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方法

第一篇：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方法

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方法

目前，中国大学的教育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而不用、用而不学和教书不育人。

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数学分数这么高，却没有数学家？为什么我们出了这么多的高考状元，却没有几个有出息的？为什么知识越来越不能改变命运了？为什么在世界上我们的大学和大学生数量第一，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所进入世界一流的大学？等等。

其结果，违背了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所以需要改革，以真正满足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服务。

本文从目前大学教育现状、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社会的需求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导出相应的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法。

关键词：学而不用，用而不学，服务社会，改革创新。一：目前大学教育的现状学而不用

在学校里学的课程和内容，到了社会（主要由企业组成，我们暂且用企业来代替），基本上能用上5－10％左右，那么大部分时间学习的知识是无用的，无用也罢，就像家里放置着好多东西，有很多是无用的，无用就无用了，只不过多占一些地方而已。

可问题是学习无用的知识，学生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这就导致了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有用的知识和本领，最后到了社会才去学和练，直接导致了学而不用。

就其原因：企业中所有的技术（know－how）绝大部分人很快都能学会，如果只有少部分人能学会的，这家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行，因为企业中大部分是实用性技术。由于大学课程理论化太强，太教条，难度高，没有考虑社会的实用需求，而大部分企业不是科研机构，就此导致了闭门造车的现象。用而不学

那么，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组织，当他们给了员工工资后，需要他们为其服务，为其工作，并创造价值，它不像慈善机构，是不考虑回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首先，是需要敬业的态度。

就是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作为家庭的成员，承担家庭的责任。

这是精神和意识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和社会教育有关。

比如：70后大学生以前的职业人他们的责任感要高于80后，然而70大学生在他们的大学里同样也没有教育学生如何以厂为家，以事业为重的内容。显然这是社会教育的结果。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独生之女时代的到来，社会教育严重缺失和不理想，这件事，就自然需要落到大学教育的份上，因为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这个重任势必由大学来承担，否者就会产生会脱节。

也就是说，随着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实质的变化。其次：它需要有能力的人才。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能力分为硬能力和软能力，就像一个民族的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和一台电脑的配置可分为软件和硬件等一样。

那么人的能力可分为软硬能力吗？答案是可以的。

硬能力：学习文凭、资格证书、分数成绩、书本知识和体力体魄等；

软能力：敬业精神、表达能力、思考能力、策划能力、写作能力、亲和力、动手能力、洞察力、执行力、号召力、社交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说服能力等等。

在企业里，为了达致其经营理念和方向，企业在正常运作过程中需要的是职业人的各种软能力，也就是说到了企业，文凭和证书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软能力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些才是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基础。那么，我们的大学有没有考虑企业的需求，为其企业提供合格的产品（产品就是我们的学生）？显然，答案不能让人满意。

导致此问题的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独生之女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改革和创新，没有与时俱进，墨守成规，缺乏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教书不育人

其实前面已经谈到的一些，目前的大学教育，除了教书不会去教育学生如何有敬业意识，如何去做人做事，如何建立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如何建立自己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何去提高他们的各种软能力，即：生存能力。原因是：

第一：大学教育大纲没有这个要求； 第二：我们的教授自己也不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大学里教授没有一个在企业里呆过； 第三：我们的教授同样也不知道用如何方法去教导学生去如何做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体会，显然，底气不足。

二： 目前大学学生的特点

2.1 缺乏创新意识，大部分学生只会读书和背书，缺乏创造力。

我们的“鸭子教育模式”（小学赶鸭子、初中填鸭子、高中烤鸭子和大学板鸭子）教育出来的孩子就像工厂中流水线加工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没有自己的个性。笔者在一所大学里讲课时，曾经问过课堂上的同学们一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大部分学生说：勤劳、勇敢、聪明和重礼仪等，几乎和书本上讲到一字不差，没有自己的一点儿想法和观点。那么，如此的“鸭子教育”，我们国家如何从制造时代进入创造时代？

那么，我们如何达到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所倡导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境界？

原因：学校教育环境中灌输和填鸭式模型所致，当然，从大的方面讲，也和社会的单一化体制很有关系。2.2 个人思想单一

他们所有讲的话和发表的观点几乎都能从媒体和过去的历史上找到，而其相似度极高，缺乏独特的见解。

另外，还喜欢找标准答案。其实很多没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不过是合理性和准确度高低而已。

原因：应试教育模式习惯于找标准答案。2.3 知识面点狭窄

目前的学生，只知道游戏、玩乐、聊天和死读书等，对历史、文学、经济、政治、哲学（哲学不仅仅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只占世界哲学领域的一小部分）和教育等知识匮乏。

同时，也不知道现在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知道如何按主次之分来安排时间。久而久之，把宝贵的时间悄悄地送走。2.4 自我意识强烈

凡事老是以我为中心，以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作为对事情判断的依据，缺乏换位思考能力和服务意识。总认为自己是很行很好很对，要错就错在家长、同学、老师和社会等，接下来就怨天尤人。2.5 个人心态浮躁

需要指出的是整个社会心态也浮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趋向世俗。大学生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免不了存在这种心态。

基本的表现形式是：急功近利（付出了立刻想得到回报，恨不得还没有付出先得到）、目光短浅（只顾现在不顾将来；只顾得到不顾付出；只顾结果不顾过程等等）。

可问题是，大学生在同龄人中算佼佼者，也算少数群体。那么他们也世俗，也浮躁，也随大流，那还称得上佼佼者？ 2.6 缺乏合理信仰

说他们没有信仰是不正确的，信钱也是信，信物也是信，拜金主义也是信仰。可问题是钱物是一个哲学概念，你越信它，结果越远离它，将来会更痛苦。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整天想着钱，不想他（她）的职业和事业过程，结果哪，他（她）没有钱；还有一种他（她）不想钱的，他（她）只关注自己的过程，结果哪，他（她）不缺钱。

钱或物是人生过程或职业过程的结果，结果是由过程决定，所以没有把精力和时间放在过程中，或者没有精彩的人生或职业过程是不会有钱的。就是再信钱，那么目标是达不到的。

这里讲的信仰是以精神为导向的，不仅仅是信教信佛，也可以是信真、信善、信美、自由和民主，也可以是信自己的爱好、职业和事业等。

有精神信仰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人生，可以说即对得起生活又对得起生命。只有物质信仰的人生，最多只能对得起生活。

有信仰的人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于不怕死；没有信仰的人既怕苦，又怕累，更怕死。

虽然这个教育责任不是大学教育能承担得了，牵涉到社会教育问题，但是前面讲过，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还是需要努力引导学生有合理的信仰。

最近，有媒体报到，在美国有一位中国的留学生，博士毕业后，到了地铁公司当售票员。人家问他，为什么读了博士还要当售票员？他说这个工作，收入高，待遇好，有休假，又稳定，尽管不太喜欢，但是还是去做了。可想而知，他的信仰或理想是什么？美国的博士生会不会这样做？

其他的一些特点，如：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过分自卑和过度自负等不再赘述。三：社会的需求以敬业为导向

其实前面已经有所描述，企业所做的事情是需要支付员工的报酬，然后由员工付出他们的劳动，并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的价值积累就是企业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也势必会导致员工的职业发展，两者应该是双赢局面。

所以对员工的首要条件是敬业。不敬业的员工就是能力再强也不是企业所欢迎的。

那么对还没有走上社会的大学生而言，敬业教育，甚至于敬业培训，是尤为重要的。就业前的准备是需要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以能力为基础

在敬业的基础上，员工的各方面软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员工在企业做事过程中需要合作，需要严格实施，需要发现问题，需要解决问题。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家企业没有问题的，只不过问题的形式不

一、内容不一和时机不一而已。

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职业人各方面的能力来解决的，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软能力。

如果大学能做到一点对学生这方面能力教育和培养，做好职业准备，是相当必要的。

四：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法弱化政治因素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换一只灯泡需要多少名学生？

答案是76名。其中，1名学生换灯泡；50名举行集会，争取不换灯泡的权利；另外25名则举行反要求的集会。

这是一则在美国流传甚广的笑话。笑话背后，调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太过自由”的学术气氛。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素有“激进主义的温床”之称。但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鲍林格眼中，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一直都崇尚辩论和言论自由。”

2009年9月24日，哥伦比亚大学不顾美国政界的反对，做出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人举动，邀请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美国的敌人”艾哈迈迪·内贾德到学校发表演讲。此前，纽约市议会议长克里斯蒂娜·奎因曾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要求校方取消对内贾德的邀请，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发表声明反对哥伦比亚大学对内贾德发出邀请。

哥伦比亚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与宽容的言论场。在这样自由与宽容、崇尚辩论的学术氛围中，哥伦比亚大学培养了无数世界级的人才,这其中包括3名美国总统、88名诺贝尔奖得主。不少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人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下过求学的脚印，如胡适、闻一多、徐志摩和李政道等（摘自网络信息）。

在中国历史上，最富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朝代也就在春秋战国。

那时诸子百家，文人墨客，各怀绝技，发挥及至。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等。这是因当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人才流动比较活跃，思想比较开放的结果。如果在那个时期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恐怕国人早已光顾。

然而，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坟书抗儒后，产生了文字狱，形成了专制体制，完成了单一的政治思想体系，最后导致了今后的几千年，中华民族就再也没有了像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也就是说，政治尽可能和大学教育脱钩，减少行政干预，让他们独立，让社会办学和监督，形成一个多元化的自由思想体系，这样才有可能提高我们民族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才有可能把我们国家从制造时代推向创造时代，才有可能达致江泽民总书记所讲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境界。

弱化政治因素的目的：开放学生们的多元化思想，提高创新能力。2 降低毕业门槛

众所周知，我们的大学是严进宽出。其实宽出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大学里的专业课程难度系数是不低的，而且越来越高。

那么，要毕业，要读好这些书是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的，因为我们大部分考试都是闭卷的，也就是说毕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目前大学教育是严进，但不宽出。那么，如何去减少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啃哪些书？首先在保证学生理解的基础上，对这些专业课的考试采用开卷方式。学习是目的理解，不是背书。只要理解了，就可以认为是通过了。大学生是成人，成人教育以理解为主，死背为次。

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他不会去学已经知道的知识，因为到用时很快能查到。如果老是去学旧的和已有的知识，哪还有时间学和研究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和开发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还有时间去独立思考问题？

要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研究目前不知道的知识。

降低毕业门槛的目的是弱化分数为导向的机制，加强能力导向的氛围。导入能力机制

我们大学的毕业证书只能证明该学生考试通过了，或者说硬能力过了关，不能说明其其他能力高低如何，道德水准如何。

我们可以导入能力考核机制，其中之一是对学校讲师和教授的课程进行考核，包括启发式教育，教育大师潘光旦说言：教育是启发不是灌输，灌输是宣传。

另外，对学生各方面能力进行考核，并可在证书上体现他们的一些特出能力和道德的亮点。比如：该学生创新能力强、该学生执行能力高和该学生思考能力强等等。

最后也包括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导向和启发，现成合理的信仰和理想，以免世俗。

导入能力机制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的软能力开放，弱化硬能力的培养。4 导入社会资源

根据前面所言，要完成这些任务和目标，单靠大学里讲师和教授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在企业中呆过，没有素质教育这方面的经历，而要完成这项难度非常高的能力和意识教育，确实有点勉为其难，所以还有需要利用社会资源。

社会上的一些能人和高人也可以输入到大学教育体现中，开门造车，为教育体制改革服务。五：小结

2010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在中南海先后五次召开座谈会，就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温家宝在座谈时强调，要实现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通过改革使教育发展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摘自网络信息）。这份纲要已经明确了学校改革的方向。编后语：

由于本文是在本人在一天（2010-7-4）的时间内写完，没有时间去收集更详细的素材去认证文中论点，所以肯定会有不合理和不足之处，但是至少是我的个人观点，是所见所闻所思的结果，是真言，不一定是正言。

第二篇：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方法

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方法

摘要

目前，中国大学的教育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而不用、用而不学和教书不育人。

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数学分数这么高，却没有数学家？为什么我们出了这么多的高考状元，却没有几个有出息的？为什么知识越来越不能改变命运了？为什么在世界上我们的大学和大学生数量第一，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所进入世界一流的大学？等等。

其结果，违背了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所以需要改革，以真正满足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服务。

本文从目前大学教育现状、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社会的需求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导出相应的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法。

关键词：学而不用，用而不学，服务社会，改革创新。

一：目前大学教育的现状 学而不用

在学校里学的课程和内容，到了社会（主要由企业组成，我们暂且用企业来代替），基本上能用上5－10％左右，那么大部分时间学习的知识是无用的，无用也罢，就像家里放置着好多东西，有很多是无用的，无用就无用了，只不过多占一些地方而已。

可问题是学习无用的知识，学生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这就导致了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有用的知识和本领，最后到了社会才去学和练，直接导致了学而不用。

就其原因：企业中所有的技术（know－how）绝大部分人很快都能学会，如果只有少部分人能学会的，这家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行，因为企业中大部分是实用性技术。由于大学课程理论化太强，太教条，难度高，没有考虑社会的实用需求，而大部分企业不是科研机构，就此导致了闭门造车的现象。用而不学

那么，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组织，当他们给了员工工资后，需要他们为其服务，为其工作，并创造价值，它不像慈善机构，是不考虑回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首先，是需要敬业的态度。

就是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作为家庭的成员，承担家庭的责任。

这是精神和意识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和社会教育有关。

比如：70后大学生以前的职业人他们的责任感要高于80后，然而70大学生在他们的大学里同样也没有教育学生如何以厂为家，以事业为重的内容。显然这是社会教育的结果。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独生之女时代的到来，社会教育严重缺失和不理想，这件事，就自然需要落到大学教育的份上，因为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这个重任势必由大学来承担，否者就会产生会脱节。

也就是说，随着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实质的变化。

其次：它需要有能力的人才。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能力分为硬能力和软能力，就像一个民族的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和一台电脑的配置可分为软件和硬件等一样。

那么人的能力可分为软硬能力吗？答案是可以的。

硬能力：学习文凭、资格证书、分数成绩、书本知识和体力体魄等；

软能力：敬业精神、表达能力、思考能力、策划能力、写作能力、亲和力、动手能力、洞察力、执行力、号召力、社交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说服能力等等。

在企业里，为了达致其经营理念和方向，企业在正常运作过程中需要的是职业人的各种软能力，也就是说到了企业，文凭和证书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软能力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些才是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基础。

那么，我们的大学有没有考虑企业的需求，为其企业提供合格的产品（产品就是我们的学生）？显然，答案不能让人满意。

导致此问题的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独生之女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改革和创新，没有与时俱进，墨守成规，缺乏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教书不育人

其实前面已经谈到的一些，目前的大学教育，除了教书不会去教育学生如何有敬业意识，如何去做人做事，如何建立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如何建立自己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何去提高他们的各种软能力，即：生存能力。原因是：

第一：大学教育大纲没有这个要求；

第二：我们的教授自己也不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大学里教授没有一个在企业里呆过；

第三：我们的教授同样也不知道用如何方法去教导学生去如何做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体会，显然，底气不足。

二： 目前大学学生的特点

2.1 缺乏创新意识，大部分学生只会读书和背书，缺乏创造力。

我们的“鸭子教育模式”（小学赶鸭子、初中填鸭子、高中烤鸭子和大学板鸭子）教育出来的孩子就像工厂中流水线加工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没有自己的个性。

笔者在一所大学里讲课时，曾经问过课堂上的同学们一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大部分学生说：勤劳、勇敢、聪明和重礼仪等，几乎和书本上讲到一字不差，没有自己的一点儿想法和观点。那么，如此的“鸭子教育”，我们国家如何从制造时代进入创造时代？

那么，我们如何达到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所倡导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境界？

原因：学校教育环境中灌输和填鸭式模型所致，当然，从大的方面讲，也和社会的单一化体制很有关系。2.2 个人思想单一

他们所有讲的话和发表的观点几乎都能从媒体和过去的历史上找到，而其相似度极高，缺乏独特的见解。

另外，还喜欢找标准答案。其实很多没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不过是合理性和准确度高低而已。

原因：应试教育模式习惯于找标准答案。2.3 知识面点狭窄

目前的学生，只知道游戏、玩乐、聊天和死读书等，对历史、文学、经济、政治、哲学（哲学不仅仅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只占世界哲学领域的一小部分）和教育等知识匮乏。

同时，也不知道现在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知道如何按主次之分来安排时间。久而久之，把宝贵的时间悄悄地送走。2.4 自我意识强烈

凡事老是以我为中心，以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作为对事情判断的依据，缺乏换位思考能力和服务意识。总认为自己是很行很好很对，要错就错在家长、同学、老师和社会等，接下来就怨天尤人。2.5 个人心态浮躁

需要指出的是整个社会心态也浮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趋向世俗。大学生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免不了存在这种心态。

基本的表现形式是：急功近利（付出了立刻想得到回报，恨不得还没有付出先得到）、目光短浅（只顾现在不顾将来；只顾得到不顾付出；只顾结果不顾过程等等）。

可问题是，大学生在同龄人中算佼佼者，也算少数群体。那么他们也世俗，也浮躁，也随大流，那还称得上佼佼者？ 2.6 缺乏合理信仰

说他们没有信仰是不正确的，信钱也是信，信物也是信，拜金主义也是信仰。可问题是钱物是一个哲学概念，你越信它，结果越远离它，将来会更痛苦。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整天想着钱，不想他（她）的职业和事业过程，结果哪，他（她）没有钱；还有一种他（她）不想钱的，他（她）只关注自己的过程，结果哪，他（她）不缺钱。

钱或物是人生过程或职业过程的结果，结果是由过程决定，所以没有把精力和时间放在过程中，或者没有精彩的人生或职业过程是不会有钱的。就是再信钱，那么目标是达不到的。

这里讲的信仰是以精神为导向的，不仅仅是信教信佛，也可以是信真、信善、信美、自由和民主，也可以是信自己的爱好、职业和事业等。

有精神信仰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人生，可以说即对得起生活又对得起生命。只有物质信仰的人生，最多只能对得起生活。

有信仰的人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于不怕死；没有信仰的人既怕苦，又怕累，更怕死。

虽然这个教育责任不是大学教育能承担得了，牵涉到社会教育问题，但是前面讲过，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还是需要努力引导学生有合理的信仰。

最近，有媒体报到，在美国有一位中国的留学生，博士毕业后，到了地铁公司当售票员。人家问他，为什么读了博士还要当售票员？他说这个工作，收入高，待遇好，有休假，又稳定，尽管不太喜欢，但是还是去做了。可想而知，他的信仰或理想是什么？美国的博士生会不会这样做？

其他的一些特点，如：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过分自卑和过度自负等不再赘述。

三：社会的需求 以敬业为导向

其实前面已经有所描述，企业所做的事情是需要支付员工的报酬，然后由员工付出他们的劳动，并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的价值积累就是企业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也势必会导致员工的职业发展，两者应该是双赢局面。

所以对员工的首要条件是敬业。不敬业的员工就是能力再强也不是企业所欢迎的。那么对还没有走上社会的大学生而言，敬业教育，甚至于敬业培训，是尤为重要的。就业前的准备是需要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以能力为基础

在敬业的基础上，员工的各方面软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员工在企业做事过程中需要合作，需要严格实施，需要发现问题，需要解决问题。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家企业没有问题的，只不过问题的形式不

一、内容不一和时机不一而已。

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职业人各方面的能力来解决的，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软能力。如果大学能做到一点对学生这方面能力教育和培养，做好职业准备，是相当必要的。

四：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法 弱化政治因素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换一只灯泡需要多少名学生？

答案是76名。其中，1名学生换灯泡；50名举行集会，争取不换灯泡的权利；另外25名则举行反要求的集会。

这是一则在美国流传甚广的笑话。笑话背后，调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太过自由”的学术气氛。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素有“激进主义的温床”之称。但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鲍林格眼中，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一直都崇尚辩论和言论自由。”

2009年9月24日，哥伦比亚大学不顾美国政界的反对，做出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人举动，邀请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美国的敌人”艾哈迈迪·内贾德到学校发表演讲。此前，纽约市议会议长克里斯蒂娜·奎因曾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要求校方取消对内贾德的邀请，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发表声明反对哥伦比亚大学对内贾德发出邀请。

哥伦比亚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与宽容的言论场。在这样自由与宽容、崇尚辩论的学术氛围中，哥伦比亚大学培养了无数世界级的人才,这其中包括3名美国总统、88名诺贝尔奖得主。不少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人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下过求学的脚印，如胡适、闻一多、徐志摩和李政道等（摘自网络信息）。

在中国历史上，最富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朝代也就在春秋战国。

那时诸子百家，文人墨客，各怀绝技，发挥及至。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等。这是因当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人才流动比较活跃，思想比较开放的结果。

如果在那个时期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恐怕国人早已光顾。

然而，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坟书抗儒后，产生了文字狱，形成了专制体制，完成了单一的政治思想体系，最后导致了今后的几千年，中华民族就再也没有了像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也就是说，政治尽可能和大学教育脱钩，减少行政干预，让他们独立，让社会办学和监督，形成一个多元化的自由思想体系，这样才有可能提高我们民族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才有可能把我们国家从制造时代推向创造时代，才有可能达致江泽民总书记所讲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境界。

弱化政治因素的目的：开放学生们的多元化思想，提高创新能力。2 降低毕业门槛

众所周知，我们的大学是严进宽出。其实宽出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大学里的专业课程难度系数是不低的，而且越来越高。

那么，要毕业，要读好这些书是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的，因为我们大部分考试都是闭卷的，也就是说毕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目前大学教育是严进，但不宽出。那么，如何去减少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啃哪些书？首先在保证学生理解的基础上，对这些专业课的考试采用开卷方式。学习是目的理解，不是背书。只要理解了，就可以认为是通过了。大学生是成人，成人教育以理解为主，死背为次。

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他不会去学已经知道的知识，因为到用时很快能查到。如果老是去学旧的和已有的知识，哪还有时间学和研究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和开发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还有时间去独立思考问题？

要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研究目前不知道的知识。

降低毕业门槛的目的是弱化分数为导向的机制，加强能力导向的氛围。导入能力机制

我们大学的毕业证书只能证明该学生考试通过了，或者说硬能力过了关，不能说明其其他能力高低如何，道德水准如何。

我们可以导入能力考核机制，其中之一是对学校讲师和教授的课程进行考核，包括启发式教育，教育大师潘光旦说言：教育是启发不是灌输，灌输是宣传。

另外，对学生各方面能力进行考核，并可在证书上体现他们的一些特出能力和道德的亮点。比如：该学生创新能力强、该学生执行能力高和该学生思考能力强等等。

最后也包括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导向和启发，现成合理的信仰和理想，以免世俗。

导入能力机制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的软能力开放，弱化硬能力的培养。4 导入社会资源

根据前面所言，要完成这些任务和目标，单靠大学里讲师和教授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在企业中呆过，没有素质教育这方面的经历，而要完成这项难度非常高的能力和意识教育，确实有点勉为其难，所以还有需要利用社会资源。

社会上的一些能人和高人也可以输入到大学教育体现中，开门造车，为教育体制改革服务。

五：小结

2010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在中南海先后五次召开座谈会，就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温家宝在座谈时强调，要实现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通过改革使教育发展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摘自网络信息）。

这份纲要已经明确了学校改革的方向。

“开放，或者被抛弃。”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教授多次建议人们关注大规模在线课程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在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和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大学必须加快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就有沦为世界一流大学教学实验室和辅导教室的风险。”

“慕课(MOOC)的出现，使得任何学习资源，不论国内外的，都可以立刻出现在眼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黄钢教授看来，慕课对国内高校带来了很大冲击。

为了应对慕课对高校课堂的冲击，目前国内高校开始投入更多资源用以提升教学质量，并且将优质课程上线。

据悉，上海市高校课程共享平台正在研究一项规定，对于在共享平台上的课程，每增加一个选修的学生，教师的教学团队就增加一笔经费。选的学生多了，每个教学团队每年有百万元以上的经费将成为常态，希望以此为教师提升教学质量提供更多的激励。

事实上，在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成为慕课的“受体”，在教学中渐渐引入更多在线课程。

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披露，该校在引入桑德尔的“正义课”前，曾把电子工程系的一门导论课让位给edX(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联手创建的在线课堂平台)上的一门课程。结果一个学期下来，学生的课程通过率远远高过传统课堂。慕课的冲击下是否会使大学的围墙瓦解?未来全世界是否会只剩下几所超级大学?过去两年，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全美的几次大讨论，但至今未有定论。

与大学管理者关注学校是否会被淘汰一样，教师们更关注的是自己在慕课风潮中是否还能“存活”。按照慕课的理想轨迹，一门课程只需要一位会讲课的老师就够了，学生们可以在线互动，作业也可以在线上递交、机器打分。这样，一个好老师可以突破教室的场地局限和教育资源限制，同时教数以万计的学生——教学如此高效率，几乎同时宣布了他的很多同行要“下岗”。

某高校一位副校长称，现在上至教育部，下至地方政府，都要求推行慕课，教育部甚至有专门的经费来推动慕课发展。但是与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管理者们对于慕课的满怀热情相比，教师们的热情并不高。因为，如果有明星教授的课程受到学生欢迎，那么大部分其他的教授只能改行当助教。

不过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几位教授断言，慕课在大学教学中的过度运用，将是“大学对教育质量的妥协”。

随着很多大学纷纷加入慕课实验，失败的案例也接踵而至。不少接受慕课的美国大学发现，无论是课程完成率还是考试通过率，慕课的表现并不如预想的那么好。

比起校园课堂上这些看得见的冲击，慕课对人脑认知层面的冲击其实更大。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老师在课上教授知识点，学生们回家做作业、复习。但是，慕课的教学方式是通过网络来传递，然后再组织一个团队来实施讨论。有不少学者提出，在教育中放在第一位的，并非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或者可说是中国传统的“言传身教”中的身教。但是在慕课这种形式的教学中，如何实现或者保持教育的功能，这实在值得思考。

白彤东

笔者在美国求学、教书十三年，对美国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笔者所学专业又是哲学，而如何进行教育是历代哲学家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很多对美国有着浮光掠影的了解的国人和很多对中国有着浮光掠影的了解的美国人，常常鼓吹美国教育应为中国的榜样。笔者对这种未经批评的对美国的崇拜深为担忧，担心我们在超英赶美的冲动下画虎不成反类犬。笔者已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结果写成文字，在许多专门的学术研究期刊上做过探讨。在这里，笔者会将这些文字里与大学教育相关的观点与笔者的一些新的思考总结一下。

大学教育自有其等级

大学教育，从入门的高考，就常为人诟病，被人指责为“应试教育”、“高分低能”的一大病症。考试取材确实不是最公平有效的制度。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有更好的制度吗？美国曾经也是一考定终生。但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本来为纯种白人的豪门望族垄断的哈佛大学发现，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挤进来了。

为了遏制这种势头，但又要保留“富二代”、“贵二代”的面子，哈佛大学引入了考察学生全面发展、要求学生找有影响（权势）的人写推荐信的录取方式，结果有效地抑制了那些穷犹太人在哈佛、耶鲁等名校的增长。如果我们中国也采取类似的制度，只会让日益为有钱、有权的人垄断的大学更加为他们垄断（现在由于日渐昂贵的学费与生活费，好大学已经出现了“无寒门”的倾向）。

一个农村里连书本都买不起的穷孩子当然不太可能全面发展他的“素质”，而高考更有可能给他一个翻身的机会。并且，考试真的就不能选出人才吗？有人常常埋怨说，高考考的东西不实用。诚然，我们考的东西确实有很大问题（经常是些现代二流文人放的一流马屁与一流政客写的二流文章等）。

但是，有些东西，注定是不实用的。除了少数人，恐怕没有哪个大学生再用过平面几何的证明。

那么，为什么考这些内容？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学生如果有能力、并且能够抵御各种诱惑来掌握任给的一套概念系统，那不正说明他既有学习能力又有很多必要的素质吗？我们说高分低能，真的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吗？也许，是我们想象高分应该高能，结果有了一个低能的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如果我们好好想想身边大多数人的例子，也许我们会意识到高分与高能在统计上讲是相关的，美国也有研究支持这项假设。

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的高考没有改革的必要。比如，像上面提到的，考试（学习）内容需要改革。并且，供美国各大学作参考的SAT考试是一年多次的，这样也许能够避免我们一考定终生的不公平。另外，让学生在不知道自己的分数的情况下填志愿也亟待改变。

我们国家现在有一种大、中专院校升级成普通高校的热潮，其结果是造就了一堆没有（合格）教师的大学、没有一技之长因而也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以及专业技工的缺乏。美国高等教育普及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不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把大学教育的总体水平拉下来，使得被普及的是掺了水的“高等”教育。并且，昂贵的学费，使得学生急功近利，无法安心学习一些从短期经济利益上来讲“无用”的课程。

我们（包括美国人）的教育理想，是让平民能受到以前只有贵族才能受到的教育。这种理想诚然可敬，但是，我们也许忘记，贵族教育，也许是与其经济、社会条件无法分开的。我们现在无法让平民教育拥有那些条件，“赶鸭子上架”的结果是把“架子”降下来。因此，我们的教育改革，不但不应当大肆地改专为本，反而是应该把不合格的普通高校降格为大专。

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工匠，而不是大师。非要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制造大师，其结果，只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当然，在加强大、中专教育的同时，我们也要改变招生办法。比如城里人不愿意读专科，我们可以努力在招农村和偏远城市的学生上下工夫。我们也应该消除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鸿沟，让那些通过职业教育得以安身的学生，如果有志向，可以转回普通高等教育中来。这样也许会帮助消除中国人对专科、职业教育的偏见。

博雅教育要少而精

与上述想法相应，我们搞所谓通识教育或专科学校“博雅”教育，即所谓“liberal arts”的教育，也应该采取少而精的态度。并且，我们应该尽量给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减负，让他们不要有太多经济上的顾虑，比如彻底免除学费。这一点，也要求通识教育要少而精，因为我们的国家负担不起那么多免费的普通高等教育。没有少而精的前提，奢谈通识教育是非常危险的。

至于通识教育本身，首先，我们应该要求文科的同学学习一些真正的理科课程。我们高中文理分科时，选择文科的经常不是想学文科的学生，而是理科学习不好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如果在大学期间依然没有对科学的真正了解，最终很容易对科学盲目敌视或盲目崇拜，打着文人气质、诗化哲学的旗号，来掩盖他们头脑不清的事实。通识教育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应该让学生学习中西历史上真正的经典。人类两千年文明史，大浪淘沙剩下来的、叫做“经典”的东西自有它们被叫做经典的道理。其一，就是它们所处理的，往往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永不过时。其二，就是它们的处理非常深邃，因此它们才能够经历住时间的考验。美国鼓励学生批判性思考，但是，尊重经典的权威，发掘自己思维的浅陋，可能才是真正的批判性思考。这就要求我们的经典教育应是仔细阅读经典，发现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但同时试图理解它们而不是“批判性”地把它们扔到一边，觉得古人没有想清楚。这种对经典的尊重，也是训练我们的天之骄子—精英大学的学生去除年幼无知的骄气的最好的素质教育的方法之一。对经典的阅读，即使学生现在不能理解，也许也能为他们在经历中年危机时，在养二奶、养二爷之外找到另外一个精神归宿。

与此相关，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对中国的经典有所了解。我们的大学、专科乃至中学，也应该把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心调整到中国经典教育上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国经典的重要，而“国学”似乎日渐成为显学。但是，如果国学教育不能融入各级教育体制，办国学院、开国学班等来促进国学只能是一厢情愿。只有我们在各级教育中有国学教育的需要，国学班、国学院乃至中国哲学的学生才能有出路，这样才能维持这些教育改革的可持续发展，让我们中国的崛起真正地成为中国人的崛起。

改革应重在制度建设

这些改革，都是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撑。我们现有制度对这些改革的羁绊，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很多，但它们不只这些。比如，现在的大学课程往往都近乎一律地减成了两学分、一周一个半小时的样子，这是教学“微博”化的结果。连博客都显得太长、太严肃，而只有微博才能适应现代人匆忙而肤浅的生活。这么短的时间，是不足以仔细读完任何一部经典的。另外，如果我们重视经典教育，而经典又那么多，这就意味着教师开课应该有足够的自由。但是，我们不但有学科内部割据的问题（教研室的设置），更糟糕的是，在很多学校教师无法随时申报新的本科课程，而必须在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培养计划里，找到一个“羊头”，去卖我们想卖的“狗肉”。当然，培养要有计划。但是，如果一个学校是为了教学，而不是为了官僚治理的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规范下尽量允许灵活性？当然，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官僚办教育、工程与自然科学模式办人文。官僚办教育的弊病，已经深为人知。而笔者说的后一点是指，人文学科，能把祖宗传下来的经典教好就不错了，用不着写那么多的原创的垃圾。人文学科与近代自然科学成熟后的积累式发展方式不同，因此就应该被不同地对待。

笔者本文中所述，可能有笔者自己的偏见。但是笔者希望，我们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潮中，静下来，为书香门第，慢慢地续上书香。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教授

百年来中国大学的三次转型发展的历史回顾

2009年10月14日21:29[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是由西方引进的。在百余年的大学发展历史中，虽然我们时时力图有所超越，但总体上还是处于不断向西方先进大学制度学习的过程中。根据学习对象的转变，可以认为百年来的中国大学发展过程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转型：第一次转型是20世纪20年代，以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大学主要以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系进行的变革；第二次转型是新中国成立后，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改革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对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全盘照搬；第三次转型是改革开放以后，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为标志，中国大学以欧美高等教育模式为主，参照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走上自主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的道路。

一、第一次转型：以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的转型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却是舶来品，移植于外国。鸦片战争后的洋务学堂高级学堂在学习科目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已经具有了一些高等专门学校的特点。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洋务学堂并不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所以远不能称之为“大学”，只能算中国近代高等专门学校的雏形。

以1895年盛宣怀创办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为标志，中国近代大学开始萌芽。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成为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由于科举仍是当时读书人尊崇的教育正途，且这些新的教育机构在专业设置、办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缺陷，所以19世纪末，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举步维艰，且屡有停办的厄运。

直到20世纪初，以清末“新政”改革为起点，许多有识之士希望改变从前用“西艺”、“西文”学习来对封建教育进行修补的做法，力图对中国的教育作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兴学堂、废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确立了中国近代的学校制度。它主要以日本教育制度为参照，来制定学校系统。从此，中国大学在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诸方面基本形成以日本模式为参照的教育体系。1905年科举制废除以及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直接刺激了该教育体系的广泛实施。新式高等学堂大量兴起，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基本建成。1911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虽然对封建旧教育体制有所改革，但是1912年《壬子学制》及1913年的《癸丑学制》依然延续了这种“取法日本甚多”[1]的大学体制。

1915年前后，由于日本教育所包含的封建性和较多的军国主义色彩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取法日本的高教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议改学制的活动在教育界逐渐展开。当时的教育界人士大都提出应采取各国学制之长，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学制。

以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百年发展历史中第一次重要的转型。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最终主要参照美国教育体系来完成构建。这主要是因为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大量留美学生的学成归国，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正逐步超过其他国家。而且1919年杜威受邀来华讲学和蔡元培等人对英美教育的考察也说明教育界对美国教育制度的青睐。

百年中国大学第一次转型发展主要形成了以美国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大学制度。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形成了单一制的高等教育结构，单科大学出现。第二，微观层面，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形成校长负责制下的“三会制”和董事会制相结合的行政管理体制，从经费筹措到大学行政管理制度形成社会化趋势；废除学监制，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实行男女同校；教学改革的重点在改革课程体系，实施主辅修选科制度以及学分制，实行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2]第三，思想观念层面，接受了美国大学社会化、民主化的办学理念，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观也被广泛接受。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在制度层面上，形成了美国大学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大学体制；在理念层面上，接受了大学教育社会化、民主化的全新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在当时中国混乱的社会背景下，教育家，特别是留美知识分子是这次大学转型的直接动力源泉。总的来说，这是一次由于高等教育内部力量推动，进而导致政府政策改变的、自下而上的大学转型。

百年来，中外学者对中国大学转型的这段历史多有论述。主要分为两种观点：其一，批评、否定的意见在新学制颁布伊始就纷至沓来，认为对美国高教模式盲目照搬，背离了中国文化及现实国情的需要，摧毁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其二，赞同、肯定的意见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的仿美改革，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本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需要。

本文认为，从世界大学的历史来看，向先进的大学办学模式学习，改进自身高等教育系统的事例在各国屡见不鲜。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仿照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型，强调高等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在客观上符合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强调高等教育办学的民主性，与“五四”前后要求科学、民主的思想潮流相适应。因此，总体上积极意义偏多。

二、第二次转型：对前苏联模式的全面照搬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中国的大学模式经历了又一次重大转型。转型前的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大学，其一是国民党政府遗留的、主要以美国高教模式为参照的旧中国高教体系，包括124所公立大学(随各城市的解放被直接接管)，21所教会大学(1951年被接管)和60所私立大学(1952年改造改制成公立大学)。其二是延安时期解放区的大学。

1949年12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确立了教育改革的方针：“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3]但在其后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却走上了一条对前苏联教育模式完全照搬的道路。

高等教育领域，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改革为标志，中国大学教育体制开始了对前苏联模式的盲目崇拜和机械照搬。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颁布，标志着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基本确立。主要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形成国家集权管理，条块分割的大学体制结构；建立由单科院校和文理科综合大学构成，且以单科院校为主的大学体制。第二，微观层面，改变原有的“大学—学院—系”的内部组织体系，建立“大学—系”的组织体系，系内设专业、教研组(室)的组织结构；建立以专业为中心、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4]第三，思想观念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念占据主流，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大学对前苏联模式的照搬的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性质的完全改变，必须要建立与之适应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于是无论是在教育制度层面还是教育理念层面上，前苏联的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就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经过6年改革，我国大学基本建成了适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管理和条块分割的高教模式。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政府的决策对这次转型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由政府决策推动新高等教育体制形成的大学转型。

总之，我国在建立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实践过程中，摒弃了解放区高等教育以及旧中国高等教育的有益经验，对前苏联高教模式极度推崇，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在过分提倡政治的年代，也形成了高等教育单纯为政治服务的理念，高等教育的经济、文化功能被弱化。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新大学模式的建立与当时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需要是相符合的，而且，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大学培养的人才对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于这次大学转型的功过是非，还需要我们客观认真地分析对待。

三、第三次转型：以欧美高教模式为主，参照各国大学发展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数年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观念调整后，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百年来的第三次重要转型发展，即以欧美高教模式为主，参照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走上自主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模式的道路。

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旧的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思想观念解放后，教育界对教育的本质、功能和作用的讨论和研究使人们重新认识了高等教育的价值。高等教育的生产力属性和满足人的身心发展的功能受到重视。以教育思想观念的变革为先导，中国大学开始融入社会改革发展的潮流，开始放眼世界，对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经验进行研究和学习，从而探寻中国大学的发展道路。

在对世界各国先进大学发展经验研究的过程中，欧美大学成为主要对象。这是因为20世纪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另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使中国大学与国际接轨成为必然趋势。借鉴和学习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大学教育模式也成为中国大学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在经历了全面学苏以及由此带来的经验教训之后，在新的转型期，我国对欧美大学制度的学习和借鉴已经变得非常理性，体现在：第一，改变了以某一国的大学模式为主要参照的做法，学习的对象扩大为欧美各国，甚至是世界各国的大学办学先进经验。第二，高等教育研究，特别是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空前兴盛，通过研究，增强了对大学转型的理论指导。第三，具体行动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高等教育的各项改革稳步推进。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1992年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之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开始全面推进。时至今日，中国大学第三次转型仍处于进行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宏观层面，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方向，大学教育规模空前扩大；办学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包揽办学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样化办学；管理体制由集权管理转向高校自主权的增强；投资体制由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各级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其他社会团体、个人等多渠道筹资。第二，微观层面，大学内部人事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院系调整、课程调整、教学改革、后勤改革等都在持续深入进行中。第三，思想观念方面，确立了大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大学的课程观、教学观、质量观、人才观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这次转型的特征来看，第一，这是一次全方位的大学转型过程，其内容包括了高等教育的主要领域及各个方面。第二，自主探索能力和理性选择能力的增强是这次大学转型与前两次转型的主要区别。第三，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精英高等教育模式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众高等教育模式转型是主要发展方向。

从这次转型的动力来看，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构成了这次大学转型的深刻背景，同时也是推动转型的潜在动力。而政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者甚至包括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是这次大学转型的直接动力来源。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的百年转型发展一直处于向西方大学模式学习的过程中，并时有起伏转折，对西方大学模式的依附和超越形成了中国大学转型发展过程的总体脉络。目前，自主探索、理性选择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教育模式终将形成。

(责任编辑：李爱华)

第三篇：改革动力方向方法

人民日报披露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方法

“上”与“下”的呼应—— 2013年11月11日 04:07 来源：人民日报

核心提示：11月9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人民日报8日起就全面深化改革刊登系列述评。文章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改革要“上下呼应”，摸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点面协调”，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变稳平衡”，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结合。

相关文章指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涵盖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中央地方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这些都是“硬骨头”。

文章说，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公平的社会、更清新的空气，就是改革要触及的“穴位”。

统筹协调，上下呼应闯险滩（全面深化改革·方法篇）

本报记者 龚雯 许志峰 王珂

改革无坦途，路该怎么走？

35年改革实践，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高超的智慧不断探索改革路径，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创造了推进中国改革大业的方法论。

方法正确，改革事半功倍、破浪前行。

今年7月，总书记在湖北调研时指出：“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这是对改革经验的宝贵总结，对改革方法的科学概括。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把握改革规律，为改革再次谋篇布局。

摸石过河与顶层设计结合

今年10月底，一项新举措牵动人心——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推进。

此前，按照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总体改革思路，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广东等地先后试水企业登记制度创新，“宽进严管”引发企业注册热潮。

它是顶层设计与“摸石过河”相结合的成果之一。从发

轫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萌芽于深圳小渔村的特区开放，35年来许多重大改革都源自地方创新，再由国家指导支持，最后在全国推广普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良性互动，折射“中国智慧”。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改革打响攻坚战，迫切需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结合起来，在摸石过河中把握规律，在统筹规划中推进改革。

强调顶层设计，是改革的大局观。

趟深水，过险滩，“导航仪”不可或缺。有科学的顶层

设计，才有合理的改革路径；有明晰的系统谋划，才有扎实的改革措施。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现实：表层麻烦解决了，深层问题凸显了；显性症结化解了，隐性风险浮现了；发展水平高了，诉求也更庞杂了。新旧矛盾纠结，利益藩篱交错。缺乏顶层设计，改革难以凝心聚力，有的改革不仅要顶层设计，还要顶层推动，全面改革拒绝碎片化。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涵盖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中央地方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啃掉这些“硬骨头”，非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能够单打独挑，必须从顶层谋篇布局。

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今年9月，35个成员单位组成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直接受国务院领导，超越条块利益的顶层设计有了更具体的依托。

改革不断深入，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每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

推进新型城镇化，户籍屏障不拆除、公共服务不均等、尊重基层首创，是改革的群众观。

不久前，一份《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在上海出台，给不少人带来观念的震撼。因为它不仅奖励改革创新福利沟壑不填平，农民如何变市民？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存贷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金融风险如何防控？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企业成本上升，经营困难如何应对？完善社保制度，必然加大财政收支压力，财税体制如何与此相适应？

者，更强调对“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创新失败者”实行“免责”，允许试错，宽容失败。

亿万人民是改革主体。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就要集思广益，鼓励先行先试，让群众探索实践的涓涓细流，汇聚为推动改革的滚滚热潮。越是牵涉面广、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往往难度越大。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每一份改革方案集民智、顺民意，才会破解千难万难。

“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十八大以来，上与下的呼应，最大程度聚合着改革正能量，激发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

“点”与“面”的协调——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

9月29日，中国境内首个自贸区在浦东揭牌。这块28.78平方公里的“试验田”，要做的文章并不止于“自由贸易”，还涉及外资、财税、物流、政府行政管理等诸多领域的改革探索。

“不是栽盆景，而是种苗圃”。在自贸区的框架设计中，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清晰可见。

改革从一开始就非简单的修修补补。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更需把握好点与面的辩证法。

全面，意味着不能单兵突进。

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必须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全面，并不代表遍撒胡椒面。

深化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选择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以点带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改革大局尤为关键。

矛盾有主次。抓准主要矛盾，“小切口”能解决“大问题”。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这一“马前卒”疾步快跑，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或下放，推动政府“自我革命”；“营改增”渐次铺开，对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形成倒逼„„牵住牛鼻子，可以“一子落而满盘活”。

诉求有缓急。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收入、更公平的社

会、更清新的空气„„群众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问题，就是改革要触及的“穴位”。在这些紧要处发力，改到痛处，改得彻底，既是改革的题中之义，也能凝聚社会共识、提振改革信心。

没有整体推进，改革会顾此失彼；不搞重点突破，改革会节奏迷乱。

眼前和长远相统筹，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把握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展示了我们党从容驾驶改革航船的智慧、技巧与能力。

“变”与“稳”的平衡—— 2

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结合 改革既要谋变，也要求稳。

35年的改革没有采取激进式休克疗法，不搞一步到位，而是采取“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的渐进办法，避免社会震动过大，较好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发展成果无法惠及最广大群众，改革会失去动力，发展将没有意义，稳定的环境就难以保证，建设和谐社会就离开了民意根基。

“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

从利益格局的调整，到体制机制的创新；从各方诉求的改革是动力，停不得；发展是目的，慢不得；稳定是平衡，到发展方式的转型„„挑战前所未有，改革稳中求进。前提，“冒”不得。今天，改革发展稳定彼此交融的态势日益明显，相互作用的趋向更加突出，必须在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确保全面改革顺利进发。

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胆子大，才能啃动“硬骨头”。全面深化改革处于经济转型的新阶段，面临多元多变的新环境，改革不再是先前皆大欢喜的“帕累托改进”，需要用更大的政治勇气闯关夺隘，不失时机地大胆开拓。改革越前进，发展就越有底气，抗风险能力越强，越能获得积极的社会稳定。如果因为局部利益和短期风险而顾盼犹疑，就可能前功尽弃。

步子稳，才能掌好“方向盘”。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无论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还是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都应科学权衡。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更要稳妥谨慎，任何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推行，必须统筹各方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减少阻力，消解隐患，使改革从易到难、从小到大、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循序推进。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

今年，改革新政密集出台，项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营改增”为企业减轻上千亿元税负，20多个省份出台大病保险实施方案，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用于专项治污，涉农资金整合拉开序幕，制约民间投资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加快打破„„

改革的唯一价值，是为人民而改革；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人民而发展。如果改革红利不能反映在老百姓身上，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指引，有体现人民意志的改革布局，有凝聚各方智慧的改革方法，中国式的改革道路越走越宽广。

市场取向，效率公平为百姓(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篇)

本报记者 龚雯 田俊荣 吴秋余

《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0日01 版）改革用什么改变了中国？

从短缺到充裕，从温饱到小康，从封闭到开放，从僵化到活跃，改革用市场魔棒激活当代中国，焕发蓬勃生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中国发展的活力之源，中国改革的不变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旗帜，市场化改革再扬风帆。

市场化改革是活力之源

回望来路，才知道中国的改革已走出多远。

35年改革历程，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

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配置。市场经济借助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杠杆，把有限的人、财、物以最优化的方式分配到社会生产各个领域，快速满足千姿百态的需求，实现效率3

提高和财富增进。

改革从市场起步，中国需要市场经济。

35年前，改革起步，国门打开，“市场经济”第一次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核心是理顺“两只手”的关系

市场化改革千头万绪，但核心是理顺“两只手”的关系，进入我们党的视野。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十三大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市场取向轮廓逐渐清晰。

21年前，十四大将“市场经济”第一次写上社会主义旗帜，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方向更加明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奠定我国新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新飞跃；

11年前，十六大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1年前，十八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实践，深化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市场的作用，增强了我们锐意推进改革的自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改革的每次重大突破，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坚定步伐。

35年来，市场化改革披荆斩棘，一路开枝散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彻底改写中华民族的命运，成为活力之源、变化之源、发展之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优势基因组合，显示出巨大的制度优越性，中国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看不见的手”要充分施展——

经历了多年争论，人们终于明白，任何计划与行政干预，都不可能比市场这台“超级计算机”更高明。

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没有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而是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面对所谓银行“钱荒”，没有降准、降息一味“放水”，而是在适度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让利率杠杆调节资金需求；面对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不是急于输血，而是放宽准入门槛、降低创业台阶，使民营银行好梦成真，“零成本”注册遍地开花。

“看得见的手”要真正有效——

市场一旦失灵，政府就要出手：“一袋奶粉”曾让千家万户头疼。今年，“奶粉进药店”，最严监管重塑国产品牌公信力；“6家奶企罚款6.7亿”，最大反垄断罚单逼出奶粉降价潮。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

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不可随意而为，但也不能无所作为。从“划桨”变“掌舵”，从“全能”变“有限”，恰恰需要政府有担当，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切实将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当好“守夜人”。用好“两只手”，呼唤政府“革自己的命”，使越位的归位、缺位的到位、错位的正位。十八大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刀阔斧，展现了壮士断腕的勇气。

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改革开放初期，“效率就是生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人们的追求。今天，“财富蛋糕”越做越大，“公平焦虑”却越来越多，人们对公平正义呼声强烈。

向市场经济要效率，向社会主义要公平。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提升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改革就能最大程度地凝心聚力。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种种不公平社会现象，并不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坚持市场化改时间紧迫，距离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只有短短7年：任务繁重，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革方向，就要在改革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消除不完善因素，寻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避免“权难制衡，利难共享，人难出头”。

要促进权利公平。通过户籍、社保等制度改革，弥合“城乡二元鸿沟”，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别让一纸户口簿挡住农村人口的平等养老和医疗、挡住农家子弟的平等教育和高考、挡住农民工的平等劳动和报酬。

要促进机会公平。打破行业垄断、降低准入门槛、简化行政审批，让不同类型的经营者平等参与、同台竞技。

要促进规则公平。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很多人宁信“潜规则”、不信“显规则”，“不找熟人不安心、不送红包难放心、不走关系总担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健全法律体系，用法治处理经济生活中的一切事务，各种利益主体才能公平竞争，释放创造潜能。

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政府既要跟上市场节拍，又须守护公平正义，每一次改革都应考量：是不是“保障大多数人切身利益，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同时，“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让社会力量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调节器”。

今年，一项项促公平、惠民生的举措接连亮相：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九连增”，前三季新开工保障房620万套，600万户小微企业享受与个体工商户同样的税负，提高城乡低保标准，金融和铁路等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国务院决定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

还需攻坚克难。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才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今年以来，改革继续朝着市场化方向阔步前行：

国务院多个机构调整撤并、取消和下放3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营改增试点在全国推开、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降低公司注册资本登记门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市场化改革越往前走，触及的矛盾越深，涉及的利益越

复杂，遇到的难题也越大。目前，影响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因素依然存在，市场化改革面临新挑战。破解前进中的旧痼新疾，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亟须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冲破利益固化藩篱，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巨轮驶入更辽阔的海域。

人们对下一步市场化改革寄予热望：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土地、户籍、社保制度等改革要破题，促进新型城镇化；财税、金融、投融资改革要大力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加快形成；市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改善民生和加强公共服务„„

改革无止境，方向不动摇。

十八届三中全会继往开来，市场化改革站上新起点。沿

着这个方向挺进，我们坚定不移，壮志满怀。

改革开放，永续发展激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变化篇)“看得见的手”精心调控，让风景这边独好。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明显，党中央保持定力、稳定政策，坚定推动改革，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7.8%，结构调整也呈现积极变化。

本报记者 江夏 赵永平陈仁泽 《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09日02 版）

今天，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关注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35年，改革开放大潮奔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今天，深化改革攻坚克难，将全力打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第二季”。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倾听中国前进的足音，我们更加清醒，更加坚定。

中国实力

从贫困到小康，从短缺到丰裕，从封闭到开放,中国距离民族复兴的梦想越来越近

如今，无论你身处何地，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发展的强劲脉动。

世界舞台，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

金秋十月，印尼巴厘岛的APEC峰会，中国代表团新闻中心大厅内人头攒动，许多外国记者前来询问日程，不少人能用流利的汉语提问。墨西哥海滨小城的G20峰会，“中国态度”影响世界经济走向。这样的场景，已成为常态。中国企业、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中国分量越来越重了。国际传媒巨头默多克慨叹，“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

应对挑战，中国能力越来越强。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看不见的手”潜移默化，迎战非典、抗震救灾，依托应急管理体系，应对更加有效有序，社会心态也更加成熟理性；一系列“顶层设计”，为恢复重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快速发展，开放的中国更加自信。

当年，世界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走在北京大街上，曾引来了无数中国人的围观。可如今，独具中国特色的丝绸、中国红成为世界时装周上的重要元素。加入WTO，中国加速融入世界。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神舟”飞天、“蛟龙”探海到首艘航母“辽宁舰”交付，中国人从未如此底气十足。

这背后，源于中国实力。

——经济从“濒临崩溃”走向“世界引擎”。35年，中

国经济总量增长142倍，全球排名跃居第二，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今，中国不到3天创造的财富，就超过1978年全年。

——生活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近十年，中国农村的脱贫人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数量。城乡收入大幅增长，出行越来越方便，生活越来越多彩。

——社会保障从低水平到制度全覆盖。公共财政的阳光

更多洒向民生领域，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建立、逐步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织就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对外开放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更深：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86倍，2012年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连续七年世界第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大：2008—2012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从贫困到小康，从短缺到丰裕，从封闭到开放，13亿中国人意气风发地融入文明现代的新生活，我们离民族复兴的6

梦想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

中国活力

挣脱体制羁绊，长期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解放出来。从过去公有经济一花独放，到如今多种经济主体百花盛开，经济细胞更有活力；从过去一块肥皂、一盒火柴都由国家定价，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深度融合，人的积极性大迸发，社会生产力大解放

中国实力的背后，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活力。“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之后，总书记在广东调研时的铿锵话语，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的鲜明宣示。

回首35年改革路，一个个镜头跃然眼前：

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当年为求个活路甘冒坐牢风险。如今，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到处涌现，亿万农民快步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

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章华妹，当年曾为卖点纽扣提心吊胆。如今，民营经济已占据中国经济版图的半壁江山。

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当年为“4分钱奖金”惊动了中南海。如今，上海自贸区，借鉴国际通行规则，试行“负面清单”模式，形成敢闯敢试的宽松氛围。

„„

这是思想活力竞相迸发的35年。

冲破精神枷锁，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迸发出来。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曾经被固定在土地、车间、单位的人们，现在可以自由流动，自主择业、就业、创业。一个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个体汇聚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

这是市场活力激情四射的35年。

到如今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都是市场定价，各种要素活跃起来，僵化的计划体制已经被市场配置资源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越走越宽。

改革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活力！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持市场取向，瞄准“难啃的硬骨头”，一系列“破冰”之举加大了“放活”力度：

更大规模放权。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放权。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3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政府正从“全能”变为“有限”，从“管制型”变为“服务型”。

更多行业“松绑”。给民企松绑，涉及国计民生的多个领域放宽市场准入，给小微企业减税，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加速打破民间投资“玻璃门”。

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启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欧洲国家瑞士和冰岛签署了自贸协定，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今天，改革正从单项突破到综合配套，从经济领域向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推进。中国，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充满朝气和活力！

中国动力

经济发展引擎正在换挡，加快转型升级，建设生态文明 35年改革创造中国奇迹，也伴生日益突出的问题：人们普遍富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经济高速发展了，但资源、环境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眼睛盯着GDP多了，社会建设落后了，还有产能过剩、雾霾围城、食品安全事件、腐败严重„„“发展起来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7

改革，一直在前进中不断反思、不断突破。面对成长的烦恼、发展中的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科学发展观，《 人民日报》（2013年11月08日01 版）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十八大的召开，让中国的改革开放站上新的高点。

随着改革步步深入，中国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面对产能过剩，加快转型升级。发展更注重持续的“动力源”，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长远后劲。“不以GDP排名比高低、论英雄”，不少地方主动调低增速目标，为转方式、调结构留出更大空间。今年以来，宏观调控严控“两高”行业，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4%。

推进结构调整，加快释放内需潜力。今年上半年，内需拉动经济增长7.5个百分点，其中消费拉动3.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7%，这说明增长动力正加速切换。

人口红利衰减，加快创新驱动。一系列主动调控的决策举措，不断释放创新动力，“宽带中国”战略上路，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45.3%。北京中关村平均每天诞生11家科技企业，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跨国公司研发目的地首选国，“人口红利”正在转变为“人才红利”。

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建设美丽中国，最终目标是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今年以来，国务院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用于专项治污。

“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痛下决心打破体制机制藩篱，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正如外媒感叹的，中国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中国将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

三中全会，历史抉择树航标（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篇）本报记者 皮树义 朱剑红 陆娅楠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天开幕，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即

将展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系列述评”，敬请关注。

又是一次三中全会。

金秋北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引来无数金色畅想。

又是一座历史丰碑。

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再次勾画宏伟蓝图，推动改革迈出关键步伐。

回首35年改革，党中央已召开了7次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每次三中全会，党中央都站在历史潮头，果敢抉择，科学部署，引领改革阔步前行。

7个三中全会，7座历史航标。举世瞩目的第八个三中全会，必将树起中国改革发展航程上的新航标。

改革的航标灯

三中全会总是在关键时刻，指引改革的方向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抉择，一次三中全会就是一次重要抉择。

1978年的中国，就站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走出文革“十年**”，百废待兴。经济濒临崩溃，商品匮乏，百姓生活艰难，世界快速变化。面对此情此景，经济迫切需要增强发展后劲，社会迫切需要化解突出矛盾，人民迫切需要公平正义。这些都离不开深化改革。改革正从面对具体的经济问题转向面对相互交织的经济社会矛盾，改革正从经济体制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中国共产党人伟大觉醒，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壮丽画卷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传统计划经济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

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压抑活力，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改革探索，使改革的方向越来越明晰。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搭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年后的2003年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新航程。

又是十年过去，中国再次站在了一个历史新起点。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从“濒临崩溃”变为“世界引擎”。但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低，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腐败严重等社会矛盾压力日增。中国能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10月的上海外高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服务大厅，一派热闹景象：20多个服务窗口前人头攒动，前来咨询和注册的长队一直排到楼外。挂牌刚一个月，自贸区就新增234家企业，外资新设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是去年同期的7倍。建立自贸区这项大胆的改革给上海经济带来了新活力。

明体制全面进发。

改革越是攻坚克难越需要勇气。正如总书记最近所说：“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开创发展新局面，就必须实现改革新突破。”

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再次果敢抉择，指引改革的方向。

改革的加油站

三中全会总是集中人民的意志，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改革是亿万人民的坚强意志，一次全会就是一次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那是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35年前一个冬天的夜晚，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偷偷在一份契约上按下了手印，“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是每到秋收就被迫出门要饭的小岗村农民的悲壮之举，也是广大农民有粮吃、有钱花的朴素愿望。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1984年3月，福建省55位国有骨干企业的厂长经理在《福建日报》上呼吁：请给我们松绑。这是国有企业摆脱僵化体制束缚的大声呼唤，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解放生产力的迫切要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是改革的根本动力。民有所呼，党有所应。每一次三中全会都顺应民意，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小岗村农民的呼声得到了回应。十一届三中全会让改革首先在农村开花结果，广大农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1998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9

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加快农村改革。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对深化农村改革做出决定。改革惠及亿万农民，希望的田野生机勃勃，社会主义新农村画卷斑斓。

改革是一场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单兵突进。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组织，党中央在驾驭复杂局面中展示大智大勇。

历次三中全会在部署改革任务时，都要部署加强党对改福建厂长们的呼声得到了回应。1984年10月召开的十革的领导，用科学的方法推进改革。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结合，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城市经济和企业改革的大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活力焕发，民营企业茁壮成长。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正是因为尊重人民意愿、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改革才得以稳步推进。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改革带来成就也带来了更多的期盼。最近，人民网关于“改革心声”的大型调查，表明人们对新一轮改革最为关切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民生保障制度改革。人们期待经济更有活力，生活更有保障，社会更加公平。

人民的新期待就是改革的新目标。十八大以来，多项重点领域改革有序推进。汇聚更多民意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更多地回应人民的呼声。

改革的百宝箱

三中全会总是驾驭复杂局面，科学组织改革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一次三中全会就是一次领导改革能力的提升。

价格闯关是改革史上第一次遇到的重大挑战。1988年，为了革除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弊端，中央准备一举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消息传出，各地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抢购风潮，当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飙升到20%以上。这年9月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把今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党中央第一次提出了改善宏观调控以及综合改革的理念，这成为此后推进改革发展的两项基本方法。

重点突破与统筹协调结合，尊重群众创造与顶层设计结合„„一系列科学方法的运用，保证了改革有序推进。

改革进入深水区，渡过深水区，需要方向，更需要方法。

“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博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这样描述今天改革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无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又一次考验领导改革的能力和智慧。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稿已经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了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今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密集到基层调研，了解民情，问计于民。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总结改革经验，汇聚各方智慧，决定将成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35年风雨兼程，35年挑战接踵。一次次穿过风雨，一次次越过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以更大的勇气、更高超的智慧，续写改革新篇章。

第四篇：中国未来改革税收方向

中国未来改革税收方向

税负概念，眼下存在诸多混淆之处，这妨碍了国人对于税收和税制的深入认识。

实际上，谈税负问题，起码有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含义。宏观税负，指一国的税负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例来表示。微观税负，则是单个纳税人的实际税负，由于存在税负转嫁，这里是指最终实际纳税人的负担，而不是名义纳税人。

不同国家之间宏观税负的比较，本来不该有太多争议。但由于我国与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有不少“以费代税”和其他政府收入形式存在，因此真实的、广义的宏观税负，要远高于狭义统计口径的宏观税负。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讨论宏观税负时经常发生理解的偏差。

如果就狭义宏观税负的国际横向比较来看，按照税收收入/GDP的口径，目前我国在20%左右，在全球来看并不高。但政府的全口径收入，还应包括如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还有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这些都加起来，广义宏观税负就相对比较高了。据2010年的数据计算，全口径广义税负略高于30%。由于数据统计难以准确反映各级政府全部财政性收入，也有人估计这一比重已达40%左右，这在国际上应算是较高的宏观税负水平了。

无论如何，谈论宏观税负，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税负本身的高低，而在于几方面因素：一是能否真正规范预算之外的各类收费，尤其是乱收费；二是在财政支出安排中能否更直接用之于民，如宏观税负较高的国家，往往也是高福利国家，包括教育、医疗、社保和就业在内的福利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大多在50%以上，因此纳税人的怨言相对较少，我国目前这几项支出加起来大约只有30%左右；三是有没有真正减少不合理的支出与财政资金浪费，这里不仅是消费性支出，而且也有投资性支出的效率问题。

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是不同角度的概念，纳税人更多直接感受的是微观税负。如果一个纳税人在狭义的宏观税负不高的情况下，却感受到较大痛苦和不满，无非有几方面原因。或者是过去税收征管的弹性较大，有时可以人为地调节税收进度、实际执行税率等，正是近年来征管力度有所加强，使更多人感受到痛苦；或者是纳税人被征收了非税收入，这些政府性收入相对不透明，但又切实地从纳税人手里被政府部门收走，因此也容易产生不满；或者是财政支出的后评价机制不完善，缺乏财政收入与支出在微观层面上的有效关联，纳税人没有感受到太多税收收入被最终用到个人身上；或者存在部分主体的偷税漏税，征税出现了“鞭打快牛”的现象，从而即使宏观税负不变，也可能使纳税人的平均税负上升。

另外，还有可能是预算不够透明，或者政府财务报告不完善，即使有些福利性支出已有所提高，多数人还是未能看明白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流向；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体系中存在更多税负转嫁，而由于市场竞争机制在很多领域还不完善，因此税负往往会被转嫁给市场弱势群体，这又增强了这部分人群的税负痛感；不得不承认，我国部分税种的负担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如购车承担的税费。如果让更多纳税人参与到政府预算过程中，直接影响和决定税收征收和财政资金使用的过程，则纳税人的痛苦感将会大大减少。

上述所列问题，笔者以为，凸显出的正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

税收是决定政府与企业、个人经济关系的基础，是为市场经济法治的出发点。

为此，税收制度合理性的基础首先是税收法治，而税收法治则始于税收立法。

因此，推动税收立法权的统一，实现税法制度的统一，减少行政性因素干扰，才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选择。其次，反思基本税收原则。长期以来，在税收效率与公平这对永恒的矛盾之前，我们遵循的一直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问题是效率又分为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前者是少花钱、多收税，后者是通过税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前者曾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则，而后者则是转型的目标，这一点甚至比公平更加重要。其三，调整税制改革思路。如果说1994年税改旨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利益分配，那么迫切需要的第二轮税改则应解决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应该说，坚持“初次分配放权让利，二次分配重视人本”的思路，才符合改革最初的大方向。其四，事权决定财权的思路值得商榷，也就是政府是否该承担过多的经济建设事务值得讨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向任何一方偏离都会带来过犹不及的负面影响。

总之，税收直接关系到现代法制社会的基础，正如古老的英国谚语所言，只有真正实现纳税人至上，才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第五篇：中国政府改革方向

中国政府改革方向

马亚翔08电气二班080405228 我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在法律法规方面，全国性的相关法规、规章的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废止和修改、制定了一批法律法规；在关税削减方面，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关税总水平已由15.3％降到12％，涉及5300多个税目；在行政审批制度方面，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取消了二十几项行政审批项目，行业涉及水、电、建筑、房地产、农林、金融等多个行业。

然而，与WTO的规则和我国经济内在发展要求相比较，我国政府在减政放权、解除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等方面的工作力度还很不够。从朱总理在“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难看出，今年八大工作重点中，有好几个方面都涉及减少政府管制和干预问题。报告明确提出：努力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通过政企分开和企业重组，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尽快实施电信、电力、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抓紧研究制定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继续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防止有些事情互相推诿和无人负责。进一步改革和减少行政审批，必须审批的也要规范操作，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明确责任。

可以说，管制改革已成为政府今后几年的头等大事，其进展将直接影响到与世贸规则的接轨，更关系到下一步的改革大局。这是一步“将军”棋，世人都在关注。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时期，从国内银行、证券金融、会计行业、国有企业等领域反映出的许多棘手的重大问题看，很多矛盾和冲击与行政管制有直接关系，因此管制这根链条到了非进行大幅度调整不可的时候了。基于此，本期报告我们选择政府管制问题进行探讨。为了行文的完整，首先概论政府管制的起因，然后深入分析当前在我国进一步解除政府管制过程中存在的障碍、难点，最后提出解除政府管制需要遵循的几个原则和今后的工作重点。

政府管制的形成经济学上把政府管制分为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两类。

1． 经济性管制。经济管制是指对价格、市场进入和退出条件、特殊行业服务标准的控制。一般来说，是对某一个特定行业、特定产业进行的一种纵向性管制。这些行业往往具有一些特点，如自然垄断性。像电信中的本地网络、电力中的配电和输送、铁路的轨道传输网络等，这些环节获得合法垄断，有合理意义和社会效应。如果他们的服务质量和价格不合理，很可能危及到购买并使用这些产品的人的利益，在这个时候，政府要在准入管制的同时进行价格管制。此外，对运输、金融证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管制也属于经济管制。

2． 社会性管制。社会管制主要用来保护环境以及劳工和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主要针对外部不经济和内部不经济。前者是市场交易双方在交易时，会产生一种由第三方或社会全体支付的成本。像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和枯竭性开采等。政府因此必须对交易主体进行

准入、设定标准和收费等方面的管制。后者是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一方控制信息但不向另一方完全公开，由此造成的非合约成本由信息不足方承担。比如说假劣药品的制售、隐瞒工作场所的安全卫生隐患等。所以，政府要进行准入、标准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管制。

三、中国政府管制形成的特殊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市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时代后出现一些“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才开始逐步加强对经济行为的管制。但是，我国政府管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因此，我国管制的成因与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的分析有很大不同。西方管制的出发点是维护市场秩序，而我们搞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的管制。具体分析起来，我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历史因素。这里要讲得稍为远一点，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否定了市场，认为市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经济制度上就应当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依靠其权力“剥夺剥削者”之资产或政府直接投资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没有得到发展，而是由一个统一的国家来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替代企业家精神。

2． 政治因素。自建国以来，我们的资源就相对匮乏，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通过掌握国有企业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不能随便放弃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直接控制。

解除政府管制的障碍

打破国有经济垄断，开放国内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最终建立健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这些行业一度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供给短缺和投资不足，政府开始吸引社会资金和放松价格管制。尽管国家垄断体制相对放松，行业垄断势力却有所增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和行业垄断越来越妨碍市场自由竞争体系的建立。因此，打破原有利益集团的垄断格局、消除现有经济体制障碍成为经济改革中最迫切的问题。

一、利益集团：解除政府管制的拦路虎

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管制形成的一些行业垄断者和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政府给予的权利将一般的行为垄断逐步变成了法定垄断，致使这些垄断者为所欲为，很难去挑战它。众所周知，我国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垄断价格严重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政府也下决心破除这些行业的垄断势力，但最终结果多数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其他，如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进程也与其相似。这些行业的改革进程之所以如此缓慢，当然有牵涉范围广，没有现成模式供参考等方面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些行业的改革触及了当前某些个人、部门、行业或者地方上的利益以至受到百般阻挠。因此，改革必须深入下去，彻底打破即得利益者垄断。

（一）部门利益冲突：广电与电信——谁该入主互联网业

网络媒体，即“新媒体”，是基于IP协议的高速互联网，目前被公认为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它从根本上改变以往人们被动接受信息的方式。通过网上链接，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更加立体化，并且成为信息选择的主体。而使之成为可能的信息传播技术就是大家已不陌生的“三网融合”，即整合了声音（电话）、图象（电视）和数据（计算机）业务的宽带通信系统。这种宽带系统为受众提供的是需求导向和交互式的“一站购齐”的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如IP电话、图文并茂的新闻和专业信息、视频点播和网上购物等。

整合宽带系统的实现可以有多种技术渠道和市场方法。如现有的固定电话网，在其大覆盖的光纤干线网管基础上，利用电话调制解调器、数字技术对其以双绞电缆线组成的接入网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同时提供视频和数据服务；而新兴的网络运营商甚至已经开始独立建设全光纤入户的以提供IP业务为主要目标的新型骨干传输网，直接进入整合宽带系统。另外，固定电话公司、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传统媒体公司以及在线数据服务商之间通过互相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也可以成为各种高速户聯网的物理基础。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今后在网络媒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经过改造后的有线电视网。这不仅因为有线电视网的覆盖率与固定电话网不相上下，还因为它的光纤同轴电缆混合（HFC）网管系统，由于数字压缩技术和高效数字调制技术的应用，频道容量和多功能服务的能力得到大大的拓展，使其带宽远高于现有电话网的光纤双绞电缆系统。更由于其广播式传输有条件接收的技术特点与计算机网在逻辑上天然的兼容性，使它自身有无限的发

展前途。全世界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有线电视是解决信息高速公路“最后一公里”的最佳传输媒介。因此，有人把国内现有经过改造的电信网称为第一代低速因特网，而把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逐步被光纤入户网取代以后的有线电视网称为第二代高速因特网。

但令人遗憾的是，广电系统至今没有取得互联网业务的经营许可，甚至在广电网通过加盟“中国网通”已经实际进入了因特网数据业务市场之后，国办[1999]82号文（《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中的规定仍限制广电和电信交叉经营。此外，信息产业部也在多种场合不断声明，广电提供因特网数据业务和电话业务是违法的，理由是广电没有完成网台分开。似乎只有当有线电视传输“网”完全从制作和播出电视节目的“台”中分离出来，由信息产业部统一管理并最好与电信网合二为一后才有资格提供基础电信服务。

其实从国际经验来看，作为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所属的有线电视系统，其节目的传输和播出并不存在完全的分离。其次，为鼓励整合宽带通信网的尽快发展和维持有线电视产业的文化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国家的政府允许有线电视系统运营商自由进入电信产业，而严格限制电信企业提供视频服务；另一方面，为规避WTO对开放电信业的要求，有的国家还特意将有线电视从统一的电信业中分离出来，或专门建立独立的有线电视网，以抵御外国文化的肆意入侵。与此同时却并不限制有线电视网参与国内整合宽带通信网的建设和运营。因此，国内现行的对有线电视的管制政策，恐怕还是从保护落后的中国电信网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

（二）地方诸侯经济：消除市场分割的最大难题

加入WTO后，我国中央政府为与国际惯例接轨，积极主动修改或取消原有的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文件，颁布新的法律法规。然而，正如有些海外人士所担忧的那样，加入WTO

后中国最可能出现的违反WTO规则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级地方政府。目前，地方保护在我国仍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过去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在发展单一的国有经济、在各地形成“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它们在出发点上、管理体制上都体现了地方利益。尽管当前为加入世贸组织要求进行文件清理，但有些地方仍以落实中央对各省市的要求、加快本地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进行清理，没有按世贸组织的要求来做，造成不仅老文件清理得不彻底，新文件的制定也有地方干预的痕迹。

2． 地方利益的驱动。我国实行的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政府负责制，地方政府要承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职责。这种管理模式使地方政府存在管一方土地保一方平安，守土有责的思想，因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其他各个领域都成为地方领导的一种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垄断经营、封锁市场，抵制外地产品进入的情况。县与县之间，都不允许外县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更不用说全省、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

3． 经济管理体制的产物。我们的企业一直都是由国家直接投资，企业有行业管理部门，有主管部门，还有地方政府各类政策的支持，考虑到企业的利润、产品的市场，行业保护、地方保护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甚至还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攀比：哪个行业保护得好，哪个行业利益就好；哪个地方保护得好，哪个地方就得到发展。

当前以上种种问题和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按要求需要破除地方保护，中国经济发展自身也需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市场。为此，2001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负起消除地区封锁、保护公平竞争的责任。但是，其执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以药品连锁经营为例，药品连锁经营既方便了群众，也降低了药价，然而目前在我国却很难发现有跨地区的药品连锁经营企业。

根据国家药监局调查，一些地区仍对连锁经营采取的或明或暗的地方封锁。部分地区对跨地域开办药品连锁经营明令禁止，有的以“换证期间不予受理”、“垂直管理未到位、不予办理”、“本地区未开始对外地申请的受理，不予办理”等为由拒绝受理；有的以“现在是整顿治理期间”、“本地区药品零售企业已经很多了”等为借口，对申请者进行推辞；还有的宣称“你们全来了，我们这儿的企业怎么活呀！”公开进行抵制。另外有些地区为“抵御”外来“势力”，采取暗地的保护措施。有的是省推市、市推省，相互推诿，无人受理；有的是嘴上答应得好，对申请人却一拖再拖，采取对付的办法；有的要么限制数量，要么收取费用，设置障碍；有的是在地区内先搞表面连锁，抬高自身价格，伺机以高价吓走外来者。

此类明令禁止或暗地保护的做法在啤酒、建筑、烟草等行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道路、车站、港口、航空港或者本行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阻碍外地产品进入或者本地产品运出。今后一段时间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将成为中央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不合理管理制度：解除政府管制的痼疾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加入WTO的中国政府将像全球市场中的一个“企业”那样面临激烈竞争，只不过竞争的内容由产品变为制度，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清晰的法律环境，谁就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如何定位、职能如何转变、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管制制度以及如何改革我国的政府管制等有关问题将关系到未来我国政府和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成败。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存在一些不合理性，行政审批事项过多，审批周期过长；同时一些部门和行业的垄断势力强大。这些不合理的制度给本已不堪重负的企业又增加一道枷锁。

（一）行政审批制度过多、过严

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力，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由于政府改革滞后，这种管理方式依然通过大量行政审批制度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大量以企业设立、经营资格、许可证等行业管理为名存在的行政性审批，不仅给企业的创立和正常经营增加大量负担，而且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力，降低了企业运作效率。此外，行政审批为有关部门的官员和员工创造了权利“寻租”的机会，容易滋生制度性腐败。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我国行政性审批造成的特有危害性认识不够，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没有充分认识审批经济办事效率低下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改革到了现在攻坚的阶段，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掌握权力的行政部门，不愿意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这需要外界的推动。

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必须要下决心加快改革行政性的审批制度。要减少行政性审批，改革审批经济必须注意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央部门的审批多于地方；二是后进的地区多于发达地区；三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多于公有制经济。

由此，应该首先从法制理念上、从政府管理的理念上的创新上来解决。在制度上要有所创新，要弱化审批，该取消的一律取消，对确实需要审批的，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政府在减少审批环节方面搞“一条龙”服务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条“龙”也不能过于臃肿、庞大。对于因政府部门职能交叉存在的“重复性审批”，应在统一权利和责任的基础上合并，这样才能真正减少审批。

（二）行政性垄断势力强大

行政性垄断是指中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及其授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者排除企业竞争的不当行为。其主要成因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以及贯彻执行不力；多元化的行政利益的趋动，国家对行政性垄断缺少必要的法律管制以及行政人员依法行政意识的淡薄等等因素。

目前，行政性垄断广泛分布于各行业和各类市场中；企业组织形式上表现为高度的纵向一体化（如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在市场占有率上，他们在全国市场上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在垄断行为上，主要体现为限制竞争（如中国电信以技术标准为理由阻碍其他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接入、排挤广电提供电信服务、国家电网限制地方电网的电能输入）和高额垄断定价（如邮资和铁路票价、手机双向收费），此外，如价格串谋（如民航的航线收入联

营）、掠夺性定价（前几年的寻呼价格大战）、价格歧视、指定购买、搭售、以及明显倾向于垄断的企业组合（如三大航空公司的“自愿”合并）也被广泛使用。

行政性垄断的普遍存在，使我国经济实际上被分割为相对不兼容的两个部分，经济运行中同时存在着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并且通过行政性垄断阻隔、制约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提高了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危害。具体来说，其危害主要表现在：

1.由于长期的供给不足和服务质量低劣，造成社会福利的严重损失；

2.限制竞争延缓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调整，降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3.由于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所有者缺位造成“内部人”控制现象相当严重，因而企业经济效率较低，带来社会成本的提高；

4.由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政府重复建设和企业重复投资无法控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由于缺乏基于充分信息的产业政策的正确指导，由此造成产业结构的长期失衡和低度化；

5.行政保护下的垄断行为，恶化了市场竞争秩序，延缓了公平有序之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

6.不利于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即便有了形式上的政企分开，政府过度干预（投资和人事权控制）的继续维持，还有可能产生危害性更大的政企同盟；

7.现有的国有大型企业监管制度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8.政府的直接垄断和对垄断企业的保护，实际上是对落后的保护，与WTO规则相悖，在全球竞争环境下不利于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9.政府对垄断行为的参与和政府决策的非“三公”（公开、公正、公平）做法，以及广泛的“寻租”和腐败现象，有损政府的威信和执法效率。

放松管制 减少干预

一、政府管制改革的原则

在改革和完善现有政府管制制度的过程中，通过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制度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把握如下几个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

我国的政府管制，通过大量“合法”和非法的行政性审批和许可，其职能所及，可谓泛滥成灾。因此在管制改革过程中，对管制领域及其手段的设立，必须对上述管制的经济理由所建立的标准上，重新加以审定，并在制定监管政策时积极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尽量取消和缩小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此，为防止现存管制机构“自纠自查”过程中的机会主义，中央政府设立一个行政改革的临时调查机构是必要的。

（二）独立性原则

如上所述，在经济性管制领域，我国目前的行政管制机构大都存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和政社不分的事实。它们的职能结构基本是宏观政策调控（如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微观管理和行政管制的混合体。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行政机构就很难具备独立性，很难摆脱部门偏好，从而难以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执法，或者难以有效利用有限的行政资源，难以从源头上遏制“寻租”和腐败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建立独立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管制机构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

（三）公正性原则

合理设定原则和独立性原则并不能完全保证管制行为的公正性。管制机构在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的条件下，很容易做出不作为、滥用权力、歧视性执法和违背程序等行政违法行为。为防止这些行为的产生，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和外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强制行政机构公开其内部信息；再次必须加大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改变管制方式，促进管制法制化和科学化

如果政府仍要对某些方面进行管制，那就要考虑改变现行管制方式，尽量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来改变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一些审批制度，例如土地的审批权，政府一时不能放弃，则应减少审批手续，简化审批过程，提高办事效率。就电信改革来讲，政府管制的重点应从直接对企业行为的管制——如价格管制，转移到对市场结构的调整——降低市场壁垒和导入竞争机制中来，以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在开放的国际电信市场中抢占优势地位。在政府管制法制化过程中，为避免管制部门被管制者“捕获”和政企利益同盟操纵立法，必须取消各类管制机构对立法的影响力，建立由各种利益集团代表正式参与的公开透明的立法制度；在建立制度化的立法审查机制，提高人大对国务院及其各部门的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在涉及到申请相对人权利（如特许经营权）的行政审批程序中，除了广泛引入公开听证程序外，还必须建立特许权的公开拍卖或竞标制度；此外，要建立完整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3月25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2年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我国现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如行政性审批、地方保护、部门和行业垄断状况进行评论，并提出一些积极有意的建议和措施。国家计委副主任汪洋指出，加快电力、铁路、民航、电信、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改革，破除行政和行业垄断，以及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削弱实行地方保护的行政职能，是必须继续推进的两项重要改革。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已经把消除垄断和地方保护、治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和今后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