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人大执法检查的几点思考[五篇材料]

第一篇：对完善人大执法检查的几点思考

对完善人大执法检查的几点思考 完善和加强人大对检察工作的监督，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加入WTO后，检察机关在法制统一原则和公开透明原则规制的执法环境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更应当自觉地接受人大的监督。法治的进步和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要求彻底改变现阶段人大对检察工作监督存在着法律至上性与现实中的结构性弱化之间的强烈反差，真正实现人大对检察工作监督的超系统、跨机构的现实的最高国家权威性。这既是人大司法监督职能的强化与规范化过程，也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健全接受人大监督机制，以监督为支持，借人大监督促检察监督的互动过程。要使接受人大监督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无序到有序，检察机关的能动作用对于人大以及检察机关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有审议工作报告、人事任免、执法检查、评议、质询、交办、调查、个案监督、法律监督文书等等。其中，执法检查最为常用，而评议则正在探索并逐渐推广。本文试针对执法检查和评议这两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从被监督者的角度，结合实践经验，进行利弊分析，提出规范化、制度化建议；同时，以积极主动的心态，研究检察机关的能动作用。

一、协助人大完善执法检查制度，促进公正执法

关于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8月制定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对执法检查的组织、活动原则、主要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规范。各级人大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每年都要组织几次执法检查。其中专门针对检察机关的执法检查不多，如《检察官法》执行情况检查；大多数是针对某一法律如《刑诉法》的贯彻执行或某一专项行动如“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执法活动进行的系统检查或行业检查。执法检查也是执法评议的基础和依据之一，这些检查对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提高检察队伍执法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为避免执法检查和评议流于空泛和形式，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加强和改进。而检察机关的能动作用将从中发挥积极有效的辅助功能。具体表现在：

（一）检查主体的专业性缺陷及其克服。检察机关及有关职能部门的业务，如不捕、不诉的法律分析、抗诉审查等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而系统、机构之间的分工、配合、制约关系又较为复杂。执法检查本身对监督者监督水平提出了考验。然而，当前人大拥有的法律专业人才与其不断强化的法律监督职能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导致所谓的“外行查内行”现象。如在对我院的执法评议中就有人大代表把取保候审也当作超期羁押的范畴，混淆了侦查期限与羁押期限的法律概念。

在提高检查主体的专业水准方面，检察机关可以有以下作为：一是作专业辅导，向人大代表、委员讲解有关检察业务的基础常识，对检务公开和检察工作报告包括的专业知识进行重点介绍。如我院张温龙检察长就曾经在全区人大代表培训班上作关于“如何提高人大司法监督的有效性”的讲座，受到人大代表的欢迎和好评。二是在执法情况报告后附注有关专业解释和法律依据以便对照检查。如我院将执法检查的具体内容分项逐案列表说明，使检查评议一目了然，简单方便，同时也使监督者更熟悉掌握相关业务。三是建议在检查组成员中增加司法实践者和法学研究者的比例，使检查组更具权威性。如我院接受人大进行执法评议时就建议邀请政法系统的法制委聘任委员参加，他们的意见、建议就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虽然上述措施并不能根本改善人大的专业化问题，但对于经验积累和具体操作仍不乏促进和优化作用。[!--empirenews.page--]

（二）检查内容的针对性缺陷及其克服。就针对检察机关或政法系统的执法检查而言，错案追究责任制等办案制度和办案纪律约束最严格的，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以及公检法三家矛盾最突出的执法权力和环节，才是执法监督的关键和实质所在。一些执法检查在内容选择上贪多求全，结果反而重点不突出，目的不明确，失去了督促检查的意义。

接受人大执法检查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检查纠正错误，总结经验，防止执法权力被滥用或执法过程中出现偏差，保障公正执法。既然是监督制约机制就应当着重针对最要害最薄弱的环节，否则，忽略或规避都可能产生不公正甚至腐败的隐患。为此，检察机关应当主动向人大提出需要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内容的建议，并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如我院主动邀请区人大进行执法检查评议时就提供了相关的内容目录附注说明，列举了不捕、不起诉公开听证、自侦案件强制措施及犯罪预防、人大交办工作、检察长接待日工作等方面供人大常委会选择定夺。因为人大代表与社会各界联系密切，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最能反映人民的满意程度。主动建议检查内容，事实上是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将检察执法质量与效果通过人大的检查和评议进行最严格的验收。当然，这也是人民群众的要求，是检察权的内在必然要求。对检查内容的建议，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体现了检察机关始终将检察工作置于人大监督之下的端正态度和公正执法的信念。

（三）检查形式的真实性缺陷及其克服。现实中，大多数执法检查都经过事先长期的准备，在可预见和“包装”的情况下，采取书面检查、听汇报、开座谈会等形式，难免有走过场之嫌。在一些执法检查中，作为检查者，以完成工作计划和上级任务的心态，要求或不希望被检查者出现问题；而被检查者也以应付的思想进行迎检部署和材料准备，补缺补漏，扬长避短，报喜不报忧，结果是皆大欢喜。这显然有损法律至上的严肃性和人大的权威，造成人大监督“虚化”效应。对检察职能的全面正确履行也有害无益。

为此，检察机关应当以平常心对待执法检查，保持执法标准的一贯性和公开接受监督的经常性。首先要求杜绝为迎接检查而“造假”的不良现象，敢于暴露问题，正视检查结果。其次要深化检务公开，把日常的执法情况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经常向有关部门通报工作，定期向人大报送专项和综合的执法质量分析、调研报告等，把定时间、定内容、定形式的执法检查向平时的各个具体的执法行为延伸，从而使检查评议客观真实地反映执法质量与执法水平。最后，应当主动欢迎人大执法检查采取暗访式、突击检查式、抽查式以及交叉检查式等不确定性形式，使检查结果不含水份。

（四）检查效果的持久性缺陷及其克服。执法检查的阶段性似乎成为思 维定势，忙过一阵下次从头再来。一方面，是因为检查后的分析、评价、责任追究与督促整改措施没跟上，检查组一走就完事大吉；另一方面则由于某些量化标准不科学，过于僵化，没有充分考虑合理的差异进行区别对待，结果使先进更先进，落后更落后，非但不利于良性的竞争，反而挫伤了某些条件艰苦的弱势单位。[!--empirenews.page--] 要体现执法检查的监督作用，检察机关还是应当从自身重视和配合上入手。首先，要坚持一检查一整改一反馈制度，认真从检查中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整改措施，狠抓落实。尤其针对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批评、意见、建议和要检查评议中过问的具体事项，要作为督办事项，由检察长亲自督促，指定业务骨干具体承办，在期限内及时办结并书面正式行文向人大报告反馈。如我院针对人大代表在执法评议中询问的有关个案，逐一进行了书面答复，对法制委委员指出的不足之处，全部制定了详细的整改方案，由专人负责落实，并定期反馈改进效果。其次，要将执法检查评议中的成绩与问题、表扬与批评和具体的责任人对号入座，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奖勤罚懒，赏罚分明。最后，要主动向人大了解检查活动的总体情况以及其中可以借鉴的得与失，主动与其它单位横向对比，树立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如此一来，不但检察机关内部对执法检查评议的不正确态度得到纠正，体现了人大监督的制约效力，从而促进执法责任的落实；对于人大而言，检察机关对检查评议结果的高度重视和整改落实则有助于强人化大的监督意识，维护人大监督的法律尊严。

二、以评议整改为契机，借人大监督促进检察监督

关于对检察机关的评议，包括对人大任命的检察员进行述职评议和对检察执法情况进行代表评议两种。评议不仅拓展了人大在例会之外的监督权，对被评议的个人和单位也产生有效的制约，有利于促进责任制的落实。当然，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如评议是一种代表活动，还是一种监督方式，还是对现有监督手段的组合？又如，评议主体是谁？绝大多数地方，参加评议的是部分代表，少数地方（如上海）是全体代表，有的地方则规定代表参加的比例（如安徽规定10%）。还有，采取哪种形式评议比较适宜？是否必须在会议（人代会和常委会会议）上进行，或者可以采取召集代表或委员开座谈会、办公会或者逐一走访的形式。再如，评议效果如何？不具备法定人数的评议和会议外的评议，是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监督法出台前，这些问题有待人大和检察机关通过协商加以解决。

以下，笔者仅结合我院主动邀请人大对检察执法进行评议的具体情况，谈谈检察机关在评议中的能动作用。

为了保证评议结果的公正、客观且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我院在由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法制委委员以及来自区直机关和各基层单位的人大代表进行集中评议前，建议人大发动全区人大代表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在评议中增加了质询的环节，由检察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当场解答代表和委员提出了问题。评议的结果比预想的更加严格，批评和建议也相当中肯，直接反映了一些检察机关平时难以得知和掌握的情况。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法律监督方面，如立案监督在监督立案后跟踪督促公安机关侦查报捕力度不够；又如石场非法采石致人死亡等重大责任事故没有受到追究；再如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超期羁押现象严重而检察监督不力；还有附加刑中的罚金未执行等等。事实上，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并非没有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而是被监督者的法律意识不高，而检察监督在许多方面又缺乏强制效力。但是在评议中由人大代表和委员们提出来，加上检察机关进行的解释说明，人大领导、法制委委员和与会的人大代表都形成了共识：必须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必要时由人大出面督促落实。这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最急需的支持。使检察监督获得了人大乃至广大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支持。[!--empirenews.page--] 评议后，我院专门就如何与人大配合加强法律监督向人大领导和法制委汇报了工作设想：一是由人大发动向全体人大代表进行法律监督的宣传教育，密切联系群众为检察机关提供案源线索，为法律监督职能的全面正确履行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二是由人大法制委牵头组织政法三家就有关法律监督问题举行联席会议，统一思想，解决分歧。三是由检察机关定期向人大报告法律监督过程中的困难与出现的新问题，人大根据需要组织专项执法检查，或与检察机关共同跟踪监督纠正违法情况。四是由人大根据检察机关反映的有关部门和有关责任人有错不咎问题，与对该单位的工作评议和对有关领导的述职评议相挂钩，落实违法者的具体责任和领导责任。显然，上述措施必将大大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强制效力，为检察工作提供更好的监督与支持。

第二篇：对完善人大选举制度的几点思考

对完善人大选举制度的几点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选举制度又是这一根本制度的基础。1953年我国的第一部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就明确规定了我国选举制度的主要原则，即普遍性原则、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原则、无记名投票原则，具体规定了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从而正式确立了当代中国的选举制度。但从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反右扩大化和“左”的错误严重滋长，尤其受十年**的严重干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了全面破坏，建立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的选举制度名存实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把加强人大建设、修订选举法、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提到了重要的义事日程。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的第二部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我国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后又经过1982年、1986年、1995年的三次修改，使我国的选举制度更加完善，如选举的民主程度明显提高、直接选举范围从乡级扩大到县级、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选举方式一律实行无记名投票，以及候选人提名方式所作的很大改进等。

但是，审视我国的选举制度，尚有不少问题，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还有不少距离。马列主义关于人民代表机关选举的基本原则-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民主选举在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不但直接关系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同时也是完善整个人大制度的前提、基础和切入点。

一、要进一步提高和扩大直接选举的层级和范围

长期以来，我国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法。尽管从1980年开始，已把直接选举范围从原来的乡级扩大到县级，但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均由间接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则由多层间接选举产生。我国人大选举的显著特点也就体现为以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为主。应该说这种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由我国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决定的，也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这种选举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出来。一是过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不能全面确切地表达选民意愿，有时甚至会歪曲选民意愿；二是靠少数人投票决定当选人，对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造成损害；三是多层次的间接选举必须模糊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责任关系，削弱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使选民难以对代表实行真正的直接监督。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急需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广大人民能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就需要不断完善选举制，当前最关键的就是要及时提高和扩大直选制的应用层级和范围。这既是理论上的依据，也有客观上的需求，更有实践上的经验。首先，它是马列主义选举理论的一贯要求。马列主义关于选举的民主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真正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并且认为新型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比资本主义议会更民主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是真正选举产生的。列宁说过“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选举法，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才是真正的委员会。”（注：《列宁全集》第18卷，第273页。）列宁还说过：“从人民专制论的观点看来，首先必须切实保障充分的宣传自由和选举自由，然后召开真正全民的立宪会议，这个会议应当通过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产生，应当掌握全部权力，即完整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应当真正体现人民专制。”（注：《列宁全集》第9卷，第181页。）可见直接选举是列宁强调的真正民主原则之一。[!--empirenews.page--] 其次，过去一直强调的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民主意识落后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等因素不应当成为限制提高扩大直选层级和范围的正当理由。尽管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比较落后，但我国并不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经过五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等条件，已普遍提高，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也已日益增强。再用经济、文化、民主意识落后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等因素来限制直选层级和范围已显得过时。前苏联在1936年就开始实行从乡村及市苏维埃起到最高苏维埃止的直接选举。那时他们的经济、文化也非常落后，至少要比我们现在落后许多，而且幅员极为辽阔。印度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与我们差不多，经济、文化等条件比我们更落后，但印度在1935年就开始了省议会议员的直接选举，1947年一独立后就立即推行全国范围的直接选举。尽管前苏联和印度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它们的经验至少可以说明，直选制和普选制不必完全拘泥于经济、文化等条件的限制，关键还在于组织和选举技术。

第三，我国公民已基本具备比较完全的直接选举的知识和经验。因为我国农村和一般城镇，乡级直接选举制已运行了45年，县级直接选举制也已运行17年，在有下辖区的一些城市，区级直选制也已推行45年，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也已搞了10多年。那么多年的直选已使广大公民积累了比较完备的选举知识和经验。目前，城乡公民对提高和扩大直选层级和范围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无疑为今后更高层级更宽范围的直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认为，提高和扩大我国直选层级和范围的各方面条件均已日趋成熟。目前我们完全可以在两点上取得突破。一是将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省级。除了上述的理由外，主要是因为我国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平均人口为3800万左右，平均面积为30万平方公里。这大体相当于英国等中等国家的规模。若按单名制和人口标准划分，每选区人口大致为9万左右，规模也与英国等国家的选区相当。可见，省级直选制的推行在空域和人口规模上是完全可行的，而关键在于解决组织和技术上的问题。二是要推行乡、县级行政首脑直接选举制。对此，经过10多年基层民主选举实践的农村公民呼声尤为迫切。当然，这关系到修改选举法等有关法律。

二、进一步完善修选人的提名、介绍方式

代表候选人或国家机关候选人的提名是选 举中的又一重要程序。候选人提名过程是否民主，直接关系到整个选举的民主实现程度。1979年尤其是1980年以来，通过对《选举法》、《组织法》的修改，过去那种“上面定名单，下面划圈圈”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是在候选人的提名、介绍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按选举法规定，选民或者代表联合提民的代表候选人，政党、人民团体提名的候选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可在实际操作中，却并非如此一些地方的。近几年，选民或代表联合提名现象不断增多，但党组织往往以非组织活动为名，采取多种措施，减少或消除联合提名活动。这些措施主要有动员或劝说被联合提名的候选人放弃提名；动员或劝说参与提名的党员代表撤回提名，使之不符合法定人数而自然失效；在以上两者都无效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党组织还采取突然宣布人代会休会或延期召开，或对当选的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当选后不予以确认等方式来实现自己的选举意图。上述种种做法，无论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要求来看，还是从人民代表大会本质而言，都是不可取的。邓小平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曾指出：“党要有意识地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注：《邓小平文选（1938-195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empirenews.page--] 可以肯定，随着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不断提高，今后选民或人民代表联合推荐候选人的现象必将大大增加，甚至会超过政党或人民团体提名候选人，这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也是选举民主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只要程序和步骤合法，就不应予以指责和干涉。事实上，“联合提名”候选人的出现，可以弥补党组织推荐候选人时可能出现的差错，使得上述两种候选人展开合法的竞争，从而使各级人大选出更优秀更合格的代表或国家机关领导人，同时也能促使党组织在推荐候选人时更加严格、认真，推荐出更好的候选人。

在改善对候选人的介绍方面，应采取多种方式介绍、宣传候选人。那种不向选民或代表散发候选人的简历，不作情况介绍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让选民或人民代表充分了解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工作业绩、从政态度、参政议政能力及工作规划等。如在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中，我们不但可以公布名单，利用公报、广播、黑板报、电视、报级等多种方式作间接介绍，还可以由选举委员会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当面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还可以允许候选人直接走访选民，宣传自己的从政态度和主张。总之，增进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有助于选民按自己的真实意愿投票，减少盲目性。

三、把差额选举真正落到实处

作为一种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差额选举自1979年实行以来，不仅在县乡换届选举中得以“兑现”，而且在选举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一府两院”领导，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时也得以落实。1979年，经过对有关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我国开始实行人民代表和省以下行政首脑的差额选举。尤其是1986年修改地方组织法时，明确规定了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选举的差额幅度，即人大常委主任、秘书长、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乡、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区长、副乡长、副镇长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至三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去操作。尤其是对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实行差额选举还比较稀少。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仅有12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主任，8个省的省长，15个省的法院院长和11个省的检察院检察长实行差额选举。可见我们还没有把差额选举真正按法律要求予以落实。即使在差额选举中，违法选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在代表和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差额选举中，搞“暗箱”操作，甚至公开或半公开地安排差选，有些基层单位甚至竟任命在 当地落选的县长、乡长候选人为书记职务；有的地方对选民或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当选后，不予承认或不及时给予相应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等。

实行差额选举是搞好选举的关键之一。真正实行差额选举是健全制度，实现选举人意志和提高选举民主程度的重要措施。因为在等额选举中，另选代表候选人以外的人，当选的可能性很小，选民不得不勉强投赞成票，从而影响民主权利的行使。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差额选举，党推荐的候选人也要通过选举，接受选民和代表的选择，从而体现了对人民意志的尊重。因此，真正实行差额选举，有利于加强群众对干部和代表的监督，增强他们的对下负责意识和群众观点，而且还有利于发现和选拔人才，把“人民公认”的人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我们必须按法律的规定真正落实差额选举。对此忧心忡忡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党的领导原则的前提下，在根本不存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执政权的现实条件下，真正落实差额选举，根本不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反而有利于增强政治活力，增强党的生命力。[!--empirenews.page--]

四、适度引入竞争机制

有位宪法学家说过，没有差额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选的差额，也不是真正的差额。

长期以来，竞选被当成资产阶级民主的特有形式而被视为禁区，不敢跨越。诚然，竞选是由资产阶级首先在政治生活中加以广泛运用的，但这并不等于竞选就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事实上，竞争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动力，事物之间缺乏竞争就会丧失生命力。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市场经济本质上说就是竞争型经济，只有竞争才能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以竞争为本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在政治领域适度地引入竞争，尤其是要引入竞选机制。

中国共产党对竞选也并不陌生。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组织搞过竞选，并提倡过竞选。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就对竞选作了专门规定，选举单位“可提出候选人名单及竞选纲领，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止。”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十亿农民经 过十多年基层民主选举的训练，城乡公民目前对在选举中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呼声很高。可以预测，在人大选举制度中适度引入竞选，是今后选举工作的必然趋势。根据条件逐步推行适度的竞选，可以有效地激发选民或代表的选举热情，增添选举活力，拓宽选举范围，提高选举质量，为候选人创造公平竞争的舞台，选出高素质的人民代表和领导干部。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和模仿西方的竞选制度，而应扬长避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竞选制度。

第三篇：人大常委会完善执法检查几点思考(精)

人大常委会完善执法检查几点思考

人大常委会完善执法检查几点思考

执法检查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我国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执法检查作为人大监督的一种形式，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人大执法检查能力跟理论上存在巨大的差距，这

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过分侧重于执法检查形式

地方人大每年进行的执法检查，过早地将执法检查的通知下发到各被检查单位，被检查单位早已习惯了一贯的检查模式，有一套应付检查的经验，有的甚至于检查汇报材料每年也是大同小异，只是在形式上重新包装，工作重点侧重于标语，布置现场，安排检查吃、住、行、礼上，一些执法检查往往是坐在室内听，隔着玻璃看，车水马龙轰轰烈烈，实际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

二、执法检查主体、客体不明确

（一）执法检查主体应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在实际操作中，执法检查往往是两三个部门联合检查，有人大同政府联合组织检查，也有人大同政协联合检查，还有人大同执法部门联合进行检查，这种联合检查混淆了人大法律监督主体地位，使执法部门即被检查对象在一定程序上成为实际的检查主体，人大执法检查变成了执法部门系统内部对下级的检查，降低了人大执法检查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执法检查客体缺失，有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负责实施的主管部门，如工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分别由工会、共青团、妇联负责组织实施，而这些机关不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也不接受人大监督，由于没有明确的执法机关，涉及这些法律实施的执法检查就难以开展，这些法律贯彻实施效果佳。

三、执法检查重点不突出，汇报材料不健全

一是反复检查，同一部法律本级人大要组织检查，上级人大也要组织检查，由于没有时间上的统一布置，一部法律往往要重复检查几次。二是检查法律数量多，没有侧重点，既有县级人大的自查，也有上级人大统一组织的执法检查，一年之中要检查和配合检查的数量很多。三是被检查单位的汇报材料过分强调取得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今后的改进措施更是一笔带过，有的单位则把执法检查汇报当做工作总结，报喜不报忧，所以紧紧从汇报中很难发现问题，一些执法检查在检查前没有开展调研，或者调研的力度不够，不全面了解法律法规的实施的情况，以致执法检查总结检查情况时，只是把被检查单位的汇报材料再加工然后反馈给执法部门。

五、执法检查整改意见没有落实到实处

执法检查后，虽然强调了对执法部门发现问题的跟踪督促整改，但是在执法检查过程中碍于情面，没有将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尖锐的问题全部反馈给执法部门，只是泛泛而谈，针对问题所提的改进工作建议，一般性、原则性、客 套话语比较多，刚性、可操作性的整改具体措施要求比较少，再就是对整改建议提出后，没有一抓到底，对整改情况跟踪督促不够。

执法检查过程既是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过程，也是对法律本身的审视和完善过程，其效果如何直接影响到整个人大的形象和权威，笔者认为，要提高执法检查的实效，要从以下几个环节上下功夫。

一、突出执法检查重点。在我国代表是兼职的，人大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无论从人力、能力和时间上都不允许。因此，人大对“一府两院”的执法检查应有所侧重，一是新近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贯彻执行情况。二是与当前中心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贯彻实施执行情况。三是人们普遍关心而实际比较薄弱的工作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四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

二、规范执法检查形式。一是执法检查尽可能地上下联动进行，上级人大常委会每年执法检查内容应在年初的工作计划中确定，并尽早通知下级人大，以便他们确定检查的内容，与上级人大步调一致，有利于解决问题。采取上下联动的方式组织代表直接参与，有利于充分发挥代表的主体作用。一方面使执法检查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代表的意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基础，另一方面，有助于各级人大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提高执法检查的效果。二是要力戒形式主义，多提倡实事求是，轻车简从，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综合运用座谈会、个别走访抽样调查、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尽可能掌握全面、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把执法检查的过程变为体察民情、反映民意的过程，同时检查组的人员不宜过多，应本着减轻被检查单位负担的方针。

三、突出跟踪检查，督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整改措施

执法检查的目的在于督促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执法检查的过程一般只是发现问题，提出整改的要求，而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执法状况是不是改进了才是执法检查的关键所在，所以，执法检查必须落实到整改上，整改是执法检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最重要的部分。整改的落实情况要限期向常委作出报告，常委会认为必要时可组织力量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逾期不改或整改不力的，常委会可以依法提出质询或组或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拒不整改的领导者，常委会可以依法撤销或罢免其职务。

四、健全完善执法检查制度

一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

执法检查的内容、性质、范围及纠正违法问题的程序、效力、方式、被检查单位的职责、义务及不接受检查的处罚原则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使执法检查活动制度化、法律化。二是完善执法检查的制度，在行政执法部门实施执法责任制，在司法机关实施错案追究制度，各执法单位年初制定执法责任制制度。与政府签订责任状，把执法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做为监督检查的内容之一，把监督人和监督事有机结合起来，强化监督力度，还要督促行政执法、司法部门建立与完善相关的制度，把行政司法人员的执法情况与他们的升迁奖惩挂起钩来，做到奖惩分明，以调动执法、司法人员严格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积极性，通 过执法检查，也可以发现法律法规本自不完善的地方，有利于法律的修改完善和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备。

五、执法检查要与普法教育和舆论监督相结合

人大执法检查不仅肩负着促进法律、法规实施的重任，而且兼有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目的，所以执法检查要与法制宣传教育相结合，使执法检查的过程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执法检查还要与舆论监督紧密结合，充分发挥报刊、电视广播等宣传舆论工具的作用，一方面要加强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强对执法中的好人好事的宣传报道，另一方面，对执法检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进行曝光，选择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披露，以案释法，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具体生动的法制教育。

第四篇：完善乡镇人大制度的思考

完善乡镇人大制度的思考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处在民主政治的最基层，但它的组成人员约占全国各级各类人大代表的80%，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长期以来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愈显突出，制约了其职能作用的发挥。

一、目前乡镇人大建设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建设、改革和发展，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权力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逐步提高和发挥。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是认识不到位，影响乡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

部分干部群众认为乡镇人大就是一年开一次会议，走走过场，也决定不了什么大事。一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把乡镇人大组织的视察、检查和评议看成是挑刺找毛病，忽视监督作用发挥。加之，乡镇人大只有主席1人，力量薄弱，个别年龄偏大，思想上缺乏积极性，有退居”二线”的意识。社会上对乡镇人大的重要性和地位作用认识不到位，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对人大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直接影响乡镇人大作用的发挥，地位的提高。

（2）、是工作开展不平衡。

乡镇党委支持、政府配合好的人大工作开展得就比较好。根据我县情况看，工作开展得好的占三分之一，处于一般的占三分之一，差的占三分之一。有些乡镇平时安排人大主席包村、包项目，还有的安排管后勤，大部分时间搞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搞人大工作时间不能保证。

（3）、是人代会开得不够规范。

大部分乡镇人代会不少于两天的时间不能保证。审议时间、酝酿候选人的时间安排得很少，有些不足两个小时。乡镇人代会要听取和审议哪些工作报告，法律规定比较原则，虽然地方组织法和甘肃省乡镇人大工作条例统一作了要求，但个别乡镇还是不够重视。加之乡镇财政体制变动，财政报告有无必要，认识也不统一。每次人代会都作了决议，但对决议的落实不够到位。

（4）、是受经费制约，正常活动难以开展。

大多数乡镇由于经费困难，难以保证人代会会期，个别乡镇人代会的报告、会议的各种材料没有经费给代表印发，会议时间不够，也是受经费的制约。闭会

期间，代表活动受经费的制约，开展很少。学习资料匮乏，无钱订阅报章杂志，影响代表的学习培训。按规定代表参加会议，参加活动的误工补贴无法落实。总之，经费困难，不仅制约人代会会期无法保证，而且代表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影响乡镇人大作用的发挥。

（5）、是代表素质不高。

乡镇人大代表由于受文化程度、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的限制，素质普遍不高。有的政治责任感不强，认识不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有的把代表看成荣誉称号，缺乏代表意识；有的缺乏最基本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开会从不发言，很难胜任代表职责；有的社会活动能力较差，无法代表广大选民的意愿。由于受代表素质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使乡镇人大职权的正常行使受到了限制等。

二、加强乡镇人大建设的几点建议

（1）实行基层人大代表部分专职化

专职代表制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原理与政治职业化的基础之上，认为专职代表合乎现代社会复杂性、多样性、流动性程度越来越高的要求，能够更有效地代表社会公众进行管理。议员是否专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议员的素质水平、议会的工作效率、监督力度和民主程度。实行专职代表制可以进一步强化人大的功能和作用，强化县乡级人大的监督职能，解决人大代表兼职下的现实困境。实行代表专职化，在受监督、对人民负责的情况下，可以加强代表同选民的联系，使代表更能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做选民利益的代言人。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县乡人大中实行专职代表制十分迫切和必要。因为县乡人大代表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与选民之间容易形成直接的责权和牢固的利益纽带，不但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合法性基础，而且也具有较为可靠的组织保障。县乡人大专职化，面临着财政上的制约，这决定了其现实可能性或可行性较小。但是，困难的存在并不能因此而拒绝制度的改进，其解决办法可以推行相配套的改革措施，首先是大幅度缩减县乡人大代表的名额，合理确定人大代表的数量，使县乡人大变成一个实质性的、精英化的议事机构。要科学地确定代表数量，就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是代表应有广泛的代表性，二是代表数量必须便于开会。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县级人大代表的数量应该不超过200人，乡镇人大代表50人足矣其次是建立离任的专职代表的生活保障和退休金制度，以解决代表的后顾之忧。最后，应建立人大代表的连选连任制度。如果代表能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忠实地反映民意，那么可以在下一届选举中继续担任人大代表。

（2）是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依法搞好乡镇人大工作。

提高全社会对乡镇人大地位、作用的认识。乡镇人大是我国最基层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充分发挥乡镇人大的作用，对于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使全社会了解乡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要依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以及省乡镇人大工作条例的规定，不断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搞好换届选举，选好代表，配备好班子，要选配文化层次高，能力强，群众威信好的干部担任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要按照法律规定，既要选配主席，还要选配副主席1至2人，设专职办事人员，这样才能加强乡镇人大的领导力量。其次，乡镇人大代表和从事人大工作的干部要加强学习、培训，提高政治素质和法律知识水平，熟悉人大工作的程序。第三，要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和完善乡镇人大工作的各项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乡镇人大工作的质量。现阶段乡镇人大从召开会议到组织代表开展活动都很不规范。要从会议的内容、制度方面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符合乡镇人大实际的工作程序，以保证乡镇人大能够完整地履行好职责，要从组织代表视察、检查、评议方面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真正解决人大监督可有可无，监督软化的问题，使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真正的发挥出来。

（3）大力培养选民权利意识及理性参与意识

权利意识淡薄是选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多数选民还没有认识到选举是自己的神圣权利，加之现行选举制度仍然有很强的组织安排的色彩，致使选民的选举热情不高，代表选举缺乏足够的动力。为此，首先要继续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选民权利意识归根结底来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由之而来的利益多样化。市场经济本质上有着对平等、竞争、自主等的诉求，权利意识的产生也根源于对利益的维护和对平等公正的渴求。市场经济带来普遍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促使社会利益日渐多样化、分化，在此条件下，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促使选

民关注自身利益的维护与代言问题，选民的权利意识必定不断增强。其次，要认真对待基层民主实践。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美国的地方分权制度直接产生了民主的诉求，培养了乡镇民主自治的精神，它像一所学校训练公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种培养和训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小事情都没有学会使用民主的老百姓怎么能在大事情上运用民主呢”。“人民插手公共事务，往往会把事情搞得很糟。但是，不扩大人民的思想境界，不让人民摆脱陈规旧套，他们就参与不了公共事务”。同样，我国的基层民主的意义也在于此，以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等体现的基层民主实践必须不断推进和强化，它们都是民主训练的大学校。只有公民在管理自身事务中学会了民主参与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以及民主监督的方法，适应民主的生活习惯以及学会民主的细节与技术后，高层次的大范围的民主实践才更有实践和民情基础。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在于轰轰烈烈的整体推进，而在于一个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个案积累和公民的自觉践行。在现行的文本制度内，遵循个案的渐进的发展方式，可能更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其三，健全法制，切实加强公民政治权利和人权保障。第四次修宪，已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进《宪法》第十三条。承认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对选民权利及权利意识的最好的培养与维护。只有从法律制度上承认并接纳公民的利益诉求，公民的权利意识也才能更好地伸张和维护。

（4）是要不断增强乡镇人大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在体制方面，乡镇党委要重视人大工作，注意协调党委、人大、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一视同仁，着力解决乡镇人大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乡镇政府要摆正位置，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配合支持人大依法履行职责，在经费上、时间上、交通工具等方面给予帮助支持。县级人大常委会要把指导乡镇人大工作摆上议事日程，精心安排，抓好学习交流培训提高，帮助解决乡镇人大工作中业务不熟的问题。作为从事乡镇人大工作的同志，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学会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水平。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与党委的关系。重大问题及时请示汇报。争取党委对人大工作的重视和支持。这是做好人大工作的重要保证。二是处理好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乡镇人大和乡镇政府工作职责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它体现的是法律关系，不是个人行为。人大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政府要注意自觉接受监督，听取意见、建议，认真改进工作。三是要处理好参与中心工作和本职工作的关系。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要搞好本职工作，围绕人大工作的重点，采取开展代表活动，督促人代会决议、决定的贯彻执行，督促办理代表议案、意见、建议等方式，推动乡镇工作，也要积极参与党的中心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要不断探索和吸取乡镇人大工作的经验，丰富代表活动的内容，改进工作方法，不断增强乡镇人大工作的生机和活力，使乡镇人大的地位逐步得到提高，作用得到较好地发挥。

参考文献：

[1] 岳存孝。乡镇人大建设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M]。《人民之声报》2006年第6期三版

[2] 郭立建。完善乡镇人大制度的思考[M]。理论前沿。2008年第十七期

[3] 周青松。论乡镇人大民主建设的路径及其拓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5）

第五篇：关于对完善人大选举制度的几点思

对完善人大选举制度的几点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选举制度又是这一根本制度的基础。1953年我国的第一部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就明确规定了我国选举制度的主要原则，即普遍性原则、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原则、无记名投票原则，具体规定了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从而正式确立了当代中国的选举制度。但从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反右扩大化和“左”的错误严重滋长，尤其受十年**的严重干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了全面破坏，建立在民主和法制基础上的选举制度名存实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把加强人大建设、修订选举法、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提到了重要的义事日程。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的第二部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我国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后又经过1982年、1986年、1995年的三次修改，使我国的选举制度更加完善，如选举的民主程度明显提高、直接选举范围从乡级扩大到县级、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选举方式一律实行无记名投票，以及候选人提名方式所作的很大改进等。

但是，审视我国的选举制度，尚有不少问题，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还有不少距离。马列主义关于人民代表机关选举的基本原则-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民主选举在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不但直接关系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同时也是完善整个人大制度的前提、基础和切入点。

一、要进一步提高和扩大直接选举的层级和范围

长期以来，我国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法。尽管从1980年开始，已把直接选举范围从原来的乡级扩大到县级，但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均由间接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则由多层间接

选举产生。我国人大选举的显著特点也就体现为以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为主。应该说这种做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由我国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决定的，也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这种选举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出来。一是过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不能全面确切地表达选民意愿，有时甚至会歪曲选民意愿;二是靠少数人投票决定当选人，对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造成损害;三是多层次的间接选举必须模糊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责任关系，削弱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使选民难以对代表实行真正的直接监督。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急需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广大人民能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就需要不断完善选举制，当前最关键的就是要及时提高和扩大直选制的应用层级和范围。这既是理论上的依据，也有客观上的需求，更有实践上的经验。首先，它是马列主义选举理论的一贯要求。马列主义关于选举的民主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真正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并且认为新型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比资本主义议会更民主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是真正选举产生的。列宁说过“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选举法，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才是真正的委员会。”(注：《列宁全集》第18卷，第273页。)列宁还说过：“从人民专制论的观点看来，首先必须切实保障充分的宣传自由和选举自由，然后召开真正全民的立宪会议，这个会议应当通过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产生，应当掌握全部权力，即完整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应当真正体现人民专制。”(注：《列宁全集》第9卷，第181页。)可见直接选举是列宁强调的真正民主原则之一。

其次，过去一直强调的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民主意识落后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等因素不应当成为限制提高扩大直选层级和范围的正当理由。尽管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比较落后，但我国并不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经过五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等条件，已普遍提高，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也已日益增强。再用经济、文化、民主意识落后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等因素来限制直选层级和范围已显得过时。前苏联在1936年就开始实行从乡村及市苏维埃起到最高苏维埃止的直

接选举。那时他们的经济、文化也非常落后，至少要比我们现在落后许多，而且幅员极为辽阔。印度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与我们差不多，经济、文化等条件比我们更落后，但印度在1935年就开始了省议会议员的直接选举，1947年一独立后就立即推行全国范围的直接选举。尽管前苏联和印度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它们的经验至少可以说明，直选制和普选制不必完全拘泥于经济、文化等条件的限制，关键还在于组织和选举技术。

第三，我国公民已基本具备比较完全的直接选举的知识和经验。因为我国农村和一般城镇，乡级直接选举制已运行了45年，县级直接选举制也已运行17年，在有下辖区的一些城市，区级直选制也已推行45年，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也已搞了10多年。那么多年的直选已使广大公民积累了比较完备的选举知识和经验。目前，城乡公民对提高和扩大直选层级和范围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无疑为今后更高层级更宽范围的直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认为，提高和扩大我国直选层级和范围的各方面条件均已日趋成熟。目前我们完全可以在两点上取得突破。一是将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省级。除了上述的理由外，主要是因为我国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平均人口为3800万左右，平均面积为30万平方公里。这大体相当于英国等中等国家的规模。若按单名制和人口标准划分，每选区人口大致为9万左右，规模也与英国等国家的选区相当。可见，省级直选制的推行在空域和人口规模上是完全可行的，而关键在于解决组织和技术上的问题。二是要推行乡、县级行政首脑直接选举制。对此，经过10多年基层民主选举实践的农村公民呼声尤为迫切。当然，这关系到修改选举法等有关法律。

二、进一步完善修选人的提名、介绍方式

代表候选人或国家机关候选人的提名是选举中的又一重要程序。候选人提名过程是否民主，直接关系到整个选举的民主实现程度。1979年尤其是1980年以来，通过对《选举法》、《组织法》的修改，过去那种“上面定名单，下面划圈圈”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是在候选人的提名、介绍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按选举法规定，选民或者代表联合提民的代表候选人，政党、人民团体提名的候选人，具有完全平

等的法律地位。可在实际操作中，却并非如此一些地方的。近几年，选民或代表联合提名现象不断增多，但党组织往往以非组织活动为名，采取多种措施，减少或消除联合提名活动。这些措施主要有动员或劝说被联合提名的候选人放弃提名;动员或劝说参与提名的党员代表撤回提名，使之不符合法定人数而自然失效;在以上两者都无效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党组织还采取突然宣布人代会休会或延期召开，或对当选的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当选后不予以确认等方式来实现自己的选举意图。上述种种做法，无论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要求来看，还是从人民代表大会本质而言，都是不可取的。邓小平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曾指出：“党要有意识地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注：《邓小平文选(1938-1956)》，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可以肯定，随着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不断提高，今后选民或人民代表联合推荐候选人的现象必将大大增加，甚至会超过政党或人民团体提名候选人，这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也是选举民主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只要程序和步骤合法，就不应予以指责和干涉。事实上，“联合提名”候选人的出现，可以弥补党组织推荐候选人时可能出现的差错，使得上述两种候选人展开合法的竞争，从而使各级人大选出更优秀更合格的代表或国家机关领导人，同时也能促使党组织在推荐候选人时更加严格、认真，推荐出更好的候选人。

在改善对候选人的介绍方面，应采取多种方式介绍、宣传候选人。那种不向选民或代表散发候选人的简历，不作情况介绍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让选民或人民代表充分了解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工作业绩、从政态度、参政议政能力及工作规划等。如在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中，我们不但可以公布名单，利用公报、广播、黑板报、电视、报级等多种方式作间接介绍，还可以由选举委员会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当面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还可以允许候选人直接走访选民，宣传自己的从政态度和主张。总之，增进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有助于选民按自己的真实意愿投票，减少盲目性。

三、把差额选举真正落到实处

作为一种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差额选举自1979年实行以来，不仅在县乡换届选举中得以“兑现”，而且在选举省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一府两院”领导，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时也得以落实。1979年，经过对有关法律的修改和制定，我国开始实行人民代表和省以下行政首脑的差额选举。尤其是1986年修改地方组织法时，明确规定了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选举的差额幅度，即人大常委主任、秘书长、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乡、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区长、副乡长、副镇长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至三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去操作。尤其是对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实行差额选举还比较稀少。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仅有12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主任，8个省的省长，15个省的法院院长和11个省的检察院检察长实行差额选举。可见我们还没有把差额选举真正按法律要求予以落实。即使在差额选举中，违法选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在代表和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差额选举中，搞“暗箱”操作，甚至公开或半公开地安排差选，有些基层单位甚至竟任命在当地落选的县长、乡长候选人为书记职务;有的地方对选民或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当选后，不予承认或不及时给予相应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等。

实行差额选举是搞好选举的关键之一。真正实行差额选举是健全制度，实现选举人意志和提高选举民主程度的重要措施。因为在等额选举中，另选代表候选人以外的人，当选的可能性很小，选民不得不勉强投赞成票，从而影响民主权利的行使。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差额选举，党推荐的候选人也要通过选举，接受选民和代表的选择，从而体现了对人民意志的尊重。因此，真正实行差额选举，有利于加强群众对干部和代表的监督，增强他们的对下负责意识和群众观点，而且还有利于发现和选拔人才，把“人民公认”的人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我们必须按法律的规定真正落实差额选举。对此忧心忡忡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党的领导原则的前提下，在根本不存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执政权的现实条件下，真正落实差额选举，根本不会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反而有利于增强政治活力，增强党的生命力。

四、适度引入竞争机制

有位宪法学家说过，没有差额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选的差额，也不是真正的差额。

长期以来，竞选被当成资产阶级民主的特有形式而被视为禁区，不敢跨越。诚然，竞选是由资产阶级首先在政治生活中加以广泛运用的，但这并不等于竞选就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事实上，竞争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动力，事物之间缺乏竞争就会丧失生命力。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市场经济本质上说就是竞争型经济，只有竞争才能促进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以竞争为本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在政治领域适度地引入竞争，尤其是要引入竞选机制。

中国共产党对竞选也并不陌生。早在延安时期，我党就组织搞过竞选，并提倡过竞选。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就对竞选作了专门规定，选举单位“可提出候选人名单及竞选纲领，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止。”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十亿农民经过十多年基层民主选举的训练，城乡公民目前对在选举中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呼声很高。可以预测，在人大选举制度中适度引入竞选，是今后选举工作的必然趋势。根据条件逐步推行适度的竞选，可以有效地激发选民或代表的选举热情，增添选举活力，拓宽选举范围，提高选举质量，为候选人创造公平竞争的舞台，选出高素质的人民代表和领导干部。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和模仿西方的竞选制度，而应扬长避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竞选制度。你好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