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学论文-论安乐死在我国法律考量
xx 大 学
级法学双学位毕业论文
论安乐死在我国法律考量
学校：xx大学 学院：xx学院 专业：xx 班级：x班 姓名：xxxxx 学号：xxxxx 指导教师：xxxxx
完成日期：2015年4月6日
摘 要
本文共四部分:第一、安乐死概说。通过对安乐死的概念、分类及其属成立要件的分析,确定安乐死这一概念的基本结构。第二、国内外安乐死合法化的研究。在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对比的方式来着重分析国内外现状。第三、安乐死的非犯罪化研究。主要从安乐死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切入点为具体案例,据此来研究乐死的非犯罪化。第四、我国安乐死合法化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这一部分主要从伦理、人文、人权、法律、等有关理论结合我国国情展开具体的分析和讨论，据此来论证我国具有安乐死合法化的合理性,并且试说明可以在局部范围进行立法试点的可行性。第五、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通过对日本安乐死案例介绍,引出我国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进而提出违反安乐死限制条件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中国 安乐死 合法化
安乐死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法学话题。目前,安乐死在国外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承认,而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承认安乐死,其观念在我国法学界、伦理学界、社会学界等都掀起一场激烈的讨论,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应该实施,而有一部人认为安乐死的本质与法律相悖不应实施,无论如何,我国法律目前安乐死这一话题仍持有保守态度。
一、安乐死概说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它的原意是指“快乐的死去”或者“有尊严的死去”。其概念在牛津字典也有解释: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或是无痛苦致死之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安乐死概念的分析层出不穷。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安乐死是指由于病人身患绝症而面临死亡，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要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为了减轻疾病的折磨，出于本人自愿或其近亲属的请求,医生认为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令其安然死去的行为。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安乐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并且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而濒临死亡,医生出于同情和怜悯，为了减轻病人死亡前的痛苦,向患者本人征求意见并且得到同意，,采用适当的科学方法促使病人提早死亡以减轻痛苦的行为。
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是，前一种是病人或家属主动向医生提出安乐死要求，而后一种是医生出于同情向病人或家属征求安乐死意见。
我认为安乐死是指身患绝症的病人在濒临死忙的状态下,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双重痛苦,病人本人和家属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在出于自愿的前提下提出安乐死的要求，主治医师根据严格的执行程序，借助外力用特殊的方法使病人可以安然无痛的度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死亡。安乐死是基于主观意愿的一种死亡状态,它的本质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内涵,并非是生与死的抉择。是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认为的控制,来减轻病人因为疾病带来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使其安然的度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换一句话说,安乐死的存在避免了病人“痛苦的活着”，而让他们“体面的死去”。(二)安乐死的分类(1)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
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安乐死,又称为“积极安乐死”,是指在病人的生命无力挽回的情况下,有关医护人员和有关人员采取科学的方法措施来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可以无痛、快乐地死去。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措施。
被动安乐死,又称为“消极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病人不给予治疗或者撤销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放任其死亡。事实上,这种方式存在于国内外,并且不在少数。(2)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
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出于自愿,安乐死可以分为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
自愿安乐死是指由病人本人通过或口头表态、遗嘱等方式表示本人自愿参加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则是指由于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代为做出决定。(三)安乐死的成立要件(1)前提条件: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基于死者本人自愿。
(2)客观条件:安乐死的试用对象:病重、濒临死亡且备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病人
实施安乐死的主体:由专业医师实施 适用的方法条件:方式方法符合伦理要求。(3)程序条件:实施过程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程序。
二、中外安乐死合法化研究比较
(一)中外安乐死立法现状
目前国外还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两个国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安乐死法。我们研究国外的现状可以从中看出安乐死立法的困难所在,从而为以后的安乐死立法开拓一条比较平坦、易行的道路。
纵观国际形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安乐死的成文法已经实施，早在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会议就通过有关安乐死的法案，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从而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步允许安乐死的法律。随后，2001年4月10日,荷兰上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这将荷兰冠上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宝贵称号。该法案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它为了防止医生滥用权利特别规定了3个条件来约束医生的行为。继荷兰后,同2002年5月16日,比利时亦正式公布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定的情况下为病人实施安乐死，至此比利时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二)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争论(1)赞成安乐死
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认为:人应该有尊严的死去,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人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方式,任何人或者组织不管以什么理由剥夺自然人选择死亡的权利，都是不合理的。同时,在明知患者濒临死亡并忍受极端痛苦的情况下,而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这不仅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其人权的剥夺,是不人道的,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生命属于个人,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命。既然自杀不违背法律,那么在不危害他人的情况下,出于自愿委托他人借助科学无痛的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可以被允许的,作为一个人来讲,他既然有生的权利,那么也可以有死的权利,人人都有权利去选择“有尊严的死去”以求生命的品质。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而出于极端痛苦中,那么这个人活得不“体面”,一个体面的人生不仅仅是追求生命的长度,而是生命的宽度,更何况,病人处于极端痛苦状态随时面临死亡,何来生命的长度?既然既没有生命的长度,也没有生命的宽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选择“体面”的死去,结束自己的痛苦。死亡并非永远是生的对立面,对待死亡，我们应该持正确的态度。生和死都是人生必经的过程,有时候我们选择死亡,正是对生的完美的成全。(2)反对安乐死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违背了自然规律,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规律，选择死亡是对现实的逃避,是一个人没有勇气的一种体现。同时,即使患者是真正出于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能阻却医生实施杀人行为的违法性。他们认为生命是神圣和至高无上的,从医学道德的角度来看,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尽量救助病人的生命。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力求病人战胜病魔,使其拥有良好的体魄和乐观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而安乐死则是要提前结束人的生命,这是有违医生伦理道德的行为,其本质是诛杀一个人的生命,与医疗的本质背道而驰。并且判定患者必然死亡的诊断未必准确,即使准确也不能否认现实中有许多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例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给病人一个这样的机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防止有心人滥用权利,伤害他人的生命。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国法律目前对安乐死还是持否定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把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这种做法过于绝对化,没有充分考虑事实的本身和具体的实际现状,现在人们安乐死的呼吁越来越多,我们应该采取折中的办法允许附有严格条件限制下的实施安乐死行为的合法化。
三、安乐死的非犯罪化研究
(一)安乐死具体案例分析
我国在法律上对安乐死的争议反应比较晚,在上世纪80年代,1986年在陕西汉中市就发生一起关于安乐死的案例，家住汉中市的王明成，其母亲夏素文身患肝硬化等严重病症,痛苦不堪,经主治医师诊断，宣布夏素文治疗无望。应患者儿子王明成的要求,主治医师蒲连升指示他人为治疗无望已神志不清的夏素文“冬眠灵”为其实施安乐死。结果致使蒲连升和王明成于同年9月20日被捕。直到1991年4月6日,二人才被法院宣告无罪。这是我国对于安乐死的第一个案例,充分彰显了我国法律的不足之处,此后,安乐死这一话题被我国各界学者频频提出,争论不断,大多数人表示,应该对安乐死合法化予以肯定,然而至今我国法律对于安乐死这一敏感话题仍无回应。(二)安乐死的非犯罪化(1)犯罪的界定
故意杀人罪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但安乐死不同,它是患者出于自愿的情况下提出结束生命的要求,而主治医师出于同情和人道的角度,为其进行的科学安乐死手术,行为人并不希望患者死亡,而是通过科学的外力减轻病人由于疾病所带来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令其在生命的有尊严、安然的死去。从人身危害性来看,行为人出于人道主义,对极端痛苦的病人给予帮助,其人身危害性何在?相反,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不仅不具有人身危害性,反而是一种人道和善意。(2)犯罪的排除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对待安乐死行为,也可以借鉴他国,先推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其理由如下: 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论的一种类型。
四、我国安乐死合法化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具有必要性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周总理的夫人邓奶奶就旗帜鲜明的表示支持安乐死。她在给中央人民广播台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而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妇产医学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的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这让本人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老教授肝癌晚期,由于不堪忍受病痛带来的痛苦欲跳楼自杀,却被她子女们拦住,她声泪俱下地说:“孩子们。看在我辛苦养育你们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对于一个将死亡看作„生路‟的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人应该有选择死的自由,如果活着不能追求自己的理想，不能保全自己的尊严，那么与其生不如死的活着,宁愿选择尊严而体面地死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人们观念的进一步更新,安乐死已被社会大多数所接受,并实践着.在我国最早的安乐死是80年代王明成为其身患绝症的母亲所实施的,那时还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有更多身患绝症的人在呼吁安乐死.“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的死亡人数每年达到1000万人之多,其中有100万人是在忍受病痛的极端痛苦之后离开人世的。这当者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曾主动要求医生结束自己痛苦的生命,但因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安乐死的合法化,他们只能在受尽折磨之后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选择悄悄的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以信赖的医生。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已经存在很久,这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本人认为,既然安乐死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需要,不如让其浮出水面,一味地回避恐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德沃金也曾说过:”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争端,人们就会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加以依赖。所以,安乐死合法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二)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具有可行性
安乐死的合法化，其前提是安乐死的非犯罪化。本人认为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是国家法律保护的公民的最基本权利--生命权,是行为人在完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致他人死亡的行为,而安乐死只是帮助无法医治,濒临死亡的病人极端的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但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从主观上来看,故意杀人罪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致他人死亡还刻意使这种行为发生并且大多数时候行为人是抱着对被害人的一种仇恨、愤怒的心理实施的杀人行为,行为人实施这种行为时手段是极其残忍的,表现在行为人会在被害人身体上造成很多伤痕有时甚至是将被害人分尸;对于被害人而言大多处于一种健康状态,且处于一种求生的意识状态下,没有人愿意死亡，但在极端痛苦面前，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选择死亡，安乐死是一个很好结束痛苦的方式.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往往都是在病人主官意愿下，出于同情怜悯，严格按照有关程序结束病人的生命,其直接目的仅是为了解除病人的极端痛苦,行为人对病人仅仅是怜悯和同情,而病人这时是处于痛不欲生的状态,并且死亡是他们所希望的,生存对于他们来说已无太大的意义.因而主观上无罪过。所以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其次,从人权法来看,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丧失尊严的痛苦,感到没有尊严的活着不是生活.一个要靠家人背负各种债务而活着的人;一个在病痛折磨下日夜哀号的人;一个在慢慢的痛苦中等待死神降临的人有着充分的理由来怀疑生活的意义.当生活已索然无味时,尊严有何丛谈起呢?当一个病人选择安乐死的时候，他是认真思考过的，是想保留其尊严的一种体现,.如果一个人不想痛苦的活着，却因为法律的不允许而必须活在医疗器械的支撑之下，那么他即使活着也是不快乐的,首先他失去了自己的理性判断,其次他失去了思想,从根本上背离了生活的真谛,同时也失去了应有的尊严。选择安乐死其本质是对人权的保护。
再次,从宪法上看,安乐死是个人的选择,没有侵犯生存权的疑义。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员莫纪宏教授就认为:安乐死一般都是本人自愿的,是公民个人的真实意愿,这没有违反《宪法》。他认为:安乐死属于人格权范畴,同肖像权一样是一种权利,不容侵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也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的权利,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在本人看来一个人在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前提下想要生存,你非要让他死那么肯定是违背了宪法准则,既然人可以选择生存,那么在痛苦的生活中选择死亡,有什么不可以呢?宪法规定了公民人身自由,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那么公民应该也享有自由选择生死的权利,只要这种选择对社会及人类的发展是没有危害的就应该得到认可.最后,博登海默曾经说过:”健康观念使我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医院和疾病,手术和麻醉,而无论这些东西对于维护社会福利是多么重要,最好的医疗方法是预防疾病的发生,正如法律的真正收益在于它确保有序的平衡,而这种平衡能成功地预防纠纷“.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应该在预见到安乐死可能被人利用为谋杀,逃避赡养,摆脱医疗失误等提供方便时,以它的威慑力给予有效的制止,以起到它应有的预防的功能.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国内,无论是从伦理角度分析,还是以法律角度出发分,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三)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途径
在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安乐死是合法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相信安乐死合法化会实现。
五、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
(一)日本安乐死案例介绍 1950年4月14日,东京地方法院在审理一个案例时的指出:医生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而借助外力结束其生命的行为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这在亚洲安乐死法律上试一次重要的突破，1962年12月22日,日本某高级法院提出在日本合法的安乐死需要具有6个要件。这一行为正式说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尽管如此,日本到今为止并能没有有关安乐死的成文法。这也说明了亚洲安乐死立法的欠缺。(二)我国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
目前,在我国推行安乐死的合法化,所遇到的一个阻力就是对我国罪刑法的违反。1997年修订通过的现行刑法典第三条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但同时也当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安乐死等一系列争议难以得到平衡。我国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法无明文不为罪,也规定了法有明文必有罪,在此规定下,实施安乐死的非犯罪化,必将违反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三)违反安乐死限制条件的法律后果
从王明成被判无罪的案例可以看出,我国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安乐死限制法律条件有什么后果,这在法律上是一片空白。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立法上还不具备使安乐死合法化,但可以在实际上制定适当操作机制和司法审查,有条件个别化地,以事实上的非犯罪化为突破口,引导社会对安乐死的认同,为将来法律上的合法化奠定群众基础。
结 语
几年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及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支持安乐死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一个依法治国的法制国家，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有必要提上日程。在世界先进国家，安乐死已被人们逐渐接受,得到了法律的宽容,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历史和人文精神发展的必然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这个主流趋势,我国也不能免俗。综合来看,我国应通过立法,逐步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这样才能更合理的体现人权。
参考文献
1.《生命伦理学与生命法学》，万慧进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生命科学的伦理困惑》，作者：刘学礼，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3.《生命伦理对当代生命科技的道德评估》作者：许志伟，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4.《为“安乐死”立法》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05月10日。5.《法律格言的精神》，李秀清主编，法律出版社。6.《人权法片论》，陈孝平著，2003年9月。7.《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析》张毅。
8.《论安乐死》，王晓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9.《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田宏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10.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张玉堂，《法学》2001年第10期。
第二篇：论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化
摘 要
安乐死一直是各国备受争议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大家对死亡的观念不断的演变着，而且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不过，安乐死的合法化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的趋势，有尊严并能安静地离开人世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在我国，对安乐死的探讨较晚，目前我国还没有对安乐死制定相关科学合理的法律规范，而我国现行刑法对“安乐死”行为一般按杀人罪处理。但是安乐死在国内外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国内外安乐死的运动不断壮大，人们对于安乐死走向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它与故意杀人罪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实施有条件的安乐死不仅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而且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本文主要从安乐死的可行性和合法化进行论述。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化
可行性
目 录
引 言..................................................1
一、安乐死的概述........................................1
（一）安乐死的基本概念................................1 1.安乐死的概念.......................................1
2、安乐死的类型.......................................2
3、安乐死成立的基本条件...............................2(二）安乐死的历史与现状...............................3
1、安乐死的起源与发展.................................3
2、安乐死在国外的现状.................................3
二、安乐死合法化在中国...................................4
（一）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现状..........................4
（二）我国法学界对安乐死合法化态度....................5
1、肯定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5
2、否定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5
（三）中国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6
1、国内外安乐死运动不断壮大..........................6
2、安乐死行为的正当性................................7
3、安乐死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构成要件..................7
三、我国建立安乐死合法化制度的建议......................8
（一）局部示范逐步推广................................8
（二）安乐死的实施条件、程序与法律责任.................9
1、安乐死的实施条件..................................9
2、安乐死的法定程序..................................9
3、安乐死的法律责任.................................10
四、结束语.............................................11 参考文献...............................................13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引言
生与死是一种更古不变的自然规律，是人们永恒不变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任何人都无法逃避。但对于死亡的方式我们却有不同的选择。而我们是否有选择死亡的权利或者说是否有帮助他人选择死亡的权利，在不同的国家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人得生命至高无上没有人能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人们可以自己选择死亡方式，在病人极度痛苦的情况下可以对其实行安乐死，所以安乐死应该的到法律的认可。由于安乐死的矛盾冲突，所以引起了各界人士对生命至上的思考,对于安乐死是否人道,是否合乎伦理,是否能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学者们众说纷纭,.在本文中本人将要就安乐死合法化进行探讨.一、安乐死的概述
（一）安乐死的基本概念
1.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原意是指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的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实际也是一种受人嘱托杀人的行为。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安乐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的痛苦，出于本人神智清醒的真诚嘱托或其近亲属的同意，医生认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然死去的行为。
另有学者主张，安乐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而无法治疗，且濒临死亡，为了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基于患者本人的请求或同意，采用适当的方法，促其提早死亡的行为。
我认为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濒死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和有关部门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安乐死是死亡的优化状态，即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减轻或消除痛苦，使死亡呈安乐态。安乐死的对立面不是“痛苦地生”，而是“痛苦地死”。
2.安乐死的类型 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
“积极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在无法挽救病人生命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或加速病人的死亡进程。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加速病人死亡。“消极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不给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
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
自愿安乐死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决定，非自愿安乐死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3.安乐死成立的基本条件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安乐死具有以下特有属性：
第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是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来看患的是不治之症，而且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痛苦的死亡迫近眼前的患者。
第二、实施安乐死的首要目的是必须是减轻或解除病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如果有人为了能从一个身患不治之症，并且正在遭受着极大痛苦的患者的死亡中获取某种好处，采取措施导致患者死亡，这只能是谋杀。
第三、如果病人神志尚清楚，能表示自己的意思时，需要有本人真诚的委托或同意。
第四、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是仁慈和尽可能无痛的。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以上四大特有属性构成了安乐死成立的基本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1]
（二）安乐死的历史与现状
1.安乐死的起源与发展
关于安乐死的历史源远流长，追溯安乐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安乐死的存在与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医疗水平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早在史前时代，有一些游牧部落在迁移时就常常把病人、老人留下，用一些原始的方法加速他们的死亡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同时也减轻了整个部落的负担。在古希腊的斯巴达，为了保持人民的健康与战斗力，会处死生来就处于病态的儿童以及允许病人自己结束生命的权利，这一习俗在整个民族成为了一种习俗，这使得安乐死在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内得到了认可。
[2] 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消极的安乐死法即《自然死亡法》。该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1996年7月1日，世界上首部积极安乐死法《晚期病人权利法》在澳大利亚北部正式生效这部法律规定对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经本人申请可以由医生采取措施加速其死亡。
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人们对高生活品质追求的同时，对死之品质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对安乐死的态度也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更多的是对安乐死的认可与赞同所以安乐死的大力倡导实质上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2.安乐死在国外的现状
目前国外还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两个国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安乐死法。我们研究国外的现状可以从中看出安乐死立法的困难所在，从而为以后的安乐死立法开拓一条比较平坦、易行的道路。
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地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在历史的车轮前进到2000年10月26日那天，瑞士苏黎士政府通过了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这一决定实际上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开亮了绿灯。半年后，也即2001年4月10日，荷兰一院（即上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这标志着荷兰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昭示着安乐死运动在一国已彻底取得了胜利。[8]继荷兰之后比利时也取得了胜利，2001年10月比利时参议院批准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帮助患绝症的病人实施安乐死。2002年5月16日，比利时正式公布了该法案，根据立法程序法案在3个月后生效。至此比利时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歌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3]
二、安乐死合法化在中国
(一）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现状
安乐死在国内外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安乐死，即使司法机关能够对有关当事人网开一面，也难以摆脱违法性的纠缠；即使面临违法风险，安乐死也必然会客观地存在并引发人们的讨论。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对安乐死立法，我国现行刑法对“安乐死”行为一般按杀人罪处理。
1986年，在陕西汉中发生了我国第一起安乐死案，此案轰动了全国，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及医学界、伦理界、新闻界及公众的关于安乐死的大讨论；1988年7月，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1995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著名医学专家胡亚美、严仁英两位代表提交了安乐死议案；1996年，上海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2003年12月21日，广东省政协委员在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应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实行“安乐死”，但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在会议该提案时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有违《宪法》。
[4]
（二）我国法学界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态度
在我国法学届对于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有不同的观点.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观点相互对立。
1.肯定安乐死的观点
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认为：人应该有尊严、有理性地选择死亡的权利，禁止安乐死，剥夺了人的这一自然权利，不具有正当性。同时，明知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既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其家属和亲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生命属于个人，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命。即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权利，人人有权去选择“体面的舒适的死亡方法”以求善终。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其对患者和家人都是一种煎熬。而且对实施安乐死的人引以刑罚处罚起不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国际上肯定安乐死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应顺应国际刑法的发展趋势。
2、否定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
对安乐死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安乐死违背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医疗工作的基本方针。从科学发展角度看，“绝症”是相对的，允许安乐死不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而且可能使医护人员不尽职责，安乐死可能造成病人身份地位不同，而对生命不一视同仁，安乐死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失去生活的勇气，这种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不宜提倡，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安乐死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中国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
根据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达1000万人，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依据而被拒绝，当然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选择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信赖的医生。上述情况表明，社会现实生活已对安乐死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对313名不同人群的调查显示：93.6%的人赞成实施安乐死，其中医务人员赞成者为98.4%，法学界人士赞成者为90%，一般者为90.1%。另据《文汇报》一文章称：“在上海，有90%以上的人支持安乐死，其中医务人员对安乐死的支持率最高达98%，普通市民和司法人员中，有不少于九成的人认为有必要对安乐死进行立法。”
1、国内外安乐死的运动不断壮大
安乐死作为一种零星的社会现象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和研究，却是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才开始的。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愈演愈烈，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安乐死运动。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从30年代到50年代，尽管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有人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但是，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并且担心被人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尊严的死”的权利。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可见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对安乐死已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转而支持。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为其立法的工作也是势在必行。
2、安乐死行为的正当性
安乐死的本质在于解除病人的痛苦，是患者在无痛苦的状态下结束自己的生命，使死亡过程和方式趋于安乐。因此，安乐死并不违反人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而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人性的尊严。如果人类的理性对死亡采取放任的立场，无视病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正处于不堪忍受的极度痛苦之中，则既构成对病患者本人肉体上的摧残，又是对其本人人格及其家属感情的漠视。这种现象对[6][5]病患者是不人道的，对社会是不经济的。而安乐死行为科学地结束了人类一个阶段上道德无用及人性无奈的状况，由此可以认为安乐死是正当的。安乐死的正当性符合现代医学所倡导的救死扶伤及救死不能情境下的人道主义关怀与救抚，符合伦理学所推崇的人性为本、人格至尊，符合法学原则中所力行的保护主体自由、幸福和需求权利的原则。
3、安乐死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刑法学界，认为安乐死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但我认为两者虽然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两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并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因为被实施安乐死的人生命短期内已确定将要终结，实施安乐死只是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
其次，两者的主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是恶意追求或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而实施安乐死是为了解除临终患者不可忍受的痛苦，尊重患者的自主权是完全出于对患者的利益的考虑。
最后，两者的客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的特征，是行为人必须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在表面上虽然是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但这是行为人在濒危患者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提出要求的一种被动选择的结果，是濒临死亡者自愿承诺放弃自己的生命。所以该行为不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
三 我国建立安乐死合法化制度的建议
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已经是国内外的大趋势，安乐死在法制上的合法化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人口素质普遍不高，老龄化加剧，如果安乐死立即合法化，恐怕会导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它的利用这一制度制造合法的杀人行为而被误用。任何微小的法律漏洞都可能被人利用，但是我们既不能消极等待，无所作为，也不能急躁冒进，鲁莽从事[ 7]。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循序渐进，从严把握。既要满足人们对安乐死的合理要求，又要力避安乐死的滥用。
（一）局部示范逐步推广
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对安乐死进行全国性立法，条件还不成熟。建议国家可在某个省、市，局部性地制定有关规范性规定和条例，加强个例研究，积累经验。这种形式好处很多。通过个别试点、以点带面，使较大范围内的更多的人深入地了解、认识安乐死，接受安乐死。并且既为要求安乐死者提供了法律保障，又避开全面施行所面临的困难。目前，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是可行的。实施安乐死要求社会全员较高的文明程度，具备一定的医学发展水平和医疗条件，这些条件在我国的一些城市已基本具备。.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安乐死法律。这样做的好处是循序渐进，避免因条件不合而导致安乐死的滥用。
（二）安乐死的实施条件、程序与法律责任
1、安乐死的实施条件（1）安乐死的适用对象
安乐死的适用对象要严格限制，对于可以使用安乐死的患者应是濒于死亡并承受巨大痛苦的病人。因为安乐死在形式上毕竟是一种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如果不对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作出明确的限制，则有可能导致安乐死的滥用.所以安乐死客观上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濒临死亡。只有现代医学认为无可救药，现代医疗技术无法治愈的进入不可逆的死亡过程中的人，才能适用安乐死。第二、存在巨大的肉体痛苦。没有痛苦的濒临死亡者亦不能适用安乐死。（2）安乐死的实施主体
安乐死是结束他人生命的行为，所以主体一定要严格限制防止他人滥用。所以安乐死只能由达到一定级别的医院中的有一定资格的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了严格的鉴定、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非经法定程序执行的应视为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处罚。
（3）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在病人的亲笔书面授权下才能实施。既不能是口头授权，更不能在家属或监护人的要求下授权实施。否则，将极易导致安乐死的滥用发生侵权现象。并且必须是医生对为病人消除痛苦的一切必要且可实行的措施均已采用过，仍不能制止病人痛苦时，为达到解除患者不堪忍受之痛苦的目的而不得已实施。
2、安乐死的法定程序（1）申请程序
安乐死的申请作为安乐死的法定启动程序，是必经的程序。不经当事病人的申请而擅行安乐死，无疑会被认定杀人。因此必须在具有相当级别的医疗单位的 确诊意见和必要的医疗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安乐死。患者神智清楚时应由其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患者已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则可由其近亲属提出，申请须无不良企图且由全体近亲属一致同意。同意意见应以书面作出并经公证方为有效申请；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为其提出申请。
（2）审查程序
对申请的审查应设立专业审查与司法审查两道程序，从而保证审查的科学与公正。专业审查应由具有专业知识并达到一定水平的若干人数以上的人员组织进行，对所患不治之症进行复诊，尽可能防止误诊发生。经确认无误后，在规定期限内将意见告知患者或全体的亲属推出的代表，并再次询问，如果仍坚持的，则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材料移送司法审查。司法审查至少应由地市州以上的司法机关承担。由法医和专职审查人员共同进行，由法医提出鉴定意见，由审查人员共同决定是否批准。批准决定须由审查小组成员一致通过才能生效。生效后一定期限内将决定内容通知患者本人或近亲属代表。
（3）实施程序
在安乐死申请得到审定、批准之后，必须严格地按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操作执行。操作必须秘密进行不向社会公开。操作人员必须是专职的医护人员，并有近亲属代表在场见证。操作完毕后，所有参加人员都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加盖医院和司法机关的公章。所有材料应送交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员不得擅自保存。
3、安乐死的法律责任（1）擅自实行的刑事责任
出于善良动机，医护人员或近亲属未经申请或审批程序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可酌情从宽处罚；出于卑劣动机，近亲属迫使患者提出或主动提出申请并获准的，则对其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应从重处罚。
（2）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刑事责任
在医生提供正确信息或在医生提供虚假信息而未加审查的情况下，审定机构如作出错误决定，或不能及时作决定从而延长了申请人的痛苦时间，或审查人员未认真履行责任，以致造成重大医疗事故，严重损害医疗机构与司法机关声誉的，该机构及其责任人员应受处罚；违反安乐死的法定适用方法，以残酷方式实施的，应对操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恶劣的可以玩忽职守罪论处；在实施安乐死过程中，律师、公证人员、审定机构派出的代表等未对实施安乐死的各项工作如实的证明，疏于职守、马虎从事而导致实施有误，或虽未发生错误但有关证明材料未经规定作出的也应受一定的处罚。
总而言之，生命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法律保护的最起码的权利。任
[8]何人未经法律允许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循序渐进，从严把握。既要满足人们对安乐死的合理要求，又要力避安乐死的滥用。
五、结束语
生存是人们需要的，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就决定你要生存下去，有生存的权利。但死亡是我们面临人生结束的最后一个阶段，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我们应该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既然面临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的死亡方式呢？人的价值体现在对社会的贡献上，而这种价值也同时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那些绝症患者，整日饱受病痛的折磨，在呻吟中失去了尊严，怎样保证他的生命质量。
社会应为了保障人权将中国的死刑—安乐死趋向国际化，体现法治人性化。我国一般认为实施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加大对生命的保护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地现实意义。
“宁愿尊严的死去，也不愿意丧失尊严的痛苦活着”这是一些人生前遗嘱表明的态度，在病人确实无法医治又面临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这一意愿，我认为是人道精神的体现，所以，安乐死在我国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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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安乐死的法律思考
论安乐死的法律思考
自“安乐死”一词衍生以来，伴随它的争议也不断激烈化。安乐死究竟合不合法，究竟该不该立法，也是众多人口中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文从安乐死的定义、我国的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及合理性等几个大方面进行了论述。概括阐述了安乐死的定义、在国家的发展情况及国际个别国家对安乐死的立法，并针对我国各方面情况对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作了几点的分析，主要从我国安乐死观念的出现、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安乐死研究的贡献、立法的必要、我国国情、立法条件等方面较具体的阐述了几方面个人的观点。
关键词：安乐死 立法的争议 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的法律定义
安乐死一词原自希腊文，是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所组成。其原意是指舒适、幸福或无痛苦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
（一）、“安乐死”的学理定义
“安乐死”的广义与狭义，积极与消极之分。广义理解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理解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来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积极安乐死，也称主动安乐死，是指医生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极安乐死，也称被动安乐死，是指停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的死亡。
当然，在各个领域，对安乐死的定义也许不尽相同，但都不外局限在其本意“无痛苦的死亡”之中。《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安乐死是指在不可救药的患者或者病危患者的要求下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对此的释意是从怜悯出发，把身患绝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做法。《中国百科全书，法学》定义为：对于现在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二）、“安乐死”立法定义的要求
在立法中，“安乐死”的定义必须严谨，细致，有名却的依据与规定，不能莫冷两可、模糊不清。
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三）、立法中“安乐死”定义必须严格要求
“安乐死”不能滥施，只能对有必要的人来实施。立法中的“客观存安乐死”定义更应严格规范，从根本上说，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必须先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1）、被施以“安乐死”的人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且在垂危状态下，面临死亡，精神和躯体都极端痛苦。（2）、“安乐死”必须出于病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在病人已无意识的情况下，可由其家庭成员（配偶、子女其他直系亲属）同意。
（3）、“安乐死”必须使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安乐死必须符合以上几点要求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安乐死”其主要 目的是为需要的人解除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安乐死”概念绝不能泛 化，不能滥用，否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而令人畏惧的词语。
二、关于我国“安乐死”的概况
（一）、我国“安乐死”观念的萌生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从安乐死的研究、宣传、立法、实施的全局来看，还有一些基本认识、基本观点需要进一步解决，而这些也造成了众多不同意见的产生了多方面的争议。
（二）、我国“安乐死”观点的发展与现状
“安乐死”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
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生前也很赞成安乐死。而除了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呼吁外，有些人士还在民间为安乐死奔走，准备成立纯民间的“自愿安乐死协会”。
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社会学界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三、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马克斯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盛名权力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鄙人和结果。
《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活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笔者也认为，从法理上讲，公民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宪法》的这一规定说的是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而且，对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选择“安乐死”是他们的自由。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生存观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同样应尊重“优死”的权利，无可救治的绝症患者应有权利选择有尊严地死去。
2、是否违反刑法“安乐死”不等于“故意杀人”
虽然从刑法上来说“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种种条件，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两者出发和目的不同。“安乐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为出发点；而“故意杀人”却是以报复夺取金钱等为出发点。
第二，实施者不同。“安乐死”是由合法合格的医护人员操作完成；而“故意杀人”没有特定的人群为实施者。第三，运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乐死”一般使用药物，采取无痛苦方式终结生命，而“故意杀人”则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强制性剥夺其生命。
第四，性质不同。“安乐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杀人”是恶意的。
第五，主动方不同。“安乐死”是被实施人主动提出，是由被实施人的主观意志支配，而“故意杀人”完全由实施者个人主观意志支配。
所以，目前不能将“安乐死”列为“故意杀人罪”。
（二）、“安乐死”在我国有立法的必要
实际上，安乐死立法并不象很多人说的那样，是“超前立法”。安乐死立法非但不“超前”反而“滞后”。因为“安乐死”这种社会关系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且需要以立法加以调整时，立法者行动缓慢以至于使其所进行的立法调整未能及时适应这种社会关系的需要，甚至这种社会关系出现较长时间后才对其加以立法调整的立法方式——滞后立法。
“安乐死”在我国的确有立法的必要性，只有尽早立法，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法律的发展及完善，才能使类似悲剧不再发生。因此，我国应正确对待国情，正确处理舆论，在大局稳定的基础上，尽快实行对这安乐死的立法。
三）、我国“安乐死”立法必须符合国情
一个社会能够切实新生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这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那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字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安乐死立法，公用的限制条件主要有：（1）、经确诊，病人患有目前医学证明确实是不治之症；（2）、在病人的年龄要求上，荷兰明明确要求并必须是成人，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要求病人必须年满18周岁；（3）、在病人表达意愿的形式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明确要求病人必须神志清醒有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美国加州法案要求采用书面形式，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要求要有病人本人的签字；（4）、在由谁来实施安乐死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规定原则上应有医师去做，若不能由医生去做必须有足以说服人的理由，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要求由医生实施，且有许多其他限制条件；（5）、在选择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方式问题上，荷兰的规定是要慎重地确定安乐死的方式，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要求实施方法在伦理上应该是适当的；（6）、在实施安乐死的必要性问题上，荷兰明确强调了病人除安乐死外别无选择；（7）、在实施安乐死的目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明确强调了它的唯一目的是减轻病人死亡的痛苦；（8）、在被授权者是否接受授权的问题上，澳大利亚北部的去法案明确规定要有医生签字同意；（9）、在病人提出要求后到实施安乐死之前是否有一段间隔期限的问题上，美国加州法案明确规定要在出于临终状态14天侯执行，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规定在病人提出要求且获得医生同意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以上的“等待期”。以上比较了世界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限制条件，而我国虽然要尽快立法，但也不能草率行事。我国安乐死立法。绝不能照抄搬荷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设定更加严格的、更具可操作性、更符合我国国情的限制条件。第一，“安乐死”要由明确的定义。
第二，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具体为：（1）、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救治的不治之症；（2）、病人的剧烈痛苦无法抑制，且已迫近死亡；（3）、病人有要求安乐死的真诚意愿；（4）在不违背病人的意愿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再无痛苦状态下加快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5）、执行安乐死的方法在伦理学上被认为是正当的；（6）、它时在特定情况下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
第三、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通常以下三种认为实施对象：（1）、肉体和精神处于极端痉之中的绝症患者；（2）、靠人工维持生命长期昏迷不醒丧失自我意识的病人；（3）、有严重失陷的新生儿。
第四，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合法的安乐死形式既包括被动安乐死，也包括主动安乐死。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未能的医务人员。
第五，安乐死的实施程序。基本应遵循以下程序：（1）、请求程序。请求必须是病人的意志清楚的情况下，出自本人的真诚意愿。对于陷入永久性昏迷状态，不能表达意愿的病人，可由其直系亲属请求，但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和医疗单位的同意方为有效申请。（2）、审查程序。设立有医学专家、法医、医学伦理专家等共同组成安乐死审查委员会，其任务是对安匀死的申请进行严格的医学和司法审查，防止误诊和失控。（3）操作程序。安乐死申请的到批准后，必须由病人所在医院两名以上的医务人员按批准的时间、地点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在实施前病人表示反悔，不同意实施安乐死，应尊重人的选择、不得强迫实施安乐死。第六、法律责任。（1）、对不符合安乐死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由确切证据证明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时在病人的真诚请求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但未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的，仍属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未经病人同意，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对由行为能力的人擅自实行安乐死得，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按刑法有关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四、“安乐死”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存在着的积极意义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迅猛发展着的我国，“安乐死”也早已不是什么新解名词了，许多人都声称到无法医治又承担巨大痛苦，选择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管安乐死的多么的首任青睐，目前它终究还未被中国法律允许实施。2003年8月，被称为“中国„安乐死‟之子”的王明成颓然离开人世，留下的是家里欠已久的债务，和人们对于安乐死话题更沉重、更深入的思考。
安乐死存在的意义？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第一，安乐死并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任何的威胁；第二，安乐死的确帮助了很多生存无望的人结果了无谓得痛苦；第三，它乐死也在促进着人们对生死价值更深一步地理解，通过安乐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了死亡，死亡对人们来说虽然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未必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事情。
作为安乐死的有限替代品，目前，一般实行两种做法：一个是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宽吗啡等麻醉品的使用原则；再一个是放弃治疗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够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尽量多享受一点做人的乐趣。但无论哪一样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如果病人在清醒且理智的情乱下，慎重的提出“安乐死”对其个人及其家庭也未必都是件好事。
在我国，一般家庭都无法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更何况有很多家庭收入低微。因此，有绝症病人的家庭通常都是心理负担，对家人更是心理及身体的双重负担。而适时，适当的安乐死，对病人个人来说即结束了无休无止的痛苦，也免去了等死的心进压力，更解除对家中亲人有种种愧疚；对病人家庭来说，也不必再承担巨大的身体与精神核压力，可以更从容的生活下去。虽然，在精神上要承受一定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必然的，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家人是必定有心理准备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考虑病人承受痛苦本身就使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痛苦，而病人早一日结束痛苦，家人心理也会早日获得轻松的。
综上所述，安乐死的存在的确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合其立法内容可以看到，只要法律在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同时，对“安乐死”的操作程序等做出严格、细致的规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安乐死”实话制度，完全可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立法者也应当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经验，尽快针对我国的安乐死例归纳总结，防止监用，将重病患者的“安乐死”权利落到实处。
第四篇：论安乐死法律性质的界定定稿
论安乐死法律性质的界定
[摘要]“安乐死”是指身患不治之症而濒临死亡的人，在其自主意识的要求下，为了减轻或免除其死亡前难以忍受的身心痛苦，在其本人的嘱托下，由医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使其无痛苦地死亡的行为。文章分析了“安乐死”的概念及主要特征，提出了“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所以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目前急需“安乐死”的立法，但“安乐死”立法有其难点及复杂性，对“安乐死”立法应从法律上加以限制，防止滥用。
[关键词]安乐死 故意杀人罪 立法
“生老病死”是生物界里的一种自然规律，人类也不例外。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可以采取多种有效的医学措施来防“老”和“病”，同时对涉及有关“生”与“死”的权力方面的争论也越来越多。
一、“安乐死”的概念及主要特征
所谓“安乐死”是指身患不治之症而濒临死亡的人，在其自主意识的要求下，为了减轻或免除其死亡前难以忍受的身心痛苦，在其本人的嘱托下，由医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使其无痛苦地死亡的行为。
“安乐死”的主要特征：
（1）“安乐死”的对象是患有不治之症并濒临死亡的病人，这种不治之症是经过现代医学所确定的；
（2）病人因患不治之症而极端痛苦，且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3）“安乐死”不是死亡的原因，而是死亡方式，它是由病人自己选择的并由人工控制的；
（4）“安乐死”的宗旨和目的在于减轻或免除病人死亡前的极端痛苦；
（5）“安乐死”行为的实施者是医生，而不是其他人员。“安乐死”根据医生实施的措施的不同，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两种。积极“安乐死”又可称为主动“安乐死”，是指通过注射药物或其他积极主动的措施而使治愈无望的濒死病人安然死去的方式；消极“安乐死”又可称为被动“安乐死”，是指通过停止对治愈无望的濒死病人的治疗，不使其生命通过人工努力而延长，使其安然死去的方式。
二、“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对于“安乐死”，我国没有专门的立法，刑法典及其他刑事法规中也不曾出现有关“安乐死”的条款，加之我国刑法学界对“安乐死”的理论研究起步也较晚，因此对“安乐死”行为的法律性质到底如何，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探讨。近年来，随着我国“安乐死”理论研究的兴起，学者们对早期刑法教科书及部分专著中对“安乐死”行为的定性进行了反思。目前，认可消极“安乐死”的合理存在认为其实实施者不构成犯罪，已基本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是对积极“安乐死”行为的定性仍存在着分歧和不同的认识。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实施积极“安乐死”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对此，我本人有不同观点，我认为，实施“安乐死”行为，不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理由如下：
1、“安乐死”行为缺乏犯罪的本质特征――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我们都知道，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其中，社会危害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实质性的特征，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以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条件。而“安乐死”行为恰恰缺少这一前提条件，并且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
（1）“安乐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固然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免除或减轻患者的痛苦，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安乐死”的对象是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且痛苦难忍的病人，在根据现代医学水平只是早晚而已的情况下，人为地延长病人的生命，实际上只是延长其痛苦。医生在濒死病人殷切明了地嘱托下对其实施“安乐死”，使其无痛苦地、安乐平静地死去，比让病魔肆虐、慢慢地折磨吞噬病人的生命，更符合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况且，此时是否对病人施以“安乐死”，已不再是生与死的抉择，而只是死亡的方式不同而已。尊重病人对自己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利，同样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2）“安乐死”减轻了死者家庭的沉重负担，符合死者亲属的利益。
身患不治之症的濒死病人，长期卧床治疗，不仅使其本人痛苦不堪，而且使家庭成员及亲属背上了沉重的不堪忍受的精神和经济包袱。家庭成员及亲属对病人固然有照料服侍的义务和责任，但长期地为一个无意义的形式上的生命而消耗有意义的生命，其结果是得不偿
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病人的嘱托，对其实施以“安乐死”，就可以使他的家庭成员和亲属从经济、心理和感情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全身心地开始新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而且，当病人亲属明白患者的死亡是不可逆转的，而视其处于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处境时，心里也是极其痛苦的，他们从感情上也更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安乐而无痛楚地死去。因此，“安乐死”符合死者亲属的利益。
（3）“安乐死”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和国家。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口众多，不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都不富裕，医务人员、医疗设备等同人口数量相比，则更是有限。看病难、住院难一直是国家和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坚持维持无意义的生命，势必会给国家、集体及个人造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而且有可能出现无望治愈的绝症患者占着医院的床位、设备和医生，而可以治愈的病人反而无法入院接受治疗的不合理现象。如果对濒死病人施以“安乐死”，不仅可以使国家、集体节约出大量的钱财，而且可以使医护人员从无意义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救治其他伤病患者。
（4）“安乐死”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生老病死，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与发达，人们在重视“优生”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优死”。“安乐死”在我国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有些地方曾就“安乐死”问题进行民意调查，接受调查者中有近九成的人赞成“安乐死”。由此可以看出，“安乐死”现已逐渐为我国广大群众所接受，“安乐死”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
总之，“安乐死”行为不具有我国刑法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还有利于社会。
2、“安乐死”行为与我国刑法上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符。（1）从犯罪客体方面看：
生命权利是每一个公民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所侵害的客体就是“他人的生命权利”。人的生命权利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是要受到我国法律保护的。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不一定就是犯罪客体，只有当这种为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时，它才成为某种犯罪的客体。那么，在实施“安乐死”行为的过程中濒临死亡的绝症患者的生命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呢？从表面上看，病人的死亡好像是“安乐死”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其实不然。如前所述，“安乐死”不是死亡原因，而是由病人本人所选择的死亡方式，选择这种死亡方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减轻或免除其临终前的难以忍受的痛苦，病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病人自身所患有的不治之症，而不是“安乐死”行为。
所谓生命权利是指公民对自己的生命所享有的权利。我认为，生命权利包括公民对生命的自决权和公民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权两方面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根据不治之症患者本人的嘱托而对其实施“安乐死”，不仅不是对病人生命权利的侵害，相反是对其生命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护。因此，“安乐死”行为不具有故意杀人罪客体。
（2）从客观方面看：
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而“安乐死”行为则不是对他人生命的剥夺。从医学角度分析，“安乐死”行为实际上是在病人的嘱托下，为减轻或免除其在死亡过程中所难以忍受的痛苦而实施的正常的医疗行为，不论是注射药物等积极措施，还是不给或中止治疗的消极措施，都是正常医疗行为的一
部分。实施“安乐死”与否，对不治之症患者的生命都没有实质性意义，所不同的只是死亡过程的长短以及是否痛苦而已。由此可见，“安乐死”行为与剥夺他人生命的杀人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
（3）从主观方面看：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具有杀人的故意，而“安乐死”行为的实施者在主观上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和怜悯，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病人的要求，免除或减轻病人在死亡过程中的极端痛苦，而不具有杀人的故意。更何况，故意作为刑法中罪过的一种，其存在是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的，客观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主观上也就无犯罪故意而言。而“安乐死”行为，如前所述，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本质特征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乐死”行为不具有我国刑法要求的构成故意杀人罪所必须具备的犯罪构成要件。
3、认定“安乐死”为故意杀人罪的负面影响。
预防犯罪，是我国刑罚的目的之一。如果将在主观上无恶意，客观上无危害，只是出于对痛苦难忍的不治之症患者的同情和怜悯而对其施以“安乐死”的医生视为罪犯并处以刑罚，不仅使医生本人内心受到伤害，而且还会导致其他医务人员及一般群众，包括死者亲属的不满，以致无论是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还是一般预防作用都无法发挥，也就达不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
我国的医疗行政法规早已规定了医院可以拒绝治疗某些绝症患者，实质上是对被动“安乐死”的肯定，这是无可争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积极“安乐死”的认识。从现行法规来看，仍可窥见对积极“安乐死”肯定的端倪。如：关于医院对患有癌症病人使用麻醉药品一再放宽的规定，根据医药学原理，对痛苦的病人，加大麻醉药品的 用量，一方面可减轻其痛苦，另一方面也会加快其死亡的速度。这与一次性的用药物结束患者生命的“安乐死”，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量的不同，并无质的差别。事实上，“安乐死”的实践，已走到了理论的前列。世界各国至今仍没有一部安乐死之法，但并不等于实践中不存在“安乐死”。在我国各地不乏这样的事例，绝症患者在医院不肯帮助其“安乐死”的情况下，不得不自行选择非正常死亡的方法来达到其“安乐死”的愿望。
总之，“安乐死”行为既无社会危害性，也不具备我国刑法所要求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当然也不构成其他任何一种犯罪。认为“安乐死”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既无法律依据，也有悖于刑法原理。
三、目前进行“安乐死”立法的难点与复杂性
通过冷静的思索、理发的考察，我们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我国进行“安乐死”立法还任重而道远。这是因为我们还面临着强大的阻力。概而言之，这种复杂性有：
1、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素质普遍低下、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的国情，是进行“安乐死”立法的最大滞力。
我国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最新资料表明，到今年底，仍会有部分地区不能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一些贫困地区、生活条件很差，落后面貌没有根本改变。这种低下生产力的背后，是2.5亿的文盲与半文盲，是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低下。曾有医生对农民作过调查，结果表明，其中52.27认为“安乐死”是不道德的，而这些人中间，文盲与小学文化程序者占很大比重。这种现实，将会使“安乐死”法长期难产。
同时，“安乐死”既然是现代文明之产物，它就必然会与传统观
念相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在医生与病人之关系上，传统的伦理强调“只要还有一口气，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其二，在病人与家属的关系上，传统思想强调“亲亲”与“尊尊”。子女若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则会被视为“不孝子孙、大逆不道”；其三，在病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传统观念认为，对患绝症者，社会的首要责任是使之尽可能多地久留于人世。
同时须注意到，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国内信奉宗教者不断增多。而在许多教义中，生命是神圣的。例如佛教约束不出家的居士的“五戒”中，便有一条是不杀生。因而信徒们都相信，生命的过程处在神的安排中，加速之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又使我们不能不倾听他们的心声。事实上，在西方抗议“安乐死”的反对声中，态度最强硬者便首推宗教界人士。
2、整体上说，我国的医疗技术还比较低，医务人员的思想素质有待提高，这影响着人们对医生诊断的信任度，对“安乐死”立法也是不利的。
实施“安乐死”，首先须对病人病情有正确的诊断。而正确的诊断，需要高超的医疗技术和现代化的医疗检测手段。目前，世界各国的医院，即使一流的大医院，也难免因上述两个条件不全而发生误诊。
从立法学角度言，法的先进性不能仅以其赋予公民多少权利或规定了多么现代化的指标来衡量，还须以之对现实生活的可行性为标准。目前，我国一则由于经济落后的缘故，许多医院，特别是地方医院，医疗设备还很陈旧落后；另则，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与社会的期望普遍还存在一段差距，再加上近年来又面临着医生医德出现滑坡的现象，这都使人们对诊断不治之症和宣布死期临近的结论之准确度不能不心存疑问。实践中，我们可看到一个现象，即实施“安乐死”一
旦出了事，诸如引起纠纷，最初表示赞成者大都转而认为医生要负法律责任。究其原因，恐怕其中之一便是对医院的医疗水平和医生道德水准缺乏信任。
3、对“安乐死”法的内容，有缺乏科学的认识与把握，也是进行“安乐死”立法所要克服之一大难点。
进行立法，必须解决该立些什么，也即对其所要保障维护或禁止惩罚的对象须有科学的认识与把握。否则立出来的法就不能科学、完备。
应看到，“安乐死”传入中国还只有很短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安乐死”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因而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另外，就对“安乐死”问题的理论研究而言，迄今我们尚无一本有分量专著，也没有专门研究刊物，更没有成立专门的学术团体。整体上，学术界对“安乐死”还处于传播阶段而缺乏理论上的纵深研究。
例如，对“安乐死”的适用对象，有人从提高人口素质考察，认为也应包括严重畸形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有人却认为只能是那些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患者。作为法律，应作何规定？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都难以做出科学的解答，因而给立法带来困难。这一则有赖实践之发展，使矛盾暴露更清晰；一则也要求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明确、适应的规范。
四、对“安乐死”应从法律上加以限制，防止滥用
1、疏于管理，滥施“安乐死”的社会危害后果严重。“安乐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在一定条件限制下正确实施“安乐死”，不仅对病人本身，而且对其家属和国家、社会都有极大的益处。但是，“安乐死”毕竟是与人的生命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涉及伦理道德、医学、法学及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重大社会问题，在 具体实施中，任何偏差的出现，都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尽管目前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安乐死”已有发生，但在立法上却仍属空白。立法上的空白，一方面使“安乐死”这一有益于人类行为的合法地位得不到法律的确认，使其无法发挥更大的应有的效益，为伤病患者和社会服务，同时，又给别有用心，企图钻法律空子，而打着所谓“安乐死”的旗号追求个人私利的人，在客观上造成可乘之机，更何况，目前我国学术界人士对“安乐死”的内涵、外延在认识上尚存在分歧，广大医务工作者普通公民对到底何为真正的“安乐死”，理解也不尽一致，现实中的“安乐死”极易出现混乱和偏差。
2、合法的“安乐死”，应符合一定特定的条件。
根据人身生命权不可随意处臵的特性，以及“安乐死”牵涉到抚养、继承等一系列问题，避免借“安乐死”谋财害命等违法犯罪现象发生。我认为，在法律上肯定“安乐死”的同时，必须在程序上严加规定。作为合法的“安乐死”，应符合下列要求：
（1）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安乐死”主体必须是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任何身体健康或有病，但要治疗者，不能要求“安乐死”。
（2）“安乐死”主体的病痛激烈，难以忍受，或已成为失去生存价值的“植物人”。
（3）要求“安乐死”的目的，是专为减轻病人的痛苦。非出于此目的，不属于“安乐死”。如：出于占有住房、遗产等目的，而要求病人“安乐死”的，属于杀人行为。
（4）病人神志清楚，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时，需要有本人的委托或同意。病人处于昏迷状态，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则要最近亲属的共同同意，其顺序可分为：a、配偶、父母、成年子女；b、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c、其他亲属；d、没有上述人员的，由病人
所在单位同意。上述顺序人同意后，向医疗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其审查批准，方可为之。
（5）“安乐死”的方法应符合道德要求，并由医生来执行。对于实施“安乐死”的医生条件，医疗行政机关要严格审查，并备档上报市以上级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6）严格监督措施，从“安乐死”的申请到执行，检察机关要派出法医或懂此专业知识的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以保证“安乐死”的合法性。
3、加强“安乐死”的立法。
用法律对“安乐死”予以规范和调整，就显得尤为重要和急迫。关于“安乐死”的立法，我认为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安乐死”的对象；（2）“安乐死”的方法；（3）实施“安乐死”的主体；（4）实施“安乐死”的程序；
（5）违反法律规定，实施“安乐死”行为的主体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条件限制，是正确实施“安乐死”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
在“安乐死”问题上，现实生活已向法律发出了呼唤。既然“安乐死”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益处，为使“安乐死”更好地为患者、社会和国家服务，立法者应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合理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内容、司法案例，并结合我中华民族传统、人民群众的理念和具体国情，尽早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民生意愿的科学体
系，使其更好地为法律服务，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于志刚，《刑法问题与争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2月。
[2]、罗书平，《刑事卷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3]、陈礼国，《为“安乐死”立法》，《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10日。
[4]、张田勘，《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1月。
第五篇：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
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没有痛苦的死亡”。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则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采取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的行为”。
根据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安乐死问题实际上是接受死亡法则的生命处置问题。这类行为实质上是以生命终结法则为基础的针对生命终结方式的处置。故可以将安乐死的实质界定为“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而不能将涉及生命处置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安乐死主要针对如何选择生命终结方式，而不是针对生命处置方式。因为生命处置方式包括的两层意思：一者为挽救生命，一者为终结生命。而安乐死不是在生命处置方式这一层面上去选择是挽救还是终结生命。它仅仅是在已无法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去选择采用何种最佳方式去终结生命。因此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优死”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观点：第一，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死亡 原因，故它不能与自然病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种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独立的死亡原因；第二，安乐死的对象是当代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第三，安乐死是人工控制的死亡状态，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一）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
1、国际安乐死运动的不断壮大 安乐死作为一种零星的社会现象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和研究，却是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才开始的。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愈演愈烈，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安乐死运动。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从30年代到50年代，尽管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有人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但是，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并且担心被人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尊严的死”的权利。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可见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对安乐死已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转而支持。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为其立法的工作也是势在必行。
2、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社会危害性是三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个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特征。笔者认为以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的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但是笔者在前文已提出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的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可以减轻社会与其家属的物质、精神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安乐死不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益。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最后，根据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安乐死-特别是采用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虽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死亡），行为人可以采取规劝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发生，但行为人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动促使其发生，故其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则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因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他们的生命在短期内已确定将终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因此，安乐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权；第二，二者主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的动机是为情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行为人都具备主 观上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当将其作为其他任何名义下的犯罪来处理。因此，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2、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安乐死合法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安乐死问题的提出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然而，众所周知，伦理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的观念和行为的总和。在一定社会中人们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会形成不同的道德。而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的道德评价标准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当人们的道德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时，评价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也不能僵化不变。
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民众对安乐死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到支持的历程。我国由于对安乐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人反对，认为它不符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这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摒弃其中不适合时代需要的陈腐观念，吸收顺应时代发展的合理因素，按现代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去重新评价安乐死问题。首先，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好死不如赖活”。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这种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不！因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毕竟，这种做法 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显然不！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受。
三、安乐死在中国立法的几项建议
（一）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
实施安乐死因为涉及人命，必须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在立法前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从而为立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宣传的内容包括：
1、安乐死本质的宣传
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
2、安乐死目的的宣传
安乐死并不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意愿，为其提供消除痛苦的医学服务。
3、安乐死价值的宣传
安乐死一方面可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因此要明确研究安乐死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追求，是人类死亡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实施
虽然安乐死急需社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但是我国目前还存在着诸多影响其立法的客观因素。首先，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医疗水平有很大差异。因此，对安乐死上关于“现代医学上的不治之症”的确认，需要达到一定水平，具备一定医疗条件的单位作出。其次，由于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差别较大，对安乐死的接受程度也不相同。因此，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安乐死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可以在具备条件的省、市制定地方性法规，试点性施行，分层次过渡，从而逐步在全国推广开来。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安乐死法律。这样做的好处是循序渐进，避免因条件不合而导致安乐死的滥用，从而造成“合法化杀人”，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安乐死的实施条件、程序与法律责任
1、安乐死的实施条件
（1）安乐死的适用对象
这是实施安乐死最关键之处。必须符合下面两个方面：
一、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患有不治之症，已无法挽救其生命；
二、病人在临近死亡期间，伴随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的肉体和精神痛苦。对本项条件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这里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绝症病人，不包括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及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因为这些人没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也非临近死亡的濒死病人，故不能对他们适用安乐死。第二、患者的痛苦包括了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这里因为痛苦是患者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人的主观精神有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肉体上痛苦不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人会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我们也反对病人并无肉体的痛苦，只因精神苦闷而寻求轻生。因此患者提出请求的基础须是肉体与精神都痛苦，两者缺一不可。（2）安乐死的适用前提
基于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原则上除患者本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和单位都不能提出对濒死患者实施安乐死。因此，作为实施主体的医院绝对无权主动对病人采取安乐死。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当病人神志不清，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病人的近亲属（指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同胞兄弟姐妹）基于与病人的血亲关系，可以提出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委托，并将该委托推定为病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同时，必须确信该近亲属的委托为真诚之委托，并仅仅是基于解除患者难忍痛苦之目的而无其它不良之企图。（3）安乐死的实施主体
安乐死只能由达到一定级别的医院中的有一定资格的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了严格的鉴定、审批程序后实施。其他人员虽基于善良动机实施仍为非法。
（4）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必须是医生对为病人消除痛苦的一切必要且可实行的措施均已采用过而仍不能制止病人痛苦时，为达到解除患者不堪忍受之痛苦的目的而不得已实施。
（5）安乐死的适用方法
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能达到使患者安然无痛苦离开人世的基本要求。
2、安乐死的实施程序
基于安乐死的特殊性，立法时必须对实施程序进行严格规定，以防止个别人钻法律空子。笔者认为实施程序可分为三个部分：
（1）申请程序
必须在具有相当级别的医疗单位的确诊意见和必要的医疗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患者神智清楚时应由其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患者已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则可由其近亲属提出，申请须无不良企图且由全体近亲属一致同意。同意意见应以书面作出并经公证方为有效申请；如果患者无近亲属，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为其提出申请。
（2）审查程序
对申请的审查应设立专业审查与司法审查两道程序，从而保证审查的科学与公正。专业审查应由具有专业知识并达到一定水平的若干人数以上的人员组织进行，对所患不治之症进行复诊，尽可能防止误诊发生。经确认无误后，在规定期限内将意见告知患者或全体的亲属推出的代表，并再次询问，如果仍坚持的，则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材料移送司法审查。司法审查至少应由地市州以上的司法机关承担。由法医和专职审查人员共同进行，由法医提出鉴定意见，由审查人员共同决定是否批准。在批准前还必须再询问一次，得到真诚的口头表示后才能作出决定。批准决定须由审查小组成员一致通过才能生效。生效后一定期限内将决定内容通知患者本人或近亲属代表。（3）操作程序
必须严格地按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操作执行。操作必须秘密进行不向社会公开。操作人员必须是专职的医护人员，并有近亲属代表在场见证。操作完毕后，所有参加人员都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加盖医院和司法机关的公章。所有材料应送交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员不得擅自保存。
3、违反安乐死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擅自实行的刑事责任
出于善良动机，医护人员或近亲属未经申请或审批程序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可酌情从宽处罚；出于卑劣动机，近亲属迫使患者提出或主动提出申请并获准的，则对其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应从重处罚。
（2）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刑事责任
审查人员未认真履行责任，以致造成重大医疗事故，严重损害医疗机构与司法机关声誉的，应对直接责任人员以玩忽职守罪论处；违反安乐死的法定适用方法，以残酷方式实施的，应对操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恶劣的可以玩忽职守罪论处。
（3）民事责任
对有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个人或单位，可以由受害人或其近亲属提出民事赔偿请求，包括医疗费、丧葬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总之，我国目前有关安乐死的规范还很混乱。笔者在此撰文的宗旨在于呼吁尽快立法。这样才能使其从目前的无序状态走向有序，从而既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社会。李强
安乐死在中国不能实行
最近，一个叫李燕的女孩，由于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生活在极度痛苦之中，她请人大代表递交《安乐死申请》议案，提议在中国家实行“安乐死”，她说：“因为这不仅仅解决了我一个人的痛苦，还有跟我一样或是比我更痛苦更无奈的人，也就会解脱了。”她的行动，引起全国网民对安乐死话题的关注，并挑起一场在中国实行不实行安乐死的争论。
安乐死是个老话题，近一二十年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争论过无数次了，并不能进入这些国家的实际操作，因为它牵扯到人的基本生命权利，牵扯到医学伦理学 和法学基本原则，也牵动着国民的传统习俗和道德形象，人们不得不慎重。在中国也一样，什么叫安乐死？怎么定义安乐死？安乐死与自杀和他杀是什么关系，法界在哪？我们说不清楚。
就安乐死的提出和本意讲，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在人类医学不发达时不存在安乐死，因为多数病治不了，不死也得死。可是现代医学的发展，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办法让那些本来活不了的人活下去，可其中有些人虽然活了，可很痛苦，生不如死，他们不想活受罪，牵累家人。从宗教意义上讲，外国叫：早点去天堂。中国叫早死早托生。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人固有一死，我们没有理由强迫他活受罪。
可我认为，在中国实行安乐死的社会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必须慎重。特别在目前中国道德滑坡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推行“安乐死”可以说是为禽兽开路。因为中国现在是个残酷竞争的社会，弱势人口正成为家庭、社会，单位、企业的迟累，如果推行“安乐死”实际就是开通一条“安乐”屠杀弱势人口的道路，其中老弱病残首当其冲。
比如说这“老”——中国即将进入老年化社会。人老了是负担。中国有话讲：久病床前无孝子。人老了，动不了了，瘫了、傻了、痴呆了，非常麻烦，不但损耗子女的经济，也影响他们工作，降低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过去，再烦也得管，这是天理。可有了安乐死后，这子女就有道了，他们可以申请安乐死，理由是不让老人受罪。大夫说，交笔钱吧，二万或五万，我不能白代你下手啊？交了，行，卟——，一针下去，老人驾鹤西行了，并招手说：禽兽儿女们，真敢干那！
“弱”——就是病病蔫蔫，没有劳动能力，是家里的负担。父母在时，父母舍不得，谁也不敢不养，父母一走，这包袱就没人背了，饥一顿，饱一顿，可真饿死了，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得，申请安乐死。等这弱弟病妹睡觉时，一针下去，走人！为社会除一白吃饱。
再说这“病”——这人得大病了，不死不活，是靠昂贵的透析和高价药品活着，全家受不了了，一商量，申请安乐死。大夫说，行，这种废物还活个什么劲！为救一家人，我包了，交钱，之后，把安乐针说成青霉素，卟！一针扎下，翻白眼了，全家说：可死了，再不死就得卖房子了。
“残”，就是残疾人，特别是瘫、傻类残疾，也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患病后留的后遗症。放过去，也是一条性命，得让人活。这下好了，可以申请安乐死。大夫一看活受罪，影响一家人，卟！一针，早死早托生去吧！记住，下辈子生全乎点啊。
由于中国人善于变通，这安乐死可能成为消除各种麻烦的通道。比如出车祸了，人没死，全瘫了傻了，植物人了，这对事故责任者不堪重负，对家人讲也是负担。不如安乐死，落笔实财合适，于是双方达成安乐死协议，第三方的生命权利没了。还有事故和矿难，也会这么处理——把残疾者和半死者一律“安乐”，矿主减少了事故成本，家人落笔钱财。还有一家姐妹兄弟分遗产，可以把病在床上那个“安乐” 了，大家多分点„..安乐死在中国实施后，不是没好处，如，可以避免中国长期陷于老年化社会，影响民族生存活力，可以剪灭大量劣质人口，实现人口的精良化，当中国用安乐死把自己13亿人口中的5亿老弱病残剪灭后，剩下的就是优秀的人口，由于他们精壮优良，我们管他们叫牲口„„.1，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矛盾较多，民主与法制还不健全，实施安乐死，从法律层面上讲还不具备条件，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带来新的矛盾，问题和伤害；
2，从我国公民的整体素质来看，还没有达到较高的境界和层次，安乐死能够成功实施，需要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作为前提；
3，我国是一个封建意识遗存很重的国家，人民群众对于安乐死的接受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编辑本段]安乐死在中国
安乐死的问题在中国尚未正式讨论，但促使安乐死问题激化的那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已大量引进并推广。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讨论中出现的分歧意见与国外大体相同。
著名意大利诗人Piergiorgio Welby擅辩的让处于天主教会制度严重反对安乐死的国家领导人同意他对自己实行安乐死，可是一直得不到同意。2006年12月21医生拿走了维持他9年生命的呼吸器（respirator），结束了他的生命。享年60岁。Piergiorgio Welby患肌肉萎缩（muscular dystrophy）40多年。就在宣布他死后数小时，为他执行安乐死的医生被捕。
“安乐死”犹抱琵琶半遮面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 眉睫。看来安乐死立法已不能回避了。但法律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眼下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而且法律付诸实践，就有极大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近日，荷兰通过一项完全允许安乐死的法案，从而成为世界上首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这意味着，今后医生只要严格按照规定，对患者实施安乐死，就会免遭起诉。至此，安乐死结束了半遮半掩的状态，可以在阳光下操作了。
但安乐死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仍是一个法律上的难题。就连一向以立法处于前沿而著称的美国，在安乐死立法上也是保守的。1999年10月2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律，授权药物管制的执法人员严厉打击有目的使用受联邦政府管制的麻醉药以助病人死亡的医生。美国犹他州一名医生向五名老年患者开具用于“安乐死” 的过量吗啡，被法院以两项谋杀罪和三项过失杀人罪判了三十年。
在法国，任何危害生命的行为都要负刑事责任。而澳大利亚的“死亡医生”，则干脆在国际水域施行安乐死，以避开法律的制裁。
在我国，虽然上海等地有悄悄实施安乐死的案例，但安乐死并未获得合法地位。据现行刑法解释，安乐死属故意杀人罪。对于其法律后果，一直有两种争论。一方认为，安乐死不能阻止行为的违法性，仍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另一方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具备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但安乐死是在病人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其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常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在民间，也许是人们对医学预防死亡、延长生命的印象太深了，因此很多人认为医生的道德责任是救死扶伤，任何安乐死都是不道德的。有人说，我国的国情是，很多人向往和追求的不是“死”的权利，而是需要保卫“生”的神圣权利。
法学界人士出言亦很谨慎。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胡云腾认为，安乐死立法和怎么实施是密切联系的，实施安乐死影响到能否制定这个法律。目前看来，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 具备。
“社会的立法需求现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尽管社会上一些人士呼吁安乐死立法”，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陈泽宪说，“从我国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现行的一些法律障碍来看，都不具备实施安乐死的条件。”
但这并不能阻止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病人应有尊严死去的自主权，这是拥护安乐死的人很充分的理由。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说：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曾是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说，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
安乐死，将继续考验人类的理智和良知。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安乐死在中国可行性的影响
摘 要： 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生死观，在与现实社会中安乐死在我国的实际状况之间的激烈碰撞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安乐死在中国的实行造成了诸多影响。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安乐死在中国发展。
关键词： 安乐死； 死亡观； 传统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最早出现在19世纪，而人们真正开始认真研究它则是始于20时间70年代。自安乐死产生开始，就伴随着无休止的争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自己的理由来支撑各自的观点。这种争论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安乐死的概念传入中国而一同进入了国内。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安乐死在中国也挑战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
在中国传统死亡观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儒、释、道三大流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在注重生时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将死亡看作恐惧与痛苦，试图通过对生的追求来超越死亡。
1.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生死观。
儒家思想中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论语》中也有“生死有命”的说法。儒家对于死亡应该秉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但是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儒家特别重视生命的生的质量。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季路，曾经问过孔子死是什么，孔子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关于生是什么的问题，孔子则有另 一番解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人要先懂得生命和生命存在的意义，而生命活动的意义在于作出对他人和社会有意的事。
2.道家思想中的生死观。
《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家认为，天地人皆在道法之中，道即是自然规律，人由生到死的过程是自然界中的客观规律。从这一点上说，道家与儒家的生死观是相同，都尊重死亡的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但是道家在对生的观点上与儒家有很大不同。道家强调力求长生，《老子·五十八章》中有“长生久视”，《庄子·至乐》中亦有“以无为以诚乐矣”。这些都是在说应当要尽力避免对生命造成伤害，并且要积极主动的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试图通过长生来实现精神上对死亡的超越。
3.佛教思想中的生死观。
佛教与基督教不同，没有创世说，但是它也反对杀人，原因在于佛教认为人都有一强烈的本能叫自体爱，当受到或面临伤害时就会产生恐惧与痛苦，因此不宜杀人也不可自杀。传说佛陀（即佛）为众比丘（即修行者或和尚）“不净观”（佛教中一种观身不净而去除欲念的对治方法）,其中有比丘对自身的不净而对自己产生厌恶，就自杀或者叫其他的比丘杀死自己。佛陀听闻之后便召集所有的比丘来责问：“汝等愚痴，所作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 而今云何不忆此法？”[ 1 ]为此，佛陀才为出家者立下了杀生戒。还有比丘因为病重痛苦难忍，欲求自杀，也被佛陀训斥，由此看来病痛而寻求安乐死的人同样也不会得到佛教的支持。佛教认为生命的价值应该最优先考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屠”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从中也能看出佛教旨在救人性命而不许杀人。
4.中国传统社会习俗下的死亡观。
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礼教下，形成了一套特殊的伦理系统，而这种伦理系统有着严格的等级和人伦次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连人的生死都包括在内，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血缘亲情关系。
血缘关系是建立在婚姻和生育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从原始氏族社会开始，血缘关系就是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基本的纽带，氏族社会产生与发展也是依靠这一纽带的，可见血缘关系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人伦常理上，基于血缘亲情的一项重要的义务就是“孝”，晚辈对长辈要尽孝，在生死的问题上就是对长者死老病死的关怀。“养老送终”、“颐养天年”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对老者生死问题的诠释。对年老甚至重病的亲人采取安乐死的方式结束其生命，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习俗下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与孝道相冲突，也容易导致其他亲属的非议和反对，从而破坏了血缘关系的稳定。相对的，家中的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也是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的一部分，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和期望。
每一对夫妻奋斗半生都是在为哺育和培养他们的子女而奋斗着，当子女因面临病痛无法治愈的时候，哪怕治愈的可能性仅仅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也没有哪一对夫妻会轻易放弃治疗。中国人的观念中，亲人能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论/文/网 LunWenNet/Com]
二、安乐死在中国的现状。
2007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地区安乐死社会意向调查研究》项目对浙江地区1423名城镇居民做了关于安乐死认同度的问卷调查。其中对问题：对安乐死的了解程度；是否赞同对危重病人实施安乐死；病人事都有权选择安乐死；自己是否愿意选择安乐死这4项的调查结果显示出多数人对安乐死的支持态度。对安乐死了解或听说过的人数占到95.4%;赞同对危重病人安乐死的占79.1%;认为病人有权选择安乐死结束生命的占82.2%;在对自己是否愿意选择安乐死的问题上75.6%的人选择了愿意。调查结果还显示出，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安乐死的支持度也相对越高，二者成正比关系。[ 2 ]这一系列数据都反映出当前社会，人们对安乐死的实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心理准备。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发展，人们受教育度也不断提高，思想观念也不在不断变化，对一些与传统观念不同甚至是相悖的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中国人在关注如何“优生”的同时，也开始探究如何“优死”的问题。
三、传统观念与现实状况的碰撞。
根据调查统计的结果显示，早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如上海、河南、陕西等便已经有了悄悄实施主动安乐死的例子，[ 3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患者或亲属对安乐死的强烈意愿得不到实现。其原因除了法律上没有专门对安乐死立法以外，还有的原因在于传统观念中亲属的血缘伦理与医生的职业道德都不允许安乐死的实行。
1.亲情纽带对安乐死的阻碍。
近年来，我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在不断改变，对于安乐死的态度也表现出较高的理解与支持。但是，在具体到自己或者亲人时，情感的因素往往远大于理智因素。人们都不愿意受到病痛的伤害和折磨，都希望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因此对安乐死的实行都明白其目的和作用。在实施的过程中的另一大阻碍便是害怕受到其他亲属、朋友和社会的议论，在这样的顾虑下安乐死也无法顺利的实行。
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过去在医学上被判定为不治之症的一些疾病，如：肺结核，天花等，经过医学家的努力，现在都已经可以治愈，甚至让人类免疫。因此，当前医学水平还无法治愈的某些疾病，并不能绝对地称为“不治之症”。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没有人能确定那些被暂定为不治之症的疾病哪天就能被治疗。因此，当人们对处于病痛中的亲人实施安乐死之后，这中病又能被治愈了，那时被安乐死者的亲属将面临巨大的自我谴责。因此，在可能面对的巨大压力面前，任何一个人都是很难作出安乐 死这样一个选择的。
2.传统医学理念的阻碍。
在一项对该有谁来执行安乐死的调查中显示，大约77.6%人认为该有专业人员来执行，[ 4 ]而现实是大多数医生都不愿意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这与西方一些国家，如荷兰，多达81%的全科医生均参与过执行安乐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5 ]传统观念中认为医生的职业操守要求其要尽力挽救生命，而不是杀死生命。事实上，现代医学理念中，医者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在于减轻病人的痛苦。医生有责任与家属一同努力减轻或最终解除处于不治之症的折磨中的患者的痛苦。
同时，在维持危重病人的生命的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医疗资源，这是对有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产生了少数富裕家庭奢侈医疗现象的出现。古代名医扁鹊就提出过“六不治”的观念，其中就有提到出病人的病症已经不能救治了所以“不治”，就是在提倡节约医疗资源，将有限的资源的利用率发挥到最大。
3.安乐死实施的法律障碍。
安乐死实施的法律后果也是阻碍安乐死实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我国《刑法》的解释，实施安乐死仍然属于故意杀人，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只是因其目的和情节可以从轻处罚。而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安乐死是以使病人通过死亡来摆脱病痛折磨为目的的医疗行为，因此可以避免其违法性。要避免安乐死的违法性就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安乐死行为，但是安乐死立法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北京松堂关怀医院院长李伟认为：安乐死是一个高尚的行为，它的合法化必须是在一个整体公民素质都良好的社会里，当整个民族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和认识都达到一个层次，安乐死才能在一个安全、真实的情况下进行，而他认为现在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样条件。[ 6 ]
四、结语。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许多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安乐死的实行在中国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有走。死亡是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既然它不可避免，那么人也就应该有权利要求更加尊严的死去。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不会因为人为的干预而改变。安乐死作为解除病人痛苦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没有错。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人的死亡有正确的认识，能够坦然的接受死亡。我们应当积极寻求安乐死合法化，让安乐死能正确的，安全的服务于所有有需要的人。[论*文*网]
参考文献：
[ 1 ] 何信钰，郑名杰等。安乐死与宗教[ EB /PL ].http: / / crs.nccu.edu.tw /RMS/PR / fil es/Euthansia1.doc.[ 2 ] 何农，傅卫东。浙江地区城镇居民安乐死认同度调查与分析[ 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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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安乐死在中国可行性的影响
作者：市场部 [ 2010-8-22 20:5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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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生死观，在与现实社会中安乐死在我国的实际状况之间的激烈碰撞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安乐死在中国的实行造成了诸多影响。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安乐死在中国发展。
关键词： 安乐死； 死亡观； 传统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最早出现在19世纪，而人们真正开始认真研究它则是始于20时间70年代。自安乐死产生开始，就伴随着无休止的争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自己的理由来支撑各自的观点。这种争论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安乐死的概念传入中国而一同进入了国内。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安乐死在中国也挑战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观。
在中国传统死亡观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儒、释、道三大流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在注重生时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将死亡看作恐惧与痛苦，试图通过对生的追求来超越死亡。
1.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生死观。
儒家思想中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论语》中也有“生死有命”的说法。儒家对于死亡应该秉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但是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儒家特别重视生命的生的质量。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季路，曾经问过孔子死是什么，孔子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关于生是什么的问题，孔子则有另一番解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人要先懂得生命和生命存在的意义，而生命活动的意义在于作出对他人和社会有意的事。
2.道家思想中的生死观。
《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家认为，天地人皆在道法之中，道即是自然规律，人由生到死的过程是自然界中的客观规律。从这一点上说，道家与儒家的生死观是相同，都尊重死亡的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但是道家在对生的观点上与儒家有很大不同。道家强调力求长生，《老子·五十八章》中有“长生久视”，《庄子·至乐》中亦有“以无为以诚乐矣”。这些都是在说应当要尽力避免对生命造成伤害，并且要积极主动的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试图通过长生来实现精神上对死亡的超越。
3.佛教思想中的生死观。
佛教与基督教不同，没有创世说，但是它也反对杀人，原因在于佛教认为人都有一强烈的本能叫自体爱，当受到或面临伤害时就会产生恐惧与痛苦，因此不宜杀人也不可自杀。传说佛陀（即佛）为众比丘（即修行者或和尚）“不净观”（佛教中一种观身不净而去除欲念的对治方法）,其中有比丘对自身的不净而对自己产生厌恶，就自杀或者叫其他的比丘杀死自己。佛陀听闻之后便召集所有的比丘来责问：“汝等愚痴，所作非法，岂不闻我所说慈忍护念众生？ 而今云何不忆此法？”[ 1 ]为此，佛陀才为出家者立下了杀生戒。还有比丘因为病重痛苦难忍，欲求自杀，也被佛陀训斥，由此看来病痛而寻求安乐死的人同样也不会得到佛教的支持。佛教认为生命的价值应该最优先考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屠”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从中也能看出佛教旨在救人性命而不许杀人。
4.中国传统社会习俗下的死亡观。
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礼教下，形成了一套特殊的伦理系统，而这种伦理系统有着严格的等级和人伦次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连人的生死都包括在内，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血缘亲情关系。
血缘关系是建立在婚姻和生育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从原始氏族社会开始，血缘关系就是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基本的纽带，氏族社会产生与发展也是依靠这一纽带的，可见血缘关系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人伦常理上，基于血缘亲情的一项重要的义务就是“孝”，晚辈对长辈要尽孝，在生死的问题上就是对长者死老病死的关怀。“养老送终”、“颐养天年”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对老者生死问题的诠释。对年老甚至重病的亲人采取安乐死的方式结束其生命，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习俗下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与孝道相冲突，也容易导致其他亲属的非议和反对，从而破坏了血缘关系的稳定。相对的，家中的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也是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的一部分，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和期望。
每一对夫妻奋斗半生都是在为哺育和培养他们的子女而奋斗着，当子女因面临病痛无法治愈的时候，哪怕治愈的可能性仅仅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也没有哪一对夫妻会轻易放弃治疗。中国人的观念中，亲人能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二、安乐死在中国的现状。
2007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地区安乐死社会意向调查研究》项目对浙江地区1423名城镇居民做了关于安乐死认同度的问卷调查。其中对问题：对安乐死的了解程度；是否赞同对危重病人实施安乐死；病人事都有权选择安乐死；自己是否愿意选择安乐死这4项的调查结果显示出多数人对安乐死的支持态度。对安乐死了解或听说过的人数占到95.4%;赞同对危重病人安乐死的占79.1%;认为病人有权选择安乐死结束生命的占82.2%;在对自己是否愿意选择安乐死的问题上75.6%的人选择了愿意。调查结果还显示出，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安乐死的支持度也相对越高，二者成正比关系。[ 2 ]这一系列数据都反映出当前社会，人们对安乐死的实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心理准备。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发展，人们受教育度也不断提高，思想观念也不在不断变化，对一些与传统观念不同甚至是相悖的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中国人在关注如何“优生”的同时，也开始探究如何“优死”的问题。
三、传统观念与现实状况的碰撞。
关于安乐死与临终关怀的伦理思考
[摘要]以病人为中心，是医院为患者服务的宗旨。对于癌症晚期，各种急慢性疾病末期，治疗不再生效，生命即将结束的病人,为尽可能地减轻临终病人生理, 上、心理上、社会上和生命伦理上的各种痛楚,一般可选择安乐死和临终关怀,但安乐死面临法律障碍，所以发展陷入伦理困境的临终关怀事业是一个较优的选择。同时这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社会道德要求，彰显了人道主义的真谛，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关键词] 安乐死;临终关怀；伦理困境。前言: 伴随着死亡的认识，安乐死也随即产生。目前安乐死在国内还没有能够得到统一的认识，也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然而，死亡的存在和实践，每天都发生。如何对待死亡问题，抑或说对待临死的人、帮助临死的人，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临终关怀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提出。21世纪是知识经济蓬勃发展，人类健康素质迅速提高的新时代，是医学科学发展的新纪元。由于医疗救护技术的日臻完善，许多生命被挽回了，人的寿命得以延长，现代人不但要求高质量
生活，而且高质量的死也逐渐受重视，这就是所谓的临终关怀?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临终关怀在我国没能很好的开展，这需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1 有关安乐死
1．1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思考
安乐死是对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自愿委托的前提下，经法律上认可，用医学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由此，患者并非选择是否死亡而是在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现实而又属于原则性的问题：患者是否只有一死才能结束病痛的折磨；家属要承受精神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是否必须并且应该；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责任与减轻患者痛苦的职责有无冲突；安乐死的伦理评价与立法等。1．2从患者的角度思考
患者在极度病痛的折磨下所做的选择未必明智。生命是神圣的更是宝贵的，安乐死有可能会错过有效救治的机会，我们看到过很多病例，一些预测将死的人最后不一定很快就死去。安乐死会使患者失去三种挽救生命的可能性: 患者自我恢复机体功能的可能性 ；继续治疗而恢复的可能性；因发现某种新技术、新疗法使该病得到治疗的可能性。1.3从家属的角度思考
由于长期陪护病人，精神、体力和经济上都要承担巨大的消耗，有人甚至提出，勉强使用人工方法维持个别病人的生命不利于社会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这种观点违反了“人权高于物权”的基本原则, 与文明社会的精神不符，还会加重社会的复杂化，将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另外，也给不愿意赡养老人的子女打开方便之门，极易出现遗弃、伤害老人的现象。
1.4从医护人员的角度思考
如果认为不可救治就放弃治疗，将阻碍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医学科学的发展。而且这同时有违医务人员的天职。
1.5从国家的法律角度思考
能否实施安乐死涉及到医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多个领域，是项关系到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还没有具备安乐死的合法性条件。2 有关临终关怀 2.1临终关怀的涵义
临终关怀系译自英文“Hospice care”。内地与港台的译各异，香港译文“善终服务”，台湾译文“安宁照顾”，译文虽同，但内涵一致，均指为临终病人及其家庭提供全面的照护包括医疗、护理、心理、精神等各个方面，以使临终病人的生受到尊重，症状得到控制，生命质量得到提高，病人家属的心健康得到维护。
临终关怀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而是以患者为中心。不是以战胜死亡为目的，它只是试图帮助绝症患者在死亡之前尽可能活得有意义、有尊严，死得安详、舒适，并且无痛苦地在充满人间真情的气氛中离开人世。实际上，任何一种疾病发展到了晚期都会有不可再治愈的时候，先进的医疗技术或许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延长了患者的痛苦。因此，临终关怀由“治愈患者”转向了“安慰和关心”患者。2.2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现状与反思
临终关怀机构是 1967年英国的西希里博士在伦敦创建的。1971美国耶鲁大学护理学院主任弗洛伦·斯 ·斯沃尔特创建了美国第一所临终关怀病院。1988年7月天津医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所临终研究中心。1990年 3月台北马偕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栋临终关怀安宁病房。1992年第一个独立的善终服务病院一白普理宁养院在香港沙田落成。2001年在李嘉诚基金会的资助下，先后在全国建立了 20家具有大陆特色的宁养院。虽然我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相差很远。在发达国家，已有 70％～80％的老人享受到了临终关怀。而目前在中国，99％的老人没有享受到类似的社会关怀。
临终关怀在我国的发展近20年，从我国的临终关怀实践来看，源于临终关怀属于舶来品，与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造成了横向冲突，引致了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伦理环境的缺失，冲突更为明显。
(一)传统文化对临终关怀理念的禁锢。1．传统生死观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长期历史沉淀，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也是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对死亡始终是采取否定、蒙蔽的负面态度。甚至不可在言语中对死亡有所提及，它是不幸和恐惧的象征。这些关于生死智慧的思想，侧重点往往都是关注生。而对死的问题似乎是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对死亡产生恐惧，没有能够直面接受死亡。中国人重视生的生死观，致使了中国人对死亡的真实意义缺少理解和认识，对死亡的存在缺乏足够的理性。临终关怀是一种生命最后阶段所提供的特殊服务，与患者及其家属讨论死亡的本质,如何面对死亡等问题。我们的观念上没有办法接受死亡的观念，就无从探讨死亡。因此，临终关怀陷入了一个观念和思想的困境当中。2．传统“孝道”伦理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把父母临终时子女是否亲自在身边服侍送终作为人们评价子女是否孝敬的一个标准。“父母在，不远游”，子女要在父母身边，行孝道，是中国人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印记。在此遮蔽下，人们通常不太关心老年人自身的感受，也即是老年人的作为孝顺与否的真正评价权却不太为人关注。中国的传统的孝道，忽视了濒死者的自身的需求，或者说道德诉求。对于濒死者是否有什么未了的愿望，或者对提高死亡的质量没有进行关注。临终关怀其实就是要从濒死者出发来围绕提高死亡质量的一种护理方式。这种方式在孝道下，往往被 忽视。
(二)社会转型导致伦理环境缺失，给临终关怀带来伦理困境。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传统的伦理道德正受到冲击，造成了现代的伦理道德失范，出现了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伦理道德冲突。从宏观上说, 我国新的伦理道德环境还没有生成。由此可以推演到微观上，在医疗保健系统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大的积极的伦理环境。没有形成伦理环境，临终关怀本质上就需要伦理支撑，现在没有伦理支撑，就无从实施临终关怀。特别是对临终关怀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以及道德选择、道德行为问题，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解决，给临终关怀带来了发展障碍。
(三)知情权与病情保密的冲突，致使临终关怀陷入了两难境地。医护人员在I临终者和临终者家属之间就存在一种两难的道德选择。在对待病人上，要建立一种诚信的道德品格，使临终者能够积极地投入到对临终前的治疗和方案的设计等；对待临终者的家属问题上，同样也要建立一种诚信的道德品格，使临终者家属也能积极地投入到临终关怀的活动来。为此，实践中的临终关怀，对于实施关怀着来说，由于知情权和病情保密的主体差异，造成道德选择的困境。
(四)不同社会规范的冲突。法律和道德作为当下社会最主要的社会规范，随着社会发展，法律和道德相互融合、互相影响，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道德，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另外，安乐死作为一种临终关怀的方式，在法律上没有找到依据，却不能实施这样的行为。而除安乐死以外的临终关怀,更符合人道主义原则,更符合社会道德要求, 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2.3临终关怀的伦理重构：理念与路径
临终关怀是人道主义在医学中的升华，体现了生命神圣、生命质量、生命价值的统一，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作为一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善举，必将展现更美好的发展前景。面对临终关怀陷入伦理困境，如何走出临终关怀的伦理困境，就需要深入思考。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一)积极进行现代生死观教育，推进临终关怀新理念的生成。(二)建立新的家庭伦理观念，使濒死者积极地参与临终关怀，提高濒死者的生命品质。(三)改善 伦理环境，营造良好临终关怀氛围，推动临终关怀的发展。(四)构建一种普迄性的临终关怀伦理，避免道德和法律的冲突。
安乐死与临终关怀二者之间既有相互联系，又有相互区别。二者的联系表现在它们的服务对象相同，面临的都是必死无疑的重症病人。广义上安乐死可以理解为一种临终关怀,安乐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律等诸多方面，在我国尚未立法的前提下，应更倾向于用临终关怀去照顾濒临死亡的患者，使他们的生命质量得到提高，安详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面对临终关怀陷入的伦理困境，应通过建构一种临终关怀的普适性伦理来寻求出路，这种普适性伦理以“善终”为价值，以临终者与家庭、社会关系的和谐为取向，以提高临终者的死亡品质，彰显临终者的尊严为特征，来发展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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