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小东:关于北海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的思考
王小东:关于北海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的思考
塑造城市精神 推动科学发展
——关于北海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的思考
作者:王 小 东
编者按:
产业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根本支撑,文化则是推动其发展的动力源泉。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科学谋划,在打造经济支柱产业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加大了对历史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启动了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策划摄制了《走遍中国-走进北海》七集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节目黄金时段播出,极大地增强了北海人对在漫长开放历程中形成的深厚历史文化的认知,提高了干部群众热爱北海,建设北海,推动跨越发展、合力唱兴北海的荣誉感、自豪感和责任感。日前,光明日报摘要刊发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小东的署名文章《关于北海历史文化和城市发展的思考》。为加深和促进大家对发展北海的思考和实践,本报将这篇题为《塑造城市精神 推动科学发展》的原作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在加快实施,胡锦涛总书记寄语广西沿海发展要成为“新的增长极”。因此,在国家重视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这一规划被认为是“补齐中国沿海发展短板”之作。作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4+2”的重要成员,北海的发展引人注目。
1984年,北海成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站到了继特区之后的对外开放的“第二起跑线”。经过25年的奋斗,北海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生态环境优势突出,城市知名度有很大提高。但是,由于缺乏支柱性产业,北海的综合实力仍然较弱,“总量小、基础差”的现状仍然没有根本改变,成为北海贯彻“发展是硬道理”和“第一要务”亟需破解的难题。
一个城市的发展,应该是其内在和外在推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借助自身的基础、条件,与特定的机遇结合,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就会实现可持续的快速发展。为此,深刻认识北海历史悠久的开放进程,从历史文化中汲取科学发展的动力,培育城市发展的内驱力和生命力,是北海进入关键时期抢抓机遇,在北部湾经济区确立比较优势,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课题。
1983年从县级市恢复为地级市并在次年跻身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时,北海是一个知名度不高的小城市,城市人口仅11万多(其中渔业人口超过2万),工农业总产值刚过2亿元,人们说它幸运地当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实际上,北部湾畔这座城市一直与开放有着不解之缘,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重要的见证。北海的衰荣起落,堪称中华民族走向海洋、对外开放的缩影。
2000多年前的汉代,现北海属下的合浦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这条见诸史乘的最早对外海上贸易航线,从北部湾畔的合浦等地出发,沿中南半岛海岸,经南洋抵达印度洋,进入中亚,与名闻遐迩的陆上“丝绸之路”殊途同归。《汉书》记载的这条海上航线,并非一般的民间往来,而是一条由“黄门”宦官和译长率领、私商应募参与的官路。北海在遥远的两汉时代就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成为传播中华文明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
作为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在北海市合浦县城廉州镇周边,至今保存着近万座汉墓,在历年来的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数量众多的舶来品,如琥珀、水晶、玛瑙、玻璃制品、黄金饰品等尤其引人注目。这些有着封土坟丘和厚葬礼制的汉墓,虽然主人身份难以考证,但专家普遍认为应属于郡守、县令、官吏、豪商甚至还有王公贵族等上流人物。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所说:“可以想见西汉时期的合浦已是一座商贸发达、水陆运输畅达、人烟稠密的江海港口城市。”
历史翻到十九世纪,清王朝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逼迫下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在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中,北海与芜湖、温州、宜昌一起被辟为通商口岸,英、法、德、日等相继在北海设立领事馆、洋关、教堂,开办洋行、医院、学校,北海成为列强入侵劫掠资源的落脚点以及扩张大西南的通道。在“欧风东渐”的过程中,北海作为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城市,其接纳西方工业文明之早令人啧啧惊叹:光绪十一年(1885年),北海即设立了官办的电报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法教会在北海开办义学和女子学校,开设英、法文课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海的英国教会用上了电灯;同年,借助从英国进口的设备,北海有了木材机械加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人们就能在北海的英国领事馆里观赏到电影默片;1909年,北海出现了中外合办的电灯公司;1918年,飞机的踪影现身北海,到了1929年,北海开通了与广州的航空邮路„„当地至今保留着众多西洋建筑,以及有着中西合璧风格的老街,他们作为近代社会、经济、建筑、宗教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向人们述说着100多年前的开埠,给这座城市带来的辉煌与变迁。
然而,回顾历史上北海的开放,人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因开放带来的城市繁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几度崛起,又几度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繁富的历史遗存,基本限于两汉时期,这个“外洋各国夷商,无不梯次出航海,源源而来”的“海疆第一繁庶之地”,晋代以后就盛况不再;19世纪下半叶开埠的北海迎来商贾如云的兴旺景象,短短数十年间“洋楼矗起,巍然并峙”,诞生了“开埠第一城”,“百年西洋街”,但贸易中心的地位很快就风流云散。历史上两次大的开放,都未能形成恒久持续的发展。这样的周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再度重演:北海1992、1993年世人瞩目的“大开发热”,持续了短暂的一年多就骤然退去,短暂的发热过后,城市的“元气”却长时间未能恢复。
回眸是为了前眺,反思是为了进步,了解历史能够帮助创造历史。从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到19世纪开埠,再到1984年成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北海经历3次开放高潮的洗礼,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北海。开放构成了北海发展的主轴。但同时,历史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开放,都未能给这个江海交汇的城市带来持久的繁荣,由于地处僻壤,远离主流,加上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未能形成薪火相传的城市人文精神。一方面,北海得“天时”、“地利”而开放;另一方面,开放未能内化形成强大的内在生命力。
清代诗人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越是悠久,其文化的积淀越是厚实,城市的生命力就越旺盛。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在加快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进程中,扩大开放是北海实现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使北海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成为区域经济中的市场优势、现实优势的惟一途径。以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为切入口,充分发掘开放历史的文化资源,通过弘扬历史文化培养人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荣誉感,用开放精神凝聚心智,提高市民素质,塑造城市品格,构成以开放为灵魂的城市先进文化和人文精神家园,把文化的张力,变成城市的活力;把文化的影响力变成城市的竞争力;把文化的软实力变成社会生产力,并以这种薪火相传的文化“定力”,作为强大的精神支柱,为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这对于北海推动科学发展,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
发掘历史文化资源,有利于树立城市品牌。城市品牌是城市文化的表征。北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海滩、海岛、海滨的“天生丽质”赢得人们的啧啧称赏,但由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未能与旅游有机结合,使得北海的旅游缺乏文化内涵,更造成北海的城市形象苍白与模糊。实际上,除了大量汉墓和作为近代开埠象征的老街和西洋建筑群,北海还有涠洲天主教堂、海角亭、东坡亭、文昌塔、大士阁、惠爱桥、白龙珍珠城遗址等众多文物古迹,以及客家和疍家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北海拥有绵延数千年的采珠史和“合浦珠还”等传说,形成的南珠文化名闻遐迩。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并在今后的发展中加强保护和开发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使之成为北海重要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使人们在耳濡目染中颠覆外界“北海没有文化”的成见和误读,改变一些人妄自菲薄的心态,通过展示深厚的文化积淀树立北海的城市品牌。
发掘历史文化资源,有利于塑造城市精神。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城市精神的源头,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底色”,蕴含着城市的个性,正如园林之于苏州,外滩之于上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和开埠建筑群,体现着北海以“开放”为特征的城市品格,它的突出特点就是进取、包容和诚信。2000多年前北海先人以不畏“**艰阻、沉溺相系”勇于进取的顽强意志,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气魄,扬帆起航走向大海走向世界,内纳中原文化,外引西方文明,创造了始发港的繁荣昌盛;同时,在“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的贸易往来中,在开埠后涌现的众多商誉蜚然的铺号里,培养形成了平等友善、诚实守信的品格。而这正是今天寻求加快发展的北海所需要继承和弘扬的城市精神。
发掘历史文化资源,有利于提高市民素质。历史文化具有“宣教化,敦风俗”的显著功效,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的作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大开发中,一些人在潮起潮落中,形成了小富则安、因循苟且的心态,或被动观望,或怨天尤人。究其根本,与缺乏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精神支柱不无关系。对外开放进程构成的历史文化,是北海人的精神富矿。大力宣传历史文化,以历史文化作为“教科书”,从中汲取营养,增进教益,引导市民摒弃封闭观念,开拓视野,开阔胸襟,形成“人人皆环境,个个是形象”的发展气候,从而提高市民素养、增强文化“体质”。
发掘历史文化资源,有利于形成发展合力。文化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发掘历史文化的过程,既是一个不断认识其价值的过程,也是一个培养热爱传统文化感情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汇聚发展合力的过程。对北海历史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将极大地激发广大市民对历史和城市的自豪感、荣誉感,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因知而爱,因爱而行,在重新建树文化自信中增强开放意识,增强加快发展的信心,焕发建设共同家园的热情,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北海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作为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时期就与东盟密切交往的城市,北海的跨越发展,除了产业的兴旺、经济的繁荣,同时应体现历史文化的光大,体现城市文化品格和城市精神。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促使人们从源头上审视北海的开放历程,发掘历史文化资源,重塑北海的文化形象,寻根探本,以史为鉴,扬起开放风帆,推进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挥作为大西南地区出海通道和中国与东盟“桥头堡”的作用,主动融入区域一体化,增强与周边城市的合作共赢意识,共筑增长一极。北海将重铸辉煌,建设成为北部湾畔富裕、文明、和谐的宜居之城,活力之城,恒常发展之城。
第二篇: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
摘要:城市的快速发展是城市历史文化的梦魇,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不容小觑。人们愈来愈重视它的存在及他的意义,而它对城市的发展和对人类的进步都有促进作用。所以我们要清楚城市历史保护的内容,遵循城市历史保护的原则,明确目的,找到问题,结局问题,运用到现实中给与我们帮助。
关键词:城市 历史文化 保护 更新
正文: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意义
随着社会进步,时代的脚步从未停止,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城市改头换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交通四通八达,但同时,伴随着的是城市中大量的历史文化的湮灭,那些记录着前人的智慧的建筑物慢慢的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因此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人人都应尽的责任。而那些有着历史文化的名城是重中之重,这些城市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失去其中任何一项都是全人类的损失。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意义非凡,城市在发展变化中经历了沧桑,因而城市的发展是具有延续性的,而历史保护就是要保持这种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城市历史保护“不只是为了过去而过去,而是为了现在而尊重过去”。
具体而言,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主要有4个方面:
1.历史研究——历史文化价值
2.科学研究——科学价值
3.发展旅游——经济价值
4.可持续发展
从历史研究着眼,来看待城市文化价值。城市历史文化是城市整个发展历史的见证,是每个城市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研究城市、人类发展历史,借古明今,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城市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历史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少人都从中得到了不起的发现,历史古城、建筑、构筑物(如中国的都江堰,赵州桥,长城,故宫,埃及的金字塔)等有非常深奥的的道理,其中蕴含的技术甚至是一当今社会的科学技术都还弄不清楚的科学理论。保护历史名城中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保护凝聚了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历史遗产,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这些人类在前进中创造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为我们当今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利而又深厚的条件——城市旅游业,直接用经济价值去展现城市历史文化的独有魅力。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着让人想象不到丰富多彩,它无时无刻不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更让外国人向往憧憬,这些都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也是人们观光、游憩、获得美好享受的重要场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旅游业所带来的经济也随之提高,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增长。
而我国的城市历史文化旅游业具有无可想象潜力。与国家政策接轨,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小的促进作用。
我国的确拥有丰富的很,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但遗憾的是在时代进步中遭到了毁灭
性的破坏。解放前的战争摧毁了道不完,数不清的名城,古迹。而在之后的发展中也遭到了建设性的破坏。70年代的太谷等城,历史价值根本不亚于平遥,现在却荡然无存。福州的“三坊七巷”在旧城改造中给“改”掉了。改革开放之后,在城市开发中对历史文化的建设性破坏甚至超过了“破四旧”、“文革”,可见其凄惨程度。在西部开发中,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有意识地、特别重视地保护西部的古“丝绸之路”,它有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城市经营中,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华夏文化,造福子孙后代。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及原则
保护的范围由文物扩展至历史建筑,乃至于地段,城市,其保护内容与方法是逐渐复杂与深广。古城的格局,环境,建筑风格都是重点。
文物——绝对的保持原状的护存
文物建筑与历史建筑——绝大多数建筑依旧具有使用价值,这就完全不同于文物的保护,保护时所面临的情况就变得复杂了,面临维护与更新的问题。
现代保护的概念已扩大到城市的范围,包括建筑群或街区、地段或区域乃至整个城市。原则:
1.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从城市全局和城市的整体发展来做好保护和规划工作,而不是单纯地考虑保护一些历史遗迹和历史建筑;
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3.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对一些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4.研究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充分发掘和继承历史文化内涵,促进城市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
5.保护维修、整治和修复中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应使其“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目的对构成人类记忆的历史信息及其文化意义在城市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保存,使新的作用和活动与历史城镇和城区的特征相适应,确保历史城镇和城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谐关系,并适应城市持续发展的需要。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存在问题
1.消极静态的保护
以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就是以保护城市地区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及其环境为重点的专项规划”,而没有将历史保护规划作为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总体规划、城市设计中应充分注意保护历史文化传统,维护并发扬城市的格局特色、街巷空间和场所精神
2.片面单一的保护
脱离城市的实体环境、没有考虑历史城市实际的保护状况、没有评价参照体系与可比性只有文物建筑的保护,没有历史街区、历史保护区的观念,使得传统建筑与历史环境相割裂、城市的环境意象、景观特征遭到破坏。
3.建设性破坏严重
“全面保护古城风貌”成了“大屋顶”泛滥的保护伞,“仿古一条街”的建设成了许多名城的建设时髦,而旧城改造、开发建设对有特色的名居全部推倒拆除,历史地段的消失状况非常惊人。
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框架
保护框架是历史文化名城中要保护的实体对象和通过保护规划的实施预期达到的目标,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重要手段之一。
它的意义就是将城市历史传统空间中那些真正具有稳定性、积极意义的东西组织连接起来,并将历史发展的因素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结合进来,形成一个以保护传统文化为目的的城市空间框架。
保护框架是对城市的特色的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由自然环境要素、人工环境要素、人文环境要素三部分组成。自然环境要素主要是指有特征的城市地貌和自然景观;人工环境要素是人们的创建活动所产生的城市物质环境;人文环境要素是指人们精神生活结晶的环境表现,即对居民社会生活、生活情趣、习俗、艺术文化等方面所反映的特征。
城市整体环境的保护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除了对建筑和历史地段的保护之外,还应包括城市的整体环境保护。城市是建筑、历史地段和城市历史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表现城市特征与风貌的重要环境。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要从整个城市着眼,避免单纯保护城市的几个珍贵的文物或几个历史地段。因为即使划定了文物或历史地段的保护范围,制定了保护办法,但如果周围环境的变化失控,城市的风貌特色也会失去。城市整体环境的保护侧重于景观环境的保护,它包含城市特别是历史城区空间格局的保护、城市布局的调整和城市外围环境的控制三方面的内容。
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是一种将城市中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于自己所居住的建筑物、周围的环境或出行、购物、娱乐及其他生活活动有各种不同的期望和不满;对于自己所居住的房屋的修理改造,对于街道、公园、绿地和不良住宅区等环境的改善有要求及早施行、以形成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美丽的市容抱有很大的希望。包括所有这些内容的城市建设活动都是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的方式
城市更新的方式大可分为重建,整建及保留维护。重建是将城市土地上的建筑予以拆除,并对土地进行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新的合理使用。整建,是对建筑物的全部或一部分予以改造或更新设施,使其能够继续使用。保留维护,是对仍适合于继续使用的建筑,通过修缮活动,使其继续保持或改善现有的使用状况。
城市更新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城市更新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面对的都是已建成的城市地区,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无论是在需要保护的地区还是在需要更新的地区,都同时面临保护与更新两方面的问题。差别只是,在保护地区中,所保护的东西是作为重点来考虑,而在更新地区,需要更新的东西是首要条件。但是,不论是保护还是更新,它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通过塑造一个富有特色的城市形象,通过改善城市的生活品质,去实现适应并促进城市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
参考文献: 《城市规划原理》
《浅谈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历史城市保护》
第三篇:2010年西安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段先念市长讲话
在“西安历史文化
与城市发展”论坛上的致辞
段先念
(2010年7月27日)
同志们:
大家好!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把西安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这是国家赋予西安的重大历史使命,也是西安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重大挑战,当此之际,市文史研究馆和市社科院组织专家学者对西安的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进行专题研讨,很必要,很适时。在此,我代表西安市人民政府向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积淀,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灵魂和基础。综合分析西安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要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就是要在国际范围,建成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东西方文化交流平台和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即:把西安建设成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区域性专业性国际化大都市。今天参加论坛的都是省市历史和社科界的专家,相信大家一定会围绕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进行深入研讨,就如何彰显西安历史文化特色拿出真知灼见。下面我谈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是要深化对西安历史文化特色的研究,为西安建设国际大都市提供理论支持。要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剔除保守落后的因素,梳理出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特色,将其与现代理念相对接、相融合,形成关于西安历史文化特色的科学理论体系,为西安发展服务。
二是做好西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工作,发掘其精神内涵。要建立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就要增强创新意识,把文物变成文化。要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融入到当前的城市建设理念中。
三是要做好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转化,促进经济文化协调发展。要利用好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争创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历史景观,都要注意突出文化特色,赋自然以生命,寓景观以文化。要利用好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做强做大文化品牌,实现西安的文化复兴。
同志们,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离不开各位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我相信,这次论坛一定会对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今后的工作中,西安市委、市政府会更加重视发挥各界专家学者的“智囊”作用,对大家的工作给予更多支持,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为西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最后,预祝此次论坛圆满成功!
第四篇:转型发展与未来城市的思考
.转型发展与未来城市的思考
顾朝林
【摘要】从工业城市转型发展路径入手,基于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理论和美国城市的三次转型实践,就中国城市可能出现的转型城市类型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特别注重第三波和第四波城市类型的概括和归纳,它们是后福特主义城市、边缘城市、网络城市和旅游休闲度假城市、文化城市、创意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科技城市和智慧城市等。
【关键词】转型发展;第三波;第四波;城市类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但是,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高强度要素投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到了从出口,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要实现这一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市场自身的发展完善,自然实现转变;二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相结合,主动实现转变。从中国实际看,后一种方式应更为有效(张建华,等,2011)。实现转型发展,主要在于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重视人力资本积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生态经济,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新格局。因此,实现转型发展必然对未来城市产生深刻的影响。1 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
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延伸的全球范围工业化,一方面推进了人类社会汲取自然资源,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尤其是人居环境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与之相关联的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研究持续不断,且经久不衰。1.1 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理论综述
19世纪的工业革命是现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而且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冲击下,引发了西欧城市在组织制度、社会结构、空间布局、生活形态等方面的全面深刻变化。工业化刺激了社会矛盾激化、道德沦丧,城市环境恶化。上世纪初叶,许多理论家和作家都认识到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管理城市的发展。
埃伯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1898年出版《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1902年修订为《明日的花园城市》(霍华德,2000),提出建设“花园城市”的思想。1920年代早期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致力于研究新城规划解决城市问题,他1932年出版《正在消灭中的城市》(The Disappearing City)认为巨大的城市中心尽管不会消失,但几乎无法生存,如果能通过现代通讯和交通手段克服距离产生的影响,那么,人们在城市集中既是浪费也无必要。1935年他发表论文《广亩城市:一个新的社区规划》(Broadacre City:A New Community Plan)提出了广亩城思想,试图通过分散手段解决工业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问题。后来芒福德(Lewis Mumford)、克拉
伦斯·斯坦因(Clarence Stein)和凯瑟琳·鲍尔(Catherine Bauer)都接受了大城市走分散发展的思想。芒福德在1938年出版的《城市的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中集中批评了大城市生活质量问题,主张通过小汽车、高速公路和郊区开发来解决大城市的问题,并提出了规划有机城市(organic community)的想法。
1920年代,法国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认识到城市内部存在各种交流,将工业化思想大胆地注入城市规划之中,他1922年出版的《明日之城及其规划》(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提出了“当代城市(Contemporary City)”理论。他以技术为手段,改善城市的现有空间,主张提高城市中心区的建筑高度,向高层发展,增加人口密度,同时扩大道路宽度和停车场,将车辆与住宅直接联系,减少街道交叉口,组织分层的立体交通(顾朝林,郭婧.等,2011),以适应工业城市产生的城市问题。按照柯布西耶上述乌托邦...城市理想建设和改造的城市,日益暴露出从低收入住房到办公楼都需要大量的工程项目建设等诸多问题。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发现:美国大城市的高层低收入公共住房区已经成为城市犯罪的中心和毫无希望的地方。她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y)震撼了全球城市规划界(雅各布斯,2005)。雅各布斯认为:柯布西耶推崇的现代城市规划模式是对城市传统文化多样性的彻底破坏(顾朝林.郭婧.等,2011)。
其他城市技术的鼓吹者,如巴克明斯特·富勒(R.Buckminster Fuller)强调:资源——能源、材料和空间——是有限的(finite),必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设计了能源、材料和空间三角形,强调最大化的空间和能源效率建立在最小化的材料使用上(Leonard l.Ruchelman.2007)。
到了1960年代初,许多理论家认识到通过社会、空间和经济组织实现城市的转型发展,并且注意到通讯技术中的创新效应,一些人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有人称“第三波”、全球村或世界信息经济(Marshall McLuhan.1965)。在此基础上.塔里克·法斯(TarIk A Fathy)提出了“通讯城(Telecity)”的概念(Tarik A Fathy,1991)。快速的信息流动促进了原有工业城市内部工作、生活、交通形式的变化,过去的向心空间结构也趋向离心发展形式。
1991年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出版《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认为通讯技术的优势正在将现代资本主义转型成为包括公司和城市的全球网。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彼得·霍尔(Peter Hall)1998年发表《文明中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Culture,lnnovation,and Urban Order),将城市的活力、创新能力与文化创造力结合起来,从创新角度构建了技术-生产创新(technological—productive)、文化-智能创新(cultural-intellectual)以及文化-技术创新(cultal—technologlcal)西方城市史理论框架。
1.2 美国城市的四次转型回顾
托夫勒(Tofflers,1994)通过美国城市从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过程描述美国社会转型的3个波段,托夫勒称后工业化为第三次浪潮。鲁舍曼(Ruchelman,2007)依据城市发展动力转向人力资本和全球-地方联结,称为城市发展的第四波。为了简化明了起见,现按表格的形式概况和回顾美国城市的四次转型(表1)。1.3 中国转型发展的时段分析
叶嘉安等(2006)曾将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划分为4个发展波段。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波(1949-1978)主要特征是城市化水平长期低于20%,城市作为生产中心经历了“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为主的过程,大部分城市变成了功能不全、结构失调的纯工业基地,尤其十年文化大革命还经历了典型的“逆城市化”过程,类似于西方学者描述第三世界的低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现象(Konrad,Szelenyi,1977; Murray,Szelenyi,1984)。第二波(1979-1989)从改革开放开始,将市场机制引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中国城市化过程(Ma,Fan,1994;崔功豪,马润潮,1999)。在全球化推动下,外资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无论是在以集体所有制企业蓬勃发展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下(Ma,Fan,1994),还是在私营企业壮大的“温州模式”下(Liu,1992),抑或是”外资驱动型”(extemallY driven)(Eng,1997)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城市化”(exourbanizatiON)(Sit,Yang,1997),表现为政府在控制城市化进程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避免了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假城市化”(inuedourbanization)现象。第三波(1990-2000)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城市政府通过协议,招标或拍卖等方式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为旧城改造、新区建设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也...使得土地价值和资本分配成为城市结构优化的基础,出现了“以地养地”等城市土地开发模式。与此相对应,城市开始以中心商务区为主的旧城改造,建设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中国城市的这种在空间扩张和内部重组使传统上以单位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混杂的城市功能结构逐步瓦解,新的城市社区开始出现(Gaubatz,1995,1999;Wu,1997)。经济社会的多元化使得城市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此外,城市空间重组也造成了城市无序蔓延和耕地流失等(Yeh,Li,1999),从而加剧了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问题。第四波(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企业和国际资本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城市进入质量主导发展阶段。
诸大建(2007)将中国城市发展按照数量和内容分为3波:(1)第一波: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普遍不认可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在城市的数量上表现为反城市化,在内容上表现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2)第二波:从1978年到2010年。城市发展完全是一种数量扩张,以圈地型和蔓延型发展为特征。前一个阶段重点发展乡镇企业,走农村城镇化道路;后期城市化道路转向大都市或城市群发展战略。(3)第三波:从现在起将持续到2020年。城市发展面临着总体转型,即:从经济增长转向人类发展,从物质资本转向综合资本,从政府管理转向网络治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分期还未真正纳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理论框架之中。笔者认为,中国城市的发展转型需要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城市化过程和全球技术以及创新可能对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施加的影响等三方面考虑,密切关注第三波和第四波发展背景下的城市类型规划、培育和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2 创业城市发展战略演化
所谓创业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ies),即是指面对其他城市和经济空间,追求创新战略以保持或提高其经济竞争力的一类城市。1980年代以来,美国创业城市时代的演化代表了第三、第四波城市发展过程,其中直接经济和/或与经济有关的创新领域包括:(1)引入城市生产,服务,工作,消费,生活的新型地方或空间,如技术城市(technopoles)、智能城市,跨边境城市和多元文化城市,并围绕综合交通运输和可持续发展组织这些城市。(2)选择特定空间或新生产方法来创建城市发展优势,如新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促进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削弱监管,或创建新形式劳动力市场等。(3)通过加强对居民、乘客或游客对文化、娱乐.新城市景观消费空间监管或高档化等新市场开辟形成城市营销新领域。(4)寻找新的供应来源以增强竞争优势,如新移民来源、城市文化融合、新资本来源、吸引外来投资或重新培训劳动力。(5)重构或重新界定城市等级,如世界城市建设、全球城市地位提升以及基于非连续空间之间的区域间合作。这些都被看作是城市创新或创业的发展战略。
通过美国地方发展政策对创业城市发展的影响看第三波和第四波中哪些因素对城市发展起重要作用,可将创业城市发展分为以下4个时期(Clarke,Gaile,1998)。
2.1 地方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期
...1970-1980年间,地方导向经济发展战略被设计成: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城市来说,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成本和区位优势来吸引企业的迁移和扩展(表2)。2.2 转型的创业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期
自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地方经济发展战略是基于市场已经失灵、强化公共干预以支持私营企业活动为重点的转型的创业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城市继续鼓励减少成本,但注意力转向新增长过程和在更多的企业公共政策作用中寻找经验,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城市发展的设施建设、或者向商务活动直接或间接提供贷款或资助基金,如城市发展奖励基金(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和城市发展行动奖励基金(Urban Development Action Grants)(表3)。2.3 政府创业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期
自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城市发展政策更倾向于市场导向的企业经济发展战略,使用政府权利形成市场机制,关注新企业而不是保护老企业,扩大投资汇报率,发挥公共和私人基金的杠杆作用等(表4)。
2.4 全球-地方联结和人力资本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到1990年代中及晚期,发展地方人力成本资源和日益发展的通讯作为一种发展工具,城市发展主要因素转向依靠经济全球化,人力资本资源和信息基础设施(Clarke,Gaile,1998)。表5概述了第四波过程中美国城市的应对措施。3 第三波及其城市类型
第三波是基于通讯技术的空间重构引起的,其中无线通讯,互联网及其在世界范围的信息扩展,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和外包等领域的电子技术应用,促进了前台办公操作,常规后台办公职能(Routine back-office functions)、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和综合办公室工作等由于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新空间形态的出现。由信息技术发育的知识经济成为第三波形成的基础,因此,先进技术和创新拉动也就成为这一波城市发展转型的主要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过去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性城市正在转向基于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的服务性城市。老工业城市,公司总部城市(Headquarters Cities)、创新中心(lnnovation centers)、养老基地(Reti rement sites)等与传统工业城市相关的城市或功能区仍然保持繁盛状态,后福特主义城市,边缘城市(Edge cities)、网络城市和休闲旅游场所(Leisure-tourism playgrounds)成为第三波的新城市类型。
3.1 后福特主义城市
众所周知,福特主义城市是发达工业化阶段的产物。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则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由于个性化需求带来的大规模定制,水平型组织形式和弹性生产等改变了传统的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与之相对应,后福特主义城市则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支撑,在城市区域内按个性生产的需求组织生产空间,传统的完整的产业链转变为更加细化的不连续的产业链,城市空间也变得更加分离和松散(顾朝林、赵民、张京祥,2011)(图1)。3.2 边缘城市
边缘城市是指位于传统城市区域外围,在居住郊区和半农业化区域新形成的集商业、购物、娱乐功能为一体的新区。边缘城市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城市的生产性功能不断弱化,消费性功能逐步强化,城市的吸引力也就不断地衰退;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环状与放射状高速公路的发展,在高速公路的交叉互通口,新一代新城逐渐发展起来(顾朝林、赵民、张京祥,2011)(图2)。
...3.3 网络城市
网络城市是知识经济培育出的一种创新性多核心城市结构,由两个或更多原先彼此独立、但存在功能互补的城市,借助于快速高效的交通走廊和通讯设施联接起来,彼此尽力合作而形成的富有创造力的城市集合体(Batten,1995)。网络城市的突出特点表现为(1)强调水平联系和互补性;(2)注重科研、教育、创新技术等知识型活动;(3)城市增长潜力并不受制于城市规模,而与弹性相关,网络城市的增长明显快于单中心城市(Batten.1995)。网络城市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划分(图3)。根据形成机制可以分为功能互补型为主、水平联系为主,交互增长为主和混合型4种类型。网络城市也可划分为基于快速交通体系连接的现实网络城市以及基于通讯和文化交流并建立与多个城市之上的虚拟城市(Batten,1995)。图洛克和贝利(Turok,Bailey,2004)根据网络城市的成因分为经济快速发展且在空间上较为接近的几个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和形成于强大的发展中心周围的几个较小增长点。对于后者而言,虽然它们可能与中心城市存在更密切关联,然而在这些网络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功能互补和水平联系,并趋向于形成一个更强大的整体。
...3.4 旅游休闲度假城市
旅游休闲度假城市是一种建立在享乐的销售与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模式。全球力和地方力协同存在,旅游休闲度假城市被无止境地(再)创新、(再)生产、(再)获取和(再)创造,旅游活动不仅提供给地方居民的工作和收入,也产生意义和表征,旅游创造和映射地方社会、文化、心理新的内涵,反过来增加和提升了旅游价值,促进人、资本、信息和文化符号的流动加速。一方面,旅游产业被跨国饭店公司、娱乐公司、博彩娱乐场,专业的体育授权机构所主导;另一方面,旅游是地方化的产业,当地的旅游组织、地方艺术和文化设施群体、博物馆和历史保护群体构建地方形象,推动旅游景点的产生,吸引消费者和投资。内城、滨水区、城市郊区等空间成为城市休闲度假的集中承载空间,各种旅游休闲度假的相关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要素,在时空的延续中呈现出动态的发展性,构成旅游休闲度假城市基本形态格局(图4)。
第四波主要城市类型
1990年代以后,广泛的经济转型已经和空间转移、行政权利下放(devolution)交织在一起(Clarke,Gaile,1998),其结果是强化了地方制度设施(1ocal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鼓励大都市区与区域合作,提升地方创业环境,移交资源决策权,这种...积极的创业方法(entrepreneurial approach)逐渐将地方战略调整到关注人力资本发展和全球一地方连接(global-local links)上来,多区位生产过程、高附加值活动、新国际劳动分工和日益增长的人力资本资源成为第四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与此同时,2008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以及所引发的金融产品特别是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危机,宣告了美国以及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甚至是超前消费的模式发生了危机。从周期的角度来讲,全球经济发展新周期已经开始,并呈现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增速放缓的特点。同时,在新周期处于一个技术创新的递减区域,技术蜂聚现象产生的基础缺乏,新技术革命快速来临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第四波的城市发展转型将以自我重建为特征,表现为丰富多彩的特点。
4.1 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作为一种战略意识予以实践,在1980年代的整个欧洲就已经开始,欧洲文化之都(Capitals of Culture)就是其中最为盛行的一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与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模式不同,文化城市更加强调文化活动、文化经济、城市文化形象策划以市...民文化参与塑造等(Palmer-Rae,2004)。李奎泰(2006)将文化城市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文化城市指重视音乐、电影、美术等以艺术活动为主的文化艺术城市,广义的文化城市则并不停留在艺术活动的层次,其将包含了城市空间规划以及市民生活质量在内的整个市政活动都归于文化城市的范畴之内。总的来看,文化城市建设就是将城市建设成为市民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更具备文化涵养的城市,整个市区空间结构更具文化性的城市,具备满足市民文化艺术欲望所需要的文化设施的城市。与此同时,文化城市也是文明城市、学习型社会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从理性趋利决策(西美尔,2008)和城市增长机器本质(莫勒奇,2008)角度看,文化城市也可以理解为以城市文化为核心手段,组织城市经济活动、社会网络与空间形态,支持城市文化多样性需求,打造城市增长机器,建设不断完善且充满人情味的现代城市生活空间。文化城市包含6个基本构成要素:文化资源,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景观、文化氛围(cultural milieu),文化场所和文化制度与政策,其中文化氛围又称为文化场(cultural field),它是一种磁力空间,粘性力量,将文化城市的诸多要素有机组织在一起,从而实现文化城市的3个核心功能:(1)应对全球文化同化,保障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生存;(2)以文化的手段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3)促进城市居民日常交流,破解理性趋利决策造成的城市居民的心理与情感隔离(图5)(刘合林,2010)。
4.2 创意城市
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原本是指以文化为主的城市再生,通过城市创意对各个行业的渗透而形成以创意产业为主导产业体系的城市(Charles Landry 2000;厉无畏,2009)。由此可见,创意情境是创意城市形成的环境条件,创意产业是创意城市的产业支撑,创意产业园区是创意城市的空间表现形态。创意城市是创意产业与创意空间的有机聚合体(图6)。通过发展创意产业,带动空间创新和组织创新、制度创新,进而孕育出创意城市。因此,创意城市着重科技、文化、艺术与经济的融合,强调地方文化特色与区域发展的融合,注重人的创造力与城市创意环境的融合。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中论述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是追逐
①着人才而选址,而人才则追逐有质量的城市地点(Florida.2002;Florida.2003;佛罗里达2003)。创意城市的环境生命力和活力分成2个不同的层面。第一层面是生态可持续;第二层面是城市设计,包括易读性,地方感,建筑特色、城市不同部份在设计上的连结,街灯的质感,以及城市环境的安全、友善与心理亲近的程度。4.3 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是按生态学原理建立起一种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黄光宇2002),即高效,和谐、宜居、幸福、活力的人类栖境(王云才.2007)。生态城市的核心是生态优先,优先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它是一种“图底关系”互换的思维转变,是“正规划”向“负规划”的变化,即由过去的先“建设”后“保护”的规划向先“保护”后“建设”的规划转变。生态城市建设重点在于:(1)高度开放的生态系统。首先从根本上理解城市所处环境的自然过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条件,使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协调和谐,从而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健康、完美、自然的城市格局。(2)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的人工生态系统。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建设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区。(3)强调人的幸福感,提升城市活力。通过对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善与提升,旨在营造一个以人为本、健康宜居的城市。生态城市构成要素由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构成,依托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生态农业、清洁工业、城市文明、人口优化分布等要素,创造一个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人居环境优越、居民幸福指数增加、充满活力的人类家园(图7)。4.4 低碳城市
低碳城市是指以减少城市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为导向,以低碳技术量为支撑,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方向,以低碳社会为理念并以低碳制度为管理导向的新城市类型。低碳城市建设包括3个方面:首先是在能源输入环节,开发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倡导使用零碳排能源。其次是在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转环节,强调建筑、交通和生产三大领域内的低碳发展模式;通过紧凑的空间布局将城市各系统整合成为高效运转的复合体;通过建立能源网络实现能源循环、高效利用;通过市政设施等城市硬件设施支撑城市空间与能源网络的高效运行,通过虚拟网络、科技知识、信息传播,政府管理、风险投资等城市软件设施引导城市空间与能源网络的高效运行,并在城市硬件设施、软件设施与城市能源网络之间建立反馈机制。第三是在CO2排放环节,增加碳汇,包括加强森林等生态系统的保护,增加城市绿化(图8)。
...4.5 科技城市
科技城是以科技创新为目标,以科学技术的产生、传播和在产业中的应用为城市的主要功能(Downey,McGuigan,2003),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智慧基础设施为支撑,以科技发展和知识的创新促进个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将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文化理念逐渐渗透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城市(王志章,2010)。科技城的核心是为居民、企业、社会提供自主创新的环境(Castells,Hall,1998),其中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居住、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整体系统,比传统科技园区更为综合全面,比科学城更强调科学技术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的应用。科技城由创新源核心区、知识共享平台、科技服务平台、RDP综合体、多样化居住区构成,依托公共服务保障、产业发展政策、智慧基础设施、文化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为制度环境保障(图9)。4.6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之后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的一个深度融合,也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唐建荣,等,2011;巫细波、杨再高,2010;陈铭,等,2011)。发展智慧城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城镇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步骤,也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和社区和谐发展的转换器。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包括城市经济信息化、城市社会管理智能化、环境维护自动化和居民生活便捷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林跃勤,2011)。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转变城市外延型发展模式与生活消费模式,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减排推动整个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智慧城市主要注重基础设施先进、信息网络畅通、科技应用普及、生产生活便利、城市管理高效、公共服务完备、生态环境优美(图10)。5 结论
2011年中国进入“十二五规划”实施期,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经济增长方式也将进一步转变,国家将完成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国家的转型,适时适当把握国际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以及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有意识地引导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型城市规划建设和传统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至关重要。从科技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第三波和第四波看,后福特主义城市、边缘城市、网络城市、旅游休闲度假城市、文化城市、创意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科技城市和智慧城市等都值得关注。
(本文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11年9月20—21日在天津召开中国未来学会分会场“未来城市,城市未来”和同期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在南京召开的年会“城市总体规划”分会场和华中科技大学2011年11月召开的第四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而写,特此致谢。同时感谢彭羽中(网络城市)、杨兴柱(旅游休闲度假城市)、刘合林(文化城市)、汤培源(创意城市)、姚瑶(生态城市)、郭婧(低碳城市)、袁晓辉(科技城市)等研究生提供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感谢2011年8—9月在美国犹它大学访问期间魏也华教授提供许多帮助。)
注释(Notes)①城市的地点质量吸引创意人在此居住,企业跟着创意人来,或者创意人自己创立公司,...由此带动城市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城市的繁荣(佛罗里达,邹应瑗,译,2003,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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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朝林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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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利用的思考
关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利用的思考
一、研究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定文化自信、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8次对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强调“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延续历史文脉、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城市的魅力窗口,历史文化街区是承载和延续城市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和生活特色的重要场所,是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重中之重。从理论意义上来说,目前缺乏对X省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性梳理和研究;从实践意义上来说,历史文化街区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内容,也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提升城镇品质上来说,历史文化街区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集中区域,更是打造城市魅力街区的潜在对象。开展X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利用策略研究,对加强我省历史文化传承,延续城市文脉,彰显城市特色,健全我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提高我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历史文化街区基本情况
(一)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程
1.国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程。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复苏,越发重视对历史城区、街区的保护研究,从大规模粗暴的单一改造过渡到注重街区原态和本貌的保护。早期,西方国家只保护建筑单体,忽视周边环境,导致城市历史文脉切割。之后,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宣言。如1962年,法国《马尔罗法》规定将有价值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划定为“保护区”,1964年《威尼斯宪章》提出了保护历史环境的重要性。
2.国内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程。从1950年起,我国制定一系列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后,历史文化街区取代“历史文化保护区”等概念,标志着我国真正建立了保护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历史文化保护制度。2008年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正式明确,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提出了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定条件。
3.X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程。2006年,省政府公布X市中南门和X县老城区为X首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2016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我省制定了《X省历史建筑确定和历史文化街区核定公布工作方案》,明确从2016年起,用五年时间完成历史文化街区核定公布工作。2017年,全省开展历史文化街区资源普查,在思南、普定、X、关岭等4个非名城县划定了6片历史文化街区。2018年,印发《X省历史文化街区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管理。2019年,公布7片街区。2020年,新增11片街区。
(二)国家历史文化街区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全国划定历史文化街区970片,确定历史建筑4.27万处。
1.我国历史文化街区分布情况。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共计30片)分布最多的是江苏省(5片),其次是XX省(4片)、XX省(4片)。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分布最多的省份为XX省(104片),其次为XX省(75)、XX省(74片)。XX约有44.23%集中于广州(26片)和佛山(20片);XX省约有44%集中于抚州(20片)和吉安(13片);而XX省内各城市分布更为平均,其中成都占比10.81%。城市一级中,XX与XX的历史文化街区数量最多,分别有44片、43片。XX中心城区的历史文化街区有12片,占比27%;而XX老城区的历史文化街区分布较多,共33片,占比77%。
2.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主要特征。一是街区呈现南多北少、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特征。由于平原地区交通较为发达,生活生产资源丰富,人口聚集等因素街区分布较多。二是街区较多分布在重要和发达地区。这类街区大多位于古代城市的中心地段,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优势。三是因宗教、文化、产业发展等特定领域兴起的街区较多。如,广州五仙观—怀圣寺—六榕寺、XX省长春市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四是居住型街区分布较多。这类街区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城市风貌特征、历史建筑特色、生活方式等,如XX东四三条至八条、南京颐和路等街区。
3.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现存问题。(1)保护内容碎片化。一是保护系统性不强。重视局部、单体建筑的保护,忽视街区风貌、与城市格局的联系。二是“厚古薄今”。将历史文化保护简单理解为文物建筑保护,忽视建国以来的重要历史遗存保护、历史环境保护。三是完整性保护不足。搬离街区居民,割裂街区与居民、历史文化、城市发展的关联。(2)保护方法不科学。一是未应保尽保。未将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片区、建筑及时划定并保护。二是对街区真实性价值认识不足。拆旧建新、建假古董。三是一些历史建筑长期处于失管失修状态,存在安全隐患或坍塌毁坏的风险。四是街区利用不合理。过度商业化开发,破坏历史文化遗产价值。(3)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刚性管控不够。当前保护管理未对保护主体责任作出要求,保护规划对保护要求和建设管控等缺乏刚性规定,保护监督管理缺乏依据。作为管理依据的保护规划被严重忽视,长期不编、编而不批、批而不用,为追求土地出让等经济效益,随意修改规划、违反规划。二是对责任主体问责力度不够。没有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和有效问责问效机制。三是对违法主体处罚力度不够。按照现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处罚规定,违法成本过低,建设性破坏行为屡禁不止。(4)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健全。街区保护制度缺乏设计、程序不规范、保护机构和相关规章不健全等问题突出。目前只有《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标准》一项标准规范,保护修缮、活化利用、消防安全、测绘建档、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标准规范亟待制定。
(三)X历史文化街区基本情况
1.X历史文化街区发展概况
我省历史文化街区大多承载着X城镇明清时期发展至今的历史记忆。元朝形成的古驿道,尤其是湖广通往XX的南方大通道,使得处于水路交通枢纽的城镇成为货物流通聚散重地,以及明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刺激商品经济发展,如盐业、木材、朱砂、水银、手工业等,推动了X市中南门、X县温泉、思南县安化、小桥沟、李家寨、镇远县府城、卫城等街区的发展。明清两次大规模移民极大促进了街区发展。明朝“移民实边”,形成了军事移民城镇,如普定县十字街街区所在的定南所,是卫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清朝“客民”到来,以“乡土之链”结为会馆,一批具有浓郁会馆文化特色的街区初具雏形,包括X县翘街、X县万寿、X县新华路和X县城老城区街区。府州县城镇大力发展的同时,人口聚集,孕育了X市古城、X县府试院和福泉市县府路街区,影响力和地位延续至今。近代以来,红色基因注入X市老城、X县翘街等街区;
“一五”计划时期,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形成了特有的粮仓文化和政治文化,催生了X县老粮仓、关岭县老县委街区等;“三线”建设背景下诞生了X市高桥街区。此外,X县奢香路等街区是展现X少数民族特色的重要窗口。
2.X历史文化街区现有成效
(1)X省历史文化街区划定情况。全省共计20片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占全国街区数量(970片)的2.06%。(2)保护规划编制及挂牌保护情况。截至2021年6月底,历史文化街区处于国家级或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内有12片,共确定了653处历史建筑(详见表1);8片街区完成保护规划编制,1片已经批复,其余12片仍处于编制过程中;13片街区完成了街区挂牌保护。
3.X历史文化街区主要类型
我省历史文化街区依据现状功能可分为四类。一是以商业或旅游功能为主的商业型街区,如X市老城、X市古城、思南县安化街、X县新华路、X县奢香路、镇远县府城、卫城和X县翘街街区。二是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居住型街区,包括X县温泉、思南县小桥沟、李家寨、X县府试院街区。三是居住与商业功能复合的商住混合型街区,主要满足街区内居民需求,包括普定县十字街、X县万寿和福泉市县府路街区。四是存留办公、仓储、生产等功能的产业型街区,如X市高桥、关岭县老县委和X县老粮仓街区。
4.X历史文化街区SWOT分析
从X省历史文化街区现状出发,对其内在优势和劣势因素,及外在机会和挑战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1)优势(S)。文化资源丰富多元。我省历史文化街区融汇了多种文化资源,如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屯堡文化。这些文化资源深刻地影响着街区的个性和发展,体现在街巷格局、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等方面,也体现在民间技艺、民俗节庆和人文精神等非物质形态方面,如X的地戏、X的乌江船工号子。历史遗存保留较好。街区内寺庙宫观、会馆祠堂、故居民宅、商铺院落,以及古井、古树名木等基本保存完好,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主体建筑群建成时期从明清至今,历史延续性情况较好。历史风貌悠久独特。街区的空间肌理、建筑格局、历史风貌保存较为完整,展现了独特山水格局。如,思南县安化街留存明清时期“两街十巷”格局,功能主次分明,顺应起伏地形,十条传统巷道呈鱼骨状与主要道路相交,若干石阶梯步形成丰富的竖向空间结构;历史悠久的衙署、寺庙、盐行、商铺和民居建筑高低错落有致,疏密相间。又如,镇远县府城街区沿河地势平坦而狭长,主街沿河岸L形排开,通过众多码头与水面空间形成渗透。街区保护基础扎实。2018年,我省印发《X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明确历史文化街区的申报和保护范围内的禁建规定、建设活动要求等内容。部分市(州)出台了街区保护与管理相关办法,如《X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全省各市(州)均已制定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明确了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具体要求。2019年,我省印发《省级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作方案》,选取X、X作为保护利用试点开展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探索工作。
(2)劣势(W)。历史建筑数量不足。历史建筑是街区整体质量的核心支撑,但我省街区内历史建筑总量不足、空间分布离散,造成整体意象不佳。经统计,平均每片街区仅有6.6处文物保护单位建筑,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的空间密度均值分别为3.6处/hm²和9.51处/hm²。全省目前有40个市县未达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的认定10处以上历史建筑。街区物质环境衰败。一是历史建筑历经时代变迁,大部分已超过使用年限,建筑风貌亟待维护修缮。二是失管失修普遍,部分原住民外迁,导致大量历史建筑空置缺乏维护,破损较为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或坍塌毁坏风险。三是传统建筑的内部户型和配套设施无法满足当代生活的需求,乱搭乱建现象严重;建筑之间拥挤,缺乏公共空间及休憩场所;街巷基础设施落后,线路外露,污水乱排,道路拥挤,街道混乱。街区产权关系复杂。公产建筑的修复和功能植入较为简单,如普定县十字街的农资公司综合楼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修缮,老粮食局再利用为社区服务空间并引入新华书店;而私产房的情况就较为复杂,对将来的房屋产权认定、建筑改造、功能调整,空间的使用、租赁、转让等都存在着较大阻力。此外,居住型街区内居民自建房需求和街区保护管理存在一定的矛盾。街区活化利用不足。一是历史建筑利用不足。我省大部分街区基本进行了立面整治或修缮维护,但建筑闲置,空间利用率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缺乏针对活化利用的具体政策和鼓励机制。二是街区内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足,逐渐消逝。三是街区吸引力不足。商业型和商住混合型街区业态单一,品质较低,缺乏中华老字号商铺,无特色产业带动,部分街区仅满足居民日常需求;街区人气积聚能力较弱,严重缺乏公共活动空间,夜间活力未能激活;缺乏统一规划管理,部分街区商铺分布混乱,底层商业对街区环境和交通造成干扰。
(3)机遇(O)。生态文明建设机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求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将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和发展有机统一,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就是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机遇,在传承与创新中发展我国历史文化遗存。历史文化保护机遇。近年来,国家愈加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不断加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历史建筑的法定化保护力度。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多次印发通知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意见》,强调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性,要求
“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完善制度机制政策、统筹保护利用传承,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还要保护好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当前,我国城镇发展模式从以增量建设为主导转变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强调城市品质提升、功能完善,更加关注人居环境、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强调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是实现建设宜居、绿色、韧性、智慧、人文城市,不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关键任务之一。我省2021年4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实现提升城市品质、做强城市经济、完善城市功能等目标。
(4)挑战(T)。法规标准尚未健全。一是街区保护法规不完善。目前国家层面仅出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在省级层面,2018年印发《X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侧重于省级历史文化街区的申报管理;在市级层面,仅部分市(州)制定并施行相关保护与管理办法。二是相关街区保护管理规范标准待制定。部分街区存在拆旧建新、建假古董现象;实施主体缺乏专业技能,街区改造后呈现出
“格式化”形象,严重破坏街区真实性。我省尚未制定街区风貌管控、保护修缮、活化利用、消防安全、测绘建档、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标准规范来指导与约束相关行为。地方主体责任缺失。一是刚性管控不够。我省现有保护管理未对保护主体责任作出要求,保护监督管理缺乏依据。保护规划被严重忽视,长期不编、编而不批、批而不用。二是对责任主体问责力度不够。没有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和有效问责问效机制。三是对违法主体处罚力度不够。根据相关法规,违法成本过低,建设性破坏行为屡禁不止。四是管理机构不健全。各部门的职责不清,执法不力,导致拆除已挂牌保护的历史建筑。资金投入缺口较大。一是无专项资金支持。目前国家和X省无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专项保护资金。在“十四五”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旅游提升工程”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的申请条件为“位于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街区”,我省无街区满足该项申报条件。二是严重依赖地方财政。目前我省地方政府筹资渠道单一,仅靠每年根据中央资金投向,如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等申请国家资金支持。
三、政策与建议
(一)明确保护重点
一是加大普查力度。
重点加强对历史悠久但历史建筑数量偏少市县的普查认定力度,确保符合标准的建筑公布为历史建筑。二是延展年代区间。关注近现代、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各时间段。三是扩大保护类型。文化遗产类型应包括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四是加强分类保护。将有代表性的老厂区、老校区、老居住区等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将符合标准的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居住建筑和交通、水利等工程设施确定为历史建筑,及时测绘建档,推进申报工作,分级、分类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五是保护真实完整。注重保护各方面真实历史信息,要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加大对文化遗产所依存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等自然景观环境的保护力度。六是做好特色保护。各市(州)因地制宜保护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强化组织保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省、市、县三级党委和政府要定期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明确管理机构及职责,层层压实责任。省级层面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统筹协调和调度工作。市县层面落实保护传承工作的主体责任。探索实行“街长制”制度,由市级人民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担任街长。二是加强考核评价。把街区保护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内容。建立常态化约谈机制。推动将街区保护传承工作绩效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的重要内容。三是加强监督检查。研究制定我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传承督查管理办法,加大对违法违纪和失职渎职行为的监督问责力度。将街区保护日常巡查工作纳入网格化管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范畴。(三)健全法规标准
一是强化底线管控。
为防止在城市更新行动中出现大拆大建、过度开发、割裂历史文化传承等问题,严格贯彻落实2021年8月印发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中“除违法建筑和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且无修缮保留价值的建筑外,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等要求。二是完善相关机制规范。结合我省文化特色、保护现状和实施条件,制定完善我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建筑保护修缮、测绘建档、消防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活化利用等相关机制和标准规范。三是健全街区管理制度。探索建立街区保护修缮全生命周期的建筑管理制度,建立分类型、分地域活化利用项目准入正负面清单。(四)强化规划引领
一是高标准编制规划。
市县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X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挖掘街区内各类文化资源,提炼历史文化核心价值,编制好街区保护规划。二是高要求执行规划。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等相关法规报批保护规划,将审批通过的保护规划严格作为街区保护与利用的管理依据。(五)推进活化利用
一是以用促保。
让历史文化遗产融入社会经济发展,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要。在保持原有外观风貌、典型构件的基础上,通过加建、改建和添加设施等方式,发挥历史建筑、老房子的使用价值、社会教育和文化功能,尝试利用为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丰富业态,活化功能。加强保护对象集中地区统筹利用,串联成线、连线成网,融入绿道、绿廊,充分展示区域和城乡历史文化脉络。二是重视文化传承。梳理传统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历史文化街区所承载的文化体系,引导非遗项目落户,促进非遗活态展示,通过举办文化讲座、节庆活动等丰富街区体验。注重文化资源的创意转化,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三是探索多元化活化路径。深入开展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修复街区。结合城市更新,探索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的多元化人居环境改善路径。(六)保障资金投入
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研究设立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街区保护规划编制、测绘建档、保护修缮等工作,统筹争取国家文物保护、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补短板等方面资金,按照《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意见》要求,地方政府要将保护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大街区保护资金投入力度。二是拓展资金筹措渠道。对于具有一定营利性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在依法合规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支持。鼓励社会力量采取捐资、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形成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工作。(七)加大人才培训
一是加强管理人才培训。
适时举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培训班,从工作实务和技术研究层面,就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历史建筑测绘建档等方面,对全省从事历史文化街区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进行集中培训。二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纳入城乡规划、建筑设计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内容。省级层面建立“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专家库”,遴选一批X省古建筑、传统文化方面的文史专家,开展技术宣讲和人才培训。教育部门在省内高校加大设立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相关专业与课程的力度。人社部门探索设立“历史建筑施工员”职业资格,允许符合条件的传统工匠、技艺传承人参与技术职称评定。三是加强技能人才培训。结合建筑工匠培训,有针对性地挖掘一批修建类、装饰类、造园类、烧造类等传统建造技术的优秀传承者和代表性人物,鼓励他们通过传帮带等方式,培训建筑工匠和古建特色工,化解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用工矛盾。建议设立“每年培训百名古建修缮工匠”等目标,通过在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相关专业、“以老带新”等方式,培育一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传统建筑工匠队伍,完善历史建筑修缮工匠库,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储备技能人才。(八)强化公众参与
一是鼓励公众参与街区保护。
政府部门制定公众参与法规政策,引导公众主动参与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在实际中将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相关事宜全面公开征求市民意见。二是加强宣传力度。拟建议省级层面充分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组织我省相关部门,加大举办系列宣传展示活动的力度,选取历史文化街区为分会场,结合线上线下等方式,举办摄影展、志愿者保护活动等。建立X省历史文化街区数字博物馆,通过数字技术展现街区魅力,讲述X历史文化故事。通过在我省中小学教学计划和教学课程中加入文化遗产教育内容,进社区宣传街区保护相关知识、解释历史建筑维护等工作注意事项,加大新闻报道、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短视频、公益广告等宣传推广力度,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积极参与街区保护,共享街区保护与发展成果。三是营造多方合作机制。建立政府统筹、企业合作、社区沟通、公众参与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机制。政府充分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作为街区保护与发展的组织协调和监督者。企业应充分与政府、社区和居民合作,成为具体项目的资金筹募主体和投资者。社区、街道办应为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提供有效支撑,集中收集、发布历史街区保护和改造信息,在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公众应积极参与,自下而上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