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构建海外中国公民跨国救援机制★

第一篇：建议构建海外中国公民跨国救援机制

建议构建海外中国公民跨国救援机制

2011-05-01

中央统战部网

九三学社浙江省特邀信息员、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王桂芬，九三学社浙江省社科支社主委、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会计师陈六一说,海外中国公民广义上是指居住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外地区的、具有中国国籍和护照的中国公民。今年以来，世界多个国家、地区以华人为目标的暴力犯罪呈急速上升趋势，海外中国公民遭受伤害、致命案件屡屡发生。本月，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受劫持事件再一次敲响中国公民在海外安全问题的警钟。无论香港还是大陆，人们的强烈反应远超出一般劫持事件，除了对绑匪凶残的愤怒外，更多地是对菲律宾警察处置能力的愤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实际上乃是我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可回避的矛盾。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应该具有跨国救援本国公民的风范、能力和实际行动，构建起跨国救援机制。目前，我国政府做的较好的是在异国发生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如年初从海地撤侨、6月份从吉尔吉斯坦撤侨，都有效保障了中国普通国民的生命安全，赢得了国际国内舆论的赞誉。在此方面中国无疑正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令人鼓舞。但是，除了重大灾难和动荡外，危及中国普通公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目前尚未见成熟的应对体系。

一、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相关法律规则缺失或不完善

1、外交保护和领事保护的有限性。中国政府对具有中国籍的海外中国公民拥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对其提供领事或外交保护，但通常需满足以下法定条件:该海外中国公民持续地保有中国国籍，用尽了当地的司法救济，其合法权益受到了当地国家非法侵害等。是否以及何时进行外交保护需结合具体案件性质和进展综合判断。中国政府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可以拒绝或主动对海外中国公民进行外交保护。除外交保护以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政府对海外中国公民实施的是领事保护。领事保护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等双边多边协定和有关国际公约；二是国内法，包括《国籍法》、《继承法》、《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海商法》等。目前，这种领事保护本身是有限度的，因为使领馆在驻在国没有行政权力，更无司法权力，不能使用强制手段，也不能干涉他国司法主权。

2、中外领事关系的不对等性。中国在外国设立的领事机构共有65个，同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互免签证协定共有140多个，但一些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所在国并没有和中国签订领事条约。据司法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到2009年1月，只有61个国家与中国缔结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其中尚有部份未生效。由于目前各国跨国救援的双边协议并不是很多，而我国截至到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条文。因此，遇到针对海外中国公民的突发事件，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种双多边法律的空白或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政府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

3、国际法的缺失。在国际法中，外国人在接受国应享受何种待遇并无统一规定，要根据接受国在不违背其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和国际法强制规则的前提下依照其国内法予以确定。而接受国完全有可能违背其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和国际法强制规则或不严格遵照其国内法给予外国人相关待遇，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和安全。

4、国际劳工保护法的不健全。国际法的缺失也制约了境外务工保护。迄今国际上还没有这方面的统一国际公约、协定、原则或规范以保护各国外派劳工。国际劳工组织批准的有关国际公约主要包括：1949年移民就业公约(修订)、1949年移民就业建议书(修订)、1975年移民工人公约、1975年移民工人建议书。它们原则性地规定了公约批准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跨国流动人员在社会保险方面实行国民待遇，但对于具体的保障、救护等事项，并无明确规定。在对劳务案件的裁决中，由于各国法律法规在关于社会保险的设立、参加、支付等方面差异很大，特别是有关工伤事故的界定、处理规则及赔偿金标准等参差不齐，很难达成统一的协定，一些接受国的雇主甚至随意变更原有的赔偿标准。

二、建立健全跨国救援机制的对策建议

虽然立法是双边的，但出现海外中国公民受伤害状况，我国政府和有关机构设立应急机制和预案，能在最大程度上尽我国政府属人管辖权职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跨国救援一是指间接的跨国救援，是合作的形态，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成立联合指挥部，共同协商处置方案，选择上策，预备下策；二是指直接的跨国救援，即本国第一时间派出武装力量，协助当地警方进行救援行动。派遣武装力量去海外营救是非常敏感的问题，牵扯到国家主权问题，除非该国主动提出请求，批准进入，或者两国之间签署相关协议，否则是不可行的。构建中国跨国救援机制应侧重于前者。具体建议如下：

1、将跨国救援程序化、法制化。象遭遇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一样，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对危及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予以最高关注，给受害公民予以最大臂助。为此，必须制定《中国公民海外安全法》，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即可援引该法立即启动全套程序介入，抓紧抢救中国公民生命的每分每秒。

2、及时通过高频的外交游说、密集的新闻轰炸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目的是迫使事发国重视，迫使事发国绝对保证把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中国媒体可以第一时间飞赴现场展开全方位报道；如果因事发国的失误导致中国公民生命的重大牺牲，中国政府保留采取对前往该国旅游及商务合作发布黑色警示等反制措施。纵然最后仍难免惨剧，中国政府极其强硬的态度，能反映出政府对同胞生命的高度关注和专业的危机处置能力，不仅是对心灵上遭受重创的中国公民的一种安慰，也是对其他恐怖分子的一种威慑，对事发国政府的一种压力，从而间接地提升本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感。

3、快速组建境内救援协调小组。当危及海外中国公民生命安全的危机发生时，中国政府应第一时间在境内成立应急小组，与事发国应急管理机构快速沟通、协调，向事发国提供专业的救援建议和策略，请对方帮助救援。或经事发国政府特许，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派出专家飞赴现场紧急指导，协助当地警方实施救援。

4、建议我国组建跨境营救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主要由我国现役军人，类似特警部队组成。他们将在未来的类似事件中，发挥救人于危难的关键作用。结合我国日益强大和多元的外交工作，今后如果突发类似的“劫持人质”事件中，我国外交部门将于第一时间和事发国协商，提出我们有必要派出“跨境营救突击部队”的要求，在得到允许的前提下，进行与事发国营救人员合作解救人质，甚至独立解救人质的任务。如果这个要求一旦被事发国当局拒绝，也至少我们在道德层面上赢得了声誉，同时也给事发国当局无形中有“不得不处理好”的压力。所以，建立一支富有经验的跨境解救人质的快速反应部队，不但能够起到更好解救人质的目的，还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在类似的紧急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树立起负责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4、签订双边协议。我国可以与安全隐患比较突出的国家签订合约，一旦中国公民出现意外，对方开启绿色通道，允许我们的精锐特警参与决策、营救。这种协议能够理顺中国政府和事发国在跨国救援行动中的合作关系，并确保这种合作关系可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延续下去

尽快组建专业化的海外救援部队和海外救援公司，当中国的外交、经援、商务、劳务人员以及[1]中国的外交、经援、商务、劳务人员需要救援

目前我国和18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有大量的外交人员派驻各个建交国，同时我国还向许多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去国外的商务人员、劳务人员也有了较大规模的增加。然而当我国的国使馆人员和各武装派别斡旋以外，只能联系外国的救援部队去解救。而外国的救援部队到达**1993年也门发生内乱的时候，在也门有中方外交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队共计800多人需要人员。但是由于英军兵力不足和其他原因，英方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最终数百名中方人员只好通救援队伍到达现场必将大大减轻当地中方使馆人员的压力，大大降低中方人员所遇到的危险性。[2]海外华侨、华人需要救援

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贡献巨大。在抗日战争期间，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捐助的医疗药品、通信器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数千名南洋机工为了运输中国急需的战略物资奔波在印缅等公路上，有将如既往的支持祖国的建设事业。“希望工程”、“春蕾工程”...得到了海外华侨华人大力支持；当中国然海外华侨华人对祖**亲献上了一片赤子之心，那么当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祖**亲因为1998年印尼发生的事件表明：仅仅依靠外交部门的抗议、谴责是不能制止当地反华势力对华纵观全球数十年来的实际情况，当某国国内发生战乱或内乱，当地政府全面瘫痪，局面完全失控的援人员（包括武装救援人员）前去解救已经成为国际惯例。无论是像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发展中国家都曾派兵解救过自己国家的外交、商务、旅游人员和侨民。欧洲的比利时无论从国土面可是每当比利时的侨民、比裔人士的生命财产在海外受到威胁时，比利时总是毫不犹豫地派出最精简易机场强行着陆的时候，当看到全副武装的伞兵跳出机舱的时候，在战火中受煎熬的比利时侨民综上所述，如果某地再次发生反华、排华**，而当地政府对局势完全失控，当地华侨、华人的生华侨、华人。中国政府的人道救援行动肯定会得到世界各国的理解和必要的支持。所以请有关部门具体建议：[1]海外救援部队的目标

假设：东南亚某国发生反华、排华**，当地政府对局势完全失控，华侨华人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空军：

应该能够在24小时以内向该地输送100-300人的空降部队（可以使用军用运输机或租用民航机）建造“庇护所”、划定“庇护区”，收拢保护遭遇迫害的华侨华人；向当地反华势力显示中国的威慑力海军：

应该能够派出由大型主力舰只、后勤补给舰只组成的混编舰队在72小时以内赶赴当地海域，输送等到该地区局势缓和以后，中国派出的人道救援部队就可以撤回了

[2]海外救援公司的目标

假设：非洲某国发生战乱、内乱，当地局势全面失控，有大量的中方人员急需紧急撤离。由中国民航、中国远洋公司的精干员工和大批招聘的专业人员（如退伍军人）组建的海外救援公司应该紧急赶赴战乱国家的邻国，并尽可能争得该国同意或默许，携带必要的轻武器和救援车辆、装备从该国进入**国家去接回需要撤离的中方人员。海外救援公司的组建和运作可以有选择的参考美国“黑水公司”的一些做法。

第二篇：中国海外救援机制

建议构建海外中国公民跨国救援机制

2011-05-01 中央统战部网

九三学社浙江省特邀信息员、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王桂芬，九三学社浙江省社科支社主委、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会计师陈六一说,海外中国公民广义上是指居住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外地区的、具有中国国籍和护照的中国公民。今年以来，世界多个国家、地区以华人为目标的暴力犯罪呈急速上升趋势，海外中国公民遭受伤害、致命案件屡屡发生。本月，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受劫持事件再一次敲响中国公民在海外安全问题的警钟。无论香港还是大陆，人们的强烈反应远超出一般劫持事件，除了对绑匪凶残的愤怒外，更多地是对菲律宾警察处置能力的愤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实际上乃是我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可回避的矛盾。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应该具有跨国救援本国公民的风范、能力和实际行动，构建起跨国救援机制。目前，我国政府做的较好的是在异国发生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如年初从海地撤侨、6月份从吉尔吉斯坦撤侨，都有效保障了中国普通国民的生命安全，赢得了国际国内舆论的赞誉。在此方面中国无疑正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令人鼓舞。但是，除了重大灾难和动荡外，危及中国普通公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目前尚未见成熟的应对体系。

一、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相关法律规则缺失或不完善

1、外交保护和领事保护的有限性。中国政府对具有中国籍的海外中国公民拥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对其提供领事或外交保护，但通常需满足以下法定条件:该海外中国公民持续地保有中国国籍，用尽了当地的司法救济，其合法权益受到了当地国家非法侵害等。是否以及何时进行外交保护需结合具体案件性质和进展综合判断。中国政府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可以拒绝或主动对海外中国公民进行外交保护。除外交保护以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政府对海外中国公民实施的是领事保护。领事保护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等双边多边协定和有关国际公约；二是国内法，包括《国籍法》、《继承法》、《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海商法》等。目前，这种领事保护本身是有限度的，因为使领馆在驻在国没有行政权力，更无司法权力，不能使用强制手段，也不能干涉他国司法主权。

2、中外领事关系的不对等性。中国在外国设立的领事机构共有65个，同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互免签证协定共有140多个，但一些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所在国并没有和中国签订领事条约。据司法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到2009年1月，只有61个国家与中国缔结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其中尚有部份未生效。由于目前各国跨国救援的双边协议并不是很多，而我国截至到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条文。因此，遇到针对海外中国公民的突发事件，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种双多边法律的空白或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政府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

3、国际法的缺失。在国际法中，外国人在接受国应享受何种待遇并无统一规定，要根据接受国在不违背其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和国际法强制规则的前提下依照其国内法予以确定。而接受国完全有可能违背其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和国际法强制规则或不严格遵照其国内法给予外国人相关待遇，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和安全。

4、国际劳工保护法的不健全。国际法的缺失也制约了境外务工保护。迄今国际上还没有这方面的统一国际公约、协定、原则或规范以保护各国外派劳工。国际劳工组织批准的有关国际公约主要包括：1949年移民就业公约(修订)、1949年移民就业建议书(修订)、1975年移民工人公约、1975年移民工人建议书。它们原则性地规定了公约批准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跨国流动人员在社会保险方面实行国民待遇，但对于具体的保障、救护等事项，并无明确规定。在对劳务案件的裁决中，由于各国法律法规在关于社会保险的设立、参加、支付等方面差异很大，特别是有关工伤事故的界定、处理规则及赔偿金标准等参差不齐，很难达成统一的协定，一些接受国的雇主甚至随意变更原有的赔偿标准。

二、建立健全跨国救援机制的对策建议

虽然立法是双边的，但出现海外中国公民受伤害状况，我国政府和有关机构设立应急机制和预案，能在最大程度上尽我国政府属人管辖权职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跨国救援一是指间接的跨国救援，是合作的形态，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成立联合指挥部，共同协商处置方案，选择上策，预备下策；二是指直接的跨国救援，即本国第一时间派出武装力量，协助当地警方进行救援行动。派遣武装力量去海外营救是非常敏感的问题，牵扯到国家主权问题，除非该国主动提出请求，批准进入，或者两国之间签署相关协议，否则是不可行的。构建中国跨国救援机制应侧重于前者。具体建议如下：

1、将跨国救援程序化、法制化。象遭遇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一样，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对危及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予以最高关注，给受害公民予以最大臂助。为此，必须制定《中国公民海外安全法》，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即可援引该法立即启动全套程序介入，抓紧抢救中国公民生命的每分每秒。

2、及时通过高频的外交游说、密集的新闻轰炸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目的是迫使事发国重视，迫使事发国绝对保证把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中国媒体可以第一时间飞赴现场展开全方位报道；如果因事发国的失误导致中国公民生命的重大牺牲，中国政府保留采取对前往该国旅游及商务合作发布黑色警示等反制措施。纵然最后仍难免惨剧，中国政府极其强硬的态度，能反映出政府对同胞生命的高度关注和专业的危机处置能力，不仅是对心灵上遭受重创的中国公民的一种安慰，也是对其他恐怖分子的一种威慑，对事发国政府的一种压力，从而间接地提升本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感。

3、快速组建境内救援协调小组。当危及海外中国公民生命安全的危机发生时，中国政府应第一时间在境内成立应急小组，与事发国应急管理机构快速沟通、协调，向事发国提供专业的救援建议和策略，请对方帮助救援。或经事发国政府特许，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派出专家飞赴现场紧急指导，协助当地警方实施救援。

4、建议我国组建跨境营救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主要由我国现役军人，类似特警部队组成。他们将在未来的类似事件中，发挥救人于危难的关键作用。结合我国日益强大和多元的外交工作，今后如果突发类似的“劫持人质”事件中，我国外交部门将于第一时间和事发国协商，提出我们有必要派出“跨境营救突击部队”的要求，在得到允许的前提下，进行与事发国营救人员合作解救人质，甚至独立解救人质的任务。如果这个要求一旦被事发国当局拒绝，也至少我们在道德层面上赢得了声誉，同时也给事发国当局无形中有“不得不处理好”的压力。所以，建立一支富有经验的跨境解救人质的快速反应部队，不但能够起到更好解救人质的目的，还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在类似的紧急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树立起负责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4、签订双边协议。我国可以与安全隐患比较突出的国家签订合约，一旦中国公民出现意外，对方开启绿色通道，允许我们的精锐特警参与决策、营救。这种协议能够理顺中国政府和事发国在跨国救援行动中的合作关系，并确保这种合作关系可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延续下去。

建议构建海外中国公民跨国救援机制

2011-05-01 中央统战部网

九三学社浙江省特邀信息员、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王桂芬，九三学社浙江省社科支社主委、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会计师陈六一说,海外中国公民广义上是指居住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外地区的、具有中国国籍和护照的中国公民。今年以来，世界多个国家、地区以华人为目标的暴力犯罪呈急速上升趋势，海外中国公民遭受伤害、致命案件屡屡发生。本月，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受劫持事件再一次敲响中国公民在海外安全问题的警钟。无论香港还是大陆，人们的强烈反应远超出一般劫持事件，除了对绑匪凶残的愤怒外，更多地是对菲律宾警察处置能力的愤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实际上乃是我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可回避的矛盾。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应该具有跨国救援本国公民的风范、能力和实际行动，构建起跨国救援机制。目前，我国政府做的较好的是在异国发生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如年初从海地撤侨、6月份从吉尔吉斯坦撤侨，都有效保障了中国普通国民的生命安全，赢得了国际国内舆论的赞誉。在此方面中国无疑正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令人鼓舞。但是，除了重大灾难和动荡外，危及中国普通公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目前尚未见成熟的应对体系。

一、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相关法律规则缺失或不完善

1、外交保护和领事保护的有限性。中国政府对具有中国籍的海外中国公民拥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对其提供领事或外交保护，但通常需满足以下法定条件:该海外中国公民持续地保有中国国籍，用尽了当地的司法救济，其合法权益受到了当地国家非法侵害等。是否以及何时进行外交保护需结合具体案件性质和进展综合判断。中国政府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可以拒绝或主动对海外中国公民进行外交保护。除外交保护以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政府对海外中国公民实施的是领事保护。领事保护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等双边多边协定和有关国际公约；二是国内法，包括《国籍法》、《继承法》、《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海商法》等。目前，这种领事保护本身是有限度的，因为使领馆在驻在国没有行政权力，更无司法权力，不能使用强制手段，也不能干涉他国司法主权。

2、中外领事关系的不对等性。中国在外国设立的领事机构共有65个，同外国签订的领事条约、互免签证协定共有140多个，但一些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所在国并没有和中国签订领事条约。据司法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到2009年1月，只有61个国家与中国缔结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其中尚有部份未生效。由于目前各国跨国救援的双边协议并不是很多，而我国截至到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条文。因此，遇到针对海外中国公民的突发事件，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种双多边法律的空白或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政府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

3、国际法的缺失。在国际法中，外国人在接受国应享受何种待遇并无统一规定，要根据接受国在不违背其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和国际法强制规则的前提下依照其国内法予以确定。而接受国完全有可能违背其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和国际法强制规则或不严格遵照其国内法给予外国人相关待遇，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和安全。

4、国际劳工保护法的不健全。国际法的缺失也制约了境外务工保护。迄今国际上还没有这方面的统一国际公约、协定、原则或规范以保护各国外派劳工。国际劳工组织批准的有关国际公约主要包括：1949年移民就业公约(修订)、1949年移民就业建议书(修订)、1975年移民工人公约、1975年移民工人建议书。它们原则性地规定了公约批准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跨国流动人员在社会保险方面实行国民待遇，但对于具体的保障、救护等事项，并无明确规定。在对劳务案件的裁决中，由于各国法律法规在关于社会保险的设立、参加、支付等方面差异很大，特别是有关工伤事故的界定、处理规则及赔偿金标准等参差不齐，很难达成统一的协定，一些接受国的雇主甚至随意变更原有的赔偿标准。

二、建立健全跨国救援机制的对策建议

虽然立法是双边的，但出现海外中国公民受伤害状况，我国政府和有关机构设立应急机制和预案，能在最大程度上尽我国政府属人管辖权职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跨国救援一是指间接的跨国救援，是合作的形态，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成立联合指挥部，共同协商处置方案，选择上策，预备下策；二是指直接的跨国救援，即本国第一时间派出武装力量，协助当地警方进行救援行动。派遣武装力量去海外营救是非常敏感的问题，牵扯到国家主权问题，除非该国主动提出请求，批准进入，或者两国之间签署相关协议，否则是不可行的。构建中国跨国救援机制应侧重于前者。具体建议如下：

1、将跨国救援程序化、法制化。象遭遇重大灾难或动荡时紧急撤侨一样，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对危及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的突发性个案予以最高关注，给受害公民予以最大臂助。为此，必须制定《中国公民海外安全法》，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即可援引该法立即启动全套程序介入，抓紧抢救中国公民生命的每分每秒。

2、及时通过高频的外交游说、密集的新闻轰炸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目的是迫使事发国重视，迫使事发国绝对保证把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中国媒体可以第一时间飞赴现场展开全方位报道；如果因事发国的失误导致中国公民生命的重大牺牲，中国政府保留采取对前往该国旅游及商务合作发布黑色警示等反制措施。纵然最后仍难免惨剧，中国政府极其强硬的态度，能反映出政府对同胞生命的高度关注和专业的危机处置能力，不仅是对心灵上遭受重创的中国公民的一种安慰，也是对其他恐怖分子的一种威慑，对事发国政府的一种压力，从而间接地提升本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感。

3、快速组建境内救援协调小组。当危及海外中国公民生命安全的危机发生时，中国政府应第一时间在境内成立应急小组，与事发国应急管理机构快速沟通、协调，向事发国提供专业的救援建议和策略，请对方帮助救援。或经事发国政府特许，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派出专家飞赴现场紧急指导，协助当地警方实施救援。

4、建议我国组建跨境营救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主要由我国现役军人，类似特警部队组成。他们将在未来的类似事件中，发挥救人于危难的关键作用。结合我国日益强大和多元的外交工作，今后如果突发类似的“劫持人质”事件中，我国外交部门将于第一时间和事发国协商，提出我们有必要派出“跨境营救突击部队”的要求，在得到允许的前提下，进行与事发国营救人员合作解救人质，甚至独立解救人质的任务。如果这个要求一旦被事发国当局拒绝，也至少我们在道德层面上赢得了声誉，同时也给事发国当局无形中有“不得不处理好”的压力。所以，建立一支富有经验的跨境解救人质的快速反应部队，不但能够起到更好解救人质的目的，还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在类似的紧急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树立起负责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4、签订双边协议。我国可以与安全隐患比较突出的国家签订合约，一旦中国公民出现意外，对方开启绿色通道，允许我们的精锐特警参与决策、营救。这种协议能够理顺中国政府和事发国在跨国救援行动中的合作关系，并确保这种合作关系可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延续下去。

第三篇：春运期间构建铁路梯次退票机制建议

春运期间构建铁路梯次退票机制建议

【摘 要】 本文结合春运期的特殊时期和乘客心理分析，提出在春运期间建立四级阶梯式铁路梯次退票制度，拉长退票时间段，在不同阶段退票收取不同的退票费，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运输资源浪费和利益损失。

【关键词】 退票制度；阶梯式；退票周期；旅客心理

自2011年后半年开始，TVM 机和互联网等多种铁路售票渠道的快速发展，给旅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2011年9月25日退票费标准的下调，又极大地减小了退票代价。[1]根据铁路部门统计，2013年春运期间日均退票量是日常退票量的3倍，同比增长110%。退票时间集中在开车前24小时以内。在开车前24小时以内退票的比例为73.5%，24―48小时退票的比例为11.7%，48小时以上退票的比例为14.8%。2013年9月1日起，铁路旅客退票和改签改为在开车时间前，可到任意车站办理。开车前48小时以上退票，收取票价5%退票费，开车前24―48小时，收取票价10%，开车前不足24小时，收取票价20%。

一、春运期间退票存在的问题

春运期间，退票量陡增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春运压力的消释，而是与乘客购票方式和心理有关。[2]

1、退票量徒增的原因

在春运购票难和退票费标准降低的背景下，许多乘客都会采取优中选优的购票方式。首先通过网络或者电话抢到一张票来“保底”，之后再继续抢票，最终选择最优车票，再将其余车票退掉。然而铁路规定，旅客要求退票时，应当在购票地车站或票面始发站办理。代售点是不能办理退票手续的。在春运期间，大多数乘客会选择乘车当天来火车站，顺便退掉多余车票。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由于有些乘客所在地距离火车站较远，并且春运期间车站人流量较大，退票不够方便，很少有人愿意为了退票特意到车站窗口跑一趟；第二，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部分乘客为了多给自己一些选择的空间，不会积极退票。

2、退票存在的问题

原本为方便乘客购票，铁路扩展更多的售票渠道，将春运预售时间延长，同时还降低退票费，但随之而来是退票的新问题。上述乘客这种购票方式和心理，会直接造成其他乘客春运购票难上加难的问题。[3]由于多余的车票未能及时回到销售系统中，其他乘客就存在买不到票的问题，同时导致车厢坐席的空缺，造成乘客购票不便和客运虚糜的新问题。

二、春运期间梯次退票分析

目前，铁路部门已出台针对退票问题的政策，在任意车站可办理退票，从一定程度上方便乘客退票。但在春运期间，梯次退票的时间选取是否能有效加速车票周转值得研究。加速车票周转最有效的办法是加速多余车票尽快回到售票系统中。在春运的背景下，48小时以上退票费为5%，是否能够有效鼓励乘客尽快退票。

1、乘客心理

按照一般乘客心理，人都是有惰性和期望心理。在春运期间，仍有大部分乘客会在退票费涨前，通过网络和电话争取订到适合的车票，并且在最后时刻做出决定和实施退票。例如，一个乘客期望买到14号早上从西安出发至广州的卧铺。若他订到的都是其他车次车票，那么他很可能会在11号晚才决定最后选择的车次，并退掉其他车票。而这位乘客退掉的车票对于其他乘客而言，仅剩两天时间安排出行计划。

2、退票周期

由于铁路运能总体上难以满足需求，在春运、暑运和小长假、“黄金周”等高峰期间，仍然存在“一票难求”的现象，高峰期间的大量退票更加剧这种紧张状况，[4]而在春运期间这类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在春运期间的退票周期应该区别于其他时期，周期应该适当延长，从而更好的引导旅客提前退票，加快车票周转，让二次购票时间更加充裕，方便其他旅客出行。

三、春运期间阶梯式退票制度

采用阶梯式退票制度需满足乘客购票的基本需求，并通过提高超退票限制期以上部分的退票费用，以达到引导乘客“及时退票”的目的。[5]考虑春运期间退票周期的特殊性，因此阶梯制度需细分为四级模式比较符合乘客购票心理和行为的需求。[6]春运期间，代售点和车站部分售票窗口预售期为18天，网络订票和电话订票提前到20天。以18天为基准，四级模式为：

1、距离开车时间15天以上，可以免退票费

春运期间，购票难的压力较大，第一级模式可容许乘客有三天的考虑时间，并更多倾向于积极鼓励性质。

2、距开车时间15天以内5天以上的按5%收取退票费

第二级模式仍然鼓励人们尽量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使铁路资源更有效的利用。

3、距开车时间5天以内1日以上的按10%收取退票费

此时退票周期略长，第三级模式需带有约束性质。

4、距开车时间1天以内的按20%收取退票费

第四级模式，由于退票周期过长，应带有强制约束性质。

实施梯次退票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更多乘客及早退票，加快车票周转，引导旅客增强购票计划性，避免运力浪费。[7]因此，铁路部门应联合各类媒体，大力宣传梯次退票的积极作用，方便乘客出行。[8]

四、小结

通过对铁路梯次退票进行研究，结合春运期的特殊时期和乘客心理分析，探索周转时间长的梯次退票制度，以期在春运期间更有效加速车票周转，方便乘客购票出行。

【参考文献】

[1] 郝美峰，铁路客票退票费标准下调影响分析[J].商，2012（19）133.[2] 谭嘉怡，邵光磊等考虑季节与社会因素的阶梯电价定价模型初探[J].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15）14.[3] 蒋浩，居民生活用电阶梯定价模型的构建[J].价值理论与实践，2011（11）27.[4] 孟亚彬，铁路车站退票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铁道运输与经济，2004（2）42.41.[5] 单杏花，铁路客运收益管理模型及应用研究[D].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2012.[6] 肖志民，收益管理在我国铁路客运市场营销中的应用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08.[7] 姜彬峰，铁路客运座位控制优化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7.[8] 张秀敏，我国铁路客票价格决定与收益管理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作者简介】

王 静（1986-）女，陕西西安人，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硕士，研究方向：运输经济.

第四篇：构建工会困难职工帮扶机制取得成效建议

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建立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的要求，**工会于2003年建立了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经过两年来的运行，各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工会成立的全盟第一家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得到了全总、区总的大力支持，中心共投入资金20万，办公场所300平方米，抽调专职干部4人，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根据我盟实际和自

身能力，分别开展了困难职工生活救助、信访接待、政策咨询、职业培训及困难职工子女上学救助等项工作。帮扶中心自成立以来已累计救助特困职工家庭740户，发放救助款30万元。接待来信来访21人次，救助困难职工子女上大学156人，发放助学款15.6万元。为困难职工群体提供了直接、快捷、方便的服务，有效的缓解了职工的困难。在提供救助的同时也迅速拉近了工会组织与职工群众的距离，在此基础上我们面对这项新的工作，解放思想、勇于探索，首创的“中心加基地”模式，被自治区总工会列为全区帮扶中心工作四大模式之一，分别在《内蒙古工运》、全总办公厅再就业办公室工作情况交流上进行了报道。通过两年来的实际工作，我们也深深感到虽然各级政府也都制定出台了不少社会救助政策，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大批下岗失业人员涌向社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因种种原因导致生活极度困难，他们仍然要到工会寻求“娘家人”的关心和救助，而工会自身经费有限，社会捐助更少，这给工会的帮扶工作增大了压力和难度。要想做好这项工作，存在着很多我们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

一、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

按照全总和区总的要求，建立和规范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是工会新时期，新阶段履行维护职能的有效载体，困难职工帮扶是工会维权工作的新生事物，处于起步摸索阶段，由于受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帮扶中心的功能发挥，尤其是对困难职工的物质帮 助距离职工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帮扶中心的运行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面对众多需要救助的困难职工，由于资金不足，帮扶作用和帮扶效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帮扶中心开展的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再就业基地建设也都因资金的短缺而受到影响。

二、帮扶资金筹集难度大

我盟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同时我盟也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项工作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致使工会开展的各项扶贫帮困工作政府支持的资金寥寥无几，加上各系统各部门也不断向社会及各单位开展捐款活动，长此以往，职工对各种募捐活动产生抵触情绪，致使帮扶资金的筹集难度越来越大。自工会开展帮扶救助工作以来，当地政府组织了一次各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帮扶资金的筹集活动，共筹集资金90多万元，作为扶困基金，至今我们还在用这笔基金维持着日常的救助工作。每年的元旦、春节慰问，特困职工子女助学都是从扶困基金中列支，现在财政扶困基金帐户只有不足50万元了，逐年减少而没有注入，早晚会坐吃山空。

三、几点建议

1、建立多渠道筹集扶困资金的长效机制。足够的资金保证是实施扶贫帮困工作的关键所在，多渠道广泛筹集帮扶资金，把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办成“政府行为”、“工会行动”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帮扶资金的筹集主要应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政府财政支持；二是社会筹集；三是职工互助互济；四是工会经费补给；五是动员干部职工捐助；六是以“中心加基地”的模式，即，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本着一个中心若干基地的原则建立再就业基地，资金实行股份制，由当地政府、工会帮扶中心、录用的下岗职工集资入股，各入股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实行公司制形式管理，各基地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滚动式经营。通过再就业基地创收的资金，一部分设立再就业基金，一部分注入帮扶中心作为扶困基金的经费积累，从而达到中心与基地协调发展，这样即解决了部分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同时也使帮扶中心的资金细水长流，源源不断。锡盟工会在“中心加基地”的模式中已大胆尝试，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2、建立完善的扶贫帮困机制。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困难职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就业难、就医难、子女就学难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面对这种情况，工会组织应该认识到帮扶救助困难职工不是短期行为，临时救济，而是一项长期的稳定的能够发挥长效帮扶功能的帮扶体制，必须加强困难职工帮扶体系建设，不断构建困难职工帮扶长效运行机制的工作思路，以健全的工作机制，明确的工作职责，规范的工作程序，专业的工作队伍，全力帮助困难职工解决生产和生活的最低需要问题，推动困难职工帮扶体系建设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社会化的进程。

3、帮扶中心要围绕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大局，工会的中心工作，广大困难职工群众的实际需求来开展，切实体现出帮扶中心救急济难、排解矛盾、拾遗补缺、方便快捷的工作特点，要成立工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协调帮扶中心工作，定

第五篇：自上而下地构建中国公民社会结构

自上而下地构建中国公民社会结构

托马斯·海贝勒

在展开本文的论述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中国是否确实存在、发展着公民社会？我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公民社会，但正在出现公民社会的结构。这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从公民社会的定义来看，它涉及的范围是那些介于国家和私人（或家庭）之间的活动。在西方公民社会的概念中，它具有几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在西方概念里，国家、家庭和私人活动是相互分离的，在某种情况下彼此联系，共同作用；第二，西方概念里的公民社会指的是独立于国家的社会活动。但是我们可以对现代化有不同的定义，为什么不可以发展出不同于西方语境的公民社会概念呢？我认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对公民社会可以有不同定义，也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基本结构。

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是自上而下推进的，这不同于欧美的自下而上模式。我们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能够发现，一些公民社会的基本结构正在形成，但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发展的是，这些结构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基于此，我提出，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专制模式，或可以称之为狭隘的公民社会模式，它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

下面讨论中国的公民社会能否形成和得到发展。

第一部分：中国公民社会的概念

在已有关于中国公民社会能否形成和发展的讨论中，正反双方各执己见。反对的理由主要有：第一，公民社会仅和民主制度相联；第二，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分离；第三，中国是个执政党控制的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有三条理由支持中国公民社会存在的可能：第一，中国学者已经对“公民社会”进行了探讨，我认为西方学者应该对此引起重视，因为中国的学者已经采用了公民社会的概念并做出了相关论证，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第二，公民社会结构的出现可以先于民主化进程，因此，即便在权威控制阶段，我们仍然可以发展出公民社会的结构；第三，中国已经具备了产生公民社会的先决条件。

引言中已经提到，中西公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指的是社会公众，而“市民社会”多指城市居民而非农民或农村地区的人口。中国的公民社会概念呈现出非对抗性，即国家和社会不是对抗性的两面，而在西方国家，国家和社会的对抗性是公民社会概念的重要部分。在中国语境下的公民社会定义中，我们发现国家和公民社会是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的。因此我认为中国公民社会结构的产生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

为什么公民社会的概念内涵在中西方产生这种差异？一方面，中国仍处于国家体制机制建构的进程中，包括法律体系在内的各种体系的运作尚待改进，目前对有关法律法规等问题做出的任何改变都有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这可以用政府组织和民众的“文明竞争力缺乏”来解释。另一方面，中国正经历着时代性的价值观转变，这使得国家和民众都有必要学习和内化新的社会准则，公共领域和公共控制等新兴词汇正伴随着网络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而出现。

基于这些差异性，我研究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是否有这样的领域出现，它一方面不完全自治，另一方面又不与国家保持完全一致，换言之，它不完全依赖于国家，同时也不完全与国家割离。我试图确证，在中国是否已经出现那些自治社会领域的核心基础。我定义的中国公民社会是：在党政国家之外出现了公共领域。

第二部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理论框架与应用

学者们认为，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国家中公民社会出现的历史经验，为公民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社会需要四个先决条件：企业文化、公民文化、话语文化和日常文化。我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和当下情况中对这些概念进行解释和对照。简单地说，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和企业家存在的经济领域。公民文化指的是政体、社会。话语文化是指社会意识、社会知觉和政治文化。日常文化指的是有关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发展的问题。下面我将这四点放在中国社会中具体加以说明。

企业文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了私有制，并完善了相关法律、提升了公民权，这些都是发展公民社会的先决条件。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从80年代开始发展市场经济，使私营企业进一步复苏，中国企业私有化也日益成熟，这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公民社会发展要求企业文化、公民文化等四种文化的发展，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典型的公民社会发展是与社会环境的发展紧密相关的，但是由于公民社会具有不同特征和构成，因此说它仅和社会环境相关是过于片面的。自我雇佣和私营部门的发展意味着私营企业家的出现，这大大推动了企业文化的形成，私营企业家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同时也具有社会和政治功能，他们是推动创新的改革者，是目标和结果导向的群体，具有高个人主义倾向的竞争意识和理性计算。他们不仅在经济领域，更在社会领域树立了一种关注社会发展的行为模范。值得一提的是，私营企业家正在形成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中国的企业家中已经逐步出现社会责任感意识。

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的发展与公民的出现直接相关，没有公民就不可能出现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公民的出现紧密相连。那么现在中国是否有公民呢？首先来看“公民”的定义，“公民”有四个特征，第一，他们有参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可能性。第二，他们要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需要时间、金钱和资源的投入。第三，他们具有公民意识，这就是说他们是志愿参与各种社会问题的，而不是为自己、家庭、客户或者所在社区谋取一己私利，这意味着公民需具备公民责任感和文明竞争力。第四，他们具有公民权。

如何才能培养公民？首先要提高公民参与，我们现在有村民直选，有城市街道社区的直接或间接选举，也有NGO、非政府组织，可以说具备了公民参与的可能性和机会，因此“公民”正日渐形成。第二，现在城市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显著提高，达到城市中产阶级水平，他们大多开始关注社会问题。第三，在志愿活动方面中国较为欠缺，据统计，2007年中国有1.7%的人口参加过志愿活动或志愿组织，而在德国这个比例约为49%。但这与中国的历史有关，在历史上，由于体制原因中国人普遍缺少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乡村地区的人很少关心与自身无关的人或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我发现，在一些街道社区，所谓的志愿组织并不是完全志愿性的，因为在大部分城市里志愿者都是党员，或是那些靠低保生活、收入来源于政府的人们。第四，中国的公民权目前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认为现在中国只形成了初级阶段的公民文化，也就是说中国的公民文化是由“不完全的公民”所形成的。此外，个体自主性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它是指人民能够对生命和生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有别于道德时代人民生活全交给国家负责的观念。事实上，随着收入的提高，中国人对生活有了自己的见解，并关心起国家和社会问题，这对发展公民社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曾有论者认为，个体自主性存在于某种组织自主性之中，那么在中国，人民是否经历了从“群众”到“公民”的转变。“群众”是政治术语，而“公民”是法律术语，从政治到法律，从“群众”到“公民”存在着巨大的转变。所谓的“弱公民”是指，伴随着时代进步、参与度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志愿性社团的出现，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公民”的特征，但是“弱”的，而不是“强而明显”的。

话语文化

话语文化具有四个特征，第一是知识分子话语，第二是对于不同看法和多元化观点的接受和包容，第三是对批评性声音的接受，最后是开明自由。我将这四个特征总结在一张图上（参见图1）。

图1中国的话语文化（见附件图1）

图1的底部是四个对决策具有影响的群体，他们组成了政治话语。公共知识分子非常接近于政党，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提供许多有别于政党的见解和看法；智囊团则负责向政府或者政党提供决策建议；互联网聊天组（网民）的出现极其重要，他们对公共决策和国家领导产生影响；最后是所谓的网络社会运动，参与者虽然只在网络空间中交流，在现实世界中并不碰面，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社会主张。来自这四个群体的改革意见只要遵从了党的方针路线的，或者说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那么就能够被党政国家所接纳。中国以外的国家都难以理解这种国家和社会知识领域的相互联系方式，同样他们也很难发现知识分子、社会和国家在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络。在我看来，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领域，它所创造的公共空间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前提。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有2.5亿的互联网用户，最近几年，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几乎每隔18个月就要翻一翻。绝大多数互联网用户都是年轻人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只有少部分在农村地区。那些在网上讨论政治问题的互联网用户都是温和的，他们不赞成体制改革而主张改善治理，将善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或政治互动的最终目标。在西方国家，我们曾讨论过互联网是否会导致技术决定论的问题，技术决定论意味着互联网的使用将改变政治结构和政治系统性思维。在我看来，这不是个问题，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改变政治体制不感兴趣，他们只希望当前的政治体制变得更加有效，也就是将政府从统治变成善治。另一方面，互联网创造了新的政治参与渠道，它具有高度的政治透明度和社会批判性，在德国，我们称之为Gesellschaftskritik。互联网提供了独立的公共领域，尽管目前存在着对互联网的极端控制，但我认为事实上互联网是无法被完全控制的，它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新的机遇，为社会联网提供了新的形式。

以2007年厦门PX项目为例。当时厦门政府决定建立PX工厂，PX是一种用来制造塑料制品的化学元素，它具有致癌性。这一事件的背景是，台湾的PX工厂被关闭并移至泰国后，泰政府出台了新而更严格的环境准入政策，这导致PX工厂被迫转移至厦门。在市政府规划中，PX工厂将建立在厦门北部的一个居民小区，但这一事件很快被厦门大学的公共知识分子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告知所有厦门人民，当然也包括PX工厂存在的潜在危害。厦门只有一个环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在该组织无法得到厦门政府对此事件的回应后，即将有关情况告知了厦门以外的相关非政府组织，紧接着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非政府组织在互联网上发布此事件，广泛提醒民众注意PX工厂的危险。此外，尽管厦门本地主流媒体并未发布记者的相关报道，但广州、上海、南京等地的报纸却刊发了关于PX项目的稿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不允许在本地发布的新闻却在其他城市得到了公布。在互联网和其他媒体的共同关注下，厦门PX事件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2007年6月，大约1万人在厦门进行了示威游行，并导致政府被迫搁浅PX工厂的设立计划。目前，PX工厂已经另外选址建立。

图2厦门PX项目（见附件图2）

日常文化

日常文化就是中国政府所称的“文明社会”。其特征在于：第一，同感，意味着人们能够了解其他人的感觉、想法，并在其行为中表现出规律、准时等；第二，国家尝试摈弃旧有的道德规范，重塑公民价值观及其行为模式，建立新的道德标准；第三，“文明竞争力”，这是指公民对社会相关问题给予关注，包括公共精神的建立。公民不仅仅关心和自己有关的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包括收入、单位等，同时开始日益关注涉及社会多数群体的公共问题。这意味着公民责任感的出现。此外，“文明竞争力”还指对于不同观点的接纳。一个社会总会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声音，公民必须学会接受其他人对国家、社会的不同观点。同样，一个社会也必须学会接受来自其他社会的观点。最后，关心国家和社会还意味着和平解决冲突，杜绝暴力行为。

当今中国，所谓的“治理述性（governmentality）”正在日益发展壮大，“治理述性”的概念在欧洲国家的发展给了我们一定启示。我认为，治理述性是一种能够让公民反对或支持国家政策的治理手段，它能够将国家层面的政策转化为地方或社区的政策，从而更好地得到回应。治理述性有以下特征：首先，通过个体的自我调节，让人们坚持政府政策并贯彻执行；第二，通过引导和修正使个体忠实于政府政策。因此，治理述性是一种强化个体参与政府事务的手段，它使得人们决心坚持政府政策并自觉对政策保持一致。在我看来，理解治理述性对了解中国政府的合法性非常重要。

结论：中国政府需要为公民社会发展创造条件

党政国家决定了公民社会结构将自上而下得到推进。20世纪80年代，地方官员和地方党组织是地方发展的领头人。90年代后，私营企业得到发展，中国有了公民参与的基础，并出现了村民选举和街道选举，同时出现的有各种社会组织、智囊团等。发展到21世纪，街道社区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许多志愿性的社会活动、志愿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培养了新的价值体系。现在，9月20日被确立为“公民道德宣传日”，表明国家正在扮演为公民树立道德规范和新价值体系的角色。这些核心要素的产生和发展，表明了中国公民社会结构的存在。

最后让我们回到公民社会自上而下发展的话题。在中国文明竞争力较为欠缺的情况下，国家需要在公民社会构建过程中扮演工程师的角色。即便是在西方非常发达的概念里，完全自由的公民社会还不存在，在发展中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发挥一切职能扮演好政治建筑师的角色。换言之，“现在城市居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质量还不是很高，因此，政府需要发挥推动作用，开展自上而下的过程敦促公民参与。此外，政府有责任帮助公民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1997年，世界银行提出国家必须处于激活状态。我的观点是，既然完全自由条件下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中国政府作为一种发展机构，必须为以自上而下为结构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

（作者系德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杜伊斯堡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东亚所长。本文由石文景根据作者2009年3月1日于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演讲整理而成）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 2009-3-24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9-4-7 13: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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