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参与实现正义：论刑事诉讼参与原则[5篇]

第一篇：通过参与实现正义：论刑事诉讼参与原则

「摘要」

为保障司法的民主性和公正性，刑事诉讼必须确保当事人和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我国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当事人和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并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保障。但是，我国刑诉法关于参与原则的规定也有一些亟待完善之处。

「关键词」参与、当事人、公民、依靠群众

基于保障司法民主和公正的需要，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十分重视当事人和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性，参与原则由此被视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本文从考察参与性原则的理论基石出发，分析了参与原则的内涵，并阐述了参与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贯彻实施的现状和不足之处。

一、参与原则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社会，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已被视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项制度性优势和结构特征。它根源于这样一个心理学事实，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们自由权利的扩展，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受到他人的控制或限制，哪怕这种控制或限制对其本人来说是有利的，而是希望能够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表现就是公众从未如此迫切地希望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而作为对这一思潮的回应，政治参与权已经被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而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从本源上考察，参与权理念的兴起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国民主权观念的勃发。在封建专制时期，政治上崇尚“君主主权”，因此，国家的一切事务都由君主及其代理人来管理，国民只是被管理的对象而非管理的主体，国民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当然也就没有办法保护自身权益。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的君主神话，确认国民才是国家主权的主体，由此实现了由“君主主权”向“国民主权”过渡的国家主权原理的转换。根据“国民主权”的政治原理，必然逻辑地延伸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国家主权属于国民，那么国民就应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事务，就有权参与决定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参与权理念由此而得以兴起。

诉讼从来就是一个国家政治状况的反光镜，政治领域的观念变革和制度变迁必然映射于诉讼程序之上，“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在程序法的发展过程中，以极其清晰的对比反衬出社会生活的逐渐变化。”[1]近代以来，与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趋势相适应，在诉讼领域也兴起了司法民主化的要求。司法民主化，首先意味着对当事人参与权的保障，“人们至少有理由期望，在作出关系他们的判决之前，法院听取其意见，即他们拥有发言权，”[2]这被视为是司法民主的底限要求。保障当事人参与权的观念基础是诉讼主体性理念，间接来源于国民主权观念。根据诉讼主体性理念，当事人不再被视为诉讼程序的客体，而是被视为积极参与诉讼程序的、享有各种程序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必须保障当事人能够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纠纷的活动。[!--empirenews.page--] 在刑事诉讼中，对作为当事人的被告人的诉讼参与权的保障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刑事诉讼以惩罚犯罪分子和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目的，不仅涉及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秩序，而且关系到公民的财产安全、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等重大权益，因此，在程序上必须确保被告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刑事诉讼过程，并最终影响到法院作出关系其自身利益的判决。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参与过程之中，被告人的人格尊严才能真正得到尊重，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地位才得以凸显，“某人被允许参与诉讼也表明别人尊重他，即他受到了重视”。[1]在现代法治国家，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性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程序公正性的重要标准。

从更为开放的意义上来说，司法民主化不仅意味着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而且意味着社会上一般公众对诉讼的参与。普通公众参与诉讼，一方面，是与诉讼作为一项解决社会冲突的国家活动密切相关的。因为司法权本质上是一项国家权力，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实际上是公众对司法权运作过程的参与和控制，而这正是国民行使主权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国民主权原则；另一方面，从查明案件真相的角度说，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能力是有局限的，吸纳公众参与诉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机关司法能力的局限，从而保证正确的司法决策；同时，普通公众参与诉讼，有利于形成司法监督机制，克服因职业司法官员的腐败所造成的司法不公，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完整意义上的参与原则应当从当事人参与和公民参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二、当事人的参与

在现代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实践中，当事人被视为是诉讼的主体，因此，参与原则首先就意味着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

（一）知情权：参与的前提

由于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最终目的在于参与司法决策的作出，因此，他首先应当知晓相关案件情况包括被控罪名以及案件处理的信息，因为决策的作出依赖于对相关信息的掌握，而信息只能通过对话交流而知晓，因此，知情权与参与权紧密相联，是当事人行使参与权的前提。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刑事诉讼中同样存在着“信息偏在”的问题，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信息交流机制中处于弱势地位，其获取信息的渠道存在着天然的不足，因此，刑事诉讼尤其注重的是对被告人知情权的保障。

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知情被视为是正当程序观念的基本要求，“对于任何将作出最后决定的诉讼中的正当程序，其基本要求是合理适当的通知，在任何情况下，通知利益相关的当事人即将开始的诉讼并向他们提供提出反对意见的机会”。[2]在加拿大，被告人有权被迅速告知逮捕或拘留的理由，因为除非知道他被捕的原因，否则它是很难进行自我辩白的，相反的，并且恰恰是很重要的，他倒很容易进行自我归罪。除非某人知道对它的控诉内容，它才能够作出一个真实的回答，当然，如果被捕者确有辩白的话，那么在最初的时间内，他就必须被赋予此种辩白的机会。同样的，如果某人有罪，但不知道控诉它的是何种罪名，他很可能就对自以为是的控诉的内容进行辩白，这样作的结果，只会导致成功的自我归罪，很可能比警察所控诉的罪名更严重，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公正和公平游戏的一个基本条件，被捕者应被告知被捕之原因。另外，根据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的规定，一旦起诉罪名明确，被告应毫不迟疑的被告知。[3][!--empirenews.page--] 在日本，犯罪嫌疑人获得信息权被视为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案件处理程序的信息，首先必须提供给犯罪嫌疑人本人，“这时向犯罪嫌疑人提供信息的理由，不单是为了解除犯罪嫌疑人的不安，而且也意味着让他以主体地位参与自己的案件的处理”，“承认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是因为犯罪嫌疑人也有参加程序的权利”。[4]根据日本刑诉法规定，被疑人有请求告知羁押理由的权利、在被疑人请求时，检察官应将不起诉处分的结果通知犯罪嫌疑人本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也就意味着国家司法机关承担着告知义务：一方面，承担控诉职能（包括作为控诉准备的侦查职能）的警察机关、检察院应当向当事人开示或者告知控方所掌握的关于案件的相关信息。从各国的规定来看，都赋予警察机关、检察院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信息的义务。在这方面，罪典型的是，控诉方承担的证据开示义务；另一方面，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院也应当向当事人及时通报案件的相关信息。

从知情权的客观范围来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应当知悉的情况包括两方面：（1）案件事[1][2][3][4]下一页 实。包括为何被逮捕或羁押，公诉机关是否提起公诉，被控何罪名，对方有那些证人出庭作证等等；（2）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非法律专家，对自己享有的程序上的权利也许并不熟稔，因此，在进行诉讼中，应当及时被告知拥有哪些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国家司法机关承担着告知、提示权利的义务，例如在德国，法院以及警察机关、检察院等刑事追究机关承担着“诉讼关照义务”，即它们有义务帮助不熟悉刑事程序的被告人伸张自己的权利。根据德国刑诉法的规定，法院、刑事追究机关对被告人和其他参加刑事程序人员负有告诉、提示的义务。[1]再比如美国的“米兰达警告”规则，实际上也是赋予了警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权利告知、提示义务。

从知情权的主观范围来看，哪些人在诉讼中有权知情，各国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均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至于被害人，从各国的规定来看，虽然未将被害人也列为当事人，但在讨论知情权的时候，往往也将被害人包括在内，赋予被害人了解案件处理情况的权利。如日本在理论上认为应当赋予被害人知情权，因为“不向被害人提供审判信息，不单是剥夺了被害人参与程序的机会，而且还会让被害人对刑事司法产生隔膜情感。”[2]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编专门规定了被害人参加程序，被害人可以作为检察院的辅助人员参与公诉。根据有关规定，被害人有权提出申请，要求应当向他通知程序终结情况。这说明被害人在诉讼中也享有知情权。

（二）形式的参与：在场权

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首先表现在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在场见证诉讼的过程。这一原则也被表述为直接在场原则。在场原则要求庭审必须在有当事人（控辩双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以外，当事人不在场时，不得进行法庭审理，否则审判活动将归于无效。[3]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检察院应当出席各个刑事法庭。检察院应当参加审判法庭的审讯，任何裁判的宣布应有检察院在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26条规定：“审判是在被召集作裁判人员、检察院和法院书记处一名书记员不间断在场情形下进行。”同法第230条第一项规定：“对未到庭的被告人不举行审判。”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2条也规定：“公审庭应当有审判官及法院书记官到庭，并由检察官出席的情形下开庭。”第286条规定：除了法定情形外，被告人在公审期日不到场时，不得开庭。[!--empirenews.page--] 但是，需注意的是，在场原则并不排除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在当事人不在场时举行审判。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从各国刑诉法的规定来看，包括：（1）缺席判决。各国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在法定情形下，允许法官在控诉方（自诉人）或者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根据到庭一方的陈述、辩论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4]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如果被告人未能不活，或未到庭，应该缺席审判。”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检察官依其侦查所得之证据，足认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应提起公诉。被告之所在不明者，亦应提起公诉。”（2）当事人是法人的。当事人是法人时，不便于出庭，因此，可以不出庭或由其代理人出庭。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3条规定：“在被告人是法人的场合，可以使其代理人到场。”美国刑事诉讼规则第43条规定，法人可以有全权代理的律师代表出庭，而被告人无需继续到庭。

（三）实质的参与：诉权

当事人在场见证仅仅表明当事人在形式上参与了诉讼，因为如果当事人不能有效影响法院判决的作出，那么他实际上仍然被排斥于司法对话机制之外，因此，当事人对诉讼的参与不仅是指形式上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指实质上参与。所谓实质的参与，是指当事人应当能够参与司法决策的作出，影响法院判决的形成。当事人对诉讼的实质参与是通过诉权的行使来实现的。按照现代诉讼的一般理论，检察官和被告人被视为是刑事诉讼中相互对抗的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权。虽然由于他们参与诉讼的目的不同、在诉讼中的作用各异，以致双方的诉权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具体表现在：检察院行使的是控诉权，而被告人行使的是应诉权。[1]但是，从本质上看，检察院的控诉权与被告人的应诉权都是一种诉权，即请求法院对纠纷予以裁判的权利。控辩双方享有诉权，才能在法庭上陈述、向对方当事人以及证人发问、才有权举证及质证等，才能最终影响到法院判决的作出。

三、公民的参与

（一）公民参与的途径和形式

公民参与诉讼与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性质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当事人参与诉讼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那么公民参与诉讼则更多地体现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公民参与诉讼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辅助者参与司法，例如作为证人等；另一种是作为决策者参与司法，例如作为陪审员。两种参与形式的内涵及所导致的相关权利义务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综合起来看，公民参与诉讼有以下途径和形式：

1、协助司法。从国家司法机关的角度说，受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国家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司法机关必须借助普通公民的力量才能实现打击、惩罚犯罪的任务。从普通公民的角度说，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们不仅有守法的义务，也有积极保障国家法律实施的义务，因此，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有配合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义务。普通公民协助司法表现在：

（1）充当控告人，检举犯罪。任何公民都可以控告、检举犯罪。一方面这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对犯罪的控告、检举犯罪表达了社会希望追究犯罪的民意；另一方面也为司法机关查获犯罪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来源。因为犯罪具有高度隐秘性，国家司法机关有时难以察觉，但是犯罪活动却与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公众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犯罪，并向司法机关提供情况，这就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犯罪、打击犯罪。在“无被害人犯罪”案件中，[2]公民的控告、检举对于打击、惩罚犯罪至为关键；[!--empirenews.page--]（2）充当证人，出庭作证。公民具有作证的义务，公民如果知道案情，必须出庭作证，不出庭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英美国家对此将以蔑视法庭罪论处，大陆法国家则设立拒不作证罪加以处罚。但是作为例外，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证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3）配合侦查、打击犯罪。如配合侦查机关抓获现行犯或通缉犯，进行“诱捕”侦查等。需注意的是，配合侦查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性。一方面犯罪行为不仅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直接威胁或侵害了公民个人的权益，因此，公民有反抗、打击犯罪的权利。各国均规定普通公民在面对现行犯等紧急情况下有无证逮捕权；另一方面，配合侦查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公民若无合法、合理的原因而拒不与司法机关合作的，将可能被控犯罪，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18条规定：“任何人无合理原因于公务员或安全官逮捕人犯或维持治安之际，经合理通知应予协助而不为协助者，为公诉罪，处2年有期徒刑。”《法国刑法典》第R642-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公民配合侦查的义务是有限度的，因为普通公民毕竟不是司法官员，不可能对其科以司法官员同等的司法义务。例如侦查机关可以采用诱捕侦查措施打击犯罪，实施诱捕侦查需要选择“诱饵”，以引诱罪犯实施犯罪，这个诱饵根据案情需要可以是侦查人员，也可以是普通公民，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侦查机关要求公民充当诱饵，公民不得拒绝，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公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如让公民充当黑社会“卧底”，公民拒绝合作则是合理的，因为该义务已与普通公民的身份不相符。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协助司法，不再是法律义上一页[1][2][3][4]下一页 务调整的对象，而必须充分尊重公民自身的意愿。

2、见证司法。为保证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公正性，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公民作为见证人参与司法过程。在侦查阶段，采用强制侦查措施如搜查、扣押时，往往需要有公民作为见证人在场。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5条第二项规定：搜查住房、办公地点或者有圈围的产业时，如果无法官、检擦官在场的，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应当请搜查区的一名市镇官员或者两名市镇官员作在场见证人。另外，在审判阶段允许群众旁听公开审判的案件，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的见证司法活动。[1]

3、决策司法。决策司法是指普通公民作为直接作为裁判者审理、判决案件。这主要是指陪审制度。近代以来，陪审制逐渐发展为两种历史类型：一是陪审团制。即由公民和职业法官分工而进行审判的一种制度。陪审团审理事实，而法官适用法律；陪审团只决定“罪的问题”，即可罚性，法庭单独决定“罚的问题”，即刑罚程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陪审团制度。二是参审制度。即公民与职业法官结为一体，以合作方式进行审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公民与职业法官有相同的权限。在陪审团制度下所具有的陪审团和法庭在罪与罚之间的分工特点在参审制下并不存在。具体做法是从公民中遴选出一定数量的陪审员，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混合庭”），共同负责审判活动。在法庭上，陪审员与法官权限相同，共同负责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决定对证据的认定和取舍，以及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参审制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广泛采用。不管是参审制，还是陪审团制，作为参与审判的公民，都具有作出判决权，是公民参与司法决策的突出表现。[!--empirenews.page--]

4、监督司法。这里的监督，不是广义上的社会监督，而是指公民依据法律规定对司法进行的一种法律监督。在这方面，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最为典型。在日本，设立有公民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根据日本检察审查会法的规定，检察审查会设在地方法院及其支部，目的是反映公民对公诉权实施的意见、衡量公诉权实施是否公正。检察审查会成员从拥有众议院选举权的人中通过抽签产生，共有11人。检察审查会的功能主要是对审查检察官不起诉处分是否适当，并对检察业务的改进提出建议与劝告。控告人、检举人、请求人或犯罪被害人提出申请或者根据职权，审查开始。但是，检察审查会的决议对检察官并没有法定约束力，但检察长认为应予起诉的决议正确时，检察官必须起诉。对此，日本诉讼理论上认为：“对于检察官作出的不起诉案件，公民经过审查，其中一定数量的案件被起诉，这件事的意义很大。这是公民参加公诉程序的法律制度，这个制度是很可贵的。”[2]

四、参与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基于发现实体真实、查明案件真相的考虑，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吸纳公民参与诉讼，依靠群众（普通公民）办案被视为是指导我国刑事诉讼法运作的原则之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程序公正的理 念被引入，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也开始得到重视。现行刑事诉讼法为当事人以及普通公民参与诉讼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保障。具体而言：

（一）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有保障。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害人享有知情权。根据我国刑诉法第64条、第71条的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同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而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这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知情权的表现。与国外不同，我国刑诉法将被害人也列为当事人，我国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立案的决定，有权获知原因；对于人民检察院所作的不起诉决定，有权获得不起诉决定书。这就赋予了被害人以知情权。

（2）检察院和被告人享有在场权。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就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从司法实践中的作法来看，除简易程序外，原则上检察官和被告人不在场不能举行审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28条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除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不派员出庭的以外，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第一审法庭，支持公诉。第246条第三款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采取必要措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移送审查起诉。换句话说，如果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则不能移送审查起诉，更不能举行审判。[!--empirenews.page--] 即使被告人是法人的，也必须由代表人出庭，而不能缺席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8条、第209条、第210条的规定，代表单位出庭的诉讼代表人，应当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被指控未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应当由单位的其他负责人作为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应当通知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接到出庭通知的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应当出庭。拒不出庭的，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拘传到庭。

3、检察院和被告人享有诉权。我国刑诉法规定检察院有权收集、调查证据，并有权在法庭上出示证据，即举证和质证的权利，这些都是检察院享有控诉权的表现。同时，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被告人应诉的权利，主要是辩护权。这就使得被告人可以通过辩护权的行使，影响法院判决的形成和作出，从而实质性的参与庭审过程。

（二）公民的诉讼参与权受重视

我国尤其注重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依靠群众办案一直被视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依靠群众原则实际上是参与原则中的公民参与诉讼在中国语境下的表述。

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依靠群众原则主要体现在：（1）协助司法。我国刑诉法第8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同法第43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45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由作证的义务。另外，为了便于群众参加诉讼活动，对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在犯罪后被发觉的人、通缉在案的人、越狱逃跑的人或者正在被追捕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这些都是公民协助司法的表现；（2）见证司法。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12条、115条的规定，搜查、扣押，应当有见证人在场。案件的审理公开进行，允许群众旁听。这些都是公民见证司法的表现。（3）决策司法。根据刑诉法第147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同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这是公民决策司法的表现。（4）监督司法。根据刑诉法第86条的规定，公民控告、检举犯罪后，司法机关不立案的，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这是公民行使司法监督权的表现。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十分重视对当事人以及公民诉讼参与权的保障，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参与原则的规定中仍然有一些亟待完善之处，突出表现在：

（一）被害人的知情权不充分。我国刑诉法虽然规定被害人有权参与审判，但却并未规定进上一页[1][2][3][4]下一页[!--empirenews.page--] 行审判时，检察院或法院应当将有关情况包括程序开始和终结的情况向被害人及时通报。这就使得被害人难以及时掌握诉讼的进展情况。

（二）被告人诉权不当受限。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被告人的诉权不得以消极方式行使，即被告人不得享有沉默权；同时，被告人积极行使诉权即辩护权，又受到诸多限制，这突出表现在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严重受限，侦查询问时律师在场权未能确立，导致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难以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得不到保障。一是阅卷权受限。虽然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是却对其具体范围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以此为借口，限制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同时，刑诉法对辩护律师到何处阅卷也未作出明确规定，致使检察院和法院相互推诿、“踢皮球”。二是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必须以被调查人同意为前提，调查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还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这一规定极大地制约和限制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致使实践中辩护律师取证难，直接影响到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的辩护效果。也影响到被告人对参与庭审的实质性效果。

（三）证人拒不出庭现象严重。尽管我国刑诉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从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案件都是通过宣读证人证言笔录的方式来进行的，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司法机关对此基本上束手无策。证人拒不出庭作证，这里面既有民族文化心理和传统上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缺乏敦促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保障，在证人出庭补贴等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很难调动证人出庭的积极性。

（四）人民陪审制被虚置。尽管我国刑诉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从人民陪审制度适用的现状来看，人民陪审制存在着被虚置的现象。据学者的调查研究，我国人民陪审制度虽然在现实中存在，但在现行审判制度中所具有的作用几乎已经达到了不被看重的地步。在司法实践中，施行陪审的案件数量级少，许多地方法院所审理的一审案件，有的法院98%的案件不搞陪审，一年难得有几件采用陪审方式。即使采用了人民陪审制审理案件，陪审员也是只陪不审，成为陪衬员，或者干脆只是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以便合议庭符合法定人数。

第二篇：通过“参与”实现地方治理(书评)

通过“参与”实现地方“治理” ——读《参与式地方治理研究》

赵光勇 杭州师范大学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与“善治”开始成为政治学的“时髦词汇”。“治理（Governance）”意味着对传统的“统治”和“行政”模式的超越，是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奥斯特罗姆在《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中所说，治理是一个比地方政府范围更大的对话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政府需要与其他组织建立起一种在开放的公共领域进行对话和互动的关系。而“善治”则是“治理”追求的目标。对政府而言，“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比“善政（Good politics）”更高的要求。仅有“善政”是不够的，光靠政府一家不能实现“天下大治”。衡量“善治”可以有两套标准：“程序标准”和“绩效（结果）标准”，但只有一个纬度：能否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公民的参与和政府的回应或责任性既是“善治”的“程序指标”，又是“结果或实质指标”。如2008年出台的中国治理评估框架的第一条就是“公民参与”。因此，可以说公民参与对于“善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参与，则无治理，更无善治。《参与式地方治理研究》一书，正是从制度绩效的角度来研究治理，探讨“参与”给地方治理带来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

参与式治理：凸显参与对于地方治理的意义

治理最适合、最见效的舞台在地方或基层。由于地方事务与公民福祉息息相关，公民对地方政府失灵感觉最敏锐、最直接。上世纪80年来以来的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经历了政府职能转变、工具创新、地方分权以及地方自治，从管理走向了治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对地方事务的合作管理过程，对政府而言，是治理模式的大转型。

参与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在地方事务的公共管理过程中，只有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作用，才能实现地方事务的“治理”。而参与式治理（也有学者称为“赋权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更凸显参与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参与式治理的出现，有其理论需要和现实的背景。首先是民主的考量。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代议制民主的弊端日益暴露，出现“民主的赤字”。为此，学者们建构了“参与式民主”、“强势民主”、“协商民主”等理论来克服这种现象，其指导原则如科恩在《论民主》中所说：“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制订过程。”学者们认为，参与式民主能够强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塑造良好的公民意识。参与式治理被看做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或“强势民主”的实践。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公共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来深化民主。

参与式治理的出现，伴随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和治理概念的大行其道。传统的官僚制无法应对日益增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政府管理模式开始越来越僵化、缺乏回应性和效率低下。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职能扩张，官僚机构和公务员队伍也相应膨胀。政府固有的弊端如官员的自利行为、寻租腐败、漠视公共利益等也日益暴露，从而导致公民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对政治怀疑甚至冷漠。为解决市场失灵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却带来了政府的失灵。治理理论是针对政府合法性弱化和政府失灵提出的，意味着政府治理模式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倡导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参与式治理更加强调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凸显公民个人或团体在治理中的作用。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

参与式治理还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治理过程中参与度越大，信息就越充分，就会有更好的结果。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写道，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低层公务员和普通公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的计划和政策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也最多。如果这些知识和信息能够发挥作用，政府就会表现得更好。官僚体系内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有时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因此，如果排除公众对决策的参与，就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而不能实现预定的治理目标。彼得斯写道：“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那些一向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个人和集体参与空间。”在《美国地方政府》中，奥斯特罗姆也认为，地方知识是重要的，地方机构、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也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为开发和利用地方知识，并为多层次的合作提供适当的制度基础。

完美的决策需要对现有资源、需要和满足需要的途径有充分的信息。事实上，信息占有是不对称的，信息不均衡地分布于不同层次。政府和官僚层外的人可能占有前者没有或不充分占有的信息。参与式治理的目标就是克服这一问题，通过引入最大化的透明和信息共享的程序。在这一程序里包括所有的利害相关人，包括政府、官僚、最初受益人、相关受益者等走向一个可行的共同决策。

《参与式地方治理》围绕参与式治理在台湾和浙江两地的实践经验，聚焦“参与”在地方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分析了海峡两岸地方治理的进展和现状、问题与挑战等。作者们结合了目前参与式治理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参与式治理与政府制度创新、参与式社区治理、决策过程中参与式治理以及参与式治理实践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与挑战。

参与式治理：重塑地方政府与公民关系

参与式治理是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者合力，共同致力于公共事务。参与式治理要求政府重新定位其职能和角色，要求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或者说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从单向度的权力运作到双向的分工合作。

参与式治理重塑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构建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网络。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公民建立良性的互动合作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增强政府与公共行政机构、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如媒体、学校和私人、第三部门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斯蒂芬·弗里德曼在《后隔离时代南非的参与式治理和公民行动？一文中写道，政府为什么允许公民社团变成治理中的伙伴？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确保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政府可能认识到没有有组织的公民参与他们的目标是不能实现的。公民的默许或积极支持对政府目标实现至关重要。为了确保所需要的合作，政府邀请这些公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决策和监督执行，确保政府的平稳运行。换句话说，政府希望鼓励公民参与使决策更容易。张康之在《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一文中也认为，各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发展迅猛，它们以各种方式同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变迁和发展。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如社会经济政策时，与社团如工会、雇主协会等进行协商，并以协商结果作为公共政策的依据。这在目前更多地表现出参与治理的特征，却应当看做是合作治理的起点。

参与式治理对于地方政府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压力和催化剂。在《参与式地方治理》一书中，第一编的三篇文章分别就台湾桃园县的地方治理和产业聚集的关系、杭州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以及地方政府改革的创新持续力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

在参与式治理中，政府和公民社会同为治理活动的主体，因此，必然要求建立二者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这一新型的政府与公民模式是对传统政府与公民两极摇摆关系的超越。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民关系处在两极摇摆的状态：一个极端是一切推给社会，扩大社会自主领域，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另一极端是社会发育不起来，一切依赖政府，全能政府政府大包大揽。

“治道变革”所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变意味着政府与社会权力的合理分割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来培育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建立和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参与式治理不只是公民参与政府治理，而且是政府参与公民社会的自我治理。而且，参与式治理所倡导的公民大会和民主协商，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创设了一个对话、交流、协商、合作的平台；互联网公共论坛的发展，增强了政府的回应性，成为政府与公民沟通和理解的新纽带和桥梁。参与式治理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无缝”对接，塑造良性互动的政府与公民关系。另外，参与式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预算和政府绩效评估，也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意识和政府与公民的关联。

通过“参与”优化政府决策

在多数学者看来，参与式治理是一个“决策框架”，是一种运用民主的方式使公共决策更加审慎、透明和责任的努力。K.帕帕达基斯在《公民社会、参与式治理和体面工作计划》书里写道： “在这个框架内，公共事务的运转并非单单委托给政府或行政当局，还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参与式治理不仅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公共管理工具，而且更经常地看做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决策框架”，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参与式治理认为，要使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那些长期被排除在决策范围外的成员，使他们有更大的影响决策和参与决策的能力和空间。目前我国各地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听证制度、公民会议等，正是参与式治理的不同形式。通过公民广泛参与决策，不仅确保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而且做到了民主决策。因此，对决策过程的参与，是参与式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研究参与式治理的一个重要考察点。赵伟的《地方政府竞争：多层次的考察》和蔡妮纯等的《由成长机器观点论证论证台北市北投空中缆车建置之政策网络》是这方面的尝试。

社区的参与式治理

社区是参与式治理的舞台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参与式治理的成功案例都是在地方和社区层面。参与式治理从基层入手，优化政府决策和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公民参与，通过项目和行动的实践推广，达致治理模式的转型和治理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而言，“参与式治理”的提出与地方治理和社区建设密切相关。我们的地方治理模式变革正是从参与式治理的理念出发，赋权于公民，在政府、公民个人和团体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同样，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在社区参与式治理方面，一些NGO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王敬尧在《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一书中，也重点探讨了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权和关系调适催生了社区居民参与的制度空间。基于社区事务管理的自组织参与方式，与政府和公民的合作参与一起，构成了中国式的参与式治理形式，也是未来我们治理创新的方向所在。

社区的参与式治理，成功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积极的公民社会。然而，中国的难题是：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向来没有清晰的分野。健康的公民社会的缺失使得我们对“大政府”极其偏爱，“大政府”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的脆弱性和延缓了公民社会的自我发育和成熟，如此导致的公民社会发展滞后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治理转型的一大障碍。参与式治理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强大的公民社会整合“原子化”公民个人的力量，对内维持社会自组织的韧性，对外以集体的力量与政府进行博弈合作，如此不仅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协同治理，而且在这过程中捍卫公民的个人权利。

《参与式地方治理》的第三编中，四位作者也分别探讨了中国的公民社会、社区建设中的非营利组织以及社区的网络治理等。

参与式治理：理论的限度与现实的挑战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理论解释框架和实践模式，有其自身的应用限度。《参与式地方治理》的第二部分，结合参与式治理和协商民主的实践，给出了一些经验和思考。大致而言，参与式治理理论的限度以及在现实实践中的遇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如何处理好集体行动中的“谁来参与”和“谁来主导”的矛盾。参与式治理要求利害相关人的参与，是政府、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合作治理。在治理过程中，相关各方要充分协商，做出决策并加以执行。如何协调政府、公民组织甚至外部团体的行动就是一个大的难题，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协商来解决，然而协商产生分歧怎么办？如果仍然是政府说了算，那参与式治理就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如果公民组织说了算，那么如何保证公民组织不被利益集团收买或占据？即使真正做到了赋权于民，这时候又会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而且，如同治理一样，参与式治理对“平等参与”、“伙伴关系”、“多中心”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治理过程的无权威和无中心，进而损伤集体行动的能力。

其次，如何处理好地方知识和专业知识、多数和少数的矛盾。正如余逊达在《参与式地方治理》导言中所言：在一个分工的时代，人民是否真有足够的能力和知识去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理查德·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书中认为，民众往往从具体的事务中组建提取并建立概念，他们并不习惯广泛而抽象地思考问题。公共管理当局与公民委员会经常会在观点上产生分歧，并且很难就某些议题达成一致。张康之认为，在官僚制的层级结构中，无论怎样动员或接纳公众的参与，也不能够改变权力由少数人执掌和行使的现实，至多也只是赋予了权力更加温和的面目和愿意妥协的假相，其实，权力支配过程的性质并不会发生改变。公众对政府事务的参与并不能决定政府的过程和程序必然在公共利益实现的轨道上，一个普通的公民担任了政府职务或参与到政府运作过程中来，也无法保证不会染上官僚主义。张康之批评说，热衷于参与治理的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努力去探索如何改善参与治理。

最后，如何平衡“外部资源”与“内部力量”？“参与式治理”的落脚点在“治理”上，而治理，尤其是地方治理归根到底与公民最为利害相关，因此他们才是根本的力量。政府和志愿团体的参与，是为地方治理提供了外部支持的资源。问题是：外部力量推动的革新和改变，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一旦外部的支持没有了，公民的参与热情退去，一切又恢复以往。有的学者因此认为，参与式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政府的意愿。如何保持参与式治理实践的长期稳定性，就需要培植“内部力量”。参与式治理通过政府的赋权、志愿组织的推动、公民在决策和实施过程切实的参与，培育公民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从这个意识上讲，一些学者将参与式治理称为“民主的学校”。从“民主的学校”学到的民主素养和公民精神，就是自身“内生”的力量。即使外力去掉，这个力量也能确保参与式治理的良性运转。海奈特和斯密斯认为参与式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文化。在他们看来，参与式治理被认为能够带来更好的政府，更好的决策和更好的公民。但是，它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和地区背景。他们所说的文化和地区背景，便是“参与式治理”需要的“内生力量”。

余逊达、赵永茂主编：《参与式地方治理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第三篇：论职工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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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职工参与权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并非只是股东的企业，而是一种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组成的特殊契约。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内部成员所拥有的劳动力、管理及经营才能等）与土地、技术、实物、资金等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合作、重组，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在管理学理论方面，原来泰勒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发展到行为科学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劳动被认为不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是人们自我实现、自我成就的手段，这就要求企业要创造条件使职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进而形成“团队精神”，使员工与企业休戚与共。在这场“职工主人化”变革中，最直接显著的方式便是赋予职工参与权，让职工参与公司管理。

一、当前我国职工参与公司管理的现状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在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组后，公司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如何？职工在公司中是否应享有权利？享有哪些权利？这些都是企业改革必须回答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恰恰在这样一个涉及到国家、企业性质的重大问题上，有些人却产生了模糊认识，认为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在以经济为中心的企业里，应当强调厂长（经理）的职权，不宜提倡民主管理；把企业的自主权等同于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认为既然政府把权利下放给企业，就等于政府把权利交给了厂长（经理），忽视了企业职代会的作用。更有甚者，据《工人日报》1998年2月10日报道，山西某县的县长助理竟对某厂工人说：十五大以后，企业全都要卖给个人，工人只是劳动者，不再是什么主人翁。难道我们的企业改革真的如斯所言，是要使职工沦为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吗？显然不是，这种说法是对十五大精神的歪曲，与我党的改革宗旨背道而驰。这些问题的提出发人深省，它从反面提出了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即如何确认并维护改制后的企业和公司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利。必须肯定，我国现行法律无论对于改制前的企业职工，还是对改制后的公司职工，都赋予了广泛的民主管理权，这就是职工参与权。

二、职工参与权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职工参与权的界定及性质

1.职工参与权的界定。一般而言, 职工参与权是指一种由公司法规定的, 职工以特定方式参与公司决策机构, 介入公司决策程序, 影响公司决策结果, 监督公司决策实施的民主管理权利。通过参与权的行使,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决策产生影响, 同时对决策的实施发挥监督作用,这对于维护、促进职工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职工参与权实现机制一般是由职工大会或类似机构民主选举出符合法定要求(包括数量、参与能力、道德水平等)的职工代表, 由他们代表职工利益行使参与权。一般来讲, 该职工与公司因雇佣而形成的利害关系越大或越强, 就越有动力去维护职工的权益, 因为这同时也就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

2.职工参与权的性质。根据我国现有法律,劳动权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工作并取得相应报酬的权利, 它属于公民的社会经济权, 是公民享有的经济生活物质利益方面的权利, 它本质上在于维护劳动者的生存权,并不含有参与权。职工参与权是劳动权的提法明显地受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 然而, 在我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提法是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基础之上推导出的, 而对于众多的非公有制企业, 这种提法可能就失去了基础。就国内来讲, 这种说法无法解释现已存在的大量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参与权问题;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企业职工参与权也无从得以解释。我们认为, 从职工参与权的含义可以看出, 职工参与权在性质上是全体职工基于他们和公司的劳动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民主管理权利。它是基于职工与公司间的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参与公司事务以维护、促进职工权益的权利。

（二）职工参与权的内容

职工参与权在性质上是职工参与公司民主管理的权利, 这一权利行使的目的在于维护、促进职工权益之目的, 因而在内容上, 也是围绕着在公司里存在着的与职工利益关系密切的相关的事务而展开的。具体来讲, 其内容主要涉及到以下三方面: 一是社会事务, 即企业内有关劳工福利及劳动条件等问题, 如工作时间的安排、在职培训、休假规定、工资拟定等;二是人事事务,即企业内人事问题之决定, 如职工雇佣、调遣及解雇等;三是经济事务, 即有关企业生产、财

务及销售等问题, 如生产计划、企业财务状况、生产与销售情况的讨论和分析。

（三）职工参与权的理论依据

职工参与权理论依据主要是指法律赋与职工参与权的正当理由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有以下几种观点:

1．经济民主理论：该理论认为, 民主既包括政治民主, 也包括经济民主, 现代资本主义应当是民主资本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则是民主资本主义经济。民主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包括三个原则, 即财产权原则、参与权原则和限制原则。惟有这三个原则在实际生活中同时地、平等地得到公认时, 才可以说存在着民主资本主义或盛行公平。

2.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 公司不仅存在股东的利益, 除股东之外, 事实上还有经营者、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及消费者等其他团体的利益, 企业决策时亦必须兼顾其利益。董事会不应仅由股东选出, 还应由员工及社会大众选出,以达成企业组织之民主化。

3.人权理论：该理论认为, 雇员是人, 人具有平等权和自由权。经理人员在雇佣雇员的时候就要牢记, 他必须将雇员当成人而不是公司的工具。

4.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 在组成企业的资本要素中, 既包括股东投入的物质资本(非人力资本), 也包括职工(劳动者)提供的人力资本。职工的劳动过程, 就是以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过程。人力资本理论从资本逻辑的角度对职工参与权的合理性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所有制公司的职工参与权用这个理论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三、西方国家公司管理中职工参与权的实现

让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公司管理结构改革的一个潮流。瑞典劳动者以工会基金的形式集体参与公司利润和分配，法国建立了工人自治委员会，以利润换取企业股票使职工参与管理，联邦德国依斯塔公司以“沉默参与”方式，建立了“职工基金制”，规定凡在该企业工作两年以上的职工可以成为基金制会员。公司每年从纯利润中提取30%作为职工基金，每个职工根据自己的工种，以记分制为基础，在基金中获得一个“股份”。

在美国，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得许多企业纷纷推行职工股权计划（ESOP）。

该计划的倡导者认为，只有让职工成为企业所有者，才能协调劳资关系，消除企业内部纠纷，提高劳动生产率。ESPO从根本上打破了物力资本一元垄断的局面，使劳动者摆脱了对物力资本的依附，给劳动者提供了一条靠自己劳动、技术、知识分享利润和参与经营管理的渠道，是企业管理的一次质的飞跃。除了从产权入手，鼓励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外，美国“现在在各企业所推行的„管理民主化‟措施极为盛行，名目繁多，其主要形式大致为：职工建议制度、生产委员会、初级董事会制度、生产线小组责任体制、自我管理制度和目标管理制度等”，“一些公司还利用职工协调会议、劳资协调会议等形式让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企业民主管理的理念对公司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首开公司法变革之先河，于1989年修正其公司法，要求公司经营者不仅仅对股东（share-holders）负责，也要对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职工即为其一）负责。

四、职工参与公司管理的意义

职工参与管理或者说企业管理的民主化浪潮是世界性的，其实际效果亦显而易见：

1.职工与企业形成了利益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职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有了动力保证。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持续多年亏损以后，职工用未来工资的15%为代价，换取了公司55%的股权，并在董事会的12个席位中取得了3个席位，着手参与企业管理，使得联航一年即扭亏为盈。

2．职工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不再盲目追求企业短期利润和红利，企业资产配置更趋优化、合理，这对于企业尤为重要。

3．职工参与管理，有助于消除职工与企业管理者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最终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总之，职工参与管理对世界各国的公司立法和其他相关立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逐渐成为各国公司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考文献：

（1）周超.《职工参与制度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04

（2）蔡立东.《公司自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1

（3）吴媛.《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法律思考》[D].武汉大学,2004

（4）崔岩双.《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D].华东政法学院，2005

第四篇：通过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群众监督、群众评比”机制

践行“群众参与、群众监督、群众评比”

确保村庄环境整洁干净

通过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群众监督、群众评比”机制，深入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工作，确保村庄环境干净整洁。坚持群众参与。在“大干一百天，环境大扫除”环境专项整治活动前，每个村干部到对应的分工生产组召开环境整治动员会议，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积极主动参与进来，使保护环境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动员群众人人自扫“门前雪”，确保自家庭院干净整洁，家前屋后道路干净、花草整洁、河道干净。

坚持群众监督。各生产组自主召开组民会议，由会议代表推荐一名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义务监督员，该监督员不定期查看生产组公共地域和群众家里环境卫生，同时群众也相互监督，形成群众、义务监督员互查巡查制度。

坚持群众评比。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每小组户数在20户以下的评出1户，20至50户的评出2户，50户以上的评出3户清洁文明户。以每户自家庭院和家前屋后环境为评比内容，开展由该生产组群众自评“清洁文明户”活动。被评上的清洁文明户将由村统一发放洗衣粉、牙膏牙刷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奖励，以此来营造人人争当“文明户”，同时对环境较差的农户家将通报批评。

第五篇：公众参与原则是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是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在自然环境资源保护领域,公民有权参与并平等地进行环境立法、决策、执法、司法等与环境权益相关的一切活动。公众参与原则是环境民主、环境法治以及环境正义等环境基本价值的具体体现,对于监督政府守法、保障环境法的良好实施以及推进环境保护活动的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西方许多国家环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例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法律中对公众参与制度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在国际环境立法方面,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明确规定：“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市民的参与下,在有关级别上加以处理。每一个人应当能适当地获得公共当局所持有的关于环境的资料,包括在其社区内的危险物质和活动的资料,并应有机会参与各项决策进程,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便利及鼓励公众的认识和参与。”公众参与原则也是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国务院1996年8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此规定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态度和政策。公众参与作为一种具体的法律要求首次出现在1998年的国务院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在2002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2006年2月14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使得公众参与原则的实施更有法律保障。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是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原则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介绍公众参与原则的法律价值体现。第三章在于介绍公众参与原则在环境保护法律中的体现。第四章论述我国环境法律中有关于公众参与原则的规定及其不足之处。第五章主要是论述对完善我国环境法中的公众参与原则的措施。

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愈来愈严重，如酸雨、臭氧层破坏、全球性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壤退化的加速、淡水资源的枯竭与污染、森林面积急剧减少、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等。而治理的速度似乎愈来愈赶不上破坏的速度，除了人口过多、资源匮乏、环境容量太小、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太落后等多种原因以外，从更深层次上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参与程度太低。

公众参与是公众对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参与。参与的主体是公众，一般意义上的“公众”是众多分散个人的集合，是政府为之服务的主体群众，是一个群体概念。但凡涉及到社会经济活动的事情,真正的主体就应该是个体的人。因而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也不应该是抽象概念下的公众,其应该强调个体。公众参与是发达国家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在环境保护领域,公民有权平等地参与环境立法、决策、执法、司法等与其环境权益相关的一切活动。

公众参与原则的法律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我国公民参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宪法依据。早在198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第6条就已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为公众参与环境资源保护提供了原则性的法律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第13条均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当有该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公众、团体和组织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将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

由上可知，我国的立法在许多方面不够完善：首先，就环境的知情权而言，“人们有权知道环境的真实状态”这一权利应在立法中得到确认；其次，就公众监督污染企业和环保主管机关而言，我国公众参与的法律基础亦相当薄弱。最后，就政府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而言，和其他国家相比，虽然《环境保护法》第5条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高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水平，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但仍欠缺相关的配套规定，实际运作上亦然。这导致除每年在“地球环保日”、“植树节”等重大节日环保机关会走上街头或通过媒体做一些宣传之外，平时缺乏与公众近距离、深层次的沟通。具体表现为：其一，现行立法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基本上是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生之后的参与，即末端参与。这与公众参与的根本性质有很大差距，与实现环境法目的所要求的公众参与相差甚远。其二，现行立法中已有的一些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也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公众参与的范围较窄，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发展。公众参与的范围从深度和广度上扩展是当代环境立法的趋势。如法国的《环境法典》规定，国家、地区、省、市镇、公有机构、合资企业在从事涉及全国利益的大型公共治理项目时，在该项目的制定阶段，必须组织相关的公众审议，让公众充分了解该项目的影响,并参与到其决策中去。而中国在环境保护活动中，公众可以参与的范围相对来说是狭小的。如《环境影响评价法》中仅规定了建设项目和规划可以有公众参与的机会，忽视了国家立法、政策以及替代方案等战略方面，而恰恰在这些方面很容易对环境造成巨大危害。因为这些宏观的环境措施涉及的范围广、影响大，如果缺少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其决策失误的比率无疑是较高的。公众参与的形式单一，缺乏鼓励公众全过程参与的激励性规定。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而这些条件并非仅靠环境立法所能解决的，但我国目前整个法律制度中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都十分缺乏，公众参与民主决策、参与国家管理的机制尚未建立。公民及其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不明确，甚至没有法律地位。更没有积极鼓励公众广泛参与的激励机制，使得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综上，我国环境保护法中的公众参与原则的立法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修改和完善，并具体化为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原则是软法，只有抽象的思想上的指导作用，没有具体的、可检查的约束力”，因此我们必须检讨将法律原则与法律制度截然分开的传统观念，积极地将该原则具体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措施。

完善环境保护法中的公众参与原则的立法建议

（一）明确公众的权利和义务

依据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公众在参与环境保护工作中应拥有以下权利：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诉讼权 ,环境赔偿权,环境检举权、控告权,环境批评权、建议权,环境受教育权和环境结社权等。

（二）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环境信息公开是环境知情权的重要内容，知情权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前提。所以，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化，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环境信息必须公开，建立覆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各领域、各层次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用更加具体的制度和更加可行的程序来保证公众对环境事务的有效参与。

应着重从以下三方面入手：（1）将行政公开与宪法中的公民言论自由权有机结合。一方面，行政公开有助于自由权的充分行使；另一方面，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又是行政机关获取公众信息的有效途径，使我们的政府成为多言与纳言的政府；（2）加强公开程序制度建设。包括公布制度、表明身份制度、行政决定送达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告知制度、查询制度和救济制度；（3）尽快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定公民的信息权，加快信息公开的立法。

（三）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公益诉讼是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对于个人或组织提起的违法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进行审理并判决，以制裁违法行为的活动。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面对环境侵害和环境纠纷的增多，都相应地建立了以公众参与为本位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例如美国的《行政程序法》、《情报自由法》、《信息公开法》以及环境法等，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据以参与环保法令的执行。[5]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环保、实现真正参与的途径，它不仅监督了执法和司法，也提高了公众的环保意识。

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和公众要求环保的呼声，我国现行的诉讼体制已不能满足环境诉讼的需要。要改变这种状况，达到保护环境预防污染的目的，首先，我国应弥补立法的空白，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其次，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和公众的正当环境权益，因此不应过分强调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及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可以适当放宽对原告起诉资格的要求；再次，扩大受案范围将政府的决策性行为纳入诉讼范畴；最后，应当考虑在资金、技术和法律援助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