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建议取消院士制度[5篇]

第一篇：周光召建议取消院士制度

科学界元老检讨院士制度 周光召建议取消(图)

周光召院士

各大学基本上都有专门申请院士的公关费,产生一个院士所带来的好处也远远超过了这笔费用。

11月17日,91岁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裘法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则让他激动的新闻。

他马上把这则报道复印了好多份,给朋友们看。报道说,以周光召、汪品先为首的一批科学家,批评了过度炒作院士权威现象，提出需要改革。

11月15日,在13名两院院士、100多名企业家与科技人士参加的院士圆桌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教授汪品先,在发言中提出,中国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利于科技创新。

汪原定宣读一篇学术论文,但是后来他转而谈论科技创新问题。这与大会主题一致,而且我的学术论文在这样的场合也过于专业。汪品先解释道。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捣乱,现在社会把院士捧得如此之高是站不住的,总要掉下去。院士是人选出来的,少一票落选就回家抱孙子去,多一票就什么都有了,什么评审会都少不了,都要发言,人家都洗耳恭听。有这样的人吗?你什么都会?

汪品先认为,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可持续,必须进行改革。其后,会议议程正常进行。院士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对大会主题展开讨论。

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在总结发言中,支持了汪品先的看法。周批评了当前过分炒作院士权威的现象,以及科学界中的官本位现象。

周对与会的13名院士建议,如果大家都同意,可以在适当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

几天后,当汪品先从外地出差回到上海时,他惊讶地发现,关于建议院士制度改革的消息,已经在业内传开了。

裘法祖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汪品先表示支持。我对周光召和汪品先的发言深有共鸣,对中国现行院士制度改革的建议坚决支持。

我相信,中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科学家都会支持这件事情。裘法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八名两院院士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对现行院士制度提出了不同层面的批评,并对院士制度改革的说法表示支持。

所有信息显示,在中国最有学问的科学家群体中,潜规则也很盛行,而一场深刻的反思也在进行。

我现在关心改革什么时候能提上议程,具体的议案如何讨论。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表示。

推荐院士的潜规则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王研究员两次被推荐参加院士评选,每次都是进入第一轮后被刷下去。现在老王的年龄过了,单位不能再继续推荐他,而如果自己申请,需要找同学科的六名院士推荐,老王不想去找人,只好算了。

他说,他认识很多在本学科水平很高的前辈都是因为年龄过线,又不想找人推荐,而与院士无缘。旧知识分子比较清高,实在拉不下脸去活动托人。

院士应该是种荣誉,是别人授予的。而不是到处活动去要的。汪品先说。

一位刚刚参加完院士增选投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评审过程中,他很看不惯到处送材料,送东西的风气,院士们也很怕人找。

我对在评审中上门活动的人说,你来了肯定就减分了。汪品先说。不过也有挡不住的时候,有好几次,不请自来的活动者已经在家门口了。复杂的评审制度与增选前四处出击的公关活动,已经成了中国院士增选的一大特色。

根据现行的院士增选制度,候选人除了由院士推荐外,还可由单位推荐,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四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科协均有权推荐。被推荐人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

部门越多,层级越复杂,活动的余地就越大。汪品先说,比如你所在的大学推荐之后,还要上报到教育部。这其中就有很多关节要疏通。而且有的环节未必能够对候选人的科学研究深入了解。

不知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可能是我们把院士制度复杂化了。中科院地质所朱日祥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我所理解的院士制度,是对过去工作的认可,是别人给予的荣誉。而不是跟学科以外的东西联系起来,跟经济利益挂钩。中国的院士制度走到今天变形了。朱日祥说。

裘法祖还是香港外科医师学院的院士,这里完全没有复杂的东西,学院内部选好之后通知我,事先都不知情。

南海古海洋研究第一人：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院士

院士含金量

关于院士的含金量,是个冗长而复杂的话题。院士这么热门,同他背后所联系的利益与整个社会评价体系有关。汪品先说。

在汪品先当选院士的1991年,院士福利还比较少,国家每月提供200多元的补贴。

后来花样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与行政级别挂上了钩。现在很多学校通行的做法是一名院士,一年给10万元的津贴,有些地方还分房子,配车,配私人医生。而与此同时,汪品先工资单上的收入却一直是2000多元。

这当然不能反映我的收入水平。但有的地方,你评上了院士就什么都有了,评不上可能就只有这点死工资。汪品先说。

对于老王而言,他申请院士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家庭比较困难。基础研究没什么油水,去年刚刚买了房子,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儿子在外地工作,到了结婚年龄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他觉得自己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好的条件。

如果能够当选院士的话,不仅可以分房子,在某些城市,比如上海、广州,每个月还有一万元的津贴,这可以给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善。

当然,这些利益还远远不是全部。如今,院士人数成为大学排名的标准之一,而学校排名又与招生质量直接相连。一些学校为了提高名次,到处挖院士。湖南某大 学开出的条件是,一次性支付100万元人才使用费,100万元科研启动费,安排2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并安排配偶工作。而院士可以只担任荣誉头衔,甚至 都不需要到当地工作。

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科技界的最高头衔,名目繁多的项目评审需要院士参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对什么都 懂,但好像没有院士,就不能提升会议规格。而且规格越低的会议,出场费越高,像一些地方性的会议,红包很多。汪品先说。有些人当上了院士之后,就到处开 会,成了专职的会议院士。

在重大课题与博士点评审方面,也少不了院士的身影。某大学在博士点评审之前找汪品先说情,如果不能通过此次的评审他们就会失去很多项目经费,影响很多的人饭碗。这样的事情,让我很为难。汪品先说。

正因为这样重大的利益关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各大学基本上都有专门申请院士的公关费,每当评审要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早早四处活动。

当然产生一个院士所带来的好处也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这笔公关费用。

院士制度和部门利益牵扯到了一起,某个部门、某个省市、某个学校就用尽各种办法增加本单位的院士人数,一旦本单位多了一个院士,申请项目有院士牵头就比 较有分量,容易过。两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81岁高龄的中科院力学所的郑哲敏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因为科研经费可以提成,这让很多人想方设法申请大项目,到最后搞不出什么成果也不用负责任。而国家给的钱是搞科研的,不是拿来分的。郑老说起这些现象痛心疾首，灰色的东西太多,把风气都弄坏了。

西部某省在省会举行隆重的给院士配车仪式,给12位在该省工作的两院院士配备了国产的别克专用小汽车,配车仪式锣鼓喧天,鼓号齐鸣,少先队献花,记者云集。在更多的地方,为院士塑像,造院士馆也成了时髦行为。

汪品先的母校曾经对他发出邀请,提议为他塑像。我吓了一跳,赶忙写信给母校。院士也不过是做科学研究工作,把院士抬这么高是要不得的。我说,要是有一天我出问题了,你们把我的塑像怎么办呢,他们说,这个塑像是可以活动的。汪品先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

院士评的是过去,不是未来。不能因为是院士就可以占有更多资源。中科院地质所朱日祥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权力左右科研

现在有种奇怪的现象,当了官还要当院士,而评了院士能当更大的官。官员与院士有什么必然联系吗?裘法祖反问。

裘法祖的一位好友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医学专家,但他没有参加院士评选。他觉得现在中国的院士头衔并不光荣,甚至引人误会,有些丢脸。他说,这种局面必须改,不然再过几年中国的科学界真要坏掉了。

中国科技协会主席周光召在今年八月与新疆老科技工作者座谈时,批评了科学界存在的官本位现象。一些老科技工作者提出:一线科技工作者实际待遇无法落实, 往往是担任了行政职务后才能真正享受到相关待遇。因此,大量科研工作者千方百计要混个官当当,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也乐于给那些有成就的科技人员委以大大 小小的官衔,似乎只有封官才能体现对科技工作者成绩和学识的肯定。

周光召说: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

在11月15日的院士圆桌会议上,周光召认为,现在把所有东西都分成等级,学术界也是如此。如院长、所长,以长来决定权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官本位的复制,是阻碍学术创新的因素。

我非常赞同这一说法。科学界是个最要不得权威的领域。现在把院士抬这么高,塑造成权威,对研究不利,对年轻人不利。裘法祖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在国内的科研项目评审过程中,有很多潜规则,大家常常要去揣测领导的意图,而不是完全根据科研规律来 办事。越小的项目就有越多的民主,而大的项目则常常不透明。评上了院士当然对申报课题有好处,因为你也进入这样一个评审的圈子。

中国社会曾长期处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禁锢之下,官本位及排座次的思想仍然在各领域存在,包括学术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顾海兵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评述。

他在2003年至2004年曾带领课题组对中国的院士制度做了专题研究,在对比研究了美、英、俄、法、日的院士制度之后,顾的结论是中国现行院士制度必须改革。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位院士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看一个院士怎么看,要看他选上院士之后是在第一线兢兢业业地工作,还是当官了,出名了,下海了。

裘法祖院士

改革还是废除

2001年,中国科学院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公布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此项准则被外界称为中国科学院十诫,准则要求院士抵制科技界的腐败和违规行为。

自律准则有些作用,但总是治标不治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院士说。

事实上,在历年的两院院士增选中,关于院士制度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沿用上世纪50年代的学部委员推选制度,而外界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汪品先说。

据介绍,在汪所在的地学部,每次开会,大家都对现行的制度问题有所讨论。有些都已达成了共识,方案也做了好几套了,但不知为什么,最后总是不了了之。

汪品先觉得,首先需要改革的是院士推荐办法,减少推荐层级,增加透明度,使院士与候选人之间有面对面的交流机会。

他的这一看法与郑哲敏不谋而合。郑曾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他回忆道,有时别人问钱老,你们在美国怎么选教授,他说:就是大家坐下来,比一比大家都做了什么就行了。不像我们比那么多轮,看起来很公平,其实问题很多。

另一个在采访中几乎被所有人提及的话题,就是把院士头衔与物质利益脱钩,让它成为一种纯粹的荣誉,而从工资的层面,厘清科技工作者的待遇。

相对而言,顾海兵在他的报告里所提出的结论比较极端,顾认为最优对策是从现在开始,不再增选院士,使院士逐步减少直至消失;将现有院士全部改称为中国科 学学会会员、中国工程学会会员、中国医学学会员;学会及其会员独立于中国科学院;学会除了内部的交流与活动之外,一是为政府与社会提供咨询,二是资助青年 研究人员、主持科研颁奖仪式。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老王觉得,院士制度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规则不甚明确,名重于实,人们的心态比较浮躁有关。另一方面,中国人固有的文化陋习,如拉帮结派,官本位等在这一制度里也有体现。所以,他对改革的前景不甚乐观。

随着社会逐渐成熟,到我们下一代也许会好一点,他们比我们聪明,会想出好办法来,毕竟不真实的东西总不会长久。郑哲敏说。

第二篇：建议取消特供制度

建议取消特供制度，解决特权腐败

2011-12-30 22:34 阅读(71)评论(1)

建议取消特供制度，解决特权腐败 胡星斗

特供制度，主要指执政当局专门为高级干部量身定做的一项特殊的食品供应制度（有时也指食品之外的特权供应），特供体系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检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到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都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其大致过程如下：先派出相关人员勘察各地各类日常食材及特产，从中圈选质地最优良的品种及产地，然后以行政命令等方式予以垄断，并按照其内部的规定对垄断对象的整个生产过程进行专门管理，除少量被特许以极高价格面向特定对象开放销售外，一律通过专门渠道只供应给相应级别的领导人及其家属（本文的部分内容参考了：大跃进时期大面积饿死人时干部特供制度；汪园斐：“特供”不除，百姓食品安全是空话；“国宴”特供体系调查等文章）。

革命家们进入中南海后，公安部设食品专供站、中南海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由苏联特供专家设计和监督建造，设四科一室，管辖几个专门生产基地，规模大的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及其它副食品。基地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皆属苏联最先进的。

最高层的特供更是严密，不受标准限制。XXX特别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为XXX空运活鱼。

XXX最爱喝的茶是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他爱抽的雪茄，也是从“晒烟之乡”之称的四川省什邡县，抽调专门人才来京城组成“132”特供烟生产组，秘密为XXX制作雪茄。

XXX也喜欢别墅，北京城就有五处，在全国各地建有五十多所别墅，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于是整座山或整片湖泊或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XXX享用。就是在大面积饿死人最为严重的时期，也花数亿元在韶山修了个滴水洞。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1958年以后，到处为XXX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

XXX的几个厨师是国内顶尖高手，也经过严格的审察，可做饭菜时管家必须在厨房内监视，也负责尝菜，尝味道，尝安全。全国饥荒最为严峻时，营养专家与厨师为XXX精心制订了西菜，西菜汤菜谱。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

鱼虾类：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

鸡类：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

牛羊肉类：因为XXX不是很喜欢，因而只是偶尔掺杂一些品种进去。

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

汤类：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

在井冈山时期，革命家们就规定各级干部的供给，精细到明文规定各级干部点油灯的灯芯为几根„„

1942年，中国正处于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但在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语），即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丁玲、王实味等“知识份子”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但王实味为了这几句话丢了脑袋。

1950年4月中央出台了《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是最低一级的28．33 倍。1955年8月，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差距达36.4 倍。

干部们的住房也按级别享有特权。如上海市1956年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大花园精美住宅”等。制度还规定几级以上的干部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也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至于火车软卧和飞机，最低级别为县处级十三至十六级才可以乘坐。政治信息的传递也有等级的规定，红头文件传达到哪一级，《内参》哪一级有资格看都有严格规定。

正如《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书所说：“他们享受着五千年来封建帝王做梦都想不到的现代化生活，而掌握的权力又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们享受不到的封建特权”。

据《童年琐忆》书中“省委大院”一节中记述：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里，作者童年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伯伯家度寒假的经历。何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后院是宿舍区，前后院都有解放军站岗。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地板。我一人住了间客房。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很大，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上的一道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色香味都诱人。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我还几乎天天晚上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的，没几个观众，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伯伯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中国新年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回来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的饥民发生过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打死了人。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导致中国大批婴幼儿患病或死亡，民众已对国货食品安全失去信心的同时，网上一篇祝咏兰泄露“中国特色”特供制度的讲话【照片见附件】引发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祝咏兰在《讲话》中透露：甄选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条件非常严格，“有机食品的生产必须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规律进行，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并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我国绿色食品的AA级就是参照有机食品的标准而生产的。凡是上述环节有一项不达标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更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有人争辩说美国也有特供，比如总统空军一号专机和它上面的“特供”食品。的确，美国总统吃的食品也会经过特殊检查，但是此“特供”非彼“特供”。美国的特供是针对恐怖份子的，而总统吃的任何东西，百姓也能吃到。总统吃的也是超市买来的，只不过为了防止拉登们，上桌前要进行检测。

在数十年前的美国，其食品卫生和安全也丑闻迭出。当时有人写书反映：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这本书。看到这里，他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在咀嚼的食物吐出来，顺手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扔出了窗外。

接下来，他没有去成立“特供中心”，而是敦促国会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肉类检查法，并且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雏形机构。

而中国呢，真正的特供食品百姓不要说吃不到，看都看不到——“132”小组为XXX制作的特供雪茄你见过吗？“132”小组成员在工作的3年中，“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始终保持沉默。他们的婚嫁对象也经过小组负责人的严格考察；他们的子女从未进过这扇南长街80 号的大门；他们既从不向外打一个电话，也从不直接接外来电话„„”。XXX爱抽的“熊猫”香烟你见过吗？据报道：“上海卷烟厂2个月做一次特供熊猫牌香烟。每次特供烟丝送进厂，都有几部警车带枪保卫，每个过程都严密监视，当天烟丝进厂，当天完工出厂，货品从不在厂过夜，怕有人换假偷窃。百姓吸的烟丝进厂都得在仓库呆几个月。只有熊猫牌特供香烟的由警车监护当天出厂。厂里的职工都知道熊猫牌好，有个人偷偷地拿了一点，给判刑2年！”

中国的执政党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执政为公”。这些政治信条的试金石是什么？就是看能否取消特供制度，解决特权腐败。因此，我建议：

一、立即取缔高级干部的食品特供制度。

二、立即取缔国有医院中的高干病房，禁止干部的公费疗养。

三、改革官民分开的二元养老制度，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大幅减少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旅游出国的“三公”特权消费，建立民主财政、阳光财政。

五、破除国有垄断，缩减庞大政府，降低行政成本。

六、制定阳光法案，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真心实意做人民的公仆。

第三篇：关于取消部分收费公路的建议

关于取消部分收费公路的建议（模拟）

最近，有关于冲撞收费站、殴打收费员的报道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当然这些行为是不对的。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据报道，世界上70%多的收费站都在我们中国，这些收费站不论建的早晚，现在都在收着，只见增不见少，象南京长江大桥是什么时候建的，到现在也还在收，什么时候是个了啊？

很多的部门在收费时总是说与国际接轨，那咱们来看看美国的公路是怎样收费的，美国的公路有两种，一是大的财团等投资修建的，每上路一次收五美分（包括高速路），另一种是国家投资兴建的，是不收费的。

南方的一个市就一次把市内的二十多座收费站撤了，他们的市长说：当初建收费站是需要的，现在撤了是必须的。不能目光短浅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效益要大于收费站的效益。中国的收费站，你什么时候能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啊？

公路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在任何国家公路的建设都是政府的责任。然而，在中国由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收费公路”的制度应运而生。按照当初的设想，公路建设可以吸收民间资本，也可以通过向银行贷款修建“收费公路”。当民间资本收益达到一定规模，或者银行贷款本息偿还之后，“收费公路”必须免费。

可是由于在制度设计之初，没有将收费公路经营财务报告纳入到人大财政监管范围，也没有建立专门的公路收费预算编制报告制度，所以，收费公路就变相成了政府的“小金库”。不少政府在城市规划和道路建设的时候，将本来应该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交通支出切割出来，然后设立政府注资的公路建设公司，由公路建设公司向银行贷款，建设收费公路。一些领导干部的亲朋好友，通过向国内金融机构融资，参与收费公路建设，从中获取长期的稳定收益。

国家审计署《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结果》显示，收费公路违规经营现象十分严重。在16个省市收费公路审计中，发现违规设立收费站158个，到2005年底违规收费149亿元，如果按照地方政府核定收费期限和目前收费水平测算，这些收费站点还将收费195亿多元。（新华网2008年2月27日）

解决收费公路乱收费问题，必须从源头抓起。在笔者看来，必须将收费公路统统纳入到财政预算管理之中，然后取消公路收费项目。凡是经过审计核算，已经收回本息的，应当立即停止收费；凡是经过审计核算，没有收回本息的，应当报请当地人大提出公路特别追加预算，用财政资金偿还公路投资本息。

收费公路存在，是中国公共产品私有化的典型表现。这种类似于“占山为王”的经营模式，不但得到了某些决策部门的认可，而且在特定时期被称作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正确方向。在一些资金缺口比较大的地区，为了实现脱贫致富，将公共产品转让给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以此来缓解财政资金紧张状况，但这样做无疑是挖肉补疮。中部某个特大城市由于在城市道路建设上实行收费还贷，关卡林立，不但让投资交通的外商坐收渔利，而且在城市交通拥堵的情况下，人为地制造了道路瓶颈，使当地经济迟迟难以快速发展。

人们注意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海外归来的学者不断鼓吹国有资产私有化，从教育的产业化到收费公路，几乎所有公共产品的配置都被纳入到私有化的范畴。这样做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现在已经显现出来。

在一个国家衡量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关键就在于考察政府是否在公共产品的配置上，充分听取民意，是否将财政资金有效地用于提高社区居民的福利水平。如果当地居民动辄缴纳过路费，那么，政府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垮台，因为选民不可能让这样的政府存在下去。

所以，收费公路乱收费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民主不彰的问题。按照社区自治的原则，地方政府修建收费公路，必须向地方人大提交专门的报告，地方人大应当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监督收费公路财政收支情况，一旦实现收支的平衡，那么必须停止收费，并且向社区居民公布所有的资金使用情况。

从功能上来分析，政府预算包括公共财政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共财政预算是政府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而编制的预算。公共产品包括道路桥梁、学校医院等基本设施，也包括政府办公经费、各种事业性经费等常态化开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将基础设施民营化，不但减少了政府财政支出，而且可以通过收费经营，变相增加政府的收入。所以，这项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不但会导致公共产品私有化，而且会导致财政预算约束虚无化。因此，各级人大必须在审议财政预算项目的时候，密切关注道路交通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迫使政府在预算报告中反映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收益情况，从根本上堵塞国有资产流失渠道，防止少数政府官员打着改革的幌子，谋取个人私利。

第四篇：大陆FB的院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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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FB的院士制度

中锋

我国国家级科学院建于1928年，名为中央研究院。20年后经过二年的层层选举，选出了81名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科学院。1955年成立学部，通过内部协商确定了233名类似于院士的学部委员。留在大陆的60名院士仅46人入选。1957年增补了18人，1980年增至400人，1991年增至528人。1993年中国的院士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将学部委员改名为院士，二是新成立了中国工程院。其结果是在科技水平不断滑坡的情况下院士人数却发生了爆炸性增长。

到2001年中科院院士已增至653人，工程院院士616人，共1269人。增长速度之快为世界之最。与此同时，又宣布院士为终身制并与经济挂钩。这就导致院士水平急剧下降，腐败之风越刮越猛，群众议论纷纷。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在这个林子里除了少数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凤凰外还有些什么样的鸟。根据群众的议论，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各色各样的“院士”。

政治院士

在大陆，事事都必须政治挂帅。评定职称也好，申报奖励也好，选拔干部也好，首要条件就是政治条件，标准是是否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你想要提职、报奖、提干，你就必须填上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如果你平时说过几句真话，你就倒霉了。不管你的意见是否正确，只要与党的意见不同，你都有可能被视为与党二条心、提干肯定是没戏了，能力再强，也不会用你，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寅初和梁漱民。至于提职和报奖就要看有没有实权人物能在会上为你说话。在选拔院士时当然也是如此。49年以前，全国只有81名院士。这81名院士在学术上都是国内乃至全世界学术界公认的，但在政治上却不乏公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而这并未影响他们成为院士，如郭沫若。49年新中国成立时有60名院士留在大陆，未随国民党去台湾，也未去美国。在当时，他们完全有条件随国民党去台湾或去美国。由此可见，这60名院士至少是不反对新政权的成立，是爱国的。但在科学院建立学部时竟有14位因政治原因被排斥在学部委员之外。由于把政治标准作为评选院士的第一标准，其结果必然是：

(1)当院士首先是当政治院士，否则，水平再高，也只能被排斥在院士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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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 of My Documents(2)想当或已当上院士的只能唯上不能唯实。否则，你不仅当不上院士还可能被打入另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光斗和黄万里的迥然不同的遭遇。

对于一些学术水平并不高但是具有特殊政治价值的人也可以从政治考虑给以院士头衔。如从台湾去美国学习，取得学位后没有回台湾而投奔了大陆，来大陆不久就当上了院士。这里面是否事先就谈妥了交易就不得而知了。

1993年大陆的院士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将学部委员改名为院士及成立工程院。从此，院士进入了“大跃进”时期，总数很快达到四位数，成了继人大，政协之后第三个超千人的全国性高级大团体。即或按人均计算这三个团体人数之多，也属世界之最。为何突然间会对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如此慷慨，这还得从政治方面进行考虑。49年建国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直处于挨整的地位，在经济上也是处于全社会的低水平，吃的是大锅饭，真所谓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杀猪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这一情况逐渐有了改变，尤其是年轻的吃了洋面包从国外回来的大权在握的知识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首先为自己制定政策，大涨工资，年薪从五位数上升到六位数甚至七位数。而对于那些为社会主义苦干了一辈子的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老知识分子则采取了摔包袱的办法，一退了之。在这些老知识分子中不乏这些“年轻精英”的恩师。为了逃避人们对这种过河拆桥的作法的指摘，大权在握的人采取了扩大院士名额的办法，让极少数不到70岁的老知识分子以院士的名义享受与他们相同的待遇，而其他老知识分子则依然过着搞导弹不如卖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杀猪刀的生活，特别是从工厂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最低的月工资不到500元。有了这一招，如果再有谁有意见，答复很简单，“那是因为你没有能耐，你要有能耐当上院士你也可以享受高待遇，我们对知识分子是不分年龄，一视同仁的”。

由此可见，大陆的院士制度历来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任何一个院士首先必须是政治院士。

博导院士

1993年以后新增加的院士可以称之为博导院士。

1978年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后出现了一个荒唐的新鲜事物——博导。众所周知，高校教师共分四级，即助教；讲师；副教授及教授。研究机构的对应职称是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及研究员。对于这四类教师的业务要求国务院有明文规定。按照国务院文件评出的副教授和教授应该具备培养硕士和博士的能力(在美国相当于我国讲师的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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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 of My Documents assistant professor就可以指导博士生)，否则按国务院文件评出的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教授和教授就都是些草包。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缺乏培养研究生的经费，但又不能公开承认，故为了限制研究生人数，对研究生导师作出了背离国务院评定职称文件的荒唐规定，即要求硕士生导师必须经主管部批准，博士生导师必须经国家教委批准。经过批准的博士生导师被称为博导。

荒唐的博导必然导致博导的荒唐。限制博导的人数是为了限制博士生的数量(在当时，一个博士点一般只有一个博导，甚至还闹出过没有博导的博士点的笑话)。但是国家教委在评定高校水平时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招收的博士生的多少。

于是各校领导就要求博导尽量多招。但博导自己的课题，精力，经费都有限，于是由博导出面动员有条件招收博士生的教授和副教授用博导的名义招收博士生。

招来后名义上是博导的博士生，实际上却是无博导头衔的教授和副教授们的博士生。等博士论文完成后真正的导师却不能签字，因为你不是博导，没有资格签字，只能由挂名的博导签字，这是国家给的权力，你有什么牙啃。所以当了教授又当了博导，别人辛辛苦苦取得的成果都成了他的；而当了教授没当上博导(没有当上博导的客观原因很多，当上博导的水平不一定高，没有当上博导的水平不一定低)，你的成果就都成了别人的(指导博士生是如此，搞科研也是如此，你领导完成了一个项目，你的助手也会要求你把头牌让给他，因为他还有提职问题，弄不好，你只能排在最后)。博导们由于合法地窃取了他人的成果，业绩迅速得到膨胀，赶上院士大发展，第一批博导一个个也就凭借他人的成果当上了院士。故这批院士可以称为博导院士。但是，这样一来，既纠纷不断，又败坏了学风。

贵族院士

一旦当上院士，立马一步登天，票子，房子，车子统统送上门来，而且可以终生享用。为了政治需要，通过舆论炒作，又把院士们捧上了天，什么“精英”，“国宝”，“最高水平”，“绝对权威”等等。不仅如此，还赋予他们各种特权。这样一来，院士头衔就成了众多知识分子不择手段进行争夺的一块唐僧肉，请客，送礼，送钱，拉关系，托人疏通，无所不为；而已经荣登宝座的不学无术的院士则一个个飘飘然地蜕化成了学阀，学术官僚，精神贵族。

官僚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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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 of My Documents 入党为了做官，对于历来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不例外。问题是对于一些热中于当官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当官，也要当学者。官衔要，学术头衔也要。理由是你当了教授，我是领导你的，我不是教授，怎么领导你，因此我也必须是教授。再说我是你的领导，这就说明我的智商，我的水平比你高，你当上了教授，我理所当然应该是教授，否则天理何在。至于我怎么能当上教授，你就不用操心了，我自有办法。跟教授相比，院士这块肥肉就更加诱人，既有名，又有利。因此历来是一些知识分子官僚梦寐以求的。近年来，由于老干部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新官僚的知识水平不断提高，这一现象愈演愈烈。最为典型的是原铁道部付志寰部长利用手中的权力组织专门班子，用公款租用高级宾馆为其编造申报院士材料，结果竟以“客运要快速，货运要重载”这样一句铁道部人人皆知的话当上了院士。

在付志寰之前，这样的院士已经有了好几个，如钱正英等。这类院士可称之为官僚院士。

弟子院士

在对高校进行评估时院士人数是一个重要指标。为了保证本校院士数只增不减，校领导给本校的老院士下达的任务是必须在退出历史舞台前把自己的留校工作的弟子弄成院士。于是许多老院士纷纷在下面进行幕外交易，暗箱操作，你推荐我的弟子，我推荐你的弟子，你投我弟子的票，我投你弟子的票。这类院士可以称之为弟子院士。

门面院士

有院士的单位被称为院士单位。一旦成为院士单位，立马就提高一个档次。

因此各个单位为了装饰本单位的门面，千方百计为本单位争院士头衔，送礼，送钱，拉票都由单位出面。通过这种方式争得的院士可称为门面院士。

笼头院士

北京钢铁研究总院一位搞电镜的当上了院士着实使同行大吃一惊，因为钢研院搞电镜有名的大有人在，怎么也轮不到她。后来从内部透露的消息才知道是上面指定要申报女的。这种做法在大陆司空见惯，称为带笼头。这样做的公开理由是为了体现政策。但是笼头是怎么定的，是不是专门为谁定做的，这是机密，根本无法查清。这样的院士可以称之为笼头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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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 of My Documents 奇怪的是此人在钢研院当上院士后立即调离了钢研院，去了清华。是不容于钢研院，还是因为本钱大了，另择高枝，不得而知。

草包院士

对于那些不学无术通过各种关系而当上院士的，群众称之为草包院士。

白痴院士

院士是终身制，而且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管在任何场合，只要有院士在场，必由其主持会议或作主要发言。但是即或是货真价实的院士也是要老的，人老了，记忆要衰退，思维要变慢，甚至会得老年痴呆症，这是自然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要他主持会议或作主要发言，不出洋相才怪。人们称这种出洋相的院士为白痴院士。

还有一种在当上院士前从未当过领导，也没有主持过会议。现在当上了院士，立即给他加上种种桂冠，请他主持会议，结果他除了宣布会议开始和结束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对于这样的院士，人们也称之为白痴院士。

杂家院士

古人云：三人行，必有吾师。意思是说，一个人本事再大，也只是在某一个小领域有点专长，而在其他方面就不如别人。因此，与二人同行，其中必有在某些领域比自己高明可以当自己老师的人。但是有些人在当上院士后就目空一切，不务正业，自认为一通百通，是万能权威，到处指点江山，对不懂的东西也要夸夸其谈，这样的院士人们称之为杂家院士。

破鞋院士

在当今社会，人们似乎不应过多追究个人的生活作风，婚外情等问题。但是对于院士而言则又当别论。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院士应该是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

不仅在学术上，同样在学风上，道德品质上也应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楷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新增的院士中竟有在国外作访问学者时曾公开与他人同居。这类院士群众称之为破鞋院士。有破鞋院士当然也有流氓院士。

从以上种种现象不难看出当前大陆的院士制度已经腐败透顶，必须进行彻底改革。腐败的主要根源是政治行政干预以及与经济利益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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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 of My Documents 钩，因此改革内容应包括：

1．取消政治及行政干预。

2．制定严格的院士标准，大幅度减少院士人数，院士必须是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

3．制定民主的选举制度，对于现有的一千多名院士应通过选举，重新筛选，淘汰一大批。

4．与经济利益彻底脱钩，院士只应是荣誉称号，与经济无关。院士待遇应在奖金中兑现。

为了搞好院士制度改革必须进行下列配套改革： 1．取消博导并建立博士生国家考核制度。2．开展学术评论。

3．将市场经济机制引入人才市场，取消退休制度，改为不受年龄限制的聘任制，现已退休的同样可以应聘及申报各种科研项目，任何人(包括院士)的经济利益均在市场中得到兑现。

4．已经退休的保留退休金制度，逐步取消退休金制度，改为养老保险金制度。

有了这样几条，目前院士中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应该可以得到根除，各类知识分子的利益也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因为真正有水平的院士是不怕评论的，也不愁没人高薪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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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习近平：改革院士遴选制度

习近平：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

2014年06月09日 18:51 来源：新华网 作者：霍小光 吴晶晶

原标题：习近平：坚定不移创新创新再创新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定不移创新创新再创新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

原标题：习近平：坚定不移创新创新再创新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习近平讲话要点：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

●希望广大院士善养浩然之气，发扬我国科技界爱国奉献、淡泊名利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在攻坚克难、崇德向善中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带动科技界乃至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定不移创新创新再创新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新华网北京6月9日电（记者霍小光、吴晶晶）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两院院士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向两院院士和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前来参加会议的外籍院士和国际科学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指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界、工程技术界的杰出代表，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长期以来，广大院士胸怀报国为民的理想追求，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勇攀科学技术高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防建设和优化国家决策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历史的机遇往往稍纵即逝，我们正面对着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

习近平指出，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要准确把握重点领域科技发展的战略机遇，选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通过高效合理配置，深入推进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敢于担当、勇于超越、找准方向、扭住不放，牢固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和信心，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勇于创造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成果。

习近平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要着力加快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改革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着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聚焦国家战略目标，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

习近平指出，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

习近平强调，根据广大院士和各方面意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院士制度的要求，主要就是要突出学术导向，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学科布局、年龄结构、兼职和待遇、退休退出制度等，以更好发挥广大院士作用，更好发现和培养拔尖人才，更好维护院士群体的荣誉和尊严，更好激励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界涌现出许多受到人民爱戴的科学家，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时代精神，影响的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两院院士发挥作用。希望广大院士善养浩然之气，发扬我国科技界爱国奉献、淡泊名利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在攻坚克难、崇德向善中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带动科技界乃至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强调，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是我国科学技术界和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机构，是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两院要组织广大院士，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及科技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开展战略咨询研究，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

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以及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大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主持。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致开幕词。

1300多位两院院士，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在京有关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代表出席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