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光棍危机：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
借着民间所谓的“光棍节”，“3000万光棍”成了近期网络的热搜词。然而这3000万光棍真的有吗？答案是否定的！
超高的男女性别比似乎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成为社会热点话题，让公众倍感忧虑。
挑起本轮“光棍危机”话题的是浙江财经大学一位教授的“雄文”，把“穷人可以合娶老婆”作为解决3000万光棍问题的途径，一时间网络哗然，议论蜂起。
无论是支持还是拍砖，共同的前提是认同中国已经存在或者在2020年之前即将出现至少3000万“光棍”。
但是，沈阳师范大学人口学教授王立波和她的研究生周平梅的一项研究结论却是：“3000万光棍”不存在。
人口统计的数据指向出现了偏差
“光棍危机”一词已经列为百度词条，记者遍查了近些年网上关于“光棍危机”的各种新闻和言论，力求找出“3000万光棍”一说的源头。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跟“3000万”有关的数字。
第一个“3000万”来自于2014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最新人口数字：“2014年末中国大陆人口136782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0079万人，女性人口66703万人。”男性和女性人口数量正好相差约3000万人。
对这个数字，沈阳师范大学人口学教授王立波的解释是：从这组数字显示的中国大陆的性别比为105.66，处于国际通行的103－107的合理区间之内，并不算高。而“光棍危机”的说法当中的“光棍”指的并不是所有年龄段的男性，仅仅是适婚年龄的男性。所以，这个数字没有参考价值。
另一个“3000万”来自于一个推论，依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中国大陆出生性别比11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出生性别比118，就此推论出 “到2020年，将会有3000万至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妻可娶”，甚至还有相当多的文章引用外媒的说法，认为中国大陆的性别比早在 1980年就超过了官方公布的数字，所以3000万“光棍危机”已经出现。对此，王立波认为：根据出生性别比来推论各年龄组人口成年时的性别比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来说没有错，在大多数国家，因为没有生育的限制，所以出生人口数量统计反映的是人口的真实状况，以此来推论成年人口的性别比是科学有效的；但中国的现实是，30多年来所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超生家庭漏报和瞒报新生儿的情况不同程度存在，由此推论成年期的性别比也就存在较大风险了。王立波用一组令人匪夷所思的数据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人口数量从出生开始就应该在死亡率的作用下不断减少，虽然不同年龄段减少的比例不同，但总体上下降的趋势是必然的。但考察中国大陆同一个年龄组在不同年龄节点上的人口规模，却会发现，这个数字居然不降反升。例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0至9岁的男性和女性人数分别为11268万人和10309万人，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均有所增加，分别为11822万和11020万。而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男性人数下降到11484万人，考虑到这一年龄组男性的死亡率为每年3‰－4‰这个因素，这一数字尚算合理，而女性人数则继续不降反升，达到了11358万人，比出生时凭空多出了1050万人。这些人，应该就是出生时漏报、瞒报的了。适婚年龄组性别比并未报警
既然上述的统计方法不可行，那么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王立波引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字进行比较：以中国大陆平均结婚年龄27岁作为参照，将适婚年龄组限在20岁至34岁这个年龄段，通过汇总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看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和以后出生的人口性别比相差不大，甚至2000年和2010年的数据还更低些，2010年婚龄期的性别比为四组中最低，只有102。而这个数据，与日本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也是低的。
2010年，我国20岁至29岁的男性人口总数为1.1484亿人，同年龄段女性为1.1358亿人，两者只差126万人，远没有3000万人那么大的差距。这个结论是惊人的，因为它颠覆了流行许久的一个观点：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管控之下，很多家庭为了生男孩，用B超等手段检测胎儿性别，使女婴流产。尽管我国法律禁止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但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按照王立波的研究结果，不仅超高的出生性别比并不真实，而且西方国家用以攻击中国人权问题的 “大量女婴被扼杀”的说法也并不符合实际。王立波这样解释从出生性别比到适婚期性别比的变化，她认为，中国具有男孩偏好的家长在生出女孩以后，并不是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把女婴溺死或者抛弃，性别选择性流产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普遍，在儒家传统文化熏陶中的中国城乡，男孩偏好并没有把中国父母的基本伦理纲常毁灭。更多的人是把出生的女婴或者超生的男婴以各种方式隐藏起来，这些被隐藏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总会以各种方式出现。
中国的父母总体上还是善良温情的，他们保持着男孩偏好，但也同样爱惜女孩。“光棍村”和“剩女”一样是婚姻价值取向所致
虽然王立波的数据支撑非常具有说服力，但由“光棍危机”引发出的一系列令公众忧虑能因此消除吗？
从这些年的相关文章中，最集中的忧虑就是“光棍村”的问题。有一篇报道专门讲述了记者在贵阳某村的实地调查，2100多人的村庄就有290个光棍。
如果3000万光棍并不存在，光棍村的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王立波认为，从社会经济地位的阶梯形婚配模式上看，女性择偶往往选择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男性，而男性则倾向于选择比自己地位更低的女性，所以，即使婚龄男女不存在性别失衡的问题，同样会有被婚姻市场挤出的人——剩女和剩男。“剩女”主要存在于城市，“剩男”主要存在于偏远贫困的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群体当中，这应该是 “光棍村”产生的主要原因。解决 “光棍危机”，最终还是要靠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素质的提高来实现。
采访中，记者产生了一个疑问：王立波所做的研究依据都是官方公布的数字，为什么根据同样的数字所得出的结论会如此大相径庭呢？王立波对此也有困惑：其实，在人口学研究者当中，持她这种观点的人有很多，但网络上却较少见到。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副所长邓希泉发表于2014年初的一篇文章认为，近年来，关于剩男剩女或性别比问题的新闻，总是能够强烈地吸引公众的注意，这些貌似充满社会问题意识的新闻报道，似乎并没有对此问题的解决产生多大裨益。相反，这些缺乏科学分析的结论，往往造成了社会和公众对性别比问题的一些误解。
魏尚进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2012年的长篇论文中严格论证了性别比夸大造成的婚姻市场竞争加剧对房价的影响。魏尚进呼吁社会不应人为制造性别比例失衡的舆论，但中国目前存在这种现象。
然而这些文章同样被网络世界忽视了。
看来，网络更加偏爱充满“忧患意识”的标题，“3000万光棍”显然更符合传播学的某些规律，因此形成了一个“沉默的螺旋”，将那些理性冷静的声音给淹没了。
第二篇：教师培训：快乐学习,是一个伪命题
快乐学习，是一个伪命题
文/卢望军
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西式教育正撒着弥天大谎，但却蒙骗了亿万中国人》。作为一个一线教师，一个从2003年开始，即被教育改革的春风吹拂的年轻教师，读罢此文，我真有“头涔涔而泪潸潸”之感。
此文的观点之一：西方宽松的教育正在偷偷地完成社会分层。从宽松的几乎没有任何压力的公立学校快乐学习几年之后，西方国家大多数孩子的命运不外乎这几种：或者去社区大学再混几年，或者直接去找些社会底层的体力工作度日，或者直接开始拿失业补助，在街上闲逛。可以想见的是，他们的后代也无非是这样的命运，无法实现社会阶层的提升——因为，“在美国，一个不去辅导班补课，不花大价钱去学习才艺参加社会活动去丰富自己履历的孩子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西方最好的教育资源不在公立学校，而在私立学校。当你没有能力进入昂贵的私立学校，也没有钱从课外辅导班购买优质教育资源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无法实现人生阶层的向上流动——于是，在不动声色之中，西方教育完成了社会分层。处于其中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在人生的马拉松赛跑中被甩在后面的。在一锅温水中，青蛙的四肢慢慢地变得酥软，当水上升到足以致命的温度时，它早就失去了奋力一跃的能力。
在中国，读书，曾经是天下寒门学子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与魏晋时期的征辟制度相比，科举考试为广大寒门学子提供了飞黄腾达的可能性。英雄不问出身，只要你能够通过考试，那么即使是像范进那样穷得在集市上卖掉老母鸡买米下锅的老朽，也会立刻身价百倍，成为人中龙凤；而如果你还恰好懂得经营，例如贾雨村，从此青云直上也未可知。
在中国，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曾经是绝大所数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学校乃是神圣的知识殿堂，教师更是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那时，文化事业既不像现在这样繁荣，社会教育资源也是稀缺，于是，所有的希望，都在课堂、都在老师身上。通过课堂上扎扎实实地学习，通过老师可能并不高明但是绝对勤勉的教学，很多农村孩子，敲开了大学、中专的门，从此不再劳力，而是开始劳心，过上另一种迥异于祖辈父辈的生活。
可是，如今，这一切，也就是说下层百姓依托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正像天空中的臭氧层一样，变得越来越稀薄，逐渐渺茫。因为，孩子们仅仅依靠学校依靠课堂，已经学不到足够能够考取名牌大学的知识，名牌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正在日益降低——这固然是因为考试的难度加大了，但难道不也是因为我们中小学课堂教学上的“干货”正在缩水？而寒门学子即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挤进大学的门，毕业之后也发现自己仍然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固然是因为就业竞争压力大，但难道不也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实在没有在大学课堂里学到什么东西？
而有些人，比如那些在西方国家呆了三五年的“小海龟”，那些到西方国家溜达了十天半个月的旅游者，甚至是只通过某些报刊杂志或电视报导捕风捉影的人，看到一点表象，学得一点皮毛，就在国内扯起一面大旗，创立一种新的理念，拼凑出一种模式，在还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真伪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地欲在神州大地推广，并且还被誉为基础教育改革的“春风”，俨然是中国教育“救世主”甚至是“创世主”，这不是急功近利、沽名钓誉，又是什么？可怜我天朝某些国民，总以为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面对一种思潮，一个热门，未经思考就全盘接受，囫囵吞枣不说，还自以为是，恨不能“天下大同”。呜呼，何其可悲可笑！我近两年与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刻意保持距离，也对每一种热火朝天的教育理念慎思明辨，目的就在于，怕自己，盲目跟风上当，以至于误人子弟！
教育是回归常识，而不是追赶时髦。什么是教育的常识？简言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或者三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有些人，以为一分耕耘就能够有三分收获，甚至只问收获不问耕耘，企图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比如一种最可笑的事情就是，上课老师不能讲。老师满堂灌填鸭式当然不行，可是矫枉过正一言不发当观众就能够出培养优秀的学生吗？以这样的逻辑，岂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老师？因为这样的课堂上，老师并不需要“传道授业解惑”，只要“注视倾听鼓掌”就可以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一线教师，学养远远没有达到随机应变、因势利导、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不强调老师的向内生长修炼内功，而注重课堂外在形式的改变，纠结于课堂上讲多讲少的问题，不是本末倒置么？
窃以为，中小学课堂的全面失守，是从课堂模式改革开始的，严谨一点说，是从没有经过审慎思考全盘考虑稳步推进的课堂模式改革开始的。我们注重了学生的热闹，却没有促进学生的思考；我们激发了学生嘴巴的热情，却忽略了学生耳朵和大脑的功能；我们注重了参与的数量，却无法兼顾发言的质量。而更可悲的是，我们的教材编得简单，我们在课堂上教得简单，考试却依然那么难，甚至更难，学生怎么办？找补习班！除了找补习班上小课开开小灶，还有更好的提高成绩的方式吗？我们口口声声提倡减负，实际上，却把想要学好有更长远打算的学生逼进了课外辅导班的教室——一把尺子要求所有的孩子刻苦勤奋学习固然是一种教育的专制，但是一把尺子要求所有的孩子轻松快乐毫无压力地学习，难道不也是一种专制？
举一个最小的例子，自从中小学不讲语法之后，我从初中教到小学，就没有发现一个能够把“的、地、得”全用对的学生。你跟他们讲名词前面用“的”，动词之前用“地”，补语之前用“得”，他们会很傻很天真地看着你，以为你在说天书讲外语。
《西式教育正撒着弥天大谎，但却蒙骗了亿万中国人》一文的观点之二：中国教育是底层向上攀登的阶梯，平民子弟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受苦受累。而西方的教育则是一个分层机制，它的大众教育只提供基本、有限的教育，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从市场上另行购买教育，买不起的人则自然而然地被淘汰了！
是啊，中国教育成就了多少寒门学子！中国教育一向强调“苦读”，以苦作为航行无涯学海的小舟。韦编三绝、囊萤映雪、悬梁刺股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用力多者收功远，其所精诵，乃终身不忘也”是我们烂熟于心的训诫。古今中外，大凡有成就有大成就之人，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凡夫俗子难以想象的磨砺，才得以超凡脱俗？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花为了一个季节的芬芳尚且要如此搏击苦寒，而况人乎？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自己，也正是经由考试经由苦读来改变命运的。我记得我们初三毕业那一年，除去寒暑假，我们一年之中，只放了三天假：一天是中秋节，一天是段考之后老师改卷，一天是元宵节。我们是住校生，每个星期只有星期五回家住一个晚上，其余时间都在学校在老师的陪伴下度过。十四五岁的年纪，成天跟同学在一起，早上六点起床，到晚上十点睡觉，学习，锻炼，玩耍，天天如此，但真的没有什么苦和累的感觉——父母也好，老师也好，也没有人觉得我们辛苦，没有人提出要给我们减负，但似乎，也并没有哪个同学因为学习辛苦而抑郁，而心理障碍，而一无是处。当时并没有补课费这一种东西，我们只是带了自己吃饭的米而已；而我们的复习资料，全部都是老师手写钢板、用油印机一张一张推出来的——我曾经帮老师推过一两次，知道必须很用力而且均匀用力，才会推出清晰的效果。假设当初没有老师和我们一起苦拼，哪有我和我的同学今天安逸的生活？我将会在哪个地方打工，拿着低廉的工资，然后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迁徙？
所以，有时候，我想，“孩子学习辛苦，负担重”是不是一种被人为地制造出来，并且放大的感受呢？因为成人世界不断念念叨叨，所以，孩子就把这理论挪用过来，用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以此获得更多的游戏、玩具、吃喝玩乐？好逸恶劳是天性，刻苦自励是人性，提倡吃苦耐劳，提倡艰苦朴素，是用人性的力量，改造天性的怠惰，这是每个人的一生的必修课。
可是如今，在教育改革、学生减负、课堂改革等等理论指导下，很多学校很多老师，以不考试不排名为能事，以不布置作业为能事，以老师课堂上不讲少讲为硬性指标，以孩子们热热闹闹叽叽喳喳为硬性指标，蚕食了课堂应有的质量，导致了教学质量的全面下滑。所谓教学质量，不全部指考试成绩，但考试成绩一定也是指标之一，而且是重要指标之一——因为考试，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用规范的语言，描述自己的所思所想，本身也是一种能力。
教学质量的下滑，在农村里面表现尤为突出。减负后的农村学生，特别是小学生，没有什么作业，也没有什么负担，学习负担轻之又轻。那么，课余的时间，他们在做什么呢？看电视，玩游戏，逗留在网吧，或者呼呼大睡。当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足够的家庭教育的常识，而学校又急急忙忙地减负的情况下，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就处在一个虚空状态了。对了，有人是不是想说做家务？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情况怎么样，就我的家乡，我家的两个高中侄儿来看，农村这些孩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懒得出奇的。那么，这些轻松学习的孩子，成绩到底怎么样呢？有没有实现飞跃？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原来在初中的时候，我的常年教初三的同事每年都用一道数学题来考察他所认为的基础差的孩子的水平。这道题是“ + =？”。年年班班都有学生的答案是“ ”。而关键是这样的孩子，智商没有一点问题。呜呼，学生的知识水平，其差如此！
后来我到岳阳市直小学教书之后，发现市直孩子的文化成绩比农村孩子的成绩不知高出多少，而艺术素养更是天壤之别。至于做家务，我相信我们134班的孩子能够做的饭菜，比绝大所数农村孩子的色香味都要好！城市里面的孩子也许真的没有一般人所认为的快乐自由的童年，但是，他们会有一个更自由快乐的未来，能够有更多自主地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即使是现在，你就一定能够确定，那些在补习班里弹着钢琴、调着色彩、翩翩起舞或者引吭高歌的孩子，不比那些窝在沙发上看冗长的连续剧或者蹲在别人墙角蹭wifi玩游戏的农村孩子快乐？而农村里面那些自由散漫长大的孩子，一旦走上社会，面临工作，就只有被选择的机会。因为他们懂得的实在太少，能够胜任的工作也实在太少，而过度的自由散漫，也导致了他们对社会公德和行业规则的漠视。
也许，他们会浪迹街头，成为一个流浪汉；也许他们会铤而走险，沦为阶下囚；更多的是寄居在一个流水线上某个岗位上，蜗居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拿不多的工资，做很多的事，然后，像一颗草一样，自生自灭。当我们因为流浪汉影响市容而对他们加以驱逐的时候，当我们因为阶下囚危害公共安全而对他们绳之以法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当初，当他们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国家、社会、家庭，可曾给过他改变命运的机会，或者忠告？
这，不就是西方教育正在偷偷完成的社会分层？！在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当下，在课堂模式日新月异的当下，在快乐学习成为国人的共识的当下，作为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中小学教师，尚且年轻的教师，我不是要倒行逆施，只是深深地忧虑：那些农村的孩子，将来拿什么去和城市里面高学分、高素质的孩子竞争！那些农村的孩子，如果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都丢失了，要怎样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上分得一杯羹？那些农村的孩子，如果不能够在课堂上学到足够的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要如何去敲开名牌大学甚至是普通大学的门？
换言之，如果不能保证课堂教学的质量，则教育的尊严何在？教师的尊严何在？教育为国计民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俗话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所以，别再用西方的快乐学习来蛊惑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和不明就里的家长们了吧！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孩子，尤其是我们农村里的那些寒门学子，还远远不到享受的时候！
那么，城市里面家境殷实的孩子们，就可以快乐轻松地坐享父辈的福利了吗？非也！
君不见，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虽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可你不能否认的是，王导、王羲之、谢玄、谢安的确是公认的天下名士，而且流芳百世！
君不见，“国民老公”王思聪中学读的是“温彻斯特公学”，大学读是“UCL:伦敦大学学院”。王思聪的大学校友多的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比如印度国父甘地、日本首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还有肯尼亚国父乔莫•肯雅塔、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等。那些以为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只会和网红传绯闻的人，那些看到“富二代”“官二代”就拍板砖吐口水的人，脑子严重进水了！
我常常看见，很多人会以马云为例子，说明人如果求学时代是个顽童，成绩差是不会影响未来的成就的。言外之意，所有今天成绩差的人，将来都可以像马云一样平步青云，而那些成绩优秀的孩子，都是只会读死书高分低能的废物。可是很多人忘记跟孩子讲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虽然马云小学考重点中学，考了三次没有考上，大学也是考了三次才最终如愿，但关键是人家马云知道，成绩再差，也要读书。
读书，才靠谱——过了这么多年，这世界的金科玉律，仍然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是，我们现在所读之书，不仅仅是“四书五经”，而是“百科全书”，是一切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自身完善的知识。
说了这么多，归结于一句话：教育，请让人终身热爱学习；教师，请好好守住课堂的阵地；学生，若想成才，请做好吃苦的准备！因为所谓快乐学习，乃是一个大大的伪命题。
快乐，不是学习的方法，也不是学习的过程，而是，学习的结果。所以，这个命题的正确表述，应该是——学习快乐！
因为学习，所以快乐！
第三篇：副部级监管正部级是一个伪命题
副部级监管正部级是一个伪命题
有媒体报道，今年国务院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可机构设置中仍有一些“小问题”：副部级的国家铁路局要监管可能是正部级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副部级的国家能源局要监管的企业不少和它平级……这怎么管？有公共管理专家认为：“目前来说，关系上没理顺。”
这样的逻辑，等于是说，监管机构必须比监管对象级别高。副部级企业，必须是正部级机构来监管；正部级企业，只能由国务院亲自监管，至少也得是一个平级机构负责。现在既然关系“没理顺”，似乎已经注定了监管要失败。
这种看法很不专业，如果公共管理专家也持类似观点，那就十分地荒唐可笑。政府监管的本质，就是适用法律法规以及相应政策，对监管对象的市场行为进行规范。监管须有法律依据，而监管的效力源于法律，与监管机构的级别无关，也不因监管对象的所谓级别而增损。作为监管对象的企业级别再高，也承担守法义务，必须无条件服从监管。
我们经常说，“权大一级压死人”，或者“下级服从上级”，这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现实。但低级别的政府机构“管”级别高的监管对象，其实也是常态。哪怕监管机构级别再高，具体行使监管职能的也只是其二级部门，甚至可以具体到一名处长。在中国古代，台谏机构级别很低，却可以纠察百官。真正管事的是权力，是得到授权的官员，而不是非人格的机构本身。
以为正部级才有资格监管副部级的思维，其实是有“行政级别癖”，它扭曲了政府监管效力的本质。现阶段，一些央企关乎国计民生，而且仍带有企业办社会的特征，国家赋予它们一定行政级别。这种级别享有相应的对内管理权限，也享受一定政治待遇，但与公权力是两个不同范畴。政府监管机构行使公权力，企业是其监管对象，其级别再高，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幻想权大压人，现在是一种流行病，它把公共管理的成败系于监管机构的级别上，汲汲乎级别。铁路总公司是正部级，国家铁路局作为监管者可能觉得很委曲；那些与监管对象同一级别的监管机构，可能也觉得自己级别压不住人。按照这种逻辑，副部级甚至司局级即可完成的监管，非得要“官升一级”。这正是政府机构不断膨胀的根源所在。
我们一直强调建设“小政府”，考诸国际经验，很多国家正是较少内阁部长控制大量低级别甚至无级别的政府机构，实现了完善的公共管理。比如我们的食药监管总局刚升格为正部级，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雇员近万人，却只是美国健康及人类服务部下辖的一个联邦机构。它的权威性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但这种权威性并非来其自行政级别，而是来自法律及其执法的高效。要把市场管好，监管机构的级别不是决定性因素。
换句话说，政府监管靠法治。法治确立，获得法律授权的监管机构就有了权威，至于它是何种级别，其实并不重要。既然政府监管机构淡化了级别观念，把某些企业定为部级、副部级就没有道理了。监管对象没有级别，监管机构的级别除了满足官员的官瘾，也就没有太大管理学意义。政府正可以大量压缩机构、降低机构级别，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所谓“小政府”也就立起来了。
第四篇：如何看待““光棍危机””问题 ？
如何看待““光棍危机””问题 ？
时事评论背景：
近日，“陕西某地出现„光棍村‟，四成男子没老婆”的报道在网上流传，贫困地区“媳妇荒”现象引起关注。有人说，这折射出“男盈女亏时代”来临。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 “光棍危机””问题
是什么导致了“光棍”危机？有人口流动原因，如女性外出打工比男性多，造成农村男性过剩。也有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因素。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30多年，已造成2000多万“剩男”，随着1980年后出生的失衡男女渐次进入婚育期，婚姻挤压现象日益凸显。
更有贫困致“剩”原因。大量“光棍”沉积在贫困阶层。西安交通大学一项“百村调查”显示，全国28个省份每村平均9个男“光棍”，多集中在偏远落后的西部地区，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如陕西省府谷县孤山镇五里墩村十几条光棍汉，曾自发组成光棍会，成了村里告状闹事的头领和骨干。光棍危机还加剧了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等现象。
穷而“剩”，叠加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使社会背负上“高利贷”。长期看，它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将加剧我国人口结构的不合理，威胁人口生态安全，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更为男性所主导，其深远危害不亚于上个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遏制出生性别比偏高势头，当务之急是打击技术“越轨”，严查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非法引产的“一条龙黑市”。治本之策是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目前，我国正着力构建约束型和利益导向型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一些地区开展试点，从婚嫁习俗、村民身份、资源分配入手，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保障女性政治经济待遇，促进性别平等。近5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连续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有限，仍高出警戒线10多个点，治理工作任重道远。
第五篇：中国消防员应该职业化？这是个伪命题!
中国消防员应该职业化？这是个伪命题！
8月13日一早，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的冲击波震撼人心，而英勇消防队员的牺牲更是令人扼腕。我们看到网友开始为消防队员捐款，也看到有网友开始批评现行消防服役制度，主张推进消防“职业化”。
在年初哈尔滨火场悲剧发生后，媒体也曾纷纷关注消防员“职业化”的问题。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扼腕叹息，普通民众哀悼牺牲消防官兵发自肺腑。但是“职业化”能否有利于减少消防队员伤亡并提高消防效率？这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
十余年来，每当消防员牺牲，鼓吹职业化已成为媒体的“规定动作”，今年甚至有不少央媒加入“开炮”的队伍。
在哀悼牺牲者的同时，我不得不强忍悲痛，摆事实讲道理来说明，所谓消防员“职业化”早已在各国被证明问题重重，如果在中国推行这一套，不但可能无法减少消防员的牺牲，还可能因为降低消防效率而扩大民众的伤亡。
且看这些宣传消防员职业化的文章，结构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如下起承转合——
起：叙述事件，感叹90后消防员太过年轻，以情动人。（对于写作者来说，不用纠结于80后、90后都是生命，也别囿于消防员与被困群众都是生命，一定要强调“90后”与“消防员”。）
承：消防员为何都如此年轻，因为是武警编制的义务兵，服役时间短，缺乏经验；随后列举其他牺牲案例进一步烘托，或直言牺牲率高。
转：而国外消防员多是职业化的，训练有素，牺牲率低。格调再高点，还会列举国外保障消防员的种种措施。
合：总结为体制问题，消防员应该尽快职业化。读者如果能掌握这个套路，在某些媒体混个评论员当当，也非难事。只是这些“没经验”、“伤亡多”的论据靠谱吗？抑或“中国消防员职业化”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消防员专业性不是简单的算术题
消防员的经验应该如何评判比较？不是比比你服役了两年，我服役了四年，便能得出我一定比你经验丰富的结论。
首先，中国消防官兵是义务兵役制，如同解放军一样，没有上下班、没有双休日，作训强度堪称7*24。在此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专业性的提升，不是所谓的职业化消防员所能比拟的。其次，消防武警自有其经验传承模式，如士官制度。这已是当代发达国家军队的“标配”，如果对其效果妄加质疑，恐怕只会自讨没趣。
再者，就像各路媒体所说的那样，火情往往非常复杂，但它们忽略了，正是因为这样，更需要通过实践来获得真正有用的经验，而实践次数与服役年限并没有必然联系。
举个极端的例子，颐和园由于有大量木质建筑，而且是“国宝”，因此消防队规模相对较大、设备较好。但因为非常重视管理，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火灾事故，这些消防员服役时间再长、训练再多，在判断垮塌、回火等等现实危险时，也很难说比小地方忙忙碌碌的同行经验丰富。
比较伤亡率要有一定查证能力
消防员伤亡率的问题，同样不是简单的算术题，而许多媒体资料搜集能力之薄弱倒在此问题上暴露无疑。
比如北京某报称，“统计显示，我国每年有近30名消防员在救火中牺牲„„事实上，中国消防员的伤亡率在全世界是偏高的”。前面一个数据没有来源，后面一个压根没有数据，只有“事实上”。
在公安部消防局网站上，很容易查证第一个问题。根据“政务公开”栏目下的年报年鉴，2010至2012年，“在灭火救援战斗中牺牲的”消防员分别为7、6、8人，与30人相去甚远。
在政务公开的今天，查证数据并不难
那么错误数据是哪来的呢？原来公安部2013年公布了2008年至2012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人数，其中消防警因公牺牲144人，平均每年28.8人。这显然包括火场内外各种情况下的牺牲者，但某报大笔一挥，就偷换概念，全部变成“救火中牺牲”。
美国消防局对“因公牺牲”的分类。从上到下依次为训练、其他任务、报警响应（如途中遇车祸等）、火场、非火场、返回后（如刚返回后
发生心脏病）、返程途中等
第二个问题稍复杂些。笔者觉得既然探讨灭火专业性，就不该含糊地讲“中国消防员的伤亡率”，而应该明确为火灾条件下。
根据美国消防局（US Fire Administration, USFA）的统计，2011年平均每10万次火灾，有2.51人牺牲。再看公安部的年报，同年中国消防员扑救火灾12.5万起，6名消防员在救火时牺牲，平均每10万次火灾有4.8人牺牲，虽然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有继续改善的空间，但总体上并不高，远没有达到媒体通过堆砌牺牲案例等手法所渲染出的夸张程度。
美国每10万次火灾的牺牲率
还有媒体指出，“美国30多岁的消防员死亡率最低，20多岁的其次，40往上的消防员的死亡率较高”。言下之意，中国因为制度原因，许多消防员不到30岁就早早退役，导致牺牲率偏高。
数据不给出处倒也罢了，奇怪的是，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又以欣羡的口吻赞叹道：“在美国，职业消防员„„并不是青春饭，而几乎是能端一辈子的铁饭碗。”也就是说，作者明知“40岁往上的消防员”因为体能、反应速度等下滑，导致死亡率高，却还觉得他们应该继续捧着“铁饭碗”冒更高的风险。请问到底是希望消防员死亡率低还是高呢？
以上只是查证能力和逻辑问题，下面谈谈为何牺牲率不是算术题——以牺牲多来指摘专业性，根本站不住脚。消防员本来就是以抢救生命为天职的高风险工作，面对危险迎难而上拯救民众生命正是专业精神的体现；相反，单单以牺牲少来论英雄，却更像是对全世界消防员、对整个职业的侮辱，而非关怀。
若论新世纪以来消防员牺牲最多的案例，无疑是911双子楼的倒塌，但国内媒体在哀悼之余，却没有纷纷批评第一时间向上冲的纽约消防员缺乏“专业性”。看来，他们真是对中国消防员“爱之深、责之切”了。
“责之切”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许多火灾其实是老百姓疏于防火造成的，灭火的责任被夸大，出事了最多连带处理防火干部，但某些媒体甚至政府往往不敢面对现实，不敢“针对”老百姓，却把矛头指向消防兵。因此，消防员间流传着一句无奈的顺口溜：“防火干部进监狱，救火干部下地狱。”客观来看，“消防”中事半功倍、效果更好的无疑也是“防”而非“消”。
到底要什么样的职业化？
既然中国消防员的职业水平未必如炒作的那么不堪，“职业化”几乎是个伪命题，为何媒体还揪住“职业化”不放？它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职业化？
职业化无非有几种。其一，“外包”给私营企业。
私营消防队自古就有，可惜故事并不美妙。古罗马的克拉苏建立了消防队，在火灾时按兵不动，以低价购买事主的房产。日本过去的私营消防队社会低位地下，种种行径为人所不齿，是主要原因。
清末民初有不少民办消防队，袖手旁观、敲诈勒索、小偷小摸、顺手牵羊等屡见不鲜。民国时江苏等少数省份虽然试图管理民办消防队，但一直没能成功。可以说，直到新中国成立，老百姓才有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消防队。
等到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全球之时，公共部门私有化呼声日盛，消防队的私营化卷土重来。但新时代的私营消防队毛病不见得少。
2013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Justin Purcell家中起火，相距11.3千米的Surprise市消防队率先赶到，控制了火情。但在32.2千米外的私营Rural Metro消防队，花了整整一小时，不请自来凑热闹，仅参与了扫尾工作——往热点上浇浇水。因为Purcell家没有给相距甚远的Rural Metro缴纳474美元的年费，竟收到了高达19825美元的账单。明细显示，消防员的报酬为每小时150美元，可事主说：“大概就两个消防队员在认真工作，其他人都站在那扯淡。”媒体还爆料称，该公司最近刚申请了破产，其工作人员则在邮件中特意要求媒体不提及此事。
Justin Purcell火灾后的家
中国一些乡镇离县城较远，出于缩短出警时间的考虑，也搞过民营消防队，许多还获得过县、乡财政支持，但很快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防火费纠纷频发，见死不救的情况也时有报道。
其二，变武警为“职业化”公务员。
早在1984年，深圳就试点了公务员化的改革。但有论者指出，“本市公安编制的消防队员们畏缩不前，紧急从外地调来的公安现役支队士兵却像打仗一般冒死突击„„公务员可以干到40-50岁，明明不能去一线救火了，还要占编制，不给新人进来。真正负责上阵的是工资远远低于老公务员的年轻战士。”为了补充人力，只能“增加500官兵组成现役部队，编成14个中队。”换言之，还是得靠真正职业化的武警官兵来解决救火问题。
2009年，深圳再次改革消防制度，首创“消”“防”分离，保留公务员编制的消防民警，负责消防监督管理，以消防官兵负责灭火救援工作。这从侧面再次证明了此前改革存在巨大问题，也说明经过十几年的长期实践，从政府到百姓都发现，灭火工作还是武警官兵更专业、更靠谱。
如果说深圳是严肃的改革探索，那么以下外国的类似“公务员消防”的例子则让人错愕。
2011年，美国田纳西州南福敦市由地方财政供养的消防队引发巨大争议。邻县由于财政紧张，开脑洞把自己的消防队裁撤了，“外包”给南福敦消防队。该队遂以“市场思维”思考公共服务问题，心安理得地对邻县居民收起年费。面对年年交齐、仅当年未交的居民，也见死不救，甚至不允许其补交，扬言要让老百姓“长点记性”。
网上能搜到不少夸赞英国消防员职业培训的文章。但2012年，汉普夏郡25个会游泳的消防员，面对只有1米深的池塘，竟搬出《消防员自我保护工作条例》，拒绝援救溺水癫痫病人，当事人最终不治身亡。2002年，英国还发生消防员罢工48小时的事件，只能临时调军队灭火。消防工会声称，消防员工资水平远低于其他重要公共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要求立即上调40%，并一口回绝了政府涨11%的折中方案。
其三，还有种志愿者消防员。
看名字就知道这与“职业化”相去甚远，但为避免有些人产生过于美好的想象，也有必要提一下。
美国CBS的网站曾报道过消防员蓄意纵火的情况，大部分涉案者都是“志愿消防员”，而这些所谓的志愿者并非分文不取，同样可以在灭火后获取不菲的报酬。
《纽约时报》则当仁不让地发表文章辩驳，引用专家的话称，“消防员纵火不过是都市传说”，“纵火对消防员的吸引力，并不比犯罪对警察的来得高”„„只是拿警察的所有犯罪去和消防员纵火这一宗罪相比，总觉得越抹越黑的气息扑面而来。
问题来了，不少媒体在鼓吹职业化时，真的想好了自己要哪种职业化吗？
当然，中国的消防制度远非尽善尽美，人手不足、财政吃紧、设备不够先进、管理体制有待梳理是普遍现象。但这些与上述所谓的“职业化”、“体制改革”并无关联，而是受到我国国情的局限，毕竟加大投入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具体到天津滨海事故中，消防工作是否有指挥失误？是否有不谙现场情况？肇事公司背后是否存在黑幕？都应该追究，但在弄清情况之前，各方都不应该借此预设问题，空谈职业化改革。出于关爱消防员考虑，我们更应该在生活中从我做起。关哲每每看到，平时总有居民连房间反锁这样的事情也要请消防队员冒生命危险解决而不是自己花几十元钱请开锁匠，真心觉得有时候人们过于透支消防队员的生命安全了。
在今天中国的舆论场，如果各方切实调查、思考，而不是在抹杀公共服务“公益性”、将公共服务“私有化”上挖空心思，就可以为中国消防事业提出更实际、更有效的建议。消防队员是和平时期少有的经常“上战场”的战士，他们冲锋在前，为保卫国家人民财产生命安全而牺牲。我们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但他们的牺牲绝不是可以被用来批判牺牲的工具。
曾有网友揶揄：职业化确实可以减少伤亡，因为职业化以后一着火，合同制消防队员往往不冲上去，就不会有伤亡了。这话虽然是玩笑，但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我们要的消防制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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