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转型破解长江生态困境

第一篇：绿色转型破解长江生态困境

绿色转型破解长江生态困境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GDP约占全国总量的45%，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内，长江流域一些省（市）的经济发展片面强调速度、规模，唯GDP论，忽视了流域生态容量的有限性和环境承载力的脆弱性。这样，造成了长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生态“短板”给未来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如何让古老的长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何让滚滚长江水更好地润泽流域内亿万民众？如何让“不堪重负”的长江休养生息、焕发绿色新颜呢？

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地提出了长江流域发展的重大决策，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愈来愈明晰：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1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要先进，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优先地位。201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将改善长江生态环境放到第一位，充分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共抓大保护”，就是要求国家层面须做好长江生态保护的“顶层设计”，流域各省（市）须通过沟通合作、建立有效的利益分享机制，形成保护长江生态的合力。长江流域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和生态系统，因此长江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局部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沿江各省（市）的自然条件、发展状况千差万别，但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线是一致的。沿江各省（市）必须共奏保护“长江之曲”，共唱绿色“长江之歌”，共担维持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之责。

“不搞大开发”，就是要求长江流域各省（市）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必须加强自律。什么项目不能上？什么开发不宜搞？判定的标准是“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在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沿江产业布局、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等方面，沿江各省（市）在决策时一定要有“生态红线”意识，切实将生态环境作为实现发展目标的硬约束。

“保护压倒开发”是破解长江生态困境的必然选择！

第二篇：破解医改困境初探

破解医改困境初探

(西北工业大学陕西西安710072)

摘要本文回顾了中国医改30年的经验教训，每向前推进一步，都受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且给医疗改革留下难以弥合的空档。认为面对结出的“看病难，看病贵”苦果。必须破解医改困境，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增强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确保医疗的公平性与公益性。

关键词医疗改革；医疗体制；公益性

在特定的经济改革大背景下，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循行的是不断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前进。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前30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在不断萎缩，而能与市场化相衔接的保障体制还处在探索阶段，没有及时发挥作用，从而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所谓的“看病难、看病贵”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表征。

市场化总有失灵的领域，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给予及时调控，而是将问题推给市场，医改困境将无法突破。

一、医改的四个阶段??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中国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历经30年之久，每个阶段所面对的问题不同，改革内容也各有侧重。

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4年。

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医院管理工作展开，针对当时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的“大锅饭”问题，借用经济手段管理医院，以期提高效率。

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办法；同年，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随后又开展了“五定一奖”和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等办法，并进行试点。

1981年3月，卫生部下发了《医院经济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强卫生机构经济管理的意见》。以上所有措施，目的是扭转卫生机构不善经营核算的局面，用经济手段――各种激励措施，调动医院的经营积极性。

第二阶段：1985年到1996年。

1985年，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经济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以加强经济管理为特征的改革思路在各个领域渐次推开。在前些年改革基础上，对医院也推行“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等一系列改革。这一年，号称“医改元年”。

医改启动的标志是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发[1985]62号文件)，该文件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由此拉开。

1989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物价局、国家税务局《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发[1989]10号文件)，文件提出五点内容：第一，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第二，开展有偿业余服务；第三，进一步调整医疗卫生服务收费标准；第四，卫生预防保健单位开展有偿服务；第五，卫生事业单位实行“以副补主”、“以工助医”。其中特别强调“给予卫生产业企业三年免税政策，积极发展卫生产业”。这个文件可以看作是对上一个文件的细化。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提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从这三个文件看，政府的主旨是“给政策不给钱”，强调医院要靠经营来解决“吃饭问题”。这样的改革思路，更强调的是医院的经营功能。

第三阶段：1997年到2005年。

这一时期的改革，可以说是花开两枝：一方面对城镇医疗体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对医院进行产权方面的变革探索。

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医疗领域主要有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卫生管理体制、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卫生机构运行机制等内容，构成此轮改革的基调。

国务院办公厅于2000年2月转发国务院体改办、卫生部等8 部委《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随后陆续出台了13个配套政策。

医院产权方面的改革探索在一些地方试点。比如，宿迁公开拍卖卫生院，实现政府资本的退出；无锡市进行了医院托管制实验；在一些地方实行“医药分开”的实验，以期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第四阶段：2005年至今。

2005年，是医改争议最为激烈且公开化的一年。这一年的7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的最新医改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同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发布《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医疗体制并没有帮助到最应得到帮助的群体(特别是农民)，结论也是医改并不成功。

在激烈争论与反思中，医改方向开始有了调整。

2005年1月，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吴仪做出批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同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006年9月，成立了由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国家发改委主任和卫生部部长共同出任组长，新一轮的医改正式启动。

2007年年初，医改协调小组委托6家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研究，为决策提供参考，后来增加到9家机构。5月底，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组织召开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对医改方案进行评审。此后，正式的医改方案一直都在酝酿之中。

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中国特色卫生医疗体制的制度框架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新时期对卫生医疗体系构成的全面概括。

2008年10月14日，发改委网站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在该意见稿内，对新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描述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2005年之前进行的改革侧重于调动医疗服务供方的积极性，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将医疗服务这块饼做大；2005年之后进行的新医改，关注点开始瞄准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即如何让广大群众拥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不至于因病致贫。

二、改革衔接失当导致困境丛生??

解放后的前30年，中国建起了一个以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低成本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1978年，世界医疗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讨论“到2000年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目标，那时，中国的医疗体制便是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土地承包制，集体收入没有了来源，原来用集体积累资金维持的农村合作医疗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鱼，要么解体，要么被私人承包。从1980年到1989年，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从63．8%降到4．8%，几近消失。??

农村合作医疗几乎消失的恶果是，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一旦出现大病，则整个家庭陷入经济困顿之中，因病致贫成为新时期的一个新问题。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而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即使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江苏省农村，在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也占60％以上。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

与农村合作医疗逐渐消失的现象形成对比的是，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1991年中国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3．73%，到2000年，所占比例下降为32．07%。我国平均每1000人拥有卫生服务人员3．63人，而农村不足2人。直到2008年，农村卫生事业并没有出现过历史性的突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依然不高，甚至与2000年同期相比还有所下降；此外，农村所拥有的卫生服务人员也低于平均水平。在城市，计划经济时期，每个人都是单位人，拥有公费医疗，在一些企业里，这一福利甚至惠及子女。企业改革后，为提高经济效率，公费医疗成为压缩成本的刀下祭品，对于经营不善的企业而言，医药费只是理论上可以报销的东西，要看病都需要病人自己先掏钱。这是在1998年实行城镇医疗改革前的情形。

1998年之后，城镇一部分人(主要由过去体制内单位转化而来的人)有了医保，但由于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同样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据2003年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全国城乡将近60%的医疗费用是个人自己掏腰包。而且，城乡居民患病人次数比1993年增加了7．3亿人次，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下降，患者中自我医疗的占35．7%，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占13．1%。

城镇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改革使得传统的就业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造就了很多在非正式单位就业的人，比如自由职业者、中小私人企业从业人员，他们游离于城镇医保系统之外，且人数庞大。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至2005年3月底，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只有1．2708亿人。

上述表明，医改向前的每一步推进，都受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且给医疗改革留下难以弥合的空档。每一次改革，从试点开始到全面推行，需要几年的时间。城镇社会医疗保险试点始于1993年，5年后才在全国推行；1994年，国务院研究室、卫生部、农业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全国7省14县开展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和跟踪研究。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要求“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个县(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目前依然处于试验阶段，目标是到2010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关键的问题是，对政府而言，如果将医改始终放在为财政减负这样一个位置，不加大为老百姓筹措基本医疗费用，不对医院进行合理的投资，新医改能否见效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据联合国下属公共健康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相关数据，中国政府2006年在医药卫生方面的支出还不足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在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196个国家中排名第156位。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吴明江说：目前国家对医院的投入只占到10%，90%的资金需要医院自筹。这样的一个投资结构，等于是把医院逼向按赢利机构的模式运营。对医院而言，如果依然将追求效率摆在首位，并将之层层分解到医院的每一个职工身上，看病贵就成了一个死结。相比而言，看病难只是看病贵的一个衍生后果，如果不是因为贵，难就比较容易解决。

三、医疗保障的公平性与公益性??

中国政府表示，将在未来三年内斥资8500亿元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增强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提高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首先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一个医疗制度的公平与否，指标并非是单一的看病不掏钱。不掏钱看病不仅会造成医疗资源的过度浪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政府为国民健康花钱，应该花在哪？换言之，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医保是保大病还是保小病？从资金发挥效率上看，应该是保小病，小病被重视了，很快医好了，就不会酿成大病。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觉得小病要自己掏钱，就不愿意到医院去看，或者是觉得太贵，没钱看，最后拖成了大病。

其次，政府为国民健康、医疗筹措资金，除了品类上仅限于基本医疗外，在目标人群上，应该首先保证弱势群体――穷人和老人，对他们应该不分城乡设立一个救助制度，而不是靠媒体的偶然呼吁。

最后，坚持低费用的医疗服务，在这一点上传统中医更具优势，应当很好地发挥其作用。如果一如既往地坚持靠机器看病，庞大的医疗费也许会让全民享有医保的理想变得遥不可及。

参考文献

[1]王绍光，巨人的瘸腿：从城镇医疗不平等谈起读书，2005．1．

[2]王虎峰，论争中的中国医改―问题、观点和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3．

[3]夏洁，关于农村医疗状况以及疾病对农村家庭影响的调查报告．三农中国，2008．10．

第三篇：如何破解高中期末考试七大困境

如何破解高中期末考试七大困境

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在开始转入期末考前复习的时候，复习分心怎么办？怎么提高期末考试复习的效率？让名师为考生提供期末考试复习指导吧。

一、考前看不进书

这主要是由于考生对未来的考试结果没有把握，从而产生了焦虑情绪，无法集中精力复习。面对这种情况，考生一定要想办法找出自己焦虑的根源，然后通过适当的心理疗法排除这种担忧。如果是因为想要看的知识点太多而思维混乱，就要理清思路，抓住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突击复习。建议考生不要在考前头一天晚上再做练习题，适当整理一下复习笔记，背背重要公式即可，否则一旦遇到不会的题，将影响考生情绪。

二、考前睡不着觉

考前失眠是大多数考生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考前心理紧张造成的。对付失眠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怕失眠，别有任何心理包袱，考前不要胡思乱想，对自己有信心就好。平时没有失眠问题的学生最好不要服用安眠药物，可以听听轻音乐，让眼睛自然地闭起来。

此外，要注意考前饮食，避免食用过多的提神食品，平时有喝茶、咖啡等习惯的考生，在考试前夜就不要饮用了，这些饮料会让人兴奋，影响睡眠。

三、考场上心烦躁

有些考生总在考试后抱怨，说考场里面声音太多，太嘈杂了，没有办法集中精神考试。监考老师的脚步声、同场考生翻卷子和叹气的声音，以及考场外周边发出的声音干扰了他们答题。

事实上，考场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你越是觉得烦，噪音反而越会往你耳朵里钻，在这种时候，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到试卷上，做到“充耳不闻”。不要刻意去感觉这些外界的杂音，就可以把它们从脑袋中清除出去。

四、遇难题就紧张

考试的时候遇到难题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过分紧张，可以先跳过这道题，等做上几道简单的题目后，心情就会平静下来，重新找到自信，解题思路可能也就清晰起来。这时再回头对付那根“硬骨头”，即使实在解决不了，也没有必要焦虑，可以安慰自己“这道题对我难，对别人也一样难”。

考生在考试时，往往会发现，有时候明明很熟悉的知识点却想不起来，这时考生急于解决问题，紧张地在记忆中胡乱搜索，企图能凑巧“碰上”想要找的东西，但是这种无秩序搜索的效率往往很低，并且时间越长，心里越觉得慌乱。这时，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联想，通过回想老师讲授这一知识点时的情况，寻找线索，激发考生在短时间内想起来。

五、觉得时间不够

考场上最容易引起考生慌乱的情况就是所剩时间不多，却仍有很多题没做完，此时考生会觉得心急如焚，常常是做着这道题，脑子里却想着下一道题，结果哪道题也没做好。

在做题前就要有一个对时间的大概考虑，哪一个时间段做什么题，先做哪道、后做哪道都要有一个统筹的安排。重点、有把握的题应该先答，遇到不会的题不要死缠烂打，思考2到3分钟后，实在不会就要马上放弃，不要再去想它。在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能做多少算多少。考试结束前15分钟，监考老师会提醒考生注意时间，加快答题速度，考生要利用最后的这段时间攻克自己最有把握做对的题，而不是死啃难题。

六、考试时老走神

有些考生在答题过程中总是出现“魂不守舍”的情况，与试题无关的念头频繁地出现在脑海里，让人无法控制。

出现这种情况时，考生不要故意忽略，一味地埋头答题，而是应该停下笔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可以对自己强调一下“我正在考试”，给自己1到2分钟时间放松神经，然后再集中注意力继续答题。

七、在试卷上乱画

复查对考生很重要，在考试中，应该安排一定时间复查试卷，它是一个查漏补缺的过程，如果考生采用的是灵活答题顺序，最后更有必

要复查一遍，看看是否有遗漏，最好能对所有题型做一次总体检查，如果时间不够，也要检查一下重点题型。

考生提前答完试卷后，切记不要在试卷或草稿纸上乱写乱画，一旦被认为做了特殊标记，将按照考试违纪处理，取消考生该科目的考试成绩。考试结束前30分钟，考生可以离开考场，离场前，考生要举手提出，经副监考员核对试卷、考试材料数量无误，姓名、准考证号等填写无误后，才能离开。考生离开后，直接回家，不要在考场附近逗留。

第四篇：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及其破解

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及其破解

摘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发展困境。笔者借用集体行动逻辑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并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讨论分析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相关理论对策。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探索有助于破解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的若干举措，如加强社区卫生机构内涵建设、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形成机制、借力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等。

关键词：集体行动理论； 集体行动困境； 社区卫生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Ａ

一、社区卫生服务的目的追求与发展困境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发展旨意是，通过构建相互衔接的卫生服务分级网络，把常见病、慢性病诊治与疾病预防等个人和公共卫生问题，以方便、低成本的方式解决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因此，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包含着两个互相渗透的目的追求：一是满足城市居民基本卫生服务需要，实现居民个人健康权利；二是满足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需要，实现社区公共卫生利益。换言之，在社区范围内，共同实现社区居民的个人健康权利和社区公共卫生利益，是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理想状态。毫无疑问，政府应当为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担负筹集资源的责任。然而，由于政府所掌控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需要付出一定的筹集成本，因此，出于效率考虑，社区居民为实现个人健康利益与社区公共卫生利益，必须分担一定程度的社区卫生服务成本。这就是说，假定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利用是均等的，那么，根据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基本卫生服务利用情况，收取一定的成本补偿，不仅合乎效率与公平的要求，也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良性运作的前提与基础――即政府投入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收益共同构成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顺利运转的资金来源，为社区范围内个人健康权利和社区公共卫生利益的共同实现提供了保证。一个现实的情况是，许多城市社区居民，出于种种原因（如对个人健康的重视或者对疾病的恐惧、对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其技术水平的不信任等），避免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利用基本卫生服务――社区卫生服务“叫好不叫座”[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因此丧失了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运转起来岌岌可危，最终使得以社区内个人健康权利和公共卫生利益共同实现为目的追求的社区卫生服务陷于发展困境，并在社会层面形成卫生问题不可治理的混乱局面：一方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卫生服务能力大量闲置，医院的基本卫生服务利用过度拥挤，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居民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来实现个人健康权利；另一方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么因缺乏资金补偿而无法全面开展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使得社区居民的公共卫生利益无法实现，进而又威胁居民的个人健康，与前述“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一起形成恶性循环；要么转而寻求政府的全力支持，转型成为功能单一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从而加大了全社会卫生支出，损害了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的集体行动逻辑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集体行动，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普遍存在，直到20世纪才有学者开始研究并提出相关理论。一般认为，是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打开了通向正式研究集体行动之门”[2]。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书，正式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系统地论述了集体行动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并将经济学方法引入到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之中，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奥尔森以理性人假设为依据来分析研究公共事务中人们缺乏合作的现象，得出了个人理性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论，颠覆了传统的群体理论。传统的群体理论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会自愿地为促进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其逻辑推理是，只要群体中的个人是理性的和自私的，他们将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行动，因为形成集团的目的在于增进其共同利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则认为，个人总是存在着机会主义心理和利己主义思维，助长了其“搭便车”和“偷懒”偏好的滋生。这种偏好会促使人们做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强制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理性的、自利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3]这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便是集体行动的困境。[4]

集体行动逻辑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现实困境提供了合理的理论解释：正是社区居民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保证个人健康权利充分实现）的个人理性，避免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利用基本卫生服务，借以逃避为社区卫生服务（实现社区公共卫生利益）贡献补偿资金的责任，从而损坏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顺利运转的资金基础，使得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无以为继，进而妨碍了社区范围内个人健康权利与社区公共卫生利益的共同实现。

三、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探索

针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学者们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的角度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1.第三方强制。这是一种试图借助权威的强制力量来突破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方案。其基本设想是，每一个理性的个体都将权力让渡给一个权威机构，进而依靠这个权威机构的强制力量来组织集体行动，保证集体中的个人合作得以延续和完成。通常，第三方就是指政府。“纤夫的寓言”形象地描绘了第三方强制力保证个人合作的图景: “由于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每一个纤夫都不用力拉纤，结果没有人能拿到报酬。只有在纤夫们同意雇用一个工头用鞭子抽打他们，船只才能被拉动”。[5]然而，正如Gambetta所言，这种方案“严重依赖暴力，往往缺乏效率，成本昂贵，让人感到不愉快”。[6]此外，如何保证第三方保持公正、可信也成问题,否则就会陷入“双重困境”之中――在诺斯看来，如果第三方拥有强制力，第三方就可能使用这些力量，在牺牲其他成员利益的基础上，谋取自己的利益。[7]

2.新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主义。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不仅仅是激励或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种机制，更重要的是一种规范或规则。适当的制度结构和制度设计可以解决个体偏好问题，可以使个人行动的可选择范围变得狭窄，排除了个人行动的某些可能性，从而解决个人机会主义和逃避义务等问题。[8]理性选择理论则假定决策人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或收益的最大化：处于集体中的个人, 是否“搭便车”的决策，总是在计算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收益后做出。理性选择理论以奥尔森为首，之后经过McCarthy and Zald、Axelrod和Taylor等多人的拓展而不断得到完善[9]。奥尔森设计的“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1]，就是一种制度规范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有效结合。所谓“有选择性的激励”, 就是制定出一套规章制度，区别对待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对于那些为集体利益的实现和增加做出贡献的人,除了使他能获得正常的集团收益的一个份额之外,再给他一个额外的收益以作奖励,并且贡献越大,额外奖励越多,而对于搭便车者，要使其不能得到收益，甚至对违背集体收益的行为还要做出相应的惩罚，比如罚款、通报批评或开除等。然而，这一解决方案也非尽善尽美，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度来源和制度本身的公正性问题何以保证？毕竟，不偏不倚的“立法者”同霍布斯最高统治者一样，都是成问题的；二是制度的实施受到成本困扰，即对全部的成员都做到“赏罚分明”，需要花费高额的成本,包括有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制度的实施成本，当这种成本极高而使之不可行时，集体行动的困境依然存在。[10]

3.意识形态理论。哈丁、诺斯等学者注意到，现实中往往有足够的没有搭便车的个体组织起集体行动。他们进而对集体行动困境提出置疑，认为奥尔森等人大大地夸大了集体行动的难度。这些学者，普遍批评奥尔森等人忽略了许多能有助于克服搭便车行为，从而顺利走出所谓集体行动困境的因素，认为在研究搭便车问题时，仅考虑狭义的个人经济利益和自利性，使得本来极其复杂的个人效用函数设定得过于简单，以致于不能捕捉到人们决策过程中的其他因素。[9]事实上，人们出于各种原因会参与集体行动，的确包括一些非经济的因素，例如，家庭和教育灌输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都会导致人们限制自己的行为，这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因此，道德因素等意识形态在集体行动中很重要，需要构造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利用社会习俗或道德规范，促进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有助于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9]然而，有关学者没能进一步就意识形态、社会习俗或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构筑路径等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诠释。

4.社会资本理论。美国学者帕特南提出了用社会资本动员机制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法。与意识形态理论不同，社会资本理论认为，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仅靠意识形态、社会习俗等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作为社会资本重要形式的规则体系或制度的有效运作，否则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难以克服。[11]所谓社会资本，是指能够推动集体中的个人协调行动、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内生在人们关系的结构中，一个人要拥有社会资本就必须与其他人有联系，正是在这些不断联系的过程中产生了社会关系网络，逐渐生长出相互间的合作性规范与互惠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增加。社会资本及其积累过程，可以拓宽参与者个人的自我意识，将“我”发展为“我们”，并提升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兴趣”。这就鼓励了社会信任与合作，减少了背叛集体利益的动力，为未来的合作提供支持。[12]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包括的内容很宽泛，对社会资本促进集体行动的作用持谨慎态度。奥斯特罗姆以信任、声誉和互惠为核心，构建了一个涉及集团规模、沟通交流、信息、共同规范等因素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利益集团成员合作、形成集体行动的情况。他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信任、声誉和互惠等社会规范的演进，能有效约束人们只按短期的自利考虑而行动，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但是，情况也并不总是这样。[11]政治学家汉斯?科曼则认定，“社会资本被看成是公民社会的黏合剂，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威权，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13]

至今为止，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相关理论仍在探索与发展之中。上述不同视角的集体行动困境解决方案，虽然存在着各自的缺陷，如国家公正问题、制度公正与成本问题、概念界定问题等等，但同样具有各自的合理性。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综合运用多种方案，是破解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现实选择。

四、破解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的几点建议

现有集体行动理论的相关成果，虽然各自都不能完美地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所有问题，但并不妨碍我们在分析和破解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中用作借鉴。笔者认为，破解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全面理解社区居民的“个人理性”，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内涵建设，吸引居民利用社区卫生服务。集体行动理论以个人理性为基本人性假设，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是个人行动的原始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个人理性并非仅指经济利益，而是一个包括了“经济理性”和“非经济理性”在内的复杂概念。这就是说，社区居民在寻求基本卫生服务利用、实现个人健康权利时，并非仅仅考虑价格因素。因此，价格低廉只能是吸引居民利用社区基本卫生服务的影响因素之一，而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是否适当、是否有效等经验性评判，常常是居民利用社区基本卫生服务与否的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关键在于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内涵建设，用适当有效的卫生服务效果赢得社区居民的信任与放心；其次才是用低价策略吸引消费者。笔者认为，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内涵建设的当前重点领域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要建立、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人才配置机制，用执业准入制度、持续培训制度和激励性薪资保障制度等，促进从业人员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与技术水平；二是要推进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化建设，重点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的技术规程、质量安全和服务态度管理。

2.改革社区卫生服务政策的形成机制，协同政策制度和居民自我约束，引导居民利用社区卫生服务。集体行动理论不仅注意到第三方强制和正式制度对于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积极意义，也考察了他们各自的缺陷。奥斯特罗姆在考察了大量的公共问题治理经验后认为，动态的、建立在居民同意和参与设计基础上的法规、制度形成模式，能够促进持续合作，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应用于社区卫生服务领域，如果来自政府的法规和其他正式制度（如建立社区首诊制度），能够建立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讨论并最终同意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些外在的强制力与制度规范，不仅可以确保其公正性，而且会内化为居民发自内心的自我服从，使得居民避免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利用基本卫生服务的个人主体性选择得到自我约束，从而破解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居民广泛参与的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制定机制，是破解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的一个可行途径。笔者认为，当前应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大力培养社区居民的公民健康权利意识、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二是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政府对社区居民利益诉求的回应性；三是畅通社区居民及其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沟通的渠道。

3.借力社区社会资本培育，增进居民的社区责任意识，促进居民利用社区卫生服务。如前所述，社会资本及其积累，可以提升个人对集体利益的“兴趣”，鼓励社会信任与合作，减少个人行为背叛集体利益的动力。城市社区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维持有赖于社区发展，其存量也受到社区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镶嵌在社区发展之中的社区卫生服务，如果能借力于社区发展，持续增进和积累社区社会资本，则有利于促进居民对社区公共卫生利益的重视，进而乐意于为社区公共卫生利益担当责任，使得居民选择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利用基本卫生服务成为可能。换言之，发展城市社区、积累社区社会资本，有利于破解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学者们考察了我国城市社区发展以及社区社会资本的基本状况，提出了培育和重建社区社会资本的大量举措。[14]笔者认为，以下举措对于破解社区卫生服务困境有着突出意义：一是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培育居民的社区认同意识和团结合作精神；二是促进居民利益的社区化，建立居民利益与社区责任的关联机制；三是发展社区传媒，倡导社区道德规范，引导居民关注社区卫生服务，激发社区参与意识。此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不折不扣地落实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担当社区公共卫生责任，既是社区社会资本积累的客观结果，也是其融入社区、积累社会声誉、获得居民信任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周亚东,黄绪凯.目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困境探析.卫生软科学[J],2007,(4).[2] James Alt.Thoughts on Mancur Olson’s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1932―1998[J].Public Choice 98,1999.[3] 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4] Mancur Olson.Increase the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Coperation[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1,(4).[5] [美]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M].徐湘林,袁瑞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 [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7] [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8] 吴光芸.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东南学术[J].2006,(3).[9] 冯巨章.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进展.财经问题研究[J].2006,(8).[10] 高春芽.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云南行政学院学报[J],2008,(4).[11] Ostrom.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92, 1998.[12] 展丽丽.对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认识.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J].2008,(11).[13] 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4] 孙璐.缺失与重建: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探析.理论导刊[J].2007(5).（责任编辑 焦德武）

第五篇：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困境

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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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主要是从年龄上进行划分，是指80年之后出生的户籍在农村但到城市务工的人员，其中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进城务工的青年劳动力，亦包含随打工父母在城市中长大的青年劳动人口。笔者针对北京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发放问卷的调查结果，结合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及国家统计局《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梳理了新生代农民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于老一代，但整体水平依然不高。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要高于老一代。本次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占7%，初中占38%，高中及中专占35%，大专及以上占22%。也就是说他们大部分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小学文化和文盲比例低，但整体水平依然不高。

二、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不高，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2009年外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417元，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为1328元，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543元，有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当前的收入水平不满意。抽样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技术工种和管理人员不多，94%的人月工资水平在2000元左右。

三、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自身发展，更希望融入城市生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研究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抽样调查显示，他们出来打工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发展机会、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其次是赚钱养家和为赡养父母或子女前途考虑。

四、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时间和经济承受能力有限，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单一。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约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经常加班，使得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承受了较大的工作压力。抽样调查显示，多数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50至60个小时，甚至有部分人是70小时以上，而每月用于文化消费的金额大多在50元以下，绝大部人都没有参加过集体文体活动。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困境

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全国农民工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曾说过，与老一代农民工背着编织袋进城务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拖着拉杆箱进城，他们的权益诉求也在发生明显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取向和心理意识逐渐城市化，在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方面有更强烈的要求，更加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权益诉求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城谋职融入城市生活转变，他们的追求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新生代农民工拥有一个美丽的“城市梦”，但受制于诸多因素，很难实现，扩张的欲望和残酷的现实形成了严重矛盾。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他们在心理上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较小，正处于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

当前社会并未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给予高度重视，我们还基本停留在为农民工“讨薪”上。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精神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满足、人文关怀缺失的问题普遍存在，他们感觉在城市看不到前途和未来，可又无从排解，从而导致各种心理问题：被排斥感和不满情绪强烈、过客心态和

抵触情绪蔓延、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近年来，富士康“十连跳”，以及新生代农民接二连三出现的暴力性犯罪现象，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困境问题日益凸显。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困境之原因

我国典型的二元双重结构下的制度障碍，使农民工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从社会地位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属于农民而非城市市民，仍然被隔离于城市制度之外，生活在不平等和受歧视的环境里。在笔者与新生代农民工交谈的过程中，他们最愤慨的就是各种社会歧视，他们在生活中明显感觉到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

受自身素质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路途艰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虽较父辈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仍然局限于普通中等教育，随着城市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缺乏相应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若不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培训，很难在城市谋求立足之位。

企业和社会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忽视。过去30年，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长期被忽略。许多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无法真正满足员工、特别是新生代外来工多方面的新需求，因此也无法真正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心理问题和精神情感困惑。而政府及社会大众并没有正视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与精神生活问题的关注都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破解新生代农民工中精神文化生活困境之途径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要紧抓全面加强文化建设的契机，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构建政府主导、共青团协同、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工作格局。

一、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要将解决新生代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纳入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纳入覆盖城乡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要通过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使离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对社会的新认同，增强其共同体意识和“家园观念”。

逐步消除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设立专项经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政府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工作投入力度，制定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文化经费投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充分利用城市公益性文化设施或建设相对固定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活动中心，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及时创作适合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的优秀文艺作品，采用政府补贴的方式开展送电影、送演出、送图书等文化配送活动。依托社区文化场所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交往，让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到社区文化生活中。

积极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自组织。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各种兴趣小组，鼓励有文艺才能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文艺创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组建文艺团队，并为他们提供展示其才能的演出舞台，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活动的组织能力。

二、共青团要发挥组织优势。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困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组织角色缺位，他们迫切需要一个组织来帮助他们消除困惑，指引方向。共青团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当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和权益的维护者，是共青团为党做好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具体要求。

建组织，带队伍。全力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的企业、社区建立团组织，积极培养发掘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优秀分子和骨干力量，形成强有力的自我管理与服务的队伍。同时，团组织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向政府和企业举荐各种人才，为新生代农民工脱颖而出创造各类机会。

建阵地，送服务。发挥团组织的作用，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区域，建立集文化和帮扶于一体的活动阵地。精心设计新生代农民工感兴趣、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开展关怀行动和法律帮扶行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和缓解心理压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同时依托阵地积极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自组织。

建平台，促融入。积极搭建新生代农民工和其他群体进行文化交流的平台。改变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交往的封闭性，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区生活。以文化方式塑造公共平台，以文化活动消弭社会隔阂，促进社会认同感、归属感，激发社会良善意愿，从而打破城乡二元体系的藩篱，使新生代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

建渠道，畅心声。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及时的将他们的诉求反映给党委、政府。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引导他们树立主流意识形态，帮助他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时大力宣传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典型，增强他们的自信，进一步引导企业和社会关注、关心新生代农民工，营造尊重和爱护新生代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企业要积极参与共建。企业要增强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意识。大型制造企业、工业园区、工矿区等农民工生产生活密集区参照本地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标准，配套建设固定文化设施，建筑工地等农民工临时性聚居区配置临时性文化设施或提供流动服务。企业要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企业文化建设范畴。要建立职工文化平台，配备文化管理人员，提高文化设施管理水平，保障文化服务质量，确保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常态化。

四、社会大众要协同参与。各社会团体和民间公益性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要积极参与农民工文化建设，要积极参与搭建农民工和其他群体进行文化交流的平台，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农民工文化工作的良好局面。

（作者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团区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