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宗族组织

第一篇：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宗族组织

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宗族组织，严厉打击非法宗族活动的若干规定

江西万载县两个宗族因墓地起纠纷，当地政府反应迅速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械斗。随后，政府决定多管齐下取缔“已对基层政权的稳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构成重大威胁”的宗族组织，同时清理全县的宗族祠堂。

这一做法引起很大震动，村民提出异议，有的人甚至联想起了40年前的那场运动。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如何看待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出现的宗族复兴？如何正确处理宗族问题？当地政府的行政能力正面临考验。

在重修完族谱十余年后，株潭镇亭下村的张氏宗族终于有钱修建祠堂了。他们将村民所居的一所危房拆掉，每人筹款百余元兴建了“张氏祺公祠”。祠堂刚刚建好，祠堂内的神龛上依次摆了历代宗亲的灵位，两个石狮也被安放在了祠堂门口。而他们没想到，一项取缔宗族组织、清理祠堂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于全县开始了。

张姓村民说，4月28日上午，株潭镇和万载县的十几位政府工作人员突然来到祠堂，要把这里改为“文化活动 中心”。他们把祠堂门上的牌匾和神龛上张氏的祖宗灵位全部带走了。第二天，政府工作人员再次现身，这一次他们用树干将祠堂内用砖石砌成的神龛捣毁。

他们最初让村民自己动手，但村民没有答应，他们就自己来了，嘴上说着：“我们动你的神龛，别人动我们的。”

村民们相信他们没有说谎，这些政府工作人员所属宗族的祠堂也正面临同样的命运。江西省万载县近年来随着宗族势力的复兴，各乡村的大姓几乎都重修或新建了自己宗族的祠堂。而如今，它们都将在短时间内变为“文化活动中心”或“农民夜校”。所有的宗族组织也在一夜之间被“查禁取缔”。

政府最终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4月26日，丁、龙两姓险些因墓地纠纷引发宗族械斗。万载县委、县政府开始多管齐下，打击各乡镇日渐抬头的宗族势力。这场运动被当地政府认为是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篇：棠村镇依法取缔非法办学工作措施

棠村镇依法取缔非法办学工作措施

一、约谈。

根据县依法取缔非法办学工作会议精神，镇取缔非法办学领导小组安排非法办学举办者、所在村委支书、小学校长到镇政府会议室进行约谈。一是传达上级取缔非法办学的会议精神，二是讲明镇取缔非法办学的态度和决心。

二、成立监督领导小组

为了取缔非法办学，镇政府成立了依法取缔监督领导小组。纪委书记关华任组长，成员有中心学校校长、徐庄村支部书记、路庄村支部书记、中心学校成职教负责人、徐庄村小学校长、路庄村小学校长。并指定徐庄村支部书记、路庄村支部书记在学校开学期间，守在学校门口，劝告学校家长不要送学生到非法办学点上学。

三、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如果以上两种措施仍不能阻止非法办学招收学生，镇政府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一是封门，二是拉学校的桌子凳子等可用物品，坚决予以取缔。

第三篇：棠村镇依法取缔非法办学动员会会议记录

棠村镇依法取缔非法办学动员会会议记录

时 间：2014.8.10 地 点：镇政府会议室

主 持 人：张 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参加人员：关 华（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闫三林（派出所所长）

杨从俊（工商所所长）

梅德宏（民政所所长）

梁雪光（中心学校校长）

杨 峰（徐庄村支部书记）

杜新敬（路庄村支部书记）

赵悦红（中心校成职教负责人）记 录 人：赵悦红 会议内容：

1、关书记：A、通报县依法取缔非法办学会议精神； B、宣读棠村镇取缔非法办学领导小组名单。

2、张镇长：A、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B、强化领导，明确职责； C、真抓实干，确保效果； D、注重方法，讲究艺术。

3、参加会议人员表态发言： 闫三林：按照县会议精神，结合棠村实际，听从党委政府工作安排。

杨从俊：把取缔非法办学当作目前的中心工作来抓。

梅德宏：一切按党委政府指示办，尽快取缔我镇的非法办学。

梁雪光：按照镇党委政府的工作安排，首先做好宣传工作，及时与非法办学者进行沟通，确保非法办学工作顺利完成。

第四篇：工商公安联手出动依法取缔非法宣传

工商公安联手出动依法取缔非法宣传

2010年5月15日上午，向阳工商所接到子午路泒出所协查电话，声称在向阳工商所辖区1小区蓝精灵歌舞厅有人在非法销售保健品。向阳工商所执法人放弃休息日立即赶到蓝精灵歌舞厅销售现场，对当事人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当事人在保健品宣传单上使用医疗用语，违反了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向阳工商所执法人员依法对其经营的保健品进行查扣。目前，此案正在调查中。

马婵娟朱志军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七日

第五篇：中国农村宗族组织研究综述

本科生专业文献综述

目:

名:

院:

业:

级:

号:

:

中国农村宗族组织研究综述

徐云松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学

社会41班

2214121

李义波

职称:

讲师

2007年 06月 29日

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制

题 姓 学 专

班学

指导教师

中国农村宗族组织研究综述

社会学专业 徐云松

指导老师 李义波

摘要：地缘与血缘关系在中国农村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农村基本上是由地缘与血缘组织起来的社会。而正因为这两者的存在，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宗族组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研究了百余年，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本文在列举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各家观点异同的同时，从现有文献入手，对当代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农村宗族组织的研究状况、主要成就作一综述。关键词：农村宗族组织；复兴；宗族功能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es to study the

summary Student majoring in Sociology

Xu Yunsong Tutor

Li Yibo Abstract: The reason and the blood relationship relations occupies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basically is a society which organizes by the place reason and the blood relationship.But because of these two existences,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which organizes for the patriarchal clan, has provided the essential condition.When studies the Chinese question, the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ation w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which was unable to avoid,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has already studied in this aspect for more than hundred years, has yielded the extremely significant result.This article in enumerates 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results, compared with various view poin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t the same time, obtains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rganizes the research condition, the main achievement to the contemporary near for 20 year our country countryside patriarchal clan to make a summary in particular.Key words: The countryside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es;Revival;Patriarchal clan function

宗族是在历史的变换中形成的组织严密、结构完整、制度完善的民间组织，这一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遭受到毁灭性打击，而正是在这次创伤中，宗族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其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宗族组织在全国各地普遍复兴。如何看待村落宗族组织在农村中的作用与影响，不仅关系到人们对村落宗族的态度，更关系到人们对农村、农民的态度，关系到人们对农村现代化的认识与把握。

一、农村宗族组织 关于农村宗族组织的资料非常多，众多学科都对其有过不同程度的探悉，不仅时间跨度大，研究的侧重点还各有不同。下面，笔者将就国内外关于宗族组织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按时间顺序作一简单的说明。

二十世纪初我国学者偏重家族史的研究，如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潘光旦的《中国家谱学略史》、孙本文的《晚近中国家族制度之变迁》、杨再芳的《论中国家族制度之演变与其家庭组织的相关性》。之后中国有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这两本著作在中国有着标志性意义。比费孝通早些时候的二十年代，美国学者库普就根据其在广东凤凰村的调查，写出了《中国南方乡村生活》一书，对中国宗族组织的表现与功能做了初步的研究。1935年，陈礼颂在乡村调查的基础上写成《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研究》，展示了三十年代广东潮汕农村社会生活的画面。1955年，日本公开出版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此书对我国北派人类学调查和著述的影响是深远的。五六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分别推出了《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两部专著，系统论述了中国宗族组织的社会经济功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恢复宗族问题研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冯尔康的《中国宗法社会》、王思治的《宗族制度浅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1987年华英国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的《宗族·种性·俱乐部》一书出版。作者对比了中国、印度、美国这三种文化，指出“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中国人最重要的集团是宗族”，并从比较的角度概括出中国宗族组织的外婚、单系共同祖先等一些特征。[1]23-24九十年代初，钱杭、谢维扬对江西泰和农村进行了考察，著有《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书，对泰和农村的普遍重建宗族组织的原因、状况、影响作了系统的论述。1996年杜赞奇的《文化·权力·国家》一书在我国翻译出版，书中《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一章详细论述了1900年至1942年间华北农村的宗族情况以及宗族与村庄政体、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孙秋云、崔榕于1996年初至1998年对湖北的宣恩、来凤等土家族聚居区的宗族活动进行了调察，发表了阶段性报告《宗族文化与社区历史》。1998年美国学者艾尔曼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一书翻译出版，该书论述了晚清时期常州今文派与常州宗族的关系，在沟通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对当时常州的宗族情况进行了叙述。

关于农村宗族组织的定义虽然各家学者的表述不太一样，但在内容上基本差别不大。借用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的观点，宗族一般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一、男性血缘系统的人员关系；

二、以家庭为单位；

三、聚族而居或相对稳定的居住区；

四、有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领导人，进行管理。[2]李锦顺，章淑华在《农村宗族：内涵扩散、特质及其未来》一文中对宗族组织下如下定义：宗族基本上是按男性血缘世系或近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严密或松散的组织形式，具有修祠堂、修祖坟、修族谱等宗族色彩的活动，存在着一定的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群体。[3]与此类似，钱杭与谢维扬在《宗族问题：当代农村研究的一个视角》一文中指出，实体性宗族组织“是指农村中依据真实的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宗族性团体，具有稳定的组织和对其成员有系统的约束力。其最典型与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在祖先祭祀、宗族财产、伦理、宗子继承以及参加宗族活动等方面，对于族人有着严格和成型的规定，因而这不同于那些临时的，仅为某一单个的具体行动目标而形成的亲属联合”。[4]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宗族的权威被打破，其活动逐渐衰落和停止。1978年开始启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确立了农民家庭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乡村的动员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宗族也有了成长的空间，民间社会重新被激活，宗族也不断发展并呈现新的特点。陈骏程在《关于目前我国农村宗族问题的思考》文中把新时代中国农村宗族的特点总结为三个方面：

一、宗族组织实体化；

二、宗族组织目标政治化；

三、宗族组织活动公开化、多样化、区域化。[5]相比而言，李锦顺和章淑华 更加从内涵和制度角度分析宗族的特质，从三方面“宗族的功利性、习俗性”“民间边

[3]缘性、非制度性参与”“社区封闭性”对宗族的内涵扩散作了说明。

二、农村宗族组织的复兴及原因

关于宗族组织的兴衰问题学者一直都有着深入的探讨。特别是近二十年，由于宗族势力的扩张和对政治权力的侵入，广泛引起了各界的注意，而由社会学界带头的农村建设研究使得宗族组织问题愈加凸显在学者的视野中。

学者普遍认为，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是中国大陆宗族处于被打击、被瓦解阶段。在过去极“左”的路线指导下，中国农村宗族受到严重打击，对此冯尔康在《中国宗族社会》中有着详细深入的描写。[1]李培林从政治角度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认为“村落家族文化受到猛烈的冲击阶级斗争压抑甚至排斥了血缘关系，所有这些都有执政党的政治、经济考虑（当然包括失误），但潜在的政治逻辑是一致的：一定要消灭宗法制（以家庭为基础）对农民的束缚。”[6]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村落宗族在广大农村地区纷纷复兴，肖唐镖在《农村宗族重建的普遍性分析》中提到，“近几年，宗族重建已引起各地的重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齐鲁大地到珠江三角洲，莫不如此”。[7]最为明显的表现即为续族谱、修祖坟、建祠堂、认祖归宗、立石碑等活动日盛一日。与此同时，欧三任认为现行的家族复兴是有限的复兴。在《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中，欧三任认为，“农村宗族复兴并非传统宗族组织的完全复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宗族从总体上为了适应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自身作了调适性、选择性、有限性的复兴。政治上，宗族组织是以承认国家权威和乡村自治权威，服从国家调控为前提和边界的。在经济上，宗族组织已经没有可以支配的公共财产，虽然也有为修族谱的集资摊派行为，但数量较少，仅为宗族某项专项活动所用，宗族已经没有了对族内成员的经济支配能力。在文化上，宗族大都是形式上的仪式复苏，封建的族权族规已不复存在，宗族内部关系变得松散随意。”[8]

学者们对宗族复兴现象原因的探讨，分歧并不太大，基本上同意就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四方面对宗族复兴进行解释。高小健，吕丽娜，余汇元等人认为，农民生产、生活互助的需要是农村宗族组织复萌的根本动力。[9]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人民公社体系随之瓦解，农民很自然地利用血缘关系,在宗亲间开展生产和生活互助正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80年代以后农村宗族组织开始活跃起来了。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中有着相同的表述。[10]政治上，多数学者对认为国家政权从基层的收缩，导致其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弱化，从而为宗族等民间非正式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陈骏程的文章《关于目前我国农村宗族问题的思考》中提到，“农村改革以来，新的乡村体制取代了旧的社队体制，这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新的乡村并不能承担原有社队的全部功能，这必然要求社会自治组织来承担原社队的一部分功能；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民需要得到比以前更多的服务，这就需要有更多

的农村社会服务组织”。[5]而王铭铭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并不认为宗族的复兴源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弱化，而认为是“国家为了重塑华人民族的认同意识，主动地运用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因素，这从更为实质的意义上自上而下提供了地方型文化自我发挥的空间”。[11]许烺光先生在《宗族·种姓·俱乐部》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对个人的主要影响是凝聚性，即同伴间的向心倾向。由于个体的初始集团是家庭，所以向心的世界观理所当然地会引导人们停留在家庭中，在家庭之外，则停留在家庭的直接延长物——宗族之内，而不愿超此远离。”[1]43黄世楚在《宗族现代化初探》一文还提到国外家族文化活动对中国大陆宗族活动的影响，也颇有参考价值。[12]另外，在环境地理上，自然村落的聚居形式直接带动了宗族的复兴，王沪宁，陈骏程，徐扬杰，高小健等诸多学者在各自文献中都或多或少提到这一原因。

三、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

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以后，一些地方的家族又重新聚结，活动日益频繁，社会和政治上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宗族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村宗族的功能展开研究。

农村宗族组织的正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宗族组织有利于农村稳定繁荣。肖业炎在《对宗族势力与农村稳定的思考》一文中对农村宗族的积极方面给予了肯定，认为农村宗族有利于农村的繁荣与社会稳定，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宗族势力一直与基层政权并存，并担负着救助本族人的义务，族中“间有不能养，不能教，不能婚嫁，不能敛葬，及它有患难莫控诉者，即当尽心力以周全之”，此类规定在新旧宗约、族规中比比皆是，因为敬宗收族协调整合全族人得以生存发展是每个宗族的核心内容，也是族、房长必须尽的职责。[13]

其次，宗族组织内部可以互济互助，保护农民利益。李成贵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研究》中说到，“在商品经济不发达，不能用货币购得服务或被认为是不合算的情况下，利用认亲戚关系为主体的社会互助来实现协作生产，便成了合乎理性的选择。宗亲自然成了可动用的有效的社会资源”，宗族有利于克服小生产的局限性。同时，李成贵认为农村宗族的血亲势力对农村权力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保护小农的权益。[14]吕红平在《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中认为宗族组织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协作为农民提供了十分重大的帮助，还认为宗族关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15]虽然陈骏程同样也肯定了宗族在互济互助上的作用，但也提出“这种宗族内的互助互济并非必须要宗族来承担,它是社会不发达的表现,而不是相反”。[5]另外，朱虹的《乡村宗族文化兴起的社会学分析》注意到了宗族在保护农民利益上的作用。[16] 最后，宗族可以满足农民的精神情感需要。钱杭在《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一文中对农村宗族作了深刻揭示:“中国农民对宗族有一种‘本体性’的需求—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17]孙聚高在《试论消解宗族观念影响的现实对策》中，从精神层面上提出宗族可以提供精神调适和情感满足。[18]

与宗族组织的正功能相比，学者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宗族对社会对农村的负面影响上。

从现代化进程角度看，陶勤的《现代化背景下的村落宗族现象透析——以安徽省陈阁村为中心》详细探讨了宗族复兴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文中把宗族对现代化的阻碍分为五个部分，一、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根本——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二、阻碍了现代婚姻生育观念的推广；

三、阻碍了乡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阻碍了村民自治的顺利推行；

五、阻碍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19]

从社会治安角度看，谭庚炳等联系江西吉安县的实际，就预防和遏制农村宗族械斗作了探讨，分析了江西农村宗族械斗的形式、特征、原因，说明了宗族的负面作用。[20]余炳辉就1980年至1983年苍南县的械斗问题作了调查，在《苍南县江南三区宗族械斗的起因和衰落》一文中，指出宗族问题作为一种封建文化的残余，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它的彻底消除只能通过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21]陈永平、李委莎发表了《宗族势力：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一文，认为宗族势力成为农村基层社区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破坏力量。[22]

从基层民主建设角度看，袁正民在《农村宗族势力的危害及其控制对策》一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宗族势力在我国重新抬头，并呈现出日益蔓延泛滥之势。宗 族势力的兴起，对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及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严重危害。铲除宗族势力不能单纯依靠强制性的限制、打击，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实行综合治理。[23]

从封建迷信角度看，林徽銮在《略论封建迷信对农村发展的危害及治理对策》一文中指出，目前农村发展的最大阻力是农村宗族势力，助长农村宗族势力的催化剂是封建迷信。农村宗族势力和封建迷信伴生而存、互相利用、互相刺激而恶性膨胀。[24]

从历史进程和法制建设的角度看，田有成在《中国农村宗族问题与现代法在农村的命运》一文中指出，宗族势力代表了一种落后的社会力量，它有其危害性，放任、美化宗族制对中国法制建设极为不利。宗族势力恶意膨胀的最终结果必然是阻碍法律执行，使一个家族成为一个小王国，成为法外之地。[25]

从乡村秩序角度看，朱康对在《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一文中，通过对温州农村宗族的考察，认为传统的宗族组织由于其根深蒂固的血缘纽带作用，具有很强的内控力、凝聚力和强制力，而且宗族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也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的。[26]对此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正确引导，很容易破坏乡村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从现代文明角度看，李成贵的《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指出，宗族会滋生落后意识与行为，抑制创新精神。对宗族强烈的依恋损害了个性的自由并妨碍了个人探索替代性机会和利用它们去增加报酬和改善地位，即获得行为选择的差别效用。[14]

四、宗族的未来及对策

宗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产生和复兴，不是行政律令的产物，它的消亡，也不可能通过行政律令来实现。在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村落宗族还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并且表现出时代的特殊性。

胡述宝在《21世纪初农村宗族势力的走向及政策选择》中认为中国农村宗族势力的演进呈现出两种相互悖反的趋势。其理由是，其一，作为前现代化的附属物，在历史运动总态势的推动下，宗族势力正在逐步走向消解，这是历史趋势，是合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必然性。其二，在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阶段和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上，农村社会仍处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农村社会经济中一些因素又产生了一种强化宗族势力的趋势和要求。正是这种要求直接导致了宗族势力的复活[27]，同样，还是这种要求决定了宗族势力在新世纪中的长期存在及其某些方面的不断强化。

莫书有在《传统与转型：村落宗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以广西博白县宁潭镇莫氏宗族为例》一文中认为，“当代村落宗族的复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是决定性的因素，村落宗族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命力，说明其还有存在的合理性，能够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调适自己，则是其长盛的法宝。这三点，决定了村落宗族还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28]莫书有在提出对宗族未来发展的看法后，还对现今存在的宗族问题的解决措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一、承认宗族存在的客观性并对其加以适当的引导和限制；

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速农村发展；

三、完善农村基层组织，满足群体正当需求；

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改造。[28]

众多学者在面对农村宗族问题时，都十分重视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作用，陈骏程也没有例外。他提出：

一、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是解决宗族问题的根本出路；

二、完善有关宗族问题的法律和政策；

三、切实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四、全面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农民的封建宗法观念；

五、大力发展农村社会服务组织,铲除宗族的生存空 间。[5]

李锦顺和章淑华分别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角度提出对策。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扩大对外联系，冲出宗族封闭的小圈子；

二、在农村政治中，下大气力抓好农民的政治和法律素质教育，树立公民责任感，引导他们选出威信较高、管理民主、能代表全体村民利益的好干部，逐步消除村庄宗族势力的消极影响；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乡村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减少带有浓厚宗族意识的不良文化的影响和生存空间，逐步把广大农民培养成为遵纪守法的现代农民。[3]

五、研究反思

宗族组织在当代社会的复兴，既是其长期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作用使然。我国学者在这些方面研究不能不说是成果丰硕，不仅研究范围广，其研究的深入程度也令人赞叹。但在整个研究领域中，依然有些不足，需要研究者精益求精。首先，在中国农村宗族组织这一课题中，定性研究远远大于定量研究，缺少用来下结论的必要数据，某些关键的论点往往不能令人信服。其次，时代总在变化，宗族组织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特点与变化，而现今学界在最新的研究领域还不能及时跟上现实的变化。需要有一批学者时刻关注最新动态，弥补研究的滞后性。最后，在研究的内容上，学界似乎有一种“一拥而上”的研究氛围，在某些很“热”的领域，如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宗族组织与现代性等，有大量的学者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而某些冷僻的课题，比如少数民族的宗族组织，就极难找到资料，作学术是不能讲利益得失的，只有踏实、稳健、坚持才能作出高质量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美]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M].薛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2] 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45-47.[3] 李锦顺,章淑华.农村宗族：内涵扩散、特质及其未来[J].农业考古,2006(6):82-85.[4] 钱杭,谢维扬.宗族问题：当代农村研究的一个视角[J].社会科学,1990(５):21-28.[5] 陈骏程.关于目前我国农村宗族问题的思考[J].理论与改革,2000(6):13-14.[6] 李培林.社会生活支持网络: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J].江苏社会科学,2001(1):14-19.[7] 肖唐镖,幸珍宁.江西农村宗族情况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7(4):81-89.[8] 欧三任.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7(3):19-23.[9] 高小健,吕丽娜,余汇元.对当代农村宗族组织若干问题的思考[J].理论研讨,1998(6):15-17.[10]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23-124.[11]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利[M].上海：三联书店,1997:55.[12] 黄世楚.宗族现代化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2000(4):17-21.[13] 肖业炎.对宗族势力与农村稳定的思考[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3):5-7.[14] 李成贵.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1994(5):81-89.[15] 吕红平.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63.[16] 朱虹.乡村宗族文化兴起的社会学分析[J].学海,2001(5):25-29.[17] 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3):6-8.[18] 孙聚高.试论消解宗族观念影响的现实对策[J].社会主义研究,2001(3):12-14.[19] 陶勤.现代化背景的村落宗族现象透析――以安徽省陈阁村为中心[D].南京：南京师范南京大学,2002.[20] 谭庚炳.农村械斗何时了[J].理论导报,1992(1):67-70.[21] 余炳辉.苍南县江南三区宗族械斗的起因和衰落[J].未定稿,1986(3):46-49.[22] 陈永平、李委莎.宗族势力：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J].社会学研究,1991(5):31-36.[23] 袁正民.农村宗族势力的危害及其控制对策[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3):65-71.[24] 林徽銮.略论封建迷信对农村发展的危害及治理对策[J].厦门科技,1999(4):43-47.[25] 田有成.中国农村宗族问题与现代法在农村的命运[J].法律科学,1996(2):23-29.[27] 胡述宝.21世纪初农村宗族势力的走向及政策选择[J].渝州大学学报,2001(5):65-72.[28] 莫书有.传统与转型：村落宗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以广西博白县宁潭镇莫氏宗族为例[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3.[29] Eduardo Frei.Chile Struggle on the Left [J].The New Lender.1996(6).[30] Ward.R: Japan.The Continuity of Modernization in L.Pye and Verbaed: Political Culture & Political Development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4).[31] C.Kluckhohn: Culture and Behavior [J].The Free Press, 19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