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探究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探究 14、15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明朝中后期（即15、16世纪）中国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相差不大，但发展的结果却明显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自产生后发展迅速，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尼德兰革命成功后出现了荷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发展十分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为何发展结果如此不同呢？本文主要通过对中西方的对比来探究一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从政治上看，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天主教会和教皇对王权的制约、封建贵族领主对王权的制约、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对王权的制约等，因此，欧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较晚，专制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萌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阻碍。
从政策上看，西欧主要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增强国力，对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对外拓展海外贸易，实行殖民扩张，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如，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严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从资金上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如，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中国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多用来买房置地，很少把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
的资金。
从市场看，在欧洲，政府对内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建立和拓展国内市场，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外通过殖民扩张，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因此，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外市场十分广阔。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使得国内市场非常狭窄。
第二篇：论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
论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
——从民间资本集团的形成切入
导言：我国在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手工业生产部门出现。民间资本集团的形成更为其的发展起到和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我国始终没能真正发展起来呢？这就要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传统经济模式来谈了。下面，我将结合所学，从我国民间资本集团的形成切入，谈谈自己对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看法，包括其形成、发展和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在明代中后期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说，中国在16世纪左右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相对欧洲都不会慢了。但为什么中国最终还是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呢？这其实与当时统治者制定的国家政策和中国的传统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也就是当时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两大主义因素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在明代初期，国家实行全面通商政策，其结果必然是民间商人资本逐渐壮大。开放的政策，使得明代经济异常的繁荣。商品经济发达，商品货币贸易活跃，手工工场规模扩大，一些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明朝中后期开始，江南纺织业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类的现代劳资雇佣关系。农村则以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税，农产品趋于商品化等等。此外，在文化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市民文化流行，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受到来自民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置疑。
至明代万历年间，随着国家垄断盐业经济地位的松弛，民间商人资本不仅从事盐货及其他物资的转运制度得以稳固，国家开始将盐货的转运权交个了当时一些具有资本和实力的民间商人集团。民间经济借着这么一股东方，发展得越来越快。
随着经济的越趋发达，原有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于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形成。与之相应地，民间资本集团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丰富了人民的市场选择，活跃了市场，推动了相应部门生产力的提高，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民间资本也开始逐渐壮大，但总的来说这些作用在封建自然经济下的效果是有限的。
什么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到实质性的发展？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
一、统治阶级重农抑商的政策，排挤，打压商品经济。
二、统治阶级为了抑制商业，设立种种关卡，税收沉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封建社会的小农意识，商人将获取的大量的资本进行置地，而不是投入到生产领域，因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商品经济萌芽弱小不能转化为自然资本主义。具体说来，其实就是经济和政治两大方面环境都非常恶劣，民间资本集团发展空间受到极度的限制。
从经济结构看，中国明代资本萌芽，一、首先要受到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制约。战国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为特征的地主土地私有制。此一制度，造成土地所有权迅速转移，一方面使大土地所有制不稳定，除孔子后裔外，很难找到百世不衰，甚至十世不衰的民间集团（家族地主）。这与欧洲庄园制大土地所有制的稳定存在是不同的。一方面使土地占有相对分散，造成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这种一家一户，以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再生能力，致使人口中不易游离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自耕农与半自耕农终日在温饱线上下浮动，他们积累不了多少财富，购买力低下，无法形成大的农村市场。虽然当时产生了一些民间资本集团，但是相对了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经济来说，它还是太弱小了。
二、其次，应该看到，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纯粹的经济，手工业与商业一直比较发达。不过，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却一直由国家经营和控制。虽然当时的资本集团也逐渐开始掌握了一些重要的产业，但是，那都是在统治者控制下，依赖于官方进行的；而且，当时的民间资本集团大多都有着官方背景，本就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
三、最后，城市本应该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西方的城市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城市是工商业者发展经济的中心，他们先是从封建主那里争得“自治权”，继而以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后盾，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后发展为经济中心。封建国家牢牢地控制住城市，工商业者的行会组织是封建性的行帮，执行的是封建国家的与政策。工商业在城市也不可能自由地发展。显然的，民间资本集团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想想，资本主义萌芽在如此的经济环境下，又能有多大的发展呢？
从政治制度看，一、自秦朝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个制度，一方面通过户口案比对全国百姓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进行严密控制，大大束缚了他们自由的思考和创造。一方面以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众多的大小官员，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国家难以积累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金。
二、当时形成了一种很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得思想，商人是个低贱的工作，士，农，工，商就是当时职业的三六九等，商排在最后。在这种意思形态之下，民间资本集团很难生存和发展。
三、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比较成熟，长期成为东方的文明中心，是周边国家和民族向往和的榜样，致使历代封建皇朝的统治者形成以我为中心，老子天下第一的优越感和自大狂，一直处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对外来文明往往采取排拒态度。如此一来，也就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机遇。比如明朝初年，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将触角四处延伸的时候，而此时，中国的国力不仅稳居世界第一，而且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郑和统帅的远洋舰队，无论就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还是舰队规模，都远远超过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统帅的远洋船队。然而，郑和七次远航主要是“宣扬国威”，而不是进行商贸和殖民活动。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下，民间资本集团就算有了一定的发展，也得不到国家的认可，也的不到任何的政治特权，甚至还会受到当时统治集团的打压和剥削。
在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两大决定性因素都那么恶劣的情况下，中国在当时能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和民间资本集团并且能对当时的社会和经济造成影响，已经是很不错了，更不要说能够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发展了。
有人或许会问，明代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对其他朝代不是开明和很多吗？是的，明代的在经济方面的管束相对其他朝代来说是开明了很多，但是，那只是相对而言的。而这种相对而言的“开明”，对我们现在来说，还是难以想象的严格的。那种“开明”还未能让民间资本集团在传统经济体系中占据太大的份额，那种“开明”还不足以让资本主义萌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发展。
虽然明代形成的资本主义萌芽最后未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但其给当时社会带来的影响却依然是非常巨大的，给我们当代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对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一味地去否定，而要理智地看待，正确地分析，从中汲取经济发展的积极经验，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招商政策与区域经济》
第三篇：浅析税务代理发展缓慢的原因
浅析税务代理发展缓慢的原因
张春澍
我国税务代理1988年首先在辽宁、吉林等省进行试点至今已整整十年了，税务机关虽然做了大量工作，有的地方甚至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推广，但它的发展仍然缓慢：规模小，从业人员少，业务额不多，经济、社会效益不大。可以说全国还没有一家似模似样、真正有实力的独立的税务代理机构。为什么这一新生事物并没有象人们当初预料的那样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当前的市场经济体系尚未真正形成。税务代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高度自由化、高度法制化的市经济才能使税务代理业兴旺发达。我国1992年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比较，我国目前还处在市场经济的初期即平时所说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和市场经济的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事普遍存在。企业与国家还没有真正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企业政企分离不彻底，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特别是国有、集体企业的生产经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企业产权模糊．企业还没有真正得到人、财、物等方面的自主权。也就是说我国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程度和法制化程度还较低，这种市场经济模式显然不可能使税务代理得
到全面迅速的发展。
二、随意变通税收政策，简化计税方式。税务代理的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收政策和繁杂程度，税收政策越繁杂，纳税人对税务代理的需求就越大。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新税制，每个省征收的税种至今在l5种之上，每个固定的纳税户需要缴纳的税种也有好几个；各个税种的计税依据、计算方法不同，成本列支项目、扣除项目、减免税项目的政策规定多而复杂，而且还经常变化，普通的纳税人要真正掌握是不容易的。再加上原税局一分为二，工商企业都要到国、地税机关缴税。应该说，税收政策的复杂程度足以令纳税人找专业代理人士代办税务事宜。然而我们的税务机关在计算征收税款过程中，很少有真正按照各税种的具体规定计算税款的，多数采取变通的方法如带征、定率、定额等方式征税。将原本相当复杂的税收政策变得非常简单。如定率带征企业所得税、个体户的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按4%征收率征收小规模纳税人甚至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等等就是变通税法的典型做法。这种既不准确也不合理的计征办法，免去了纳税人难以掌握税法的烦恼，使纳税人失去了对税务代理的要求。
三、税务机关执法刚性不强，依法治税不力。应该说纳税人委托税务代理的目的之一是准确计算并缴足税款，以免因不懂政策计算失误少缴税款而受到处罚。然而由于我国税
收执法刚性不强，依法治税不力，处罚畸轻，纳税人不仅不会因此被处罚而遭受损失，反而往往因此而得益。就算是故意偷逃骗税也往往因为以不懂税法为借口逃避处罚而得逞。历年的税收大检查和企业所得税汇缴以及各个税种的专项检查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执法环境下，有谁愿意花钱找人代理呢？此外，由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把偷逃骗税作为生财之道，生怕别人知道而断财路、被查处。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纳税人当然不会找人代理了。
四、税务机关优化办税服务，使纳税人得到了方便。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深入，新的征管模式已逐步建立起来，税务机关优化办税服务的措施越来越多．简化办税程序，减少中间环节，实行一条龙办税服务，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如税银联网、电子、电话、邮寄申报、税银储蓄卡办税等等给纳税人带来极大的方便，大大地缩短了纳税人办税时间，提高了纳税人办税的效率。相反，找人代理往往由于代理人办事效率低下，又不负责而费钱费时费事。
五、税务代理宣传滞后。税务代理虽然已试点十年多了，但税务代理的宣传力度却严重不足。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个地方进行过较大规模、较大范围的税务代理宣传活动，每年的税收宣传月或平时的税收宣传活动也很少涉及到税务代理的内容。这样，不但大多数纳税人不知道税务代理的性质、职责、作用、原则以及运作规则、具体做法，就
是我们税务人员本身也知之不多，更不用说社会上的其他人士了。税务代理宣传滞后，影响了税务代理的发展。
六、缺乏群众基础，没有社会的广泛参与。我国的税务代理无论从个别省市开始试点到全面试点，无论是税务代理法规的制订还是具体实施，基本上都是税务机关自己独立进行的，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和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因而缺乏群众基础，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与支持。
七、经济发展势头放慢，企业效益欠佳。由于我国加强了宏观调控，同时又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放慢，企业经济效益欠佳，下岗人员增多，因而不愿花钱找人代理。加上我国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私营企业大户本身就有一套完整的财务制度，有—班通晓税收知识的财务管理人员、办税员，因而没有必要请人代理。小本经营的个体户，更是斤斤计较不愿找人代理。
八、纳税人过份分散。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纳税人分散在城乡各地，有的远离市区超过百公里。目前只有市区（县城）才有代理机构，而税务机关却在每个乡镇都设有税务所或税站，纳税人当然不会舍近求远跑去市区（县城）找人代理。
九、代理法规建设滞后。税务代理虽然1988年已在一些省市试点，但它的合法性直到1992年《税收征收管理法》出台才被确认，而具体的操作法规到1994年国家税务总局
制汀的《税务代理暂行办法》才给予明确和规范，但真正具有法律地位的税务代理法规尚未出台，税务代理的管理机制尚未形成，管理机构尚未彻底明确，税务代理的具体做法也没有统一和规范。
十、当前代理试点问题突出，行为不规范。税务代理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令纳税人望而却步。l、大多数税务代理机构名义上是独立核算的社会中介机构，实际上它的办公场所、从业人员、财产、利益分配等属于税务机关甚至使用的收费票据也是《税务工本费发票》，其独立性、客观公正性令人怀疑。
2、收费标准不统一不合理，同一地区同一项目的代理价格也相差很大。如个体户税务登记代理费有的收100元，有的收30元；有的收费太高令人难以接受，甚至比聘任一个精通财会知识、熟练办税业务的退休老税干做专职会计、专职办税员的费用还要高得多。
3、有的代理机构只不过在办税场所（如税所、办税厅）摆几张桌子，挂个牌子坐地收费，而各项办税工作还得自己去完成。
4、税务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少、素质差、代理能力低，代理项目单一，而真要委托其代理复杂的办税事项如撰写涉税文书、代理建帐、代理申请复议或代打税务官司等却无能为力。
5、有的地方税务机构行政干预、强迫代理现象严重，诱发纳税人的抵触情绪，既然代理是自愿的，你硬要我委托代理，我偏不干，你又奈我何呢？
6、税务代理的程序和做法不规范，如
没有签订必要的委托代理协议，代理的责任不明确等。
7、代理机构没有将代理服务上门，而是守株待兔，等人上门来找代理。
8、代理机构设置混乱，国税设立国税代理机构，地税设立地税代理机构，委托国税代理机构办不了地税业务，委托地税代理机构办不了国税业务。为了不得罪国税机关或地税，干脆两边都不搞委托。所有这些，都严重地阻碍税务代理的发展。
因此，对税务代理的发展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无所作为。要加速税务代理的发展，除了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加速经济发展外，必须加大依法治税的力度，增强税收执法刚性，减少和避免随意变通税法的行为。加大税务代理法规的建设和宣传力度，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积极发动社会各界参与。提高税务代理社会地位，迅速解决当前税务代理出现的问题，进一步规范税务代理的行为。只有这样，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税务代理必将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
【原载1997年7月出版的《中国税官论税制改革(上卷)》、1999年2月出版的《，98广东地税调研成果汇编》、《南方论刊》1999年2期】
第四篇：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清代]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四章第三节
第三节 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手工制糖业大都是在产蔗农村就地煎炼，也属于农产品加工性质。据我们研究，它的生产，也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商人资本支配。但在清前中期，主要产糖地区已有一定规模的制糖作坊，其情况与烟、茶等加工稍有不同，因此另作一节论述。
一、制糖技术的发展
西方国家通用的甜菜制糖，是二十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在这以前，我国都是用甘蔗制糖。我国很早即曾用甘蔗计调味【1】，东汉时已有用甘蔗做馅汤的记载，亦称为糖【2】。而用甘蔗制成现代所说的结晶的糖，据说还是七世纪时唐太宗派人从印度学来的。【3】甘蔗在生长期喜高温和雨水，到成熟期又需干燥晴朗的气候，并不耐霜，产区有一定的限制，在我国以广东、福建、台湾、四川为宜，其他江南各省亦有少量生产。明代以前有获蔗，亦用以制糖，以后则皆用竹蔗。蔗中密节之种，则主要用作食蔗。
制糖工艺一般是制黑糖（红糖）比较容易，制白糖较难，而制冰糖（糖霜）属精致工艺。在杨罕的《异物志》中，即有将甘蔗汁“煎而曝之，即凝为冰，时人谓之石蜜”之说。到宋代，则确已有冰糖生产，实属可贵。不过当时制造冰糖尚无一定的加工程序，生产很不稳定，工具亦简单，产量不多。南宋人王灼著《糖霜谱》，记四川遂宁的撒山一带，有糖霜户近400家。他们将甘蔗去皮，剁成小片，再碾碎或舂碎成泊。将泊入额蒸透，然后用榨床榨出糖水，所余蔗渣经煮后，仍可再榨。所收糖水，煎稠后放人瓮中，插入竹片，听其自行凝结，过五、六个月后将冰糖沥出。但是，“收功每异。自耕田至沥瓮殆一年半，开瓮之日，或铣两无获，域〕收数十斤近百斤”。并且，在山后、山左一带人家，“霜成皆下中品”，有的地方，还“不能成霜”，只好将糖水卖给山前人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山前和山右的300家糖霜户中，已出现拥有数十瓮的上户（小户只有一、二瓮人这种上户用工达“
一、二十人”。不过，这一、二十人只是用于削甘蔗皮和剁甘蔗这一工序，不需多少时间，若有雇工，亦是短工，很可能是地主雇工。
到明代，种蔗制糖，转以广东、福建为盛。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其他地方产量合计只能占十分之一。不过，崇锁时，荷兰人占据台湾南部，在那里推行单一种植业的殖民主义政策，使蔗田面积达到稻田面积的三分之一，砂糖年产量达170余万斤，宋应星大约未予计入。
明代制糖业，照《天工开物》所述情况，在工具、技术和工艺上，都比宋代大有进步。首先是蔗车的使用。广东的蔗车都是木制，主要构件是一对坚木（荔木）制的轴辊，直径约2.2尺，高3尺，竖立在车床的上下两块横板（天盘、地盘）间。轴上端凿成阴阳凿，使两轴相接。其中一轴有长出1尺余的轴颈，出样于车床的天盘，接以担犁，用半拉着绕场转走，带动两轴相向转动。投蔗于两轴间，即压榨出汁，下有潜接收，流入缸中。压榨三遍，尽得其汁。这就比前述的削皮、剁蔗、碾碎、蒸熟再榨汁，工省而效率高得多了。蔗车的制造，也比用于榨油的各种榨槽（都是靠人力打入楔子）进步得多。
其次是炼糖。明代采取三级炼糖法，即蔗汁“经炼为赤糖，再炼燥而成霜为白糖，再炼而凝之则曰冰糖。”【4】按《天工开物》，糖灶设三锅，列如品字。先将蔗汁加入0.5%的石灰，除去杂质，依次人三锅煮炼后，凝成黑砂，即是红糖。将这种黑砂置于陶制漏斗（瓦溜）内，用黄泥水将黑渣淋下，溜内所存糖的最上一层变白，即为白糖，其下层仍带黄褐色。将白糖加水煮沸，用蛋清澄去浮渣，置于钵内，撒入约一寸长的竹蔑片作媒剂，使自行结成冰块，即为冰糖。每次煎炼，都要看水花火色，掌握时间、温度，须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
《天工开物》说：“种蔗十亩之家，即制车釜一付，以供急用。”【5】这样，上述糖的生产过程，完全可以在农民家庭中完成，他们只是小商品生产者。不过，若说每家蔗农都置备用牛驾驶的蔗车，恐怕是不可能的。该书所说，大约是指富裕之家。在前引《糖霜谱》中说，“碾缺则舂”，即置备不起石碾的人家只好用石臼舂蔗压汁。在明代，碾或舂的这种原始方法，仍是大量存在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讲福建的制糖法就不用蔗车，而是“取蔗入硾杵烂”【6】。鉴于在明代史料中，还没有看到较有规模的制糖作坊的记载，我们只能认为明代的制糖业基本上还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到清前中期，广东蔗糖的生产扩大到番禹、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而罗定州的糖厂林立，伊然成为制糖的中心。同时台湾成了重要的产糖地区，康熙末年产量达1亿斤，【7】嘉庆以后稍衰。而四川的沦江流域却逐渐成为新兴的产糖地区，由内江发展至资阳、资中、简阳等县。
在制糖技术上，清前中期没有什么大的改革，但在量上有发展。在蔗车的构造上，台湾、四川挪用石轴代替木轴，以加大压力。石轴上端凿20个孔，各镶硬木成阴阳齿，互相带动。同时加大了体积。四川蔗车的石轴直径有3.4尺，比明代的大半倍，高也加长为3.4尺。不过，这也使它变得十分笨重。明代蔗车，按《天工开物》所绘图式是一牛挽车，清代则是三牛，行动缓慢。在炼糖设备方面，四川糖灶用9口锅，为明代的3倍。其前夕口锅排成圆形，后5口锅排成一行，利用火力从第一至第九锅依次减弱，各有不同的用途。第一第二锅称泡子锅，煮蔗汁去泡沫；第三第四为糖锅，蒸发蔗汁水分；第五第六锅为紧锅；第七锅为出糖锅，糖饧至此成糖；尾部两锅供烧热水用。使用这些设备，产量增大，效率也提高了。
工艺方面，清前中期亦略有改进。原来糖作为商品运销，是以白糖为主，在明末即称洋糖，因“西洋糖绝白美，故名”【8】。《广阳杂记》有段记载说；“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云。【9】这里“偶值屋瓦堕泥”一段，未必可靠，不过白糖的制造，可能是明后期才通行。请前中期，仍沿用泥水淋漏这种原始的方法。不过，到道光初，在制白糖中已形成一套“蔗汁——水糖——糖清——白糖”的工艺流程，不必再由砂糖重炼。并在漏斗上铺纸，泥水自纸上淋漏，渐干后，连纸带泥揭去。所制自糖有上自、中白或上档、二档、三档等名色，其上等者，可与西洋糖比美。漏下之水，复制各种粗糖。制冰糖时，未凝结的冰水亦可复制成二档冰糖。这都扩大了原料的利用率，品种多样化，有利销售。
二、糖市场和商人资本的作用
总的说来，我国糖的资源并不太丰富，制糖手工业的发展也比较晚，长期以来，糖并不是人民每天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而是半奢侈品。但它的生产从来就是商品性的，并且体小价高，适于远销。清代以来，随着糖产量的增加，糖的市场特别是京畿、江南和海外等远距离的市场迅速扩大。虽然它在整个商品交易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这种集中的、远距离的贸易，对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有显著的作用。因此，我们专作一些考察。
清代糖的产销，以台湾的资料较多，我们先就白糖作一些分析。前已述及，明末荷兰人占领台湾南部，即把它作为掠夺糖产的基地。他们用贷耕牛、贷资金等办法发展蔗糖生产，然后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按指定价格收购，运往波斯、西欧等地销售。在此期间合糖出口额，崇须十二年（1639）为18.8万斤，顺治五年（1649）为30万斤，顺治九年（1652）为58.7万斤，顺治十八年（1661）为85.6万斤【10】，20年间增加3.5倍。因缺乏同期产量数字，无法看出各年出口比重，但可从一些年份的情况看出它的趋势。顺治五年（1648），台湾生产砂糖90万斤，其中30万斤运销波斯，60万斤运销荷兰，即全部砂糖都用于出口。十年以后的顺治十五年（1658），台湾砂糖的产量增加到170万余万斤，这年运往日本的有60万斤，运往波斯的有80万斤，留在台湾销售的只有33万斤，这就是说，出口部分达到80%。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他在台湾仍奖励种蔗制糖，并派人去福建带回蔗苗分给农民种植。这时。因兵燹之后，加以西欧、波斯销路断绝，糖的产量有所减少，年产量大约在100万斤左右。、台糖出口则转向日本、菲律宾等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台糖运销日本达99.2万斤，几全部为外销。【11】
次年，清政府平定台湾，糖产迅增，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超过5，000万斤【12】，康熙末期更达1亿余斤，雍正和乾隆年间，估计分别在8，400万斤至8，800万斤之谱【13】，嘉庆、道光年间约在7，000一8，000万斤的水平上【14】。清政府平定台湾之后，继续出口合糖，同时规定每年运销东洋200万斤【15】。康熙三十六年（1697），“台人植蔗为糖，年产二、三十万，商船购之，以贸日本、吕宋诸国”【16】。这里二、三十万是指银两，当时白糖每百斤值银1.3—1.4两，即合ｌ，500至2，300万斤，约为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时，清政府放松海禁，大陆成为台糖的主要市场。康熙时，“福建、广东准用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捕鱼”（当时台湾是福建的一个府）。乾隆时，又将准商人使用“横洋船”，这种船，梁头达两丈以上，装载量大，从台湾直驶天津，称为糖船，又称透北船【17】。此外，台糖还通过厦门运销东南各地。“赤色而松者，于苏州发卖；若糖湿色黑，于上海、宁波、镇江诸处行销。”【18】
贩运台糖的，有台湾商人，但很多“系江浙客民赴台湾买糖，装往各该地方销卖”【19】，而“海船多（福建）漳泉商贾贸易”【20】。漳泉商人从漳州、泉州、兴化、福州载当地土产运台湾，国船时载台湾的糖和其他物产到厦门、上海、苏州等地。在台湾，雍正初年就有了商人的组织，名叫“郊”。最大的有北郊、南郊和港郊，谓之“三郊”。其中北郊，主要是配糖兴贩华北诸地。此外，还有专门贩卖台糖的糖郊。乾隆以后，糖郊发达，商贾云集，糖市文渐由南向北转移，彰化一带形成新的糖区。糖的贸易利润很大。朱小阶在其所著《小琉球漫志》中说：“漫讶飞霜暑路中，舳舻货殖倍三农，海东千里饶甘蔗，何啻人间千户封。”又在其序中说：“糖之息倍于谷，台地富户每岁货糖吴越，所息不赀。”【21】
广东的制糖业历史悠久，制作较精，其白糖也供出口。“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次白者售于天下。”【22】国内市场亦行销甚广。如“雷［州］之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23】“琼〔州〕之糖，其行至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24】潮阳“黄糖白糖，„„商般装往嘉［兴］、松（江）、苏州，易布及棉花。”【25】澄海之糖，“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26】。这些糖货，经”海船（广东称增船）北运，说明它已经成大宗的贸易。福建的糖也是海运天津。直隶总督刘于义在《奏闽船到津拆》中，所列商货，首项就是“白糖、松糖”【27】，其价值可知。
四川的糖，除省内销售外，主要是沿长江经重庆、万县转口到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等地。道光以后，川糖进一步发展，市场也逐渐扩大，竟与台糖争夺市场。清人刘家谋诗：“蜀糖利市胜闽糖。出峡长年价倍偿”，注云：“台地糖米之利，近济东南，远资西北，乃四川新产之糖价廉而货美，诸省争趋之。台糖因而减市。”【28】
这种集中的、远距离的贸易是促使制糖业扩大生产规模、以至出现一些工场手工业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这种市场的扩大过程，也是商人积累资本、并渗入以至支配生产者的过程。他们首先是通过预购、贷款等方式，来控制蔗农的家庭制糖手工业，同时，也会以同样办法控制一些制糖作坊，最后，他们还可能直接投资，开设一些雇工生产的手工糖厂。下面是一些事例。
（广东）“糖户家家晒糖，以漏滴去水，仓囤贮之。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29】
（四川富顺）“种得万挺千挺蔗，预贷十万八千钱，始春得钱十胜千，半果饥腹半入田。”【30】
（广东澄海）“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桔，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31】
（台湾）“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指糖）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入手，即便装载”【32】。
这里第一个广东之例，是贷款给蔗农，他们是“家家晒糖”的小生产者。出贷者是“糖房”，广东的糖厂通称“糖寮”，这里所说的糖房大约是商人经营的糖栈，故说“旧糖未消，新糖复积”。第二例四川，也是贷款给种蔗的小生产者。出资人未详，看来也是商人，惟原注有“种蔗者皆以春初贷钱霜户”，这霜户可能是地主，也可能是商人开的糖房。总之，蔗农经常是靠借高利贷作为糖本，这在以后的文献中就更多了。第三例澄海，明说是“富商巨贾”放账给糖寮。第四例台湾，是“客人”即各地来的商人向糖厂（在台湾通称糖廍）预买。这两则是商人资本控制糖厂之例，看样子也是普遍现象。
糖自始就是商品生产，在还没有巨大的产业资本投资制糖专业的时候，由商人控制生产，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以远距离贸易为主要市场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如台湾在康熙末年发生朱一贵起义事件，嘉庆初年发生蔡牵起义事件，这时海运受阻，商人裹足，台糖生产即大幅度跌落。不过，上举这些资料，还只反映商人资本通过买卖或借贷关系控制生产，剥削生产者，他们还不具备包买商的身份，因而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
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前面提到，明代的制糖业基本上还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到清前中期，这种小商品生产仍然是广泛存在的，从上引广东“家家晒糖”的记载可知。但是，清代已有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糖廍、糖察、糖房，这些糖厂的性质如何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它们的生产规模，再探讨其生产关系。
（台湾）“十月内筑届屋，二蔗车，雇募人，动廍硖糖。”
“每廍用十二牛，日夜硖蔗。另四牛载蔗到廍，又二牛负蔗尾以饲牛，一牛配园四甲或三甲余。”
“廍中人工：糖师二人，火工二人（煮蔗汁者），车工二人（将蔗入石车硖汁），牛婆二人（鞭牛陕蔗），剥蔗七人（园中砍蔗去尾去箨），采蔗尾一人（采以饲牛），看牛一人（看守各牛），工价逐月六、七十金。”【33】
这里所记台湾的糖廍，每廍用牛18头，用工17人，一般是分两班，昼夜生产。其中两人是糖师，他们要“知土脉，精火候”，属技师性质，也是生产的指挥者。其余15人各有分工，大约火工、车工需稍有技术经验，其余是粗工。每月工资支出银60—70两，平均每人3石一4.1两。榨糖季节是阴历十月至次年三月，约半年时间。如每廍可榨36甲（合407.16亩）的甘蔗（甘蔗采轮种制，另有36甲休耕）。如是上等的甘蔗，每廍可出乌糖2，400担，每担值银八、九钱，即总产值达2，000两上下。再加工成白糖，价值更高。我们不知道一个糖廍的投资有多大，但从雇工和产值看，规模不算小了。
广东的糖厂，也是入冬在场地“搭寮”。广东是用木制蔗车，较轻巧，也是三牛驾驶，炼糖则较精。其规模无记载，可能比台湾的廍要小。下列雇工记载，仅反映工人多来自雷州、琼州，一般有人身自由而已。
“煮糖佣工，雷、琼等处甚多”【34】。
（罗定州）“杨仕奕在马兰苗搭祭榨蔗做糖发卖，雇钟亚卯、钟蒂保赴寮榨蔗，言定每人每日工钱二十五文，按五日一次发给工钱，未有写立文约。”【35】
（英德）“钟统化雇吴书城在蔗察帮工，议明每月工钱五百文，未立文契年限，并无主仆名分。”【36】
四川的糖房，也无雇工材料。下面是内江的两个记载。
（艺蔗为农者）“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入冬轮护煎者，昼夜轮更，其雍资工值，十倍平农。”【37】
“按欓（糖）之类有六：曰欓清、曰红欓、曰白欓、曰结欓、曰水欓、曰漏水欓。业此者有三：曰欓房、曰漏棚、曰冰橘房。”【38】
第一条，“数十百人”是又种蔗、又制糖。内江蔗车、糖灶都很大，到制糖季节大约“数十百人”一齐动手。第二条反映制糖的分工过程。将甘蔗榨汁，除去杂质，即糖清。糖清经煎熬，成红糖。红糖或糖清经泥水淋漏，成白糖。白糖下面的黄色物经加工，即橘糖。漏斗淋下之水，即漏水糖。将白糖溶于水，加工成冰糖。冰糖下面未凝结的糖水，称冰橘水，用以煎橘枣等水果。这里是把全部作业分成三部分，即制红糖的糖房；制白糖的漏棚，制冰糖的冰橘房，好象三个专业化车间。不过，这个材料较晚出。
单从分工、雇工和规模上还不能断定它的性质，还需要从投资者或业主方面来考察。下面是台湾的情况。
“台湾熬糖之厂，谓之廍。一曰公司廍，合股而设者也。二曰头家廍，业主所设者也。三曰牛犇廍，蔗农合设者也。每犇出牛三，为园九甲，一廍凡九犇，以六犇运蔗，三犇碾蔗，照园轮流，通力合作。其法甚善，各乡莫不设之。”【39】
这里糖廍分为三种。先说头家廍。头家廍是独资经营的。投资人有商人，也有地主。他们自置生产设备，雇工生产，并有头目管理业务。如果是商人开设，向蔗农购买原料，加工生产，则其生产关系已完全是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了。如果是地主开设，给自己农场生产的甘蔗加工，所用雇工也可能就是自己农场的工人，则其性质尚可斟酌（见下面广东糖寨的讨论）。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多，比较道行的是将廍租给蔗农加工，其中又有“大租廍”、“小租廍”之别。大租廍是蔗农将自己的甘蔗拿来加工，除割蔗是蔗农自理外，其余人工均由康主供给。蔗农付给廍的租金（包括工人工资）不是付现金，而是按事前订立的契约，分一定比例的产品即糖给廍主，通常是廍主分45%，蔗农得55%。小租廍是蔗农出甘蔗，由廍主组织生产，双方按事前商定的比例分糖。这使事情复杂化了，但仔细分析，它实际并未改变头家廍的性质，仅是业主的收入，名义上变成实物租而已。同时，由于采取租廍制，地主开设的廍，也和商人开设的廍一样，是给他人加工，获取收益了。从这些情况看，可以认为，台湾的头家廍，基本上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当然象资本主义萌芽中的许多事物一样，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不完整的，有些地主开设的廍，可能还属例外。
公司廍又名公家廍，是合股组织。商人合股，商人与地主合股，有时也有蔗农以耕牛或提供运费的形式入股。它也是雇工生产，有头目管理，经营方式与头家廍相同。如果没有或只有少量蔗农的入股，那么，它的性质也可以和头家廍同样看待。
牛犇廍，是蔗农的合作社性质的组织，主要是加工自己种的甘蔗，也接受他人委托加工。因蔗车运转以三牛为一挂，故用犇字来表示股份，有一户出数犇的，也有数人合一犇的。后来，就不限于牵牛供役，而是在开工以前按当年牛价，折合现金入股。牛犇廍由入股者选出头目主持管理工作，蔗农参加劳动，有的也有雇工。这里边，大小户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劳动者合作组织，并主要为合作者加工，不能视为资本主义性质。【40】
台湾的糖廍，“系各就田园设厂”【41】，季节性生产，还是就地加工的性质。但因台湾人口密度较低，所出的糖历来是大量出口外洋和远销大陆，它的生产也主要集中在糖廍，农民家庭煎制的已居次要地位了。康熙中有人描述说：“蔗田万顷碧妻萎，一望葱笼路欲迷，捆载都来糖廍里，只留蔗叶响群犀”【42】。这种生产的集中，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雍正时台湾有蔗车350部，乾隆时有蔗车370部【43】，糖廍的数目，大体相同。前引资料说牛犇廍“其法甚善，各乡莫不设之”。三类廍中，可能是以小生产者合作组织的牛犇廍较为普遍。这说明，即使在台湾，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还是微弱的。
广东的情况有所不同。前引屈大均的说法，“广人饮撰多用糖，糖户家家晒糖”，似乎农民家庭煎制还占优势，这大体是明末清初的情况。但广东的糖也是远销东西洋和京津、江南，糖察在清代颇有发展，其规模则较小。看下述记载，也有与台湾糖廍类似之处。
（广东东芜）“春月以糖本散种蔗之农，冬则课收其蔗，复榨为糖。其法：„„糖户之利，亦不逊氓山千亩，芋埒封君也。”【44】
（广东罗定州）“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45】
这里第一则是说糖户春天以糖本贷放给蔗农，冬天收蔗榨糖。这个糖户实际是个糖房，或者开有糖房的大户。从其“不逊岷山千亩”来看，他是个没有土地的商人；从其“芋埒封君”来看，规模不太小。这种糖户，看来可算资本主义萌芽了。不过，此例资料较晚。
第二例是说榨糖时，上农一家搭一个糖寮，中农5家合搭一寮，下农8—10家合搭一寮。下农的糖寮，有类台湾的牛犇廍，是小生产者合作社的组织。中农的糖寮，看来也是自己参加劳动的，即使雇工也不会多，顶多是小业主合伙。上农一家一寮，这不是地主，就是富农，雇工生产，有类台湾的头家廍。但是，头家廍常是将廍租给蔗农收取加工费（按实物计），这里的“一家一寮”，从文义来看，象是榨自己农场所种甘蔗。这些甘蔗亦不知是地租收入，还是业主雇工所种。因有这些考虑，这种“一家一寮”虽可能有资本主义性质，却是不那么肯定了。
在广东合浦县（今属广西），乾隆时，有个富农租地种蔗，并开设糖房，雇工熬糖发卖的例子。【46】这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比较明显了。
四川的糖房，规模颇大，但其生产关系如何，未见记载。若前引叙州府资料，有专业分工，其制红糖的糖房、制白糖的漏棚、制冰糖的冰橘房，若属一家所开，雇工必多，当属工场手工业性质。若分属三家，则漏棚、冰橘房不需榨车，用工无多，就可以是小作坊以至个体户了。场外专业化分工妨碍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在清代手工业中是常见的。
福建的制糖业，未见集中糖厂制糖的资料。有个兴化的记载说，农家十月蔗熟，“入确捣烂”，熬成红糖；明年正月，把红糖加工成白糖，封存过夏；九月，“各处客商皆来贩卖”。【47】这还都是农民家庭手工业。【注释】
【1】《楚辞·招魂》：“腼鳖炮羔，而拓浆些”。应劭注：“柘（拓）浆，取甘蔗汁以为饮也。” 【2】杨孚：《异物志》：“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榨取汁为饴饧，名之曰糖。”
【3】《新唐书》卷二二一：“摩揭陀，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太宗迫使取熬糖法，即用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逾西域远甚。”按摩揭陀，即今之印度。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是太宗时外国贡使所传。【4】王世懋：《闽部疏》。
【5】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
【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该书所记炼糖方法也与《天工开物》稍有不同，如制红糖是用草木灰洒蔗汁，用油滓点化，制冰糖用泥封等。
【7】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载；“三县（即台湾）每岁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
【8】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
【9】见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卷上，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1980年版第192页。
【10】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朔。所列出口额，指运往波斯、荷兰等地的数字，不包括运销日本等东洋的数字。
【11】产销数均见徐方研：《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
【12】郁永和：《稗海纪游》载；“又植蔗为糖，岁产五、六十万（担）”。按此系郁永和于康熙三十六年从福建去台湾采办硫磺期间的记事。
【13】据余文仪等：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五，赋役：雍正时台湾有蔗车350张，乾隆时有370张，按平均每张车年产糖24万斤计算，分别如上数。【14】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七，农业志，页四四四。
【15】“兴贩东洋白糖一项岁定二万担”，康熙二十三年部臣苏拜、总督姚启圣等会议疏，载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赤嵌笔谈。【16】郁永和：《稗海纪游》。【17】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18】黄叔璥：《台海使搓录》卷三，赤嵌笔谈。
【19】《朱批谕旨》第六册，雍正三年十月初六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拆。【20】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七。
【21】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22】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按所记为乾隆间事。【23】嘉庆《雷州府志》卷二。【24】道光《琼州府志》卷五。【25】嘉庆《潮阳县志》卷十一。【26】嘉庆《澄海县志》卷六。【27】载《文献丛编》第十八辑
【28】引自周宪文；《清代台湾经济史》1957年版第90页。诗中“闽糖”即台糖，当时台湾属福建省。
【2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30】陈崇哲：《富顺蔗欓诗》，载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一。【31】嘉庆《澄海县志》卷六。
【32】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33】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34】嘉庆《澄海县志》卷六。
【35】清代刑部钞档：乾隆六年十一月九日管理广东等处地方巡抚事王安国题；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66页。
【36】清代刑部钞档；嘉庆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题；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66页。【37】道光《内江县志要》卷一。【38】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一。
【39】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七，农业志。
【40】此外，台湾还有官府和驻军经营的官田、官廍，为数有限，不在我们考察之列。【41】丁日昌：《请将台属各项杂饷分别豁除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七。【42】郁永和：《稗海纪游》。
【43】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五，赋役。【44】宣统《东芜县志》卷十五。【45】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
【46】刘永成：《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乾隆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本。【47】同治《重刊兴化府志》卷十二。
第五篇：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缓慢原因的思考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缓慢原因的思考
2009-03-0
3各民族农民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各民族农民的整体素质，是扎实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
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素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新世纪、新时期，尽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不能适应新世纪、新时期的要求，特别是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倡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有一定差距。
（一）各民族农民受教育年限短，文化技能素质普遍较低。
一是各民族农民受教育年限短。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族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低于全国。二是各民族农民文化技能素质普遍较低，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在我国农村从业人员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4.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0.13％，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而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从业人员中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其所占比例高于全国。这一基本现状势必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二）各民族农民生产经营成本意识差。
一是在农业生产中，绝大多数农民核算成本时往往不计土地的价格、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前期投入和生活劳动的价值，只算除土地、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外的生产资料投入。二是各民族农民经营管理能力不强。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是一家一户的农民，面对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的挑战，规模小、效率低、经营管理粗放、能力不强等问题日益突出，使得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
（三）各民族农民接受新事物较慢，应用技术能力不强。
一是各民族农民接受新事物较慢。边疆少数民族地处祖国边远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通迅不畅，使得各民族农民对外来的新事物接受速度慢、程度低，有的甚至抵触。二是各民族农民应用科技能力不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各民族农民不仅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且
要具有较强的应用科技能力。而现实中大多数农民受文化程度限制，很少应用科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
（四）各民族农民市场竞争意识比较淡漠，进取心还不强。
一是各民族农民市场经济意识和竞争意识淡漠，处理利益关系目光短浅，一些村庄地域观念根深蒂固，对外开放意识还不强。二是有的农民进取心不强，特别是较为偏远落后的乡镇各民族农民安于现状，消极懒散，宁愿在家受穷，也不愿外出打工和创业。这就从观念方面制约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五）各民族农民民主法制意识较弱，文化生活还比较单调、落后。
一是部分民族地区农民民主法制意识较弱。近近年来，在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由不懂法而造成的违法事件时有发生，更不懂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在部分民族地区农民基层文化生活还比较单调、落后，缺少科学、文化、健康的文化生活方式，一些地方黄赌毒现象死灰复燃，非法宗教活动猖獗，引发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农村乡风文明、社会安定。
二、立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各民族农民素质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也是从根本上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我们要立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际，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一）提高对培养新型农民的认识，将培养新型农民纳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
一是提高对培养新型农民的认识。建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各民族农民是主体和极为重要的因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有赖于各民族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赖于各民族农民素质的提高，而这些最终都要落脚到培养新型农民上。因此各级领导必须牢固树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培养新型农民的观念，要把培养新型农民摆在整个新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的优先领域和突出地位，切实加强对培养新型农民工作的领导。二是将培养新型农民纳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在制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过程中，根据农村人口、农村社会发展目标、各族农民素质现状及主要问题，明确培养新型农民的工作思路、目标、任务，制定相应的培养规划，建立健全培训机构，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培训管理和检查督促，推进培养新型农民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二）整合培养新型农民的资源，构建培养新型农民的网络。
一是整合培养新型农民的资源。在培训主体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要以各县市农广校、农民科技培训中心为依托，集中基层党校、人口学校、文化活动中心等培训力量于一体，推进农广校、农民科技培训中心向乡镇社区培训中心的转变，把各县市农广校、农民科技培训中心建成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载体；在培训内容上，以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为重点，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活动，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重点，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培养农村实用人才为重点，积极参加与“百万中专计划”，以培养双语人才为重点，积极开展双语教学。二是构建培养新型农民的网络。首先，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网络等远程教育培养手段的优势，对农民开展文化、实用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培训；其次，要积极抓住农业部新型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实施百县万村新型农民教育培训“三进村”的行动这一大好机遇，尽快实施“村级信息公路”建设项目，进一步发挥好统筹、协调、组织和服务的功能，搭建好工作平台。
（三）加大培养新型农民的投入和力度。
一是加大培养新型农民的投入。首先，抓住国家政策向西、向农村倾斜这一机遇，争取国家资金投入；其次，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农业部关于《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育规划》要求，出台和完善培养新型农民的扶持政策，把培养新型农民纳入财政预算，摆在优先位置；再次，拓展投入渠道，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使培养新型农民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二是加大培养新型农民的力度。首先，加大绿色证书培训力度，使各民族农民能尽快掌握“一技之长”，获得致富的本领；其次，加大对农村各民族科技能人和经营大户的培训力度，切实提到各民族农民对科技与经营管理知识的吸纳能力，培养更多的各民族农民技术骨干和经营能手。
（四）创新培养新型农民的机制，完善培养新型农民的体系。
一是创新培养新型农民的机制。首先，建立健全培养新型农民的工作机制和多元化投入机制，各乡镇要建立专门的培养新农民领导小组，着力强化运作机制，创新培养新型农民经费保障机制，着力解决好当前培养新型农民当中“有人培养、有钱培养”的问题；其次，进一步创新培训制度、培训直补制度、检查验收制度、激励制度，并引入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二是完善培养新型农民的体系。首先，要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对现有普通高等专科学校、中等农业学校进行调整改造，把各单位、各部门的力量联合起来，建立健全纵向衔接、横向贯通、构造优先、运转灵活、适应需求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其次，巩固和完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要以农技推广机构为主导，通过试验、示范、培训、咨询等形式向农民提供综合性服务。同时，要加快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步伐，使基层农技推广人员适应新时期培养新型农民和农技推广工作的需要。
（五）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地建设，创新培养新型农民的载体。
一是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这是深受农民欢迎的提高农民能力的载体。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必须加强农村文化站、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建设，继续实施广播电视的“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发展文化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创新培养新型农民的载体。各基层乡镇可根据乡土民情，用不同语言文字编写面向各民族农民家庭的一些地方性材料，为各民族农民提供家庭实用技术和法律知识、法律服务教育培训，开展系列有奖读书活动，吸引各民族农民群众积极参与；要依托农村文化阵地，精心组织设计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同时，选择一些基础设施齐全、教育培训有特色的村作为各民族农民培训试点，积极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守法户”和“科技致富户”活动，以提高各民族农民素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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