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反垄断与企业边界理论及对中国现实的分析

第一篇：垄断、反垄断与企业边界理论及对中国现实的分析

垄断、反垄断与企业边界理论及对中国现实的分析

内容摘要：反垄断作为维护市场自由竞争、增进社会福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手段会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决策和企业边界调整。不同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对垄断的不同界定推动了反垄断政策的演变，垄断的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对现实的垄断行为进行了重新阐释。对反垄断法的立法原则和目的、法律执行、行政垄断三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反垄断法对企业边界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关键词：垄断交易费用反垄断法企业边界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反垄断法被视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经济自由的宪法”，自1890年作为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反垄断法―美国的《谢尔曼法案》诞生以来，世界各国都相继出台了本国的反垄断法，并将反垄断作为维护市场自由竞争、增进社会福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手段。尽管各国反垄断政策不尽相同，但是内容框架却具有高度一致性：禁止限制性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对集中或并购的监控构成各国反垄断政策的基石。反垄断法的这些法律内容是对企业经济行为是否合法的直接判定，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决策和企业边界调整。不同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对垄断的不同界定推动了反垄断政策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以后，交易费用范式对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反垄断政策产生了深入影响。经过长达13年的修改讨论，于2008年8月正式生效的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已然对中国企业的边界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垄断的交易费用分析

垄断是“竞争的缺乏”（Fisher，1923），传统经济理论对垄断的分析总是与竞争相联系的，由于将企业仅仅视为由技术水平决定的生产函数（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装置），传统经济理论认定凡是与技术无关的企业行为都是“不正当行为”（反竞争行为），以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为参照系，垄断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由于没有考察交易费用维度，“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理解的企业行为便寻求从垄断角度解释，由于我们对该领域的很多现象都无知，结果频繁将这些现象诉诸于垄断”（Coase，1972）。“我被反垄断法烦透了。假如价格涨了，法官就说是‘垄断定价’；价格跌了，就说是‘掠夺定价’；价格不变，就说是‘勾结定价’”（科斯，转引自William Landes，1981）。威廉姆森也认为传统经济理论由于忽视交易费用和追求效率的目的，一遇到特殊的市场现象，就从“垄断”的角度考虑，从而将很多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行为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6）认为与传统微观经济分析相比交易费用分析的主要特点在于：市场和企业是用于完成相关一系列交易的可供替代选择的工具；一系列交易应该经由市场在企业之间进行还是在企业内部进行，取决于每种方式的相对效率；经由市场签署和履行复杂契约的费用，一方面随着与契约有关的人类决策制定者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客观特性不同而有所变化；尽管妨碍企业之间交易的人为因素和交易因素与企业之内的情况存在差异，但同样一种因素都是适用于两种情况。因此，对交易的对称性分析要求既要承认内部组织的交易限度，也要认识到市场失灵的交易根源。除此以外，交易费用分析的主要特点还包括：行为假设，主要是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企业是一种治理结构而不是生产函数；企业诸多经济活动不能纯粹从技术角度考察或归因于市场力量，而是交易双方节约交易费用的理性决策。作为区别于传统微观经济分析的新的经济学分析范式，交易费用经济学将交易费用节约作为组织形式选择的判定标准，并运用该假说重新审视传统微观分析视野中“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puzzling economic phenomena），使得垄断“一无是处”的观点得以矫正。

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阈内，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对垄断的分析本身存在逻辑谬误。众所周知，新古典范式中垄断区别于完全竞争的最大特点在于垄断厂商是价格控制者（price-controller），而完全竞争厂商是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垄断厂商可以利用价格歧视实现利润最大化。价格歧视的本质是垄断厂商通过差别定价攫取消费者剩余，然而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可以发现垄断厂商实行一级价格歧视后由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构成的社会福利总和与完全竞争时完全相同，由此无法推论垄断是无效率的经济现象。面对如此自相矛盾的结论，只能放弃交易费用为零的理论假设，但是一旦引入正交易费用，经济行为的约束条件随之发生变化，新的约束条件下原本“无效率”的行为可能具有了效率含义。

将垄断定义为竞争的缺乏，则垄断程度表现为企业的市场力量，即控制价格偏离竞争价格的能力。而增加市场力量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合谋（collusion）协议和排他（exclusion）协议，前者是通过与竞争对手的合作或共同行动增强对市场的控制力，典型形式为卡特尔；后者是通过施加交易条件、设置进入障碍等方式限制排除竞争对手以维持和加强垄断力量，典型如纵向一体化、纵向约束等。基于上述分类，反垄断的交易费用分析也主要针对合谋性行为和排他性行为。通过引入交易费用维度，交易费用经济学对合谋性协议（卡特尔限定价格行为price fixing）及排他性协议（纵向一体化、纵向约束）等被传统理论视为反竞争的“垄断”行为进行了重新阐释，发现这些行为在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优势（交易费用范式对垄断和竞争政策一直存在显著影响）。

（一）合谋性协议的交易费用分析

对卡特尔通过限定价格、产量或划分市场份额的方式获取垄断利润行为的分析几乎成为竞争经济学中“尘埃落定”的论题（Whinston，2006）。成功的卡特尔本身的形成和维持就需要耗费社会成本，而且在获得垄断利润的同时，由于价格高于竞争水平，还会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因此，研究卡特尔的重点不再是它是否存在效率损失，而是卡特尔能否形成及能否长期存在，而对此类问题的分析则需要引入交易费用范式，因为“交易费用方法富有吸引力的特征之一是，它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对协议的研究”（威廉姆森，1996）。

卡特尔是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之间通过确定价格、控制产量、操纵投标、分配顾客、按产品或地区分配销售额、确定贸易惯例、设立共同销售机构等方式谋求垄断利润的联合组织，一个成功的卡特尔是一个能使卡特尔成员获得最大限度利润满足的卡特尔。交易费用经济学从“协议”角度研究卡特尔，认为卡特尔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协议的签署、监督和执行。由于签署协议需要对所有成员的成本、决策方式等诸多信息及相互作用进行了解，并明确防范和补救措施，给定有限理性的行为假设，即使卡特尔成员公开的合谋协议被认定为合法的，该协议也只能是一个不完全合同而不是完全合同。不完全合同为协议各方留下了未明确划定的权利的“公共领域”，直接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卡特尔成员提供了谋求私利的可乘之机。以统一定价的卡特尔为例，由于卡特尔组织确定总产量和价格的原则是组织的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单个卡特尔成员的利润最大化。而且由于采用等边际成本的原则在内部分配产量份额，结果低成本成员将获得较多的产量份额，而高成本成员产量份额低，酿成卡特尔内部“分配不公”。此时，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卡特尔成员便具有了违背协议的动机，因此，监督协议的实施并对“欺骗者”实施有效制裁便成为卡特尔成功的关键。监督的关键是要及时发现违反集体行动的卡特尔成员，面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及不对称信息问题，有效监督需要耗费高昂的测度成本。在卡特尔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协议的实施和监督只能采取非公开的形式进行，因而对“欺骗者”的制裁也只适用于私人秩序（private ordering）而不能求助于法院秩序（court ordering），否则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然而私人秩序又面临卡特尔内部所有成员形成“一致行动”的协调成本，因为尽管所有成员可能一致认为发生了某件违反事件，而且该违反者应该受到制裁，但是并非所有成员都愿意参与执行制裁。总之，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制约了成功卡特尔的形成，而且即使是业已形成的卡特尔也可能由于面临高额的监督协调成本而难以长期维持，如果卡特尔难以形成或很快瓦解，将卡特尔列为反垄断的范畴便无必要。

（二）排他性协议的交易费用分析

由于前述的交易费用理论已经对纵向一体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因此本节主要以纵向约束（vertical restraints）为例对排他性协议进行交易费用分析。纵向约束的本质是处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契约安排，是介于市场治理和科层治理之间的混合治理的治理结构，其具体形式包括价格约束和非价格约束。常见的价格约束包括零售价格维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RPM）、特许经营费、歧视性价格折扣等，而非价格约束则包括排他性经营区域、排他性购买（或叫排他性经营范围）、排他性销售、搭配销售等。

零售价格维持是纵向约束中最具争议性的论题，因为它同时具有促进竞争（pro-competitive）和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的双重效应。对于RPM的反竞争效应，传统经济理论已经从RPM容易导致零售商和制造商卡特尔化及设置进入壁垒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因而RPM的交易费用分析主要针对其促进竞争效应。将RPM视为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契约安排，是契约双方基于节约交易费用目的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这样就会发现RPM不仅能够有效解决零售商之间相互搭便车问题，还能有效降低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契约的履约成本。现实中同一制造商的商品往往由多个零售商经销，成功的产品经销不仅要求零售商确定富有吸引力的价格，还要求零售商提供商品展示、营销网络、广告宣传等营销服务。由于这种营销服务具有正外部性，即承担营销服务成本的零售商并不能完全获得相应的收益（不提供营销服务的零售商同样受益），因而会出现零售商之间相互搭便车的现象。RPM通过规定零售商销售商品的最低价格，有效遏制了零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迫使追求更多利润的零售商增加对营销服务的投入，缓解搭便车问题。RPM降低履约成本的优势也与营销服务有关，因为制造商要求零售商向消费者提供的不仅是有形商品本身，还有围绕有形商品的一系列无形服务。鉴于有限理性和高昂的测度成本，即使零售商的行为是可观测的，其是否提供了与制造商理念一致的服务也难以被第三方所证实（比如零售商是否微笑服务，是否向消费者详细介绍产品功能和使用说明），制造商便通过RPM规定零售商的最低零售价格和需要履行的义务，并以终止契约这种“可信的威胁”保证契约执行。在这里，最低零售价格帮助零售商降低了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是对零售商忠诚执行协议和提供更多营销服务的激励。简言之，对于类似RPM这类具有反竞争和改进效率双重效应的排他性协议，需要综合权衡其利弊以决定其是否适用于反垄断制裁。

中国反垄断法与企业边界

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反垄断法是在国家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定位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主体呈现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充分借鉴吸收国外反垄断法和竞争法的经验，经过多方博弈和艰难的立法进程形成的。作为一部综合的反垄断立法，反垄断法将对包括企业、个人、组织在内的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变也必然影响具体的制度安排，包括交易的治理模式的选择，改变不同治理模式的效率边界。

（一）中国反垄断法与企业边界：总体评判

《反垄断法》通过政府对经济主体垄断行为的管制以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自由竞争，改善社会福利状况。与所有政府管制一样，垄断的公共管制不仅需要社会耗费资源来建立和维护这套管制制度，还会增加管制当局与被管制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及被管制者相关经济行为交易的交易费用。包括经济主体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的谈判费用、服从成本和机会成本在内的交易费用会形成交易障碍，导致全社会交易活动总量减少。当然，由于对垄断的公共管制维护了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了所有经济主体参与自由竞争的权利，从而为个人创业及中小企业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又具有扩大全社会交易活动总量的效应。因而，总体而言，反垄断对社会交易活动总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反垄断不仅影响社会交易活动总量，还会影响交易活动在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配置。由于反垄断法普遍将纵向一体化、横向并购等科层治理模式及纵向约束、零售价格维持等混合治理模式纳入反垄断审查范围，势必增加上述交易的交易费用，压缩企业的效率边界。

（二）中国反垄断法与企业边界：具体分析

具体到中国的反垄断法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可以从反垄断法的立法原则和目的、法律执行、行政垄断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虽然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前，中国曾经制订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招投标法》、《电信条例》等相关的竞争法律和条例，但是在制定综合性反垄断法方面没有成熟的经验，为此制定反垄断法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了欧美反垄断立法的成功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坚持将合理原则（Rule-of-reason）作为反垄断立法的基本原则。反垄断法中的合理原则是与本身违法原则（Perse rule）对应的一种基本立法原则，是指对市场上的某些限制竞争行为并不必然地视为违法，其违法性视具体情况而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具体地、仔细地考察和研究相关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行为目的、方式和后果，权衡其竞争效应和反竞争效应，以判定其是否违法。在中国反垄断法有关垄断协议（第13、14、15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17、19条）及经营者集中（第28条）的条文规定中都体现了合理原则。合理原则避免了本身违法原则可能导致的对违反判定过于简单化、过度行政干预等的反竞争效果，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留给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由于合理原则并不是一味反对限制竞争行为，而是充分考虑该行为的正反面效应，因而使企业很多竞争效应大于反竞争效应的限制竞争行为受到法律保护，从而有利于企业边界扩张。但是，该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反垄断执法机构裁量的“公正”和“高效”：公正要求执法机构不滥用自由裁量权，将自由裁量变为自由执法，提供管制“俘获”的机会；高效要求执法机构优化程序、降低调查取证成本。如果上述前提不成立，“政府失灵”可能导致本不是“市场失灵”的行为被界定为违法，或者增加正常交易的交易费用，阻碍企业实施合理的并购、集中和排他性交易，压缩企业效率边界。《反垄断法》总则第1条明确了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就保护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保护消费者利益而言，中国的反垄断法与其他各国并无区别，不同的是中国的反垄断法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立法目的。由于“社会公共利益”并没有明确界定，而且在第1条中与消费者利益并列，显然这里的“社会公共利益”不包括消费者利益，可能如第15条列举的“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定义可能干扰对限制性竞争行为违法与否的判定，导致反垄断法的滥用，增加企业对反垄断法的服从成本，不利于企业之间实施有效的交易活动。

由于历史因素和中国反垄断执法职能的路径依赖，《反垄断法》在执法机构设置上采用了“双层治理”模式，即成立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协调国家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进行垄断执法。“双层治理”模式维持了有关部门分别执法的现有格局，避免了重新建立独立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成本耗费，而且能保证反垄断法公布后及时实施。但是“三足鼎立”的执法机构设置，形成事实上的反垄断执法权分置，如国家商务部主要负责与经营者集中相关的垄断行为的执法，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司的主要负责依法查处价格垄断协议行为，国家工商总局主要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价格垄断协议除外）等方面的工作。执法权分置增加了执法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而且容易导致执法过程中的“偷懒行为”，对某些垄断行为的执法会出现相互推诿，执法不力，而对另一些垄断行为又可能多头执法，执法过度。另外，低效率执法可能导致受利益驱动的当事人不积极诉讼，而是利用诉讼折磨竞争对手或从经济上拖垮竞争对手。总之，执法权分置容易形成执法机构“选择性执法”，增加执法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合法行为的交易费用增加，有碍于企业边界扩张。考虑到反垄断执法与国有企业和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的关系，反垄断委员会将国资委及各行业监管部门作为组成部门。基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现实，可以推定反垄断法的实施不会对国有企业和存在主管、监管部门行业的企业边界带来实质性影响。

《反垄断法》中有关行政垄断条款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该法的中国特色（西方反垄断法和竞争法中基本没有行政垄断条款），该法在原则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同时，还专设第五章，用第32至37条对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作了具体规定，明确禁止实践中较为典型的六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由于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往往阻碍企业有效率的经济行为，《反垄断法》对妨碍商品跨地域自由流通、限制招投标行动和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行为予以禁止，有利于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不言而喻，对行政垄断的限制更加有利于发挥企业作为科层治理的适应性效率、增强其内部行政控制和激励强度，从而有利于拓展企业的效率边界。

参考文献：

1.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张群群，黄涛译.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Williamson，O.E.Economies as an antitrust defense： The welfare tradeoff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

3.Williamson，Oliver E.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1985

4.Williamson.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1a

第二篇：行为法学会：垄断纠纷、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与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暨反垄断司法解释

中国行为法学会

中行法培 [2012]第22号

垄断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审理与商业秘密司法保护

暨《反垄断法》司法解释专题讲座邀请函

各有关单位：

为正确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起诉、案件受理、管辖、举证责任分配、诉讼证据、民事责任及诉讼时效等问题。由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通常疑难复杂，经济与法律问题相互交织，专业性很强，对企业和行业均有重大影响，而且目前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增多，包括商业秘密纠纷在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纠纷案件诉讼居高不下，案件所涉内容具有隐秘性、复杂性、专业性的特点，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之一。

为帮助各有关企业正确理解适用《反垄断法》最新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相关人员处理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和商业秘密纠纷案件的业务能力和诉讼代理水平、技巧，提高审判水平、保证审判质量和统一裁判标准，有效防范和应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经研究，中国行为法学会培训合作中心决定联合中国法律教育培训中心（网）共同举办“垄断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审理与商业秘密司法保护暨《反垄断法》司法解释专题讲座”，欢迎有关单位派员参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

一、参加对象

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员、法律顾问、法务部主管；各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及专利代理机构专业人士、相关负责人员;知识产权司法工作人员；各律师事务所主任、副主任、知识产权律师等。

二、时间及地点

报到日期：2012年6月15日

会议时间：2012年6月16日— 18日（三天全天学习）举办地点：上海市

报名截止日期：2012年6月15 日

三、参加办法

每位参加代表须交研讨费2400元。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报到时统一交纳。请将报名表传回，我们收到报名表后，于举办前七天将正式日程和报到通知传真给参会代表：

1.会务组联系方式：

电话：010—83487031*** 传真：010—83487194 联系人：吕 展

报名邮箱：***@139.com 2.培训合作中心监督联系方式： 电话：010—52882170 联系人：邓老师

四、特别声明

中国行为法学会培训合作中心是唯一有权代表中国行为法学会开展培训工作的专门单位，培训项目均在官方网站公示。其它单位未经授权使用带“中国行为法学会”字样的名义开办培训班及类似的研讨班、论坛等，均属违规及侵权行为。举报电话：010—52882170。

附件：

1、讲座日程安排

2、报名表

中国行为法学会培训合作中心

2012年5月

专家均已接受邀请，但因不可预见因素请以报到通知为准；小议题仅供参考，请以专家授课为准。

附件2：

垄断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审理与商业秘密司法保护

暨《反垄断法》司法解释专题讲座报名表

备注：

1、因名额有限，此表请尽快传真至：010—83487194；68577251

第三篇：中国跨国企业首次遭遇欧盟反垄断调查：欧盟对企业合并的法律监管.

中国跨国企业首次遭遇欧盟反垄断调查：欧盟对企业合并的法律监管

内容摘要：论文通过中国跨国企业首次遭遇欧盟反垄断调查案件，引发欧盟对企业合并的法律监管问题的探讨。围绕欧盟最新的企业合并条例，对欧盟委员会对企业合并的管辖权、实质审查标准、合并申报等程序问题、法律责任等作了分析。期望为中国的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服务。

关键词：欧盟 反垄断 企业合并

今年3月13日，欧盟委员会对外宣布，正式对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集团）收购荷兰博格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博格公司）展开反垄断调查。这是欧盟第一次对中国公司海外收购进行反垄断调查。

资料显示，中集集团和博格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两家液态集装箱生产商。其中中集集团市场份额超过50%，公司2004年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266亿元（33亿美元）。博格公司2004年的销售收入为2.358亿欧元。其下属的27家企业和分支机构遍布荷兰、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波兰和南非。今年2月，中集集团表示，将与博格的两控股股东合资成立一家新公司。新公司将全资收购博格公司。中集集团将获得新公司75%的股权。中集集团将通过在香港设立的一家子公司来完成上述交易。

此次的并购案件，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联想并购IBM 的个人电脑、上汽收购英国的罗福汽车、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华为收购马克尼等并购案件。这些事件说明中国的企业已经有了强烈的国际化意图，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阶段的重大举措。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指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通过跨国并购、参股、上市、重组、联合方式，培育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1]。跨国并购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对跨国并购要有充分的准备，不但要了解当地的竞争对手，还要在海外并购之前充分研究当地的有关法律，这样才能增加胜算的把握。

一、欧盟委员会对企业合并案件的管辖权

欧盟自20世纪50年代共同体开始建立就创立了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经过40多年的发展和充实，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而完备的法律体系。在创建欧共体的基础性条约中并没有单独适用于企业合并行为的条文。直到1989年12月21日才通过了一个专门规范企业合并的第4064/89号条例。之后，理事会对该条例不断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目前，调整企业合并的法律是2004年发布的第139/2004号条例[2]和第802/2004号条例[3]。因为第802/2004号条例是有关在欧洲经济区（包括欧盟25国和冰岛、挪威、列支敦士登）内适用第139/2004号条例的法规，因此，调整企业合并的法律主要是第139/2004号条例。

欧盟委员会是专门负责实施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委员会下设23个总局，竞争总局（DGIV，第四总局）具体负责竞争事务。竞争总局共有近四百名工作人员，其中近半数是专家，主要是律师和经济学家。

根据合并控制条例，该条例仅适用于在欧共体[4]范围内具有影响的企业合并。这里的企业合并不仅仅包括我们通常所指的公司法意义上的合并，还包括一个企业通过购买股份或资产而取得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企业全部或部分控制权的合并。欧共体委员会只处理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合并，那些不具有共同体影响的合并由各成员国竞争事务当局来处理。一个具有共同体影响的合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参与合并的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年销售额共同达到50亿欧元；并且参与合并的企业中至少有两个企业在共同体的年销售额达到2.5亿欧元；并且参与合并的各企业在共同体市场年销售额的2/3以上不是来自一个和同一个成员国。如果达不到以上的标准，符合下列条件的也视为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合并：

1、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全球的年销售总额超过25亿欧元；

2、参与合并的企业至少在欧共体3个成员国的共同市场年销售额超过1亿欧元；

3、参与合并的企业中至少有2个企业各自在欧共体上述3个成员国的市场年销售额超过2500万欧元；

4、参与合并的企业中至少有2个企业各自在欧共体市场的年销售额超过了1亿欧元；

5、参与合并的各个企业在欧共体市场年销售额的2/3以上不是来自一个和同一个成员国。根据合并条例的规定，如果企业合并的营业总额未达到以上规定的最低限额，如果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也可以将合并移送给委员会来处理：一是虽不具有欧共体影响，但影响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将实质性地影响欧共体内竞争的合并；二是在通知成员国的主管机关之前，对于不具有共同体影响，但至少可以按照3个成员国竞争法进行审查的合并，相关企业可以移送给委员会处理，此时的合并也被视为具有共同体影响，委员会享有专有管辖权。这种“一站式审查”（one-stop shop）是为了避免一个涉及多国的合并受多个成员国审查而造成法律的不确定性的情况。

那么，根据以上的规定，对于涉及到第三国的企业合并是否欧盟委员会也拥有管辖权呢？合并控制条例并没有明确提到涉及第三国企业的合并问题。但通过分析委员会过去的实践[5]，可以看出，在禁止或限制涉及第三国企业合并的问题上，欧共体委员会实际上继承了美国反垄断法上的“效果原则”，从而具有了域外管辖权。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竞争法域外适用的国家。它利用“效果原则”确立了反垄断法的域外管辖。所谓“效果原则”，是指只要限制竞争的行为在一国市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那么不管这种行为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就可以适用该国的反垄断法。这项原则是目前一些发达国家作为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主要依据。欧盟一方面对美国的做法采取抵制和批评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却又仿效美国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竞争法适用于在欧共体市场以外发生的、影响欧共体成员间贸易的反竞争行为。委员会认为，根据“效果原则”，只要某种限制竞争的行为在欧盟领域内发生了可能影响成员国间贸易的后果，即使行为人在欧盟领域外且其行为在欧盟领域外作出，同样也可以适用其竞争法。

二、欧盟委员会对企业合并案件的审查标准—严重阻碍有效竞争

有效竞争的目标模式是欧共体竞争政策的理论基础。这种模式的建立是为了建立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因此，在评价市场上的竞争是否是有效主要考察是否存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在处理企业合并问题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合并是否会减少竞争。针对此次的中集集团并购博格公司案件，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称，目前，该行业内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企业，而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两者合并后将有新的企业及时介入市场，构成新的竞争格局。

1．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欧盟委员会在审查是否构成严重阻碍有效竞争时将通过市场分析综合考察多种因素。企业合并条例是以维护竞争性的市场格局为导向的，并且通常情况下，对有效竞争的损害是来源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产生或加强，因此，委员会首先要考察合并是否会“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实际上，在第139/2004号条例之前的企业合并条例中，“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一直是判断一个企业合并是否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的实质审查标准，2004年的合并条例的修改才改这一标准为“严重地损害有效竞争”。这一新的标准实际上是和美国、英国等国家所使用的“实质性削弱竞争”标准具有同样的含义。使用这一新的标准主要是考虑到“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只是“严重地损害有效竞争”的其中一个原因，并没有涵盖企业合并产生的其它情况。这一新的标准把重点放在保护竞争上，而不仅仅在于维护市场结构。企业合并条例虽然并没有对“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这个概念作明确的界定，但通常委员会在确定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后会根据其他相关的因素对市场结构和市场影响力等作进一步的综合分析。其他因素包括市场份额、潜在的竞争者、更新换代产品、市场进入障碍等。其中，市场份额是评估合并是否会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根据企业合并条例的规定，如果合并企业在共同体市场或其中相当一部分地域内的市场份额未超过25%，将被认为是不具有妨害有效竞争的后果，合并视为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份额一旦超过了25%，就要被视为与共同体市场不相协调，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如果合并后企业的市场份额是25-40%，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也被认为不可能产生市场支配地位。在委员会的实践中，绝大多的市场支配地位产生于合并后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40-75%之间。如果超过70-75%，虽然不是绝对的推断，但这些企业一般都会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6]

2．寡头垄断。根据合并条例，产生或增强市场支配地位只是损害有效竞争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但并不是评判严重阻碍有效竞争的唯一的因素。[7]在实践中，市场支配地位不仅可以由一个企业建立，而且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共同建立，后一种情况就是寡头垄断。在第139/2004号条例之前的欧共体合并法律中并没有明确地禁止寡头垄断。但在实践中，委员会是主张禁止寡头垄断的。[8]委员会认为，因为欧共体控制企业合并是为了维护共同体大市场的有效竞争，如果几个企业共同占据市场支配地位与一个企业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后果是一样的，即会严重地损害市场竞争，这个寡头垄断就应该被禁止。第139/2004号条例明确指出，鉴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合并可能具有的效果，维持该市场中的竞争显得更为必要。许多寡头垄断市场显示了适度的竞争，然而在某种环境下，合并方相互之间竞争所具有的限制作用的消除，以及对剩下的竞争者压力的减少，即使不存在寡头成员间进行协调的可能性，也可能导致对竞争的重大损害。因此，在评价一个合并是否会“严重阻碍有效竞争”时，除了要考虑合并是否会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时，还要考虑到寡头垄断的因素。考察欧共体合并控制的实践，与“市场支配地位”的因素相比，欧共体委员会对寡头垄断的审查显然占次要的地位。

三、欧盟委员会对企业合并监管的程序

1．申报程序

申报程序是企业合并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一个必经步骤，也是企业合并程序的第一步。根据合并条例第4条第1款的规定，企业应在签订合并合同、公布公开招标以及取得控制力之后尽快地对具有共同体影响的合并进行申报。在计划中的协议或投标将要产生具有共同体影响的合并时，如果相关企业要使委员会相信他们签订合并协议的意图是正当的，或有关企业已经制定了具体的合并计划，如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或相关企业签名的意愿信等，或在公开招标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公开宣布了他们的招标意愿，企业也应当尽快进行申报，当然要符合具有共同体影响的合并的条件。如果没有事先的申报，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将受到罚款。在企业通报之前以及委员会宣布合并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之前，合并必须暂停。

2．第一阶段审查

第一阶段审查的目的是审查合并行为是否存在与共同体市场不相协调的嫌疑。如果能排除嫌疑，审查就到此结束，否则将正式立案调查。委员会在收到全面申报材料后，须在25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需要进一步审查的决定。如果委员会收到成员国提出的申请，请求将实质性影响成员国国内独立市场的合并移交给成员国主管机关处理的情况，或者相关企业为了使合并行为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按照委员会提出的附加条件和义务作出了承诺，委员会可以将25个工作日延长到35个工作日。

在第一阶段的审查中，委员会可以作出以下三种决定：（1）申报的合并不属于企业合并控制条例管辖的范围，也就是说委员会不具有管辖权；（2）申报的合并属于委员会管辖范围，但是不需要对合并进行进一步审查就可以认定合并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3）申报的合并属于委员会管辖范围，但委员会对合并是否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有着严重怀疑，需要对合并进行第二阶段的审查。

3．第二阶段审查

对于那些是否与同共体市场相协调存在怀疑的合并，委员会必须进行第二阶段的审查。这个阶段的审查期限是90个工作日。如果合并企业按照委员会在最终决定中提出的附加条件和义务作出了承诺，只要该承诺是立案调查之日起的55个工作日内作出的，可以将该期限延长到105个工作日。如果申报合并的企业在委员会启动第二阶段调查程序开始后的15个工作日内提出延长期限的请求，上述期限也可以延长到105个工作日。在此期间，委员会除了调查外，对合并进行深入和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分析合并对欧共体市场的影响。经过这一阶段的审查，委员会可以做出以下决定：（1）宣告企业合并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如果委员会确认合并不会严重损害有效竞争，将宣告该合并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从而允许申报的企业合并。通常，如果合并企业的市场份额低于25%，委员会都会宣布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委员会也可以根据合并条例的第8条第2款，在批准合并时附加一些条件和义务，例如，要求申报的企业对合并计划作一些变更、限制申报企业在被控企业的股份、规定申报企业在未来的经营中不得从事一些特定的经营行为等。近些年来，委员会越来越频繁地依据第8条第2款有条件地批准合并。（2）禁止企业合并。

四、法律责任

委员会对不符合合并条例规定的实质标准的合并以及违反程序规定的有关企业有权依法给予处罚。根据合并条例的规定，这些法律责任包括以下几类：

1．恢复原状。对于未经申报就已经实施的合并行为，或者是审查期限未满就提前实施的合并行为，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责令已经合并的企业恢复原状。具体措施包括解散合并并予以分离联合的财产、取消控股以及其它能够恢复有效竞争的措施。

2．履行附加义务。委员会对申报的企业进行审查后，如果认为在申报企业履行了附加的条件和义务后就能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可以要求申报的企业对合并计划作出相应的变更。申报的企业必须承诺履行附加的条件和义务，否则将不得实施合并。未履行承诺的义务就实施了合并，将被视作未申报的合并。如果没有这些附加的条件，委员会将认定与共同体市场不相协调的合并，委员会有权命令解散合并并恢复到实施合并前的状态。

3．罚款。委员会对不符合合并条例规定的实质标准的合并以及违反程序规定的有关企业都有权依法处以罚款。对于不协助委员会官员调查的行为，例如在规定的时间里不提供有关信息、提供不正确的、误导的或不完整的信息等违反程序规定的企业，无论故意还是过失，可以处有关企业上一销售额1%以下的罚款；对于符合申报义务不申报或没有在实施合并前申报、委员会还没有宣告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的决定前就实施了合并、实施了委员会认为与共同体市场不相协调的合并、不遵守向委员会作出的附加承诺等行为，无论故意还是过失，可以处有关企业上一总销售额10%以下的罚款。如果相关企业不履行或逾期履行义务，委员会有权按日处以罚款，来迫使有关企业提供正确的完整的信息、履行承诺的附加条件和采取拆散合并、恢复原状等措施。日罚款额为不超过有关企业的5%的日销售额。委员会在决定罚款额时，要考虑到行为的性质、严重程度和时间长短。

中集集团收购博格公司的案件已经正式进入了实质审查阶段。此前的初步调查发现中集集团的收购计划可能造成承载液体货物的罐装集装箱市场的垄断。在未来90个工作日的时间里，欧盟委员会将进一步展开深入调查。中国的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区域性经济组织法律的约束。相反，面对大量外国企业不受约束地并购中国企业可能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的严重情形，中国还处于法律缺失的状态，更缺乏像欧盟委员会这样强有力的专门负责竞争事务的机构。或许，这次中集集团收购博格公司遭到欧盟反垄断调查的案件可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呼唤中国《反垄断法》的早日出台。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第37章：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第一节：实施“走出去”战略。

[2] Council Regulation(EC)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EC Merger Regulation).[3] Application of Council Regulation(EC)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EC Merger Regulation)within the area of the EEA-Agreement.[4] “欧共体”是“欧洲共同体”的简称。从严格的法律意义来讲，“欧盟”和“欧共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欧盟”的诞生并没有终止“欧共体”的存在。目前，欧共体事务仅是欧盟事务的一部分，欧盟的许多事务还只限于采取政府间合作的方式。在法律的层面，称为欧共体法律，如“欧共体竞争法”、“欧共体商标法”等。本文某些地方使用“欧盟”的概念，是考虑到习惯用法，并没有作严格的区分。参见蒋小红著，欧共体反倾销法与中欧贸易，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王晓晔著，欧共体竞争法，自序，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5]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包括：南非英美有限公司（AAC）和英国Lonrho 公司的合并；日本三菱（Mitsubishi）和东京(Tokyo）银行的合并；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等。

[6] 王晓晔：《竞争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7] 参见139/2004号条例的序言及第2条第2款。序言中指出，为保护欧洲法院和委员会过去根据第4064/89号条例作出的裁决和决定所体现的指导原则，同时为了维护欧洲法院和委员会在判断合并与共同体相协调时所适用的竞争损害标准的一致性，本条例规定，具有共同体影响的合并如果严重阻碍了共同体市场或其中一个重大部分的有效竞争，特别是造成了市场支配地位的产生或加强时，将被宣布该合并与欧共体市场不相协调。

[8] 参见欧共体1992年Netsle/Perrier 合并案。

第四篇：中国跨国企业首次遭遇欧盟反垄断调查：欧盟对企业合并的法律监管

内容 摘要：论文通过 中国 跨国 企业 首次遭遇欧盟反垄断调查案件，引发欧盟对企业合并的 法律 监管 问题 的探讨。围绕欧盟最新的企业合并条例，对欧盟委员会对企业合并的管辖权、实质审查标准、合并申报等程序问题、法律责任等作了 分析。期望为中国的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服务。关键词：欧盟 反垄断 企业合并 今年3月13日，欧盟委员会对外宣布，正式对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集团）收购荷兰博格 工业 公司（以下简称博格公司）展开反垄断调查。这是欧盟第一次对中国公司海外收购进行反垄断调查。资料显示，中集集团和博格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两家液态集装箱生产商。其中中集集团市场份额超过50%，公司2004年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266亿元（33亿美元）。博格公司2004年的销售收入为2.358亿欧元。其下属的27家企业和分支机构遍布荷兰、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波兰和南非。今年2月，中集集团表示，将与博格的两控股股东合资成立一家新公司。新公司将全资收购博格公司。中集集团将获得新公司75%的股权。中集集团将通过在香港设立的一家子公司来完成上述交易。此次的并购案件，很 自然 地让人联想起联想并购ibm 的个人电脑、上汽收购英国的罗福汽车、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华为收购马克尼等并购案件。这些事件说明中国的企业已经有了强烈的国际化意图，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阶段的重大举措。我国《国民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指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通过跨国并购、参股、上市、重组、联合方式，培育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1]。跨国并购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对跨国并购要有充分的准备，不但要了解当地的竞争对手，还要在海外并购之前充分 研究 当地的有关法律，这样才能增加胜算的把握。

一、欧盟委员会对企业合并案件的管辖权欧盟自20世纪50年代共同体开始建立就创立了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经过40多年的发展和充实，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而完备的法律体系。在创建欧共体的基础性条约中并没有单独适用于企业合并行为的条文。直到1989年12月21日才通过了一个专门规范企业合并的第4064/89号条例。之后，理事会对该条例不断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目前，调整企业合并的法律是2004年发布的第139/2004号条例[2]和第802/2004号条例[3]。因为第802/2004号条例是有关在欧洲经济区（包括欧盟25国和冰岛、挪威、列支敦士登）内适用第139/2004号条例的法规，因此，调整企业合并的法律主要是第139/2004号条例。欧盟委员会是专门负责实施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委员会下设23个总局，竞争总局（dgiv，第四总局）具体负责竞争事务。竞争总局共有近四百名工作人员，其中近半数是专家，主要是律师和经济学家。根据合并控制条例，该条例仅适用于在欧共体[4]范围内具有 影响 的企业合并。这里的企业合并不仅仅包括我们通常所指的公司法意义上的合并，还包括一个企业通过购买股份或资产而取得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企业全部或部分控制权的合并。欧共体委员会只处理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合并，那些不具有共同体影响的合并由各成员国竞争事务当局来处理。一个具有共同体影响的合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参与合并的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年销售额共同达到50亿欧元；并且参与合并的企业中至少有两个企业在共同体的年销售额达到2.5亿欧元；并且参与合并的各企业在共同体市场年销售额的2/3以上不是来自一个和同一个成员国。如果达不到以上的标准，符合下列条件的也视为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合并：

1、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全球的年销售总额超过25亿欧元；

2、参与合并的企业至少在欧共体3个成员国的共同市场年销售额超过1亿欧元；

3、参与合并的企业中至少有2个企业各自在欧共体上述3个成员国的市场年销售额超过2500万欧元；

4、参与合并的企业中至少有2个企业各自在欧共体市场的年销售额超过了1亿欧元；

5、参与合并的各个企业在欧共体市场年销售额的2/3以上不是来自一个和同一个成员国。根据合并条例的规定，如果企业合并的营业总额未达到以上规定的最低限额，如果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也可以将合并移送给委员会来处理：一是虽不具有欧共体影响，但影响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将实质性地影响欧共体内竞争的合并；二是在通知成员国的主管机关之前，对于不具有共同体影响，但至少可以按照3个成员国竞争法进行审查的合并，相关企业可以移送给委员会处理，此时的合并也被视为具有共同体影响，委员会享有专有管辖权。这种“一站式审查”（one-stop shop）是为了避免一个涉及多国的合并受多个成员国审查而造成法律的不确定性的情况。那么，根据以上的规定，对于涉及到第三国的企业合并是否欧盟委员会也拥有管辖权呢？合并控制条例并没有明确提到涉及第三国企业的合并问题。但通过分析委员会过去的实践[5]，可以看出，在禁止或限制涉及第三国企业合并的问题上，欧共体委员会实际上继承了美国反垄断法上的“效果原则”，从而具有了域外管辖权。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竞争法域外适用的国家。它利用“效果原则”确立了反垄断法的域外管辖。所谓“效果原则”，是指只要限制竞争的行为在一国市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那么不管这种行为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就可以适用该国的反垄断法。这项原则是目前一些发达国家作为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主要依据。欧盟一方面对美国的做法采取抵制和批评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却又仿效美国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竞争法适用于在欧共体市场以外发生的、影响欧共体成员间贸易的反竞争行为。委员会认为，根据“效果原则”，只要某种限制竞争的行为在欧盟领域内发生了可能影响成员国间贸易的后果，即使行为人在欧盟领域外且其行为在欧盟领域外作出，同样也可以适用其竞争法。

二、欧盟委员会对企业合并案件的审查标准—严重阻碍有效竞争有效竞争的目标模式是欧共体竞争政策的 理论 基础。这种模式的建立是为了建立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因此，在评价市场上的竞争是否是有效主要考察是否存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在处理企业合并问题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合并是否会减少竞争。针对此次的中集集团并购博格公司案件，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称，目前，该行业内仅有一家规模较小的企业，而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两者合并后将有新的企业及时介入市场，构成新的竞争格局。1．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欧盟委员会在审查是否构成严重阻碍有效竞争时将通过市场分析综合考察多种因素。企业合并条例是以维护竞争性的市场格局为导向的，并且通常情况下，对有效竞争的损害是来源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产生或加强，因此，委员会首先要考察合并是否会“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实际上，在第139/2004号条例之前的企业合并条例中，“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一直是判断一个企业合并是否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的实质审查标准，2004年的合并条例的修改才改这一标准为“严重地损害有效竞争”。这一新的标准实际上是和美国、英国等国家所使用的“实质性削弱竞争”标准具有同样的含义。使用这一新的标准主要是考虑到“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只是“严重地损害有效竞争”的其中一个原因，并没有涵盖企业合并产生的其它情况。这一新的标准把重点放在保护竞争上，而不仅仅在于维护市场结构。企业合并条例虽然并没有对“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这个概念作明确的界定，但通常委员会在确定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后会根据其他相关的因素对市场结构和市场影响力等作进一步的综合分析。其他因素包括市场份额、潜在的竞争者、更新换代产品、市场进入障碍等。其中，市场份额是评估合并是否会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根据企业合并条例的规定，如果合并企业在共同体市场或其中相当一部分地域内的市场份额未超过25%，将被认为是不具有妨害有效竞争的后果，合并视为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份额一旦超过了25%，就要被视为与共同体市场不相协调，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如果合并后企业的市场份额是25-40%，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也被认为不可能产生市场支配地位。在委员会的实践中，绝大多的市场支配地位产生于合并后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40-75%之间。如果超过70-75%，虽然不是绝对的推断，但这些企业一般都会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6]2．寡头垄断。根据合并条例，产生或增强市场支配地位只是损害有效竞争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但并不是评判严重阻碍有效竞争的唯一的因素。[7]在实践中，市场支配地位不仅可以由一个企业建立，而且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共同建立，后一种情况就是寡头垄断。在第139/2004号条例之前的欧共体合并法律中并没有明确地禁止寡头垄断。但在实践中，委员会是主张禁止寡头垄断的。[8]委员会认为，因为欧共体控制企业合并是为了维护共同体大市场的有效竞争，如果几个企业共同占据市场支配地位与一个企业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后果是一样的，即会严重地损害市场竞争，这个寡头垄断就应该被禁止。第139/2004号条例明确指出，鉴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合并可能具有的效果，维持该市场中的竞争显得更为必要。许多寡头垄断市场显示了适度的竞争，然而在某种环境下，合并方相互之间竞争所具有的限制作用的消除，以及对剩下的竞争者压力的减少，即使不存在寡头成员间进行协调的可能性，也可能导致对竞争的重大损害。因此，在评价一个合并是否会“严重阻碍有效竞争”时，除了要考虑合并是否会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时，还要考虑到寡头垄断的因素。考察欧共体合并控制的实践，与“市场支配地位”的因素相比，欧共体委员会对寡头垄断的审查显然占次要的地位。

三、欧盟委员会对企业合并监管的程序1．申报程序申报程序是企业合并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一个必经步骤，也是企业合并程序的第一步。根据合并条例第4条第1款的规定，企业应在签订合并合同、公布公开招标以及取得控制力之后尽快地对具有共同体影响的合并进行申报。在计划中的协议或投标将要产生具有共同体影响的合并时，如果相关企业要使委员会相信他们签订合并协议的意图是正当的，或有关企业已经制定了具体的合并计划，如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或相关企业签名的意愿信等，或在公开招标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公开宣布了他们的招标意愿，企业也应当尽快进行申报，当然要符合具有共同体影响的合并的条件。如果没有事先的申报，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将受到罚款。在企业通报之前以及委员会宣布合并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之前，合并必须暂停。2．第一阶段审查第一阶段审查的目的是审查合并行为是否存在与共同体市场不相协调的嫌疑。如果能排除嫌疑，审查就到此结束，否则将正式立案调查。委员会在收到全面申报材料后，须在25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需要进一步审查的决定。如果委员会收到成员国提出的申请，请求将实质性影响成员国国内独立市场的合并移交给成员国主管机关处理的情况，或者相关企业为了使合并行为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按照委员会提出的附加条件和义务作出了承诺，委员会可以将25个工作日延长到35个工作日。在第一阶段的审查中，委员会可以作出以下三种决定：（1）申报的合并不属于企业合并控制条例管辖的范围，也就是说委员会不具有管辖权；（2）申报的合并属于委员会管辖范围，但是不需要对合并进行进一步审查就可以认定合并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3）申报的合并属于委员会管辖范围，但委员会对合并是否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有着严重怀疑，需要对合并进行第二阶段的审查。3．第二阶段审查对于那些是否与同共体市场相协调存在怀疑的合并，委员会必须进行第二阶段的审查。这个阶段的审查期限是90个工作日。如果合并企业按照委员会在最终决定中提出的附加条件和义务作出了承诺，只要该承诺是立案调查之日起的55个工作日内作出的，可以将该期限延长到105个工作日。如果申报合并的企业在委员会启动第二阶段调查程序开始后的15个工作日内提出延长期限的请求，上述期限也可以延长到105个工作日。在此期间，委员会除了调查外，对合并进行深入和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分析合并对欧共体市场的影响。经过这一阶段的审查，委员会可以做出以下决定：（1）宣告企业合并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如果委员会确认合并不会严重损害有效竞争，将宣告该合并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从而允许申报的企业合并。通常，如果合并企业的市场份额低于25%，委员会都会宣布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委员会也可以根据合并条例的第8条第2款，在批准合并时附加一些条件和义务，例如，要求申报的企业对合并计划作一些变更、限制申报企业在被控企业的股份、规定申报企业在未来的经营中不得从事一些特定的经营行为等。近些年来，委员会越来越频繁地依据第8条第2款有条件地批准合并。（2）禁止企业合并。

第五篇：对中国食品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第三届教学管理与课程建设学术会议论文集》2012年

对中国食品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

Yukawa，日本食品研究实验室技术总监, 东京，日本

摘要：近年来，在中国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健康，而且还影响他们的食品消费信心。有些人甚至导致人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的食物。围绕中国食品行业缺乏社会责任感，本文首先揭示和后果的现实通过相关数据。然后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探讨了如何采取有效的方法，使食品企业实现分别从三个方面-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本身，社会和国家。关键词：食品安全；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管理；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跳跃式发展，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也出现在社会和经济生活。食品安全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食品行业的食品安全事件频繁爆发，近年来，如盐酸克伦特罗，毒奶粉，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毒性蒸面包。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事件不仅存在于中小企业，甚至一些知名大企业参与。一些已成为行业的潜规则。这些现象的出现有很多原因。客观原因是工业化过程中环境保护的过失，造成水质重金属超标的下降。有些企业利用监管漏洞，只对利润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食品，其中有一个自然的问题后，消费者的健康直接。劣质食品只能在那些案件造成身体不适或发病的消费者发现。为了消除对食品行业的信心危机，食品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

1在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现实

1.1一些食品企业违反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

在学术界，企业社会责任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两个代表是卡罗尔的综合责任和布雷默独立责任。卡罗尔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立法的期望，道德和自由的决定（慈善）我们的社会在特定的时期。另一方面，布雷默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独立的责任是经济，法律和道德责任。虽然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是不同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企业不能以利润为唯一目的。他们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企业应考虑到他们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公司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雇员，供应商，投资者，政府，社区，等产品的买方，消费者最终决定企业是否能承担经济责任。消费者无疑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食品是食品企业最重要的职责，并测试是否食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标准。

1.2在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后果

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食品公司不考虑如何通过他们的产品促进消费者的利益，甚至生产假冒伪劣食品通过各种手段如欺诈，非法添加，在知道会损害消费者的

健康状况的虚假广告。它会损害消费者的健康直接。这些食物企业带来损害他们的消费者，更别说达到利他的境界。他们违反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近年来，各种公共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这充分暴露了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严重后果。

1.2.1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据卫生部网站上显示的数据，该重大食物中毒事件频频发生从2003到2011。虽然中毒病例数呈下降趋势，死亡人数并没有减少显著。它仍然是高的。见图1 图1 食品安全事件再次发生。他们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健康，而且也影响他们的食品消费的信心，甚至导致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的食物。这种不信任会逐渐使消费者感到整个食品行业的恐慌，并导致社会不稳定。1.2.2 RASFF通报有关中国崛起

欧盟RASFF加快建立食品安全信息自1979。食品安全管理局可以根据信息采取措施。欧盟宣布3717个公报2011食品和饲料产品相关。565公告相关的中国，这是约15.2%。中国的公告是在上升是否绝对数字或百分比。见图2 图2 根据公告，主要的问题是关于物质的迁移，重金属含量超标有害物质超标。其他原因包括含有毒素，掺杂、掺假，（非法的）转基因。由于严格的欧盟食品监测系统，超过54%的中国产品被拒绝直接。见图3

1.2.3食品安全事件频频曝光

根据“推出”吴恒成立网站的不完全统计，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总的食品安全新闻媒体曝光的已经超过1000从2004到2011。这些新闻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地区。在这些发达地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强，新闻媒体更发达。因此，食品安全事件容易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个数字在中国只是在食品安全中的冰山一角。有更多的食品安全事件并没有公开报道。2在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 2.1利润第一，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追求利润是企业的一种正常的需求。食品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快速消费品行业。毛利率较低，大多数食品企业，除了一些高端的奢侈品。企业主要依靠提高盈利能力的快速周转。食品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近几年一直在上升，因此企业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为了获得短期利润，一些食品企业忘记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提供安全和健康的食物。它们提供假冒伪劣产品通过各种手段。他们只追求利润最大化。

但是食物的特殊性决定了企业将他们一旦暴露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三鹿奶粉厂宣布破产因为三聚氰胺事件并最终被北京三元合并。双汇发展，作为中国肉类企业的龙头企业，是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告”在2011年3月15日的新闻频道报道。一些猪“瘦肉精”流入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双汇品牌被大大在此事件后。公司的利润下降了50%，与2010相比，它结束了连续10年正增长2002以来。见表1。

表1。双汇发展2002-2011年净利润

2.2太长的产业链，所以许多小企业难以确定责任

随着分工越来越精细，食品产业链越来越长。它大致可分为五个环节：生长，初级加工，制造，仓储和运输，分销和零售。它可以在任何链引发食品安全危机。制造过程是快速增长的链，在过去的三十年的管理。在其他地区，浓度和可控性较低。这导致了大量的食品安全风险。特别是在原材料的供应链，它主要提供农民分散，及质量控制变得非常困难。各交易主体在食品供应链中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此不容易界定的责任。

此外，食品产业化水平不高，在中国，大多数食品企业是小型单位。有大量的小作坊，小商贩和只有少数大型企业在一个停止生产的形式操作。据统计，中国的食品生产加工的单位数以百万计，其中只有40000家以上尺寸，其他都是小企业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流动性大。中小食品企业尚未建立食品安全管理体系HACCP绝大多数。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挣扎。一些食品企业完全无视法律责任。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敢不敢做任何事情。2.3，监管不到位

《食品安全法》开始实施2009年6月1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功能。他们是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资质认定的条件和检验规范。他们组织调查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监督”，农业部负责食用农产品的质量控制。具体监管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执行。这种监管模式下，监管空白是不可避免的。这可能会给非法食品企业的机会。

从横向监督的角度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干扰频繁在食品安全监管 一些地区。尤其是在那些地方财政收入相对单一，加工工业

农副产品的特点，已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些企业对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执行监督，地方政府往往回避要害，不痛不痒。因此，许多食品安全事件没有得到彻底的处理。所以一些食品企业越来越鲁莽。2.4违规成本太低

非法食品在中国是很轻的处罚。根据《食品安全法》，非法食品生产值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从二千元到五万元不等。对于那些价值超过一万元的罚款，违法所得的值的范围从五到十次。最严重的惩罚是吊销许可证。由于门槛进入食品行业是非常低的，即使是最严厉的惩罚“执照”对非法运营没有威慑效果。近年来，为了应对严重的食品安全危机，中国开始增加食品违法行为的处罚。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2011年5月1日生效。如果一个企业和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负责人将超过十年的有期徒刑监禁的处罚，无期徒刑或死刑，并没收罚款、没收财产。

当然，对于那些非法食品生产者谁碰的高压线，刑罚成本仍然很低，高利润的诱惑相比。对于非法食品企业多数，他们不会伤筋动骨甚至如果他们被发现在所有。因此，各种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在食品行业3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给中国的食品行业敲响了警钟。背景上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科学发展观，加强监督食品企业缺乏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新兴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食品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消费者的广大需要参与和政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3.1企业内部

3.1.1创造良好的价值观

为确保产品质量，企业不仅需要严格的监管，但也很好的价值观。企业价值决定的员工的态度，态度决定行为。真正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要有良心，道德示范，无私的给予。如果没有优秀的强有力的支持来自管理价值观，企业如果不能在良好道德例如真诚的不懈追求，他们将专注于细节，但忘记社会责任的主要目的。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必须返回到它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精神的精髓，保证消费者的安全绝对，是实现顾客价值的基本要求。在短期内，社会责任的投入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减少利润。但从长远来看。两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带来。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赢得了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这将导致企业更大的发展和利润也将滚滚。

3.1.2建立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为食品行业产业链长，只有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立，可以解决责任难以界定的问题。和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是一个保护的产业链业务的最终环节。食物事故发生在特定的产品，每批。如果我们的订单生产企业进行检查，不分青红皂白，企业亏损增加。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立，这个问题可以迅速找到，和企业能够及时披露真相。在美国，如果事情是一个牛肉或牛排的质量问题，很快就可以追溯到产品的牛奶和两至三个矩阵是DNA扫描仪。因此，减少损失的大规模召回。因此，在产业链的末端的食品企业应加大投入积极，并不遗余力地促进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好的食品可追溯机制下，企业从上游到下游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共同创造一个安全的食品链。3.1.3食品召回制度的建立

企业应该迅速应对食品安全事故后，制定处理方案，建立处理机制和补偿系统。企业要实现从设计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生产、销售等环节。召回制度是对食品生产企业对企业声誉的最后的努力，消除消费者的恐慌和承担社会责任。3.2社会提倡“责任消费”

无论是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首先取决于他们的认知水平，但也有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直接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比较安全和健康的食品，因为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维护积极很长时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的消费者组织

美国消费者联合会早在1898。在第二十世纪上半叶，消费者 运动集中在食品和医药领域具有直接与消费者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消费者可以支持这些企业，严格履行社会责任的独特的价值取向的“消费者选择”的方式，“货币投票”。消费者也可以促进企业通过投诉，履行社会责任报告，退货，索赔，敦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消耗应加强生产作业行为人非法食品生产监督。严格监督消费者有助于加速的过程中，“适者生存”，促进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3.3政府

3.3.1健康食品监管系统

在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全过程的监督是食品监管系统的共同特征。在美国，有三个阶段：监管机构联邦，州和领地。这些机构雇用流行病学家，微生物学家和食品科研专家进入食品加工厂，农场直接。他们进行从原材料采购，生产，流通的全方位的监督，销售和客户服务。形成一个立体的监控网络的所有国家。欧盟在“食品安全白皮书》提出的122000日，一个激进的改革以控制整个过程“从

农场到餐桌”，包括常见的动物育种，动物健康和卫生保健，污染物和农药残留，新的食品，添加剂，香料，包装，辐射，饲料生产，农民食品生产者的责任，以及各种农业防治措施。

中国目前的食品监督系统的垂直分布。在县一级，人，资金，材料是不够的。只有一个或两个专家在一些县的监督机构。在基层监管力量很弱。由于一线监督人员很少，很难达到正常调节从源头。他们只能食品事件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完善我国的食品监测系统，我们应该改变多分段监管系统。我们需要加强监管的基本能力，并进行综合调控粮食生产，流通，消费领域。3.3.2加强惩罚

尽管《刑法修正案

（八）》已在查处食品违法案件严重强度提高。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食品安全事件不触及刑法。从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到，罪犯的不计后果的行为一点都没有改变。原因是欺诈的良好前景的利润。

所以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食品违法案件处罚的《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指导下。犯罪涉及食品的成本必须增强。目前的“食品安全法”下，政府应加大惩罚力度，无论是人身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此外，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例如，市场的竞业禁止制度。非法企业不得从事食品行业以任何方式在未来的几年里。工具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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