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食品安全状况报告(全文)

第一篇：2014年中国食品安全状况报告(全文)

2014年中国食品安全状况报告（全文）

江南大学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研究》与教育部《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课题组联合发布

2014年，我国主要食用农产品与食品供应数量继续保持“总体稳定”态势，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总体呈现“逐步向好”的基本格局；以推进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实现了新提升。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坚决遏制系统性食品安全事件，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是“十三五”期间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任务。

一、食品数量安全与质量保障水平

1.主要食用农产品的生产与市场供应。全国粮食产量达到60710万吨，比2013年增产516万吨，增产0.9%，实现“十一年增”。蔬菜、水果产量分别超过7亿吨、1.8亿吨，均较上年略有增长。肉类总产量8707万吨，比上年增长2.0%。其中，猪肉、牛肉、羊肉、禽蛋、牛奶产量分别为5671万吨、689万吨、428万吨、2894万吨、3725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3.2%、2.4%、4.9%、0.6%、5.5%，禽肉产量为1751万吨，比上年下降2.7%。水产品产量6461.52万吨，增长4.69%。

2.食品工业发展状况。食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8933万亿元的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7.7%。食品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7.1%，虽比上年的17.8%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食品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6%，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7.7%，食品制造业增长8.6%，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6.5%。食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1.9%，对全国工业增长贡献率达11.0%。

3.主要食品产量。小麦粉、大米、精制食用植物油、成品糖、鲜（冷）藏肉、冷冻水产品、糖果、罐头、酱油、食品添加剂、发酵酒精、白酒（折65度，商品量）、葡萄酒、软饮料、精制茶等16类食品产量保持增长；速冻米面食品、方便面、乳制品、冷冻饮品、啤酒等5类食品产量不同程度地下降。总体而言，主要食品品种供销两旺，产量持续增加，食品市场供应充足，有效地保障了食品数量需求。

4.主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蔬菜、畜禽产品、水产品、水果、茶叶质量的监测合格率分别为96.3%、99.2%、93.6%、96.8%、94.8%，主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总体稳定。由于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等源头性因素的影响，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稳定提升的基础较为脆弱，仍然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

5.食品加工制造环节的质量安全状况。食品加工制造环节的国家质量抽查合格率为95.7%，但方便食品、蔬菜干制品、糕点、饼干、调味品、熏烧烤肉制品和瓶（桶）装饮用水等抽检合格率仍然偏低。国家有关部门分阶段监督抽检的数据显示，在粮食及其制品中，除方便食品、米粉制品和玉米粉等抽检合格率较低外，其余粮食及其制品的抽检合格率均在97.0%以上；腌腊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熟肉干制品）、熏煮香肠火腿制品、熏烧烤肉制品的抽检合格率分别为98.6%、96.6%、95.2%、90.0%；淡水鱼类抽检合格率为100%，而熟制动物性水产品（可直接食用）合格率为88.9%，软体动物类和其他盐渍水产品的抽检合格率仅为66.6%和33.3%；干制食用菌、酱腌菜合格率、蔬菜干制品的合格率分别为97.6%、96.6%、93.7%；新鲜水果类、水果干制品、蜜饯制品、果酱的合格率分别为100%、98.3%、96.5%、91.2%；月饼、粽子、糕点、饼干产品的抽查合格率分别为98.4%、99.4%、93.8%、93.6%；婴幼儿配方乳粉抽检合格率为96.9%；茶叶、代用茶、速溶茶类、其他含茶制品的合格率分别为99.1%、98.5%、100%、100%；味精、鸡精调味料合格率为100%，食醋、酱油、固态调味料、半固态调味料的合格率分别为96.3%、94.3%、93.9%和93.7%。

6.食品进口贸易。贸易额为609.9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84%。进口品种几乎涵盖了全球主要食品种类，而谷物及其制品、蔬菜及水果、植物油脂等三大类食品进口贸易额接近整个贸易额的半壁江山。按进口贸易总额大小排序，主要进口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东盟、美国、欧盟、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和秘鲁，从上述八个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食品贸易额占当年进口食品总额的80.3%。

7.进口食品的安全风险。共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共3503批次，较上年增长61.9%。进口不合格食品批次最多的前十位来源地（按大小排序）分别是，中国台湾、美国、韩国、法国、意大利、马来西亚、泰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合计2399批次，占全部不合格批次的68.5%。进口不合格食品来源地的国家或地区数量从2013年的68个扩大至2014年的80个。食品添加剂不合格、微生物污染与标签不合格是进口不合格食品的主要问题，占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总批次的51.1%。

8.食品消费投诉量。在中国消费者协会接受的国内消费者的申诉中，食品类的投诉量为26459件，投诉量由2013年的第二位降至2014年的第五位。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食品类分别是米、面粉、食用油、肉及肉制品、水产品、乳制品等大众类普通食品。

9.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2005-2008年间商务部的抽样调查表明，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在绝大多数年份均保持在80%以上，虽然此期间爆发了影响极其恶劣的“三鹿奶粉”事件，但公众的食品安全满意度并没有出现拐点。而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2010-2012年间约80%的受访民众缺乏食品安全感。课题组连续在2012-2014年间对全国10个省（区）相对固定的调查点进行的大样本调查显示，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由2012年的最高点的71.32%下降到2014年的56.12%。公众对满意度较为低迷的态势可能是未来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常态化问题。

10.农村居民最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课题组对江苏、四川、重庆、山东、河北、浙江、安徽、河南、湖北、吉林等10个省市59个县市的92个行政村的3984户农村居民分层抽样调查显示，81.5%受访者担忧“化肥、农药、兽药等有害物质残留超标”问题，分别有36.8%、22.3%、37.3%、35.0%的受访者担忧“农产品种植土壤中重金属超标”、“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食品添加剂与滥用非食品用的化学物质”、“假冒伪劣、过期食品等”问题。

二、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

11.食品安全法治体系建设。卓有成效地推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修订工作，并已于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以法律形式固化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成果，完善了监管的制度机制，对以法治方式保障食品安全，推进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法治保障。

12.依法惩处食品安全犯罪。新收涉及食品药品的犯罪案件1.2万件，比上年上升117.6%；其中，生产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4694件，上升157.2%；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犯罪案件2396件，上升342.8%。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犯罪16428人，同比上升55.9%，并在食品药品生产流通和监管执法等领域查办职务犯罪2286人；在上海、北京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检察院，将重大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纳入重点办理跨地区重大案件之中。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专设“食药警察”，到2014年底为止，全国省级公安机关专业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已达到17个。

13.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地方政府的食品监管机构改革在时序上普遍严重滞后。据课题组保守估算，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约有30%的市、50%的县（市）未完成实际性的改革。总体而言，机构改革后，政府食品监管系统的监管力量有了新的增强。但估算发现，全国至少超过50%的县（市）的地方政府食品监管机构的设置并未按照国发〔2013〕18号文所推荐的模式，而是采取了“三合一”型为主的“大市场”模式，极少数地方甚至出现了“翻烧饼”式的改革。已经或还正在进行的“归并”式的改革成效有待于实践检验。

14.政府食品安全的信息公开。国家相关职能部门按照机构改革后的职能分别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发布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地方各级政府监管部门也在不同程度地推进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开，但食品安全信息的政府供给能力不足与社会巨大需求间的矛盾凸显，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根本性解决。

15.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农业部与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布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14），规定了387种农药在284种(类)食品中3650项限量指标。与此同时，我国已对135种兽药做出了禁限规定，其中有兽药残留限量规定的兽药94种，涉及限量值1548个，允许使用不得检出的兽药9种，禁止使用的兽药32种，并建立了519项兽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截止到2014年6月，已经公布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429项，覆盖了数千项食品安全相关指标。

16.食品安全的风险监测。设置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点2489个，食源性疾病哨点医院1956家，实现了监测点覆盖80%县级区域的年度建设目标，已基本形成由国家、省级、地市级和县（区）级四层架构构成的立体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100%的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94%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法定传染病实时网络直报。各级卫生计生检测机构共接到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1480起，监测食源性疾病16万人次，报告事件数和监测病例数较上年分别增长47.9%和103%。

17.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评估范围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评估的危害因子包括农药300余项、生物毒素20项、抗生素28项、重金属和稀土等元素11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24项、激素37项、病原微生物13项、塑化剂21项、营养质量因子4项，提出标准制修订建议80余项，形成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指南和技术规范30余项。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展开了铅和邻苯二甲酸乙酯类物质的风险评估、酒类氨基甲酸乙酯风险评估、主要植物性食品及食品原料中铝本底含量调查、即食食品中单增李斯特菌定量风险评估、居民膳食铜营养状况风险评估、水产品中硼的本底调查、零售鸡肉中弯曲菌风险评估、居民膳食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暴露风险评估项目、居民膳食稀土元素暴露风险评估项目、白酒产品中塑化剂风险评估等工作。

产地环境、农业生产行为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间的传导机制示意图

三、市场、社会与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格局

18.生产经营者自律。政府正在逐步构建食品安全领域企业诚信体系，食用农产品与食品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生产经营者行为自律实现新提升，但就总体而言，全社会食用农产品与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自律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以食用农产品为例。2014年8月，课题组对江苏、四川、重庆、山东等10个省市的3984户生产农户的调查显示，农村“一家两制”的食用农产品生产行为的比例超过30%。

19.市场机制作用。现实情景是，由于未能同时从市场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构建优质优价食用农产品与食品市场，以致产生了局部市场的低效率均衡。我国尚未形成以信用档案为外部基础，以品牌声誉为内在动力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形成，未能建立起有效约束与防范生产经营者潜在违法行为的市场机制，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基础性作用仍然任重而道远。

20.社会组织协同。对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中国肉类协会、中国保健协会、中国豆类协会等中央层面的食品行业社会组织的调查表明，分别有53.33%、62.67%、92.67%的社会组织认为，组织自身的技术能力难以满足履职需要、信息公开程度一般或不足、法定代表人的产生不同程度地受到行政干预，在90.97%的接受调查的社会组织中仍然有现职的国家公务人员在组织内担任职务。课题组对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63个地级市下辖1242个农村村民委员会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所调查的村民委员会并不具备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能力。总体而言，目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共治的能力较为有限。

21.公众参与。课题组对安徽、福建、贵州、湖北、江苏、内蒙古、陕西、四川、天津、新疆、云南、吉林12个省、自治区48个城市的2457个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35.82%的受访者“非常关注”与“比较关注”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信息，19.36%受访者愿意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传播食品安全方面正能量信息，45.91%的受访者表示在遇到有问题的食品时“非常愿意”或“比较愿意”主动举报，而且在愿意举报的城市公众中，72.58%的城市受访者倾向于信赖现代科技手段，但约有48.12%的受访者认为参与食品安全监督举报方便程度并不理想。对江苏、四川、重庆、山东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984名农村居民的调查显示，49.60%的农村受访者并不清楚政府是否有举报的奖励政策，虽然有61.20%的农村受访者可能会举报所发现的食品制假售假窝点，但71.91%的农村受访者不愿意举报周围使用劣种子、农业、化肥、饲料、兽药等行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基础初步具备，但参与治理的可行性以及政策效果都有待提高。

第二篇：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状况

理解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及工作要点

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距离群众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初级农产品源头污染较为严重；

二是部分食品市场抽样合格率偏低；

三是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

四是食品流通环节经营秩序不规范；

五是假冒伪劣食品屡禁不止。

要使中国食品安全总体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必须要突破食品安全工作中的“瓶颈”制约，努力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法律体系。

民以食为天，食品的数目和质量都关系到人的生存和身体健康。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食品供给格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品种丰富，数目充足，供给有余。在满足食品数目需求的同时，质量却存在着严重不足。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和国际食品贸易的日益扩大，危及人类健康、生命安全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发生、令人防不胜防，新技术影响食品品质，环境恶化导致农牧渔产品受到污染，以及境外食品安全题目可能影响我国食品安全题目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食品安全是一个重要性日益进步的公共卫生题目.全世界的政府都致力于改善食品安全性。这些努力是对不断增长的食品安全题目以及消费者的日益关注作出的反应。

2.2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一是食源性疾病仍然是危害公众健康的最重要因素.据卫生部提供的，2003年，卫生部共收到全国重大食品中毒事件报告379起，12876人中毒，323人死亡。与2002年比较，重大食品中毒的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分别增加了196.1、80.7、134.1[11].但是，在我国规定的法定报告制度中，大量肠炎、痢疾等散发食源性疾病病例以及病毒、寄生虫所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并不包括在其中。我国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现状表明，由肠道致病菌（沙门菌、副溶血性弧菌、大肠埃希菌O157∶H7、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伤冷沙门菌、霍乱弧菌、痢疾杆菌等）污染食品而引起的食品中毒以及疾病散发是直接造成人体健康损害的主要食源性危害[12].目前，我国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发展中国家食源性疾病的漏报率在95％以上.因此，在我国，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仍然是对健康的严重威胁。

二是食品中新的生物性和化学性污染物对健康的潜伏威胁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题目.三是食品新技术、新资源（如转基因食品、酶制剂和新的食品包装材料）应用给食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四是我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自身治理水平仍然偏低.五是防范犯罪分子利用食品进行犯罪或恐怖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六是食品安全监视治理的条件、手段和经费还不能完全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二、食品安全治理的主要对策

1、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安全战略

2000年5月第53届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WHA53.15）在WHO的历史上首次将食品安全列进全球公共卫生的重点领域。并于2002年提出WHO全球食品安全战略计划。目标———降低食源性疾病对健康及社会的影响。措施———①加强食源性疾病监测体系；②改进危险性评价方法；③创建评价新技术产品安全性的方法；④进步WHO在法典中的科学和公共卫生作用；⑤加强危险***流和宣传；⑥增进国家、国际协作；⑦在发展中国家加强职能部分的建设[19].2.改善和进步我国食品安全水平的主要对策

2.1加强国家食品安全控制系统。包括人力建设与各部分之间的分工。

2.2持久开展食品污染和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为摸清“家底”和评价控制措施有效性提供科学依据。

2.3将危险性分析用于食品安全立法，包括标准的制定。这是WTO有关协定中特别夸大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基于科学和协调一致。

2.4大力加强实验室检测能力。这是摸清“家底”和在国际贸易中保护国家利益的技术保障。

2.5夸大企业的自身治理。由于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中，企业应为食品安全的主体[20].2.6建立有效保证食品安全的卫生监视体制和技术支撑体系

2.7重视宣传教育。包括对政府部分、企业和消费者的广泛、持久的宣教

1.3食品加工过程中的污染

1.3.1滥用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物造成的食品问题

如在我国，建国初期普遍使用的--萘酚、奶油黄等防腐剂和色素后来被证实存在着致癌作用，不少地区曾因使用含砷的盐酸、食碱，或过量的食品添加剂如亚硝酸盐、漂白剂、色素等而发生过急、慢性中毒。

1.3.2植物基因工程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可能危害

随着转基因食品的商品化生产，其安全性越来越受到关注

1.4违法生产，经营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法律意识淡薄，重视生产轻视卫生，滥用食品添加剂，出售过期变质食品等，给食品质量安全带来很大隐患；无证无照非法生产经营食品问题也非常严重。此外，生产者素质较低，规范操作能力差的等极易造成食品污染和食品中毒的发生[16]。

1.5食品质量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以科学为基础的立法及执法模式尚未完全建立，执法力度不够，市场监管不严，基层检查队伍的素质和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4]。

2.对策

2.1完善与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

《食品安全基本法》作为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母法”，其基本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如下方面：目的：综合促进和保障食品安全。定义：明确“食品”、“食品安全”等名词的法律涵义。食品安全监管范围：国家对食品安全实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监管体制：以法律的形式提出我国食品安全基本监管框架和各方职能。食品安全监管原则：确保人民身体健康，注重科学依据，控制和预防并重，公开、客观、公正，等等。社会其他各阶层的食品安全责任。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为主，还包括与食品相关的行业、食品行业协会以及消费者等。应急处理。标准检测，含市场准入。安全风险评价。信用体系。食品安全信息网络。宣传教育。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的推动。法律责任。强调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做好与《刑法》的衔接、对违法食品生产经营者设置严厉罚则[7]。

2.2提高食品安全领域的科技水平

从关键检测技术、危害性评估技术、关键控制技术和食品安全标准等方面进行研究，提高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这是解决“科技瓶颈”的关键。目前，最重要的是使中国的检测能力得到国际的认可[5]。

2.3加大检查打击力度

卫生监管和质检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违反食品安全的生产、经营者的查处力度，依法对制假贩假的企业、个人进行坚决的打击，构成犯罪的要交送司法部门从严处理，从而对违法犯罪分子产生震撼作用和阻遏作用。要采取严厉的手段岁其进行毁灭的打击，防止起死灰复燃。

2.4加大对食品检测检验研究和应用的投入

在实行从农田到餐桌管理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中，检测工作应当紧随标准的修订不断完善。检测工作作为食品原料、生产加工过程、运输以及市场销售等环节中内部自我监控和外部监督检查的重要手段，直接影响食品的质量和安全

3.展望

通过加强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制度的实施，来加速与国际标准接规的步伐，全面提升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化水平，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从而增强食品行业的竞争力。

食品安全是保护人类健康，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基础。目前，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消费者的高度重视。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较高速度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品安全问题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中国食品安全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当前应着重加快建立健全五个体系。食品安全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农业和食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受到重视。

关键词：食品安全五个体系

前言：民以食为天。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吃饭问题都是“天大”的事。所谓关注民生，餐桌的关注永远排在首位。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追求吃饱；物质丰富的今天，人们要求吃好。吃饱相对容易，吃好就无止境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但至少要吃得安全、健康、无污染，但同样不容易。餐桌上的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严峻。曾几何时，媒体上关于食品安全的负面报道一个接一个：红心鸭蛋查出“苏丹红”、福寿螺吃出线虫病、多宝鱼检出违禁药物、面粉里“调白块”超标、粉丝中发现致癌物等等。

中国食品安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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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食品安全水平不断提高

具体表现为 1食品卫生监测合格率不断提高 2出口食品质量不断提高3初步建立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4食品标准化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5食品安全监测体系基本构架已经形成6农产品及食品认证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7食品安全科技得到了较大的发展8在建立食品安全应急机制方面取得了进展9食品安全法规体系不断完善

与过去相比，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有了显著改善。总的看，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案件多发的势头有所遏制，食品安全形势趋于好转。但必须看到，中国的食品供应体系主要是围绕解决食品供给量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二、我国食品安全战略的总体目标

基本原则(1)以科学为基础。以科学为基础是进行食品安全管理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其基本要求是强调风险分析。(2)立足当前与预见未来相结合。(3)食品供应全过程监管。食品安全管理与控制应该覆盖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链的所有方面。根据这一原则，应当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四个关口前移”，即从市场监管向产地监管前移，从销区监管向产区监管前移，从消费终端监管向生产源头监管前移，从流通监管向规范生产监管前移。(4)预防原则。由于对于一些新产品和技术的安全性不能确定，因此食品安全管理与控制应该采取预防原则。任何新产品和技术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安全性后才能上市。(5)可追溯性原则。食品的可追溯性是指食品和原料在流通中应保有它们的溯源，在需要情况下，可为有资格的机构提供溯源相关信息。当食品发现存在危害时，可以及时从市场召回，避免流入市场。(6)透明原则。消费者有权获得清晰的食品质量、构成成分、营养物质含量、营养物质功用以及如

何合理均衡膳食等方面的信息。法律法规、标准的修订与执行应在公开、透明、互动的方式下进行。

三、当前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对策与建议

鉴于全球性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出现，近年来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下大力气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食品安全监管呈现出从过去多头监管向现在的集中统一监管，从过去重视食物链的重点环节监管向现在的加强食物链的全过程监管，从以政府部门监管为主向重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等的总体发展趋势。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当前应着重加快建立健全五个体系。

（一）加快建立统一协调的法律法规体系。以现有的国际食品安全法典为依据，建立以基本法为龙头，其他具体法律相配合的多层次的专门具体的食品安全法规体系。一是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制定统一的食品安全基本法。在基本法中，要对食品安全管理做出原则的规定。该法应当明确以危险性评估为基础来建立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明确各管理机构的权力和责任；明确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的协调办法和协调机制；制定与政府实施相关的基本方针；明确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其他相关者在保障食品安全过程中的权利和职责；确保制定政策过程公正性和透明性；明确应付发生或可能发生重大事故的紧急事态的体制；对食品标签制度进行规定等。二是制定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基本的原则是根据确保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关键领域以及确保某一类食品安全的需要来专门制定单一的法律，如农产品安全法、市场准入制度法、植物检疫法、转基因产品管理法、认证法等，并根据法律的需要出台相对应的制度，细化法律条文和技术性规定。特别是要修订补充《刑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食品安全惩戒的条款，加重违反食品安全法规者的处罚力度，对食物中含有有害成分短期内虽对人体造成的损害不明显但损害长期存在的同样要进行处罚。三是赋予执行部门更充分的权力，加大执法力度。扩大执法部门检查权，包括检查食品生产和销售记录；强制受管理企业把有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食品信息向管理机关通报；要求有关组织提供农药、兽药使用的记录；要求食品企业向食品管理部门登记并报送产品清单等。当前，还要继续加大对食品安全重点领域、重点地区和重点部位的打击力度，对违反法律规定的生产经营者要从严进行惩处。

（二）建立健全权责明确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完善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美国在多个部门共同监管的基础上，1998年专门成立了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我国对食品安全的管理部门达八九个，各部门之间缺乏统一协调。建议我国尽早组建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组成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协调政府各主管部门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并为政府制定食品安全政策提供建议。二是对政府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进行合理分工。在现有的管理体制基础上进行小的调整，依然按照食品产业链的环节进行分工。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组织卫生、农业和质检等部门研究制定分工方案。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对监管方面存在交叉和重复之处进行明确的重新分工，只能由一个部门负责，其他部门退出；对无人管理的盲区进行明确的分工，确定具体的监管部门。三是充分发挥地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作用。中国地域辽阔，地区间差异明显,应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作的食品安全监督网。必须充分发挥地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作用，并将垂直管理部门改为上级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加强地方政府的工作手段。中央和地方在食品安全标准上要保持协调。强化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实行主管领导问责制。切实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坚决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四是大力推进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

（三）建立权威高效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一是整合现有检验检测机构。二是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的能力建设。三是加强企业食品安全的自我检验检测。

（四）加快完善衔接配套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五）加快建立安全可控性强的食品供应组织体系。一是“抓龙头，促源头”，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还需要转变的是公众的素养。专家的“含苏丹红的咸鸭蛋每天吃1000个才会致癌”的说法，就是今天“小恶无妨”的翻版。那些生产和经销食品药品的造假者可以从专家那里获得理直气壮的理由，反正又吃不死人，放一点有害材料到食品中不会出现大问题。只有在观念、行为和制度设计上进行全新的转变，并且抱着踏踏实实，一点一点改进的打持久战的信念和做法，中国的食品安全才会出现转机。

结语 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直接制约了中国食品出口。我出口食品多次在国外发生被退货销毁事件，不仅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在技术贸易壁垒中，食品安全卫生又是最为主要的原因。

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以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促进就业和提高农民收入、增强中国食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借鉴国际上食品安全管理的有益经验，紧紧围绕净化产地环境、保证投入品质量、规范生产行为、强化监测预警、严格市场准入等关键环节，通过健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管理体制、标准体系、检测体系、认证体系、科技支持体系、信息服务体系以及建立应急机制等食品安全支撑体系，通过政府、产业界、消费者、媒体、教育和科研机构等有关各方密切配合、相互协作，采取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相互配套的措施，为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提供保障，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控制体系，确保食品安全。

第三篇：中国自闭症发展状况报告

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

(概要)

意义：

这是一份汇聚国内外自闭症有关研究和发展状况的前沿信息报告，从自闭症最新的定义、诊断标准、权威的诊断工具、当前的病因研究、有关法律政策、科学教育服务、患儿家庭情况，到美国自闭症研究发展概况等，从各个方面展现了自闭症这个世界性难题的“难”之所在、“世纪之谜”的“谜”之所思，也提醒我们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社会各界对自闭症的认识、关注、支持和研究。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自闭症研究指导中心、五彩鹿儿童行为矫正中心以促进中国自闭症康复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五彩鹿积累了十年的行业实践经验，集合国内外专家，几经探讨和修改，最终促成这一报告的发行。作为这个行业中的拓荒者，我们期望此报告能对中国自闭症行业的发展起到回顾总结历史、分析思考现状和发展推动未来的作用。

谨借此次大会机遇，发布报告中的一些相关梗概，望业内的同行和专家批评指教：

第一章 综 述

一、自闭症概述

（一）自闭症的定义及核心症状

自闭症，也称孤独症，是一组起病于儿童发育早期，以社会交往障碍、沟通障碍和兴趣范围狭窄及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特征的发育障碍。2013年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Disorders）第五版（简称DSM-Ⅴ），修订了自闭症的定义，统称为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Spectrum Disorder，简称ASD）。

（二）自闭症的研究与发展

国外自闭症的研究历史起源于1943年，美国霍布金斯医院的儿童精神病医生Leo Kanner发表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儿童自闭症案例的正式报告——《情感交流的自闭性障碍》。而我国自闭症的研究始于1982年南京儿童心理卫生研究所陶国泰教授发表的题为《婴儿自闭症的诊断和归属问题》的论文，其中报道了中国内地最早发现并确诊的自闭症儿童病例。

我国自闭症的研究目前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涌现出一大批自闭症研究的专家学者。而媒体的大量宣传，使自闭症进入公众关注的视野，但总体还是落后于西方。报告对国外和国内自闭症的研究发展史进行了简介。

（三）自闭症的发病率

自闭症的发病率一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原因还不能确定。

2014年，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新统计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发病率为1/68，男孩患病率为1/54。

我国尚未开展针对自闭症的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有部分省市和地区进行过此类调查：2004年北京抽样调查结果为1.53‰；2012年深圳报道18-24月龄婴幼儿自闭症患病率为2.76‰；2013年广州开展的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幼儿园自闭症患病率为1/133。

二、自闭症相关研究综述

（一）自闭症病因学方面的研究

儿童自闭症的病因不明。目前公认的自闭症病因是大脑结构或功能上出现病变。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材料表明自闭症的病因有多种因素，其中包括环境与遗传基因的因素。大多数科学家认同遗传基因的易感因素占据主导。近年来神经影像学方面的发展，尤其是脑成像技术的提高，给自闭症病因上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而我国医学领域对自闭症病因的研究也在积极开展之中。

（二）自闭症的诊断研究

儿童自闭症的诊断应该是一个多学科、多层次的系统工程，我国自闭症患儿的诊断还需普及、诊断流程还需完善。

早发现、早干预对自闭症的预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医学专家们已制定出一些早期筛查发现自闭症的方法，美国儿科协会建议从儿童出生后9个月就开始做发育监测。专家建议：一旦怀疑儿童患有自闭症，最好是边干预边追踪，以免耽误最佳干预期。

自闭症的诊断标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报告中对目前国内和国际上普遍使用的筛查、诊断标准和工具进行了整理。

（三）自闭症的治疗研究

自闭症目前尚无药可医，但医药研究不能止步，当自闭症患者患有其它合并症（Comorbidity)时，药物治疗可以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帮助自闭症患者的共患病（如精神发育迟滞、多动症、焦虑障碍、抽动障碍、癫痫等）的治疗。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自闭症患儿都需要配合药物治疗，且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使用。

目前行为疗法得到世界范围内各国专家们的广泛研究和应用。多年来的研究表明行为疗法可以改善自闭症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近期也有研究证明这种早期的行为干预模式能够改善儿童与社会互动有关的大脑活动区，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预后，但治愈率不高。家长及研究者仍在不断寻求各种疗法。尽管有些干预方法尚没有被临床研究证实有效，但这些方法却仍在我国的自闭症治疗及干预领域被广泛应用。

第二章自闭症儿童的教育

一、政策与法律法规

报告中列举了国家在特殊教育方面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同时汇总了我国具体关于自闭症儿童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

在我国，自闭症儿童长期以来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和被社会认识、并逐步引起重视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保护自闭症儿童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从一开始的空白、之后笼统模糊的规定、到逐步定义明确，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把自闭症明确纳入“精神残疾”范畴只是近十年的事情。目前在我国，障碍儿童的教育方面虽然有政策可循、有法可依，但是法律法规还需系统完善，政策仍然需要不断改进。如何落实政策、依法办事，仍然是一大难题。值得欣喜的是，社会各方面的认识在提高、投入在增大。进入“十二五”期间的今天，国家和政府给予了自闭症儿童的康复与教育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对自闭症儿童的服务

从2006年我国制订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一五”发展纲要》中，自闭症首次被列为精神残疾类别，到2008年重新修订的《中国残疾人保障法》中表明国家保障包括自闭症在内的广大残疾人士的康复、教育、就业与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国家政府在政策法规上对自闭症儿童的逐步重视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自闭症患者的权益保障仍严重缺失。因为我国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导致各个地区对自闭症的了解、重视和服务水平也参差不齐、相差悬殊。

（一）自闭症儿童的教育与干预

儿童的教育是每个家长都最为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家长来说，却充满困惑：要送孩子去哪里“看病”？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后该怎么办？接下来都要做什么？这些问题，很多医院的医生也无法给家长解答。虽然有能力的家长可以到网络上去查询相关资料，但是网上这类的资料有些杂乱，缺乏权威性。家长无法确认哪些是可信的，哪些不可信，更不清楚什么是早期干预训练的正确方向。等孩子到了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年龄，家长又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在干预过程中，有两大理念需要厘清，否则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干预效果和预后。

1、自闭症从业人员和自闭症孩子的家长必须认识到——看待自闭症的孩子，首先要了解他们是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孩子，其次才是他们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因此，对这些孩子的教育理念与普通孩子的教育是相通的——重在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兴趣。

2、到底要训练多久的问题：答案就是——长期干预、终身支持。

长期干预可以对自闭症核心障碍有改进，至少需要2~3年的密集型干预。轻度的自闭症孩子经过科学的早期干预，预后非常理想，救助成效极大，但在学龄期仍然需要持续的支持和帮助。

• 很多没有被筛查出来的轻度自闭症孩子——隐匿在普通学校里，错过了最佳干预期。

• 被筛查出来的轻度自闭症孩子——语言发育好，但有明显社交障碍，往往在机构训练了几个月、解决了表面问题，家长就急于回归普教环境，没有坚持长期干预。建议：

1、我国自闭症的诊断工作急需在三个方面进行完善：统一诊断标准和方法，培训大量专业诊断人员，避免患儿因未被及时识别、诊断，因而错过最佳矫治期。

2、我国自闭症康复工作的重点工作应该关注：健全干预体系、提高整体干预水平、加强机构管理、加强各相关行业有效衔接、建立行业统筹管理部门。

3、应该大力开展学龄期自闭症患儿的随班就读工作，依法办事的同时，要向普通学校的教师给予特殊教育知识和技术的支持，以及特殊教育师资力量的提供。否则融合环境也只是起到“看护”的作用，没有针对自闭症儿童的教学方案，很难给这些自闭症的孩子提供有效的、及时的支持和帮助。

4、对于大龄自闭症患者的服务急需建立。目前我国现有康复机构大多接受学龄前的儿童，但对学龄期自闭症患儿和青少年患者缺乏合理的安置模式，急需建立专门针对大龄自闭症患者的福利体系。

（二）目前中国普遍使用的干预方式与方法

我国目前没有行业权威力量给家长提供正确、或相对客观的指引，很多家长盲目尝试各种道听途说的治疗方法，更难以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训练模式和方法，造成很多自闭症儿童的预后不理想。有些已经证实没有效果甚至是相反效果的手段在许多机构仍被普遍宣传和使用。

如何推进科学技术方法的引入和实践，是当前我国自闭症干预领域面临的紧要问题，可喜的是近年来陆续有国外知名专家学者到中国来培训和讲解有效的干预方法，逐渐缩短我们在自闭症干预方法上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从理念和理论方面更接近自闭症研究的前沿。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大力提倡和帮助一线教育干预工作者进行方法的实践研究，一方面学习和掌握国外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本国国情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探索。

而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康复模式和手段专业性比较强，各个机构的老师资历参差不齐，如何提高培训的效果、促进科学方法的有效应用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自闭症儿童教育机构

最近几年在我国各地陆续出现了越来越多政府支持的机构和民间的自发组织：康复协会、家长联谊会、自闭症训练机构等，民营的自闭症儿童训练机构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家发展到现在的几百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全国一些大城市中的培智学校、普通学校、幼儿园也开始吸收自闭症儿童随班就读。目前，国内的自闭症康复教育机构，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服务模式。

但由于自闭症儿童训练机构需求量大，公办机构数量远远不足，民办机构得以迅猛发展。从积极的角度看，大量民办机构的建立有效地弥补了政府资源的不足，缓解了需求与供给的巨大矛盾；但还需要政府积极地扶持、引导、规范和管理。

四、专业人员 目前, 我国自闭症机构师资队伍的稳定性、专业能力和职业满意度水平在都持续提高。但还需要国家大力加强对专业师资力量的投入，培养高水平的自闭症教育人才；建立对自闭症教师的资格认证；提高对自闭症教师的管理和待遇水平。

第三章 中国自闭症儿童教育未来发展方向

虽然近十年来我国在自闭症儿童的教育与康复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仍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尤其对自闭症的诊断缺乏专业人才；患儿入学和融合教育困难重重；康复训练机构和师资力量缺乏；自闭症康复研究领域还有许多空白。

融合教育代表着国际上特殊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也应当是中国自闭症儿童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普教和特教的有机结合是融合教育的本质特征。“随班就读”是我国对残疾人实施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我国特殊教育格局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国际融合教育理念与我国特殊教育实践的有机结合，也是我国普通教育深化改革、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随班就读工作要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普通学校为主体、特殊教育学校为支撑。如果不满足儿童特殊需求，仅仅收纳了有特殊需求儿童就读，不过是“随班混读”。

“全纳教育”是融合教育的高级发展形式。在理念上，首先是保障公民（包括所有残疾人）人人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机构应当秉承“零拒绝”的原则。从进一步教育的内容和过程看，还要切实满足所有受教育者的一般和特殊需求，因材施教。在我国，实现这样的理念刚刚从发达地区逐步开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普教对于核心障碍在于先天性社会交往和交流障碍的自闭症儿童来说尤为重要。社会的包容、理解、支持，使他们受到至少与别人一样品质的基本教育，是他们融入社会的基本条件。

现实中，随班就读除了对受教育者有“适龄”的要求，还有“适应

能力”的要求。正因如此，受“适应能力”所限，许许多多的的残疾人被排斥在正常教育体系之外，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是政策与法律规定与执行中的盲点和难点。

从我国义务教育发展趋势看，让学龄前儿童和适龄又有适应能力上高中、职高的残疾人能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是努力方向。

全纳教育之所以是方向，是因为受教育权利本身就不应当是特权的产物，而应当是现代民主、民权、民生的基本内容！它也是国家近期和近十年规划儿童教育，尤其是残疾人教育的目标和要素。国家七部委颁发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总体目标是“全面推进全纳教育，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经过三年努力，到2016年，全国基本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0%以上，其他残疾人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中儿童与教育主要目标：“1.促进0-3岁儿童早期综合发展。2.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0%，学前一年毛入园率达到95%”3.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确保流动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保障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和“6.保障所有儿童享有公平教育”。儿童与福利中列出的主要目标有“提高0-6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率”。

融合教育并不忽视家庭教育。家教合一是融合教育的重要条件。自闭症儿童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智慧与坚持。家长也要解决认识误区。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家长不具备能力辨别社会上已存的很多不值得提倡的治疗方法，结果是孩子症状得不到有效缓解，家长徒增烦恼，还浪费了宝贵资金、特别是宝贵时间。

对于自闭症需要早干预已经形成共识；干预过程中，应当坚持有科学根据的知识与方法。五彩鹿自身经验证明自闭症儿童教育的理念应当体现在：1.自闭症儿童首先是一个儿童；2.生活自理才能自立、自强；3.要学会基本的社会规范；4.教育者要能看到孩子的优点和长项；5.还孩子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五彩鹿在平时的教育康复训练中坚持贯彻这些教育理念。开发了各种集体、融合课型；向普通幼儿园派送特教老师支持自闭症孩子的融合；为在园自闭儿创造各种与社会普通人群接触、沟通的机会，取得了可喜的教学科研成果。

报告概括了对中国自闭症儿童教育未来发展方向提出的建议：

1、为更好地实施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需要加强对一线筛查人员的培训力度，增强其对自闭症的早期筛查、早期识别，早期诊断能力。

2、国家政府应该加大学龄前自闭症儿童教育的投入，加强对民办机构的管理，从整体上提高早期干预水平。

3、完善针对学龄期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权利的法律法规，明确“随班就读”乃至“全纳教育”、“零拒绝”的具体实施方法。

4、促进自闭症人士的终身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完善大龄自闭症患者的养护工作。

5、政府需加强对家长进行系统、全面培训的工作；建议各级政府建设家长资源中心，以便家长能够获取有关自闭症方面权威性的信息、得到及时的帮助。

6、国家和教育部门应有计划地培养自闭症有关人才，建立人才储备，从而促进我国自闭症儿童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发展。

7、建议建立行业管委会，对我国当前从事自闭症康复教育工作的专业人员进行正规资格认定、管理和监督，规范自闭症服务行业、引导其健康发展。

8、加大自闭症相关研究的力度。

第四章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情况

在自闭症儿童的成长、治疗、康复、养育过程中，家庭是患儿最为直接和重要的支持体系，通过改善其家庭情况，也有助于自闭症患儿的治疗和干预。

对家长的培训至关重要，因为家长的观念、态度和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进步和未来预后结果。这是目前中国大龄自闭症患者生存现状带给我们的反思。

需要引领家长走出教育训练的误区： 1.在机构接受训练的中——重度的自闭症患儿，家长只重视认知教育，忽视了对孩子兴趣的培养，把孩子教的更刻板。

2.家长往往只看到孩子的问题，看不到孩子的优点，而自闭症孩子需要多鼓励、多表扬，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但大多数研究者发现，深入了解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情况存在较大的难度；而在家庭状况中，自闭症儿童亲友和周围接触孩子的人群的情况也是重要因素。由于自闭症儿童的治疗和康复训练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除了自闭症儿童核心家庭的支持外，亲友的支持也十分重要。除此之外，家长也面临经济、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也会成为自闭症儿童教育干预过程中的阻力，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但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某个地区，调查取样和样本局限性很大（有几十到百余家庭），甚至是基于某个自闭症康复机构进行的，缺乏全国性大范围的调查和分析。要推进我国自闭症儿童的治疗和康复工作，了解自闭症的基础数据不可或缺。我们急需进行全国性大范围的调查，真正了解患儿家庭情况，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符合需要的自闭症患儿社会支持体系。

第五章 美国自闭症儿童教育现状简介

美国特殊教育的发展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艰辛历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残疾儿童家长的推动与支持，也就没有今天的美国有关特殊教育的立法。

美国特殊教育的高度发达与其特殊教育立法息息相关。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美国特殊教育法律体系已经相当成熟，有效地保障了美国各类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尤其对促进特殊儿童能够获得教育机会平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美国教育部数据显示，95%学龄残疾儿童及少年（6到21岁）都能够在普通公立学校就学。但所谓的融合教育并不是单纯地把残疾儿童和普通儿童放在同一个教学环境里，只有及时地提供适当的服务与支持，才能真正做到有效地融合，而普教和特教合作教学方式成为目前融合教育的首推方式之一。

报告中还介绍了美国对自闭症有效干预方法的研究以及自闭症教育专业人员的资质管理，对于我国自闭症领域的发展和完善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和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仍需我们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和完善。总体来说，还是需要依靠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促进特殊教育机制不断走向完善。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自闭症研究指导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五彩鹿儿童行为矫正中心

新华公益

于2014年10月17日共同发布

第四篇：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

马克思主义关于选举的民主理论有所谓四原则：即选举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是否民主，一般用这四原则来衡量。关于选举的普遍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国家经过很长的时间来争取普选权，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宣布取消阶级，就基本上实现了普选权。这一点还是比较快地做到了；平等的选举，建国后主要是农村与城市的代表的代表权不平等，现在缩小了不平等的差距，但从其它方面全面地看，应该说我国的选举还是比较平等的，这点也问题不大；至于秘密投票的选举现在也基本上做到了；现在问题比较大的是直接选举，我们直接选举的程度是非常低的，现在老百姓只能直选村长，只能直选乡人大代表和县人大代表，所以我国的直接选举的程度是很低的。从世界范围看，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议会（有两院制的下议院）不是直接选举的大概不超过10个。

新中国选举制度的变迁

搞什么样的选举制度，在新中国建国初就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有个解释，就是过去我们在反对国民党统治时提出过民主选举的口号，但是人民着手建立自己的政府时，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好多人还不识字，人民的觉悟程度还不高，中国国家这么大，一下子搞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有困难。如果我们完全平等，中国的农民太多，一选举全是农民代表，等等。所以1953年的选举法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民主选举制度。

到1979年，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经历了没有民主和法制的惨痛教训，这时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做了一些重要的改革，这包括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在地方设立人大常委会，并赋予地方以立法权，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其中还有一项改革是选举的改革，它包括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将直接选举从农村乡一级扩大的县一级；当时虽然没有规定可以竞选，但规定可以以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另外还规定了差额选举，规定代表和选民可以联名提名候选人等等。艰难的民主选举

原来我们在《选举法》中规定，可以搞预选。这就是因为过去我们确定正式候选人是靠协商。很多地方就搞“猫腻”，暗箱操作，那么协商来协商去，最终还是领导上定的人入选，没有民主程序。《选举法》就规定了如何确定候选人，要搞预选，预选得票多的人进入正式选举。结果有的地方就将预选搞成等额，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后来法律上就干脆取消预选。

法律规定，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副职一律都要搞差额，正职是可以搞差额，也可以搞等额。那么这样一规定各地提名的正职一定是等额的，不可能提差额候选人；后来1988年前后。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不少地方的选举，包括正副省长的国家机关领导人组织部门提名的都落选了，我的统计是有11个地方这种提名都落选了，而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针对这种情况，有人就提出，说这个要改革，政府的副职领导人不要搞选举了，还成由正职组阁，由人大任命就行了。他们找到的理论西方的组阁制。我们就写了一篇文章来批驳这种理论。我说组阁制是对的，但是组阁制的前提是有权组阁的这个人必须是真正民选的，如果他不是真正民选的话，由他来组阁，这不是把选举制改成任命制了吗？这不是民主的大倒退么！

有些地方选举组织部门为了能有效的控制选举，不断发明新的招法，比如选举副县长，有组织提名和代表提名，那么组织提名的可提前就发给大家，酝酿协商。可代表提名的呢，就搞突然袭击，明天选举，有的就今天下午五点钟才告诉大家说“大家提名吧！”根本就没有时间让代表来酝酿联合提名。如果代表要在不同的代表团联合提名，有的地方就给扣上“非法串?B”、“非组织活动”的帽子。我们1995年在修改组织法的时候，为打破地方的这种操作上的做法，明确规定让代表提名候选人必须提前两天，让大家有时间来酝酿提名。还规定不论谁提名的候选人不能提出差额，只能提出等额名单。就是为限制组织上把候选人提满。如果组织部门把候选人都提出来了，那么代表们一看，你组织上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就不提了。《选举法》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就规定提名只能提等额的人，不能提差额的人。现在一些地方在选举中又有新的办法对付民主选举，如组织出面做工作，不让党员代表参加联合提名，或者党员被提名的动员他主动声明不当候选人，使代表提不候选人或介名无效。我以上举的这些例子就是说明，在中国推选民主选举是很艰难的，经过反复斗争，才能发展民主。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们全国人大对选举法进行了多次修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某些地方领导就是千方百计地来控制选举，使选举按自己的意志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选举还是一步一步的朝着更民主的方向迈进。

中国农村的选举

下面有同学问我，当年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是很超前的，怎么能搞起来？我刚好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件事。这个法的制定确确实实跟彭真委员长个人有很大的关系，是他提出要搞这个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力主要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当时讨论这个法律时，很多人不同意，常委会就讨论了三次，代表大会还讨论了一次，那时一个法律一般在常委会上讨论一次就通过。为什么讨论这么多次？就是反对的人不少。没有彭真个法是不可能通过的。

当时为什么彭真会提出这个问题？彭真是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主管政法的一位领导人，他是当过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是第一批受害者，被投入监狱好象是有8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在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彭真是在老一代的领导人里面在民主法制方面反思比较深刻的一个。当时他为通过这个法，他专门有个讲话，他说：中国搞民主，要有两个方面，在上面，从我们中央来讲，是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下面要搞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让农民能够直接管理自己身边的事情。九亿农民如果?B自己身边的事都管不了，谈什么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他提出村民自治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法会把我们党和政府在基层的基础都搞掉。选举会有副作用的，选举带来的副作用如果不能很好的抑制，很有可能被人利用来破坏选举和扼杀选举比如在农村里用金钱来控制选举、家族势力和暴力行为等等已经出现，有些人不主张搞选举就是以这个理由来反对选举，说这样把农村搞乱了。选举肯定是有副作用的，任何好的东西都会有一个影子，问题是如何来看待利弊，问题是我们是否有措施把它的弊端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这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中国有搞民主的基础吗？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民主，扩大直接选举就碰到了一个很大的理论障碍，这种理论说：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的素质太低，不能搞扩大直选，这是中国的国情；如果搞得不好会把中国的社会搞乱——这是一个很有迷惑力的理论。这种理论在知识分子、政治家包括在老百姓中都有这样的想法。中国的这个理论不是现在才产生的，近代史上我们的许多精英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这么认为的，有过这方面的讲话。

我觉得很有必要对这个理论进行考究一番，这也是我们组织一场关于选举问题的调查的重要出发点。我们组织了十多名专家进行了两年多的工作，调查的出发点是从公民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政治因素、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的角度来了解不同的人的选举意识、选举观念和选举行为的差距，从而得到一些结论。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人们的选举行为，它与公民素质、经济水平等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从我们调查的分析来看，有的与我们想象的是一致的，而有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公民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意识和行为的关系。还有政治身份，如党员、国家机关的干部，一般来说选举的积极性表现得会相对高一些。但是我们对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几乎所有的调查表明，农民的选举意识比城市的市民的选举意识要高，比大学生要高。无论是选举意识，选举参与程度，选举改革的态度，农民都比城市居民和学生都要高。另外很多数字都表明：大学生的选举参与程度比农民的要低，还包括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大学生是一个理想型、观念型的群体，对选举来说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利益，他们对选举的民主程序和政治环境感兴趣，对他们认为不感兴趣的选举是很冷谈的。而农民对选举有很高的热情，这是因为利益因素在起作用，无所谓素质高低。所以不能说大学生的选举素质就比农民高。也许文化的因素，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是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利益。在利益的作用下，其他因素都回排到次要的地位。

什么是政治素质、政治觉悟？如果大家把政治看成是政治知识、政治理论，那确实是知识分子的政治素质高。但为什么实践中知识分子比农民还不愿去投票？什么是政治，说明白就是公众参与自己事务的管理就是政治，如果这样来看政治素质，那么只要是一个健全的人，一个能够意识到他的利益所在的人，就有能力参与政治。对选举来说，人们看到利益所在就会积极投票，看不到利益所在就不会积极投票，任何人都一样，无所谓素质高低。关键是你让不让他们参与和给不给适当的途征参与，在制度设计上能否把政治行为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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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食品安全状况分析与治理对策之我见

中国食品安全状况分析与治理对策之我见陈文霞

长期以来，中国的食品科技体系主要是围绕解决食物供给数量建立起来的，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生产经营者与相关职能部门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思想导向行为。食品不安全因素贯穿于食品供应的全过程。

从我国普遍情况来看，微生物污染、农药和兽药残留超标、产地环境不理想、生产方式落后、食品加工水平较低，同时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加上新技术和新的销售方式存在的潜在威胁等等，直接制约了我国的食品安全水平的提高。三聚氰胺事件促使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诞生，但由于编写时间紧，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不利于操作，《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并没有起到我们预想的成效。

然而《食品安全法》颁布之后，食品安全状况有所改善的是，老百姓对食品安全认知度大大的提高，企业对国家的标准也很有威摄性，不敢越雷池，有的企业开始考虑产品的安全性问题。但是仍然没有解决营造安全食品市场大环境的根本问题。长久的追求产品色香味，努力不择手段来达到所谓的保质期来定产品的质量的习惯仍没改变，特别有些企业仍然为达最大利益不择手段做出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虽然目前在加强职能管理部门与司法部门的配合，严惩打击在食品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但打击的仍是少数，食品市场鱼龙混杂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民众仍然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感到恐慌，没有树立起民众对我国食品安全信心，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关系

政治、经济和民生的大问题。如何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切实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食品安全链涉及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储存、运输、销售、消费等社会化大生产的诸多环节。世界各国对食品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行适当地监管，以通过提高生产经营的过程安全实现最终消费的安全。国际上，代表食品安全先进水平的国家主要有美国、欧盟、日本等，他们拥有着高效协调的监管体系，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先进完整的检验检测体系，严厉细致的查处体系，注重的是通过风险监测来达到提早预防，着重强调的是责任意识，并切实做到产品的溯源，完善的农场到餐桌的全程监管。因经济发展水平、诚信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治理理念等的不同，世界各国在食品安全的监管体制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我们总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而忽视了这种现实的差异，怎么学也是达不到人家的治理效果。然面，无论发达国家的食品监管体制如何完善，标准如何细致，检测如何先进，处罚如何严厉，依然也有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在当今我国食品产业发展面临困难，民众诚信受到挫折，职能部门因人手不够、资金不足等原因至使治理管理不到位之时，我通过多年关注与食品安全战略研究，整理如下治理对策，以供参考。

首先，从根源上来找食品安全监管办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决定食品安全的内部因素有：生物性因素、化学性因素、物理性因素和其他病理因素，这是生产技术层面上的，我们应加强技术层面的食物安全性综合分析，分析得当，有的放矢的监管，能在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还能减少监管成本，弥补监管漏洞，让食品安全问题防患于未然。建议整合资源，统一管理各地检测实验室。把各职能部门拥有的检测设备与技术整合起来，由食安委统一管理，检测信息共享。有利于解决监管职能分治、“九龙治水”，造成监管责任泛化的现实矛盾。

决定食品安全的外部因素是：环境、制度和人。

建议：

一是完善监管体制,把监管触角延伸到社区、乡村。目前的小作坊加工点大都扎根在社区与乡村，这部分的食品卫生最易被忽视。乡村这块受到交通的限制，存在监管真空。在当前政府职能部门资金缺乏，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把监管触角延伸到社区、乡村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人建议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协作监管。

二是改变观念，普级食品安全知识新知识。食品安全知识应随着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而增进食品安全知识的内容，不管是消费者还是食品质量审核部门都应从以前追求产品色香味的外观表现转化到追求食品营养安全的内在表现。从生物性因素、化学性因素、物理性因素和其他病理因素，分析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并针对这些影响，普级宣传食品安全的知识，让消费者正确辨别安全食品，让不安全食品在食品市场中无立足之地，营造安全食品的大环境，达到扶正祛邪的效果。

三是完善法制建设，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司法制裁有效衔接的常设机构。食品安全工作委员会实行高位协调；在市公安局下组建的食品安全执法大队，建立110食品安全预警系统，建立联合执法机

制，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使行政职能部门、与公安、司法部门联合，有的放矢，查办嫌疑食品问题案件。使得食品安全行政执法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等社会力量与司法制裁有效衔接起来，确保《食品安全法》在深入贯彻实施。

如果说解决影响食品安全的内部因素，充分发挥技术层面分析能起到盾牌作用，那么，理顺外部因素，加强执法力度就是利剑了。有了盾牌与利剑食品安全才能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