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与权力》书评（共5篇）

第一篇：《甜与权力》书评

《甜与权力》书评

学号：110200059 姓名：周秋香

西敏司的《甜与权力》，研究了1650至1900年间英国对糖（特别是蔗糖）的消费史，试图解释透过糖所展现出的广阔世界。从书中我们看到了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的商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糖是如何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

《甜与权力》这本书的脉络十分清晰。首先，西敏司在导言中运用了大量的篇幅谈及他对蔗糖在阅读和研究中点滴积累的浮泛知识和印象，描述了他的田野工作对蔗糖研究的影响，从田野工作中了解蔗糖的生产、消费以及蔗糖带给他的思考。

接着，在该书的第一章中，作者试图引入食物和“吃”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使之成为研究现代生活的人类学的一部分，通过讨论“甜不是指甜的东西”来阐述甜是一种味觉，霍布斯称之为一种“品质”。而糖、蔗糖是激发甜的感觉的物质。然而人们对甜的喜好程度却往往大相径庭，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所以不能说喜欢甜是人类的普遍特征，从而引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特定的民族是怎样变得顽固的坚持对“甜”的大量的、习惯性的摄入。第二章则通过考察西方各国对糖的消费、生产情况，把问题集中放在向英国提供糖、糖蜜和朗姆酒的殖民地的种植园生产体系，以及那些使产品的以生产出来的主要劳动榨取形式。同时也展现出了像糖这样的殖民地产品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增长过程中的特殊重要性。第三章通过讨论糖的消费把生产与消费联系在一起，依据人们的行为和所思来对消费加以解释，渗透到社会行为中的糖，通过被赋予新的用途并承载了新的意义，从一种稀奇和奢侈的东西转变成一种平常的必需品。西敏司认为这样的意义源于使用本身，由此又引申出了好几个跟权力有关的问题并进行讨论。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深入的探讨了权力的问题以及强调了田野工作对研究食物和饮食的人类学的重要性。

糖，可说是第一种世界性商品，它的生产与消费“标志着向一个世界市场的诞生迈进了重大一步”。与之紧密相关的种植园生产体系则与纺织工业一起，奠定了此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范型。更重要的是，糖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这些产品的欧洲社会，开始形成这样一种我们现已熟悉的情境：人们根据自己所购买和消费的商品来进行日常自我的确认。

确实，不管现在看来糖是多么平平无奇，在15-18世纪的三四百年间，它却是大西洋世界发展的动力之源。欧洲人是直到11世纪末十字军东征时，才第一次知道蔗糖，当时他们将甘蔗这种从未见过的奇怪庄稼称为“味道甜美的芦苇”。但甘蔗的生长需要热带环境，因此，只有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才能设法满足欧洲市场对糖的需求。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外的圣多美岛发展出大规模种植园，这最终被证明是大西洋历史的里程碑——欧洲人第一次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生产供欧洲市场消费的商品，而且黑人奴隶劳动与制糖业的关系在此得以牢固确立。

更大规模的种植园和制糖工业，随后在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发展起来。为了满足甜味这样美好愉悦的味觉，无数人沦为奴隶，被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推入无情的生产体系之中，这确实是一种欧洲的发明。种植园的奴隶虽然从事的是农业，但实际上却在以工业的方式在进行生产，田野就是工厂车间，他们挣微薄的工资，不自由地重复劳动，而所有的日需品则无一例外几乎都是别人生产的。劳动力、资本、市场在此紧密结合，而背后则是已经确立的欧洲口味标准和权力对世界的宰制，同时塑造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伴随着庞大的生产机制和分配机制。

糖这种世界性商品不仅是一个生产和贸易的问题，实际上也影响着欧洲列强的兴衰。英国人在17世纪就已意识到，一旦某个国家夺得蔗糖生产的主动权，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航运、财政收入，进而是整体国力的影响。正因此，英国坚决打击葡萄牙的蔗糖生产，控制自己殖民地的制糖工业，并禁止使用他国船只来运输这些商品，这些重商主义措施无异于一场经济战争。它不仅确保了供应和贸易产生的利润，确保了英国制造品的海外市场，还支持了英国海运和海军的发展。在那些年里，糖对各国而言事关重大，其在经济中所占据的地位，就如钢铁在19世纪，石油在20世纪所占据的地位一样。

除此之外，该书还清晰地梳理了糖如何从一种贵族消费的奢侈品转为商人阶层消费的贵重物品最后又转变为大众消费的日常必需品，在这个过程中糖的意义也在不断的流变。事实上，16世纪在欧洲任何地方，糖都是一种舶来的奢侈品，在很长时间里，食用糖乃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1650年糖作为一种奢侈品，只有贵族才能够消费，普通大众既无法负担糖的高额价格，也没有渠道获得糖，此时糖还没有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流通，而仅仅作为一种配给品在皇室使用。到1750年糖慢慢开始成为一种商品再到1850年糖成为一种普通的，就像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用品。在糖从贵族消费的奢侈品到商人阶层消费的贵重物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商人阶层对贵族生活方式的一种仿效，即西敏司在书中提到的意义的“顺延”，商人阶层消费糖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追求一种与贵族相似的生活方式，但当糖从商人消费的贵重物品慢慢转变成大众消费的日常必需品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再是对贵族生活方式的效仿，而是被赋予节省时间、补充热量等新的意义，即西敏司在文中提到的意义的“广延”，在糖成为大众消费的必需品的过程中，英国国内兼具眼光和野心的商人重塑了“糖”的意义。糖的这种变化过程，看似顺其自然，但在其背后却涉及到宗主国、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兴起等因素。宗主国的商人看到国内普通大众对糖的需求，进而呼吁在国内降低蔗糖的关税；另一方面殖民地的种植园主不断扩大甘蔗的种植，这中间还涉及到奴隶的贩卖以便提供给殖民地充足的劳动力，糖在这里只是一个连接所有因素的结点，或者说糖只是一个表征，除了糖这个结点也可以是茶或者是咖啡。

在糖不断渗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见大众饮食方式的改变。以前由家庭妇女在家中制作三餐，有了糖以及工厂生产的预制食品，家庭妇女便从一日三餐中解放出来，家人可以喝甜茶配面包，如此便可解决一餐。家庭妇女之所以不在家庭中制作食物转而为家庭准备更加省时的食物，正是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要求家庭妇女也参与到生产中。为了节省出更多的时间，糖成为了她们为家人准备食物的好帮手。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把人与生产联系在一起，甚至改变原有的家庭生活方式和家庭分工。“糖”成为一种被制造的需求，渗透到普通大众生活中，直到完全侵蚀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无法离开这种体验。

蔗糖在近代的消费历史是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本书虽然一直在围绕着“糖”这个话题进行讨论，但作者关注和揭示的焦点是“权力”这样一个符合的概念。其实，西敏司所谓的“权力”，其内涵是很广泛的，除了以上的政治、经济上的权力外，作为认为，事物本身也具有某种权力。当糖的消费日益蔓延开来，蔗糖消费的增长改变了人们日常的饮食习惯，某种形式的油脂和糖成为以大量淀粉质食物为主食的一餐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缺乏肉类的时候，糖成了替代品，并且决定了吃什么样的淀粉类食物。糖作为辅食却具有了决定主食的权力特点。同时，作者还指出，糖的消费与女权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发生在穷人家庭里面的食物的不合理分配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模式。昂贵的蛋白质食品是给成年男子食用的，而蔗糖大部分是由妇女和儿童消费，这并不是说女性比男性更喜欢甜食，而是一种权力的控制，食物营养的不平衡分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上的不平等，从这一点上，蔗糖似乎成为了权力倾轧的工具。

因此，虽然本书谈的是“糖”，但糖其实并非关键，关键是“权力”。只是糖作为“资本主义的宠儿”，能够浓缩和折射出社会转型的历程，可以清晰地显示出那些肉眼无法看见的无形力量和权力关系。

西敏司始终强调关注社会的整体性形貌，他把世界纳入研究的范畴中，在全球的大视野中分析糖发展的动态过程，并从糖这样的物品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建构。使人类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孤立的地区，并扩大了人类学关注的外延。

而本书最大的特点体现在时间与空间的结合、国内与国外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对糖的历史的概述，作者从时空结合的角度来分析，体现出作者大历史观的研究手法。一般情况下人们分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纵向的考虑一个国家内部的这种关系，例如英国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因为糖的再加工而形成的阶级关系，南美加勒比海沿岸的甘蔗庄园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但是作者却通过糖的流动展现出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仅限于国家内部，而且还体现在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即一种以欧洲为核心的中心与边缘社会的关系，这种国内外结合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开拓了读者的视野。而且，这种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使读者感受到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是在做研究中不容忽视的。正是这些结合使得整本书有一种立体感、厚重性。

回头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心情十分低落的时候，吃一块糖，阴沉的生活仿佛像多了一丝明媚，也许是心理的作用，也许是糖本身带给我们的愉悦感。糖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已习以为常，如果不是西敏司这样一本专著，我们已很难去把这种普通日常体验和权力、资本主义这些宏大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但这反倒衬托出作者的切入视角的精准到位。

第二篇：甜与权力读后感

读《甜与权利》有感

201024144113 吴绮莉 10历史文遗班

糖，从1650年起在许多国家从一种奢侈品、稀有品变成一种日用品和必需品。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平凡又十分常见的调味料，装饰着现代社会的每一张餐桌。平时我们也许不会把糖跟权利联系起来，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西敏司却在《甜与权力》一书中，为我们娓娓道来“糖”身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首先我先剖析一下这本书的结构：作者在第一章试图引入食物和“吃”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使之成为研究现代生活之人类学的一部分，通过讨论甜不是指甜的东西，来阐述甜是一种味觉，霍布斯称之为一种“品质”。而糖、蔗糖是激发甜的感觉的物质。然而人们对甜的喜好程度却往往大相径庭，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所以不能说喜欢甜是人类的普遍特征，从而又引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特定的民族是怎样变得顽固地坚持对“甜”的大量的、习惯性的摄入。第二章则通过考察西方各国对糖的消费，生产情况，把问题集中放在向英国提供糖、糖蜜和朗姆酒的殖民地的种植园生产体系，以及那些使产品得以生产出来的主要劳动榨取形式。同时也展现出了像糖这样的殖民地产品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增长过程中的特殊重要性。第三章通过讨论糖的消费把生产与消费联系在一起，依据人们的行为和所思来对消费加以解释，渗透到社会行为中的糖，通过被赋予新的用途并承载了新的意义，从一种稀奇和奢侈的东西转变成一种平常的必需品。作者西敏司认为这样的意义源于

使用本身，由此又引申出了好几个跟权力有关的问题并进行讨论。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深入的探讨了权力的问题以及强调了田野工作对研究食物和饮食的人类学的重要性。

作者西敏司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把糖的命运讲述得格外深刻。使我们看到了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的商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也看到了糖是如何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

人是一个靠食物维持生命的有机体，而我们的身体也因为进食才有了新的能量，这些能量的一部分或者全部会很快的转化为支撑我们行动和思考的力量。但这只是食物对于人而言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方面，食物除了满足个人需求之外，另外还有一种社会功能。恰如西敏司所指出的，尽管在食物与亲属关系或者食物在社会群体之间关系上，我们现代的生活已经和原始部族的生活大相庭径。但是，在食物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生活以及构建社会关系的影响力上依旧和原始部族有着同样的形式和重要性。在《甜与权力》一书中，作者涉及到很多种类的糖，不过着重关注的是蔗糖。决定这一观点的是最近数个世纪以来蔗糖消费的历史。

蔗糖在近代的消费历史是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本书虽然一直在围绕着”糖”这个话题进行讨论，但作者关注和揭示的焦点是“权力”这样一个复合概念。

糖作为一种重要的世界性商品，它的生产与消费是与世界市场的诞生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基本范式的建立密切相关的。本书中作者研究糖在世界的消费历史的时候，采用的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生物和文化的视角来展开探讨——这是和以往的糖史和相关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不同之处。

通过对这些家用、日常的物品进行探究，帮助人们澄清世界是怎样变成现在的样子，以及在变化中如何保持某些层面的内在一致性。其实，西敏司所谓的“权力”，其内涵是很广泛的，除了以上的政治、经济上的权力外，作者认为，食物本身也具有某种权力。当糖的消费日益蔓延开来，蔗糖消费的增长改变了人们日常的饮食习惯，某种形式的油脂和糖成为以大量淀粉质食物为主食的一餐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缺乏肉类的时候，糖成为了替代品，并且决定了吃什么样的淀粉类食物。糖作为辅食却具有了决定主食的权力特点。同时，作者还指出，糖的消费与女权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发生在穷人家庭里面的食物的不合理分配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模式。昂贵的蛋白质食品是给成年男子食用的，而蔗糖大部分是由妇女和儿童消费，这并不是说女性比男性更喜欢甜食，而是一种权力的控制，食物营养的不平衡分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上的不平等，从这一点上，蔗糖似乎成为了权力倾轧的工具。

作为一部人类学经典作品，《甜与权力》西敏司娓娓道来的是“糖”身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读完这本书，给我印象很深的除了对蔗糖与权力之间的联系的理解，更读懂了人类学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以

及田野工作对研究一种历史现象或者是地方特色是非常重要的。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历史，人类学的解释力就会被严重削弱，要形成一门关于当下的学科，必须研究那些缺少所谓“初民社会”相关特征的社会，即使是面对平凡的研究对象。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要珍视当地人所说的，所期望的和所做的，研究对象如果仅仅针对某些弱势群体，则称不上是客观的、科学的研究了。这本书按照自己的方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了解人类学的道路，十分值得我们一看。

第三篇：政治关系与权力

第二章政治关系与权力

第一节政治的概念与特征

我们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现象，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政治是与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狭义社会现象等并列的社会现象，指人们参与、组织和争夺国家权力（公共权力）并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具体社会事务的活动（或行为、过程），包括组织政党、选举、制宪、立法、决定国家重要政策和重大决策、监督政府、行政、司法、军事等活动。上述中国政治学者关于政治的观点均为广义政治说。

简单地说，经济现象是以追求钱财为目的的活动，政治现象是以追求权力为目的的活动，文化现象是以追求精神利益为目的的活动，狭义社会现象是以追求人际和谐为目的的活动。狭义政治概念的经典性解释者是美国法学家古德诺，他在其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一书中阐述道：“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由于人们常将“国家意志的表达”理解为立法，故古德诺的“政治”定义尚不及列宁的“政治”定义来得具体和明确。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的活动形式任务和内容。”

狭义政治指人们参与、组织和争夺国家权力（公共权力）的活动，是人们确立政制（即国家重要制度）和决定政事（即国家重大事情）的活动，包括组织政党、选举、制宪、立法、决定国家重要政策和重大决策、监督政府等活动。狭义政治摒弃了广义政治中的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具体社会事务的活动，也就是摒弃了行政、司法、军事等活动。

政治生活、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四个词语的基本含义相同，指的都是政治现象，只是侧重点略有区别。

二、政治的特征

（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属于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的本质、内容、形态、方式从根本上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体现着社会经济关系。社会经济的性质决定着社会政治的性质，政治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动。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必然会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种情形：一是适应经济基础的政治，对其起巩固、维护、加强的作用。二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政治，则是对其起破坏、阻碍的作用。经济利益的得失是最根本的利害关系，任何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本集团的根本经济利益。

（二）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国家政权是维护阶级统治和实现阶级利益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展开的。任何一个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要想改变或巩固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贯彻执行其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以达到对整个社会进行阶级统治的目的，都必须首先掌握国家政权。列宁说：“在全部政治活动和国家活动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国家政权。”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不再存在的社会里，虽然政治的主要表现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政权仍然是政治的核心。因为只有掌握政权，才能治理国家。无论组织经济、文化建设，还是解决社会的重大问题，处理国内外的关系，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都要依靠国家政权。

（三）政治的本质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

列宁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阶级关系，各阶级为实现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而进行斗争，其最高形式是政治斗争。阶级关系构成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政治关系包含了各种阶级关系，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与同盟者、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关系。因此，阶级性是政治的本质属性。

第二节政治关系

一、政治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政治关系是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人们在追求国家权力（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是现实政治的属性，也是一种客观实在。它是阶级社会中人类政治活动的必然产物，特定政治关系一经形成，就反过来规约人们的政治行为。

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相比，有三个特征：

（1）政治关系是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政治角色既包括个人，如公民、政治家、政府官员，也包括集体，如政党、政治团体、政府机关、国家等。

（2）政治关系是个人和团体在政治生活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政治生活之外发生的任何关系都不是政治关系，即使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例如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就不是政治关系而是经济关系。

（3）发生政治关系的直接动因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利益。

我们认为，政治关系与政治相对应，也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政治关系是指人们参与、组织和争夺国家权力（公共权力）并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具体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狭义政治关系仅指人们参与、组织和争夺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二、政治关系的种类

政治关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政治网络系统，这个网络中最重要的狭义政治关系有以下六种：

第一，国家主人（君主或人民）与国家（政府）的关系。这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关系。在君主制国家，主要表现为君主与政府的关系；在民主制国家，主要表现为人民与国家的关系。第二，公民（国民）与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经法律调整通常表现为公民权利与国家责任（国家负有保障公民权利的责任）的关系。

第三，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

第四，政党与政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第五，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议会、国家元首、政府、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等之间的关系。

第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与一般地方单位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中央与自治地方单位的关系。

三、政治关系的本质

（一）政治关系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对社会政治进程产生什么影响，归根结底是由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如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或集团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个人或集团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关系。从总体上说，社会的政治关系一般总是与经济关系相适应。如封建的经济关系必然产生封建的政治关系，而封建的政治关系则体现着封建的经济关系。从最终意义上说，一定的政治关系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并为一定的经济关系服务。虽然一定的政治关系集中地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影响政治关系的因素除了经济关系之外，还有文化关系、狭义社会关系等。

（二）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

利益关系指的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的社会联系。利益关系包括利益主体之间纵横两个方向上的利益联系。

在纵向上，它包括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之间以及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

在横向上，它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同一层次的社会群体之间乃至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利

益关系。利益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的社会联系网络。

利益在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1）利益是人们结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2）利益关系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形成的基础和条件。（3）利益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特性。

第三节权力

权力是在一个组织体内主体根据组织体规则支配客体的强制力量。权力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权力存在于一定组织体的内部，也在组织体系统内部运行。这里的组织体指由人组成的单位，包括政治组织体、经济组织体、社会组织体、文化组织体、军事组织体等，大到一个国家，乃至联合国，小到一个家庭，政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等，都是组织体，都存在权力现象。组织体不一定要登记注册，但必须有形，有明确的成员。无形的集团比如阶级、阶层、民族不是组织体，不存在权力。因此，我们不赞成阶级权力、阶层权力、民族权力的说法。但当阶级、阶层、民族等无形的集团建立政党、社会团体等有形的组织体时，才会出现权力现象。

其二，权力是一种强制力量。当权力运行时，不管权力客体是否愿意，都必须遵循和服从。如果不服从，将面临承担组织体规则设定的责任和后果。一方命令与另一方服从是权力运行的显著特征。

其三，权力是由组织体规则设定的，规则是权力得以运行的保障。组织体规则是组织体制定或者认可的规则，国家的规则是宪法和法律，政党的规则是党章和党纪，宗教组织的规则是教义和教条，企业的规则是章程和厂规。因此，权力一定是符合组织体规则的，不合规则的强制力不是权力。

其四，权力主体是组织体的整体及其机关。组织体的最高权力属于组织体整体，由组织体或其最高机关来行使。个人不是权力主体。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个人没有权力。权力一定是组织体的权力，个人只是代表组织体行使权力。个人是通过行使权利的方式来代表组织体行使权力的。比如一个三人法庭以票决的方式作出一项判决，这个作出判决的权力属于法庭，而不属于任何一个法官，每个法官的投票权不是权力而是权利（即法庭成员的权利）。当三人法庭变成独任审判庭时，作出判决的权力仍然属于法庭，而不属于独任法官，法官行使的仍然是法庭成员的权利，只是这时法庭成员的权利和法庭的权力重合罢了。

其五，权力运行的双方的地位一般是不平等的。权力主体多是组织体的整体、上层机关，权力客体多是组织体的成员、下层机关。只有在分权制衡的组织体中，同级机关才可以互相成为权力的主体与客体。

其六，权力是维系组织体存在和实现组织体目标的基本手段。一个组织体之所以设定权力，制定规则要求成员听命于组织体，要求其下层机关服从上层机关，是为了实现组织体目标。在一个组织体内部，如果没有命令和服从，事事都要全体成员平等协商，组织体就难以作出任何决定，实现组织体目标就无从谈起。而且，当一个组织体内出现互不服从的局面时，组织体秩序就会荡然无存，组织体本身就瓦解了。因此，权力与组织体相互依存，没有权力就没有组织体。

二、政治权力

按照权力存在领域的不同，权力可以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社会权力、军事权力等。政治权力是权力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是政治活动中存在的权力，是政治组织体内政治权力主体根据组织体规则影响和控制政治权力客体的能力和力量。

政治权力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政治权力存在于政治领域，存在于人类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活中。与政治无关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中存在的权力，不是政治权力。这里的政治领域作广义理解，国家主权、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军事权力等，都是政治权力。

其二，政治权力存在于政治组织体的内部，也在政治组织体内部运行。政治组织体是以实现政治目标为宗旨的组织体。人类社会的一切明确的政治组织体，包括国际政治组织体（如联合国）、国家、政党、政治社团等，都有政治权力。以实现部分政治目标为宗旨之一的其他组织体在参加政治活动时，可以理解为政治组织体。显然，国家是最主要的政治组织体，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政治权力就是国家政治权力。

其三，政治权力是的十分重要的公共权力。与经济权力、社会权力、文化权力相比，政治权力的作用要广泛得多。经济权力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作用范围局限于企业。政治权力的主体主要是国家，作用范围遍及全国。在民主国家，全国人民作为国家主人是政治权力主体（此时的客体是政府），全体国民作为国家成员又是政治权力客体（此时的主体是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权力就是公共权力。

三、国家权力

按照组织体性质的不同，权力可以分为国际组织权力、国家权力、政党权力、社会团体权力、宗教权力、自治组织权力、企业事业单位权力等。国家权力是在国家组织体内主体根据宪法和法律支配客体的强制力量。

国家权力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国家权力存在于国家这个组织体的内部，也在国家这个组织体系统的内部运行。这里不等于说，凡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权力现象都是国家权力。除国际组织以外，政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都隶属于国家管辖的范围，但这些组织体均有自己独立的权力运行系统，故这些组织体的权力不属于国家权力。

其二，国家权力主体是国家主人和国家机关，任何个人都不是国家权力主体。国家主人是国家权力的本源和所有者。民主国家的国家主人是人民，故人民是民主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里的“一切权力”包括国家主权、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军事权力等等。国家主人一般通过制定宪法的方式设置国家机关并赋予其职权，从而使各类各级国家机关成为国家权力主体。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其三，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程度很高的力量。国家是拥有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拥有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的强大组织体，丰富的资源和暴力机器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坚实后盾，服从国家权力有较多的奖励，不服从国家权力将面临十分严重的后果。其他组织体拥有的资源和手段，其权力的强制程度要低得多。

其四，国家权力是合法的强制力。国家权力是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障的主体支配客体的强制力。在这里，法律要作广义理解，既包括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包括习惯法、政治惯例、政治制度等实际上的法律。不合法的强制力不是国家权力。比如，同样是一个人强制另一个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如果没有法律依据，那么就不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而是将受到制裁的强盗行为；但如果有法律依据，那么就是行使没收财产权力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判断强制力是国家权力还是非法暴力的关键。而且，由于政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家庭等组织体也处于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内，法律对国家管辖范围之内的一切组织体发生效用，使得这些组织体的权力也不能违反法律，因此，合法性是一国之内一切合法组织体的权力的共同特征。

第四篇：《我与地坛》书评

《我与地坛》书评

从小到大，写过无数以“热爱生命”为主题的文章。参观烈士陵园后写一篇、暑假前听完安全讲座写一篇、发生类似“花季少女不堪压力轻生”的事件后再写一篇„„我们总是苍白地想用文字表达出“生命可贵”的主题，但真正深刻理解的又有多少？

史铁生可以算是我识得的所有人当中，最深刻体会并真真正正地敬爱着生命的。

有些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快、太突然，不等人想明白、搞清楚，它就赤裸裸地摆在面前，暴风骤临一般让人喘不过气来，而自己所能做的只有默默承受。在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然残废了双腿，史铁生无疑是令人同情的，但这并非他受人敬佩并取得如今成就的理由。我更崇拜的，是他的文字里没有丝毫的所谓的顾影自怜，是他能在心理上站起来——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站起来。

惨痛的灾难降临到他头上，对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如雷轰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曾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情”。然而在经历了一次次心灵与死神的斗争之后，他最终拒绝了死亡。在别的评论中看到一段话，我觉得说得很棒。“是母亲的爱唤起了他的意志，他决定把自己的心变成一片沃土，母亲已在这片沃土上洒下了第一把种子。然后，是一个散步的陌生人、一对老夫妇、一个唱歌的青年、一位女教师、一名长跑运动员、一个弱智的女孩„„无数次给作者鼓励和感动的人无心地创造了一片生命的森林，作者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坚强地走了过来。”

难以想象双腿残废和母亲去世哪个对他的打击更大，但在我看来二者夹击的杀伤力足以摧毁一个人。不过史铁生，这个精神上的巨人，他一次又一次地振作起来。

这其中地坛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地坛在他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数次搬家却从未远离且越来越近，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他，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于是他爱上了这个“人口密聚的城市里宁静的去处”，他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着生活，感受着生命。

“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我尤其喜欢他关于四季的比喻。它们精妙，美不胜收。只是为了避免充字数的嫌疑，不再收录。

对于他的文字，我找不到更多的形容词。他的描写就好像是大自然孕育出来、从泥土里长出来一般，自然而然又无比生动，充满了对自然本身的热爱，同时也将这份爱传递给阅读它的每个人。

他对死亡的理解也精准而独到，也许这是爱与自然除了文字之美外带给他的另一产物：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这样想着，他便安心了。只需要认真对待“如何好好活着”这一问题，人生于是轻松了不少，妥妥儿地在地坛思考、记录，探寻各种问题的答案，心里一点点充实。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生命可贵。欲望无止境。一个人活在世上，不管遇到怎样的灾难，把持住内心，以满腔热血观察、发现这个世界上的美，就是永恒。这是史铁生，和地坛教给我的。

第五篇：法律与革命书评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序言和导论

法学1001班宋高昂100401127 哈罗德·伯尔曼，世界知名的比较法学家、国际法学家、法史学家、社会主义法专家，法与宗教关系领域最著名的先驱人物。《法律与革命》是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生动、细腻地描述了作为西方法律传统背景的民俗法, 探讨了伴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西方法律传统在欧洲大学中的起源、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渊源等问题。

伯尔曼界定了此书中的一些关键词，如“西方”、“西方法律传统”和“革命”。伯尔曼承认自己所采用的史料是渚领域中的专家们所熟知的。但是，作为整体，这段历史却会令专家们感到陌生。这是因为，他把西方文明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来看待。这里的“西方”主要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首先是一个“具有强烈时间性的文化方面的词”。确切而言，是指“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法律”一词也不再是简单地指某种“规则体系”，而被界定为包括诉讼程序以及相关价值、概念、规范和思想方式的具有宗教的活生生的过程。而“西方法律传统”则包括法律的相对独立和自治，法律职业化，法律的科学性，法律的实体性，法律的发展观，法律的内在逻辑性，法律的至高无上和多元性等等。

伯尔曼坚决反对传统的西方历史分期法，即将西方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古典时代、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中世纪以及近代(始

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伯尔曼认为这种谬误的分期法是试图根据构成西方文明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来观察近代：试图将中世纪贬低为只是作为近代得以涌现的背景，从而满足了一种夸大的民族主义心理的需要。这种民族主义欲望导致西方法律史似乎都是在追溯----个民族从部落和封建的起源到当代的荣耀和威严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法方法。这样，在西方文明内的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独特性都得到了强调，而共同特征却被低估了。其实，西方各国的法律体系都具有共同的起源——都有共同的历史根源，从这种共同的根源中它们不仅获得了共同的术语和共同的技术，而且获得了共同的概念，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价值。由于完全读完此书耗时很长，这里仅就《法律与革命》的序言和导论部分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伯尔曼在导论部分开宗明义地宣称，他要讲述的是一种称作“西方的”文明。这种文明发展出了独特的“法律的”制度、价值和概念, 并被有意识地世代相传了数个世纪，由此而开始形成一种“传统”；西方法律传统产生于一次“革命”，它在后来数个世纪的过程中被革命周期性地打破和改造。在20世纪，西方法律传统的革命危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大，某些人相信这种危机实质上导致了这种传统的终结。伯尔曼毕其大半生的心血和精力写作《法律与革命》，正是源于这种深切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希冀通过寻根溯源来探索摆脱危机的途径。

何谓“西方”包括西方文化，是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首先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他的结论是：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

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至于西方文化，它的每一种古代成份都经受了与其他文化相融合的改造。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对立的成份竟能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世界观。例如，希伯来文化、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原本不相容，但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前期的西方却将所有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对其中的每一种成份进行了改造。

伯尔曼断言西方法律传统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由六次伟大的革命加以改变，其中三次分别是俄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虽然各自革命的含义不同，但都可以称为由参与革命的人们所进行的革命；第四次革命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第五次是新教改革运动；第六次是1075~1122年的教皇革命，也就是《法律与革命》中的所谓的“革命”主题，这次革命称之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改革。《法律与革命》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写起的，他认为整个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是由11 世纪末期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对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所发动的授职权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的全面政教冲突所触发。教皇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教会和世俗的变革正是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基本原因。伯尔曼认为宗教理念是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原动力，在12 世纪后期西方逐渐形成的教会法、商人法、王室法、城市法等都是由于教会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之一。对于法律的界定，伯尔曼指出：把法律概念界定得过于狭窄即把法律界定为规则体，不利于对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和西方历史上数次重大革命对这种法律传统的影响的理解以及对这种传

统现在所处的困境的理解。他呼吁，需要有一种广义的法律概念，并批评了那种“过于狭隘”的法律观点。

伯尔曼将西方法律传统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法律制度与其他类型制度之间有较为鲜明的区分。虽然法律受到宗教、政治、道德和习惯的强烈影响，但通过分析，可以将法律与它们区别开来；

2、与这种鲜明区分相关联的是以下事实：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的实施被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

3、法律职业者都在一种具有高级学问的独立的机构中接受专门的培训；

4、培训法律专家的法律学术机构与法律制度有着复杂的和辩证的关系。换言之，法律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等，而且还包括法律学者对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所做的阐述；

5、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数个世纪的发展；

6、法律实体或体系的概念，其活动取决于对法律不断发展特征即它的世世代代发展能力的信念，这是一种在西方所独有的信念。法律体系只因它包含一种有机变化的内在机制才能生存下来；

7、法律的发展被认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变化不仅是旧对新的适应，而且也是一种变化型式的一部分。法律不仅仅是处在不断发

展中，它有其历史，它叙述着一个经历；

8、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相联系。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即便处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也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

9、西方法律传统最突出的特征可能是，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法律的最高权威性成为必要和变得可能。而法律的多元论则根源于基督教教会政治体和世俗政治体的区分；

10、西方法律传统思想于现实、能动性与稳定性以及越超性与内在性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导致了革命对法律体系周期性的剧烈冲击。不过，这种法律传统毕竟存活了下来，甚至由这些革命所更新，这种法律传统比作为它组成部分之一的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要大。不过，按照伯尔曼的说法，西方法律传统中的10个特征只有前四个仍然构成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

关于前四个特征，伯尔曼指出，罗马法传统具有西方法律传统的上述特征，而当代许多非西方文化则不具有这些特征，11世纪前通行于西欧日耳曼民族中的法律秩序也没有表现出这些特征，他们为西方所独有。而属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后六个特征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美国全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也就是伯尔曼所担忧的危机，为此，伯尔曼大声疾呼：就目前危机已经达到了可与过去曾经打击西方法律传统的革命危机相提并论的程度而论，我们必须调动整个传统的应变

能力来克服这种危机。由此，伯尔曼提出：今天法的社会理论的首要任务在于摆脱关于法律及其因果关系的过分简单化的概念，应该把三个传统的法学流派即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理论和历史法学派综合成一个一体化的法学。

法的社会理论的第二个任务是旨在采用一种适合于法律史的历史编纂法而不是主要采用来源于经济史、哲学史或其他史类的历史编纂法。法的社会理论的第三个任务是研究法律在革命变革时期的命运，即不仅要查验新法律对旧法律的迅速取代，而且还应考察在革命确立之后所采取的措施，考察这些措施是否为将来稳定和公正的法律秩序奠定了基础。最后，法的社会理论还必须研究非西方的法律体系和传统，研究西方法律与非西方法律的融合，研究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惟其如此，方可求得摆脱20世纪后期西方法律传统所面临的危机之路。作为伯尔曼著作的中国读者，我们一旦新鲜而又好奇地读完《法律与革命》一书，肯定会有一种激情与忧患同在、启示与疑惑并存之感。除了被伯尔曼著作无与伦比的逻辑力量、渊博的学识、历史的洞察力所征服之外，我们大概还会有不少的启发；首先，伯尔曼在法的社会理论方面颇富创见。伯尔曼在书中显然流露了对马克思、韦伯以及一些人类学理论关于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学说不满的情绪，他甚至提出了“超越马克思、超越韦伯”的口号。伯尔曼承认西方三大法学理论(实证法学、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的部分真理性，但同时指出它们均是片面的、简单的、试

图解释一切社会与历史的决定论模式。伯尔曼坚决反对社会历史发展中“谁决定谁”的简单模式，而认为各种因素之间是共存、互动和因地的彼消此长的关系。确实，在伯尔曼重新解释西方法律史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立体的图面。

其次，伯尔曼批判了传统的历史分期法，重新挖掘了中世纪时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伯尔曼视教廷为近代第一个国家的雏形，也不乏深刻的创见。可以说，伯尔曼的学术贡献与创见使得西方法学界必须聆听其关于中世纪以及中世纪的教会(宗教)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的学说。传统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混合。法律通常与可见的一面、与作品联系，但对西方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其起源的研究，能揭示其在民众最深层信仰和情感中的根源。西方的法律传统的背后就有一种民族的意识作用——对炼狱的恐惧和对最后审判的希望——而这就是西方的历史意识——宗教意识。

最后，在伯尔曼的著作中，我们时时会感触到一种深刻的生存意识贯注其中。这样，伯尔曼“重新解说西方法律史的努力不但超越了现实，而且超越了历史。从而使得他能够摆脱流行的教条，扫除拘谨琐碎的工匠气，重新去把握作为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之一部分的法律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