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敬老文化的历史演变及时代意义

第一篇：试论敬老文化的历史演变及时代意义

传承中华美德 创新敬老文化

【摘要】敬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敬老。敬老是调剂代际关系的一副良药，是治安邦的重要举措。它的具体内容包括：什么是敬老？什么是敬老文化？敬老观念的历史演变，敬老内容的丰富发展，敬老形式的选择运用。

敬老内容是敬老观念的外化和具体表现。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丰富。但涵盖范围基本相似。表现在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政治需求三个方面。

研究敬老文化的现实意义就是要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在全社会形成浓浓的敬老氛围。敬老形式的选择是实现敬老的关键。其形式主要有思想灌输，法律规范，榜样引导，代际互动。结果：敬老行为实现，代际和谐，双方体现各自的自身价值。【关键词】敬老 文化 观念 内容 形式选择

敬老文化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核心内容是敬老。敬老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敬老是人类文明的沉淀，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传承不息的文化血脉，是调节代际关系的一副良药，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举措，是人生旅途的客观需要。敬老包含两个层面，即家庭敬老和社会敬老。家庭敬老是社会敬老的基础，社会敬老是家庭敬老的延伸，两者相互依托，相互渗透，既体现了家庭美德，也展现了社会公德。所以，对于我们每个社会成员来说，敬老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以是我们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我们应该实实在在地去践行。

敬老文化表现为社会对老年人的看法和价值评价及代际关系等，具体地讲，敬老文化包括敬老观念，敬老内容，敬老形式等。

一、关于对敬老文化的理解

什么是敬老？敬老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人生在世，源于父母；人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父母对于儿女，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慈爱；儿女对于父母，有一种知恩、感恩、回报养育之恩的情感。为了儿女，父母甘受千辛万苦，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父母的辛勤养育之恩，终生难以回报。在日常生活之中，每个公民都要跟敬老打交道。孝敬父母，是做人的本分，是一个人善心、爱心和良心形成的基础，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最美好的情感与道德。

什么是敬老文化？敬老文化是关于敬老的观念、规范以及敬老的行为方式的总称。尤其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敬老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一颗永远闪耀着人伦之光的璀璨明珠，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是永远值得我们大力提倡和弘扬的一种高尚美好的价值观。

二、敬老观念的历史演变

敬老观念属于意识形态，它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

1．中国古代采取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在原始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生产和生活环境恶劣，人们处于群居状态，他们只能依靠集体劳动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料，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共同围捕野兽,力量是族群求得生存的关键因素,老人因力量不如青年人而不受重视。同时氏族部落为追随野兽群而发生大规模的迁徙,老人身体衰弱,行动迟缓,被视为累赘。由于生活条件艰苦,能生存下来是最重要的法则,基于上述原因,侮老倾向普遍存在。《史记》记载古代匈奴“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健壮,贱老弱”；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经历三次大分工，商品生产随之兴起，生产和生活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劳动产品有了剩余，成为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这时奴隶社会诞生了。在奴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不平等。奴隶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对于奴隶主来说，没有一点尊严，在这一层关系上没有敬老的存在。但在奴隶阶级内部，长辈还是受到尊重的，这是由长辈本身的条件决定的，诸如长辈们有训练的生产技能，有养育子女的功劳等。在奴隶和奴隶主阶级之间和奴隶主阶级内部是由奴隶主的老者或长辈掌握着权力，因而长辈就是命令，长辈就是旗帜，这时对长辈的敬重常常带有盲目性、强制性和不平等性。奴隶对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忍无可忍，于是进行反抗，奴隶社会落后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于是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萌芽了，最终被新兴的地主阶级为掌握了政权，奴隶制度被封建制度取代；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较奴隶社会里的奴隶有了一定的自由，有了一些生产资料，因而有了一定的生产积极性，但还是受压迫的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各阶级内部，老者掌握着各个家族的权力，领导各自的家族进行生产和生活，处理本家族内部的一切事务。各个家族内部的成员对于他们的老者还是百依百顺，加之，在封建社会里人们受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束缚，诸如三纲五常，它的约束伤害了无数臣民。这里的敬老存在着“敬与畏”双重因素，所以，在敬老观念里表现出了无数奴性。晚辈对长辈惟命是从，没有反抗，没有斗争，常常是晚辈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

2．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阶段采取的经济形式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民背负三座大山，受剥削、受压迫较之封建社会更加深重，人民中蕴涵着一种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强烈愿望。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对传统的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冲击。马列主义思想的宣传，影响鼓舞了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动摇了封建传统观念的根基，与此现时，敬老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继承了敬老观念的自觉性，批判了其中的奴化思想，反对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惟命是从这种不合理不平等因素。但意识形态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敬老观念大体上还是拘泥于这种传统格局。

3．中国现代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时代。它铲除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变革，敬老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新变化。其认识主流是：敬老不等于言听计从，敬老不等于惟命是从，敬老要建立在平等互敬的基础上。就家庭敬老这个层面来说，子女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观念渐渐形成并被认可，子女孝顺敬重父母不一定就得守在父母身边，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着“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子女可以随市场资源配置到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地方去。在家庭中子女可以和父母平等讨论家庭管理及家中的重大决策，父母可采纳子女的正确意见并付诸实施；就社会敬老这个层面来说，人们逐渐认识到,衰老是人生必经的阶段,敬老自敬。同时,受人类自然情感因素的影响,出于人类敬老扶弱的本性,人们表现出对老者生理功能减退、心理功能衰竭的深切同情,敬老观念的产生有了情感基础。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里敬老观念的平等与时代气息，是现代文明的充分体现。

二、敬老内容的丰富发展

敬老内容是敬老观念的外化和具体表现。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丰富和发展的。也就是说，敬老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敬老的具体内容都有细微的、可看得见、体会到的新变化。比如说，计划经济时代，能陪老人看一场电影就是老人最大的享受，可现在呢？陪老人看电影那是最普遍最起码的小菜一碟，能让老人天天看上电视，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变及丰富多彩的文体节目是老人更大的娱乐享受。随着时代的变迁，老年人的需求内容不断变化。传统的敬老内容和现代的敬老内容相比虽有不同，但涵盖范围基本相似，根据人类需求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讲，敬老内容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政治需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对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但也不可忽略政治需求。

1．从物质需求来看。物质需求是人们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包括吃、穿、住、行、用。物质需求的内容是随着发展而增加并调剂。以吃为例，原始人能吃上野菜、兽肉就是最大的享受，因为他们在大多时间处于饥饿状态；新中国成立前的贫苦农民能以糠菜代粮填饱肚皮就很满足了；改革前人们能在假日和亲朋好友聚会时吃上白面大米，喝上烧酒，吃上几块大肉就认为是过上好日子了；现在，人们吃腻了白面大米，又专门寻找着吃野菜和粗粮，说那是绿色食品，有益健康，这种调剂才叫满足。以上这些都叫满足需求，但需求的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所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必须用现代人的眼光结合具体实际（家庭实际、本人实际）去审视。

2．从精神需求看。精神需求是人们愉快生存的精神条件。精神需求包括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特点却是细致入微的。从家庭敬老角度看，大到子女可带父母去旅游观光，鼓励父母参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小到礼貌言行的巧妙运用，让父母笑口常开。古人也十分看重精神需求。曾子曾把孝分为三个层次：尊亲是大孝，勿使其辱是其次，能养属下。从社会敬老的角度看，领导层在搞福利活动、文体活动、庆祝活动的决策时，要考虑到老年人，让老年人参与，从而享受大家庭给予的温暖。一般成员要用友善和蔼的态度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老人，使老年人心愉畅舒，减少抑郁与自悲的产生，提高老年人的生命生活质量。

3．从政治需求看。政治需求是人们能找到自我存在价值的根本条件。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参与社会活动上。诸如，老年人一带上《选民证》参加选举，老年人被邀参加单位某种测评，老年人参加单位先进人物评选，老年人参加党组织的各种活动，一是可提高老年人的思想认识，紧跟形势；二是可使老年人感到没有被人遗忘，还是大家庭的一员，从而对生活充满热情，焕发“第二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献良策，作贡献，体现老年人自身存在的价值，使他们生活得快乐、充实、心态平衡而有朝气。

三、敬老形式的选择运用

研究敬老文化的现实意义就是要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在全社会形成浓浓的敬老氛围。为使敬老内容落到实处，就必须认真选择可靠性的敬老形式。因为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内容必须通过形式来表现。可见，敬老形式的认真选择是我们实现敬老的关键。

1．弘扬敬老文化，促进代际和谐。弘扬敬老文化，最根。本的是靠教育，把敬老教育纳入教育计划中，未雨绸缪。教育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它是以培养人，实现人身发展与完善为目标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敬老教育和各类教育一样，具有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功能。万事应从源头做起，所以敬老教育应从少年开始，教育主体要以家庭、幼儿园、学校、社区、工作单位五位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教育内容要以尊老敬老为主，以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四德”相联。通过深入教育，把每个学生、居民、职工、干部、领导是否尊敬老人作为衡量是否称职够格的重要标准，实行全方位、全过程、贯穿终生教育。要在上下两代人中破除旧俗，树立新观念。即破除只享“啃老”福，不尽敬老责的不孝思想，树立尊老敬老的好儿女形象；破除依赖老人无所作为的庸人观，树立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成家立业的雄心大志；破除以物代敬的片面观，树立真正热爱、关心、学习老人的敬老观；破除只“老吾老”，不“及人之老”的狭隘敬老观，树立普爱老人的大爱观。老年人也要破除总是放心不下子孙，一味“孝”子，“孝”孙的思想，树立真正负责的爱子观；要破除苦老观念，树立合理消费追求养老生活高质量的养生观；要破除自以为是的“老爷观”，树产不断学习完善自己，做新时代知识老人。双向互动，儿女从而达到敬老与爱幼相统一；生活助老与精神赡养统一；敬老与学老统一；“老吾老”与“及人之老”统一。老人要把爱幼与爱自己统一；把接受晚辈扶助与帮助晚辈进步统一；要把以身示范教育下一代与关爱理解下一代，学习完善自己统一，共建“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各谐代际关系。

2．建章立制，法律规范。传统的敬老只是一种不具约束力的道德风尚，而在现代社会作为基本的道德伦理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国家政府要根据实际制定法律、法规，使敬老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就是一部关爱老年人的大法。各地各级政府也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地的实际和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出台一些实施细则。诸如，老年人持优待证乘公交车、到医院挂号、参观文化古迹的优先政策或者全免政策等，并搞好为年人服务的硬件设施建设。通过法律法规保障及政策的引导在全社会形成“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尊重今天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自己”的共识。除此，政府要依法取缔伤害老年人身心健康，宣传迷信邪说，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非法组织。

3．开展创新，榜样引导。弘扬敬老文化靠创新，要在家庭、社区、工作单位大力开展敬老爱幼文明的创建活动。通过评选好儿女、敬老爱幼好家庭、尊老助老好职员、好领导，在家庭、社区和工作单位形成“评尊老爱幼典型，学尊老爱幼榜样，扬尊老爱幼新风”良好氛围，使人人争当尊老爱幼的好成员。为使敬老文化这花绚丽绽放，发挥先进的示范作用是不可少的。为此。在全社会要开展学先进。树典型活动。先进典型分两类，一类是先进集体，一类是先进个人。两类先进典型的作用相同是引导，但侧重点不同。前者主要是引导基层组织和团体，结合经济发展现实、老龄社会带来的困惑、本单位、本部门的现状，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或措施，既将敬老活动落到实处，又带动本单位各项工作的开展。后者主要是引导全体社会成员结合自己的实际，真心诚意地为老年人搞好服务，即生活照顾，精神慰藉，心理支持，特别要关爱孝敬那些单身孤寡老人，使老年人心情愉悦地安度晚年。

第二篇：伏羲文化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的提升

伏羲文化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的提升

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头的伏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本源和母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和民俗文化的宝库。因此，研究和弘扬伏羲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深远意义。

一、伏羲及伏羲文化的形成

伏羲是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的一位氏族首领。伏羲又称庖牺、包羲、孢羲、宓羲、庖?薜取Ｎ鹘?史学家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载：“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是神农、黄帝、炎帝等之前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有关伏羲氏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世本?帝系篇》，传说是雷神之子。《山海经》记载：“雷泽（山东菏泽地）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左传》昭公十七年杜预注：“陈（今河南淮阳），太昊之墟也。”其世系位序的排列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已逐步确立。在正史中，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的历史地位。

太昊伏羲氏，其伟大之处在于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明了示意文字，并以刻画的图与形，取代了实物记事，引导先民进入文明的新时代。伏羲与他所建立的伏羲氏部落的历代先贤们，在继承实物记事的基础上，创造了以“先天八卦”为核心的伏羲文化。后来，伏羲带领他的部落族人，从成纪（今甘肃天水）出发沿黄河艰辛跋涉到达黄淮平原，把已成熟的农业文明与先进的文化传播到中原大地，以文化的魅力与天下的大多数部落相融合。大约在6500年前后，伏羲氏族在古宛丘（今河南淮阳）建起城邦，从此，散布于华夏大地上的多元文明渐次归于伏羲文化，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多元一体”格局就此形成。

二、伏羲文化的精髓和内涵

伏羲与他所建立的伏羲部落的历代先哲们，创造的亘古弥新的伏羲文化，其内涵博大精深，在古代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渗透于中华优秀文化的许多层面和不同领域。

在社会经济方面，伏羲“结网罟、养牺牲”，使原始先民由自然采集生活转变到农耕和狩猎时代。伏羲从蜘蛛结网捕飞虫得到启发，用绳子结成网来捕鱼。罗网的发明，使渔猎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一次革命性的飞跃，使渔猎业空前繁荣，于是将消费不完的渔猎品加以驯养，开始了畜牧业，从此社会进入农牧并举的时代。

在政治制度方面，太昊伏羲氏赋予了中华民族“龙”的徽号。《左传》记载：“伏羲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闻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指出，龙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综合体，因部落兼并而产生的混合图腾”。龙图腾的形成，象征着中华民族主体血脉的汇聚和文化的奠基。伏羲立九部，设六佐，以龙记官，开始了网捕式渔业、原始锄耕农业、畜牧业、建筑业、交通业、文化业和原始社会生产分工，实现了人类社会最初的社会管理方法改革。

在日常生活方面，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使人类由原始群婚杂居向夫妻家庭制度转移，对中华民族种群的发展和进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人类婚姻制度变革的里程碑。伏羲“制嫁娶，正姓氏”被后世统治者继承并加以完善，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中华民族从伏羲正姓氏之始，近亲不婚渐成共识，从此姓氏开始产生。姓氏作为“远禽兽、别婚姻”的符号，成为了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重要标示。为“变茹腥之食”而“钻木作火”，开始了人类饮食卫生健康的新纪元；“作历度，定节气”，总结人们对自然的最初认识，形成了四季八节的中国历法基石；“制琴瑟，作乐曲”，使中国礼乐之邦文明初露；“尝百药，制九针”，中华医药研究和针灸之先河从此开创。

在文化领域方面，伏羲氏“一画开天，始画八卦”，中华民族文化之源从此开启。《周易》《史记》等典籍都记载着伏羲“作八卦”的重要贡献。《礼记?礼运篇》注引《中侯握河纪》谈到与伏羲关系密切的“河图洛书”以及八卦：“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伏羲八卦中所蕴含的“天人谐和”的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是我们民族思想方式的基础。

在哲学思想方面，伏羲画八卦，立占卜筮术，形成了中华哲学发展衍变的一条文化主脉。由八卦而《周易》，并由此形成的易学思想与体系，是中华民族解释世界、认识自然、规范社会人伦的钥匙与百科全书。八卦与易学体系在哲学层面上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解释系统。

在思想层面上，八卦与易学体系，是长期占据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与儒学并立而存的道家文化、在民间社会有广泛基础的巫术占筮等神秘思想文化的活水源头。《周易》历来被奉为六经之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柱，众多哲人学者推演说解就形成了易学。易学作为中国人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基本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和灵魂。

三、伏羲文化时代意义的提升

伏羲作为“有大智”的思考者和发明创造者，具有广泛的民族代表性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从物质到精神，从上层文化到民俗习尚，伏羲及伏羲文化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灵。因此，提升伏羲文化的时代意义对凝聚中华各族、孕育民族精神推进民族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从历史层面看。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和夏商周年表的公布，相传“三皇”文化的研究将日益突出，中华文明史的的年表将会从公元前2070年推向更早的年代。而20世纪50年代末在天水境内发现的大地湾文化遗址，与有关相传伏羲氏族的传说故事及史料记载有着种种吻合，成为最终揭开中华文明本源之谜的有利条件。通过对伏羲及伏羲文化的深入研究，将把中华文明史推向更早的年代，中华文明史可能是8000年至一万年。

从科学层面看。伏羲画八卦创立了符号系统思维，开启了人类文明之源，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天文之学，是中国方法论体系的基础性成果，其蕴含的“圣人之道”是对天地人物相互作用的系统法则的认识、掌握和运用，是一种“极深研几”的科学智慧。如果说伏羲“画八卦”代表认识论和认识论体系，那么伏羲“盛德大业”则是实践论与人生价值的统一。因此，弘扬伏羲文化对于今天我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于破除迷信、揭露邪教异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政治文明层面看。伏羲文化的民族本源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对于提高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团结海内外华人，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促进祖国统一，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天人合一”的朴素思维是伏羲始创“先天易学”的核心，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因而，弘扬伏羲文化对于构建和谐世界、加快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影响深远。

从旅游经济层面看。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文化涵盖着社会创造。文化以经济为载体，经济以文化为精神。因此，经济时代，弘扬中华民族智慧的伏羲文化意义深远，价值不言而喻。对黄河流域河南淮阳、甘肃天水等伏羲文化浓厚的城市而言，伏羲文化是极其珍贵的文化旅游财富，是发展旅游产业的灵魂，是“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名片，发掘伏羲文化中的旅游资源，加大伏羲文化资源开发是经济发展的亮点。

从文化软实力层面看。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在当代已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和表现。“文化是一个民族产生内聚力并赖以延续的DNA。”“文化是历史的灵魂，历史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伏羲文化、姓氏文化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在目前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大力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民心所向。

从生态文明层面看。伏羲文化包含善待自然、爱惜万物的价值取向，伏羲思想的道家学说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这些深具生态学意蕴的观念在今天这样一个生态危机严重的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有着高度自觉的伦理知识，应有爱惜一切生命的大生命良知。有了这种良知，人类才会将大自然融入自己的关爱之中，才会将人类生命融入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在天人和谐的状态中，与自然和平共处。只有具备这样的生存观念，我们才能生活在有青山绿水的国家，人类才能得到更长远的发展。

从社会道德的层面看。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西方文化的输入，我们的社会和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甚至出现了家庭、人际关系及道德上的危机。因此，弘扬伏羲文化和姓氏文化，有利于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思想道德教育资源，强化社会道德意识。弘扬伏羲文化教人敬祖重孝，讲爱心，报本返始，饮水思源，不忘祖先。这不仅是家庭、社会、天下安定和平的基石，中国本源文化的终极价值，也是伏羲“正姓氏”的终极目的所在。

伏羲和伏羲时代虽然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作为宝贵财富和悠远品牌的伏羲文化和伏羲精神仍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中涌动。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黄河流域是伏羲文化资源的拥有地，要在学术研究、活动组织等方面携起手来，紧紧抓住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让伏羲文化辉煌永驻，让伏羲精神代代相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三篇：安康龙舟文化的时代意义探讨

安康龙舟文化的时代意义探讨

杨 静

摘 要 安康的龙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在全国也很有影响，曾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热映。改革开放以来，安康已成功举办了世界龙舟节，夹江两岸，人如海，歌如潮，在山呼海啸班的呐喊声中，龙舟竞渡，角逐拼搏，充分展现安康人的尚武精神，不仅是安康老百姓的狂欢节，也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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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康龙舟的历史渊源

安康自古得汉水舟辑之便，上通汉中可入川，下达汉口而融楚。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商贸的繁荣与兴盛，对外的交流与合作，则完全得益于这条不负巴蜀荆楚通津之谓的“母亲河”。然而，这江水又因秦岭、巴山两岸对峙，水底山垠横垣，在安康境内形成湾环重涧，曲隈复滩之势。“水道险阻，转缘山间；悬流逆折，触石破舟。”（宋•陈师道《忘归亭记》）“舟人至此而难焉。或倾覆货物，或淹溺人民。”（明•季统斋《回复滩记》）正所谓：“白浪交飞，万石风雷之阵；黄泉下睨，九幽神鬼之门。”（清•陈仪《募修紫阳炉子滩疏》）因而民间称船工为“死了没埋的”，可见在汉江上走水行船之险恶。栖息于斯的安康人，并非像清人刘德新在《汉江形胜记》中所言：“舟子束手于高滩，行旅魂惊乎石立”，他们不畏“水有奔滩触石之危”〔清•王云锦《赴兴安试院》（有序）〕，在弄水驱船，闯滩涉险中，酿造出了独具地方风貌的龙舟竞渡活动，并逐步形成相对独立于他乡异域的地方民俗文化。

安康的龙舟文化，是移民文化的组成部分。自西晋太康元年（280）开始在这里安置巴山一带流民，至以后的历朝各代，尤其是明代成化年以来“四方流逋蜂屯蚁聚”（明•张大伦《修汉阴县治记》），形成“秦山大半楚人耕”的人文历史环境。（清•叶世倬《春日兴安舟中杂咏》）自然使当地习尚以楚风楚韵为重。而龙舟竞渡正是“楚国之俗流传到其他各国”的端午习俗。（文崇一《九歌中的水神与华南的龙舟精神》见《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1年第八期》）

就龙舟竞渡的地理分布情况看，张世建在《中国的龙舟与竞渡》一文所引资料中（《体育史料》1988年第13期），按中国现行行政区旧的府、州、县列表对照，湖南30个、湖北40个、广东45个、福建16个、浙江18个、江苏26个、安徽12个、江西20个、四川17个、广西9个、贵州8个、台湾8个以及香港、澳门。以上虽不是中国龙舟竞渡分布的全面统计，但通过它能看到分布的主要情况。在上述省区中，以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广东的龙舟竞渡之风最盛。而最盛之地除广州外均属“三楚”所涉的地域，安康的移民正是来自于以湖广为主的上述省区。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更何况安康自公元前611年至公元前312年间，属楚地历时299年。正是移民这个人文历史环境和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与有机结合，端午节也因此被安康人作为一年当中，最受注重的重大节日之一；龙舟竞渡也由此而成为重要的节日活动。因为如此，安康的龙舟竞渡大都保持了较好的原创性文化生态，这种原创性文化生态表现在龙舟竞渡中诸如“施钱祈福”的“旱龙船”、“禳灾祈年”的“祭祀”、“拯屈招屈”的“跪而竞桡”、“以猪泡实钱果使浮水面为标”、“小船载乳鸭往来画舫间，游人鬻之水中”、“舟中人飞身泅水抢之”。以及节日期间的“以艾插门”、“百草煎汤沐浴”、“糸驱毒香囊”、“喝雄黄酒”、“贴天师符”等等。这些活动与习俗，“三楚”各地有志可考，安康各地则有迹可寻。也许，某些细节或形式与故楚地相比已发生了变化，但其根本决不会变，有些甚至是外边变了，这里还保留着最原始的传统方式。例如： 龙舟比赛，领先为胜。许多地方虽然不设奖品，却都有抢标的习惯。在终点处有观众将一幅长约三尺的红布条挂在竹竿上，领先的龙船就可以抢到布条，谁抢的多就证明这条船划得快。抢到的布条挂满龙头，以炫耀自己的胜利。安康不抢布条，而是在龙头上用红绸攀花扎彩，把自己的龙船打扮的更漂亮。这是比赛方式变了的结果，但却把在龙头上挂布条的根留下了。许多地方龙舟赛以后，有抢鸭子的活动，一般是由组织筹办方或当地富商在自己观望比赛的彩船上把鸭子甩到河里。安康则是由众商号在备好的舢板船上既甩鸭子，又以猪泡装入铜钱给赏钱，逗引得龙船在自己的彩船附近团团转。这是商家们另类的比赛，财力的展现，气势的较量，于龙舟赛之外发挥的淋漓尽致。这变化是竞渡之戏的升华。

百姓将竞渡看作为禳灾、祈年，文人则偏重于招屈的理解：“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叩水求屈原，屈原死已今千载，满船哀歌似当年。”(《东坡先生诗集注》卷32乐府)安康也有“哀唱”，“三闾书院”(武昌会馆)在端午之日必唱半日大戏：叹靳尚何奸、张仪何诈、怀王何暗、宋玉何悲、贾生何太息。呼屈子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种哀唱的情感表现在竞渡当中，即为安康(主要指城区一带)特有的跪而竞桡和龙舟下水后人员可以替换，而舟不可以停泊的习俗。这两种习俗正是“因拯救屈原而起”所流传下来的最原始的龙舟文化。因为，跪着划可以将身体俯于船沿，便于察看水中屈原的躯体，也是对逝者的崇敬；舟不停泊是沿江满河寻找的需要，也可以驱赶鱼类，以避免其对屈原尸体的侵害。

二 安康龙舟习俗的基本内容

龙舟竞渡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它集祭祀、祈福、竞技、斗志、争荣誉为一体，具有自己一整套程式与比赛办法。

1、集资。集资者由当地的“龙头儿”等组织者或族长担任，总之是赛龙舟是大家的事，大家出钱、出物，划手出力，没有任何报酬。

2、祭龙舟。祭龙舟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有老龙头的先在放龙头的庙里祭祀。凡祭祀前三日，要求所有划手先“净身”。祭祀程序一般为先开锣鼓道场，然后由“龙头儿”敬三柱香，众划手依次敬香完，行三叩九拜礼。“龙头儿”或“乡绅”念祭文：“天道玄黄，节至端阳，祭祀龙舟，敬拜祖上„„汉水汤汤，龙舟闹江，风调雨顺，永保安康„„”祭文完后要唱一些花鼓词，然后由划手护龙头游街、下江；另一种是龙头安装好进行祭龙，除要求程序与第一种一样，所不同的是头一年胜出的龙舟要由输家的划手敬拜，敬拜后本龙舟的划手要绕船三六九，然后带上艾蒲头圈，再抬上龙舟游街下江。

3、下水仪式。龙舟下水仪式是隆重的，从场面上摆有香案，香案上有猪头、羊头、苍蒲、粽子和时令瓜果。从程序上先是鼓乐钟鸣，然后是礼炮，下水仪式开始先宰杀一个大公鸡，让鸡血在香案前滴过后把鸡血顺到江水中，叫“鸡降”取意“吉祥”。龙舟下水前，“龙头儿”喊完下水号子，众划手把龙舟推下水。

4、竞赛。竞赛分上水赛、下水赛、对岸赛、环绕赛、夺标赛、抢鸭赛等。夺标赛分两种，一种是在江中插一竹标旗，先抢到为胜；一种是在江中投一浮标，比较滑，谁先抱上船为胜；抢鸭子——把鸭子头顶的毛拔掉，再撒上盐粉，把鸭子投入江中，鸭子见盐疼痛就朝水里钻，所有选手下水抢鸭子，谁抢得多谁为勇士，哪个船抢得多哪个船为胜。

5、划对头。安康龙舟竞渡有专门的对头对划。安康民间有俗语“宁荒三年田，不输一年船”，可见龙舟输赢对人的精神鼓舞作用。

6、赢输笑。对头之间比赛完后，输家给赢家唱颂歌、叩头，作揖或道歉，还要向赢家的龙舟敬拜。赢家则趾高气扬地在那接受拜贺，还要挑战来年，输家也不甘示弱，称来年再比，然后双方互拜言和。

三 安康龙舟文化的现实意义

安康汉江龙舟文化节是一项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独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文体活动，自2000年举办首届龙舟节以来，安康已成功举办了十届龙舟节，龙舟节节庆活动先后获得中国节庆学院奖最佳主题奖、“中国十大品牌节庆”等荣誉称号。建设安康，说到底是一个发展经济的问题，而经济的发展不但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而且与地方化生态的保护、建设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如前面所论及到的，安康虽为西部秦地，但因古老而绵长的汉江，又使得安康与长江流域的楚地一脉相承。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就存在着特色经济和资源特色的利用、开发问题。所谓资源特色即概括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我们的特色资源就包括，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所形成的“龙舟文化”。“龙舟搭台，旅游经贸唱戏”，亦充分体现了人文资源的经济属性，以及人文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 安康龙舟文化的重要价值

安康龙舟竞渡是安康民间风俗的典型代表，也是陕西独树一帜的文化遗存。对其进行发掘、抢救、保护，具有重要的价值。

1、社会精神价值。龙舟竞渡的起源是追念爱国诗人屈原。而龙舟精神则是“追念先贤，奋勇向前，顽强拼搏，志争上游”，这种精神也与改革开放精神和培育地方文化精神相吻合。

2、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龙舟竞渡在端阳节，端阳节的民俗习惯中的插苍蒲艾香、吃粽子、点雄黄、采露水草等都与龙舟竞渡相得益彰。

3、学术研究价值。安康龙舟的制作、竞渡运作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文化研究价值。

4、文化创新价值。八届龙舟节创作了大量的现代歌舞，为弘扬、利用、保护传统文化打造了平台，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

5、实用价值。龙舟节举办的八年，它对安康的政治、经济、文化、人的观念等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大致可以从如下方面体现：

一是加快安康改革开放的步伐。通过市场化运作，达到“宣传企业，增加社会效益，减少政府投入”的目的，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二是推动了安康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总计投资2600万元修建的河堤，改造了城堤，建立了龙舟观礼台，又按市场运作的方式建立了龙舟文化园。投资800万元对汉江两岸实施亮化工程，让汉江成为七彩的人间天河。2006年又启动“一江两岸是公园”工程。为了适应龙舟节等大型节庆活动的举办，建设了当时西北最大的城市广场和可容纳25000观众的安康体育场。三是拉动安康旅游业和宾馆服务业。龙舟节举办前安康城区的铺位为2200张，到2007年为1.2万张，旅游收入2000年全市全年8400万，2006年龙舟节期间全市就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6亿元。四是推动安康经济发展。八届龙舟节期间总计签约各种经济项目361个，总金额为39.1亿元，商贸交易金额4.71亿元。五是宣传安康的作用，提高了安康的知名度。每年的龙舟节均吸引来自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关注和宣传报导，其次通过名人的宣传效应让外界了解安康，关注安康。

六是开阔人的视野的作用。不仅亲身感受发达地区的生活态势，也实现了思想观念和视野信息的融通对接。七是龙舟节示范带动作用。由于龙舟节举办的效应，安康现在设立举办了汉阴“油菜花节”、“紫阳民歌节”、“平利女娲及茶文化节”等。

八是龙舟竞渡已吸引来自四川乐山、湖北陨县、西安大唐芙蓉园、西安产灞河管委会、铜川市政府、南京旅游局前来参观学习。

四 安康龙舟文化的时代意义

龙舟竞渡及其所派生的龙舟文化，经千百年延续，已非“楚吴”所独有。凡有条件的沿江河的地方都在搞龙舟竞渡，而唯有安康的龙舟竞渡，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更加灿烂辉煌的龙舟文化。它的基本划法（跪式划法及龙舟下水后，人员可以替换而舟不可以停泊）是“因拯救屈原而起”的活化石；它的装备（棹、桡、扰鞭以及桡的分类和旗帜）是船工生活的写照；装饰打扮可谓独树一帜，击鼓鸣锣堪称不同凡响，“结冤家对头”的赛制，更是别具一格。这种民俗文化，极大的丰富了中国龙舟文化的内涵，且大都保持了较好的原创性文化状态，相对于其他地区千篇一律的速度比赛，就显得尤为珍贵，它为建立有特色的当代中国龙舟文化，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资源体系，同时，它也是民俗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的绝好素材。

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发展安康、宣传安康、打造安康的文化名片，安康创立了龙舟节。风雨龙舟节已走过了8届，并迎来第九届的启航之声，龙舟节先后被中国节庆协会评为“中国节庆50强”、“十大博览赛事节庆”、“十大魅力节庆”、“陕西省首届十大魅力节庆”等。2006年，安康龙舟习俗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陕西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安康龙舟习俗是安康先民给后世安康的文化禀赋，是当代安康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保护和弘扬、利用这一文化资源对安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周邦基，《安康龙舟文化》，西安地图出版社，2010年 【2】罗先余，《安康龙舟习俗（文化）概览》，2010年12月07日 【3】汉滨区文化文物广播电视局，汉滨龙舟风俗的历史渊源，2007年

第四篇：土地证的历史演变

 【农村】“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完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1951年土改发放“土地证”

50年代的“土改”，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以下内容，录自1951年中共风阳县委《姚湾乡颁发土地证的工作报告》，颇能反映当时民众的反应：

“贫雇农听到发证都欢天喜地。贫雇农许志邦说：‘土地证什么时候到手？我一辈子没见过大契，这下可有了宝贝了！’另一户贫雇农军属说：‘分了土地，县长盖了章，子孙万代不会磨牙吵嘴，永远传下去了！’佃中农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种，对发放土地证表示高兴。佃中农杨荣家里种地主几辈子田，这次发证时说：‘领到土地证，佃田变自田，回去一定加油生产。’自中农原田不动，对发证认为迟早没有关系，抱可有可无的无所谓态度。自中农李中魁在发证中开会也不来，说：‘发证不是我们的事，开会你们去，我田中的麦子半半拉拉呢。’富农因占有土地数量大，听说发证，也想“早点定规”。富农万子邦说：‘以前人家盖房子盖到我门口也不敢说，现在界线分明，大家有产权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农民再换田、算旧帐。地主范保文说：‘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现在政府宽大，分给一份土地，发个证，劳动改造是应当的。’

“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地主不参加)，举行发证仪式，宣传旧契作废。土地证是合法的契约，在发土地房屋所有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群众鼓掌达10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主动向毛主席像鞠躬，贫农方桂文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专门召集地主训话，宣布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改造管制地主的规定》，并当场宣布从县批准管制的不法地主，及怎样就要加强管制，怎样就可取消管制等规定，以后发给土地证。一个地主回家后，向床上一躺，叹了一口气，死心塌气的说：‘就落这几亩!’”

“1951年土地证”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1951年土改颁发的“土地证”是什么性质？1950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一条对此有所说明：

“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及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颁发土地证的规定：凡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的地区，为切实保障土地改革后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巩固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土地，均应一律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同样，对土地改革后分给地主的土地房屋，也发给所有证。发新证时，应根据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并予缴销。”

也就是说：1951年颁发给农民的“土地证”，是为了保障农民对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

层层审核：防备农村土地买卖的制度设计

担忧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之后，会盲目买卖，是当下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声音中极流行的一种理由。1951年颁发“土地证”，当局在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怀有前述同样的隐忧，故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1955年5月7日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移转及契税工作的通知》，即是这一系列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通知中说：

“对农村土地的买卖在法律上虽不禁止，但在实际工作中应防止农民不必要地出卖或出典土地。因此，农村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均应首先报请乡人民委员会审核，转报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批准(未设区的，报县、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并取具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未设区的取具县、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始得办理契税手续。上列各机关对于申请开具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介绍信的事项，必须查明其原因，分别处理：对于农民因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卖、出典土地者，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以免他们出卖、出典土地；对于农民之间为了生产上的便利而互相调换远近好坏土地的，则不应加以限制；对于以出租土地进行剥削为目的而购买土地者，以及对于无正当职业、不事生产而出卖、出典土地维持生活者，则不应开具介绍信。”

“农业六十条”变农村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

贫雇农许志邦们手里的“大契”被当作“宝”珍藏的时间不会太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农村土地所有制已悄然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对于这个隐秘的过程，此处不妨用一个很流行的法律案例说明：

问：土改时政府颁发的土地证，能否作为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凭证？

答：有些地方在调剂宅基地或者其他土地时，有的农民要求以土改时人民政府发给的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证为据，要搞所谓的“宅基地还家”、“清原耕”、“继祖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我国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不符合国家现行的政策、法令。解放初期，为尽快废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等用以剥削农民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或留作公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颁发了土地所有证。土改后，党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将土地入社，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普遍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由初级社普遍转为高级社，1962年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根据《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初级阶段，土地以入股形式参加统一经营，保留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对入社的土地评定产量，根据产量规定土地报酬。转入高级合作社后，把私有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因此，村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改时发给的土地证就自然失

去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理宅基地使用权。

上述问答，作为标准范式，在许多有关农村土地使用的法律咨询类书籍中均可见到。其中所提到的《六十条》中的规定，原文是这样的：

“二

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将《六十条》中的这条规定，作为农村土地由私有制彻底转向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六十条》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条例”，而且还只是一个“条例草案”，它从来就没有“转正”过。

 【城市】1982年《宪法》一夜之间完成城市土地的“国有化”

1954年《宪法》：明确保护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

历史上，中国城市土地基本上以私人所有制为主。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主要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对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则是基本上维持了建国前的土地所有制状况，土地私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续。这种处理方式有政策渊源——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强调：“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乃是一部临时宪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些“私有财产”当中，就包括私有土地。

1954年《宪法》在城市土地问题上与《共同纲领》有些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删去了《共同纲领》中所明确规定的“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宣布要“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而且，“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仍然受到1954年《宪法》承认和保护。1954年宪法对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的明确保护，在实际数据中也有所体现，“据有关文件，直至1955年，私有房地产在各城市房地产总量中仍然很高，最高如苏州可达到86%.14在当时，在城市里，私人之间的房地产自由买卖相当活跃。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为了在北京安家落户购置了房地产，如吴祖光购买了一套四合院，价钱在1～2万元之间。当时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这些私人财产受到1954年宪法的保护。”（据

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私房改造：以“国家经租”方式曲线“国有化”

1956年1月18日，中央于批转了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对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总的要求是加强国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

改造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经租，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对象，给房主以合理利润”。时至今日，“经租房”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公私合营，即对“原有的私营房产公司和某些大的房屋占有者，可以组织统一的公私合营房产公司，进行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当中，国家经租是绝对主流。国家经租，不仅仅意味着房主丧失了经营自主权，还意味着房主同时也丧失了房屋所有权——按相关规定，“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并对“有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属于个人所有”的意见做了严厉批判。也就是说，“国家经租只不过是将城市私有房强制收归国有但又回避国有化这个称谓的手段。”1964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中称：“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

1982年宪法：“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主张一次性将城镇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的政策性文件，是1967年11月4日，由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具的《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

1956年中央批转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已经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的条款。《纪录》则将“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解释为“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并强调“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城镇私有宅基地，终于开始了其被国有化的历史进程。但和《六十条》并非农村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一样，《纪录》虽已出台，但在法律上，并未废除城市土地私有权，至少在名义上还维持着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存的城市土地所有制格局。直到1982年宪法颁布。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简洁、明确地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此一划时代的变故，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土地经济学》一书如此描述：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前，中国没有正式宣布一切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化。虽然城市土地的绝大部分已为国家所有了，但还有少量的仍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因此，城市土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据1982年全国226个城市统计，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为7438平方公里，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土地约有335平方公里，占4.5％左右。属于集体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城市中的个体劳动者在组织成为合作社时将其作业场所入股变为合作社的作业场所所占用的土地。属于个人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个人自住房屋及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起点以下的个人出租房屋的宅基地。1982年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不仅明确了原来的国有土地的权属，而且把城市中残存的非国有上地通过立法也宣布为国有土地了。通过这种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是无偿的，但这并没有引起波动。原因是涉及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长期以来就对私人土地所有权就作了严格限制，只准使用，不得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进行转让，土地私有权早就是极不完全的了。”

《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刊文《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其中说道：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以往三个宪法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实地写入了宪法，没有给公民的财产损失以任何补偿。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公众权利意识淡薄，对‘私有’二字心存疑惧，无人敢于提出异议。此外，还有一项‘文革战果’被保留下来，即公私合营企业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转为国营企业。上述两项剥夺如果放到今天实行，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一条，具体是如何写入1982年宪法的，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写入宪法之后，在当时，也并未引起民众的注意。但颁布之后，宪法又经历四次修正，几乎每次都要涉及到土地制度的修改。

最为关键的的修正，是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此次修正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另一关键修正，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资料来源：王坤、李志强《新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章立凡《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周诚《土地经济学》，农业出版社等。

第五篇：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

，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