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体制改革论纲[余文唐]（5篇可选）

第一篇：法院体制改革论纲[余文唐]

法院体制改革论纲

——法院组织法修改的宏观建议

余文唐

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现行的法院组织法所存在的弊端也逐渐地显露出来。这些弊端突出地体现在司法地方化、行政化以及官僚化等方面，并且已经严重地妨碍了司法统一、独立、公正、效率价值的实现。因此，法院组织法应该尽早地予以修改甚至可以说这是刻不容缓的事。而修改的宏观要领，我们认为应当是通过理顺法院的对外关系、上下关系与内部关系，革除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监督行政化和法官级别官僚化等流弊，从而建构司法统一、审判独立而又符合我国国情、具有自己特色而且能够确保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顺利实现的现代化法院体制。

一、理顺对外关系

作为统一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院，应当是自成系统而且体现司法权的国家性质。因此，必须理顺其与系统之外相关部门或权力的关系，着力解决司法权力地方化的问题，以使法院能够自主、司法能够统一。基此理念，那种主张法院只管审判，其他的事务重归各级司法行政管理机关辖管的看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值得探讨的主要是这样三类改革方案：即“两套法院”方案，“司法区域” 1 方案，“人事财政”方案。这些方案各有可取之处，且各方案中仍存在不同的设计。从总的方面来说，笔者认为方案的最终选择应当是在保证司法能够自主统一的同时考虑我国的政体、国家结构形式以及改革的物质成本与观念上的可接受度。

（一）“两套法院”方案。该方案的要旨是在我国设臵各分三级的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两者互不隶属，但当事人对地方法院的初审判决可以选择向中央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该方案的优点在于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干扰、保障司法的相对统一性，又能发挥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解决司法财政的央地分担问题。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为“单一制”而非如美国那样的“联邦制”，而“单一制”国家的司法权是应当归国家统一拥有的。设臵央地两套法院虽有美国等联邦制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但似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不相吻合。而且地方法院仍要受地方政权的直接控制，只要存在地方利益，它们受到地方势力的干扰也就在所难免，因而也就不能确保地方法院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审判权。

（二）“司法区域”方案。这一方案主张打破现行地方法院设臵与行政区域相统一的格局，重新划定跨地区的独立司法区域，以此来纠正司法的地方化、排除严重的地方保护对司法的干扰。这种改革对于克服地方化司法而言应该说是彻底性的，但是其改革的物质成本和观念冲击却是巨大的，恐已超出目前我国政权与公众对改革在物质及观念等方面的承受力。而且这种完全与地方政权隔绝的自闭式司法机构设臵，在给司法带来独立的同时也势必使其陷于孤立。在没有地方牵制而上级法院管理又鞭长不及的 2 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监督的真空化而使下层法院成为“独立王国”，进而导致司法腐败的加剧。

（三）“人事财政”方案。本方案试图通过法院的人事、经费中央化与法院化来克服司法地方化的难题。目前该方案内存在“中央统辖”与“上提一级”等多种设计。笔者主张按照法院事务类别及其重要程度，在人事财政方面采用“中央统辖”与“垂直领导”区别制。具体地说，就是法官职务的任免权与法院经费的预算权由中央统辖；法院其他人员包括法官助理的任免、人事的行政管理、经费的具体开支以及案件执行等其他行政性事务实行法院系统垂直领导；地方党委和人大有权监督法院工作，但这种监督不同于现行的监督，它应当只具有间接效力即通过把监督情况上报和向法院通报而起作用。这种改革的成本比较低廉、政权和公众的接受度也可能较高，同时既能防止司法地方化又不导致司法自闭化，应该说是一种较为可取方案。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中央统辖”，不仅仅是指最高法院统辖，还包含法官任免、财政预算法定程序所涉的中央党、政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的权力；且系统垂直领导中的法院党组织同样也体现党的领导。因而这种“人事财政”方案并不违反党管干部和人大任免法官的原则。当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基层法院众多，且其对诉讼案件没有终审权，可以考虑对基层法院的人事财政采取“上提一级”方案或由省级辖管，以减轻中央的负担。

（四）“人事财政”方案还需解决的问题是：实行该方案对法院的院、庭长怎么任免以及最高法院之下的法院应当向谁作工作报告？严格地说，法院的院、庭长职务应该属于行政职务，应当 3 按行政职务的任免程序进行任免。除最高法院外，其下级的法院院、庭长应当在法院行政人员垂直领导的体制下进行而由上一级法院任免。但由于此种行政职务含有对审判工作的管理权力，因而必须兼具法官资格与职务，而法官资格与职务则应以中央统辖（基层法院的依相应的辖管制度进行，下同）的程序先予解决。致于工作报告方面，则可以是下级法院逐级向上级法院报告，最后由最高法院统一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当然，为便于地方人大对法院行使监督权（间接），下级法院院长也应向同级人大通报工作情况，接受人大的质询、评议。

二、理顺上下关系

每个法院都处在法院系统内的一定层级之中，因此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在这方面，需要着重解决的是审判监督的行政化问题。尤其是在法院人事、财政等实行垂直领导的体制下，必须注意避免混淆行政管理上的层级关系与案件审判上的监督关系。

（一）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应当区分为性质各异的三种类型：一是如前所述的法官职务任免权和法院经费预算权在归中央统辖的体制中，应由最高法院行使法官任免审核报请权以及财政经费分配划拨权，其他相关法院在这方面只能是受最高法院委托或指令履行协助收集相关材料及其报送义务，此为中央统辖关系。二是垂直领导关系。该类关系只应限于除中央统辖关系之外的其他人事任免、日常人事管理、经费的具体开支以及司法执行工作等行政性事务范围之内。三是审判监督关系，包括审级监督与再审监督二种。

（二）审级监督在当今的国际立法例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三审终审制，这是绝大多国家所采的立法例；第二种是二审终审制，我国现行的审级制度为此立法例，俄罗斯等为数不多的国家也采此例；第三种是混合终审判，即区分案件的不同类型分别实行一审终审、二审终审和三审终审制，我国解放初期也曾实行这种审级制度。应该说，三种审级制度各有长短，关键在于是否适合各自的国情。根据我国地广人多以及对司法效率的追求等现实情况，笔者的看法是我国还是以保留目前的二审终审制为宜（非讼案件除外）。至于不公正的生效裁判之纠正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和完善再审制度予以解决。实际上即使是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国家，在三审的案件范围和提起条件方面也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并非一律三审终审。

（三）再审监督与审级监督均为审判上的监督，要使再审监督具有实效，应当改革现行的以同一法院自审自监为原则的再审体制，改革的方向应为上移一级再审。即再审申请一律向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出，由其审理且为终审；同时与举证时效制度相适应，除因新发现证据的再审外只应当是法律审。这样，一方面能够克服自审自监中的监督虚化和随意性等弊端，保证再审的实效与公正；另一方面也可起到类似于三审终审的一些作用，满足当事人对上级审的欲望而收到息诉服判的良好效果。另外，之所以只限于上一级法院再审而不是现行的只要是上级法院均可指令再审或提审，是为了维护审级秩序，同时也为避免因“指令”而带来的“先定后审”的弊端。

（四）在理顺上下级法院审判监督关系方面，还应当明确规 5 定禁止目前的诸如以业务指导名义批复下级法院在审判方面的请示，以及以案件效率或质量名义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案件的督查、评查等行政化审判监督的实践做法。这些做法实质上是对审判独立理念的严重践踏。更有甚者，现实中还有一种与审判监督的纠错主旨相违背的评查，如专门针对二审改判案件进行评查。这种基于对改判不信任的案件评查，尽管可能收到其他方面的良效，但其在司法导向上所产生的后果却是相当可怕的。它将使二审法官不问是非曲直而更乐意于维持原判。如此必然导致二审虚化，无异于取消二审。只有对此等审判程序外的行政性审判监督和具有约束力的批示明确规定予以禁止，代之以调研性的案件调查和由国家法官学院等非权力机构的咨询指导，才可防止上述不良后果的发生，使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判监督关系纳入审判程序而更加符合审判规律。

三、理顺院内关系

一个法院内部不同机构或人员之间的工作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经常。因而要建构现代化的法院体制，理顺院内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在院内关系方面，当前普通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管理机构重复、臃肿，比重过大；审判业务庭的设臵不合理、不规范；合议庭审判的形式化，实际上是在摆样子、走过场。此外，审判序列的等级过多、存在严重的官僚化也是其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应当整合管理机构，降低其比重。具体构想是设臵“一院三委”：（1）院长办公室。由院长直接辖管，成员为副院长。副院长作为院长的工作助手与参谋，直接向院长负责。另外可设1-2 6 名工作人员，处理院长办公室的日常事务。（2）审判管理委员会。由研究室为办事机构，辖管各审判庭以及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执行部门（含法警队）、书记员室。（3）队伍建设委员会。以政治部为办事机构，辖管政工人事、教育培训、纪检监察、宣传信息及材料综合等部门。（4）物质保障委员会。以后勤处为办事机构，辖管财务、装备、档案、文书打印等部门。各委员会由副院长1人任主任，成员为各所辖部门负责人。其中审判管理委员会体量较大，可视情分为并列的审一委和审二委甚至审三委，由前者辖管刑事审判和司法执行。

（二）审判业务部门应当按所辖的案件性质予以拆并或分立。可设立案庭、刑事庭、民事庭、家事庭、商事庭、行政庭，最高法院应另设与专门法院相对应的审判庭。现有的知产庭（民三庭）和一些法院设立的房地产庭、军人家属庭等应当并入相关的审判庭。家事审判与一般民事审判应有诸多差别，比如隐私保密、着重调解、职权取证、处分限制等均是其诉讼程序特质，应当从民事庭中独立出来，并把在审判方式上与其相类似的少年审判纳入该庭。而现有的审监庭，可把其职能分归相应的各其他业务庭而不再单独设臵。基于前述关于再审案件由上一级法院审理的主张，这种再审职能分归各庭的做法，并不会导致“审监合一”。

（三）审判组织形式只应是合议庭和独任庭两种，并且应当大幅度扩大独任庭的适用范围。现行作为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的审判委员会，其对案件判决行使决定权有悖直接审理、连续审理等审判程序规则，与审判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原则以及回避制度也相背离，并且由于其组成成员（委员）上的原因等难保审 7 判公正，也影响审判效率，因而应予以撤销。其原来的一些职能如审判经验的总结等可由研究室行使，与审判相关的重大决策权（并非裁判权）也应归入审判管理委员会及院长办公室。而独任庭的适用范围应该是：除了一、二审中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再审案件，以及高级法院一审案件和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均为重大案件）外均可适用独任审判。其中的疑难复杂案件需要组成合议庭审判的提请权在于案件主审人，审查决定权在庭长，而是否属重大案件则由审判管理委员会主任决定。当然，这里的独任审判与现行的适用简易程序的独任审判不同，独任庭除简易案件的审理外，对普通案件仍应按照普通程序审理。

（四）在审判序列的官僚等级方面，除了审判委员会外，还表现在庭长列席合议以及庭长、分管院长对法律文书的审查签发，新近又多了一层选任的审判长。这些做法均有悖于法官审判独立原则，应该通过建立法官与法官助理分离并且只有法官可以审判案件的制度，统统予以废止并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此外，现行法官法规定的法官等级，以及法院组织法中的关于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的应由院、庭长担任审判长的规定，均含有浓重的官僚色调，导致合议庭审案中的法官不平等。笔者对此的主张是，同一层级的法官可以有行政职务上的级别差异，而在法官等级上应当是一样的；在合议庭审案中应当是谁主审谁为审判长。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法官之上除法律之外无上司”。

为叙述方便，上面主要就普通法院系列的体制改革进行探讨，而我国的法院存在统辖于最高法院的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两大系 8 统。对于专门法院的体制改革笔者的建议为：一是专门法院应当都如军事法院设立专门高级法院；二是专门法院除军事法院外，不应由其所在的行政机关（地方或系统）辖管，以保证司法权的统一；三是目前尚不宜设立宪法法院，因为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法院只能在涉及宪法的司法适用方面有所作为，无权进行违宪审查，即使将来有此项权力，也只应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四是行政审判由于案件数不多，也尚无把普通法院中的行政庭分离出来设立行政法院的必要，倒是应当借鉴美国的做法设立专门的贸易法院来专辖涉外贸易案件兼辖其他涉外民事案件的审判。

[作者单位：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9

第二篇：论婚内侵权赔偿的司法可得性[余文唐]（推荐）

论婚内侵权赔偿的司法可得性

——基于现行法律制度的辨思①

余文唐*

[内容摘要]因家庭暴力引起的婚内侵权赔偿诉讼请求，是否被我国的现行法律所允许？在此问题上，不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界，也不论是婚内侵权赔偿制度的反对者还是主张者，都普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法律误读。这种误读主要体现在误认为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否认婚内侵权赔偿制度，并且停留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不得请求分割共有财产的传统认识上。而实际上，婚姻法并无对家暴的婚内侵权赔偿作出规定，不存在排斥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赔偿规定适用于婚内侵权赔偿的问题；相关司法解释也只是针对婚姻法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作了反面解释，同样没有否认基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而提起的婚内侵权赔偿请求；可以根据物权法的新规定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方式进行婚内侵权赔偿，但婚内侵权赔偿诉讼中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以足够赔偿为限。最后的结论应当是：离婚损害赔偿与婚内侵权赔偿这两个制度，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并行不悖；家暴受害人可以基于婚姻法或民法通则规定，在离婚损害赔偿与婚内侵权赔偿之间作出择一请求。

[关 键 词]家庭暴力婚内侵权赔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竞合择一请求 完整的婚姻侵权赔偿制度，应当包括婚内侵权赔偿和离婚损害赔偿两大类。②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理想追求，更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立法、司法的鲜活实践。而在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本可以涵盖并适用于该两种赔偿。但在现行婚姻法规定离婚赔偿后，是否排斥了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在婚内赔偿上的适用？对此持肯定结论的论者相当之多，而* 作者系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研究室主任。联系电话：***；电子邮箱：ywt0207@163.com；通讯地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东园东路市法院；邮政编码：351100。

① 学者们关注与论争的焦点集中于家庭暴力引起的婚内侵权赔偿问题，司法实践遇到的也主要是这方面的诉求。故本文以家庭暴力引起婚内侵权赔偿为视域，然其意义并不限于此。

② “婚内侵权赔偿”与“婚内赔偿”在本文通用，“离婚损害赔偿”与“离婚赔偿”亦同。

且不论是婚内赔偿制度的反对者还是主张者皆然。尤其是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出台后，这种认识更是得到普遍强化。于是，因家庭暴力而提起婚内赔偿的起诉每每被驳回，完善婚姻法中的婚姻赔偿制度和修改相关司法解释的呼声迭起。同时，基于婚内不得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传统认识，在如何克服这一“阻碍”上，论者们提出婚内判赔离婚执行、通过调解而以协议方式或者借鉴国外非常财产制宣告而改定财产制等诸多设想与建议。那么，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或框架下，婚内赔偿制度是否真的被否认？婚内是否真的不得分割共有财产？婚内赔偿与离婚赔偿这两个制度究竟是不是并行不悖？笔者在法谚“使法律和谐的解释是最好的解释”的鼓动下，试着对前述问题进行辨思，以期从司法论或解释论上寻得合适的答案。

一、关于所涉法律规定的相互关系

与家庭暴力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主要涉及婚姻法第46条、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8条。①对于三者的关系，许多论者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法律冲突，主张按照立法法已作规定的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规则，适用特别规定。具体地说就是：其一，否定婚内赔偿的论者往往基于婚姻法否认婚内赔偿的误识，认为在是否允许婚内赔偿上婚姻法与民法通则存在冲突，应当适用婚姻法的特别规定；其二，主张婚内赔偿的论者基于与否定论者同样的误识，但认为婚姻法规定与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相冲突，应当优先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特别规定。本文认为，前述观点起码存在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误解婚姻法规定和误用特别优先规则。

婚姻法并无规定家暴的婚内赔偿，而无规定不等于否定。这里起码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以规定离婚赔偿来否认婚内赔偿；二是因为民法通则已有侵权责任规定而无须另行规定。① 该三法条分别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究竟立法本意为何，这是很难探究得清的。法律解释的实践证明，在这方面往往是见仁见智、各说各理。更何况即使探明了立法本意，按照主客观相结合解释论尤其是目的解释论的主张，也要考虑甚至需要基于现实社会而作出“与时俱进”式的妥当解释。既然婚姻法对婚内赔偿没有作出规定，也难以或不宜仅仅以探求立法本意来确定婚姻法对婚内赔偿的态度，那么就不应该妄言婚姻法与民法通则在婚内赔偿上存在法律冲突。至于婚姻法与妇女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的关系，不仅存在着和婚姻法与民法通则之间同样的问题，而且就连两者中谁为一般规定、谁是特别规定都难以判断得清，那就更加无从谈起两者之间的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冲突和特别规定优先规则的适用。况且即使基于婚姻法否认婚内赔偿这一前提，也推不出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及优先适用妇女权益保护法的结论。因为后者只是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离婚赔偿诉讼不也是民事诉讼吗？根据什么非得说其中的“民事诉讼”指的是婚内赔偿诉讼？①所以，依笔者之见，在婚姻法对婚内赔偿并无规定的情形下，与其先推测或假想其否认婚内赔偿，再基此而运用法律冲突规则拒绝民法通则相关规定适用于婚内赔偿，不如实在一点，就基于其对婚内赔偿没有规定，而适用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更为妥当。

其实，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适用关系不仅有两者冲突时适用特别优先规则，还有特别法无规定时适用普通法的规则。也就是说，一般规定虽然在特别事实中没有适用的余地，但其在符合其构成要件的普通事实中仍然能够得到适用，此即所谓一般规定所具有的“备用”功能。正如A·H·特拉伊宁所指出的：“特殊构成，对于类的构成来说，是所谓占优势的。因

②之所以一般规定具有这此，类的构成似乎是为了在特殊构成没有概括的场合留作备用的”。

种“备用”功能，这是因为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均为有效规范是两者之间适用效力比较的前提，两者之间只有适用上的“优先”与“劣后”之分，而无效力上的“有效”与“无效”之别。换句话① 可以考虑这样一种思路：《妇女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民事诉讼”，应理解为既包括离婚赔偿诉讼，也包括婚内侵权诉讼，因为它并无作出只限于那种诉讼的限定。

② [前苏]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4页。转引自陈兴良主编：《刑法新罪评析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说，特别规定优先规则中的“优先”，只是表明在两者发生冲突时，特别规定优先适用于一般规定，并不发生处于“劣后”位序的一般规定无效的法律后果。两者冲突时如此，无特别规定时则更是如此。基此，基于婚姻法没有婚内赔偿的特别规定这一实际情况，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于婚内赔偿，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样，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婚姻法第46条、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8条这三个规定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冲突。

二、关于相关司法解释的准确理解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第29条第2、3款，是被许多论者视为证明婚姻法否认婚内赔偿的一个权威而直接的依据。因为这些论者认为，该司法解释明确地否认了婚内赔偿。例如，有论者写道：“《婚姻法解释一》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婚姻法》第46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直接排除了无过错方配偶对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行为的过错方配偶提起婚内损害赔偿的权利。受害人要请求损害赔偿，只能提起离婚诉讼，通过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方式来实现赔偿请求。当同一事实具备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时，《婚姻法解释一》采法条竞合学说，按照特别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的规则，在涉及到夫妻间人身损害赔偿关系问题时，优先适用《婚姻法》而排斥了《民法通则》。”①然而，果真如此吗？笔者对此仍然心存疑虑。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第29条规定第2、3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仔细研读可以发现，该司法解释用的是“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依据该条规定”。也就是说，“不① 范李瑛：“婚内损害赔偿与夫妻共同财产制冲突的协调”，http:///xsmsldetail.asp?nid=397&cid=0200000000。

予支持”和“不予受理”的关键原因，是当事人提起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为婚姻法第46条。法律之所以适用于某个事实，正是因为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相符合；法院之所以支持某种诉讼请求或受理某个起诉，正是因为该诉讼请求或起诉与其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定相吻合。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是离婚损害赔偿，适用它的重要条件是家庭暴力等四种过错行为“导致离婚”。“导致离婚”是过错行为的结果，而且必须是现实的结果而非仅仅是“可能”或“危险”。只有这种结果确实发生，才能“基于”或“依据”婚姻法第46条支持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而被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导致离婚”的结果没有真正发生；“不起诉离婚”，更是不符合“导致离婚”的要件。概而言之，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予支持”或“不予受理”，是“基于”或“依据”婚姻法第46条的“不予支持”或“不予受理”，也就是基于当事人请求不符合该法条规定的“导致离婚”这一要件。

依笔者之见，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第29条第2、3款规定，只是针对婚姻法第46条所进行的反面解释，并没有涉及民法通则等其他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将其简化或换一种表述，就是：“只有家暴等造成离婚结果的，离婚赔偿请求才可以予以支持；没有造成离婚损害结果的，离婚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从受理角度说，就是：“只有提起离婚诉讼，才能受理离婚赔偿请求；没有提起离婚诉讼，不能受理离婚赔偿请求。”可见，该司法解释只涉及离婚赔偿，并无涉及婚内赔偿。因而也就不存在“采法条竞合学说，按照特别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的规则，在涉及到夫妻间人身损害赔偿关系问题时，优先适用《婚姻法》而排斥了《民法通则》”的问题。当然，勿需讳言，该司法解释也不是无可挑剔。比如，其第3款规定就很容易使人只关注婚内赔偿，疏忽其中的“依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进而产生婚内赔偿请求被禁止的错觉。如果将其稍加改动，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依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单独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那么就不会再有前述的法律误读了。

第三篇：莆田调解衔接工作的主要做法[余文唐]

莆田调解衔接工作的主要做法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文唐

莆田调解衔接机制创立于2005年9月，已形成独具特色的司法ADR“莆田模式”。鉴此，最高法院多次在我市召开多元解纷机制改革的全国性会议，进行工作交流与经验推介。2009年8月该模式被中央列入全国七大维稳先进典型之一，并由中宣部统一安排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加以集中宣传报道。该模式的基本框架即“多元衔接”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多元解纷机制改革的主流方向，其中的“效力确认”更是成为《人民调解法》和新《民事诉讼法》的一大亮点。今年4月份，我市法院又被最高法院确定为诉调衔接机制改革试点法院，我们正在按照最高法院试点工作总体方案有序地推进试点工作。下面，从下列“四抓”工作来介绍我市调解衔接及试点工作的主要做法：

一、抓机制完善

莆田调解衔接机制自创立至今，可以将其区分为基本机制、延伸机制和拓展机制等三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基本机制。2005年9月机制初创时，调解衔接机制的基本框架为组织网络衔接、工作制度衔接和调解活动衔接等“三个衔接”，其中的调解活动衔接为“两调解一确认”，即委托调解、协助调解和效力确认。2006年9月，将诉前调解、调解指导纳入，形成“三调解、一确认、一指导”这五项基本内容。诉前调解在我市法院的实践中原指由法院附设的调解机构（司法ADR机构）在案件起诉后至立案前组织当事人所进行的调解；今年试点工作推进后，诉前调解也包括委派调解。

二是延伸机制。包括刑事和解、行政协调和执行联动三个子机制。该三机制在2006年9月已纳入调解衔接机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刑事和解原来只是通过刑事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从而对被告人予以从宽处理，接下来将按照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行政协调机制有“四协调工作法”，包括

1、服务性协调：平时协力做好沟通平台的搭建、协助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重大决策前的风险评估；

2、衡平性协调：诉中注重程序衡平、实体衡平和情理衡平；

3、修复性协调：判后强化司法建议、判后回访和信访化解；

4、协作性协调：非诉执行试行委托实施、协助执行和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随案监督。执行联动主要包括行政协调中的非诉执行协作性协调和协助执行和等内容。

三是拓展机制。包括最高法院试点工作总体方案中规定的“两无一评估”机制，即：无异议协议确认、无争议事实记载和中立评估。这是我市调解衔接机制未包含的全新机制，试点工作推进后我们正在重点突破，尚未取得明显成效。不过，我市法院从2007年10月开始实行法院提前介入突发性、群体性纠纷化解的做法，即由资深法官向纠纷双方及相关党政相关部门提供纠纷化解的法律标准和预测案件进入诉讼的裁判结果，促进危机事件的及早化解。我正在考虑将其以“法官诉前裁判评估机制”加以总结规范，作为中立评估的一个变异类型来抓好抓实。

二、抓平台搭建

要搞好调解衔接工作,必须抓好工作平台的搭建。在平台搭建方面，包括这样三个内容： 一是成立领导机构。即由当地政法委牵头的调解衔接（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统一领导和协调衔接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辖区内大调解工作的部署、督查和协调工作；今年扩大诉调衔接机制改革试点法院后，按照最高法院总体方案的要求，我市两级法院内部又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诉调衔接机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二是建立工作站点。即在全市所有乡镇（街道）和矛盾纠纷比较集中的部门、行业设立的调解衔接工作站，在工作基础比较好的基层单位、行业协会、村居（社区）中设立的调解衔接工作示范点，在偏远山区、海岛渔村依托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设立的委托收案和巡回调解点。调解衔接机制被中央列入全国维稳先进经验后，我们对调解衔接工作站点进行巩固、提升和拓展:

1、2010年以来，针对一些村居调解力量薄弱、调解工作成效不大的实际情况，一些县区尝试建立“多村（居）合一”的调解衔接工作站；

2、为因应交通事故一路攀升的现实状况，加大在交警部门设立的调解工作站点的建设和工作力度；

3、针对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的现状，在全市推行劳动争议诉调裁衔接机制；

4、针对医患纠纷难以化解的特点，法院主动协助市、县（区）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卫生行政部门建立“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并对医患纠纷的调解及时予以指导；

5、鉴于我市外来务工人员较多而由当地调解人员调处涉及外来工的纠纷效果往往不太理想的实际，建立“外来务工人员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站”，工作规则和职业道德准则，完善工作制度。并且根据充实调整的特邀调解员、聘任调解员和修改充实的相关制度，及时更换触摸屏内的名册内容，优化名册管理制度。

四、抓工作管理

调解衔接工作要出成效，工作管理不可缺位。我们对调解衔接工作的管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纳入全市综治平安考评。莆田调解衔接机制最初由法院主导而创立和推行，2007年后纳入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考评，并作为全市性的重要工作列入莆田市“十一五”规划。至今，调解衔接工作和试点工作仍然作为全市大调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大调解办每个季度对全市各县区包括基层法院的调解衔接工作及试点工作进行督查与评比，每年还组织一次综合性检查督促，形成书面材料向市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并予以通报。季度评比和年终检查结果，列入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考评。

二是强化法院内部工作管理。法院内部形成调解衔接及试点工作的管理网络：

1、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作为法院内部调解衔接及试点工作的管理中心；

2、指定一名院领导分管调解衔接及试点工作，下辖调解衔接工作办公室、审判管理办公室和研究室，以便统筹试点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3、各相关分管领导和业务庭庭长，负责分管范围内或本系统调解衔接及试点工作的落实；

4、调衔办负责试点工作的具体落实，协助本级“大调解”办公室共同推动试点工作的开展，及时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汇报试点工作情况；

5、纳入司法统计和审判管理，审管办每月对试点工作予以通报。

三是做好衔接工作调研指导。在调解衔接机制创立和推行的过程中，中院研究室作为具体指导部门，负责调解衔接工作的文件起草、工作调研、经验总结和业务指导等工作。试点工作开展后，研究室被指定为试点工作的专门机构之一，除了参与试点工作的管理外，同时负责试点工作的调研指导工作，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总结推广试点工作经验，确保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注：2012年12月6日至7日，最高法院司改办在海南琼中召开《诉调对接工作指南》编写工作座谈会，本院被指定在会上作诉调对接工作经验交流。本文系在该交流发言的基础上整理充实而成。

第四篇：生态公民论纲范文

生态公民论纲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1-20 15:59:00 ] 作者：杨通进 编辑：studa0714

摘 要：生态公民理论是20世纪末环境政治学、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兴话题。笔者首先简要介绍了斯廷博根和多布森的生态公民理论，继而从生态文明视野的角度阐述了生态公民的四个重要特征：生态公民是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

关键词：公民身份；生态公民；生态文明；世界主义

Abstrac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eory has become a branch of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since the end of 1990s.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eories articulated by Bart van Steenbergen and Andrew Dobson, and then ex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ur important features of it.The author argues tha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is the citizenship with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 cosmopolitism, and ecology.

Key words: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tizenship;ecological civilization;cosmopolitism

一、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起

加拿大学者金里卡和诺曼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话题是社会正义，80年代讨论较多的是社群与社群成员身份，而90年代政治理论的焦点则是公民和公民身份。[1]英国学者斯廷博根也认为，公民、公民权利与公民身份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社会难题和问题，如贫困、族群认同、跨国移民、女性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等，似乎都可以通过公民身份的视角富有成效地加以分析。[2］1西方学术界的这种研究氛围也蔓延到了环境政治、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领域。生态公民问题逐渐成为这些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从生态公民理论角度探讨环境保护问题的论文和著作相继发表和出版，成为环境政治学、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景观。①

斯廷博根于1994年发表的“迈向全球生态公民身份”是较早探讨如何理解生态公民之意涵的重要文献之一。在该文中，斯廷博根分析了理解生态公民概念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扩展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认为，公民身份问题主要是一个权利享有者资格的问题。根据自由主义公民理论的这一逻辑，我们可以把权利享有者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后代人以及动物。例如，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就认为，动物（至少是高等哺乳动物）和人一样，也是生命的主体，是内在价值的拥有者，因而，它们和人一样，也是基本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的拥有者。把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未来后代，这是权利扩展运动的又一个成功范例。但是，把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和非人类存在物，超出了正统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应用范围，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我们如何能够以及应该在这方面走多远，这将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2］167

第二种模式是扩展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认为，公民身份不仅仅是一个权利和资格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公民的美德、责任和义务的问题；公民的首要特征是对共同体的认同、忠诚、责任与义务。根据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生态公民身份意味着这种责任向自然世界的延伸。”[2］167共和主义的生态公民理论强调扩展责任范围的重要性；它要求人类把自身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自然的进化。

第三种模式是扩展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主义的生态公民身份理论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与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综合，既关注生态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更强调生态公民身份的全球维度。斯廷博根认为，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全球生态公民。第一种是作为全球改革者的生态公民。这种生态公民强调环境问题的全球维度，承认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局限性，并认识到全球合作与联合国体制对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他们主张改革现有的国际关系，加强并改善联合国在解决全球事务方面的功能与职能。全球改革者把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增长作为中心目标，认为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就能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因而，作为全球改革者的生态公民具有明显的技术乐观主义特征。第二种类型的生态公民是地球公民。如果说全球改革者关注的是对全球环境的管理与控制，那么，地球公民关注的则是对地球的关怀和关爱。地球公民强调地球作为养育者、作为栖息地、作为生命之根、作为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地球公民是对地球充满感激之情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在斯廷博根看来，扩展权利主体范围的模式“是否富有成效是值得怀疑的”，而扩展责任范围的模式似乎是更富有成效的。扩展责任范围的生态公民模式试图在参与的基础上与自然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但是单纯的责任扩展模式也是不充分的，只有把以参与为核心的责任观念与强调关怀地球的地球公民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建构起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态公民理论。[2］173

英国学者多布森教授的《公民与环境》是迄今最为系统地探讨生态公民理论的学术专著。该书的“导论”说明了研究生态公民理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第一章“走向后世界主义”，从全球化的非对称性影响出发，分析了“对话型世界主义”和“分配型世界主义”的局限，并指出了走向后世界主义的必要性。第二章“公民身份的三种类型”，分析和说明了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与后世界主义的公民理论的主要特征（表1）。第三章“生态公民”，详细阐述了多布森教授所理解的“后世界主义生态公民理论”的具体内容。第四章“自由社会的环境可持续性”，探讨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环境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中立性是否相容的问题。第五章“公民、教育与环境”，从自由主义角度为英国政府把“生态公民教育”纳入普通高中必修课程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和说明。

多布森所理解的生态公民是后世界主义公民的典范。生态公民理论拥有后世界主义公民理论的所有特征。首先，它强调责任而非权利，而且，这些责任不是互惠性的。因而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责任与自由主义公民理论和公民共和主义公民理论所理解的责任迥然有别。后两者所理解的责任主要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互惠性的责任。其次，生态公民理论认为，不论是在公共生活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人们都应遵循某些公共的道德规范，因为人们在私人领域的行为（如家庭的消费模式与个人的生活习惯）会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则认为，公共的道德规范只适用于公共领域，不适用于私人领域。再次，生态公民理论认为，美德是公民身份的核心构成要素。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只要求公民遵守法律，认为美德对于自由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虽然强调美德的重要性，但它所理解的美德主要是古希腊人所理解的美德，例如勇敢、正直、节制、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等。这些美德与军事活动有一定的联系，具有明显的阳刚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美德主要是公共领域的美德。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美德（如公正、关怀、同情等）既包括公共领域的美德也包括私人领域的美德；这些美德是阴柔性的，与军事活动无关。最后，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所理解的公民主要是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公民则是超越了国家界限的所有人。由于其他的生态公民与我们自己并不一定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因而生态公民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公民。作为生态公民，“我们不仅对彼此是陌生的，而且对彼此的生活地点以及生活年代都是陌生的”[3］106。因此，生态公民是世界公民。

《公民与环境》一书的另一独特之处是，根据“生态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概念来理解生态公民之责任和义务的具体内容。生态足印指的是我们在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时所消耗的生态空间（ecological space）。生态空间既包括我们所消耗的物质产品的数量，也包括需要用来吸收废物的自然空间的数量。我们可以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平等分配的原则来确定每一个人或共同体可以合法享有的生态空间的总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足够的、与他人同等的生态空间。多布森认为，从全球范围的角度看，生态空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人们留下的生态足印也是有差别的，因而，生态公民所负有的生态义务也是有差别的。“只有这样一些人才负有生态公民的义务，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占有了生态空间，以致妨碍或损害了现在和未来的其他人追求他们的重要目标的能力。”[3］120由于一个人留下的生态足印会影响到其国界之外的其他人和未来的人们，因而，一个人对其他国家的人和未来的人都负有道德义务。多布森指出，生态公民的义务不是对称的。“如果我的生态空间超过了可持续的规模，那么，我的义务就是减少我的生态空间。要求某个在生态空间方面处于赤字状态的人也相应地减少他的生态空间，这是荒谬的。”[9］120-121同样，生态公民的义务也不是无限的。“生态公民之负有生态公民的义务，乃是由于生态空间的不公平分配。一旦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得到校正，生态公民的义务也就停止了。”[10］121要具体地测算和平等地分配每一个人可以合法地拥有生态空间的数量，虽然具有一

定的操作难度，但是生态空间的概念确实为我们确定生态公民的生态义务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科学标准。

二、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公民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经济模式是生态经济，这种经济把人类的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生态文明的政治结构以普遍人权和全球正义为基础，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基本需要之满足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主义取向。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助手。生态文明的有机自然世界观突显作为整体之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自然是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突现关怀、责任与和谐的价值，倡导理性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

这种全新范式的文明不会自发地出现。它的出现离不开那些具有强烈责任感和生态文明意识的现代公民的自觉追求。具有生态文明意识且积极致力于生态文明之建设的现代公民就是生态公民。生态公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基础。只有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公民意识中加入生态公民的新元素，并在器物（技艺）、制度和观念层面系统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最终才能由理想变成现实。

作为生态文明的主体，生态公民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第一，生态公民是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的公民。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和国家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本质特征。拥有公民身份即意味着拥有了获得某些基本权利的资格。权利不仅为作为个体的公民提供了自主的空间，还为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提供了一道保护性的道德屏障，使得个人能够免于他人或国家的干涉或伤害。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及其合法性基础。由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基本权利的合法拥有者，因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被称为普遍人权。人权的范围是逐步扩展的。第一代人权以政治权利为主体，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安全权等；第二代权利以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主体，包括福利权、工作权和教育权等；第三代权利以集体权利为主体，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与环境权等。根据对人权扩展历程的这一理解，环境人权是第三代人权的重要内容。

环境人权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日益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质量而逐渐被人们所认可的一项新的权利。197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发表的《东京宣言》，首次建议把“人人享有不损害其健康和福利之环境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有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次年，欧洲人权会议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也将环境权作为新的人权加以确立。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再次确认：“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环境意识在全球范围的普遍觉醒，环境人权已经成为一项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共识，并逐渐被落实到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法以及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

作为一项全新的权利，环境人权主要由实质性的环境人权与程序性的环境人权构成。实质性的环境人权主要包含两项合理诉求：一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能够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环境善物（如清洁的空气和饮用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居住环境等），二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不遭受危害其生存和基本健康的环境恶物（环境污染、环境风险等）的伤害。程序性的环境人权主要由环境知情权（即知晓环境状况的权利）和环境参与权（即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两个部分组成。明确认可并积极保护自己和他人的这些环境人权，是生态公民的首要特征。

第二，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不是只知向他人和国家要求权利的消极公民，也是主动承担并履行相关义务的积极公民。《人类环境宣言》在肯定人类对满足其基本需求的环境拥有权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形式上看，生态公民负有的特定义务有三类：一是遵守已经确立的环境法规，二是推动政府制定的相关环境法规，三是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主动实践生态文明的各项规范。从其性质上看，生态公民负有的义务具有非契约性（不基于公民之间的利益博弈）、非相互性（对后代的义务不以后代的回报为前提）、差异性（那些对环境损害较大的人负有较多的义务）等特征。

生态公民还是具有良好美德的公民。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与公民个人的行为密不可分。单个地看，公民的许多行为（如高消费）既不违法也不会对环境构成伤害。但是，这些看似无害的行为累积在一起，却导致了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公民如何约束自己的这类行为，主要取决于公民自身的道德修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但是，公民在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却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公民的消费方式对商家是否选择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有着重要导向作用。因此，对环境保护来说，公民的消费美德以及私人领域的其他美德（如节俭）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政府的环保措施是有限的，环保法规的制定也比较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需要采取主动行为，积极参与环保事业。这种参与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各种民间环保活动，二是推动政府加快环保立法。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离不开美德的支撑。

在创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现代公民不仅需要具备传统公民理论所倡导的守法、宽容、正直、相互尊重、独立、勇敢等“消极美德”，还需具备现代公民理论所倡导的正义感、关怀、同情、团结、忠诚、节俭、自省等“积极美德”。生态公民的这些美德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得以创建的前提，也是这些制度体系得以良性运行的润滑剂。公民如果不能养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美德，生态文明即使能够建立起来也难以长久地保持下去。

第三，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大都具有全球性质。环境问题的根源具有全球性。许多国家（特别是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都是由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引起的。发达国家的消费取向和外交政策往往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环境污染没有国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全球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其他国家的配合与协作，单个国家的环保努力不是劳而无功就是事倍功半。因此，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全球治理的形式。

全球治理的实现需要以全球意识的觉醒为前提。全球意识的核心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一种强调每一个人的平等价值、突现对每一个人的义务的价值观念。世界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之间的团结、平等和相互关心，突现对全人类的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西方传统的人类共同体观念，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都是世界主义理念的不同表现形态。(注： 具体参见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和赫尔德的《世界主义：观念、现实与不足》（赫尔得、麦克格鲁编的《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强调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平等的道德价值，强调平等地关心和尊重每一个人，强调优先满足基本需要，逐渐成为全球政治和伦理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国家边界在法律和道德上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全球公民身份的挑战。国家或民族的界限不再是权利和责任的边界。

在世界主义看来，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基于我们共同的人性，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类共同体。成为这个或那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这只是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所决定的偶然事实；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存在，这才是一个更为基本和更为重要的事实。在确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时，国家界限并无决定性的道德意义。作为整体的人类才应当是我们认同的首要对象。[4]因此，世界主义强调个人之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强调人类成员之间的价值共享、相互尊重、普遍义务、彼此关心和团结互助的重要性。它要求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负有义务的同胞来看待，并承担起作为世界公民所具有的促进人类整体福利的责任。

生态公民清醒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维度。他们不再把国家或民族的边界视为权利和责任的边界，而是在世界主义理念的引导下积极地参与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世界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之间的团结、平等和相互关心，突现对全人类的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倡导全球民主与全球正义。具有世界主义理念的生态公民不仅关心本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且积极地关心和维护其他国家之公民的环境人权，自觉地履行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积极推动本国政府参与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一方面直接参与各种全球环境NGO（非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致力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

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是全球公民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不平衡、不对称的进程。政治的全球化往往落后于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给全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尚未得到全球政治的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将有效地弥补全球政治的不足，并对跨国公司不关心全球环境的行为构成有效的约束。全球消费者手中的货币是引导跨国公司最重要的“选票”。强大的全球环境NGO是推动和引导各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重要博弈力量。因此，具有世界主义理念之生态公民在全球市场和全球政治博弈中的选择和承诺将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第四，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健全的生态意识是准确的生态科学知识和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的统一。生态科学知识是生态意识的科学基础，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意识的灵魂。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人们才会有足够的道德动力去采取行动，自觉地把生态科学知识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价值观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发动机和牵引器。

整体思维和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意识的两个重要特征。整体思维要求人们从整体主义世界观的角度来理解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能依赖单纯的技术路径。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创新，更需要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相应变革。环境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环境破坏问题，它与贫困问题、和平问题、发展问题等密不可分。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构成了复杂的“问题群”。对于这些问题群，必须采取综合的治理措施。环境保护所涉及的也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也涉及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只有同时调整好这三种关系，环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整体主义世界观还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各部分之间保持着复杂的有机联系。人类对生态系统之整体性、变化性与复杂性的认识和了解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在干预自然生态系统时，必须要遵循审慎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要为后代人的选择留下足够的安全空间。

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意识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根基。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文明。人类依赖自然提供的空气、水、土壤和各种动植物资源而生存。现代科技虽然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直接依赖程度，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这一基本前提并没有改变。神奇而美丽的自然还能抚慰人类创伤的心灵，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满足人类的求知欲望。对于这样一个养育了人类的自然，现代公民应怀有感激和赞美之情。

尊重自然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并维护自然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尊重自然的前提是认可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既不对自然顶礼膜拜，也不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臣民和征服对象，而是把自然当作人类的合作伙伴。尊重自然的理念与环境人权并不矛盾。人们对之享有权利的对象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的部分构成要素以及自然提供的部分“生态服务”。作为整体的自然不是任何人的财产，不属于任何人。因此，对环境人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的所有者。相反，人类只有尊重自然，保护了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环境人权才能最终得到实现。

总之，具有上述特征的生态公民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得以建立并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生态公民的培养当作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加以重视。



参考文献：

［1］WILLKYMLICKA,WAYRENORMAN.Return of the citizen:a survey of recent work on citizenship theory［J］.Ethics, 1994(104):352.

［2］斯廷博根.公民身份的条件［M］.郭台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

［3］DOBSON A.Citizenship and the environment［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4］辛格.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M］.应奇,杨立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71-181.

第五篇：心理学论纲

心理学论纲

在古代的印度和中国，各大宗教的思想家通过对经典的微言大义加以诠释和组织建立了一系列体大思精的形上学体系。在近代中国，这一古老的思想传统因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获得了新生。以唯识学的观念诠释儒家原典《周易》，熊氏成功地将作为东方思想之两大支柱的儒学和佛学结合在一个浑然天成的理论系统之中。概而言之，新唯识论以为

作为本心的纯白之意在沾染感性经验的客尘后即迷以逐物，由此将思绪湍飞的内宇宙混同于森然万象之外宇宙；本心一旦与经验记忆相合即生“辟”与“翕”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势用:辟势表达为发动意识行为的隐微的意向性，翕势则显示为赋予纯白之意以形质的理性阀限；只有即流行而识主宰，于迹象而证真常，方可领略本体寂而能化。静而谲变的复杂面相。冯特以来的现代心理学之主流注重观察者与观察物的分离，而传统的东方心性论只以观察者的主观内省为依归——前者主要研究普通的心理现象，后者则大量涉及特殊的宗教经验。作为东方心性论之大成，新唯识论的整个理论系统象是结合著精神分析学的人格结构学说进行现象学的心理描述——由灵明悟性所体验的本体浑然至善，不同于情欲沸腾之“伊德”，故而可为个人灵魂解脱的依据；而解释意识行为的翕辟成变论又兼摄意向之张与理性之敛，较之纯任辟势的意向性学说更为严谨周密。我将尝试以西方心理学的的形式改造新唯识论，进而以之为核心将这一独特的思想体系扩展至文科的其他分支领域。

在弗罗伊德之前，崇尚理性的西方思想界一直倾向将忆想思维的醒位视为自我的本然状态；与之不同，东方人在《易传》和《奥义书》的时代即已意识到醒位只是更为原始的熟眠位在结合经验记忆之后的异变形态。在无梦的熟睡中，“我”回到了闻见未染。思维断灭的原初状态；此时，作为本心的纯白之意因蜕去感性经验的外壳而呈现本来面目，只以无知之知证会无相之相。寂然不动的主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醒觉之后，“我”即依止外在闻见和先前意识以历时顺序熏染而成的经验结构展开思活动--清醒状态下的意动深受经验理性所含藏的翕势之牢笼。思之时犹如心灵之眼的内自我实为感性经验隐含的五识之见分在意识宇宙所投射的幻影--它认同外在的五识身，从而凭藉经验记忆计度分别种种名相及其实指。形象的感性经验属于时空之中的个体生命，而抽象的名言符号则属于包含无数跨越时空之个体的文化生命——在忆想思维的过程中，后者必以前者为依托。“我”所以能在思考时熟练地使用“房屋”这一名言是因为个人的经验记忆含有不计其数的楼房屋舍的具体印象。外在的五识身须以意志克服肉体的惰性才能站立起来，而作为五识见分之幻影的内自我亦须以相同的意志克服精神的惰性才能展开忆想思维。就寝之后，随著支撑五识身之意志的消失，伸张的辟势终于挣脱翕势的约束--当此之际，“我”犹如松弛的弹簧，开始在自动力用的牵引下进入光怪陆离的梦境。意识清醒时，主体每以情节完整的事件为记忆的单元；职此之故，在全整的经验结构解纽的梦幻中，意动的惯性总是自然而然地接著偶尔呈现的念头编织可为“我”接受的故事情节。这是当事人向自己讲述的故事，所以“我”时常作为主人公出现于形形色色的梦中——主角为第一人称的小说似乎源于相同的心理机制。梦境呈现时，辟势极度膨胀，但仍受制于先前的梦幻内容。经验记忆的抽象理路以及与当下意念密切相关的记忆片段。梦中之“我”误以先前的梦幻内容和与之相衔的脱序的记忆片段为全整的经验结构，故而总是执幻为真，将心意识变显得虚无飘渺的境相认作客观实际。一旦苏醒过来，君临全整的经验结构的主体即刻证知梦之为梦。

本心犹如蕴含丰厚的种子，由经验记忆之滋养发育成长，形成因人而异的人格气质。多血质的人翕辟二势均甚强旺——辟势始终居于主导，在与翕势和谐互动的过程持续产生敏锐而灵活的应变心智。胆计质的人则辟势强而翕势弱，意向之张与理性之敛难以协调和合。是故主体时常因外部刺激而失控，爆发短促而激烈的情绪反应。作为心理活动之理性阀限的翕势在外倾性气质中处于被动的客位，而在内倾性气质中则进据能动的主位。黏液质的人翕势强而辟势弱，理性的过度抑制造成保守闭锁的心态。表现为性格内向，对外部刺激反应迟钝。抑郁质的人一如多血质的人翕辟二势均甚强旺——只是翕势居于主导，不断引诱辟势逆向发用。反映在心理活动上则是沉郁而深刻的情绪反应。就个人心智发育而言，幼年时代辟盛于翕:此时，内心浑沛的意蕴使“我”耽于幻想，不务实际；而言谈举止则天真浪漫，无所绳检。理性的抑制力随著经验的累积日益成长，到了成年时代一变而为翕盛于辟:当此之际，“我”遇事每能深思熟，斟酌利害；而言谈举止则老成持重，不逾规矩。幼童所以长于记忆是因为纯白之意黏附感性经验与意识内容的能力较之外敷经验结构之意为强，成人所以长于理解则由于以名言为载体的抽象思维须以经验记忆所含具体印象为依托。形象的“花卉草木”乃个体生命之记忆，而抽象的“花卉

草木”则为文化生命之记忆。芸芸众生皆由语言文字之视听濡染外在的文化意蕴，而唯有人类中的天才方能经深刻的内心体验与文化生命融为一体，进而使之生发全新的意蕴。成人凭其经验理性懂得只有以意志节制童稚的冲动才能获取长远的利益。这追逐个体利益的“理性心态”在有著千百年历史的文化生命看来可能仍然无异童稚的冲动。文化生命先是以内化于心的道德观念

告诫它的成员勿妨群体福祉，如若无效则只能以代表其意志的礼法令加以节制。

我们对翕辟成变的机制已有粗略的认识，若欲深入探究内宇宙的奥秘就唯有具体分析意识层面变化密移的心所或心数。心所依其性质可分为意指对象明确型与意指对象缺如型两类——前者包括妒、谄、讹、乔(做作)、惊、惧、忧、疑、悔、喜、怒、爱、恶等十三数，后者则包括苦、烦、痴、羞、惭、哀、乐、贪、悭、谦、傲、懈怠、精进等十三数。

妒数:认同外在五识身的内自我自觉有与某公争锋的某种资格，而实际表现却不如对方，遂将自伤之感转化为怨憎意指对象的情绪。妒数翕辟二势均甚强旺。

谄数:内自我出于自利的目的思忖应如何讨好意指对象——“谄”指心态而非行为。此数呈现时主体浮上下意识表层的经验结构，是故翕势炽盛，完全牢笼了辟势。

讹数:自我思量应如何掩盖真相或歪曲事实以欺瞒意指对象，从而使自己获得利益。此数翕辟成变的机制略同谄数。

乔数: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将不可告人的动机加以掩饰以缓和内心的紧张与不安--这不可告人的动机多属违背社会公德的利己心思。乔数翕盛于辟一如谄、讹二数。

惊数:与个人经验理性相矛盾的信息突然呈现，使“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强烈震动。此时，翕势的突发性紊乱造成辟势急剧收缩，由此生发短促而强烈的心理反应。

惧数:主体对意指对象危害自身的可能感到紧张。辟势因“我”之不安开始向内收缩，而心理反应的强度较之惊数则有所不及。

优数:主体因自身或与之相关的人事前景难侧而感抑郁不安。此数翕势较盛，压迫辟势向内收缩，而心理反应的强度较之惧数则有所不及。

疑数:“疑”常与“惑”联用，实则含义略有不同——内自我感到记忆中的特定状况或与事实不符为“疑”，而对特定状况是否属实把握不定则为“惑”。此数翕盛于辟，与思量之相相伴而生。

悔数:“我”对以往错误决策造成的后果深以为憾，但愿时光倒流，能有机会重新作出抉择。此数翕辟成变的机制略同忧数。

喜数:主体由意指对象感觉轻松快意为“喜”。当此之际，伴随辟势之伸张，内自我忽然解脱了翕势造成的凝重氛围--因伸张力度不同而又“稍喜”、“大喜”之别。

怒数:主体对意指对象宣泄强烈不满为“怒”。当此之际，辟势借助发作之势突破了理性的抑制阀限--因发作状况不同而有“愠怒”、“狂怒”之别。

爱数:指内自我将依恋之感倾注于特定的意指对象，与喜数之区别在于前者无我而后者有我。此数一旦呈现，主体即可领略辟势和缓伸张带来的难以言传的温暖之意。

恶数:指内自我对意指对象怀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拒斥心理。此数一旦呈现，主体即可领略与辟势收缩相伴生的某种近乎生理反应的不适之感。

苦数:心意未遂引发某种类似味觉之苦的抑郁情绪，其形状平缓而持久。此数之辟势因所愿为翕势否决被迫收敛，使得主体深感不适。

烦数:内自我因难忍记忆中的特定情境而不安于位。此数之翕辟二势相互讦格，由此破坏了各自稳定的性状。

痴数:内自我因精神过于专注而对外界信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数翕势甚盛，而生发者仅为经验结构的某一狭小区域。

羞数:对人际交流有恐慌感，“我”希冀能在闭锁的环境里单人独处。羞数呈现时，辟势在翕势的引诱下向内和缓收缩。

惭数:因良知的谴责而不安于位，“我”直有无地自容之感。羞。惭二数之区别在于前者对人而后者对己。惭数呈现时，辟势在翕势的刺激下逆向伸张。

哀数:念及自身不幸的际遇，内自我不由得兴起强烈的自伤之感。哀数的成因是辟势逆向伸张造成下意识深层的波动。

乐数:瞬间解脱经验理性的束缚，内自我感到了难以言说的精神上的松弛。乐数的成因是翕辟交运的紧张状态由特定的因缘忽然化为乌有。

贪。悭二数:主体对记忆中不属己有的物事执著不舍为“贪”，对为己所有的物事执著不舍则为“悭”。前者之辟势在翕势的引诱下向外伸张，后者之辟势则在翕势的压迫下向内收缩。

谦。傲二数:主体对自己的评估低于实际为“谦”，高于实际则为“傲”。前者之辟势因文化教养之裁抑向内收缩，后者之辟势则由自然本能之激发向外伸张。

懈怠。精进二数:“我”当困乏之际即随松弛的意志进入休眠，而在神旺之时则由凝聚的意志苏醒过来——这一生理特征在清醒状态下表现为一对相反相成的心所。翕势所含惫怠懒散之根性在前数中引诱异化为内在意志的辟势持续松弛，而在后数中则激发其不断增强。

最后探讨的是信仰。认知。艺术创作及审美等人类基本的精神活动的心理机制。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通常包括创教者。经典。信众三个有机层次，在经典与信众之间或者尚有作为其媒介的僧。创教者以独特的人格塑造了宗教信仰的原初形态，这意蕴浑沛的精神生命在其肉身羽化后即依托经典长存天壤，成为千千万万信众确立正信的依据。当真诚的信众由经文之指引证会创教者不死的生命时，他们开始因内心的感动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最原始的“我”融入这玄妙莫测的意蕴中，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的满足。在宗教系统中，信众并不总是被动的接收者，有时也作为能动的一方参与信仰的塑造。比如，佛教的观音和天主教的圣母在各自宗教的经典中并不突出，但因信众对于母爱的心理需要而分量陡增，一跃而为地位尊崇的主神。在信仰兴起之际，伸张的辟势煽起人们追求真知的热情——对教义的执著不可避免地导致派别的纷争和新宗的创生；而当信仰衰弱之际，凝敛的翕势则造成求同存异。不求甚解的风气——社会人心因像法的流行变得理智圆滑而无所执著。信仰源于对下意识深层本心的体验，而认知则无法脱离表层的经验结构。认知行为发生时，“我”必专注于特定的经验记忆并以名言的形式对隐含其间的问题加以思索——实质是在下意识的意蕴中寻求与之对应的所以然之理。是故认识的真伪不仅系于记忆所储相关信息的可靠程度，而且还与思维的过程中翕辟二势的强弱密切相关。炽盛的翕势使“我”思周全，由此避免了错误的出现；强旺的辟势则使“我”灵感泉涌，时能开拓全新的思路。就认知方式而言，文理两科即因学术性质的差异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鸿沟。理科的进步端赖实验观测的成果——肉眼可视空间的超越带来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信息，而翕势日新月异的更新则使得辟势不得不被动地随之发用。感性经验永远居于无可争议的裁判地位，“我”之论断未经自然或人为之“客观实际”的检验便不得认以为真。与之不同，文科所研究的是与人之类存在紧密相连的人文现象——唯有当其中的文化意蕴融入本心时，遍计所执之“我”才恍然大悟，理解了问题的实质所在。若以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处理文科问题，则人文精神必然沦为一如自然现象的死物。文科在性相上似乎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而与后者较为邻近。没有什么比艺术创作更适于表现人类的精神自由。当“我”沉浸于创作的迷狂时，辟势挥洒自如地借用经验记忆的素材变现出令记忆感到陌生的美妙意境——并未赋闲的翕势则麻醉了自己清醒的意识，只以恍惚记得的经验印象的条理帮助搭档合理布局。可以说真正的艺术创作总是一方面超越了生活的经验而在另一方面又不违生活的常理。艺术创作乃本心之外在显扬，艺术鉴赏则为本心之内在体验。主体在感知艺术作品的外观时必然驻于下意识表层的经验结构，而当生起美感之际已由它所体现的文化意蕴回到了自己无思无为的内心深处——这一过程发生于刹那之间并且一再重复，使“我”得以不断重温返朴归真的精神快感。“美”作为高尚的精神享受从不拒斥较之低级的感官享受——带来感官愉悦的未必同时带给“我”美感，但带给“我”美感的却往往同时带来感官的愉悦。唯有具备高度文化修养的灵魂才能与意蕴深厚的艺术作品发生相互之间的精神交流--此即普通所谓审美经验。（好范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