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时政热点:司法公开是对工作细节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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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强化人大监督到接受媒体监督,再到接受案件当事人监督,最高法推动阳光司法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受到了舆论的一致好评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活动中主动接受案件当事人监督的若干规定》,要求各级法院实行廉政监督卡和廉政回访等制度,主动接受案件当事人对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在本院诉讼服务大厅、立案大厅、派出人民法庭等场所公布人民法院的纪律作风规定、举报受理电话和举报受理网址。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是一句脍炙人口的法律格言。所谓“看得见的正义”,是指法院裁决不仅应以公平的结果体现法治精神,同时也应以合理的审判程序维护社会正义。要想使正义被公众看见,首先就应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这也是法院系统致力于推进阳光司法的核心价值所在。
纵览各类司法腐败案件,莫不与暗箱操作有关。提起司法腐败,人们最容易想到培根的名言:“如果一次犯罪可以说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则是污染了泉源。”作为公民权益的保护神以及违法犯罪的终结者,法官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如果他们轻易逾越法律的底线,所造成的社会损失不仅限于个案影响,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司法公信力。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领域概莫能外——公开透明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准则,而司法公开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司法腐败。
推进司法公开,不仅可以使公众感受看得见的正义,而且能够更加有效地对司法领域进行广泛监督,从而保障司法公正,实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从另一种角度说,广泛接受包括案件当事人在内的社会监督,不仅可以敦促法官更加严谨细致地工作,而且还可以使公众近距离感受司法正义的产生过程,从而提升司法公信力。将司法权置于阳光下运行,让司法走近民众,让民众知晓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不断祛除司法神秘主义的过程本身,也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
从强化人大监督到接受媒体监督,再到接受案件当事人监督,最高法推动阳光司法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受到了舆论的一致好评。以此为背景,接下来值得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制度细化将形式上的监督落到实处。显而易见,如果公众只有监督权而无法深入法院工作的每一处细节,很难真正对法院形成约束,相比起事后监督举报,最大限度地公开法院工作流程从而前移监督渠道,无疑更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可以借鉴的是,河北省日前启动“阳光司法指数评估”,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包含立案、庭审、听证等在内的数十项量化指标进行测评。如果说接受举报监督旨在治病救人的话,全面细致的阳光司法指数评估则像是定期体检,如此防治结合更能标本兼治。
实际上,司法公开不只是展现一种姿态,更是对工作细节的一种考验,落实审判公开原则,不仅需要加大问责力度,同时也离不开推进庭审环节以及裁判文书的公开。只有先让公众了解司法系统的运行,才能提请他们进行更有力的监督,而这显然有赖于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和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hlbe.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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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司法公开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规则置于阳光下,让所有裁判都经得起公众的检验与评判。伴随着司法公开范围的推广和理念的深化,公平正义的阳光将以看得见的形式普照大地,这不仅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司法领域改革的发展趋势。(赵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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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公务员时政热点:司法理念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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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公务员时政热点:司法理念改变
中央政法委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学习宣传检察官张飚的先进事迹,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张飚,是张高平叔侄错案得以纠正的关键人物。现在,张高平案进展如何?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张氏叔侄强奸案与萧山5青年劫杀案这两起冤错案件都已经得到纠正。对造成错案人的问责是必要的,但也要区分程度、情节。故意冤枉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破案心切还不一样。在这两个案件中,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都是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
去年,浙江高院启动国家赔偿工作,两冤案的所有赔偿请求人均放弃了向最高法院申请赔偿的权利。应当说,司法体系对于这两起案件的反思是深刻的,这一点,可以从国家赔偿金额看出。包括侵犯人身自由权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金在内的110万元赔偿金于张氏叔侄而言并不算多,但对于一向“节俭持家”的国家赔偿金而言却一点不少。按照通常做法,精神损害赔偿金一般不会超过侵犯人身自由权赔偿金的50%,目前在全国法院系统,国家赔偿中支付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没有超30万元的。此次浙江高院赔付张高平叔侄精神损害赔偿45万元,已创下了历史纪录。国家赔偿自然无法弥补冤狱者在这些年间所遭遇的不幸与折磨,但是提升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至少可以最大限度地表达司法对于不幸者的善意,以及对于冤假错案的深刻反思。
但是,更多的民众把目光投向了当初制造冤案的那群人。此次浙江高院院长说对造成错案人的追责是在组织内部的,显然未能让民意满意。笔者一直认为,国家赔偿制度应当具备向个人追责的机制,也就是说,国家财政不能为个人的所有错误埋单。因此,司法人员的错误是必须予以区别的,而且“错误”的外延随着时代发展有所不同。我们承认,无论在哪个国家,彻底杜绝错案都是一个无法抵达的目标。但是,通过优化司法环境,完善诉讼程序,加强制约监督,依靠制度最大限度减少错案还是可能的。在浙江两冤案发生的年代,“命案必破”不仅仅是口号,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压力,这是由当时的司法理念所导致的,在这个指导原则下的个人有时身不由己,所以涉案的司法机关在表达歉意、承认错误的同时,不止一次透露出其中的艰难与无奈。如果轻易作出“命案必破”的承诺,进而将“批捕准确率100%”、“起诉定罪率100%”作为“政绩”或“考核指标”,必然会使个别侦控部门在功利心的驱使下“明知故犯”。
近年来,一种与“命案必破”截然相反的司法理念逐步成为主流——疑罪从无,同时把刑讯逼供放到严厉管控的笼子里。继去年8月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和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之后,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从司法理念、证据审查机制、诉讼程序、审核监督和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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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面对法院工作进行了规范。可以看出,这个主流司法理念正在通过一系列规制予以确立。也就是说,在当今的司法领域,“错误”的外延应该是随之扩大的。当年可以以办案指标等束缚为理由予以免除“故意制造冤案”的责任,那么在今日,刑讯逼供这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免责的理由。而在疑罪从轻的理念支配下,必然以有罪为前提,必然篡改和异化疑罪从无。因此,实行疑罪从轻,本质上是对刑讯逼供这一野蛮司法的袒护、容忍与认同。
在新的司法理念下,司法公平公正公开成为重要价值取向,那么所谓“错误”就变得异常明显,且责任不容推卸。
第三篇:司法工作公开内容
司法工作公开内容
一、业务范围
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服务、普法宣传、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审前社会调查工作。矛盾纠纷排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文明小区建设。
二、工作内容
1、处理纠纷和信访,并进行登记。
2、结合实际需要进行有关的政策、法规、法、律、法令和道德风尚的宣传教育。
3、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进行安置和 帮助教育。
4、做好审前社会调查工作。认真入户调查
5、搞好民事纠纷排查,避免矛盾激化。
6、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围“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
7、有防范队伍、有防范设施有良好的卫生 环境。
第四篇:时政热点:“有错就改 改了再犯”考验环保督察机制
时政热点:“有错就改 改了再犯”考验环保督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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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同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也有差异,但共性问题却更为突出。概而言之,就是认识不到位、监管不到位、落实不到位。
4月11日,环境保护部在其网站公布了《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陕西省反馈督察情况》。该反馈是2016年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首发,“环保钦差”究竟查出了什么问题,自然备受瞩目。
阅读督察情况原文,中央环保督察组在陕西省查到了这样一些问题:
一、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够。
二、重点区域流域环境问题严峻。
三、重点生态区域环境破坏较为严重。这些当然是提纲挈领的表述,稍微详细一点则是:一些地方领导仍然认为经济发展是硬任务,环境保护是软指标;环保责任落实不到位,环境监管缺失;有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处理;许多企业违规排污、违规新建扩建高污染项目;有的地区和部门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公然造假;有的部门减煤数据不实,淘汰落后产能不力„„
问题林林总总,但看上去都非常熟悉,似乎没有什么新东西。果然,简单查询了下第一轮对内蒙古、江苏、江西等8省区的环保督察反馈,类似的问题普遍存在。例如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认识不够,不少时候会让位经济发展;例如一些历史遗留环境问题群众反应强烈,但长期难以解决;再例如自然保护区违法开发现象突出。
可以说,尽管不同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也有差异,但共性问题却更为突出。概而言之,就是认识不到位、监管不到位、落实不到位。当环保和经济发展存在冲突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查不到算运气好,查到了就认倒霉。
从去年7月份开始,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全面启动,2016年进行了两轮督察,至今已覆盖了16个省份。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前不久透露,今年将实现31个省份全覆盖。而根据中央环保督查组的部署,今后每两年要对全国所有省市区督察一遍。
由于第一遍“全覆盖”正在进行之中,所查出的问题虽然看上非常严重,其实存在已久,不仅普通公众早已见怪不怪,甚至许多地方、许多相关领导也是虱子多了不嫌痒了。坦率地
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若非拿出非常手段,改变现状殊为不易。因为环保工作面临的不仅是环保问题,说白了,需要真正触动现行行政评价机制。
目前的中央环保督察机制应该说是非常契合中国现实的。但毋须讳言,这恐怕也是不得而为之的做法。如果环保工作在行政评价机制中所占据的权重无法显著上升,也就只好寄望于自上而下的定期巡视督察、“回头看”,乃至加大督察的频次。
目前还有15个省(区、市)有待中央环保督察。可以预料,它们存在的问题与已督察的省份大同小异。但是,真正的挑战在31个省份“全覆盖”之后,到那个时候,各地环保工作是否得到切实改观,地方部门是否还是有错就改、改了再犯,将直接考验环保督查机制。
第五篇:s时政热点:共享单车投放量过大,如何回收考验智慧
汕头中公教育 shantou.offcn.com s时政热点:共享单车投放量过大,如何回收考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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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着解决“城市病”的美好愿望诞生,共享单车却制造了新的“城市病”——近日,多地的共享单车“坟地”再度引发关注。大量废弃的共享单车堆积如山,成为困扰城市管理者的一大心病。目前,多地政府和相关企业都在积极采取措施。不过,要想真正让共享单车“有尊严地退场”,继续成为城市生活运行的好伙伴,还有待于建立系统的回收体系。
单车“坟场”频现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便民停车场,3000平方米范围内停放了上万辆废弃的共享单车。这些车辆有的被拆除了车锁,有的被拆除了脚架,还有的轮胎被损坏。
像这样的单车“坟场”在很多城市都不鲜见。由于占用公共空间、影响居民生活,有的地方还因此引发了争议与纠纷。
日前在浙江省杭州市九堡街道三村村,由于过多的废弃共享单车占用了村里大量土地,当地村委会在登报公示后无人认领,便委托他人将共享单车作为废品拆除处理。对此,有观点认为村委会的行为涉嫌违法,也有不少网友为其叫好,因为大量废弃单车着实令人生厌。
共享单车为何无处安放?北京市交通委此前表示,北京市共享单车的月活跃度水平不足50%,近一半车辆处在闲置状态。有专家指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导致共享单车的损坏率较高,而单车的回收和修理又需要较高成本,由此一些共享单车企业选择一弃了之,或是简单地交由回收公司处理,于是便出现了废弃车辆扎堆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回收一辆废弃共享单车涵盖搬运、维修、人力成本等一系列费用,这几项费用叠加起来,可能比制造一辆新车的成本更高。由于没有合理的单车回收机制,如果共享单车企业倒闭或是不愿“出手”,大量废弃单车便成了无人管理的垃圾。
多地出手“控量”
2017年9月,北京市发布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对共享单车实施总量调控政策,暂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同时,要求北京市正常运营的共享单车企业建立车辆投放报告制度,及时约谈违规投放企业并责令回收车辆,组织清理违停、违规投放和退市企业的车辆。截至目前,北京市9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的运营车辆总数已控制在191万辆左右,较2017年9月最高峰时的235万辆下降近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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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中公教育 shantou.offcn.com 政府部门加强监督和管理,倒逼共享单车企业合理投放、及时回收,是解决单车“坟场”问题的关键。据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将继续实行增量限制和减量调控政策,并督促企业收回长期不活跃和破损车辆。
放眼全国,从去年开始,多地都采取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叫停或严控共享单车投放,解决无序投放问题。最近云南省昆明市规定,从8月1日起,不再接受任何新运营企业投放共享单车申请,确定共享单车投放总量为25万到30万辆,并要求现有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实施旧车淘汰、新车投放必须严格报备。
受此影响,多家共享单车公司已行动起来,配合管理部门及时回收废旧车辆。摩拜单车此前公开承诺,将在上海至少回收10万辆老旧共享单车,其中,返厂经过修理后可以继续使用的将重新投放市场,确认不能使用的将拆解后按照零部件分门别类进行回收利用。数据显示,截至7月,摩拜单车环保报废单车超过6万辆,另一共享单车企业ofo则共计回收旧废单车7万余辆。
呼吁多方共治
面对共享单车“回收”难题,管理机构和运营方都在寻求解题之策。专家指出,只有多方共治,才能让共享单车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双重效益。
为加强政府对共享单车企业的有效监管,北京将借助新技术推动管理模式的转变,加快推进共享单车监管与服务平台建设。据了解,该平台已于2017年底立项并完成立项论证,现已进入项目建设实施阶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已搭建临时测试环境,实现共享单车企业部分数据接入,并先期开展了接入数据质量验证、统计以及车辆周转率、活跃度等指标的分析工作。
湖北省武汉市则推出了由“第三方代管”的新措施。由城管部门牵头,与共享单车运营公司联合聘请第三方专业“代管员”,鼓励多种社会力量参与,规范共享单车停放,对车辆进行清洁,以解决大量单车乱停乱放挤占公共空间等问题。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对于报废或损坏的共享单车,只靠各企业独自回收并不现实。如能依托各企业的“大数据”,政府部门调动相关公共资源,通过向企业收取费用等方式集中回收报废、受损单车,再由企业进行后续的修复和报废工作,不失为一种可行性方案。(记者 刘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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