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户籍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与作用分析

第一篇：古代户籍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与作用分析

古代户籍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与作用分析

关键词：户籍制度、人口管理、社会治安、户籍改革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户籍制度成为倍受人们关注的焦点。不了解历史，就不能掌握未来。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户籍制度始终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对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时刻，了解古代户籍制度的形成及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正文：

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源于三代、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建立于秦朝，此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成为了中国社会中影响最久、意义最深远、历史作用最大的社会制度。(一)中国古代户籍制度萌芽时期

我国古代最早实行的是人口登记制度，考古发现早在商代，就有关于人口清查统计的记载。在甲骨文中如 “八日辛亥允，灾伐二千六百五十人。”“以人八千，在驭。“等数字比比皆是。随着奴隶制度的不断发展，到了西周时期，奴隶主为了能牢固控制奴隶、扩大耕地，必须对奴隶数量及具体情况有所了解，人口登记制度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周礼》上的一些记载，后人推测，西周设有“司民”这一官职，掌理户籍、计点民数；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数字上报周王，以辅佐其施行政治。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是对户籍管理十分重视的一位古代政治家，他推行了一系列关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措施。首先，要求户口登记范围广泛，据《商君书·境内》记载，国内的男女户口全部登记在册；其次，要求出生的登记入册，死亡的注销户口，这是中国最早的人口出生和死亡的动态登记。此外，还将全国的人口进行身份和职业的划分。这个时期古代户籍制度的雏形已形成。

(二)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时期

到秦朝建立时，户籍制度已略有规模。户口册上除了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家内人口的情况外，籍册中所有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也必须在户口册中标明，便于官府区分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以此来控制社会秩序。户籍管理制度作为剥削和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成为一项社会制度也随之确立下来，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户籍管理模式。汉代实行“编户齐民“制度，户口登记内容要求非常详细，并且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户籍管理的专职官员。丞相萧何制定了《九章律》，其中的“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成为历史上首次用法律来规范的户籍制度。中国古代战争频繁、人口流动性很大，长期战乱造成死亡、脱籍或沦为流民等情况，都会导致户籍不实，影响国家的经济收入。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为防民户逃亡，在继续推行北魏时期“三长制”的基础上，加强基层管理，整顿入户编制，用“三长”这个基层组织实行“大索貌阅”。到唐朝时户籍管理已相当完备，实行“团貌”和“输籍定样”，一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管理较为缜密。户籍制度经过宋朝和元朝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明朝推行了户帖制度。为防假冒、伪造，每份户帖上有编号，加盖官印，一式两份，一份交于百姓留执、一份上交户部。明政府还在里甲制的基础上编造黄册（即户口总册）。

(三)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完善时期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最终作为体系而确立清初沿袭明制，直到光绪年间，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效仿日本警察户口编审制度，成立了警察局，发布巡警清查户口条规，并制定户

籍法，进行户口调查。户数调查按照民政部所定的门牌号码来编订，门牌号一旦确定，若要迁移，户主3日内需报巡警机构注册。警察作为户籍管理的新的机构，成为中国户籍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与基层乡里组织承担户籍编制与管理的体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而警察制度已经彻底取代和改变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1]自此，中国户口统计日渐形成规模，户籍管理制度渐入正常轨道。清宣统三年(1911年)颁布了户籍法，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户籍法。

经过对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了解，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具体如下： 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通过户籍制度，对人口进行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和随意迁徙，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延续性与稳定性。

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简单、生产力落后，生产效益的高低只能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多寡。作为古老的农业国家，中国农业人口的增减一直为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为了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每个朝代的户籍制度都制定界线分明的等级制度，来保障农业的生产。所以户籍制度也有利于农业的生产，维护社会稳定。但是把人民限制在土地上，不利于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久而久之，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古代的户籍管理制度是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割据势力，减少了封建割据战争的发生。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通过层层管制、控制人身自由的连坐制度，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以此加强政府的统治基础。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治安，有效地减少了不法的行为出现。户籍制度加强了古代人民之间的亲缘关系，社会相对和谐。所以户籍制度为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在客观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古代的户籍制度是统治者征收赋税、征发徭役、提高经济收入的保证，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赋税、徭役制度是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占有社会劳动和财富的基本手段，也是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进一步体现。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户籍管理作为重要的统治工具，作用越发显得重要。户籍制度有利于国家财政的稳定，所以整个社会的建设机构得以运转，国家的进一步建设对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也带来了好处。但是如遇到果天灾还是人祸，阶级之间的矛盾容易显现出来。

4古代户籍制为本已森严的等级制砌上了厚厚的保护墙，稳固了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各守本分，各司其职”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代的社会秩序。在古代户籍制下，人被严格的划分等级，统治者眼中的“贱民”是没有资格被列入国家编户之内的，他们承受更多的义务，权利却被严格限制，而且身份的世袭使得“贱民”的世代都要承受着比编户齐民重得多的压迫与剥削。户籍制度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砌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墙，进一步降低了古代社会的流动性。整个社会结构就像一座金字塔，处于顶端的统治者希望下层的百姓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接受出身带来的贫贱地位是不可更改的理念。这倒巧合的类似于了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的理念了，他认为国家应当确定一种界分严格的三个等级间的劳动分工，任何人都必须固守自己的天职而不干涉任何他人的事务，即“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就是正义”。但是，在当今世界，这与现在提倡的人权还有民主是背道而驰的，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古人曾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所以我们应当认真正确对待古代的户籍制度。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所呈现出的保守性与封闭性是与古代保守封闭的社会形态相联系的，所以以前的良好的制度不一定就适用现在的社会。现代的中国日益开放，现行的户籍制度却依然有着顽固的保守和封闭的地方，虽然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原由，但历史却不能成为我们固步不前的借口。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来改革现行的户籍制，最终还户籍以本来的面目。而现行户籍制所企图达到的目标，如城市的稳定、农村的发等展等可以通过其他更具合理性与正义性的经济、政治多种政策来实现，如大力推进城市化、加大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以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等。而且这些政策不仅可以有助于实现现行户籍制的目标，同时其本身也是值得追求的社会目标，是我们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命题中应有之意。只有当所有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时，只有当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的努力和才智而不是取决于他的出身时，整个社会才可能充满活力的良性运转。

第二篇：关于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分析及思考

关于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分析及思考 宜宾县政府副县长 周 汀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矛盾和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突出矛盾和问题预防化解的有效方法，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已势在必行。笔者以宜宾县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例，对如何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进行了探讨。

一、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工程建设引发众多不确定矛盾。除了政策规定的赔偿项目外，很多工程（包括国家重点工程、市政工程、乡镇基础设施、商品房开发等）在建设过程中，会引发一些政策没有规定赔偿、事前未考虑到的千差万别的矛盾和问题，成为引发不稳定事端的最大因素。其中，包括水电工程建设引发的河流断航问题、市政建设影响道路通行问题、道路建设影响客运班车及群众出行问题、电网线路建设影响居民安全问题等。随着近年来各项工程建设的不断推进，这类问题正逐年增多，由于情况各异，处置十分困难。

（二）非正常死亡死者亲属非法索赔产生不安定因素。这类事件中，由于“人死为大”，极易引起他人同情，并演变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非正常死亡事件大致可以分为医患纠纷、安全事故、自杀、溺水及其他事故等多种类型。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医患纠纷，发生频率高，处置难度大。

（三）企业发展涉及群众利益问题。在企业改制、重组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有的产生大量下岗职工，有的影响周边村民的生产生活，产生诸多社会问题。

（四）征地拆迁涉及大众民生。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各地征地拆迁量均较大，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征地赔偿标准因各地国民经济发展和人均GDP的不同，有着较大差别。在实际执行中，很多被征地对象往往把拆迁赔偿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相比较，有非法建筑也要求按合法建筑标准赔偿。同时，由于征地相关后续政策滞后，造成一些失地农民失地后出现困难和问题难以及时解决，导致在很多重大工程建设中，征地拆迁工作异常艰难，工程进展缓慢。

（五）辞退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遗留问题难以解决。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大多常年工作在偏远的乡村，条件艰苦，一干就是十年、二十年，将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教育事业，但却没能享受到与公办教师相同的福利待遇，且差别很大。但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大量的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被辞退。

（六）移民问题影响库区及社会稳定。宜宾县移民问题主要涉及向家坝水电工程，该工程为金沙江水电滚动开发下游河段的一个大型水电工程，于2004年7月8日正式施工建设，右岸施工区在云南省水富县，左岸施工区涉及宜宾县安边镇1917人和屏山县移民约6万人。

（七）其他各类社会问题不容忽视。除以上六类问题发生的不稳定苗头和事件，还有如校园安全、涉警（政）事件、民间纠纷、计划生育、刑事案件、治安事件、网上舆情、沙石开采、药品销售、乡镇医院历史问题、复员退伍军人问题、其他事件等等，这些问题在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成为引发不稳定苗头和事件的重要原因。

二、突出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改革发展，折射矛盾纠纷根源所在。宜宾县围绕建设西部经济强县目标，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各项改革发展措施力度不断加大，向家坝工业园等多个工业园区正加快建设，进驻多家大型企业，同时，向家坝水电站、滨江路综合开发等重点工程正深入推进，以实行居住证为主的户籍制度改革正抓紧进行等等。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势必涉及到公民的切实利益，从而产生各种矛盾纠纷，这是产生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所在。

（二）利益驱使，体现群众自身本能诉求。在当前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最终处理结果中，绝大部分是通过赔偿、补偿与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后，事件才得以化解处置。一方面，一些矛盾和问题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实受到了侵害。如医患纠纷患者确因医方责任造成死亡，工程建设中当事人生产生活确实受到了影响，征地拆迁中失地农民赔偿确实没有及时兑现到位，企业改制中下岗职工相关善后事宜确实没有按政策及时解决等等；另一方面，受现代社会中很多不良思潮的影响，部分群众有一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理，把上访、闹事作为解决诉求、获得赔偿的捷径。使本来可以通过合法手段合理解决的问题，当事人却以种种借口采取非法的手段向当事方和党委、政府施压，将问题人为扩大化，成为突出社会矛盾和问题。

（三）标准不一，赔偿差异导致矛盾产生。一是地区不同，标准不同。受区域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和人均收入的不同，标准大相径庭，如：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中，宜宾县与相邻的云南省水富县、宜宾市翠屏区相比，差别都较大，更不用说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二是户籍不同，标准不同。由于现行的二元制户籍制度，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在社保、住房、医疗、赔偿、公共服务等因户籍性质不同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同。

（四）政策滞后，凸现历史现实社会背景。一是历史原因。如辞退民办教师及代课教师问题。二是政策滞后。按相关政策规定，征地补偿由市县级政府根据辖区土地整体规划要求，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等情况确定标准，除此之外，没有相关政策。而被征地对象一旦成为失地农民，如果没有正当职业和后续收入，没有生活来源，则以补偿标准低不能满足生活需要为由多次上访。这些历史和政策问题，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现状，同样易引发社会矛盾和问题。

（五）公民素质差异，导致矛盾纠纷多样复杂。一是法律素质。我国已经历了五个普法规划，法制宣传已经进行25年，今年又是第六个普法规划的第一年，法制意识基本深入人心，但仍有部分群众的法制观念比较淡薄，在处理矛盾纠纷上不依法办事，采取群体访、越级访、纠缠访或其他非法形式制造声势、层层施压，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二是心理素质。受“仇官、仇富、仇警”等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一些人人心浮躁，没有主见，遇事不能理性正确对待，人云也云，缺乏正义感和大局意识；一些人缺乏明辨是非的心理素质，抢购食盐事件便是典型事例。

（六）网上舆情，误导矛盾问题发展走向。当前，互联网已成为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形式，其快捷方便深受社会欢迎，特别是网上舆情往往对事件的发展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舆论为了寻求卖点，吸引眼球，往往利用人们同情弱势群体这一普遍心理，不问原因、不经调查、甚至不讲事实，胡乱指责政府及相关部门不依法办事，对涉警（政）等敏感案事件，更是恶意炒作，进行大肆渲染，将人们对事件的正确认识引向反面，将事件引向复杂化。

（七）体制不畅，反映矛盾问题处置弊端。按照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要求，各地、各部门也层层制定了相关工作制度。但实际工作中，有的地方没有真正落实多部门配合协作的“一盘棋”总体工作格局，没有充分发挥化解合力，致使许多小矛盾小纠纷久拖不决，极易导致矛盾和问题升级，增加了维稳难度和成本。

三、预防化解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功做法

（一）健全一个会研制度，确保化解常态开展。在坚持矛盾纠纷“日常排查、定期排查、专项排查和特殊时期排查”等制度的基础上，将矛盾纠纷排查、信访形势分析、治安形势研判等会议进行有效整合，建立健全了由政法委、公安、信访等部门参与的信访维稳工作“定期会研制度”，从组织、内容、程序、结果运用四个方面将矛盾纠纷排查督办进行了细化和完善，加强重点涉稳问题排查调处工作的组织协调，使重点矛盾纠纷、信访突出问题、治安突出问题的排查化解工作更具高效性、常态性、实用性。

（二）落实两种排查渠道，确保信息来源真实。一是开展民意排查。积极开辟“民意通道”，利用日常管理、服务、调研摸排以及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信息手段，广泛搜集社情民意，及时掌握社会治安动态。二是完善情报体系。建立健全覆盖各乡镇、村社及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大情报工作体系，形成了齐抓共管的情报信息工作新局面。同时，严格信息上报制度，对摸排出的各类隐患坚持日报、周报、月报，重大突发事件信息1小时内上报。

（三）夯实两个工作基点，确保基础扎实规范。一是建立一个信息录入平台。将矛盾纠纷化解纳入国保基础工作信息平台建设，确保矛盾纠纷信息录入、报送工作规范、及时，为矛盾纠纷分析研判、指挥决策提供全面、准确、直观的依据。二是规范一个调解工作场所。所有乡镇、派出所和县级重点部门分别建立了调解室，制作统一的法律文书和调解制度，明确单位调解人员。

（四）整合三种情报资源，确保方向决策正确。一是分析研判与警综平台相结合。依托公安警务信息综合应用平台，实现治安稳定信息共享，对辖区各类不稳定因素特征进行综合研判，做到有的放矢。二是分析研判同互联网相结合。加强对互联网日常巡查，依托互联网信息平台，整合社会信息开展战略研判，对社会治安和维稳等信息进行分析，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三是分析研判同三大调解相结合。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者研判的沟通联席机制，及时分析研判、研究化解矛盾。

（五）抓实四个化解机制，确保工作责任落实。一是基层组织（社区、村组）化解机制。一般性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首先由基层组织化解，当事双方更容易接受，化解更为及时、有利。二是相关职能部门化解机制。矛盾纠纷争议比较单一，只需一个职能部门就能解决的，利用主管部门的管理优势，由涉及的部门组织开展化解工作。三是政府牵头部门配合化解机制。对于矛盾纠纷较为复杂，涉及管辖争议的问题需要多个部门配合解决的，由党委、政府牵头，相关部门配合联合开展疏导化解，解决当事人诉求。四是专家化解机制。对于涉及法律政策较强的矛盾纠纷问题，当事双方对法律政策不清，但又坚持己见的，邀请法院、律师事务所的法官、律师组成“专家”调解组进行依法调解。

（六）强化五种督查手段，确保处置效果良好。一是建立台账。对排查出的不稳定因素逐件按诱因、发生地点、涉及人数、重点人员、主要诉求、事态发展预测、组织调处工作情况等要素登记造册，实行动态跟踪。二是专人包案。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确定责任部门和包案人员。三是加强回访。对于调处的重大矛盾纠纷、案事件由包案人员定期回访，督促履行协议，防止纠纷、案事件出现反复。四是加强督查。采取明查暗访等方式，对工作不得力、措施不到位的部门和人员进行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五是进行评比。在各单位绩效考核中设置群众测评内容，与奖惩直接挂钩，使群众监督、评议工作更便捷、公开、透明。

四、预防化解矛盾和问题的对策探讨

（一）强化意识，打牢维护稳定思想基础。一是加强法制宣传。采取集中宣传、专栏宣传、媒体宣传、进校园（社区）宣传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信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心理素质，引导人民群众理性对待问题、依法解决诉求。二是加强教育培训。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积极开展各级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稳定意识，树立立足本职、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理念，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切实做好各类矛盾和问题的化解处置工作。

（二）健全机制，推动排查化解常态运行。一是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强化处置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组织领导力度，将此项工作作为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各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层层落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责任制，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意识，认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将工作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人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二是落实工作机制。党委、政府应根据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具体特点，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定期对辖区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明确工作重点，提出工作要求，落实工作措施。同时，各单位、各部门也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预案，特别是群众利益诉求群体涉及的主要单位和部门。强化部门联系和沟通，增强协作意识，明确职责，突出重点，做到针对性强，有实际操作性，确保处置突出矛盾和问题有章可循，规范有序。对在矛盾和问题处置中没有认真履职，使工作被动、造成群体性事件或其它严重后果的，严格倒查责任。

（三）把握重点，确保排查化解工作实效。一是突出重点矛盾纠纷。本文所例举的工程建设、非正常死亡、企业发展、征地拆迁、被辞退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及移民问题等六类问题是目前宜宾县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党委、政府及相关工作部门，在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要按照维护社会稳定的总体要求，以这些矛盾和问题为工作重点，落实相应工作措施，明确工作任务，积极主动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最大限度的化解突出矛盾和问题，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把握重点处置环节。抓住事前排查环节，确保早发现。改进群众工作方法，结合日常检查、专项行动、集中排查，第一时间掌握矛盾纠纷。抓住事中处置环节，确保早化解。把社会矛盾化解作为维稳工作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切实转变传统思维模式，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及时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向群众说透道理，理顺其情绪，做到以理服人，把矛盾彻底化解。抓住事后环节，确保早平息。当矛盾纠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时，坚持理法并重，及时控制局面，依法坚决果断处置，快速平息事态，绝不能任其蔓延恶化，对构成违法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源头治理，杜绝矛盾纠纷扩大升级。一是强化排查。把摸排工作的重点放在基层、放在乡镇，放在街道社区的民间矛盾纠纷上，特别突出加强对土地、宅基地、民间债务等易引发纠纷的排查。牢固树立“抓信访就是抓稳定，化解矛盾也是执法”的理念，对长期进京到省越级上访户、大型工程建设安置移民、征地拆迁户等重点对象进行摸排，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耐心细致地疏导群众情绪。对人民群众关注和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重点排查，做到矛盾纠纷件件底数清、事事情况明，纠纷排查不留死角。二是协作联动。在认真排查的基础上，基层综治、司法、调解委员会、公安等相关部门认真履职，充分发挥基层综治成员单位合作联动效应，运用法律、行政、司法等多种手段，切实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或重大治安、刑事案件。

（五）规范标准，做到化解处置有章可循。一是加快立法进程。在当前涉及赔偿事宜的事件处置中，各地执行的政策和标准不一致，导致当事人提出的相关问题很难理直气壮的答复，这使得基层承办人员很难把握尺度。特别是发生死亡事件，受害当事人方往往提出上百万的高额赔偿，动辄组织上百人滋事。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为了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往往无原则、无标准的高额赔偿，导致恶性循环，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出台统一的相关规定和标准。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立法调研，规范统一各种诉求的赔偿标准，禁止漫天要价，并且作出硬性规定，明确相关法律责任，使得基层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处置中能做到有章可循，依法处置。二是健全完善政策规定。针对失地农民的后续安置问题、被辞退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问题、复员退伍军人的待遇等相关政策问题，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符合当地实际又能让群众接受的政策规定，积极解决其具体困难和问题，最大限度的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

（六）依法打击，彰显化解处置法制效果。一是注重日常证据搜集固定。在各类突出矛盾和问题中，有少部分人蓄意煽动、聚众滋事。包括有的故意在网络舆情上歪曲、捏造事实等等。这部分人员在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关键阶段起着重要作用，公安机关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处置各类矛盾纠纷过程中，应有针对性地依法搜集视频、文字等相关资料证据，对有的重点对象甚至要长期盯控，并落实重点监控措施，为依法打击奠定基础。二是实时依法打击处理。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有的发展周期短、突发性强，有的则周期较长、处置较难。有的不法分子蓄意长期肇事，有的则在多个事件中扮演着同样的非法角色。比如近年来出现的“医闹”现象就较为典型，“医闹”人员为非法牟利，以此为目的，以他人医患纠纷为借口，到纠纷现场人为制造事端，并不断将事态扩大，以达到高额索赔的非法目的。公安机关应在搜集固定证据的基础上，抓住时机，依法打击处理，达到处理一个，震慑一片、教育一片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七）舆情引导，把握化解处置正确导向。一是畅通诉求。认真落实政务公开的相关规定，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切实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政策法规、重大决策、重要事项、工作信息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及时予以公布。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改进和完善工作措施，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群众水平。对涉及稳定的重大矛盾和问题，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澄清不实言论，以正视听，及时开展正面宣传，引导公众了解事实真相，让事件处置向有利方面发展。二是加强管控。严格按照新闻宣传和网络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认真做好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网上舆情监控工作。切实落实网络安全24小时巡查制度，及时删除和封堵涉及社会稳定的有害信息，及时掌控和正确引导舆情，避免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加大网络安全监管部门技术和人员的投入力度，建立网络安全工作平台。强化新时期应对网络安全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应对网上舆情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篇：户籍制度对高考公平性的影响

课题名称：户籍制度对高考公平性的影响 课题组人员：

调查时间：11月7日——12月9日 调查方式：网络问卷调查

调查内容、数据收集、分析与结论： 1.你现在就读的是高中还是大学

从填写问卷的人员构成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受访者为大学生，这也使问卷更具有真实性，观点更鲜明

 2.你的性别是  3.请问你是否初高中一直在户籍所在省读书？

 4.你支持现行的高考户籍限制吗

从受访者对户籍高考制度的态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受访者对现行的制度持否定态度。 5.你支持的原因是

 6.你不支持的原因是

反对者之所以反对，最大原因在于公平。 7.你认为如果外省户籍人员在本省考试对你的升学会不会造成威胁？

 8.你认为高考户籍限制是不是一定程度上的地方保护？

看来，在是不是地方保护的问题上，大家达成了一致  9.你认为异地高考可能会有什么影响？

 10.你觉得高考户籍限制和异地高考哪个更符合高考的公平原则

 11.你认为哪些因素会影响高考公平？

高考户籍制度仅排到了第四，这说明配套制度的改革才是重点？

 12.你是否因高考户籍限制而被迫回户籍所在省读书？

 13.你认为异地高考制度实行可能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即使我们要求改革，但仍然担心我们的利益问题，这可能也是京沪犹豫的原因吧。

 14.你认为异地高考对当地学生是否公平？

 15.你是否支持录取名额按人口比例分配（多少人则对应多少个名额，非固定名额

对于比例分配制度，受访者或支持或犹豫，反对的很少，这不能不是个触动。

Attention：

16、17题为问答题，答案在其他的两个excel里

16.问卷来源分析：有效问卷共69份，覆盖16个省份，1个国外。但在绝对人数上广东，河北居多，都是人口大省，也算不上现行高考户籍制度的受益者（对于高中生来说），而北京上海填写人数较少，使得问卷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整体上仍代表着大多数大学生的观点。分析：1.本次对“高考户籍制度对公平性的影响”中，只调查了高中生和在校大学生，因此以学生的眼光来看待其制度。2.在受访者中，有60人是初高中一直在省内读书，有7人因户籍制度而返回本省。这说明有相当程度的人因户籍制度而影响生活，同时绝大多数人高考并未受影响

3.而对于现行的高考户籍制度，47人反对，13支持。反对者认为是对公平的践踏，而支持者则认为实行的话会给城市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并使教育资源紧张。双方大多认同该制度是一定程度上的地方保护。

4.但在异地高考可能带来的影响上，有47人认为会导致高考移民严重化，41认为会冲击当地的升学空间，43人认为自己省份的录取名额会被挤占，30人认为放开异地高考对本省考生不公平。这说明大学生对放开异地高考仍持怀疑态度。5.而在涉及到比例分配制度时（按各省人多少平等分配），只有5人提出了反对，支持的与犹豫的各32人。

结论：大学生们大多不支持现行的高考户籍制度，因为其利益并未得到充分保障，与京沪等教育资源丰富地区有较大差别。但他们也顾虑异地高考放开后，本省的利益不仅没有得到维护反而受损。因此，大家都将目光指向了第三条路：按人口比例分配录取名额的制度，根据16、17题答题结果，最大影响因素还是公平。反对的人很少，但迟疑的人也很多，因为新制度的细化和带来的未知影响仍然令人犯难。参考文献：《中国青年报》

第四篇：古代赋税与户籍制度总结

中国古代史赋税与户籍制度总结

2017-06-24历史学考研和就业赋税与户籍制度 三代时期

特点：劳役地租→井田制下公田、私田的区分，先公后私的耕作顺序。

有亡荒阅：周文王时期，为稳定社会秩序制定了“有亡荒阅” 的法律。荒：大；阅：搜捕，是用以保证追捕逃亡奴隶，交还原主的共同规约。说明了周文王时期已经有了使用奴隶和奴隶逃亡的现象。

不籍千亩：周宣王时期，井田制难以为继，被迫废除借助民力耕作公田的制度，改将公田予以农民耕种，收取一定的田租，此即“不籍千亩”。由此，井田制下的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变，封建生产关系发展起来。

料民于太原：是西周晚期一项旨在补充兵员、开拓财源的政策，以征收赋税和征发兵役。料民，即调查核实户口。这一举措遭到了平民和奴隶的反抗。春秋战国时期

特点：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按地亩纳税，实物地租。初税亩：不论公田、私田，一律“履亩而税”。

作丘甲：前592年，鲁国在初税亩的基础上，实行“作丘甲”，以16井为1丘，按丘出军赋，增加了国人的军赋负担。

用田赋：前483年，鲁国季康子实行“用田赋”的政策，进一步增加赋税。

蒍掩书土田：前548年，楚国实行“蒍掩书土田”，即将土地分为9等，按照土地的面积、质量量入修赋，以增加军赋收入。

作封洫：前543年，郑国子产实行“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的改革，将井田上的居民按照什伍制编制，以便于履亩而税。

初租禾：前408年，秦国实施“初租禾”，大体上与鲁国初税亩相似。

上计制：上计制度是战国到秦汉时期，官员在每年的年终向中央汇报地方各项情况的制度。战国时期，中央的重要官吏和地方的长官每年将自己辖区的户口、垦田数、赋税等预算数字写在木劵上，上报国君，并把木劵剖分为二，国君持右劵，臣下持左劵。年终，官吏必须到国君处报核，国君持右劵亲自考核，或由由丞相协助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官员予以升降、赏罚。上计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秦汉时期

上计制：秦汉时期，由县令将所辖地区的户口、垦田数、财政收支编为“计簿”，呈送郡国，郡守或者国相再加以汇编，送报中央。负责入京执行上计的人员被称为“上计使”。编户齐民：两汉时期对全国人口管理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编户齐民。为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保证赋役征派，两汉政府推行编户制度，以户籍作为政府收取赋税、征发徭役兵役的主要依据。编户齐民具有独立的身份，但不准无故迁移，对国家的负担主要是土地税（田租）、人口税（算赋口赋）、代役税（更赋）。由于西汉田赋较轻而人口税和更赋较重，这一制度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是不利的。

案户比民（案比制）：案户比民，简称案比，是两汉时期户口登记和核查制度。案比是户籍管理的基础，在案比的基础上，政府编造户籍，写明每个人的年龄﹑性别﹑体貌特征﹑土地 财产﹑社会关系等，每年例行检查。

算赋口赋：算赋和口赋是两汉时期按人口为标准征收的人头税。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是政府的税收。汉制，民15至56岁，无论男女，每人每年缴纳一算（120钱）的赋税以充军费，奴婢、商人加倍征收。口赋是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为皇室收入。口赋起初为3至14岁缴纳，后元帝时期改为7至14岁；税额最初为每人每年20钱，武帝时期改为23钱，沿用至东汉。算赋、口赋是封建国家最大的一项财源，在两汉赋税中居重要地位。人头税的负担者主要是农民，而封建官吏和地主则有免税的特权。

更赋：更赋，即代役钱。汉制，民20岁（昭帝时期改23岁）至56岁须服兵役、徭役。兵役分正卒（戍守地方）、戍卒（戍守京师或边境），各一年，不愿亲自服役的，每月出300钱，由政府雇人代役；徭役称更卒，每人每年到政府服役1个月，不愿亲自服役者，出300钱，由政府雇人代役，称“过更”。魏晋南北朝时期

曹魏租调制：200年（建安五年），曹操在人口流散，货币几近废弃的情况下，对汉代赋税制度进行改革，推行新的赋税制度，是为租调制。规定：每亩地征收田租四升，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废除其余杂税。这一改革，以定额田租代替两汉时期的定率田租，以户税代替两汉时期的人头税。租调制下，田租较低，租额固定，增产不增租；户调以户为单位，增人不增调。这一赋税方法也被孙吴所采用。租调制的实施，免去了以物易钱交税的中间损失，符合当时军队的需要和经济条件，使得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有所恢复。

西晋户调制：西晋沿用曹魏的租调制，并有所发展。晋制：①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子或次丁男户减半；边郡征收额则为2/3或1/3；少数民族视距离远近则征收布匹一匹或一丈，米三斛或五斗或折钱28文。②另有课田制，即田租制。丁男无论占地多少，须纳50亩课田的田租共4斛。因此，西晋的课田制实际是以丁为对象的丁租，不利于小农而有利于地主。③缴纳赋税实行“九品相通”，即按照资产评定户等，按户等高低征收。东晋和南朝时期的租调制：①330年（咸和五年），东晋度田收税，即丁租和亩税并举，遭到了豪族地主的反对和抵制；362年（隆和元年），被迫降低亩税；376年（太元元年），取消度田收税制，实行口税制度，彻底向地主让步。②南朝宋、齐沿用东晋制度，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租调折钱缴纳的现象，反映了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③梁、陈的租调制，不仅亩税、田租并存，还增加禄米；户调则变为丁调，加征禄绵，对小农剥削日趋加重。④同一时期的北方，在十六国时期后，基本沿用了租调制，但是滥征滥发现象十分严重。⑤这一时期的租调制，虽然看似公平（计赀定课），但由于官吏和地主富户相勾结，使得大部分的赋税压力转嫁到小农身上，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加重了农民的困苦。

黄白籍、却籍：东晋、南朝时期①称政府的正式户籍为“黄籍”。②称南渡侨民的户籍为“白籍”。“土断”即是将白籍的侨民编入政府的正式户籍（“黄籍”）中。③对户籍的审查称为“却籍”。

北魏九品混通制：是北魏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魏制，每户平均纳帛一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实际操作中，则按照北魏政府的规定，由县令计赀定课，分为“三等九品”。三等指的是将赋税按等级送到不同的地区，而九品指的就是赋税的等级，上三品的进入京师，中三品的进入别的州的重要粮仓，下三品的留在本州，这就是所谓的九品混通。隋唐时期

大索貌阅：自两晋南北朝以来，由于赋役沉重，户口隐漏情况很严重，大大减少了国家赋税的来源。隋建立后，严厉检查户口。583年（开皇3年），隋文帝下令各州县“大索貌阅”，即根据户籍上登记的年龄体貌来核查户口，以防丁壮诈老诈小逃避租役，以彻底清查户口。结果得44万余丁，164万余口，使大量逃避租役的丁壮和隐匿户口重新编入户籍，增加了封建国家的户口和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集权。

输籍定样：是隋朝制定户等和纳税标准的方法。为了防止地方官吏、豪强在户籍、户等、赋税方面营私舞弊，585年（开皇五年），隋文帝采纳高颎的建议，在全国实行输籍之法，即由政府规定各界民户所应负担的赋税徭役数目，并从轻定额，使之低于豪强地主对于依附农民的剥削，再由政府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作为定样，颁发各州县，使依样划分户等。这一办法颁布以后，许多原来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农民纷纷脱离他们，向官府申报户口，纳税服役，成为国家的编户，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赋役的来源扩大，削弱了豪强地主的经济实力。隋租调力役制：隋朝的赋役制度包括租、调和力役三部分。隋制，18岁至60岁的男子为丁，要负担租、调、力役。租为田租，丁男一床（一夫一妇），每年纳租粟三石；调为户调，每年桑田者，输调绢一匹，绵三两，麻田者，输调布一端，麻三斤，无妻室的单丁与奴婢纳一半租调；每丁每年服役一月。583年，隋文帝规定丁男年龄由18岁提到21岁，受田年龄（18岁）不变；调绢输一匹减为输二丈；力役每年一个月减为20天；590年，规定年50以上者，可以纳布帛代替力役，是为“输庸代役”。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租庸调制：唐代的租庸调是按丁征收的。均田制下，农民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叫做“租”；每年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交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叫做“调”；每丁每年服徭役20天（若不服徭役，每天折纳绢三尺或三尺七寸五分，是为“输庸代役”）称为“庸”。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与隋相比，唐代“庸”确立并制度化，同时，隋制50岁以上的人才能输庸代役，唐制则不再受年龄的限制。唐中期赋税制度改革：两税法。

计账：为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唐代政府每年一造计账，作为户籍的底稿，三年一造户籍，作为推行的依据。

手实：是唐代在基层官吏的监督下，由居民自报户内人口、田亩以及本户的赋役承担情况的登记表，是制订计账和户籍的主要依据，每年申报一次。因其是按照一定的格式，由户主亲自据实填报，故称“手实”。手实制度在宋代熙宁年间也一度推行。

社邑：社邑是一种沿传很久的民间互助团体组织。社邑除了组织春秋两次社祭外，平时还起着基层政权结构的辅助组织作用，与乡村中的里正、乡长一起催督耕作，团练防盗，应付官差。除了官府控制的社邑外，唐代私社更为兴盛。其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从事佛寺活动的佛社，一种是从事经济活动和生活互助的民间社团。私社在乡间、城镇皆有，也有跨地区的职业性组织。这时期的社邑早已脱离了早期血缘关系的束缚，演进成为了从事共同事业的社会组织。

乡里组织：隋初沿用北朝旧制：三长制。开皇九年（589）改党为里，每里125家；500户为乡，设乡正管理；成为保里乡三级制。唐沿隋制，保里乡分别为5家、100家、500家，主体是乡里，故称之为“乡里制”。唐时整编户口主要以乡为单位，即一乡一册。这时的乡已经是自然村与行政区划相结合的组织。户口稽查、田地授受、赋役征发都要依据乡里编制。辽宋金元时期

五等户籍：宋代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五等户籍制度经宋初三朝逐步完备。主户指占有田地、承担赋役的人家。按照他们财产（主要是土地）的多少，分为五等，每逢闰年更造一次，第一、第二、第三等户称上三等户[1]，其中第一等户是大地主阶层，第二、第三等户属于中、小地主。第四、第五等户和客户属于农民阶级，其中第三等户中的一部分和第四等户属于自耕农阶层，第五等户多数属于半自耕农。客户指没有田地产业的人家，主要是佃户，但也是国家编户。主户和佃户的关系是由契约形成的地主和佃户的关系，表明了佃户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支移：为了移有余补不足，宋制，纳税人需要改变送交的地点，移此输彼，移近输远，称“支 移”。由于北宋边境战事频仍，税物大多规定送至周边地区，运输费用则由纳税者负担。不愿意支移的人，则须按照货物的数量，每斗交一定数额的钱，称“纳脚钱”。沿纳：是两宋时期在两税之外，形形色色的杂变之税的统称。

折变：宋代对交纳政府的税物类型有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官府按照实际所需，改变纳税 物品，或者以钱折麦、以麦折钱，或者以麦折绢、以绢折钱，是为“折变”。这样一折再折 后，农民负担愈发加重。

通检推排：金朝实行的对民户家庭资产总额“物力”进行评估核实的制度。始于世宗大定四年（1164），以后大体上十年一次。官方根据“物力”征收一定的“物力钱”，并结合户等划分上中下三等。金朝赋税之制，猛安谋克户缴纳定额牛头税，汉民根据地亩数缴纳两税。同时所有人都要缴纳物力钱。其余杂税与差役，再照物力钱多少与户口等级摊派，钱多多担，钱少少担。然而后期出现官吏为求速度而不究实情的情况。尽管其有种种负面影响，但其平均赋役的思想值得肯定。

元代赋税制度：①“五户丝”：元制，每五户出丝二斤供给本投下，称“五户丝”。五户丝主要推行在北方地区。②在北方推行“税粮科差”制：税粮即丁税，每丁每年纳粟三石，驱丁每人每年纳粟一石；科差则包括丝料（每两户出丝二斤供于政府，与“五户丝”合称为“二五户丝”）、包银（每户每年纳银四两，其中一半折为丝绢等物）、俸钞（每户每年纳钞一两，作为所在路的诸官吏俸禄）。③南方行两税法，沿用宋代旧制，按地亩分夏秋两税收取，夏税交布帛、丝绵等物，秋税纳粮。南方另有科差，包括包银、户钞（每万户交钞百锭，以供

份地主人，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

元代户籍制度：①以民户为主体，其中上户和次户（即“中户”）一般是地主；下户负担沉

重的赋役，一般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占民户的大多数。②佃户分为官佃和私佃。③除民户外，元代还有军户、匠户、灶户、医户、儒户等。

诸色户计：元代各种人户的定称。色是种类之意，计是统计之意。元代居民按职业划分为若干户种，常见的有十种，如民、军、站、匠、盐、儒、道等等。其中军、站、盐、匠等户是国家强制签充的，儒、道、僧是通过考试或者其他方式认可的，每种户都对国家承担特定的封建义务。他们的赋役负担各不相同，统称为诸色户计。其户籍划定后，世代沿袭，不得移易。反映出了对普通百姓的人身控制加强。

四等人制：元朝建立后，为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与维护蒙古人对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根据民族被征服的先后将全国人口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中亚、西夏、回回等。第三等是汉人，指金朝统治区域内的汉、契丹、女真等。第四等，南人，指南宋统治区域内的汉人和西南各族。四等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拥有不同的权利。四等人制是元朝统治者利用民族矛盾及制造等级差别，来达到统治全国的目的。明清时期

赋役黄册：是明朝的户口册，每10年更造一次。明制，110户为一里，每里之中推选丁粮最多的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编为10甲，每甲之中推一人为甲首。每年轮流由一户里长统领一甲服役。户口册上载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口、年龄、田宅、资产数等，鳏寡孤独者附于册后，不派徭役。户口册由里长、县、府、布政使司层层造册，最后统报于户部。因送给户部的户口总册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又因黄册是政府征派赋役的依据，因此又称赋役黄册。黄册的编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矿监税使：是明代统治者为摆脱财政危机而派往各地开矿征税的宦官。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明神宗派遣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往各地开矿征税。这些宦官无不疯狂掠夺，或借口开矿强占土地，或巧立工商税名目横征暴敛，甚至随意捕杀人民，处置地方官吏，引起了一系列城市居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

三饷：“三饷”是明末征收的三种附加税，即辽饷、剿饷、练饷的合称。其中，辽饷是用于与后金作战的军费开支，剿饷和练饷则用于镇压农民起义。万历时期为与后金作战，每亩加赋银增至9厘，三年得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称为辽饷；1637 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为镇压农民起义，增派田赋银280万两，称为剿饷；1639年，明政府加派练饷730万两，用以大量练兵镇压农民起义。三饷的加派，使广大人民群众深陷绝境。带征与预征：带征指历年拖欠未完的钱粮，于征收当年正额时带征若干份。预征是指应纳当年的赋税外，提前征收来年的一部分钱粮。征税时，地方官又往往趁机加派，满足私欲。赋税加征，使百姓不堪重负，被迫逃亡，走向对抗官府的道路。明中期赋税制度改革：一条鞭法。清代赋税制度改革：摊丁入亩。

耗羡归公：是清雍正年间推行的财政措施。1724年（雍正二年），清廷推行“耗羡归公”，规定火耗每两不过二钱，将原属官吏自行处理的耗羡银收归政府控制，一部分弥补官府亏空和补助地方经费，大部分分配给各级官吏做养廉银。火耗遂变为朝廷的一项收入。这一改革集中了征税权力，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但州县官于征火耗外，又暗中加派，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即从春秋战国到唐代），户籍制度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统治者一直把调节土地占有、征发赋税徭役与户口联系在一起，依照人头征收的赋税额度远远超过依照财产（主要是土地）征收赋税的额度，这使得自耕农在丧失土地以后无法依靠佃耕地主的土地过活。加之佃农的政治社会地位一直没有得到确立，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恶性发展，出现了地主贵族化的趋势，瓦解了封建统一国家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出现了统一与分裂的周期性更替。而在封建社会后期（从宋至清代），统治者征发赋税的主要依据是资产状况，人头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下降到次要地位。再加上佃农地位的合法化，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被置于封建国家的控制之下，地主贵族化的趋势得到遏制，地方分裂趋势不再成为中国封建国家生存的主要威胁。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即使是在王朝交替的间隙之间，也不再出现长时期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王威海：《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29页。）

第五篇：民族宗教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

民族宗教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

【摘要】

民族宗教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碰撞突出、民族宗教问题与社会政治对立因素增多、民族宗教地区的各类矛盾日趋复杂、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蛊惑力度加大、“三股势力”恐怖活动升级加剧等问题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

【关键词】

国家安全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不稳定 因素

【正文】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有着深厚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我国少数民族中许多人都信仰宗教,有些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宗教在这些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深刻的影响。多民族多宗教是我国的重要国情之一。多民族的存在，意味着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到方面的差异和矛盾；多宗教的存在，同样意味着宗教间、教派间的差异与矛盾。能否科学正确的处理民族宗教矛盾，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尤其是我国地域辽阔，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特征具有较大差异，社会稳定问题非常复杂。只有及早洞察社会各领域的不稳定因素，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着力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才能保证国家安全，才能使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一、民族宗教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碰撞突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给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但由于受环境、交通、自然、历史等到因素制约，边远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依然不能适应跨越式发展的需要，与内地、沿海相比落差较大。特别是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缺乏、教学质量不高，人文素质不能与内地同步提高，再加上居住环境、生存条件先天不足，资金、技术、人才又较匮乏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等等，直接诱发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失衡和不满情绪，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的愿望与落后的生产力现状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日显突出。在各民族间的交流中，不可避免的出现经济利益、物质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方面的碰撞，导致一些民族宗教问题强化，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

二、民族宗教问题与社会政治对立因素增多

民族是社会的主体，宗教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其各自不同的概念、特点和功能，但二者紧密联系，又互相依存，并与政治、法律、哲学、艺术、科学、道德交织在一起，与社会各个领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与政治、法律息息相关、互为作用。近半个世纪以来，各宗教参政议政的意识大大增强，宗教性的政治活动十分活跃。同时，由于不同宗教信仰有差别，同一宗教内还有派别的差异，形成的相应信教群体对政治、经济的诉求也不同，形成的政治势力也不尽一致，可以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集体，也可能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平民阶层以及形成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的力量。但即便是和平力量，也可能在一些别有用心人员的唆使煽动下，把单纯的经济文化、刑事案件、民间纠纷、家族矛盾等到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触及相关的民族宗教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人为扩大矛盾，制造政府失误，使经济问题政治化、简单问题复杂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目前，世界性的民族宗教问题在我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三、民族宗教地区的各类矛盾日趋复杂

民族宗教矛盾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一是累积性。民族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量大面广，往往是各种情绪、意见的积累，各种小摩擦、小纠纷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

二是突发性。偶然的小事，小的摩擦，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乘机挑唆煽动，形成大的事端。

三是扩展性。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特殊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而且特别敏感，一旦有事，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中的自我保

护心理就会很快蔓延，迅速传播，抗争的激情和盲目的热情容易形成合力。特别是当今信息社会，更有利于加速扩展。

四是沉淀性。事情闹大了，靠说服教育很难解决，往往不得不用一些行政、甚至强制手段，表面上看事态平息了、缓解了，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沉淀的思想隔阂，加深了潜意识的民族矛盾，为再度爆发民族问题埋下了祸根。许多民族宗教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容易被敌对分子插手利用，推波助澜，把群众的一些极端情绪和活动引向政府，扩大事态，促使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或者两种矛盾互相交织，增加了解决难度。

四、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蛊惑力度加大，宗教问题成为一些西方国家进行渗透、破坏，甚至颠覆的工具

长期以来，作为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西化”和“分化”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问题一直是被国外敌对势力得用对中国进行渗透、破坏甚至颠覆活动。早在清朝末年，英、俄就暗中支持“东突”分子分裂中国；冷战时期，苏联也曾秘密帮助“东突”训练，援助武器弹药；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实现其长期主导世界的全球战略，仰仗着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改开放给境外敌对势力的政治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往往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大搞民族分裂活动，煽动宗教极端主义情绪，以达到干扰破坏我国经济建设之目的。他们利用互联网以“人权”、宗教为借口，大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攻击我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建设，甚至煽动、制造社会骚乱和恐怖事件，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西方反华势力以宗教问题制造热点，向我国施加压力，成为企图迫使我国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达到进一步遏制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境外敌对势力的猖獗已威胁到我国民族地区稳定和国家安全。

五、“三股势力”恐怖活动升级加剧

“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冷战后，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抬头，伊斯兰教得到全面复兴，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地区是伊斯兰教复兴的重要地区。借助地缘，新疆民族分裂势力以伊斯

兰教为幌子大肆向我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渗透。为达到分裂祖国的政治目的，以“东突”为首的分裂势力恐怖暴力活动逐步升级。他们通过开办地下讲经点，极力传播以恐怖暴力为手段的民族分裂思想，还通过暗杀、绑架、爆炸来制造恐怖气氛。

民族地区、宗教领域的稳定，虽然是社会稳定的局部，但又是一个特殊的局部，处理不好就会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为国家政局、政权不稳的决定性因素。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战略任务。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社会稳定的矛盾是比较突出的，仍然面临着化解教派纠纷、更新自身消极因素、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分裂、渗透活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全面正确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社会稳定。

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妥处理宗教问题的前提。“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种宗教中,有信仰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我国及其他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禁止和取缔宗教,不仅不能消灭宗教,不能消灭宗教存在的消极影响,反而不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要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必须以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为前提。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是妥善处理宗教问题的重点。做好宗教工作,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增强法制观念,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必然要求。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妥善处理宗教问题的目标。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我国宗教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各宗教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宗教发展的正确方向。如果宗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将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和进步。四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妥善处理宗教问题的难点。“坚持自主自办原则是民族的最高利益,坚决抵制境外势力利用

宗教进行渗透、坚决打击宗教极端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