社工机构的发展。

在深圳市38家民间社工机构中,获得社工岗位的社工机构不过20余家,尚有1/3的机构在艰难地自行运营、自生自长。

“看天吃饭”的譬喻直观地揭示出社会工作领域一种普遍的行业心理———在“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工作思路指引下,政府财力的投入顺理成章地成为社工机构运作资金的重要来源,甚或命脉所系,很多社工机构因为过于依赖政府资金而出现了无法运营的状况。

一月后的“五四”青年节,是宝安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称“阳光中心”)成立一周年纪念日。总干事张军粗略估算了一下一年来服务社的各项花销,不觉吃了一惊,“差不多有40万元”。

这些花费包括服务社租金、场地装修、办公用品采购、管理人员和社工工资、开展社工服务的费用等不一而足,而这些费用,张军坦言,“全部是自己掏的腰包”。

40万元!这个数字大大超出了张军的预算。在服务社成立之时,张军很乐观地认为,“服务社开起来就会有社工岗位,以后的运营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了”,对服务社的前期投入预算“也就十来万元”。

2009年5月15日,诞生不过10天的阳光中心匆匆参加了深圳市社工岗位的竞标,其“草根”特点与经验不足没有获得政府民政部门的青睐,张军空手而返。

根据深圳市民政部门厘定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标准,每个社工岗位每年拨付6.6万元,用以支付社工一年的薪水、管理、办公和活动费用,没有竞得社工岗位便意味着社工机构必须自行为社工开展工作“埋单”。

从去年6月至11月,阳光中心先后开展了三个项目的调研工作,所有费用全部自行承担,直到去年12月“关爱自闭症患儿”项目得到深圳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的资助,阳光中心才告别了独立苦撑的局面。

以乐观的预期起步,最终以个人之力勉力维持机构运行的,绝非阳光中心一家。宝安一位不愿具名的社工机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在深圳市38家民间社工机构中,获得社工岗位的社工机构不过20余家,尚有1/3的机构在艰难地自行运营。

据深圳市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下称《社工队伍建设意见》),财政资金对社会工作发展处于“主渠道地位”,公共财政将成为社会工作经费的主要来源。而在张军看来,通过获取社工岗位的方式获得资金,渠道过于单一,无异于“看天吃饭”。

深圳首家社工机构鹏星社工服务社(下称“鹏星”)负责人易松国对此也颇有同感。2007年鹏星在深圳社工试点起步之际,便获得41个社工岗位,2008年这一数字增加到75个,即便如此,易松国也认为,鹏星的发展“靠‘天’(政府)吃饭”,“机构的自我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很低”。

“看天吃饭”的譬喻直观地揭示出社会工作领域一种普遍的行业心理———在“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工作思路指引下,政府财力的投入顺理成章地成为社工机构运作资金的重要来源,甚或命脉所系。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已成社工机构发展的硬性约束早已引起各方关注。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段慧霞在分析上海浦东民间社工机构管理存在的问题时,便直截了当地指出,资金成了制约民间社工机构发展的主要瓶颈,很多社工机构因为依赖政府资金而出现了无法运营的状况。

人才困局

社工人才奇缺早已为业内人所共知,而在深圳一隅,社工人才短缺这一普遍矛盾又因为评价标准的特质而呈现出特殊性。在人才本就缺乏的大环境下,深圳社工大多是应届毕业生,缺乏在一线滚打的经验,实际操作能力较差。

而在职业社工培养中,长期以来存在“技术唯上”思想,注重实务技巧而轻视价值理念,可能导致部分职业社工丧失基本的价值准则和专业伦理精神,无法长期坚持做好社工服务。

谈到一年来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下称“尚德社工”)的发展感受,尚德社工负责人、尚德教育集团总裁江秋文直言不讳:“最困难的是优秀人才难觅。”

尚德社工有两项“第一”让江秋文颇感自豪:其一为在宝安率先成立,其二为率先竞得社工岗位。目前,尚德社工旗下有社工人员20余名,全部为高校社工专业毕业生。

这样一支堪称雄厚的人才队伍足令不少同业者仰望。据记者了解,在我国,超过200所高校设立了社工专业,每年毕业的学生约在1万名左右。然而,高校社工学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的并不多。

据媒体报道,2008年,600多万人口的香港也不过拥有2万名专业社工,而当时1800万人口的上海却只有约3000名专业社工；广州社工缺口为1.5万人。

在人才本就缺乏的大环境下,能够拥有一支不小的队伍,江秋文却并未表现出太多欣喜。

“几乎清一色的是应届毕业生,非常缺乏社会工作实务的经验。”江秋文认为,社会工作是一项要求极高的职业,社会工作者应当成为“杂家”,除应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外,实际操作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但高校社工专业开设不久,当下的社工人才普遍年轻稚嫩,刚刚走出校门,缺乏在一线滚打的经验。

在江秋文的人才评价体系中,优秀的社工类人才必须具备三大要素:一为理论知识,二为专业技能,三为专业伦理,或曰专业价值观。其中,江秋文最为看重的是第三者,“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价值观却不是靠学习可以树立的,而这一点恰恰是社工类人才必须具备,同时又是不少社工专业毕业生所缺乏的最重要素质”。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文军教授在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困境时,也提到了江秋文担忧的一点,即职业社工培养中价值理念与实务技巧的错位。文军指出:“价值理念是社会工作的灵魂和核心所在,但在职业社工培养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技术唯上’的思想,这种注重实务技巧而轻视价值理念的认识非常危险,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部分职业社工丧失基本的价值准则和专业伦理精神,这种人即使有良好的社会工作技巧,也无法长期坚持做好社工服务。”

江秋文坦言,以他的标准来度量,非社工专业人士,而不仅仅是社工专业或与之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都可以成长为优秀的社工类人才。

这显然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人才评价体系,但能否与深圳试点的现实兼容尚且存疑。

记者查阅深圳市《社工队伍建设意见》发现,深圳市对于具有专业背景的社工类人才青睐有加,明确提出“要大力引进具有专业背景的社会工作人才,鼓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在我市参加职业水平考试并登记为社工”。

同时发布的《深圳市社工机构评估内容和标准》也在社工机构的“社工配置”评估(总分50分)中提出,“机构招聘社工的学历,90%以上为社工及相关专业(即社会工作、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其中社工专业毕业者不低于70%,得20分”,而“社工及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社工不足70%者,得0分”。

尚德社工副主任黄宇丹认为,对社工人才专业与学历背景的强调,固然可以为这一职业的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奠基,但也可能因此而缩小社工类人才的引进与培养领域,从而可能从侧面限制了优秀人才进入这一领域。

路在何方 无论是资金瓶颈还是人才短缺困局,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民间社工机构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阳光中心总干事张军希望,各个社工机构都肩负一定的使命并自我主导发展方向,或主攻司法领域,或专注于残疾人服务,而不是被动依赖政府设置的社工岗位,异化为社工人才的中介机构。

尚德社工负责人江秋文则提出了建基于政府对社工机构的一揽子减负与优惠政策体系上的社工机构“自我造血”的理念,提出政府可依据区域人口的多寡来规划社工机构的布局,并将社区隶属于政府的物业提供给社工机构,以减轻社工机构的前期投入。

对于社工机构的长远发展,阳光中心总干事张军坦言,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各个社工机构都肩负一定的使命,并自我主导发展方向,或主攻司法领域,或专注于残 疾人服务,而不是目前“被动依赖政府设置的社工岗位,异化为社工人才的中介机构,或为生存所迫,一拥而上争抢社工岗位,发展毫无头绪。”

或许是早已预见到了试点中可能出现的乱象,深圳市《社工队伍建设意见》在发布之时便前瞻性地对社工机构发展所需资源作出了细致规划,既提出“确立财政资金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主渠道地位和导向作用”,也提出大力拓宽社会融资渠道,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向社会工作投入,这其中包括推动非公募基金会向社工机构倾斜,落实公益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社会捐赠资金投向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等。

但对这些提法,张军一一提出了疑异:“深圳社工试点基本照搬香港,香港的社工事业发达,社会捐赠氛围浓郁,但在内地,社工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捐赠氛围,公众还没有对社会工作建立起普遍的职业信任和社会认同,谁敢把钱捐给你?”

社会捐赠似乎此路不通,而公益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思路也不被看好。这一设想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显然,深圳有意借此调动企业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并有效弥补政府财力不足的短板。但记者就此咨询宝安一家民营企业老总时,对方说:“这个想法难以实现。”理由是,“国内企业所得税税负超过20%,不少中小企业都会在财务上下点工夫,对外显示收支持平,以此来合理避税”。

各条融资渠道似乎在当下都难以通达,那么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社工机构获取资金的渠道唯政府马首是瞻,太过于单一,其对社工机构发展的约束力或许更甚于社工专业人才短缺的影响力。

对此,张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破解之法———推动购买主体多元化,允许民间购买,尤其是企业购买服务。作为宝安一家电子企业的负责人,张军发现,不少大企业已有意识地设置员工关系专员这一职位,来处理企业的劳资纠纷等。

“这些企业就是社工服务的潜在购买客户,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大宣传力度,让民间更多地认识社工职业的价值所在,并自动购买服务。”张军的另一个想法是,社工机构可以考虑向各类群团组织如妇联、残联、共青团组织、慈善会等“借力”,“这些部门其实也有服务社会的职能,如助残敬老等,他们完全可以与社工机构衔接合作,资源共享,藉此改变由政府民政部门单一购买的局面”。

与张军的大胆相比,尚德社工负责人江秋文的想法具体而务实,他明确提出了社工机构“自我造血”的理念,而这一理念建基于政府对社工机构的一揽子减负与优惠政策体系上。

作为一名企业家,江秋文并不讳言在举办尚德社工之初有种种“趋利”想法,但主持尚德社工一年后,他打消了逐利的念头,转而主张“以尚德社工提升尚德教育品 牌的美誉度和社会服务的形象”。即便如此,向尚德社工持续不断地投入仍然催动了江秋文反思的神经,“虽然从事公益不言利润回报,但企业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呢?政府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

在江秋文的造血思路里,针对社工机构及其举办方构建一个政策优惠体系显得尤为迫切。他提出,政府可以学习香港,依据区域人口的多寡来规划社工机构的布局,并将社区隶属于政府的物业提供给社工机构,以减轻社工机构的前期投入。

针对大部分社工机构都依托于某一企业支持的现状,江秋文认为,作为一种激励措施,政府不妨对机构的举办方给予税收等方面切实的支持,助力其殖产兴业。同时,对于社工机构本身,除了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还可以考虑允许其在服务中针对某些项目适当收费,并由政府负责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审批,规定收费所得限定用于社工事业等。

“政府也可以建立社工机构质量服务等级体系,对于达到不同等级的机构在岗位、项目等给予支持。”江秋文说。

■ 新安观潮

社工不能成为“政府雇员”

社工,最早出现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为解决当时日益严峻的贫困问题,伊丽莎白政府于1601年颁布《济贫法》,开启了政府主持社会救济事业的做法。《济贫法》是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通过法律手段加以宣示和实现,另一方面,政府也能通过大量的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服务工作,降低行政成本,加强社会自我修复能力。

相比于英国拥有400多年的社工发展史,中国的社工起步非常晚。上世纪20年代,一批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把西方的社工概念带回中国,在大学里开始讲授相关课程,从事社会服务活动,并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当时,北京协和医院里就有了社工的岗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并因社会的变革而中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浦东新区才开始出现国内最早的职业社工。

应该说,社工在中国的重新发展,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大发展的需要,更源于政府社会工作政策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新世纪以来,在“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社工被政府作为能够协助其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非政府渠道”而得到大力提倡和扶持。

尽管如此,社工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仍然遇到诸多困境,如人才短缺、资金瓶颈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社工起步晚、资金获取渠道单

一、社会未对慈善社会形成强烈共识等大环境息息相关。有理由相信,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政策的进一步扶持,这些问题将得到改善。但是,在目前政府掌控资源的社工发展体系下,有一个问题必须在现阶段就得到高度重视,这就是社工行政化倾向。

目前,政府开发的社工岗位多在处理民间纠纷、教育帮扶和医疗协助等领域,在以前,这些问题都是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因此在群众中形成了“有事情找政府”的惯性思维。为了让社工第一 6 线接触介入这些问题,社工多被派驻进入政府的服务窗口。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上,社工的作用很难发挥,并有被所处环境行政化工作氛围同化的倾向。

笔者接触的多名社工均认为,与政府职能部门密切相关的社工岗位,受限制太多。政府工作人员对社工工作性质缺乏了解,对如何发挥社工作用缺乏认知,只是简单地将其作为行政工作的辅助人员使用,按照行政工作的条条框框来约束他们,使得社工疲于应付各类文书汇报,难以放手开展社工工作。

那么,政府工作人员对于社工究竟是怎么看的呢?一名在基层综治部门工作多年的公务员只用一句简单的话评价———作用不大。在他看来,担任社工的都是一些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对基层矛盾的复杂性缺乏了解,在民间纠纷的调节上还不如邻里间的老人家有办法。双方之间的互不理解,导致社工在实际工作中的举步维艰。

从目前中国社工发展的状况看,政府仍将是推动的主导力量,由政府开发岗位分配给社工的模式也仍是主流,社工工作也将长期与政府职能部门产生紧密联系。那么,政府作为主导者,有必要在社工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增进对社工工作的理解上多下工夫,否则,政府大力推动的社工工作,就有产生新一批“政府雇员”的危险。

公益创投之途

福利公益金牵扯出的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公益创投(VenturePhilanthropy)”与促进社工机构发展的崭新途径。

公益创投为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机制,它不同于企业单纯向公益界捐款的传统模式,而是将风险引入公益领域,输入企业界在资金与管理方面的资源,同时选择资助项目,引导公益组织充分发掘公益创意,使之契合社会需求,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模式的可复制性,这种既关注公益项目又关注公益组织能力建设的模式有助于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不是深圳福利彩票公益金的资助,张军可能至今还在将自己电子公司的利润往阳光中心投,而江秋文主持的尚德社工,去年也以一项“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项目从这一公益金中获得了项目资金。

福彩公益金,这个名词在记者与张军和江秋文的交谈中,一闪即过,但在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那里,却具有别样的深意,它牵扯出的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公益创投(VenturePhilan-thropy)”与促进社工机构发展的崭新途径。

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民间社工结构有一个较为正式与书面的称谓———非营利组织(NGO,即NoneProfitOrganization)。在马宏看来,按照非营利组织与服务对象或受益对象之间的关系,非营利组织可分为“公益”与“互益”两类,其中公益型是指社会内部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社会全体的利益。公益性非营利组织(下称“公益组织”)的服务对象是团体之外的特殊社会群体,它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代表服务对象的利益,而面向社会弱势群体与困难人群的社工机构便属于公益组织。

上世纪90年代后,全球范围内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面临新挑战,政府削减预算却又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解决社会问题；企业面临在全球化形势下如何应对和生存并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非营利组织面对资金锐减与运营压力以及提供更专业服务的问题,这些变迁结果与互动,促成了公益创投概念与策略的兴起。

“公益创投是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三方应对发展与压力的解决策略,与风险投资基金运作方式相仿,公益创投关注的要点一是项目创意,二是组织团队的能力,其基本模式是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提供管理和技术支持,通过与被投资方建立长期的、深入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其达成以下目标,如明确的使命与策略、精干的管理团队、强有力的执行力、规范的管理与专业化的运作,使其发展成为可复制的高效率的组织机构。”马宏说。

在马宏的视野中,联想集团于2007年实施的以“让爱心更有力量”为宗旨的公益创投计划便不失为一个经典案例。

当年,联想集团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在全国范围征集公益组织,为其提供定制化的能力建设和志愿服务支持,以及首期总计300万元的创业支持资金,征集原则重点强调公益组织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以及有较规范的治理结构和团队等。

迄今为止,已有16个项目及机构入选该计划,其中包括缩小数字鸿沟的“中国村落工程办公室”、关注残障人士需求并提供系列职业培训的“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等。每家机构可得到15万元至20万元的资助和为期一年的能力建设,联想集团帮助它们成长为高效率、高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组织。

在马宏看来,依托深圳福利公益金实施慈善倍增计划也是公益创投理念指引下深圳的探索之一。2008年,深圳推出福利彩票公益金1970万元,用于购买公益组织服务,基本做法是向社会公开征集公益组织开展的公益项目,制定资助考评办法,以全额、差额、部分补贴的方式资助,并对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给予能力支持,旨在以公益创投的力量培育公益组织成长。

“公益创投为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机制。”马宏评价称,公益创投不同于企业单纯向公益界捐款的传统模式,而是将风险引入公益领域,输入企业界在资金与管理方面的资源,包括建设公益产业信息平台,制定行业公信力标准,以及倡导先进的公益理念等。同时,公益创投选择资助项目上也有一个遴选的概念,就是引导公益组织充分发掘公益创意,使之契合社会需求,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模式的可复制性,“这种既关注公益项目又关注公益组织能力建设的模式有助于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篇：在职机构社工

浅析机构社工流失的原因及对策

一、问题提出

社会工作诞生于西方，改革开放后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才逐渐发展起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然而，尽管中国的社会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社工流失现象仍严峻，流失率依然较高。在事务社工领域，一线社工人才队伍相当不稳定，流动性大，应聘者中专业社工比例越来越少，后备的社工人才也在不断流失。统计显示，2011年东莞市社会工作者离职率高达19.79%，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社工的频繁流失对机构工作开展产生了较大的不良影响。由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特殊性，要求社工对其所服务的社区或服务领域及服务对象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需要较长的时间建立信任的专业关系，这样频繁的人员流动势必降低服务成效，甚至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中提到的“机构社工”指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或是自行考社工机制的在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从事社会工作职业的一线社工人员这一群体。一线社工即是在服务机构里做实务直接面向服务对象而非行政性工作的。“流失”指一线社工从签约正式工作到辞职离开的在职时间不满一年以上,流动频繁，流失额大。

二、研究过程

本文调查研究过程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方法的选取，收集资料及整理，资料的分析等四大部分。首先是研究对象的确定：选取北京睿博社工事务所以及厚朴社工事务所的社工各1名，选择可行时间分别对被研究对象进行2小时左右深度访谈，事先制定访谈计划，拟定好访谈提纲，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访谈得来的一手资料如：访谈记录，音频等进行整理。最后对资料进行分析，并结合前人研究基础上的经验总结，理论指导，从而得出一个更具科学规范的研究结果。

三、研究成果

（一）原因

结合个案的访谈，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了解到了一些真实具体原因和往年现有的相关方面的文献成果总结出了以下几点的原因：

（1）社工作为职业缺乏社会的认同，依然是首要的原因。在采访中，机构的副干事吕社工谈到，几乎所有社区的居民并不懂社工是做什么的，这让他们的工作很难开展。“社工？这个是干什么的？”这是她从事社工被问道的最经常的问题。提起社工，很多人并不了解。虽说国外的社工机制已十分成熟，但中国的社工工作大部分还要依托于街道。总把社工与社区大妈等同。机构社工人员直接服务到具体的社区，街道上，往往需要直接和服务对象打交道，然而机构的服务更多的是从由政府购买而开展起来的，真正服务对象却并不了解社工是来做什么的，这加大了机构社工的工作困难，活动不好进行，居民的不配合，往往让他们力不从心，大大降低机构社工的工作积极性。

（2）实际上，除了缺乏社会认同之外，薪酬低也是造成社工流失量大的一大原因。在访谈中得知:机构总干事月薪约为5000左右，副总干事则降至3000左右，而一线社工人员的工资仅仅只有2000左右，甚至刚入职社工1700起步。可以看出对于今天这个物价上涨，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生活状况，机构社工的工资待遇可以说已无法满足正常生活水平的需要，且远不及其它职业收入。许多一线社工之所以选择去做社工并不是因为专业对口，而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做社工不过是权宜之计。一些在岗社工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收入水平，在做好社工工作的同时，还在准备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等。（3）机构社工的工作压力大,能获得的支持匮乏。这一点在访谈的社工中很明显的表示到,自己开始从事社工时都是出于对社工的热爱，自身的家庭并不大支持。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家庭的压力，社工的低收入及繁忙的事务和大额的工作量都使其家人反对。家人给予的支持薄弱这都使其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沉重压力下。二是工作的压力，社工的工作繁杂，要处理的事情许多都是细小杂碎的，包括每周的要开各种大小例会，各种表格记录和反思记录。同时机构总干事对一线社工的要求高，总是下达过硬的高指标。社工在实际的工作中往往被所在单位左右，为了处理好与所在单位的关系，往往要做一些项目以外的工作。

（4）机构社工很难处理好自身在工作中面临到的价值观冲突和伦理困境的焦虑。例如，访谈中的一名社工表示到曾碰到的一个案例，一个孩子告诉她，他的女朋友怀孕了要做手术，问她借钱并让她帮他保守这个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这让她一时毫无举措，而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好多。社工尽管在课本中学到很多价值观和理论，但是在具体实务方面会遇到各种缤纷复杂的具体案例，要把理论较好的运用到实际中也需要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而且，目前我国在这一个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初始阶段,现有的能很好的处理这些困境的经验成果相对极少，所以许多一线社工并不能很好的处理这些价值观冲突和伦理困境所带来的自身焦虑和困扰。

（二）对策

对机构社工流失量大进行原因分析后，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防止社工流失现象的日益严重，本文尽可能的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关联到每个角色，针对目前在职机构一线社工流失量大的问题，提出全面的有建设性的对策。具体对策有以下几点：

（1）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社会认同度，美誉度。我认为这是解决这一现象的根本。在职机构社工的所承受的压力及频频流失的原因都可以追朔到此。一旦社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了，这将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的春天。认同度高，一方面，社工的日常工作的开展比较便利，除工作本身的以外的解释性等细小繁杂的事务大大减少，工作本身的压力将大有下降。另一方便，社区居民亦都知道社工，社工在工作的过程中亦能得到自我价值的肯定。同时家庭的支持力也会有所加强。然而，要取得这一目标，并非一年，两年甚至十几年的努力就能完成的事。具体应该达到怎样的社会认同度呢？认同度高的“高”的又应怎样去定义？在中国这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需要运用怎样的方式去提高社会认同度，才是最有效的呢？这都是要花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寻求答案的。尽管，目前国家的措施比较宽大泛，但作为推动提高社工的社会认同度仍然是一支重要力量。我认为，在这个网络时代，各新闻媒体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如果可以的话，运用到宣传社工上，效果是可观的。当然，也不能忽略我们每一个社工的力量，社工可以生命影响生命，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社工，虽然这股力量在目前看来是很微弱的，但这其中的意义却是深远。

（2）保障社会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充分留住和发挥社会工作人才的作用。社工的薪酬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在中国内陆，除了北京，上海，广东这三个一线大城市，社工的工作相对较高以外，国内其他各地更是无从谈起。然而，就是作为一名一线城市的社工，在今天这个物价上涨的年代，社工的工资亦2000出头远不及基本的消费水平。机构社工的工资主要来源是政府购买机构的服务项目的经费。所以，涨工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为了更好的解决张工资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机构服务经费的投入，使之足以满足社工的基本的薪酬需求，另一方面，事务所本身应健全一套管理体制，使获得的经费使用效率更高，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使经费的使用内部达到最优，合理的分配，从而保证政府对机构的经费的加大投入能够在社工的薪酬上有所体现。同时，为了体现劳动与报酬的对等，应建立一套激励体制，使社工之间有良性的竞争，增强社工个人工作的积极性，也增强机构的工作效益。

（3）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为社会工作者减压。社工的压力主要包括来自工作和家庭这两大部分的身与心的压力。社工的日常生活主要的两个场所便是工作单位和家庭。所以，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营造出身心舒适的工作氛围。一方面，社工事务所内部经常组织一些亲民活动如:周六日可安排一同学习制作寿司小活动，大的节假日可一起出去旅游等活动。在机构内部营造轻松舒适的氛围，让事务所成为温暖集体，是社工的第二个大家庭------“社工之家”。除了平常辛苦的工作外，彼此关心照顾，互相扶持，无形中在机构形成一股顽强的力量支持者彼此。在机构主要的服务社区，多举行些社区参与度高的小活动如集体挑广场舞等，拉近社工与居民的距离，使社工融入到居民的业余生活圈，建立融洽的关系作为日后开展服务的基础，使社工的工作开展能够得到支持和拥护，服务项目进展的更为顺利。另一方面，调节在社工来自家庭的压力，让社工回到家中，面对的不是家庭否定的施压，而是正向积极肯定自我。例如可以组织个时间，给社工家属做一次宣传社工价值观理念的小组活动，不仅让家属从中得到快乐，更加强其对社工的肯定与支持，亦可一起组织出去游玩一次，使其家庭感受到社工之家的团结友爱的凝聚力，感受到子女在工作中的幸福。对中国内陆社会工作目前发展的现状来看，提高认同度和工资的上涨均是要长期的发展过程，而这一措施的实践意义和可行性非常高，操作性强，效果亦比较明显。

（4）健全培养机制，提高社会工作人才的整体能力素质。访谈中社工谈到：“自从毕业后，便踏上了社工这条道路，离开了校园，便也失去了学习提升自己的机会。”在接触具体的事务后，社工发现自己的理论知识的匮乏，并且发现自己仍需要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机构中的学习机会少了。所以，在机构中建全一套培养机制亦是尤为重要的。例如：定期的请有威望的名校教授来做一次讲座，机构内部也定期的开展交流会。使社工离开校园后，有继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机会。更好的把理论用于指导实践，从实践中不断总结反思，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同时，社工之间亦可以有经验的交流与分享，让整个“社工之家”一同进步，在面对价值观冲突和伦理困境时，处理起来更得心应手，在工作生活中更展现自信。

参考文献：

[1]欧雅琴.东莞社工流失率高达两成[J].南方日报，2012（9）.[2] 蔡红《济南社工缺口达上万人》齐鲁晚报，2013（1）[3]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周沛.关于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几个问题[J].社会学月刊，2003（3）

第三篇：社工机构观察报告

观察报告

关于XX的观察报告

系别：

专

学业生名姓称：名：

学号：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完成日期2012年8月

关于XX观察报告

一、成立背景

“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是深圳市妇联设计、组织、指导开展的一项立足社区，以满足妇女儿童和家庭多元化需求为目标的社会服务项目，是深圳市社会工作试点项目之一。该项目于2008年4月启动，先后在福田、南山和龙岗各开办1个中心，引入社工工作理念，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手段解决妇女儿童和家庭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受群众赞誉，先后荣获深圳市“最具创意活动项目”、“市民最满意活动项目”奖、首届“鹏城慈善项目奖”和首届“广东省妇联工作创新奖”第一名。

2010年2月，深圳市妇联盐田区“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成立，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中心拥有个案室、小组工作室、多功能厅、亲子中心等活动场所，环境温馨、怡人。6名专业社工在香港资深社工的督导下，根据辖区居民特点和不同层次的需要，为妇女儿童及家庭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服务。

二、服务宗旨&承诺

服务宗旨：

遵循接纳、保密、个别化、非批判、案主自觉等服务原则，以妇女儿童为重、以家庭为本、以社区为基础，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促进家庭和谐和社区和谐，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服务承诺：

以专业、诚信、负责的态度，坚持“诚信待人，高度负责，奉献爱心，热情服务，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竭尽所能为服务对象提供有助其发展潜能与提升社会功能的优质服务。

三、服务内容&手法

服务内容：

1、儿童服务：主要针对社区内儿童的健康成长、学习娱乐、人际交往的需要，开创“阳光童乐会”、“幼小衔接适应“等以儿童为主导的儿童服务项目，搭建儿童健康成长的专业化服务平台。为儿童提供包括心理和认知辅导，历奇训练、人际交往辅导、行为偏差矫正、健康兴趣培养等服务，全方位促进社区儿童健康成长。

2、义工服务：中心招募有爱心的个人和家庭进入中心的义工队伍，在活动的设计、准备、开展阶段，义工配合社工开展工作，既可以参与活动获得体验和成长，又可以奉献自己的爱心，体现自己的价值。中心会为新加入的义工组织培训，确保义工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年

底，中心会根据义工参加义工服务的时数，对优秀义工予以表彰。

3、妇女互助会：妇女互助会是中心在市区两级妇联的大力支持下，以满足社区女性发展，关爱社区女性为目标，围绕自我增值，调节生活，舒缓压力设计相应的活动，让妇女从中受益。中心开设妇女互助会服务项目，包括以三八妇女节、母亲节为契机的节日庆典活动、以满足妇女自身知识提升、缓解压力的妇女聚会、以帮助妇女增进亲子关系、掌握亲子管教方法的大手牵小手平行小组。

4、家庭服务：主要针对辖区内所有4-6岁的儿童家长进行亲子管教技巧的辅导，促进亲子之间的互动，通过亲子手工坊、亲子俱乐部活动，在专业的主题游戏中体验、感受亲子教育的艺术。同时为同一年龄段的家长搭建亲子管教交流的平台，在交流中得到支持、共同成长进步。

5、特色服务：

“阳光家庭秀”——该活动是盐田阳光家庭的品牌活动，通过形式多样、轻松活泼的舞台表演，让一家人在准备节目表演、共同演出的过程中，增进默契感、亲密感、幸福感，同时还可以锻炼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敢于表现自己的闪光点，懂得尊重别人、鼓励别人。

“全家总动员”户外活动——该活动是深受社区居民喜欢的活动，我们设计形式多样的活动内容来满足居民朋友们的要求，如“户外定向越野” “历奇训练”等。通过这些活动，可以促进家庭共同成长，促进儿童的抗逆能力及自信心，提高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等。服务手法：

采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手法，通过电话咨询、家访、工作坊、培训讲座、个案服务、小组活动、社区活动等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预防及发展性、支持性和治疗性的服务。

四、组织架构

“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通过打造“妇工+社工+义工”的“三工”协作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妇工的组织优势、社工的专业优势、义工的群体优势，整合社会资源，形成职责分明、协同配合、深度互动、互融共赢的工作格局，为社区妇女儿童及家庭提供专业化服务。

五、其他

1、中心人员配备：现有6名社工，包括一名督导助理和五名一线社工。他们均在国家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进行了四年社会工作专业的学习，考取了社会工作者从业资格证书，并配备一名香港督导进行专业督导。

2、服务对象：深圳市盐田区妇女、儿童和家庭。

3、财政来源：由福彩公益金资助（公益项目）

六、实习所感

1、在查阅中心过往活动资料时，我发现中心举办的每一个活动的每一期都是针对不同的背景的需求而设计的，且主题的层次也是不断深入的。活动和活动之间也有衔接性，例如“亲子手工坊”活动是一个启发性的活动，家长在这样的活动中认识到亲子教育的重要性，就会由被动转化为主动参加“家长互助工作坊”活动等。

2、中心活动的举办除了为帮助辖区居民们解决他们重视且迫切解决的问题外，更是发掘出一些被居民忽略的问题，让居民们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并协助他们接受服务，解决问题。

3、在中心资料留档中，可以看出中心的逐步成长和制度的不断完善。计划书和活动反馈的完善和扩充，都可以看出中心在服务的同时，也不断发展，及时更新工作方法，解决工作问题，致力于让中心更好地发展。

4、我观察到在活动中，社工更多的是做一个引导者的工作，引导居民们找出问题，并发现其原因所在，再用自己专业的知识协助他们解决问题。而并非单纯的帮助居民们做事，而是助人自助。

5、在开例会的过程中，我观察到虽然是中心主任担任会议的主持人，但气氛非常轻松和融洽。社工之间总结上周的工作，展望下周的工作。有问题也会提出来讨论，大家畅所欲言，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促进了同事间的交流，增进感情，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6、中心的活动流程一般是：项目设计—宣传招募—前期准备—活动开展—总结检讨

7、由于辖区内的居民主动参与活动接受服务的动机还不是很强，中心目前的服务是以单节活动为主，单节活动目标明确和突出，短期内能达到显著的成效，具有启发性。为日后的活动开展作下了重要的铺垫。

8、中心在物资管理方面遵循严格的管理程序。每一样非消耗的不动资产都登记编号，小到一把椅子都按照所属工作室编号分类。物资的借出借入都有详细的登记和记录。这样保证了避免资源流失，规范了中心秩序。

9、据我观察，中心工作环境优越，中心员工福利较好。中心具备办公室，多功能厅，阳光宝贝亲子中心（内有儿童阅览室、儿童放映室、儿童乐园设施），感统室，活动室等。中心设施齐全，活动开展方便快捷，固定的活动地点也对参与活动的居民有稳定性，也利于中心的活动宣传和招募。

10、中心社工分为义工组、儿童组、家庭组等，每个小组的活动开展分工明确，又互相合作。

活动开展井然有序，各司其职，活动开展十分顺利。

第四篇：民间借贷案例解

1、借款仅凭借条是否成立？

本案争执的焦点是陈某与吴某之间借款合同是否生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虽然被告吴某向原告陈某出具借条，但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合同的生效，不仅要有合同双方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首先要看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借据是否真实有效。在该前提下，还应审查履行情况。对于小额借款，出借人具有支付借款的能力，如果当事人主张现金交付，除了借条又没有其他证据的，按照交易习惯，出借人提供借条的，一般可视为其完成了举证责任，可以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本案中，陈某主张的借款金额为52万元，属于大额借款，陈某主张是现金交付，但在诉讼中陈某除提供借条外，未能提供借款来源依据及给付吴某52万元的其他证据，仅凭借条并不能证明其交付钱款的事实。

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对于债权人依据借条起诉债务人还款的，对借条的审查不仅要形式审理更主要进行实质审查，特别是对大额借款，涉及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金额，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付的，除了借据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则还需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综合判断当事人的主张能否成立，单凭一张借据是难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

综上，陈某要求吴某归还借款52万元及利息证据不足，陈某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2、受胁迫的民事行为无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朱志杰不应当給付张晓萍欠款伍万元，因为欠款并未实际发生，并且欠款是在胁迫情形下所写，违背朱志杰的真实意思表示。

陈剑峰律师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张与朱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借贷关系 2006年3月，双方在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下离婚，调解书中明确规定，“双方财产已分清，无其他争执。”由此可见，朱与张在2001年3月离婚时，双方之间财产已经分清，朱不欠张任何债务。2007年7月10日，朱給张打下一张5万元的欠条，其实，双方之间根本没有实际发生过借贷关系，在本案开庭时，张也向法庭陈述了朱没有向张实际借过5万元的事实。

二、朱向张打下5万元欠条是在受张威胁、胁迫的情况下所为，违背了朱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欠条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2007年7月9日晚，张无理取闹，竟然跑到朱工作单位闹，并威胁朱说，“我跟你没完”，“我明天到你单位脱光衣服寒碜你”以及“我要自杀”，在这种情况之下，朱无奈只好被迫写下5万元的欠条。朱是在张威胁、胁迫的情况下，是在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之下，完全按原告之意写下5万元的欠条这一行为，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

三、人格损失费并无法律依据

公民的人格是指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以外的人身权，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等权利，它属于一种精神利益。朱打下5万元欠条上说明“人格损失费”是按张的意思所写的，然而，在法律上并没有“人格损失费”这一法律概念，在事实上张也没有人格损失。朱既无侮辱、诽谤过张，也没有公然丑化张人格，更没有宣扬过张的个人隐私，所以张的人格在事实上并没有受到朱的任何侵害，所谓“人格损失费”完全是张威胁朱写下5万元欠条的巧立名目，借以披上所谓合法化的外衣以达到其讹诈被告的财产罢了。

因此，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向朱追讨5万元欠条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3、优势证明规则的运用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根据民事案件的证据规则，当事人不需要对案件待证事实达到百分之百的证明程度，本案中，依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原告需要对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负证明责任，根据优势证明标准，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根据庭审陈述，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更大。原告提供的证据虽然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明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但根据优势证明标准，法官运用自由心证制度，可以得出该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盖然性更大。

从证据的证明力上讲，书证的证明力大于当事人的陈述。因此，被告辩称的理由不成立；第三，在借款时，虽然被告未向原告出具借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告欲证明借贷关系事实的证据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是根据民法理论的盖然性原则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之证明力来判断，应认定借贷关系存在这一法律事实，更令人信服。综上分析，可推定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的法律事实

4、利息能否重复计算？ 原文作者认为，被告因房地产经营缺乏资金于2008年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并出具借条，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其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原、被告在借款时并未约定具体还款时间，只是约定利息半年支付一次，在原告主张还款而被告无力还款时，原告在原有本金基础上复算利息作为第二年本金，虽然被告又向原告出具借条，但实际原、被告只是履行了一个领款、借款条据手续，并没有实际的还款、借款事实行为。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的法律规定，且被告对将利息计入本金的计算方法存有异议，故对原告主张本金184960元不予支持。依据《www.xiexiebang.com银行利率网案例分析。原告既然以特定的“借款”作为事实的基础，尤其是在被告关于“空打”欠条的辩称下作了重大事实陈述的变更，且解释得那么详细，由原告负担为此举证的义务自然应当。欠条在此成了待证的证据，是待证的对象，而非已认证的事实。本案在原告不能举证说明，无法完成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法庭应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借款的法律关系和事实存在，原、被告之间欠款的债权债务关系难以认定”等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应由原告来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6、高利贷不予保护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高利贷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发〔1991〕21号）（以下简称为《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根据这一司法解释精神，可以界定出民间借贷的合法利息范围与高利率之间的分别，即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利息在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含利率本数）以内，视为合法利息，应受法律的保护；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视为高利率，超出四倍限度以上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我国《合同法》第211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这一规定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公民之间借款问题司法解释在立法上的确认。在《合同法》颁布施行之前，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民间借贷纠纷时，基本上是按照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合法利息均予保护，而对于约定过高的利息是不予保护的。这点，在我国司法界大家几乎是认同的。《合同法》生效施行后，乃至当前，我国法律或行政法规尚无关于限制民间借贷利率新的具体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尚未废止，因此，在审理此类纠纷案件时，仍应当按照《若干意见》的规定予以认定与处理。本案中，按照当年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58%计算，原告褚某最高放款年利率不得超过22.32%，但是依据双方约定，褚某实际放款年利率达到60%，超出37.68%，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受法律保护。

7、违约金过高能否得到保护？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按此规定，法院对违约金数额的调整是以当事人的请求为前提的，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法院能否主动介入呢？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法院对违约金数额明显过高、违反民法公平原则或者有放高利贷规避法律嫌疑的，可以主动进行审查。在具体方式上，法官可以充分利用释明权，告知当事人对违约金数额的高低享有合法的请求变更权，由其来决定利益的取舍。这样可以很好的平衡意思自治与公平公正原则的矛盾。

第五篇：违法收养背后的民间公益困局

“违法收养”背后的民间公益困局

时言平

 2013-01-08 16:13:03

来源：工人日报 2013。01。08

年后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河南兰考一间收养孤儿和弃儿的民间收养所，7名幼童葬身火海。这场大火也将这家民间收养所的主人袁厉害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关于她和她的“弃婴王国”，各种猜测蜂拥而至，有人认为这是“非法收养”酿成的悲剧，有人则怀疑袁厉害拐卖弃儿、骗保谋利„„

“（若）真是卖小孩，逮住了就把我枪毙”，面对“非法收养”的质疑和指控，袁厉害以近乎“赌命”的悲鸣以求自证清白，甚至为此心脏病突发住院。实际上，袁厉害的困境，正是整个民间公益的困境。“非法”的沉重帽子，也是民间公益始终无法昂首挺胸、阔步前行的症结所在。

诚然，我们应该相信民间公益的良善动机，但环境的局限和制度律法的不完善，却注定无法避免有人以爱之名谋求私利。公共情怀的释放，悲悯之心的苏醒，越来越多的公民汇聚到公益之道上来，但“非法”的帽子和模糊的制度界定，却往往束缚了善众的双手，阻碍了善意的散发。这场大火不但烧出了政府保障救济的羸弱，更是烧出了民间公益的困窘。

这不免让人想到“免费午餐计划”民间公益行动的“非法集资**”。免费午餐计划，对于儿童福利的完善可谓功德无量，而遭遇非法集资的质疑，恐怕还是在对民间公益的管理机制上的不完善所致。制度不明不白，民间公益环境难免鱼龙混杂，那些热心公益的民众和组织则很可能被误伤。

民间公益是对社会救济的有效补充。尤其是在权利保障和福利救济亟待完善的当下，让民间公益力量介入，于国于民皆是利好。但当前的状况却是，承担保障职责的公共服务部门往往缺位，以政府主导的公益机构遭遇信任危机，而民间公益又妾身未明。拿免费午餐来说，之前政府长期缺位，民间行动又面对“非法集资”指控，难道任由孩子们长期营养不良下去？

无论哪种法律和制度，都该是保护和激励善行的。如果好人难有好报，这无疑是不正常的。只有一个宽松透明并有着制度规范的民间公益环境，才不会让伪善者有机可乘，也才不会让真善者遭遇无谓的质疑和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