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与现实意义

第一篇：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与现实意义

本科学生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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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

与现实意义

文学院 200x级 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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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19 日

摘要

曹禺是中国话剧艺术的集大成者。曹禺剧作的成功标志了现代话剧在中国的成熟。其话剧帝国的经典之作《雷雨》、《日出》和《原野》被人称为生活、生命、人性的“生命三部曲”。《日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雷雨》更成熟，更显露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其通过人物间冲突来展现社会与人性复杂的写作技巧显得尤为突出。剧中人物陈白露的一生显然是悲剧的，作者用非常真实可怕的手法，把陈白露情感、思想、希望幻灭的过程平铺给观众。强大的黑暗势力让无数追求个性自由的女性“无路可走”。作者用陈白露“不想死而不得不死”的人生悲剧，来控诉那个人吃人的社会对封建妇女的残害！他抨击着封建社会底层的人肉买卖勾当，呼吁妇女解放。

关键词

曹禺；《日出》 ；陈白露；精神轨迹；现实意义

I

Abstract

Cao Yu is a Chinese drama art synthesizer.Cao Yu's success is a sign of modern drama in China matures.The drama Empire classic“ Thunderstorm”,“ sunrise” and“ wilderness” was known as the life, life, human life Trilogy“".” Sunrise“ in thought and art than the” Thunderstorm“ more mature, more show the writer's unique creative personality and artistic style, its characters through conflict to show social and human complex writing skills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The characters in Chen Bailu's life is tragic, the authors used the very real gruesomely, Chen Bailu thought, emotion, hope the process of disillusionment tiled to the audience.The powerful forces of the dark that lots of the pursuit of individual freedom of women” can go without the road“.Author Chen Bailu” didn't want to die to die“ the tragedy of life, to accuse the dog-eat-dog society to feudal women mutilation!He criticized the feudal society, the human trading activity underlying, calls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Key words

Cao Yu”;sunrise";Chen Bailu;spiritual path;realistic significance

II

目录

摘要............................................................................................................................................I Abstract...................................................................................................................................II

前言...........................................................................................................................................1

一、无法挣脱的生活桎梏.......................................................................................................2

二、“漂泊人”的气质...........................................................................................................2

三、精神轨迹及其悲剧实质...................................................................................................4

（一）精神轨迹................................................................................................................5

（二）悲剧实质................................................................................................................7

四、现实意义...........................................................................................................................7

（一）对封建社会的控诉................................................................................................7

（二）对卖淫制度的揭露................................................................................................8 结论...........................................................................................................................................9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与现实意义

前言

曹禺是迄今为止的中国话剧第一人，曹禺的出现是我国话剧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他剧作的成就是我国话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话剧《雷雨》、《日出》和《原野》被人称为生活、生命、人性的“生命三部曲。《日出》可以说是曹禺剧作中最好的一部。“《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日出》比起《雷雨》来，在全体上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进步。”[2]

研究分析曹禺的创作，发现他很善用象征手法，体现在话剧作品，如《雷雨》中，那一声声惊雷，那个叫雷雨的好汉。“他几乎总是在场，他手下操纵其余八个傀儡。”[3]《日出》也有同样的象征手法“方达生：（狂喜地）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4]

[1]还有那贯穿全剧的夯歌，象征着对腐朽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日出》的题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已经决定了《日出》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

《日出》主人公陈白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受到过新思潮的洗礼，有着自己活泼、纯真的“竹均”时代，有着不幸的婚姻，有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带着满心希冀，原以为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才貌，能在社会上谋求一片栖身之地，过上简单的生活，但却不幸落入黑暗社会的陷阱，沦为一名交际花，过着寄生的生活。最后，陈白露在感知“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之后，用死亡来结束这早已麻木的心，用死亡来挣脱黑暗，实现自我救赎。

“太阳升起了，黑暗留在后面。”这一句话贯穿整个戏剧。给本是颓废萎靡的氛围带去新的希望，仿佛这麻木残忍的生活即将结束，新的希望在然升，绝望亦在黑暗中沉沦。作者在《日出》中，悲悯这些被生活捉弄的人，也痛恨这些自觉的人。《日出》中有着比《雷雨》更为“蛮性的遗留”，“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喻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与现实意义

一、无法挣脱的生活桎梏

“眼明媚动人，举动机警，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神色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这是一个妖娆的女人，一个外表光鲜夺目，内心萎靡颓废的女人。她早已厌倦了这种漂泊无依的生活。渴望归宿却又害怕再一次被生活所愚弄。正如第一幕剧中的独白一样：

“她爱生活，她也厌恶生活，生活对于她是一串习惯的侄梏，她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这些年的飘泊教聪明了她，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几时代所幻梦的爱情。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它自来的残忍！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终于，像寓言中那习惯干金丝笼的鸟，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5]

她是一个生活在矛盾情绪中的女人，有着对爱情的憧憬，对未来的梦想，亦有着对新生活的胆怯。她厌恶这样没有灵魂的生活，但也挣脱不出这样的桎梏。“这是人的基本物质欲望得到满足、甚至是较为充分的满足以后，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惰性力量（即所谓“习惯”）对于人自身的桎梏：自由的失落不是外在力量压制所致，而是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将自我凝固、束缚起来，这是一种人的自由生命的自我剥夺。”[6]即便身处在豪华喧闹的酒店里，她依旧无法寻求到片刻的心安。然而，我们应当理解这样一个曾经受到生活的欺骗的女人，在孩子夭折、婚姻破裂后，她带着丈夫留下的诗集《日出》独自到社会上闯荡，原以为能在社会上闯出一条生路来，但却不幸落入黑暗社会的陷阱，沦为交际花。她堕落了，清醒的堕落了。这样清醒的目睹自己的沦落是怎样的残忍。方达生以为他可以帮她摆脱堕落的桎梏，然而，陈白露内心清楚，这样的束缚是她的作茧自缚，最后只能用死来摆脱。如果问有什么比命运更可怕，那便是习惯，对生活的惯性。在原有生活模式上做改变，是需要一种血肉剥离的勇气。方达生是陈白露的希望。然而，在面对像方达生那样单薄的希望时，她知道她是无药可救的，正如她清楚她是“永远卖给了这个地方”，潘月亭也知道陈白露还是会找他：“我知道你还会找我的”因为腐朽社会中肮脏的金钱关系，他们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二、漂泊人的气质

“关于陈白露，曹禺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舞台提示，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种漂泊人特有的性质。’”[7]我们可以从“漂泊人的气质”切入分析陈白 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与现实意义

露这个人物的精神轨迹。

我们可以从第一幕中了解到，陈白露原来在乡下有个家，后来家中变故，出来闯荡，流落到了大城市。所以，书中所呈现的陈白露，是一个漂泊在大城市，寄居在旅馆的无依无靠的女人。这样的漂泊人，在1930年那个时代是很普遍的。从传统农村走出来的独立思想，与大都市中上层腐朽社会的激烈碰撞，控诉着这血淋淋的人吃人的社会。《日出》中通过方达生的出现，以及他们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大概认识到陈白露在漂泊前的样子，一个有着天真无邪过去的“竹钧”，一个有着直率性格的“竹钧”。在此，作者也格外偏爱地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陈（动了好奇心）怎么，春天来了。还有霜呢。方（对她没有办法，对小孩似的）嗯，奇怪吧？

陈（兴高采烈地）我顶喜欢霜啦！你记得我小时候就喜欢霜。......这一块，（男人偏看错了地方）不，这一块，你看，这不是一对眼睛！这高的是鼻子，凹的是嘴，这一块是头发。（拍着手）你看，这头发，这头发简直就是我！

方（着意地比较，寻找那相似之点，但是——）我看，嗯——（很老实地）并不大像！陈（没想到）谁说不像？（孩子似的执拗着，撒着娇）像！像！像！我说像，它就像！方（逆来顺受）好，像，像，像得很。[8]

此时的陈白露就是个孩子，心灵回归到家乡的“竹钧”。无论在《雷雨》还是《日出》中，主人公都有对自由的向往与憧憬,《雷雨》剧中的蘩漪、周冲都是对自由向往而不得的悲剧人物。而陈白露的悲剧在于，她倦怠了现在的欲壑难填的生活，却又无力挣脱，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没有勇气去挣脱这个牢笼，再也飞不回去了。最后一幕剧里，她在与方达生的对话中，谈到“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嫉妒，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这正是在大都市漂泊对人精神的最大损害。这也是大都市上层生活“自来的残忍”。陈白露在“家”与“旅馆”之间迷失了自我。在她心中，家意味着：朴实、踏实的生活，有亲人，有朋友，有无尽的关爱；旅馆意味着：漂泊无依、空虚动荡。而陈白露作为这个漂泊人物的典型，孤独感是她的苦闷之处： 陈（失神地）那些人们没有走。

王（望左面的房门）客人们在这儿又是吃，又是喝，有的是玩的，谁肯走？ 陈（悲戚地点头）哦，我这儿是他们玩的地方。王（不懂）怎么？ 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与现实意义

陈 可是他们玩够了呢？

王 呃！呃！自然是回家去。各人有各人的家，谁还能一辈子住旅馆？......陈（接下杯子）不，不。（摇摇头低声）我大概是真玩够了。（坐下）玩够了！（沉思）我想回家去，回到我的老家去。王（惊奇）小姐，您这儿也有家？

陈 嗯，你的话对的。（叹一口气）各人有各人的家，准还一辈子住旅馆？......王（赶紧）小姐，您要是真想回老家，那您在这儿欠的那些账，那您—— 陈 对了，我还欠了许多债。（有意义地）不过这些年难道我还没有还清？ [9]

作为一个漂泊的女人，她内心的苦闷与挣扎无人理解，她甚至只能对粗俗卑鄙的王福升发泄内心压抑已久的情绪。这里更凸显了陈白露内心的孤独感，孤独是漂泊人共有的特点。在这场对话中，王福升所表达的观点是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陈白露则是从理想层面去考虑，同一个问题，碰撞出两种不同的观点。最后，我们可以读出陈白露内心的无助与悲凉。她注定了永远在这个“旅馆”漂泊，回不到从前的“竹钧”了。除了死亡，她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这里，已经预示了陈白露的死亡是无可更改的决定了。

三、精神轨迹及其悲剧实质

不得不承认，作者对于陈白露格外的偏爱和怜悯，使陈白露成为了《日出》中“最伟大的人物创造”。[10]很多人认为陈白露的死不值得同情，毕竟方达生这一希望的化身出现时，她拒绝了自我救赎的机会。

“从来对陈白露的处理和解释都认为她是一个玩世不恭、自甘堕落的女人，她把人生看作游戏和宴会，兴尽而散。”[11]

事实上，让我们用宽容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一下她。她对不幸的小东西是那样的慷慨而且充满了同情心。她不忍小东西也陷入这个肮脏社会的圈套，她不想再眼睁睁地看到另外一个无辜的小女生堕落，所以她要竭尽全力去救小东西，去帮这个孩子，并且赞叹小东西打金八做得好。陈白露是个清醒且不幸的女人。她善良、柔弱、脾气好。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她都一如既往的温柔对待。“她的聪明和幽默感相当于她的细腻情感和女性的温存。她和顾八奶奶的讪笑，她坚持要叫潘月亭“我可怜的老爸爸”，她递方达生烟卷，这些都说明她的好脾气，可也显露出她的柔弱处。露露是一个美丽的完全 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与现实意义 的创造。”[12]

（一）精神轨迹

显而易见，陈白露这个人物是悲剧的，尤其是面对她的思想、情感、希望幻灭的过程。而且这一切是非常真实可怕地平铺给读者。在第四幕的演出，象征意味很浓，陈白露幽灵般地伫立窗前，等候太阳的升起。整幕剧的调子是压抑的，节奏沉缓，我们仿佛可以听到她生命敲起的丧钟。一切预示着死亡。

那么，陈白露的悲剧实质是什么？她又经历了怎样的精神轨迹？ 我们可以通过《日出》这四幕剧的发展找到答案。

第一幕，方达生千里迢迢来寻陈白露，只为了拯救那个他回忆中的“竹钧”，因为他不相信关于竹钧的流言蜚语。然而，他们的相见，正是陈白露思想转变的开始，使得陈白露深陷“竹钧与白露”的双重人格矛盾之中。陈白露对于这次见面，既是开心的，又是自卑的。开心的是，再次遇见故人，并且这位故人真真切切地关心着她。自卑的是，她清楚她现在的生活状态，在旁人眼里是怎样的堕落不堪。所以，鉴于这种矛盾思想下，白露与方达生在第一幕的对话语气是那样的嘲弄、挑衅、自暴自弃。方（冷酷地）竹均，你听着，你已经忘了你自己是谁了。

陈 你要问我自己是谁么？你听着：出身，书香门第，陈小姐；教育，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履历，一阵子的社交明星，几个大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父亲死了，家里更穷了，做过电影明星，当过红舞女。怎么这么一套好身世，难道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方（不屑地）你好像很自负似的。

陈 嗯，我为什么不呢？我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一点帮忙，走了就走，走不了就死去。到了现在，你看我不是好好活着，我为什么不自负？[13] 细读几遍，不难发现她这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无助与迷茫。当方达生直言陈白露这是在堕落，陈白露终于从过去自欺欺人的生活中惊醒、反思，开始面对这鬼一般的生活。这里，方达生的求婚遭拒，是在情理当中的事情。陈白露早已习惯了那种没有感情的男女买卖关系，并且先前遭遇过的失败婚姻，都使她不能一时接受这个远道而来的求婚。可是她仍是想试一试，再给自己一个机会，索性就把方达生留下来。她需要时间去思考这个人是否真的是她的那个“日出”，她也需要时间去苏醒自己对生活的热情。此时，她已经开始厌恶旅馆里的生活、人，有了想要挣脱牢笼的冲动。最能表现她悲剧实质的莫过于救小东西这件事。小东西的悲惨遭遇深刻触动了她的灵魂。她同情着小东西，也 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与现实意义

怜悯着小东西，她明知道小东西得罪了金八，却仍执意要救这个小女孩，这侧面反映出，陈白露此时是在向黑暗势力挑战。为了救小东西，陈白露第一次低头去求潘月亭帮忙。事后，她直言：“我第一次做了这么一件痛快的事。”因为这个行为抒发了她久久积郁在心头的被侮辱被迫害的愤懑，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过着怎样一种荒唐的生活。她读“日出”的诗，借诗的内容，道破她的希冀，她的无奈。

第二幕。看似在表现陈白露这一善于交际应酬的女人。实则陈白露内心在这一幕上开始产生了一连串的微妙变化。黄省三讨钱不成，去自杀；李石清全家举债死撑应酬；张乔治的无情离婚，以及那具有滑稽色彩的顾八奶奶，他们身上透着腐尸般气息，让人厌倦，让人绝望。陈白露在这一幕里，用她那一贯特有的嘲讽式的微笑陪他们演完这场人不人鬼不鬼的戏。她内心在逐渐苏醒，黑暗在逐渐淡去。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第三幕。陈白露没有上场，但是小东西的死直接导致陈白露对未来生活的希望破灭。事实上，陈白露救小东西这件事，也是间接的自我救赎的过程。她要通过对小东西的拯救来坚定自己追求新生活的信念。然而，这一切都在小东西自杀后，幻灭了。她意识到自己终究是斗不过这庞大的黑暗势力，她对未来无能为力，只能用死来结束这一切的痛苦。

第四幕，这是所有压抑情绪爆发的一幕。陈白露在看到潘月亭破产离开，张乔治满口假情假意，顾八奶奶的装腔作势，她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她冲福升大喊“我问你，他们为什么没有玩够！（高声）他们为什么不玩够？（更高声）他们为什么不玩够了走，回自己的家里去。滚！滚！滚！（愤怨）他们为什么不——（忽然她觉得自己失了常态，她被自己吓住了，说不完，便断在那里，低下头）”[14]她在等方达生回来，带着小东西回来，亦是带给她勇气而来。可是，终究还是没能找到小东西。陈白露心中燃起的希望就此破灭，她知道他们斗不过这到处存在的金八，大的小的，她亦惊觉自己跟小东西的命运一样，她只有死才会彻底摆脱这个地狱般的牢笼，她终于认清了这个社会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兽性的残忍。她为方达生的决定感到感动，她希望方达生能够成功，能够就出更多的“小东西”。陈白露开始绝望地回忆曾经她和一位诗人短暂的幸福生活，她永远都忘不掉那一段生活，因为彼时的幸福与现在的绝望，形成了强烈对比，让她看不到黑夜过后的日出。“梦醒了无路可走”，只有死才是她唯一的出路。陈白露之死才是具有真正悲剧的本质。有人认为陈白露的死是被无法还清的债务逼迫的。我则更倾向认为陈白露的借钱只不过是一种最后的讽刺，揭露他们虚伪的面具，她要彻底清醒地看清楚这 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与现实意义

一帮人虚情假意的真面目，然后，决绝地死去。

（二）悲剧实质

整整四幕剧，时间跨度不过一个星期，但是陈白露的灵魂却进行了真正激烈的斗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由于方达生的突然出现，点燃了陈白露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火焰，使她从精神麻痹中苏醒过来。她飞不出自己的生活的牢笼。最后，“不想死而不得不死”才是她不得不选择的道路。死比活着容易得多，这样如鬼一般地活着太难、太痛苦，所以，我们看到她最后宁静地吞服安眠药片，安静地死去。对于她来讲，死是解脱，是幸福的。她的悲剧实质是腐朽社会对妇女的残害，她的死就是对这人吃人社会最好的控诉！

四、现实意义

陈白露悲剧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入手分析。“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15]对万恶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对劳苦群众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是曹禺创作的原始动力。

（一）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作者自己也曾说过“我也愿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他写《日出》也是希望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果若读完了《日出》，有人肯愤然地疑问一下：为什么有许多人要过这种‘鬼’似的生活呢？难道这世界必须这样为耻下去么？什么原因造成这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是不是这局面应该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如果真的有人肯这样问两次，那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作者的奢望了。”[16]《日出》体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作者运用其广阔的视角、高度的艺术概括、深度的透视力，是“希望献与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里也应该为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日出》是30年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反映了被压迫群众在这种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下，对光明的渴望，以及彻底推翻这腐朽社会的迫切。

故事发生在旅馆的休息室和三等妓院宝和下处，因为这是最肮脏腐朽的角落，作者要通过描绘他们“鬼”一般的生活和小东西的地狱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赤裸裸地揭示出这事多么“不公平的禽兽世界”。陈白露周旋在这些卑鄙阴险、阳奉阴违、尔虞我诈之

[17]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与现实意义

中，他们发疯一般的生活着。“打情骂俏中掩着深沉的叹息，强颜欢笑下更是一个个惨绝的悲剧。皮鞭下爆发出不可抑止的愤怒，人肉交易中潜伏着仇恨和抗议。”[18]亦正如张乔治的梦境一般：“哦，可怕，可怕极了。啊！Terrible！Terrible！啊，我梦见这一楼满是鬼，乱跳乱蹦，楼梯，饭厅，沙发，床底下，桌子上面，一个个啃着活人的脑袋，活人的胳臂，活人的大腿，又笑又闹，拿着人的脑袋壳丢过来，扔过去，嘎嘎地乱叫。忽然哄地医生，底下起了一个雷，这个大楼塌了，你压在底下，我压在底下，许多许多人都压在底下。”[19]作者借张乔治的口道出了这个腐朽社会的真相。

（二）对卖淫制度的揭露

另一个现实意义就是对卖淫制度的揭露。作者对陈白露、小东西、以及翠喜的遭遇深表同情。作者通过对她们的遭遇的描写，深刻抨击封建社会底层的人肉买卖勾当，呼吁妇女解放。强大的黑暗势力让无数追求个性自由的女性“无路可走”。陈白露以为凭借自身的学识可以闯出一片天地，结果却输在了自己的“异想天开”中。她死在了她的个人奋斗的理想主义上。客观上分析，那时候的社会还不足以让让这种孤军奋战的解放思想存活下来，脱离开群众的斗争单靠个人能力去闯，是没有出路的。陈白露的自杀，展现了这个被金钱腐蚀的社会是如何逼迫她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最后导致她绝望的自杀。她的死是对这个人吃人的社会最有力的控诉。陈白露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与现实意义

结论

读《日出》让我深深体会到了作者不同于《雷雨》的表达形式和内心情感。作者以“试探一次新路”的魄力，大胆探索写出了这部话剧史上的又一经典之作。作者通过陈白露的精神轨迹及其悲剧实质，深刻抨击了当时那个人吃人的社会对妇女的残害，表达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的强烈不满。通过对陈白露人物性格的剖析，让我看出了陈白露作为社会牺牲品的可爱真诚的一面，如此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让人读罢，始终有一口恶气郁结于胸口不得不吐。总的来说，《日出》的创作都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它来源于生活，致力于生活。它有着那个时代鲜明的特点与矛盾。作者用极其细致的笔触描绘出社会矛盾尖锐的一面，把现实社会那层虚伪的皮层剥裂开来，露出血淋淋的事实！这种嬉笑打骂式的创作，无不显示作者内心的愤懑。读曹禺的剧作，不仅让我感受到他无羁的创作活力，而且感受到了作者更为成熟的结构把握。这确实是一种成熟。浅析《日出》中陈白露的精神轨迹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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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论文是在XXX老师指导下完成的。无论是选题，还是查找资料、论文的修改以及格式的调整，于老师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在此，谨向导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X老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并将对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产生深远影响。本论文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关心和帮助。再次感谢XXX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室友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最后，再次对关心、帮助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表示衷心地感谢！

第二篇：试述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

试述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史为中心的作者：王蕾

发布时间：2013/10/19

来源：国史网

字体：（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建设三线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三线精神。三线建设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为三线建设者们在实践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对其内涵与外延的探讨是三线建设研一、三线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一般来说，三线建设是指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本建设。三线建设取得了相当成果。到1980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生产能力约值231亿元，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程中，三线精神逐渐产生、形成，并在三线建设调整后得到延拓。三线精神的形成发展大致有以下三个历史阶段和初步形成的时期。1964年，三线建设战略开始实施。1964~1966年是中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初始阶段。如基地就是1964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建设，从此进入紧张的大建设时期的。1966~1969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坏，有一个短暂的停滞时期。三线基础建设领域的总投资额有所减少，一些工程一度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三是捍卫国家的国防安全。1969~1978年是三线精神塑造与传播的时期。1969年，珍宝岛冲突发生，中苏关系恶化胁来自苏联。在严峻的国际国内情势下，毛泽东更加重视三线建设。从1970开始三线建设全面恢复和全面铺开重点保证、抓紧抢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决定对三线建设的重点基地实行军管。到1979年进入收尾阶段。为了国三线建设的速度加快，在此期间，涌现了许多的英雄人物。雾化提钒技术的创始者江跃华便是攀枝花钢铁厂建是在鞍钢抽调人员支援攀钢的时候，毅然报名去攀枝花的。他的妻子追忆：“老江这个人，工作就是一切。”雾功，摘取了全国科技进步奖。1978年至今是三线精神的延拓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上来。党中央对总体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1出了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的战略决策。三线建设虽然结束了，但三线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攀枝花等许多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大型企业，时隔两年，1993年4月，他在题词中说：“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光大。”1999年，中共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后，三线企业在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各种方式的改组变革，设中的大型机械制造和军工企业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三线精神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中与时二、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

（一）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的题中之意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为达到预期目标坚忍不拔、建设布局的企业，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就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战备和保密的需要，使得当时的三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尤其是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广大山区，有的甚至是不通水电的不毛之地。在艰难生存和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艰苦奋斗精神。

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期后，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艰苦奋斗的精神仍未过时。为响应党中央瞬息万变的市场。为了生存和发展，许多三线企业克服自身不足，依靠“军转民”、深化内部改革等一系列措施赢得持续发展，体现出的仍然是艰苦奋斗的顽强拼搏精神。许多企业生产洗衣机、电视机、自行车、电风扇、摩型成功的例子，如1986年10月，攀枝花钢铁厂成立攀钢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1988年8月，与昆明市冶金工业业公司、昆明市轧钢厂、昆明市焊管厂、昆明市无缝钢管厂合同。承包经营至1995年底，攀钢首次跨省对外承《攀钢志（1964~1985）》，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69页。

（二）协作精神

协作精神是以大局意识为基础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重要的国家建设战略，建设规模大、持续时安全的大局来考虑的。因此，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在党的领导下，各行各业行动一致进行大协作的团结精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从宏观上把握和指导三线建设。这种宏观把握和指导是以中央与地方机构配合、各间的配合为条件的。由于大协作的团结精神，从1964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的行动加快，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是投资力度大。中央集中财力向三线地区投资，为三线建设调运了大批物资设的投资，毛泽东指示，今后新建项目大多要摆在西部地区，现在就要搞勘探设计，不要耽误时间。对沿海地区要批，以便把钱大部用到三线建设上去。从1965年起，一些沿海工业企业向西部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也大员集中。原攀枝花市委书记、三线建设的亲历者秦万祥同志赋诗深情回忆攀枝花钢铁厂初建时的大协作精神：“燃。机器轰鸣震天响，千军万马战犹酣。”引自秦万祥同志在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三线建设座谈会上的谈话，2攀枝花钢铁厂建厂伊始便面临着运输问题，铁路尚未修通、公路路况很差、厂址定在高山深谷中。攀钢主要的。当时交通部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市抽调了1500多辆汽车、几千名驾驶员，同四川、云南线”，将数十万吨的建设物资及时运到工地，保证了攀钢一号高炉按时出铁。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攀钢社1994年版，第109~112页。由于钢铁厂运输量加大，为了方便运输，还专门修建了成昆铁路。1970年7月，地形被称为“地质博物馆”，工程量大，技术难度高，施工条件险，是三线建设交通工程的代表成就，攀枝花钢通物资。

（三）创业精神

在三线建设中，创业精神主要体现在自力更生。三线企业是在西方强权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封锁、经济禁运和其目的是为了深入开发西部资源、改变我国工业不均衡的布局，因此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钻研精神。为了克服困竞争力，需要打牢物质技术基础，不断积累自身经验。文化精神的内涵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升华。正是精神力量的成重大建设任务，甚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攀枝花钢铁厂的厂房建设就是一例。按照通常的设计理念，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起码要5平方公里的平坦的地方也没有。技术人员发挥自力更生的钻研精神，精心设计，巧妙安排。他们在25平方公里的弄弄坪5亿立方米岩石，修建了8座跨越金沙江等江河的大型拱桥，并采用台阶式布置，螺旋式地把一个大型钢铁厂铁建设史上也是无先例的，被称为“象牙微雕城”高扬文：《攀枝花：三线建设中的一朵奇葩》，《党史文汇》

攀枝花钢铁厂完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设计、自制设备、自己开发工艺的新技术雾化提钒也是一例。攀枝花能炼钢，不能提取钒，钒只能进入钢渣中被废弃掉。攀钢的技术人员从投产开始，就自力更生的积极探索钒渣处利用成为可能。在艰难的工作条件下，攀钢的技术人员利用废旧材料自制雾化器，出铁槽、漏斗等简易装置，于试验炉，处理能力为60吨/小时，钒渣分离采用人工扒渣，生产出V2O5品位达到20%钒渣30多吨，标志着炼钢的钒渣。1971年11月2#雾化提钒试验炉在炼钢厂建成，处理能力达到了180吨/小时。当时，国家急需钒渣，法从外部获得更先进的技术。攀钢人在科技人员江耀华的带领下，殚思竭虑，反复试验，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钒炉的改造，雾化提钒炉基本定型，各项技术指标明显优化，雾化能力达到208吨/小时，钒氧化率781%，吹为进一步的雾化提钒设计和建设奠定了基础。从1974年开始，攀钢钒渣生产工艺纳入国家计划，当年生产钒渣建雾化提钒炉2座，年设计生产钒渣75万吨。攀钢的雾化提钒工艺得到正式认可，标志着攀钢具有了自主开新2号雾化提钒炉建成投产，1979年攀钢生产钒渣31326吨，雾化提钒技术使中国由钒资源的进口国一跃成为公司：《攀钢志（1964~1985）》，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93~97页。据攀枝花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李福君着攀钢的不断发展，资源的循环利用，改变粗放经营的状况成为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新方向。攀钢被列为国钒钛园区三家企业（园区）被列为省循环经济试点。引自李福君同志在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三线建设座谈会上的攀枝花。

（四）创新精神

微观企业管理需要科学的创新，宏观决策也需要科学的创新。三线建设既有备战原因，也有改变我国经济布在许多问题上没有经验，代表了党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三线建设的酝酿阶段，毛设的布局问题，以及国家经济的长远、全面发展。陈立旭：《毛泽东与我国的三线建设——纪念毛泽东诞辰11期。因此，决策的科学精神成为三线精神的内涵之一。事实上，三线建设的决策总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各方面实际在对西部建设问题有所关心的1956年，毛泽东就充分重视调查研究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有老同志回忆：“在听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情况确实是这样。”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考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些见解。1964年，毛泽东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准备帝国主没有后方不行。现在沿海搞那么大，打起仗来是不行的，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

攀枝花钢铁厂的选址问题体现了三线建设中集体决策的科学精神。建设的选址，考虑的重点是根据当地的地钢的选址是中央最高领导集体决策的结果，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攀枝花弄弄坪、西昌牛郎坝、乐山九中央。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于1964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率领中央各部委和川明出发，乘汽车奔波300余公里，横渡金沙江，沿线实地考察。两位副总理回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呈送了书面报自然、资源、规划等情况，认为攀枝花煤、铁、水、林俱全，各种辅助原料齐备，且地处内陆腹心，境内崇山峻立战略后方工业基地的理想场所。其中弄弄坪的条件最好，宜于首先建设。1965年3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审阅总指挥徐驰所送的《加强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报告》后批示：“此件很好”。1965年5月，经原冶金部批准，渡司（西昌钢铁公司）移交渡口管理，并由西昌迁址弄弄坪。

事实证明，作为资源导向型的大型企业，攀枝花钢铁厂的选址近矿、近煤、近水、近林，当时三线依托攀西科学的决策。这正符合毛泽东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的思想。

三、三线精神的时代意义

三线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由于鲜明的特定时代特点，上世纪褒贬不一，从宏观决策和微观效益方面都有很多专门论述如李彩华、姜大云：《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及教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宋宜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李曙新辨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等等。应该指出，三线建设建立在当时历史条件的基础上，是新线精神是推动三线建设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因为内涵的普遍性，并未过时，并在西部大开发中与时俱进，不断刻而丰富的时代意义。

首先，以爱国主义为根基。爱国主义是三线精神的根基。三线建设是以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因三线国主义成为三线精神建构的内在诉求。三线精神的爱国主义根基第一是体现在保卫民族独立、国家安全上。三线果实的历史情境中开始的，对于普通的三线建设者，三线建设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三线精神则与这种爱国情当时冶金部钢铁司炼铁处处长周传典撰文回忆：“我感到，我们攀枝花钒钛铁矿冶炼试验组已经成为决定民族命仗，只有倾全国之力，孤注一掷了！”《周传典文集》第3卷，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577页。

三线精神的爱国主义还表现在对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上。1966年，毛泽东将“三五”计荒、为人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由于历史的原因，60成功的经济调整，但国民经济的实力仍然较弱，工业布局存在着东重西轻的严重不合理局面。毛泽东忧心忡忡，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3~724页。1984年11月，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邓小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社1993年版，第99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线精神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摆脱落后状况，追求国家繁荣、其次，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社会主义制度是三线精神的导向。在当时计划经济和对外封闭的条件下，三线建能力向西部地区的一次大规模的传播，东部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向西部地区扩散。有学者指出，除了备战以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即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工业比投资农业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陈东林：《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如此浩大的工程，必须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地区，政府必然要承担起工业化初始生产性投资的主体作用，而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利益导向的投资。西部地区工短期内集中大量的社会资源向三线地区大幅度倾斜，共同建设三线。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力、财力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三线建设中的重点工程被置于着力打造的领跑者的地位。如周恩来期望的带动者：“要把攀枝花作为一个中心，其他很多相应的东西都要搞起来。不单是一个攀枝花的问题，要通过攀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若干问题》，《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再次，以党的领导为灵魂。党的领导是三线精神的灵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人，认真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总结中外的历史经验，摸索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概要原则李捷：《中国共产党与两大历史任务》，《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中国共产党是三线建设的核主义为理论基础，其形成和延拓离不开党的领导、推动和协调。可以说，党的坚强组织和积极领导是三线精神的代会，以后在基层党建中成果丰硕，多次受到表彰。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攀钢志（1964~1985）》，科正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精神力量，提升了三线精神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三线建设中，基层党组织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三线精神具备良好的外延性，体现了党的光荣革命传统，代表了马在当今时代仍有其生命力。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所决定的。

结语

三线精神在三线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又反过来推动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从国史研究拓的历史体现了国史的主线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中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三条主线，共同影响和左右着国史的发展。参见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年第1期。三线精神的立基之本是爱国主义，导向是社会主义制度，源头活水是党的坚强领导，因此具有深厚国建设史的一部分。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在任何时代，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应倍加珍视历史积淀形成和阐释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及其时代意义，宣传和弘扬其积极精神，对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能产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道路上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践行社期的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篇：儒家自由精神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

儒家自由精神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

摘要自由之义既普遍又具体，而儒家式自由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心灵感受的重视，这与西方的自由显然并不一致。儒家这种自由精神是基于具有建构性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人内心的快乐原则是关注心理结构层面而言；中国的直觉心感传统是于思维认识层面谈的；天命的保证作用则是向上而言，是儒家式的理论终极点；由道德以入自由，则是一个方法论或工夫论层面的探讨。这些理论内涵共同架构起儒家式的自由，并使得它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即使这种自由只是以道德附属品的身份而存在。

关键词儒家；自由；理论内涵；现实意义

当人们谈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假定他们所谈论的问题概念是确实存在着的，即使他们并不一定知道这种问题概念是以何种方式与程度而存在。倘若以绝对怀疑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诸如此类的问题，又过于简单与流于空疏。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把自己也设定在那样假定的一个立场，来对问题所有把握。

五四以来，西学东渐，学者们也开始以西方的视角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自由的讨论，自西学传入以来便未曾断绝。严复于1903年便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即《群己权限论》），梁启超也站在救亡图存的立场积极倡导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也曾论证儒家与自由之关系，认为孔子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孔子把非自由的社会转向为自由的社会所作的努力，可简单的从两方面说。一是以学与教的精神、方法，把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以确立人的地位。”其次是“人在阶级中有自由改变的机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则花大量心血研究宋代儒家中的自由思想，并将其解释为“为己之学”。

然而，中国的自由思想，尤其是先秦儒家的自由思想，毕竟不同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即使对先秦儒家的自由精神做现代性的阐释，也不应舍弃它独特的个性。笔者在拙文《〈论语〉自由精神新探》中，曾论述儒家的自由精神“更多的表现出的是一种心灵感受，而这种感受是要通过对礼的遵从或对自身私欲的克制才能达到的。也即通过《论语》中所谓‘克己复礼’，从而使自我之心处于一种‘自由’的感受之中，而这种感受便是超越了礼而不违于礼的一种心理快感，或者说是道德快感，从中可以获得某种精神的愉悦、欢乐或满足感。”文章只是从一个方面对儒家的自由精神作了讨论，还有许多未加引申的课题，例如文章所论自由仅限于内在的精神或心理层面，对外在的自由并未多加讨论。之所以如此，一者是因为儒家并未多言所谓的外在自由，儒家的重点也不在于此；二者则是因为所谓外在也是内在的一种表现，舍本逐末并不能达到讨论的目的；另外康德对自由的讨论也是将其放在人的理性之内，也只有深入探讨儒家内在的自由精神方可作一对比研究。因此，文章只是立足于主体，对主体内在的自由精神作了客观的分析。但是，通过深入思考与探究，笔者发现这种分析还有未尽之处。文章只是对自由问题作了单纯的阐释，并未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因此，本文将对儒家的自由精神给以一个合理的理论分析，并由此发掘它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自由精神的理论内涵

首先，我们将自由归结于内心的安适愉悦，实际上就预设着人们有追求安适愉悦的生理本能。那到底人类是否天生就具有这一欲望呢？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认为本我是人最原始的部分，它遵循“快乐原则”活动，是人出生时就有的固着于体内的一切心理积淀物。他认为“快乐原则是心理结构方面的一种主要的工作方法”，故而，人本身具有追求快乐的倾向。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对此本能加以抑制，但却不能否认它本身所自有的推动力。弗洛伊德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类这一本能做了分析，论证了人类天生具有追求快乐的倾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佛教谓“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犹求之不已”（《大智度论》），实际上也预设了这一求快乐的本能。但是，在对待这一人类本能之时，各家却有着不同见解。佛教教人去除贪嗔痴，修持戒定慧，以为诸行无常，是教人弃绝这一欲望。儒家则并不否定人类的快乐欲，而是将这一本能之情与道德贯通起来，以此来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的这一快乐原则实际上是儒家自由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也只有这一人类本性的存在，心安与自由才可有其根据与价值。

其次，我们将儒家的自由精神归结为这样一种内在心灵感受，是基于中国固有的重直觉的传统。这种重直觉的传统正表现为中国哲学对心灵的重视与探求。《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言：“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足见中国重心灵的传统。《易传》指：“《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将天下与人的内心结合起来。《大学》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由诚意、正心进而修身、齐家，对心的功能性方面有所论述。《孟子·尽心上》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即认为万物都可从自我心灵中求得，将心作为万物的主宰，“备于我”即备于心。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则把儒家的这种心说成是“绝对无限心”，更是把儒家这种心灵哲学定性为“超绝的心灵学”。蒙培元先生虽然不尽同意牟宗三先生的看法，但也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心灵哲学，并认为中国哲学“重视心灵的功能与活动，并不是表现在逻辑推理上，或认识过程上，而是表现在直觉体验与实践活动上。”其直觉体验的把握问题的方式，让中国传统哲学异乎西方哲学而表现出一种重内在精神超越的宗教性质。孟子谓舜：“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上》）对心灵体验的重视使得人们关注到内心的状态之情，如何解除这种忧虑便成为当时学者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孟子说“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这种精神境界背后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心灵。故明此中国固有的心灵传统，才能对儒家的自由精神有所把握。

再次，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自由精神归结为一种心灵感受，而这种情感本身虽然可以解释自由精神，但并不足以作为一个形而上的根据。以儒家的立场来看，情感属于心理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却不能单独而存在，在它之上，还有一个存有，即是天，或者天理。朱熹认为“性即理”，心是属于形而下的，性是属于形而上的，所以性即理。而在王阳明看来，“心即理”，这个“心”就不是形而下的“心”了，而有了本体的意义。无论哪种观点，其实都将我们现在说的心理学上的心理排除在了形而上之外。因此，我们必须要为这形而下的道德心理情感找到一个形而上的根据，这才能立得住，否则便是只活动而不存有了（借牟宗三先生语发之）。

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中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此简不仅将情列入性命系统，还说明了情的渊源，即由天命下注而生。牟宗三便以为“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之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immanent）。”这种内在与超越一而不二的质性就使得道德情感既为人所自有，又上达于普遍之天道。因此，儒家的自由精神作为一种心灵感受，属于人的情感范畴，也因此有了天命的保证。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道德的作用，因为这种贯通的关键之处便在于道德这一要素。首先，如同笔者在《〈论语〉自由精神新探》中所论，“儒家把自由潜在地看做是需要通过修德才可达到的一种心灵感受。因此，与西方相反，道德在儒家这里反而成了自由的前提，人们要通过不断地践行道德、省察己身来实现对自由的体验。”“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当自身道德充盈之时，才能不惴、不愧，安然自适而又有所挺立。情生于性，而性中自有天命所赋的道德之义。其次，依儒家看来，道德本身便自有其超越义。《诗》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烝民》）此诗句即将德与天连在一起，天也因此成为儒家道德终极根源。牟宗三便将儒家的这一问题称为“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以说明儒家道德所具有的超越意义。所以，儒家自由的精神既依存于道德，便也同道德一样有其超越之义。

儒家的自由精神因此具有了这样一个超越之根据来保证它的作用。但是，这种超越的存在并不能直接作用于自由心灵的活动。在儒家看来，它只是作为一个存在，以保证心灵在自由精神中的独特地位。

最后，在拙文《〈论语〉自由精神新探》中，笔者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宰我以为三年之丧太长，若宰我不遵此制但安于己心，那算不算得上也是一种自由呢！这里便引出另外一个理论议题，即获得心灵自由的儒家式条件是什么。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孟子在此将道德之愉悦与感官之愉悦加以对照，绝不是说两者是等同的，而是为了阐明理义道德的重要性。既然道德和食色都可以使人愉悦，那它们是否都是获得心灵自由的条件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儒家看来，只有经由道德之乐才可获得心灵的自由。“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滕文公下》）这才是真正的通往自由境地的正途。因为这种道德之乐的路径上承于天，有所保证，也因此是儒家真正的自由精神所在。而耳目感官所受之乐在儒家看来是“求在外者”，既然是由外在所决定，也就没有内在的或形而上的依据，因此往往会变动不居而无所适从。所以，唯有遵从于道德礼仪方可获得真正的心灵自由，才是儒家自由精神的真正涵义。因为道德仁义在儒家看来是内在于人之本体的。《中庸》谓：“仁者，人也。”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人固有道德善性，所以遵从这固有的善性方为求在内者，也才是达成自由的真义。王阳明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是“求自慊”的过程，他说：“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吾心有所不尽，是谓自欺其心，心尽而后吾之心始自以为快也。”此心之自快便是尽自身本有的道德良知之后心灵的的一种愉安适之感。由此，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宰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宰我质疑三年之丧，并不是从道德仁义的路径而看的，他不从此礼而安于心，反而质疑三年之丧，可见宰我是以心安来推礼义，不是以礼义来导心安。通过宰我之问我们看出，宰我把心安当成了道德理义的基础，而这正与道德为心灵安适基础的观念是相悖的。

上面我们探讨了儒家自由精神的几个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基础共同架构起儒家式的自由。人内心的快乐原则是基于心理结构层面而言的，中国的直觉心感传统是于思维认识层面谈的，这两点均是关注人本身而言。而天命的保证作用则是向上而言，是儒家式的理论终极点。最后一点由道德以入自由，则是一个方法论或工夫论层面的探讨。以上四点关注的是儒家自由精神的四个不同方面的理论基础，儒家式的自由据此而得以建立起来。

二、儒家自由精神的现实意义

之所以对儒家自由精神的现实意义加以探讨，不是为了维护儒家式自由的合理性，而是因为儒家自由精神本身就具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首先，这种儒家的自由精神将自由拉回到了人间又不失形上学根据，使得人们都可以通过道德之门而入。而如果我们将自由置于一种比较高的境界之上，那么就实际上否定了现世可以达到自由的可能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贤。“自由作为一种心灵体验是对所有人敞开着的，任何人都能在克己复礼的当下实现对自由的体验。”因此，儒家自由精神的第一个现实意义，就是让人们相信自己是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由的心灵体验的。通过这一阐发，也就可以让人们自觉地去遵守时代的礼法和内心的仁义。这样，自由之门便为任何人而敞开，人人皆可得自由。人们相信了自由的可能性，便会孜孜不倦地去践行道德法则，而不是望而却步。如此，我们将自由从天界拉回到了现实人间。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七十所达到的境界当然也是一种自由心境，但是我们却不能仅仅将自由限定于此。孔子的境界是一种自我修养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时时无非自由、处处无非自由。但是，一般人是很难做到那样高的境界的。既然自由是一种可以通过道德之门而入的心灵感受，那么也就不限定于圣贤。自由是当下体验，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对于儒家的这种自由，有的是日月至焉，有的是三月不违，孔子那种自由心境则是长久不失了。人人知自由体验可以当下实现，便会蹈仁义而乐此不疲了。其次，在横向的比较中可见，儒家的这种自由精神或可补救西方宗教衰落后所引起的道德沦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现在学者往往以西方式的自由来解读中国是否具有自由观念，这导致的结果便是传统文化被普遍怀疑、社会价值被逐渐西化。而若明了中国固有的自由精神所在，则可消除此种偏见。长久以来，西方的道德观念都是依存于宗教而存在的。但是，到了现代，尼采倡言“上帝死了”，上帝的缺失也使得西方社会的道德遭遇危机。个体虽然获得更大自由的决断权利，但是没有了上帝这一道德的动力与保证，也就容易陷入迷乱与困惑。阿佩尔便认为，“如果——关于纯粹主观的私人道德的观念包含着这一点——个体的所谓‘自由的’良知判断是先天地相互孤立的，并且如果它们在实践上并不服从任何共同规范，那么，在这个由现在引发了宏观作用的公共社会实践所组成的世界中，它们就很少有成功的希望。”而中国这种不同于西方的自由精神，因其始终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故能有所挺立。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也可相互补救。若能以这种儒家的自由精神来补救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道德问题，也不失为一件于人类有益的事。

最后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虽然儒家这种自由精神在于心灵的安适与愉悦，但是追求心安与愉悦并非是高于道德的，非为道德之动力，更非儒者所倡导的人生目的。道德内在于主体之中，只需反身而求，则会自得并进而自由。这里强调的是道德的重要性，而非自由心境的主导性，否则就容易陷入伦理上的功利主义。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不做探讨。但应知道，自由只是伴随着道德而存在的一种附属品，决不能成为一种价值追求来主导我们的生活方式。力行仁义则自由自至，舍本逐末则两者皆失。

第四篇：陈翰章烈士与东北抗联精神

陈翰章烈士与东北抗联精神

苏 亮

内容提要：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品格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丰富和升华。它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为抗击强敌日本法西斯所铸就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我们党、军队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将结合抗联名将陈翰章的抗日英雄业绩，更好地诠释和剖析东北抗联精神内涵和时代特征。关键词：陈翰章 东北抗联 抗日 民族精神 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品格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丰富和升华。它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为抗击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英勇斗争中，所铸就的光耀千秋、彪炳史册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我们党、军队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一样，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源泉。东北抗联精神的内涵可以被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此为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勇敢顽强、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精神；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不畏牺牲精神；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休戚与共、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的形成并非偶然，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精神的肥沃土壤，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东北人民用鲜血浇灌的精神之花，将永放夺目之光芒。

在抗日名将陈翰章将军身上，东北抗联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下面将结合陈翰章的抗战业绩，具体剖析在其身上体现的东北抗联精神各项内涵与时代特征。

陈翰章同志在少年时便勤奋好学，形成了初步的爱国思想。在他的思想中，逐渐渗透进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1927年6月初，陈翰章进入私立敖东中学学习。①1929年“五卅”纪念日前夕，根据吉林学联的要求，陈翰章曾组织同学下乡宣传反对日本侵略，不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使他自己受到一定的锻炼，更进一步增强了爱国思想。②

1931年春天，陈翰章被聘为第一小学教员。③后来他又被聘为《吉长日报》的通讯员，经常写些杂文，揭露和抨击社会上及教育界的黑暗现象。为此，他受到学校里守旧势力的排斥，下半年他调转到县立民众教育馆当讲演员。他抓住这个条件，宣传反帝反封建。他还办了一个平民夜校，每周有两个晚上教群众识字。他的这些活动，受到群众的欢迎，但却遭到县教育局的反对，说他是煽动群众反对政府，要他赶快停止。但他却继续坚持自己的活动。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很快日军就占领了敦化县城，县里的官员们都躲藏起来，陈翰章却还在教育馆里。他要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鼓舞群众的爱国热情，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他继续举行讲演会，宣传抗日救国。很快他就团结一批爱国青年，散发传单，张贴反日标语、漫画等。表现了他不当亡国奴，为拯救中华民族愤然而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高度自觉性。

1931年冬天，驻守在延吉县明月沟的原东北军二十七旅七团老三营，在营长王德林带领下举旗抗日，名为“抗日救国军”，王德林任总司令，他部下的连长吴义成任前方司令。队伍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1932年2月，救国军攻打敦化县城，陈翰章曾组织爱国学生支援救国军攻城。救国军撤离后，他仍留在城里坚持抗日斗争。后因被敌人发觉，不得不潜回乡下家中。在此期间，他从报刊上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抗日，还反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以此来讨好日本，求得“偏安”，以便集中力量剿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这使他万分义愤，他的幻想破灭了。他决心要实践自己“投笔从戎”的誓言，尽快离开家，去投奔 ① 温野撰：《陈翰章烈士传略》，选自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东北烈士纪念馆 编：《东北抗日烈士传》第三辑，1981年12月第1版，第80页。② 同上，第81页。③ 同上，第82页。抗日队伍。此时他从同学范广明处获悉，救国军吴义成部的前方司令部正在敦化城南黄泥河子一带活动，准备中秋节攻打敦化，现在前去参加正当其时。于是，陈翰章于旧历8月13日上午，毅然参加了救国军，从此开始了他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抗日戎马生涯。①

陈翰章参加救国军后，开始在前方司令部文书处工作，由于他工作积极，有见识有才干，得到吴义成的赏识，不久即担任了救国军司令部的秘书。吴义成军阀思想浓厚，抗日不坚决。为了争取改造吴义成的队伍，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军委书记周保中同志进入救国军中工作，任总参议和吴义成的前方司令部参谋长。周保中同志来后，与早就在救国军总部任参谋长的共产党员胡泽民、宣传队长王润成、王松柏等同志组成党的秘密支部。陈翰章此时虽不确切了解救国军里有共产党的组织，但发现周保中是救国军中最有威信的将领，对抗日最为坚决，对时局分析透彻，又能团结大家。因而主动地和他靠近、谈心。每次谈话他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对时局和救国军内部情况认识得更清楚了。他也向周保中同志表示过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决心。陈翰章在秘密党组织的影响下，认清了吴义成等人的真面目，和周保中、王润成等同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决主张抗日，反对投降妥协。可见在这种中华民族空前危急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女所体现的众志成城、一致对敌的抗日精神的广泛性。

1932年10月10日，救国军联合其他抗日武装，攻打宁安县城。②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是周保中同志。陈翰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队长。半夜十一点钟，总攻开始。陈翰章率领队员们跟着一支突击队冲到宁安城外的牡丹江边。江桥已被敌人烧毁。为了尽快攻进城去，队伍必须涉水过江。突击队员望着冰凉的江水有些犹豫。陈翰章此时发挥了杰出的宣传鼓动才能，并身先士卒，第一个跳进了冰凉刺骨的江水里。突击队员们看见鼓动队长跳下去，也都跟着往下跳，他们迎着封锁江面的弹雨登上了对岸。

联合军紧紧地围住了宁安城，激烈的攻城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城门被打开了，队伍冲了进去，展开了巷战。按照预定计划，陈翰章率领宣传鼓动队往墙上、电线杆和大树上贴标语。战斗中，突击队长牺牲了，陈翰章又主动指挥队伍进行战斗，完成了炸毁敌人军火仓库的重要任务。初步体现了陈翰章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这次战斗，陈翰章受到很大的锻炼。救国军中的党组织，根据他参加救国军以后的实际表现，认为他已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经王润成等同志介绍，吸收陈翰章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勇往直前。

1933年2月，活动在牡丹江、宁安地区数万人的吉林自卫军、救国军，由于日军集中兵力疯狂的“围剿”和内部分裂磨擦，纷纷瓦解。救国军首领王德林、孔宪荣等率万余人逃出东北。中国共产党稳住了吴义成所辖的前方部队，又把救国军残部两万余人加以整顿，分编五路，组成新的东北国民救国军，由吴义成任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重新开展吉东广大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④

① 马文业撰：《镜泊抗日英雄陈翰章》，选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牡丹江抗日斗争实录》，牡丹江新闻传媒印务有限公司2010年5月第1版，第253页。② 温野撰：《陈翰章烈士传略》，选自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东北烈士纪念馆 编：《东北抗日烈士传》第三辑，1981年12月第1版，第84页。③ 马文业撰：《镜泊抗日英雄陈翰章》，选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牡丹江抗日斗争实录》，牡丹江新闻传媒印务有限公司2010年5月第1版，第253页。④ 温野撰：《陈翰章烈士传略》，选自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东北烈士纪念馆 编：《东北抗日烈士传》第三辑，1981年12月第1版，第85页。救国军经过整顿后，战斗力大大提高，不断取得胜利。然而吴义成等人仍消极动摇，对军中的共产党人越加排斥，分裂趋势非常明显，继续合作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才能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才能争取和团结其他抗日武装共同对敌。对此，周保中同志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的决定，于1933年秋，带领一部分队伍脱离救国军，在安图组织了“辽吉边区留守处”。1934年初，在宁安平日坡，又成立了“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周保中同志任办事处主任。同时对吴义成的救国军，仍按照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与其保持统战关系，继续进行争取与团结的工作。所以党组织决定陈翰章和其他一些同志仍留在吴义成总部和各直属部队里。①

当时吴义成不知道陈翰章已是共产党员，对他非常信任和器重，把他提升为总部秘书长。陈翰章遵照党的指示，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进行党的工作。1933年10月，救国军攻打东宁县城失败后，吴义成更加剧制造分裂，秘密收缴我东满各县党领导的游击队武装，并在绥芬镇逮捕了我反日会会长崔振和等同志。陈翰章和王润成等领导同志研究好应变的对策，然后亲自出面，以关切的态度向吴义成陈述大义，说明利害，终于使事态平息，解除了即将发生的武装冲突。

1934年3月，吴义成秘派陈翰章去北平、天津打探南京国民党政府能否出兵抗日的虚实情况。并以抗日为名，通过王德林等人募集经费，以扩大自己的实力。陈翰章接受吴义成秘令后，暗赴宁安天桥岭，向驻在那里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主任、军党委书记周保中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党委经过讨论后，指示：

（一）可以去关内，借以了解救国军关里关外来往的线索，并参与其活动；

（二）到关里去要宣传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南京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

（三）在平津一带尽可能找到党所领导的抗日救国组织，取得其支持，更好地进行活动。②

陈翰章按照党的指示，以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部特派代表的资格，到达北平、天津一带进行工作。他在北平救国会会长朱庆澜召集的东北援助问题座谈会上，以沉痛的心情，愤怒的言词，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东北人民的残暴罪行，严厉地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大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队伍的斗争事迹和党的反日统一战线主张。

由于陈翰章的积极活动，引起平津一带抗日救国组织和各爱国阶层的极大注意和支持。5月底，他带着募得的八千元救国捐款回到东北。到宁安后，陈翰章首先向周保中同志汇报了三个月来的活动情况，并坚决主张把这笔捐款全部交给反日同盟军办事处，然后召开同盟军所属各抗日部队大会，由陈翰章报告去关内的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的卖国罪行，宣传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政策，鼓励各部队紧密团结，抗日到底。最后把募集来的救国经费分发给各部队。经过这一工作，扩大了党的影响，教育了那些动摇不定的队伍，打消了对国民党出兵抗日的幻想，增强了抗日信心。

这时，党组织决定陈翰章同志脱离救国军。1934年6月间，党派陈翰章到同盟军所属的宁安工农义务队，任中队政治指导员。③1935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1936年1月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陈翰章同志升任五军二师参谋长，并任师党委书记。④

① 温野撰：《陈翰章烈士传略》，选自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东北烈士纪念馆 编：《东北抗日烈士传》第三辑，1981年12月第1版，第86页。② 同上，第86-87页。③ 同上，第88页。④ 同上。日军为逼降陈翰章，卑鄙地逮捕了他的父母和妻子，逼迫他们进山寻找陈翰章劝降，否则就杀害他们全家。陈翰章的父亲陈海只得带着儿媳辗转寻觅儿子。终于在秋初季节，于宁安县斗沟子附近山里找到了陈翰章。问明来意后，陈翰章向父亲宣传了抗日救国大义，再三劝告父亲不要上敌人的圈套，要设法对付敌人，坚持到抗日胜利，表现了其誓死抗日的坚定性。

1936年初，因工作需要，陈翰章同志调离第五军，改任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因师长史忠恒同志养伤未到任，他代理师长职务。①陈翰章率二军二师与五军一部分队伍共同组成中东路活动部队，以镜泊湖南湖头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重新建立了南湖头游击根据地。他们在宁安东南伏击日伪军多次，缴获军用物资10余车。②1936年7月，中共东南满省委（后统称南满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下辖一、二两军。陈翰章当选为南满省委委员。这时原抗联二军二师改为二军五师，下辖四、五、六团三个团，陈翰章同志仍代理五师师

③长，后于1937年初当选为抗联第五军党委委员，同年5月正式升任五师师长。

陈翰章此时率领五师仍留在绥宁、东满地区活动，一方面坚持东满旧游击区的斗争，另一方面担负南满省委与吉东、北满党的组织以及第一路军与三、五军的交通联络责任，同时担任国际交通任务。二军五师接受二军、五军双重的领导。

1936年9月，在宁安泉眼头召开抗联第二军、第五军干部会议，决定成立道南特委，统一领导中东路东段道南的绥宁地区额穆、敦化、汪清、珲春、延吉各地党和抗日联军部队以及南湖头的交通机关等。特委书记张中华，陈翰章、王润成等为委员。同年秋冬间，陈翰章率部截击日军军用列车，在穆棱的代马沟毙伤日军100多人。④根据第五军军部的指示，为打通南、北满抗联各军的联络，陈翰章同意把五师五团改编为抗联第二军独立旅，远征南满。后来根据周保中的指示，陈翰章率五师主力越过中东路，转战宁安，开辟以南湖头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随后举兵西征，由牡丹江南下，直捣日伪正在修建的镜泊湖水电站，使其被迫停工三年。1939年7月，第二军第四、五师合编成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

⑤军，陈翰章任方面军指挥。自1939年以后，陈翰章率部驰骋沙场，血战大沙河，激战寒葱岭，火烧芦苇塘，威震东北抗日战场，屡立奇功，使敌人闻风丧胆。⑥

1940年12月8日，由于叛徒出卖，敌人的重兵包围了陈翰章所部驻地湾沟村。陈翰章与所部仅存的十几名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血战，不幸壮烈殉国。⑦

陈翰章同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著名将领之一。他战斗的足迹踏遍了镜泊湖畔跨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广大山区。在那里，他指挥抗日游击健儿们，歼灭了数不清的日伪军，为中华民族立下了赫赫战功，被人们赞誉为“镜泊英雄”。最后，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陈翰章同志贡献出了只有二十七岁的宝贵生命。

在陈翰章同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崇高的不畏牺牲的精神，为了国家主权、民族解放而勇于献身的崇高理想信念，为祖国解放、领 ① 温野撰：《陈翰章烈士传略》，选自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东北烈士纪念馆 编：《东北抗日烈士传》第三辑，1981年12月第1版，第89页。② 政协牡丹江市委员会 编：《牡丹江史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219页。③ 马文业撰：《镜泊抗日英雄陈翰章》，选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牡丹江抗日斗争实录》，牡丹江新闻传媒印务有限公司2010年5月第1版，第254页。④政协牡丹江市委员会 编：《牡丹江史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220页。⑤ 温野撰：《陈翰章烈士传略》，选自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东北烈士纪念馆 编：《东北抗日烈士传》第三辑，1981年12月第1版，第97页。⑥ 同上，第95-102页。⑦ 马文业撰：《镜泊抗日英雄陈翰章》，选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牡丹江抗日斗争实录》，牡丹江新闻传媒印务有限公司2010年5月第1版，第256-257页。土完整而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了民族尊严而决不苟且偷生的民族气节，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而这些正是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东北抗联精神的集中体现，可以认为陈翰章同志身上集中体现着这一伟大精神。

陈翰章同志在短短一生中征战抗日沙场，屡立战功，是东北抗联的杰出将领，为东北抗日斗争作出卓越贡献，其英雄业绩将永为人民缅怀，谨作小文以为纪念。

第五篇：抗日战争中的战斗文化与战斗精神

抗日战争中的战斗文化与战斗精神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源远流长、不曾中断，这是因为中华人民一直依靠顽强执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支撑着。这种精神可谓民族之魂。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这一精神，他指出：“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和„„直到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他将这一精神用之于抗日战争，“不到驱逐日军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解放，这个奋斗是决不会停止的。”

这场历时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而载入史册。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反侵略战争和全民族解放战争，无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还是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伟大意义：一是结束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屡遭失败、备受屈辱的历史，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二是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三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支援，同时也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独立，而且还产生、凝聚、形成了以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抗日战争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

至今，抗日战争燃烧在中国大地上的烈火硝烟已经熄灭了六十八个春秋，绝大多数抗日英雄也早已安息于祖国大地。但是，抗日战争中所形成的战斗文化与战斗精神却将永世长存。

抗日战争中的战斗文化与战斗精神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形成的战斗精神是比较早，持续和流传时间比较长的。

在中国东北战场上，有这样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同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英勇斗争，直到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它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在这场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赵一曼、八女投江等为代表的伟大人物和事迹创造了一个千秋万载、永恒不朽的光辉业绩，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英雄篇章，铸就了一种光耀千秋、彪炳史册的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华人民抗日战争中战斗文化与战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捐躯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勇敢拼搏的英勇战斗精神；舍生忘死的不畏牺牲精神;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

一、捐躯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他率部在吉林深江（今靖宇县）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战斗，此时，一个叛徒因为忍受不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而出卖了抗日联军。不仅如此，这个叛徒还带着日本鬼子和伪军，将抗日联军包围了起来。这时的形势非常严峻，杨靖宇决定让主力突围，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小部队断后以牵制敌人。他说：“我是敌人的眼中钉，吸引力最大。”杨靖宇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的3次进攻，到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出去时，留下的战士只剩下几十人和一部分伤员。转移伤员的干部请求留下来保护总司令，可杨靖宇严肃地说：“不行！现在，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在这严峻的时候，领导的责任是带好队伍，保护战士，不把伤员转移出去，我于心不安！”伤员转移走了之后，杨靖宇和他的两个小战士开始寻找吃的，连续战斗了三天三夜，又没有吃东西，他们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就在杨靖宇寻找食物的时候，敌人发现了他，所有的敌人都向他围过来，杨靖宇对着敌人猛烈射击，敌人也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过了一会儿，杨靖宇发现枪里面只剩下一颗子弹。这时，杨靖宇也身负重伤，他靠着一棵大树，吃力地举起手枪，两眼怒视着周围凶恶的敌人，毫不犹豫地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敌人吓得目瞪口呆。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了。

在国家、民族遭受危难的关键时刻，杨靖宇挺身而出，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他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群众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奋起抗战，勇赴国难，誓死保卫祖国。捐躯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杨靖宇身上得到了透彻的体现。

二、勇敢拼搏的英勇战斗精神

毛泽东同志曾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强调:“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东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阻击日军的江桥战役，就是表现抗日战士英勇顽强的最好例子。当时东北军有很大一部分投敌或退守辽西，日军在辽吉两省如入无人之境，没有受到任何阻击。黑龙江省军队人数不足三万而且战斗力比较弱，但主席马占山却力主抗敌，他在战争一开始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绝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尺地，让与敌人。我的力量固然不够，他来欺负我，我已决定与日本鬼子拼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如果我打错了，给国家惹出乱子来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去领罪。”（马占山将军抗战史料）江桥一役，因为抗日战士从上至下均有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才能英勇顽强，屡次挫敌锋芒，坚持战斗半月，创造了中国抗日战争首战以毙伤俘日伪军万余人告捷的巨大战果。

在面对敌人凶残的进攻和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东北抗日联军不畏强暴，勇敢拼搏，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人民坚决抵御外侮的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充分阐释了面对强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三、舍生忘死的不畏牺牲精神

赵一曼的原名叫李坤秦，1905年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里。但她却毅然投身革命，相继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到东北抗日游击区开展工作。她在《滨江述怀》的诗中抒发了自己坚定的抗日意志：“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6年6月30日被捕，日军对她施以酷刑，逼其招供。但她宁死不屈，还严词痛斥日军的侵略罪行。日军为了得到口供，将她送到医院看管治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也不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开往珠河的火车上被敌杀害。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声中从容就义。时年31岁。

赵一曼没有死。她美丽传奇的一生，已化作中华民族舍生忘死、不畏牺牲的精神象征；赵一曼没有死。她用柔弱瘦小的身躯，在中国人民的心里铸起一座抗日爱国的丰碑。为了中华民族不受外族侵略，赵一曼英勇斗争，面对死亡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甘愿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体现了她舍生忘死、不畏牺牲的精神。

四、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

彭真同志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进行抗日斗争。”东北抗日斗争确实非常艰苦。穆青曾经写到:“东北抗日联军这时几乎完全生活于冰天雪地、丛山密林间，时与野兽同居，饥寒相伴，没有房子住，便背着斧锯，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中砍倒大树，建造“密营”。后来“密营”又遭敌人破坏，从此他们就经年累月的在雪地上睡觉，火堆是他们最亲爱的朋友，腿骨痛时，火堆又成了他们的医生。”“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曾吃过树皮、马皮，甚至脱下自己脚上的靴煮食。数十天不见一粒粮食的事是极平常的。”“一到冬天，风雪寒冷的威胁在丛山密林中更加严重，大雪常深达腰际，偶一不慎，便会被风雪掩埋起来。由于敌人的封锁，他们买不到棉花和布匹，衣衫单薄，常有冻掉脚冻破脸甚至全身冻僵而死者。平常手一拿出来就即刻冻白，一离开枪栓手指就会粘下一层皮来。”（《一部震天撼地的史诗——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但是，他们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苦的考验，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李兆麟等人也在《露营之歌》中发出了他们的怒吼: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在极端艰难困苦时期，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战争。他们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的态度，表现了抗联将士们誓死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