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民主党派的角色定位思考Microsoft Word 文档 （精选5篇）

第一篇：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民主党派的角色定位思考Microsoft Word 文档

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民主党派角色定位的思考

刘世平

（中国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湖北省潜江市广华，433124）

民主党派在国有企业中发展成熟，成为国有企业中服务于企业发展、建设与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有赖于国有企业党委及其管理层的统战意识，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政策的制定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随着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向前推进，民主党派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亟待厘清和确定。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党政关系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脉，是我国国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公有制的基石。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关键和重要部门中处于支配地位，对整个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壮大国有经济，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在企业中处于政治核心地位，企业实行与民主管理相结合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实行监督。其政治核心地位和保证监督作用重要体现在：在政治上保证党对企业的领导，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得到切实贯彻，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积极支持厂长（经理）依法充分行使职权，权责统一，有效指挥生产经营活动，完成任期责任目标；发动和带领职工群众开展民主管理活动，保证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真正得到尊重和实现，并使之与厂长（经理）的领导权威统一起来，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促进生产力发展；领导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推动企业两个文明建设健康协调发展。

企业党委的一项职能工作就是统战工作，担负着落实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搞好企业内的大团结、大联合，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等政治责任。企业中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是企业党委统战工作的主要工作对象。民主党派在企 业内部的存在与发展及其如何发挥作用主要在统战部门的指导下实现。国有企业中民主党派在管理架构中的角色缺位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民主党派性质的定义为“在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作为参政党，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一个参加、三个参与”。“一个参加”就是参加国家政权。“三个参与”就是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国有企业具有双重的使命和责任，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存在，就是作为国家经济职能的一种延伸，具有行政职能的公共性和作为独立企业法人运营功能的赢利性，是二者并存的结果。所以，可以说国有企业的性质是国有性质与企业性质的统一。其中国有企业的国有性主要表现为“公共性”，企业性表现为“赢利性”。国有企业的“公共性”目标、“赢利性”目标都是由处于政治核心地位企业党委及其管理层贯彻落实，企业内部对民主党派角色没有赋予统一的定位，中共中央在有关的制度设计中也没有细化国有企业中民主党派活动的规范。

近年来，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经济效益不好，职工住房、养老、公费医疗负担较重，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人民的生活；一部分国有企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尤其是国企一把手腐败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就在于一把手权力过大，重大决策方面“一支笔”拍板，独断专行，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舆论监督、民主监督。其中应由民主党派等力量行使的民主监督权利的缺位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有企业中民主党派的角色定位设计

由于受所属界别、历史沿袭、城乡差别、地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民主党派在国有企业中的发展极不平衡，因此民主党派在企业中的角色定位应根据企业 规模、所属产业类型、行业特征以及民主党派在本企业内活动的历史等因素加以具体分析，同时考虑到企业的“赢利性”特征，在赋予民主党派角色时，应突出党派的特色性，弱化多样性，具体到某一个企业，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一至二个民主党派赋予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和任务。

《意见》提出要注意在人民团体、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中配备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这表明中共中央从战略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内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国有企业中民主党派所扮演的角色应依据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议政制度的精神加以确定。作为参政党，民主党派在国有企业中应当同样地具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由于国有企业的“公共性”和 “赢利性”性质，本文提出：国有企业中民主党派的参政基本点可归纳为“一个监督”、“三个参与”。“一个监督”就是监督企业大额度资金运作；“三个参与”就是参与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参与企业重要人事任免协商、参与企业重大项目论证。民主党派在国有企业中充当的角色应当是“决策咨询师”、“行动促进师”、“绩效监督员”。角色的职能目标是促进企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管理层权力运作的透明化廉洁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化，企业效益的最大化，职工收益的公平化。国有企业中民主党派角色职能的实现途径

要扮演好“决策咨询师”、“行动促进师”、“绩效监督员”的角色，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应通过以下途径：

（1）民主党派应提升参政议政的作为能力

一是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抓“问题点”的能力。必须首先强化政治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经济、企业管理、本行业专业知识、法律等方面知识的学习，真正掌握作为的必备知识；其次，要培养知理、知政和知情的能力，要知理，知路线方针政策之理，知政，知党和政府及企业的中心工作之政，知情，知国情、企情和民情。从而练就善于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是要深入调查研究，提高参政议政的“含金量”。深入调查研究是参政议政的一项实践活动，也是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调查研究有利于掌握 所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和全部资料，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三是要努力提高社会实践的能力。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就是要善于把立足本职和奉献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运用好个人所长和党派的优势，充分结合自己从事的工作，选择自己熟知的，通过广泛参与社会的实践活动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实践能力，积极参与参政议政，为企业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是要立足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结合企业运行中的实际情况，瞄准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和党政领导一时顾不上的而又将会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发生矛盾的问题，作为参政议政的切入点进行调研，这样建言献策，才能做到“不离主旋律，围绕中心转，抓住重点干，参到点子上，议到要害处”，多出精品，以达到推进企业科学发展的目的。

（2）企业应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提供保障机制

制度建设是民主党派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基础和前提。企业应制定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目标任务、原则要求、组织领导、机构人员、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问题的规范和制度。良好的环境氛围是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重要条件，企业应营造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人文环境，尊重职工的政治选择，鼓励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民主党派，为有代表性的民主党派成员提供成长通道；搭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舞台和载体，例如围绕企业发展中的某一问题开展主题活动，让民主党派唱主角，出成果，受奖励。企业党委的统战工作也要把排忧解难，多办实事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形式，让民主党派成员体会到党组织的关怀和企业的温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稳固基石在于基层。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支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国有企业职工队伍素质高，民主意识强，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来看，国有企业应成为我国实践多党合作，实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推进民主政治的示范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 ]5号文件

2．曹泉海.提升国有企业统战工作水平的几点思考，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4）

3．王常玲.如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统战工作，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09（4）

4．王光.对医疗事业单位民主党派工作的探讨——以重庆医科大学教学医院为例，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6）

第二篇：中国有哪些民主党派

中国有哪些民主党派

1、中国有哪些民主党派？

中国有8个民主党派，他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2、民革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他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

民革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由继承孙中山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的原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其他爱国分子在1948年1月建立的一个民主党派。他同国民党有着本质的区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是国民党爱国力量的核心，不少人后来成为民革的创始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分子，包括一部分地方实力派，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3年，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以此联系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在座谈会的基础上着手筹建组织的工作。组织的名称，最初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改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该会于1945年10月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选举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王昆仑、郭春涛等为常务干事。原在香港的一部分国民党爱国人士，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陆续来到桂林，进行抗日反蒋活动。随着活动的开展，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积极酝酿建立组织。组织最初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该会于1946年3至4月在广州召开了两次会议，宣告正式成立，主要负责人有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李章达等。同年9月，受蒋介石排挤，被迫出国“考察水利”的冯玉祥抵达纽约后，开始联合在美的国民党民主分子，进行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民联、民促在斗争中产生了联合的要求。1947年底，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和民促仍继续存在），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等为中央常委，并于1948年元旦发表成立宣言，主张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

1948年5月，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谭平山代表民联，蔡廷锴代表民促，和其他各民主党派联名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民革领导人李济深等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民革、民联、民促的领导人积极参加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年9月，民革、民联、民促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冯玉祥在回国参加新政府的途中，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同年11月，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分子进一步统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和民促宣告结束），原国民党著名人士程潜、张治中、邵力子等参加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常委。民革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民革的历届主席为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王昆仑、屈武、朱学范、李沛瑶。现任中央主席何鲁丽。

3、民盟是怎样诞生的？它的历史作用如何？

民盟的全称是中国民主同盟，它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民主党派

之一，对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不断走向进步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下，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广泛影响。国民党反动当局悍然逮捕了沈钧儒、史良、李公仆、沙千里等七人，当时称为爱国“七君子”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后，沈君儒等七人获释，国民党慑于国内外舆论，设立了国民参政会作为咨询机关。1939年10月，一些参政员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开展民主宪政活动，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民盟的前身，于1941年3月在重庆建立，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救国会等六个政治组织联合组成的。成立时推选黄炎培任主席，同年10月由张澜继任。民主政团同盟总部设在重庆。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可发展个人参加。1945年10月民盟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协商国是，建立联合政府和普选产生国民大会代表等政治主张。会上选举张澜为主席，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等为中央常委。

1946年1月，民盟组织代表团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密切合作，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在会议中，民盟代表团与中央代表团达成一项谅解，及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实现彼此协商。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中，民盟领导成员李公仆、闻一多、杜斌丞等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青年党投靠国民党，因而从民盟中分化出去。同年10月，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民盟拒绝参加，并将盟内参加“国民大会”的民社党部分领导人予以清除。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次年1月，沈钧儒、章柏钧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严肃批判了第三条道路的错误思想，宣告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推翻国民党独裁政府，实现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1948年5月民盟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民盟的领导人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年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张澜在会上代表民盟发言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民盟决心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民盟的历届主席为张澜、沈钧儒、史良、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现任中，在主席丁石荪。

4、民建最初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民建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简称，它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民主党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一部分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金融界的代表人物，与他们有联系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民主运动在全国兴起。著名教育家、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会同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章乃器、经济学家施复亮等，商议筹组以知识界、工业界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以便在和平统一、民主建国中发挥作用。胡子昂曾参加酝酿，支持筹建组织的工作。1945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正式宣告成立。成立宣告表达了民建最初自处中间的立场，“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此后，民建在参加反帝爱国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逐步抛弃中间立场，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道路。对国民党

违背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民建严正声明不予承认。1948年5月，民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民建领导人章乃器等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民建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派代表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民建先后以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章程》的总纲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确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一道前进。

民建的历届主任委员为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现任中央主席为成思危。

5、民进是怎样产生的？

民进的全称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它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民主党派之一。

民进的基本队伍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以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抗日战争胜利后，双方加强了联系，经常聚会座谈，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经过协商，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并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该会1945年12月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郑振铎、严景耀、雷洁琼、柯灵等。

1946年初，民进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提出八点政治主张，要求改革政权，实现民主、停止内战，重新制定宪法草案等。同年6月，民进领导人参加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和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包围毒打，马叙伦、雷洁琼等身负重伤，这就是著名的“下关事件”。民进与民建、九三学社等团体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和制定的宪法。1948年5月，民进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等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民进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民进的历届主席为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现任中央主席为许嘉璐。

6、农工党的名称有过哪些变化？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了哪些工作？

农工党的全称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它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民主党派。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酝酿组织新党。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秘密回到上海，同年8月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党的前身，当时被称为“第三党”。其成员主要是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以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当时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革命，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做法，但都有振兴中华的愿望。1931年8月，邓演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1月被秘密杀害。

1935年11月，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会议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各党各派合作抗日的“八一”宣言，提出了组织反日阵线的建议。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例如：在“八 o 一三”淞沪抗战中，黄琪翔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直接参与了这次战役的指挥；季方在苏北解放区担任军政领导职务，在粉碎敌伪清乡扫荡的战斗中做出了贡献。1941年3月，解放行动委员会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1947年2月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既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推选章伯钧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948年5月，农工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等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农工党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里程。

农工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为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季方、周谷城、卢嘉锡。现任中央主席为蒋正华。

7、致公党是怎样形成的？

中国致公党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他原是有一部分海外华侨建立起来的组织，后逐步发展为中国民主党派之一。

致公党是由洪门致公堂改组而成的。洪门原是清代初期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19世纪中叶起逐渐发展到海外华侨社会。洪门致公堂是海外洪门中最大的组织，孙中山曾决定同盟会员集体加入致公堂。1925年10月，美洲致公总堂在旧金山发起举行洪门团体恳亲大会，决定成立中国致公党，推选陈炯明为致公堂总理，唐继尧为副总理。1931年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在香港成立致公党总部。抗日战争开始后，致公党发动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致公党总部的活动陷于停顿。

1946年初，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先后由内地来到香港，与在香港的陈演生、严锡煊、钟杰臣等恢复致公党总部的工作。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谴责国民党当局实行独裁、发动内战，提出“为中国政治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到底”的政治宣言，并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因李兼民革主席，当时决定对外不发表），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为秘书长。这次代表大会在致公党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致公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1948年5月，致公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等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致公党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致公党的第四、五、六届主席为陈其尤，第七、八届主席为黄鼎臣。现任中央主席罗豪才。

8、九三学社的由来和发展如何？

九三学社是在抗战胜利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民主党派之一。

1944年底，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文教科技界人士在重庆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即九三学社的前身。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日，该座谈会定名为“九三座谈会”。抗战胜利后，参加座谈会的人希望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长期存在下去。正在酝酿期间，毛主席来到了重庆，在毛主席的鼓舞和推动下，“九三座谈会”改建成九三学社，并于1946年5月4日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选举许德珩、褚辅成、税西恒、潘菽涂长望等为理事，梁希、卢于道、黎锦熙等为监事。大会通过宣言明确表示，九三学社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运动，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而斗争。1946年10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九三学社坚决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国民大会”，并对参加伪国大的个别成员作了严肃处理。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

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九三学社中央在北平闻讯后，秘密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响应“五一”号召。因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至1949年1月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在报纸上发表拥护“五一”号召的宣言。同年9月，九三学社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九三学社的历届以及现任主席为许德珩、周培源、吴阶平。现任中央主席为韩启德。

9、台盟是怎样产生的？

台盟的全称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它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民主党派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归还中国。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台湾的统治日益不满，终于导致1947年遍及全省的“二 o 二八”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帮助下，由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台湾省籍人士发起，于同年11月在香港正式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负责人为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台盟的政治主张，首先是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考虑到当时的台湾同胞有反独裁、要民主的强烈要求，因此也提出以实现台湾省的民主政治与地方自治为宗旨。

1948年5月，台盟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台盟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决心为实现全国解放而斗争到底。同年9月，台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共同纲领》的制定，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人民政府的工作。

台盟的历届主席为谢雪红、蔡啸、苏子衡、蔡子民。现任中央主席为张克辉。

第三篇：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何深化改革的思考

【摘要】当前，关于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如何深化改革有三种不同的思路。一是“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代理关系的思路。二是激进推行产权多元化、民营化乃至私有化的思路。三是分类改革的思路，即“特殊”领域与非特殊领域的国有企业、（特）大型与中小型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笔者认为，三种思路都有一定积极意义，尤其是第三种思路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作用明显。但是，三种思路都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应当坚持分类进行的总体思路。不仅要从产业领域和企业规模进行分类，而且要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进行分类。要对地位十分重要而地理上处于劣势、经济上处于弱势、历史性和社会性负担沉重的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深化改革进行专门研究。国家应当从改革成本、中央企业下放地方的配套条件等等方面给予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以特殊的政策支持。

关键词 国有大中型企业 深化改革 思路选择

目前，我国国有小企业的改革已经取得根本性胜利，企业的制度转型基本完成，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则还处于攻坚阶段，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改革思路上还存在很大分歧，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一、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思路

由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其深化改革的取向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其中，是否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和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是多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对此，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三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当进行“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代理关系，加强监督管理。

主张这种思路的学者们认为，各种承包制或称责任制才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根本方向。“资产经营责任制的设计者们不想改变国有经济成分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框架内设计出合乎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制度来，这是他们创新型制度设计的难能可贵之处。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他们的这个努力方向是宝贵的和正确的。” “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中等以上特别是大型企业的经营效率，根本就不是靠个人对自己财产的关心，而是靠建立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这就是近20年西方的经济理论特别注意研究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原因。” “……经过科学改造后的西方产权理论，有助于公有制度和市场制度的深化改革。可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个产权问题，尤其不是一个趋向私有化问题。” “俄罗斯依据西方产权理论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增长，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50%，企业亏损面迅速扩大增长了几倍……。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仍在鼓吹私有化，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定理’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目前，国内正流行的经营者买断收购（MBO，也称为管理层收购，编者注），各地纷纷出台的拍卖大中型国企方案，已经变成不加掩饰的私有化行为，很可能造成类似俄罗斯的灾难恶果，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安全。” “显然，俄罗斯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所谓‘产权虚置’问题，反而却真的造成了‘责任虚置’，而现代企业在实现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责任制是决定企业效益的更为直接的因素。” “这充分说明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完善代理责任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才能制止代理人钻空子滥用职权，侵犯国有股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美国安然公司、华尔街丑闻等，笔者注）事实证明，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包括非国有控股和民营的上市公司，也出现欺骗、造假掠夺股民现象……，西方现在寻找治理企业腐败犯罪的途径，也正回归到加强政府监管和完善代理制，还有被迫将失败的私有化企业重新国有化，如英国铁路曾经一度被誉为私有化的楷模，现因经营亏损、债务缠身被重新国有化。” 可见，这些学者崇尚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反对对其进行过多过快的改革，主张“稳妥”甚至“保守”地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时刻牢记正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胸怀远大理想肩负起挽救民族危难的重任，成功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我们绝不应当盲目相信西方的‘科斯产权理论’，将其贬低为‘产权模糊’的落后企业制度。”

第二种思路则与第一种思路完全相反，而且比较激进，主张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当尽快推进产权多元化甚至较大程度的产权私有化。

持这种思路的学者主张，中国国有企业包括大中型企业应当推行比较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民营化、私有化，一些人甚至认为应当采取激进的方式推进私有化。“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产权制度改变了，生活就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国有企业不能改进，是要放弃的。” “科斯定理无懈可击，这是我可以肯定的……。我用科斯定律所演变出结果，就是内地一定会走向近乎私产的路。” “我的推测是，内地将来所采用的产权结构必然与私有产权制度极其类似……。当然，我不会极端到推测内地会将邮政局、公共交通或石油资源——一些政府能以较低费用维护垄断的部门——转到私人的手中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您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种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得非常好的体制）。这也是为什么我完全反对任何渐进主张的原因。” “为了确保只有高能力的人才能被选为职业经理，选择经理的权威应当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本所有者手中。为此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可喜的是，中国的改革正在向这个方向走。” “中共十五大召开后，民营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现在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都已被地方政府列入出售名单。” “大家知道，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最忌讳讲私有化，而我认定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私有化。”

第三种思路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是根本方向，但必须分类地、渐进稳妥地实施。

主张这种思路的学者们较早地看到了，“产权制度的变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而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制度变革又是其中的一个难点。” 我们“对从根本上制约企业机制转换的产权制度重视不够。传统产权制度的主要弊端在于单纯的行政分配和产权边界不清，并导致企业同政府的关系难以理顺。” “就企业体制来说，要以产权问题为突破点，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新的实现形式，通过股份制等各种有效形式，逐步明晰国有制企业的产权关系……”。“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不仅要明确产权关系，最根本的是要重塑产权主体。”

在主张第三种思路的学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专家学者较早地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方向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是这种思路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必须分类改革——特殊企业与普通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要分类进行。“前一阶段，关于硬化公有制内部财产关系的说法较为流行，但我们认为离开了对现有国有企业的分类，这种‘硬化’同样会显得不合时宜。” 这里，我们重点关注他们对特殊国有企业与普通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研究。他们主张，目前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极少数必须继续保持国有的“特殊企业”，其改革应当稳妥地推进，其余的普通国有企业则应当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实现非国有化。“只有把必须实行国有制的企业按特殊的法律和政策进行严格的行为规范（当然，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本身也有一个改革和不断完善的问题），才能对大多数可以改制为一般企业的国有企业进行大胆的制度变革，即改革为非国有企业，完全按民法和公司法的原则来规范其行为。” “从商品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看，国有企业实施产权股份化计划是深化企业改革、消除传统产权制度落后性的根本方向。” “股份制可以是一种现代公有制实现形式，并不必然是走私有化道路。”

二、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改革三种思路的比较与评析

笔者首先要指出的是，学术界的不同思路和各种争鸣对推动我国改革的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对我国正确地作出改革的重大决策是很有好处的。实际上，上述每一种改革思路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当然，有些思路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1、“责任制创新”思路评析

我们应当看到，第一种思路，即国有企业应当进行“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代理关系，加强监督管理，对现阶段我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特殊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目前，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实质上大多仍然实行的是经济责任制——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制，难怪有学者认为“真正推动改革前进的措施恰恰是被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的、甚至是所谓‘保守派’执行的政策。” 而且，这种思路的重要指导意义还表现在：在我国现阶段的股票市场、产权市场、经营者市场等市场体系不完善、不成熟，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即使是实行了产权制度改革的企业乃至民营企业，其内部大都也会采取承包等各种责任制形式。因此，“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代理关系的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但是，“责任制创新”、完善委托—代理关系毕竟只是一种管理模式，而不是财产制度本身。显然，用“责任制创新”思路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普通国有企业 的改革是不适合的。因为我国多年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普通国有企业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存在问题，而是财产本身的制度安排存在问题——不能也不必实行国有制，因此，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其核心就是重塑产权主体，其方向就是民营化，部分企业甚至可以私有化。这些企业即使是实行“责任制”，也必须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使产权主体人格化后的制度前提下来推行。因为产权主体人格化还是非人格化，所实行的责任制的性质和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普通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人格化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种趋势决不会因为目前极少数国有企业仍然在采取租赁、承包等责任制形式而改变。目前，的确还有极少数普通国有企业包括中小企业由于整体状况极差，资不抵债，无法筹集必要的职工安置费等改革成本、无法解决债务问题等等原因而不得不采取租赁、承包、托管等各种责任制形式，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主动改革的取向。凡是有条件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退出国有产权的普通国有企业都应当实行一定程度的民营化，中小型国有企业甚至可以私有化。

2、激进式产权改革思路评析

勿需讳言，第二种思路，即激进式产权改革——民营化、私有化的思路，对我国产权理论的探索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同样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至少对近10余年来国有中小企业的民营化改革起了较大的助推作用。

但是，要将这种思路用于指导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特殊领域中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则是显然不行的。特殊领域中的国有大型企业数量极少，但由于其关系国计民生，因此必须实行国有或由国家控股。当然，其内部也要改革。对于非特殊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特大型企业来说，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也不宜激进地推进民营化，更不能过快地私有化。一是国有（特）大型企业规模大，涉及的利益群体多，激进改革引起的震动大。例如，涉及职工的数量多，其观念转变和妥善安置都需要较长的时间，若激进改革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许多国有大型企业的负债重，呆坏帐多，不良资产多，激进改革则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二是我国国有大型企业产权改革的有关配套条件还很不完善、不成熟，激进改革可能危及大批企业的稳定发展。例如，我国的资本市场包括产权交易市场规模较小，不够完善，运行也很不规范，很难支撑大批国有大型企业的产权交易和产权的优化重组；我国的职业经营者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很难满足大批国有大型企业民营化对职业经营者的需要；大批国有大型企业民营化要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职能转换，而这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的。此外，我国民营经济还不发达，尚难以承接如此大批国有大型企业集中退出的国有产权，而集中引进如此大量的国外资本既有难度，也有风险。因此，我国非特殊领域国有大型企业的产权改革不能激进进行，只能稳妥地渐进地推进。

3、分类改革思路评析

第三种思路即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虽然并非前两种思路的简单折衷，更不是学者们随意采取的“中庸”之道，但它的理论取向和政策主张的确是居于前两种思路之间的。假若我们可以将第一种思路称为“保守派”、第二种思路称为“激进派”的话，则既不保守也不激进的第三种思路或许可以称之为“温和派”、“稳妥改革派”或“分类改革派”等等。

与前两种思路相比，主张第三种思路的学者们最大的特点是：他们深谙中国国情，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进程、效果和存在的问题把握得较准确，特别是他们在指导思想上就坚持了要寻找切实可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出发点。不能完全排除他们的理论受到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影响，但他们的观点更多地是对中国自身改革实践的总结和改革方向的把握。“对于国有企业需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认识，是在改革进程中‘吃一堑，长一智’的结果，是对企业漫长的改革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和作出冷静思考的结果。” “产权理论的研究，不是为了赶时髦，标新立异，而是改革的需要。”

现在看来，第三种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正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所走过的和正在走的路径。翻阅有关文件我们可以发现，第三种思路的观点大多已经体现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之中，对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深化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完成对普通国有小企业的非国有化改革；普通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劣势企业的退出和优势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分散化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中央属国有企业包括“特殊企业”在总体上实行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制的同时，企业内部和国有企业之间也在推进产权结构的优化重组。这些改革成就的取得不能不说在相当大程度上归功于“分类改革派”的理论指导。

第三种思路虽然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总体方向，但没能对一些关键的、重大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影响了它对改革实践的指导效果。例如，在分类改革上，对国有企业改革主要进行了产业方面和规模方面的分类研究，而没有根据不同地理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分类研究，更没有对地理上处于劣势、经济上处于弱势、历史负担沉重的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分类研究。

三、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思路选择及战略措施

从总体来说，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坚持分类深化改革的思路。从产业领域来看，应当分为“特殊产（行）业”与非“特殊产（行）业”领域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思路；从企业规模来看，应当分为（特）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从地理位置来看，应当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应当分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等等。

对于前两种分类即产业领域和企业规模的分类我国学者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了，尤其是上述第三种改革思路对其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了。这里，笔者只补充两点：第一，特殊领域的国有企业——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企业虽然必须实行国有制，但也必须完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责任制创新。一方面，要建立激励到位、约束严格的责任制；另一方面，其责任人（团队）的选聘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经营者市场对其责任人进行最终也是最有力的监督管理。第二，对非特殊领域的国有企业，则要努力创造条件，加快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分散化和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乃至私有化的改革步伐。因为全国各地多年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非特殊领域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早改、大改主动，晚改、小改被动，不改和假改都没有出路。我们最近在西部地区的一些实地调查中深深感到，改革已经十分紧迫了，许多地方政府都急呼“对国有企业我们拖不起也拖不动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条件成熟一个改一个、成熟一批改一批。当然，“特殊”与非“特殊”的界定并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在特定条件下，二者是相互转化的。因此，要根据具体企业、具体情况选择企业的具体改革方式。

这里，我们重点将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结合起来，研究一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路选择问题。因为迄今为止，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而在改革实践中，不同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是有很大差异的，尤其是地理上处于劣势、经济上处于弱势、历史负担和社会负担沉重的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问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也有很大的难度，需要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

众所周知，我国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存在两个反差极大的区域或地带——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二者的国有企业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和地位，其改革的基础、条件差异很大（见下表），改革难度迥然不同，因此，其改革思路也应当不同。

东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情况比较表

东部国有企业 西部国有企业

形成特点 内生型，产业配套较好 嵌入型（尤其三线企业）、产业配套差

地理分布特点 大都集中于城市、社会职能机构少且便于剥离 布局分散（尤其三线企业）、社会职能机构多且很难剥离

生产特点 加工型为主、附加价值高 资源（采掘及初加工）型为主、附加价值低

产业特点 轻工业为主、投入少而自我积累多 重工业为主、投入多而自我积累少

设备、技术特点 现代技术为主，设备新、改造任务轻 传统技术为主，设备陈旧、改造任务重、发展特点 新企业多 老企业多

负担状况 历史负担、社会负担较轻 历史负担、社会负担沉重

经营状况 总体较好，竞争力较强 总体较差，竞争力较弱，亏损企业多，困难企业多

改革的外部条件及难度 财政实力较强，非国有经济发展快，社会保障制度较完善，下岗职工再就业渠道多，改革难度相对较小。财政实力弱，非国有经济发展慢，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下岗职工再就业渠道少，改革难度极大。

由于存在上述特点和差异，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面临以下几个特殊困难：

第一，由于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具有资源型企业多、三线企业（含军事工业企业）多、重工业企业多、传统产业型企业多、老企业多、困难企业多、地理布局分散、历史负担和社会负担重的突出特点，其改革任务重，改革成本高，改革的难度极大。

第二，由于西部地方财政实力弱，无力承担必要的改革成本，使许多改革难以推进。例如，即使是进入国家政策性破产计划的企业，由于难以筹足职工的安置成本也迟迟不能终结，更不要说其他改革所需要的成本；一些地方政府由于无法承担必要的成本，许多企业办社会职能无法分离或者分而难离、分而不离，精干主体十分困难。

第三，由于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难以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使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分流渠道不畅，下岗职工再就业极为困难。而再就业才是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安置问题的治本之策，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安定，促进改革。

第四，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很低，而且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许多都没有被纳入社保体系，这既不利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利于吸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到民营企业再就业，使本来就少的再就业渠道被堵塞。

第五，西部“特殊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比重较大，比如军工企业、重要资源型企业、重大装备制造企业等等。这些企业大都属于中央企业，但其社会职能机构和辅业的剥离必须由所在地承接，特别是一些劣势企业先后被整体下放到地方，大大增加了西部国有企业的改革难度，尤其是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增加了社会不稳定隐患。

最后，西部引进战略投资者，促进普通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比较困难。由于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都处于上游产业、传统产业领域，配套能力差，经营成本高（仅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就极高），投资回报低；加之，由于老企业多，办社会职能、冗员、债务、不良资产等社会负担和历史包袱沉重；再者，由于西部的地理条件、交通通讯、人才基础、法制及政策环境等投资环境与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这诸多不利因素，不仅使西部很难引进优秀的战略投资者，严重阻碍着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分散化乃至民营化改革，而且近年来西部原有的一些优势大中型企业的部分车间乃至总部也开始不断迁往投资环境更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呈出现“孔雀东南飞”的态势，使西部面临资源和资金流失甚至产业空心化的危险。

无须赘述，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面临许多特殊的困难，需要有特殊的改革思路作指导。总体来说，西部要认清改革形势，加快改革步伐，同时要结合企业实际，分类推进改革。具体来看，应当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第一，考虑到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历史贡献，国家应当加大对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帮助西部解决改革成本匮乏的问题。例如，加大国有大中型企业兼并破产的政策性支持力度；对于改革开放以前建立的老国有大中型企业，其社会职能机构和辅业剥离的费用应当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列专款解决；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的历史欠帐，应当由中央财政适当解决一部分。

第二，西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努力创造条件，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人员分流提供更多的再就业岗位。同时，要将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同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其员工提供同等的保障条件，以吸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去民营企业再就业。当然，西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自身也要转变观念，增强自身的劳动技能，拓宽再就业渠道，积极争取到民营企业再就业。

第三，地处西部的中央属企业不论是部分剥离还是整体下放到西部各省（市、区）时，必须给予足够的配套经费和其他相应的配套条件。例如，应设立“下岗职工再就业促进基金”，用于扶植其下岗职工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同时鼓励其他企业多吸纳其下岗职工；对企业剥离社会职能机构的人员安置政策应经费从优年龄从宽；等等。

第四，国家应在可能的限度内为西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自身也要千方百计改善投资环境，既要留住西部原有优势企业，更要引进外部优秀投资者，以加快西部普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步伐，促进其制度转型。例如，国家可以对购买政策许可的西部企业国有产权的投资者适当减免税收；成立“西部工业治污基金”，对西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费给予适当补贴，既保护环境，也降低西部企业的经营成本；在对西部国有老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和审计过程中，对资产损失的认定与核销的规定应适当放宽，其资产评估应当更多采用收益评估法（市场法）；对企业产权转让重组后，确有利于企业更快更好发展的产权受让方，应适当延长其国有产权受让价款的付款期限等等。

总之，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应当坚持分类推进的总体思路。不仅要从产业领域和企业规模方面分类，而且要从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进行分类。要对地理上处于劣势、经济上处于弱势、历史性和社会性负担沉重的西部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进行专门研究，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否则，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进展和改革效果将大大滞后于东部地区而成为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瓶颈”，并成为新世纪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又一诱因。

主要参考文献：

1．毛增余主编：《与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出版。

2．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3．程恩富、黄允成主编：《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于杰：《张五常批判》，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出版。

5．金碚主笔：《国有企业根本改革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出版。

6．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出版。

7．杨帆、卢周来：《以民为本 关注民生》，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出版。

8．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出版。

9．刘诗白：《刘诗白文集》（第六卷），《产权理论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0．《经济研究》，1989年～1993年。

第四篇：国有大中型企业物业管理刍议

国有大中型企业物业管理刍议

国有大中型企业物业管理刍议

作者：肖猛

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的全面实施和住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各大企业努力贯彻落实中央八部委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精神，在住房管理方面积极推进企业化、社会化、专业化的物业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笔者就此谈点粗浅看法。

一、大中型企业物业管理现状

国有大中型企业住房管理正从传统的行政福利型管理体制逐步向服务经营型的管理体制过渡。企业以积极主动的服务经营手段进行开拓型的管理，一改过去的消极被动的行政管理手段，增强了企业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初步形成了业主满意、企业受益的整体良性循环。但是，由于受企业职工分流安置，住宅小区软硬件限制和传统的房产管理思想的影响，物业管理推进缓慢。

二、国有大中型企业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体制不健全。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物业管理，就管理体制而言，还处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传统的行政福利管理体制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其所谓的物业管理公司，一般都是由原来的企业管理部门改制的，只是换了一块牌子，可谓是“换汤不换药”企业并未将其推向市场。这些改制的物业管理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代表单位管房”，片面强调管理而轻视服务，或者维持低水平的服务标准。在这些部门，仍然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他们打着保护“内部市场”的旗号，自我封闭、排斥先进、保护落后，单位产权的物业自行包办管理、排斥别的物业管理企业参与竞争，形成“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垄断服务局面，严重影响了物业管理水平得到发展和提高。

（二）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物业管理公司的从业人员多数是原先房产管理部门的职工，有的是聘用的下岗职工，有的是本单位的职工家属。员工队伍呈现老龄化，文化程度不高，专业技术水平低，女职工所占比重大，且大都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乏物业管理的基本常识，服务意识不够，不能为业主住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给物业的维修、服务、管理工作带来诸多困难。再加上近年来的企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政策的实施，物业管理公司成为企业劳动力的“蓄水池”、“报废厂”，从业人呀员素质可想而知，真是令人勘忧、苦笑皆非。事实上，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物业管理当作是安置大量劳动力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因为大量用人，必然导致物业管理成本过高，为了养活这些人员，物业公司也只有提高物业管理收费，甚至乱收费、降低物业服务水准，这势必导致业主的不满。

（三）业主服务消费意识差。主要表现三个方面：其

一、传统的福利型管理思想根深蒂固。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受传统的行政福利性房屋管理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下岗职工、离退休的同志，习惯于“建、管、修”全包的福利管理模式。“享受服务多多益善、交钱服务，那可不干”。他们骨子里认为住了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的单位福利房，一直无须交纳管理费，而现在住房管理实行社会化、货币化的物业管理，实行有偿服务，一些业主住户一时难以接受或很不理解，自然对物业管理的有偿服务存有抵触情绪。其

二、把物业管理公司当成一个无所不管的“小政府”、一把无所不管的“万能钥匙”。一些业主认为：我既然把物业管理费交给你们了，小区里面不管什么事都要找物业管理公司，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物业管理公司不管，我就不交物业管理费。其

三、“搭便车消费”倾向严重。既让别人去争取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而自己做享其成。目前，花钱买服务虽已普遍得到共识，但仍有不少人是采取一种观望态度，对物业服务的消费意识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上而不落实到行动中。以采暖费为例，一些业主认为：反正是集体供暖，估计没什么问题。因此坐享其成，而且心安理得。供暖季节业主们在家感受着温暖而此时物业管理公司还在为没有交齐供暖费而发愁。

三、对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物业管理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物业管理新体制，实现物业管理市场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物业管理企业必须通过参与市场的平等竞争，确立企业化、社会化、专业化的体制，实现物业管理市场化。这有利于提高物业管理人员的业务技术素质和专业服务水平，有利于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和降低服务成本。国有大中型企业物业管理公司要想健康有序的发展，应尽快改变企业内部人员搞物业管理的办法，使其在市场经济中学会生存之道、寻求发展之路。

首先，必须与主体单位的管理经营职能彻底分开，使两者在组织上、经济利益上彻底脱钩，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取得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条件。打破原有的管理权限，承揽社会上的物业管理和其他服务经营业务，走向社会树立自己的品牌，走专业化道路，以高效的管理、优质的服务、良好的信誉，赢得社会的认同。

第五篇：国有大中型企业融资策略分析

国有大中型企业融资策略分析

学号：909930399姓名：邓平川专业：业余专升本

指导教师：杨一兵

目录

绪论

一、国有大中型企业融资模式现状

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融资方式

1、直接融资

2、间接融资

3、境内融资和境外融资

4、政策性融资

5、融资租赁

6、引进战略投资者

三、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融资的若干思考

1、国有企业融资行为规范的制度基础

2、重塑银企关系,硬化银行对企业的约束机制

3、完善资本市场结构,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

四、结论

五、参考文献

绪论

融资策略是指公司在筹资决策中采用的安排长、短期资金比例的策略。

融资策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激进型融资策略。采用这种策略，公司的全部长期资产和一部分长期性流动资产由长期资金融通；另一部分长期性流动资产和全部临时性流动资产由短期资金融通。

2.适中型融资策略。指对流动性资产，用短期融资的方式来筹措资金；对长期性资产，包括长期性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均用长期融资的方式来筹措资金，以使资产使用周期和负债的到期日相互配合。

3.保守型融资策略。采用这种策略，公司不但以长期资金来融通长期流动性资产和固定资产，而且还以长期资金满足由于季节性或循环性波动而产生的部分或全部临时性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

面对大量的融资需求，各类融资渠道应运而生。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完善，企业可以选择的融资渠道逐渐增多。总体而言，融资方式可分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具体又可分细为商业信用、内部融资、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债券融资、项目融资等。

【摘要】 本文从国有企业融资模式的现状出发,对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的发展历程及融资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以及各种融资方式进行分析,从制度基础、银企关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等四个方面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 国有企业;融资管理;融资方式;战略研究

一、国有企业融资模式现状

目前我国国企改革和脱困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80%以上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从现阶段看,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脱困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改制不彻底,还未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影响了国有企业进一步获得资金支持和发展,突出表现在:企业负债过度,悬空、逃废银行贷款现象严重,造成银企关系紧张,间接融资受到影响。国有企业的负债率普遍过高,平均负债率达70%,归还银行贷款本息的能力弱,造成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个别企业借破产、改制之机恶意悬空、逃废银行债务现象层出不穷,造成银企关系越来越紧张,银行“惜贷”倾向明显,国有企业间接融资受到限制。

二、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

融资方式是指企业获取资金的形式、手段和渠道。依照不同的标准,企业融资方式一般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境内融资和境外融资。同时,由于我国的具体特征,各种融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因此,融资种类中还包括政策性融资,这也是中国具体国情所特有的。以下结合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现状分析各种融资方式。

(一)直接融资

资金盈余单位与资金短缺单位相互之间直接进行协议,或者前者在金融市场上购买后者发行的有价证券,实现资金转移,从而完成资金融通的过程。包括债券融资、股票融资、商业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民间个人信用等,主要是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具有财务风险较高、缺乏广泛的社会信用、企业债发行行政规制过严、企业债券市场的相关制度建设滞后等特点。

(二)间接融资

间接融资是指通过银行机构(包括各种信用社)中介职能而获取资金的形式。

1.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间接融资的问题。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尽管市场化转变的步伐已迈得相当大,但政府干预或导向的力量仍在市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在资金供给、资金价格和资金流向等方面影响着企业的融资能力与融资选择。事实上,银行与企业之间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产权独立和交易,以致企业的融资行为出现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非理性、银行对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融资行为行政化的扭曲。

2.非上市企业偏好银行融资方式的原因分析。国有企业间接融资行为的异化,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预算约束软化造成的。预算约束是指企业的支出不得大于其货币存量和企业收入之和,也就是必须由自己的收入弥补自己的支出。银行预算约束软化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模糊不清,银行与企业产权的非独立性、非明晰化,具体表现在产权关系不明、产权主体虚设。一方面,他们行使资金使用、占用、支配权,另一方面,却不承担投资或企业亏损的经济责任,企业盈亏和他们自身利益无多大直接关系。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前提下,仅仅强调所有权公有是不够的。

(三)境内融资和境外融资

以上提到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主要针对的融资区域在国内,也就是境内融资;如果融资区域在海外,那就是境外融资,境外融资对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境外融资最主要的方式是境外上市,即通过在境外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筹集资金。

中国证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企业海外新上市(IPO)的数量为48家,筹资金额约70亿美元;2004年的数量为84家,筹资金额111.5亿美元,尤其是2005年,由于有交通银行、中国神华集团、中国建设银行等大型企业,使得这一年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筹资额达到了212.3亿美元。2006年的数量为62家,筹资金额460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在海外上市的近310多家中国企业的市值已经达到了3 700亿美元,为深沪两市A、B市场可流通市值的2.39倍,其中80%都是有垄断性资源的优质国有企业。从上面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数量、规模都呈现升级趋势,大型国企现身于其中的次数越来越多,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上市公司的质量普遍很高。如前几年上市的中电信、中石化、中联通,2005年上市的中建行,2006年上市的中行、工行等,都是为国家创利的骨干企业或各行各业的领头雁。二是融资规模越来越大。2004年融资规模比2003年增长了59%,2005年比2004年几乎增长一倍。三是上市地点相对集中,美国、香港两地是国企海外上市的首选地,尤其香港已成国企境外上市的主要舞台。四是海外上市越来越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优惠政策。例如国务院专门制定的《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

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等法律、法规。

(四)政策性融资

政策性融资是根据国家的政策,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政策性银行或其他银行对一定的项目提供的金融支持。主要以低利率甚至无息贷款的形式,其针对性强,发挥金融作用强。政策性融资适用于具有行业或产业优势、技术含量高、有自主知识产权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通常要求企业运行良好,且达到一定的规模,企业基础管理完善等等。政策性融资成本低,风险小,缺点是适用面窄,金额小,时间较长,环节众多,手续繁杂,有一定的规模限制。

(五)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和供货人的选择或认可,将其从供货人处取得的租赁物按合同约定出租给承租人占有、使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活动。适用于融资租赁交易的租赁物为固定资产。

融资租赁具备以下内涵:一是融资与融物的双重功能;二是承租人选定拟租赁物,由出租人出资购买;三是供货方、出租方、承租方三方当事人的基本经济关系同时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合同;四是租赁期间租赁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必须明确;五是租赁期满后,承租人对租赁物有购买选择权。

融资租赁在国有企业融资中的优势:融资租赁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承租人无需立即支付所需机器设备的全部价款,就可利用租赁物所产生的利润支付租金。另外,融资租赁还具有对企业信用要求较低、还款方式灵活的特点。而国有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用于采购机器设备,这与融资租赁方式恰好相吻合。融资租赁的特征决定了融资租赁与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债券以及其他融资方式相比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六)引进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是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与发行人具有合作关系或合作意向和潜力并愿意按照发行人配售要求与发行人签署战略投资配售协议的法人,是与发行公司业务联系紧密且欲长期持有发行公司股票的法人。我国在新股发行中引入战略投资者,允许战略投资者在发行人发行新股中参与申购。主承销商负责确定一般法人投资者,每一发行人都在股票发行公告中给予其战略投资者一个明确细化的界定。

具体来讲,战略投资者就是指具有资金、技术、管理、市场、人才优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拓展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致力于长期投资合作,谋求获得长期利益回报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境内外大企业、大集团。

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合作、增资扩股或出售国有股权等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达到增强企业实力、提高产品水平、扩大企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的目标。

三、对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的若干思考

(一)国有企业融资行为规范的制度基础

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市场融资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资金配置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即社会资金配置都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市场作为一种组织是资金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交易的结合点。

1.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制度改革。要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必须划清产权,建立法人产权制度,承认法人所有权和投资者所有权。

(1)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只有采用资本市场主导型治理方式,才可以利用退出威胁等手段,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约束企业内部人。这样,资本市场就能成为传递企业真实信息、正确评价公司资产价格从而有利于公司控制权转移的竞争性的资本市场,经理市场、接管、破产机制才能相应建立。(2)只有引入私人(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股东后,调整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才有实际意义。在引入新股东、降低国有股权的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企业隐性负债的缘故,从国有企业中退出必然要发生一些费用,可称为退出成本。

2.管理制度改革。法人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进行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首先要建立的制度,国有企业由于存在“目标函数

异化”和“委托人监督机制虚置”等特殊问题,因而需要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

(1)国有企业目标单一化。国有企业要实现目标单一化,首先要改善目前负债率高、财务状况恶劣的现状。由于隐性负债对政府—企业间关系影响较大,并由此引发出预算软约束及信用廉价等问题,从而使负债率过高,财务状况恶化,因此“显化”并解决隐性负债成为关键。(2)对股权代表的制度安排。应打破现行的利益格局,进行股权分散化,同样的国有股,可由不同的股权代表分散持有,包括行业部门、地方政府、企业法人等。对不同行业和类型的国有企业设计不同的持股结构和持股比例,这样可以实现股权代表之间的互相制约,以形成一种提高系统运行效率的新的均衡状态。

(二)重塑银企关系,硬化银行对企业的约束机制

具体而言,就是要使新型的银企关系有如下几个特征。

1.经济行为的独立性。银行与企业都是具有独立行使一切经济权利的行为主体,银行与企业可以自由地相互选择,不受对方或其它外部因素的干预和影响,而法律和体制对这种独立性予以保护,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银企关系最基本的特征。

2.利益驱动性。银行和企业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一切经济行为都以利益驱动为目标,银行以获取利润为经营目标,完全以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企业作为贷款对象,企业也以获取利润为经营目标,以赚取更高的收益作为借款的出发点,任何非功利性行为都被视为无效活动而遭到排斥,这是维持银企关系的原动力。

3.资金安全性。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经济主体,作为以自己的全部法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法人,保证资金的安全性是首要的前提,银行的借贷行为首先要考察贷款企业的信誉、实力及项目的可行性;企业作为经营商品的经济主体,作为独立的法人,借款也要充分考察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还款能力,这是银企关系正常发展的基本前提。

4.有效约束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破产机制的存在,使企业在无法偿债或有意赖账不还的情况下,银行就可以依法要求对该企业实施破产来迫使其还债,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样,就会使无法偿债或有意赖账的债务人受到惩罚,强化债权约束,增加企业的融资风险,从而使正常的信用秩序或经济秩序得到维护。

5.竞争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贷交易行为的达成是双方自由选择的结果:银行选择资信度高,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企业选择效率高,实力强的银行,从而使银企关系中存在着广泛的竞争性。

(三)完善资本市场结构,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

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反映了我国经济体系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要彻底改变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优化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环境,在硬化公司外部约束的基础上,建立上市公司激励和约束机制,不断提高资本的利用率,增强公司自身积累的能力,使公司融资行为趋向合理,融资结构得到优化,这也是上市公司可持续融资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1.改善上市公司股权资本结构,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控制。改善股权资本结构主要的问题就是降低国有股比例。过高的国有股比例,使得政府仍然在国有企业中指手划脚,企业仍无法摆脱行政束缚。而政府由于其社会管理者的职能,既无能力也无激励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经营企业,一旦企业经营亏损,责任者既无义务也无能力承担亏损责任,而且国有股产权代表不清,使得这一现象更为明显。

2.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中国目前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中,中小投资者较多,机构投资者较少,短期投资者较多,长期投资者较少,造成中国股市的投机性比较强,投资者缺乏监控企业的激励。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如建立投资基金,放宽各类保险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入市的限制等。在企业经营欠佳时,不是简单地抛售其所持股票,而是尽可能行使基金股权,改组企业的董事会,更换不称职的经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3.加强投资银行、会计、评估、法律等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和规范。中介机构是资本市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银行的作用尤其重要。目前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投资银行已演变为主要从事企业并购的投资顾问和理财顾问等高智商业务的高级中介机构,成为市场经济中实现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和资源配置的特殊机构和产业。同时,会计、评估、法律等中介机构也与企业的直接融资有密切的关系,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上这类机构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包装上市”、信息造假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中介机构有关。只有加强对中介机构的建设和规范,尽快实现股票市场的法制化、规范化,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和防范企业不规范的融资行为的发生。

因此，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应当在控制融资风险与谋求最大收益之间寻求一种均衡，即寻求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

寻求最佳资本结构的具体决策程序是：首先，当一家企业为筹措一笔资金面临几种融资方案时，企业可以分别计算出各个融资方案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然后选择其中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最低的一种。其次，被选中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最低的那种融资方案只是诸种方案中最佳的，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形成了最佳资本结构，这时，企业要观察投资者对贷出款项的要求、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等情况，根据财务判断分析资本结构的合理性，同时企业财务人员可利用一些财务分析方法对资本结构通行更详尽的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在企业进一步的融资决策中改进其资本结构。

【主要参考文献】

[1] 曹斌.中国筹资现状简析[J].经济师,2008(6):65-66.[2] 陈真子.经济体制改革条件下国有企业融资行为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3] 方小霞.中国企业融资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4] 国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误区[DB/OL]..2008.[6] 蒋其发.不完全合同理论与风险成因[J].经济建筑,2008(6).[7] 李江.金融发展学[M].科学出版社,2005.[8] 李宁.国有企业现阶段融资结构成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3(8):58-59.[9] 李妍.拓宽国有企业筹资渠道的途径[J].现代企业,2008(5):45-46.[10] 马小会.论企业筹资风险及其防范对策[J].统计与咨询,2008(2):56-57.[11] 潘峰.有效建立国有企业投融资控制机制[J].风险防范,2008(6).[12] 苏戈锋.国有企业并购融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内蒙古煤炭经济,2008(4):110-111.[13] 孙莹.完善滨海新区企业直接融资体系[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08(5):96-97.[14] 孙忠强,刘旭生.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管理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2000(4):86-87.[15] 唐建新,李青原.资本结构、金融中介和公司治理[J].南开管理评论,2002(2).[16]王春世,崔柏波.中小企业筹资问题探讨[J].经济管理,2008(6):80-82.[17] 北宁.项目融资模式的基本原则[J].企业科技与发展,2008(17).[18] 杨运杰.国有企业融资结构与企业效率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286.[19] 杨秀云,鲁政委,李晓玲.国有企业融资次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2(6):31-33.[20] 战明华,杨义群.国有企业融资结构变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实证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2001(3):9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