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历史演变

第一篇：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历史演变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上面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英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成为了中国“通向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是“突破以美国为 首 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 正因为如此,香港成为了中西抢占、左右角力的意识形态重要场域。当时面对美国抛出大把美元推行反华政 策,以及右派势力积极散播反共主张,中国政府提出了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针,在各领域巧妙推动意识形态的宣传渗透攻势。落实到电影上,则是紧扣住“背靠祖国,面向海外”的政策理念,全面启动左派进步电影的创作和推广。

香港左派进步电影的发展,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起伏和波折。最早的实践者是20世纪 50 年代陆续成立的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简称“长城”)、凤凰影业公司(简称“凤凰”)和新联影业公司(简称“新联”)。文革期间遭受致命打击的左派电影机 构,在1983 年合并成银都机构有限公司(简称“银都 ”),在香港电影新形势下努力开拓新局面。

“长城”、“凤凰”和“新联”

在20 世纪60 年代中期以前的香港影坛,“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左派公司的电影生产,不仅成功树立了进步电影的银幕旗帜,而且创作地位 比较高。当时香港电影界 分别涌现出国语片“四大公司”和粤语片“四大公司”,“长城”、“凤凰”占国语片四大公司的两席(其他是邵氏和电懋),“新联” 和“中联”、“光艺”、“ 华侨”并列为粤语片四大公司。可见当时左派进步电影横跨香港国语、粤语影坛的强大声势。

“长城”、“凤凰”、“新联”的发展成立,直接源于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扶持和众多进步电影人的积极推动和亲身实践。但从社会背景看,也是间接奠定于之前进步电影探索的基础上的,包括了上世纪 30 年代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南下香港引领的进步电影热潮和40 年代后半期夏衍、蔡楚生等再次南 下香港所掀起的进步电影新高潮。此外,鉴于粤语影坛的粗制滥造和意识不良,1949 年吴楚帆、卢敦等160 多位粤语电影工作者倡导的“电影清洁运动 ”, 以及“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后改为“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等进步影人互助合作组织或公司的成立,都为“长城”、“凤凰”、“新联”的成立提 供了良 好的社会条件、强大的核心力量和扎实的运作经验。从艺术创作看,1949 年被评论界誉为“现实主义粤语片的一个正确的、坚实的、全新的起点 ” 的影片《珠江泪》,其现实主义的风格和进步意识形态的表达,为此后进步电影的生产提供了重要启示。

1.长城:社会写实国语片的创作主力

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即香港电影史上所指的新“长城”,成立于1950 年,是从之前1949 年张善琨组建的旧“长城”(长城影业公司)改组而来 的。主要掌舵人是袁仰安,创作队伍不仅有李萍倩、岳枫、陶秦、刘琼、程步高等编导精英,又有严俊、李丽华、韩非、陈娟娟、陶金等许多知名演员。

改组以后的“长城”,在50年代被誉为香港国语片生产的“中流砥柱”。由李萍倩、陶秦、刘琼等组成的编导委员会,强有力地把关“长城”的创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引导方向,不仅内容“最低限度要求是健康的……为社会大众所需要的”,而且形式也“要求有浓厚的戏剧性,有高度的表现手法”。

“长城”从改组后第一部作品《说谎世界》开始,就以强烈的社会表现力掀开了“香港国语影片史上划时代的新页”作为改组后重拳出击的创业作, 《说谎世界》集合了导演李萍倩、编剧陶秦以及李丽华、严俊等重要演员。影片针对当时香港物价飞涨、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演 绎了一个大老板图谋小职员积蓄、小人物诈骗大富翁不义钱财等连环式人骗人的故事,既凸现出深刻的社会写实意味,又具有辛辣嘲讽的都市喜剧特色。

此后,社会写实的创作方向,一直贯穿于“长城”的发展历程。这种社会写实,既继承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地进步电影关注民生疾苦和社会矛盾的优秀传 统, 而且也因应香港城市化背景和观众现实状况,摸索出了亦庄亦谐、寓教于乐的独特品格。“长城”出品了《禁婚记》(1951,导演:李萍倩)、《方 帽 子》(1952,导演:李萍倩、刘琼)、《儿女经》(1953,导演:陶秦)、《寸草心》(1953,导演:李萍倩)、《花花世界》(1954,导 演:黄 域)、《大儿女经》(1955,导演:胡小峰)等众多高水准的社会写实影片,其中《禁婚记》、《寸草心》和《儿女经》等最具代表性。《禁婚记》针 对当时香港失业状况严重的社会现实,以喜剧方式构思了一个丈夫失业、妻子就业的故事,并巧妙加入了男女爱情观念差异的新思维,取得了不俗的社会反响, 并创造了公映天收13.3 万港元的票房佳绩,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语片。影片《儿女经》是“长城”将社会写实与伦理主题成功结合的王牌之作,影片在一对夫妇含辛茹苦养育七个孩子的家庭故事中,设计了众多充满生活趣味的精彩细节,以情动人、真实朴素, 并细腻传达出社会生存和家庭教 育的主题。影片和另一部《蜜月》在1953 年圣诞和春节档期连续上映时大获成功,“同期上映的所有西片和国片的售座纪录都被这两部片子断然压倒……港九的首轮影院和海外各地的片商更因此而纷纷向长 城要求获得其他新片的映权,展开了1953 年长城出品的映权争夺战” 此外,《寸草心》也是这一创 作路线的重要作品,编导讲述了一个父亲为供儿女上学辛苦工作、女儿心疼父亲偷偷做工帮助家里赚钱的感人故事,在香港、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等地饮誉一时。

在坚持社会写实为创作主导的前提下,为了提升市场空间和社会影响力,“长城”也注重百花齐放、多向发展。1953 年历史故事片《绝代佳人》的问世,标志 着“长城”开启了多样化发展的道路。影片由李萍倩导演、林欢(即金庸)编剧和夏梦、平凡、张铮、乐蒂等主演,在取材 自《史记》真实史料时尝试加强了艺术 主题的提炼,制作中创造了当时香港影坛非常罕见的“场面之伟大”、“布景之豪华”,成功入选1957 年中国文化部评选的优秀影片之列。此后“长城 ”的创作是全方位的,既有《欢喜冤家》(1954)、《三恋》(1956)等故事片,也有《中国民间艺 术》(1956)等纪录片,还有《王老虎抢 亲》(1961)等戏曲片;在类型上,也全新发展了《云海玉弓缘》(1966,导演:张鑫炎、傅奇)等武侠片, 开启了此后香港新派武侠片的潮流;文学名 著改编也成为新方向,产生了改编自巴金名著《家》的《鸣凤》(1957)和改编自鲁迅同名小说的《阿Q 正传》(1958)等优秀影片。

总体来说,“长城”在文革之前的创作是非常旺盛的,从1950 年改组到1951 年就创造了年产12 部的高纪录,截止到1959 年10 月,“长 城”出品已达75 部。“长城”不仅创作数量相当可观,而且市场业绩也非常突出,仅1952 年在香港首轮 上映的国语片票房排行中前十名中,就以《新红 楼梦》等影片占6 席,而且还以《新红楼梦》21.4 万港元、《一家春》12.1 万港元、《蜜月》10.4万港元的票房佳绩包揽了前三甲此 外,“长城”影片的艺术水准也非常突出,不仅有1954 年影片《孽海花》入选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还有1958 年影片《阿Q 正传》(袁仰安导演, 关山主演,“长城”和新新影业公司联合出品)获得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等重要荣誉。

在“长城”所有导演中, 李萍倩是最核心的创作力量。一则他执导的影片数量有26 部之多,除了和刘琼联合导演的《方帽子》之外,其余25部均为独立执 导;二则其导演的影片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既有《说谎世界》、《蜜月》等喜剧,也有 《寸草心》、《我是一个女人》(1955)等正剧,更有《望夫山下》 等悲剧,还有《绝代佳人》等历史片;三则其导演的影片质量最高,很多树立“长城”品牌 的名作都出自他手,比如《说谎世界》、《禁婚记》、《绝代佳人》、《三笑》(1960)等。

2.凤凰:国语片“喜剧之家”

凤凰影业公司,成立于1953 年,并在1954 年改组,是一家由进步电影人合资组建、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电影公司。“凤凰”主要是在此前 1950 年费穆创办、吴性栽投资的龙马公司被迫结业的基础上筹组而成的,基本成员还有一部分来自离开1947 年李祖永创办的永华公司,主持大局的是朱 石麟。“凤凰”成立初期,在艺术委员会主任朱石麟的精心策划下,一大批年轻的电影人担当主力,包括了任意之、陈静波、鲍方、罗君雄、朱枫等编导人才和朱 虹、高远、江汉、石磊等青年演员。

创作理念上,“凤凰”基本延续龙马公司的主张,主要着手小市民小 人物,描摹他们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善于营造真实的社会情境,并且在精彩的故事中巧 妙探讨家庭、爱情等社会问题。这样的电影思想贯穿始终,使得“凤凰” 出品的电影不仅广受业界和观众认可,而且在与外国电影同台竞争的香港电影市场上也有不俗表现。

上世纪50 年代,“凤凰”公司被誉为是香港国语片的“喜剧之家”,从1953 年创业作《中秋月》问世之初,就奠定了主要生产写实风格喜剧电影的创作 方向。影片《中秋月》由朱石麟导演、沈寂编剧,韩非、江桦等主演,主要讲述了一个公 司小职员在中秋节送礼时所遭遇的人情冷暖和世事沧桑。影片被评论界赞 誉为“用喜剧手法处理悲剧处境,把一个小市民为生活而疲劳奔命的小故事拍得非常平易近人,这是朱石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温和敦厚中渗透着对势利社会的批 判讽刺,真正做到悲中有喜,笑中带泪,堪称悲喜剧中的杰作”此后一大批优秀电影陆续产生,如《水红菱》(1953)、《一年之计》(1955)等 影片。50 年代中期,不仅朱石麟亲自编导了《抢新郎》(1958)、《夫妻经》(1958)等,而且在朱石麟作为总导演的框架下,年轻电影人也陆续创作 出《男大当 婚》(1957)、《情窦初开》(1958)、《野玫瑰》(1959)等一大批富有城市生活气息的喜剧片。

上世纪50 年代末到60 年代,是“凤凰”创作的全盛时期,一方面创作数量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在坚持喜剧电影主导的同时,多元化创作策略促使一系列叫 好又叫座的影片问世。1963 年,朱石麟首拍古装奇情片《董小宛》获得成功,其后李晨风编导的民间传奇片《刘海遇仙记》(1963)、沈鉴治编导的侠义 传奇片《椰林双 姝》(1965)、陈静波导演的古装片《审妻》(1966)等陆续问世。1964 年陈静波导演的侠义奇情片《金鹰》值得特别关注,影片 不仅到内蒙古实景拍摄,影像唯美,而且是香港第一部票房超过100 万港元的电影。1966 年鲍方编导的古装鬼片《画皮》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在 香港公映后特别卖座,也广受内地观众欢迎,并被陈毅同志评价为“拍得很好,有艺术性又有思想性,也有 教育性”此外这一时期,“凤凰”还多次和内 地电影制片厂、电影人合作,拍摄了岑范导演的越剧《红楼梦》(1962)、马尔路和苏菲导演的曲剧《杨乃武和小白菜》 等戏曲艺术片,在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反响热烈。

著名导演朱石麟,不仅是“凤凰”的主持人、创作上的领军人物和总导演,而且也是香港国语片重 要代表。50 年代到60 年代中期,他先后导演了《误佳 期》(1951)、《一板之隔》(1952)、《中秋月》、《乔迁之喜》(1954)、《夫妻经》、《新寡》(1959)、《同名鸳鸯》(1960)等 优秀影片,善于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细节营造中巧妙渗透朴素的思想主题,引领了以“笑中有泪、泪中有笑”为独特品格的现实主 义喜剧电影美学,“协助了 中国电影中喜剧学派的形成”

3.新联:家庭伦理粤语片的中坚力量春秋中文社区

新联影业公司在1952 年成立,是粤语片“四大公司”中最早成立的,“被视为粤语影坛上的一股清泉”公司主要创办人和负责人是廖一原,投资者 一说是爱国华侨,另外也有“是国家直接投资的”、“最初全是官方资本,负责领导的是周总理,后来交到陈毅手上, 再交给廖承志管理”的说法。“新联 ”成立的主要动机在于,希望“团结一些有社会责任感、渴望提高粤语电影水准的朋友一起努力改变粤语电影的面貌”主要成员是一大批在香港粤语电影界 颇具影响力的人才,不仅包括了吴回、李晨风、秦剑、卢敦、左几、李铁等重要导演,而且囊括了吴楚帆、白燕、张瑛、张活游、黄曼梨、李清、容小意、红线女等 众多明星。

“新联”是粤语片生产的中坚力量,从成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倡导“新联出品,必属佳片”,提出了“拍片的口号是„白开水‟,即提倡健康, 导 人向善,不搞色情电影”并且从创业作《败家仔》开始就坚持这样的创作理念。影片《败家仔》由吴回导演、李亨编剧,张瑛、白燕、黄曼梨等主演。浪子 回头的家庭伦理故事虽然情节比 较常规,但“它在道德观念上的宣泄,令广泛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公映后“驰誉省、港、澳和东南亚,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被视为香港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此后,“新联”坚持以家庭伦理作为主要方向,并且强调朴素写实的创作风格,拍摄了一些水准相当高的影片,包括秦剑导演的《家家户 户》(1954)、左 几导演的《父慈子孝》(1954)、卢敦导演的《丈夫变了心》(1958)等影片。其中《家家户户》很具有代表性,影片讲述了一个婆 媳之间关于争夺儿子 / 丈夫、当家权力和抚养孙子的故事,既展现了真实描摹的社会写实力度,也充满了朴素细腻的生活情趣,不仅艺术表现力颇受影界认可和推崇,而且在香港、新 加 坡、马来西亚等地上映时票房也非常不错。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在家庭伦理片为主导的前提下,“新联”还拍摄了《包公合珠记》、《包公血掌印》等 喜剧或歌唱片,制作了《湖畔香魂》(1960)等恐怖片,并创 作了《东 江之水越山来》、《桂林山水甲天下》等多部纪录片。

“新联”的创作力在50 年代中期以后急剧攀升,每年8部以上的生产量比较强劲,甚至在1956 年还出现过“在72 小时内连开三部新片的纪录(秦剑的《新婚夫妇》、吴回的《选女婿》、李铁的《碧血恩仇万古情》)”电影经营上,“新联”是最早有意识利用国内名胜风景来增加电影观赏性的公 司,1961 年李晨风导演的《苏小小》和《湖山盟》就是远赴杭州、苏州实景拍摄的。此外“新联”对于独立制片的推动力度比较大,与“飞龙”、“现代”等 独立公司合作拍 摄了《意乱情真》、《半生牛马》等影片,1964 年还与内地珠江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了轰动一时的影片《七十二家房客》(导演:王为 一)。

在“新联”导演群中,作为最初创办者之一的卢敦是重要导演, 他能编能导能演,创作的影片数量多,而且质量普遍比较高。最值得称道的是《十号风球》(1959)。影片根据廖一原的小说改 编, 讲述了在天台木屋中生活的底层贫民的苦难生活,不仅“写出民间疾苦,写出贫穷人家心声”,而且指引出“生活在困境中的朋友们,所需要的是互相谅解,互 相 同情,有同舟共济,互相扶持的友爱互助精神”另外1961年讲述华侨海外艰难生活的影片《少小离家老大回》,也是卢敦和“新联”最具代表性的作 品之一,被评论界誉为“一部不简单的电影”,不仅影片“题材不简单, 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前后有40 年左右”,而且整体制作规模蔚为壮观,创造了许多当时 港片中难得一见的宏观大场面。

4.文革时期的创作困境

文革前,“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公司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尽管面临着“电影内容只要稍涉民族意识,港英就会要求删减”等严苛的电影审 查和进步人士被驱逐出境等政治迫害,以及以“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为代表的右派电影围追堵截等严峻形势,却往往能突出重围而大放异彩。它们出品的影片多导人向善、寓教于乐,多源于香港现实生活又进行巧妙艺术加工,观众面 非常广泛,在东南亚特别有市场。尤其是上世纪50 年代初中期,在 东南亚拥有庞大影院网络的邵氏、电懋等都还没有正式开发自己的制片业务时,左派公司出品的制作严谨、明星号召力强的众多电影更是院线竞相购买的对象。

文革期间,左派电影界受到了国内极左思潮的严重冲击,不仅1966 年前“长城”、“凤凰”、“新联”生产的262 部电影(“长城”115 部、“凤 凰”69 部、“新联”78 部)都被认为是“执行文艺黑线的产物,在港澳及海外大量放毒”,而且所有编导演人员都要分批到国内学习,进行“灵魂深处闹革命”特别是1970 年广州“五二三”会议以后,香港电影界不仅创作上要求以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要任务,而且强令左派“双南院线” 的南华、银都、普庆、南洋等影院必须放映《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电影。这直接禁锢了香港电影人的创作自由和激情,导致政治上提心吊胆, 创作上束手束脚,人才大量流失。即便是歌颂工人阶级的影片《屋》(1970,导演:胡小峰),因为描写了工人喝酒抽烟,仍逃不了被批判的政治命运。甚至还出现了屡经政治审查、几经坎坷拍摄完成 的影片《屈原》(1974,导演:鲍方),在公映前一天被禁止放映的事件。

如此,原本创作占优的左派电影,越来越与香港观众的现实生活脱节。市场优势随之也丧失殆尽,拱手相让于邵氏、嘉禾等电影公司,直接导致了左派电影生产的萎缩,并使得香港左派电影机构文革前“累积的近1000 万元盈余”骤变为严重亏损、甚至无以为继的状态。

“银都”

文革结束后,“长城”、“凤凰”和“新联”努力设法东山再起,但在70年代以后香港商业电影发展迅速、邵氏和嘉禾雄踞港台和东南亚市场的情形下,结果并不理想。虽然生产了《一磅肉》(1976,长城)、《泥孩子》(1976,凤凰)、《欢天喜地一家亲》(1978,新联)等少量影片,但观众根本不买账, 票房每年都排在当年香港电影的倒数几位。

在各自发展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长城”、“凤凰”和“新联”尝试以联合来寻求突破。1981 年,“长城”和“新联”联合成立“中原电影制片公司 ”(简称“中原”),翌年随即推出张鑫炎导演、李连杰主演的功夫片《少林寺》。真实的少林功夫、秀美的山河风光,给予了观众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因此影片公映后反响热烈,不仅香港票房高达1600多万港元 ,创下了香港功夫片票房的最高纪录,观众人次突破100万, 而且成功地开拓了国际市场,海外版权总收入超过2000万港元《少林寺》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让众多进步电影人扬眉吐气、信心百倍,也让公司管理者看到了集思广益、团结协作的重大优势。

于是1983 年11 月,“长城”、“凤凰”、“新联”和“中原”正式合并,形成了一个涵盖制片发行、广告宣传等多项业务的综合性企业——银都机构有限公司,由廖一原担任董事长,傅奇担任总经理。“银都”的成立,有效整合了左派电影界的资源,开拓了新的发展思维。

创作方面,“银都”继承了“长城”、“凤凰”、“新联”成立以来所坚持的导人向上、深刻写实的电影传统,而且面对上世纪80 年代以后香港社会的转型 和港人心态的转换,发扬了更具有现代都市品格、人文视野和社会内蕴的写实创作手法,并成功推出一系列优秀影片,高扬起独树一帜的艺 术品牌。1983 年 “银都”推出方育平电影《半边人》(仍以“凤凰”名义出品),将一个卖鱼档的女孩半工半读学演技的故事搬上银幕,以非职业演员的表演真实地展现,获得第三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剪辑奖,为刚成立的“银都”创造了艺术信誉;1986年方育平再导影片《美国心》,冷静影像所展示出的一对年轻夫妇若即若离的情感和游移不定的移民情怀,被影评人评价为“把拍片与真实结合为一种方式,在港片 是空前地自由大胆的尝试”1992 年张之亮聚焦生活在笼子里的香港底层小人物的电影《笼民》,代表了“银都”香港本土化写实创作的重要成就。影片在真实记录和细腻描摹中融入了深刻的批判意 味, 被舆论界赞誉为“这类深入民间的艰辛创作”,“逆流而上,难能可贵”,在香港金像、亚太影展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多项大奖。此外,张艺谋的 《秋菊打官司》更是“银都”写实电影的集大成之作,不仅怀抱金狮扬威威尼斯,而且囊括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和香港电影金像奖等重要奖项,创造 了 香港进步电影的巅峰成就。还有刘国昌描写香港不良青少年生活的《童党》和讲述庙街鸨母等小人物故事的《庙街皇后》等,都在新时期赋予了“银都”写实电 影 多样化表达和鲜活生命力。

面对香港电影浓烈的商业化氛围,“银都”对自身作为香港电影制作机构的角色和电影生产的直接市场、目标受众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确立了“为这里(香 港)的观众喜爱、接受、意识健康、艺术构思新颖”和有商业性、娱乐性的电影发展方向。于是多元化类型电影的持续性拓展,也是“银都”电影创作的重要 特点。功夫片是最主要的类型。在1981年《少林寺》创造的轰动海内外的市场高起点上,1984 年“银都”迅速推出张鑫炎导演、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小子》,再创香港票房2228 万港元、位列当年香港票房排行亚军的纪录。之后除了继续拍摄李连杰主演的《南北少林》和《中华英雄》外,“银都”还陆续出品 了《书剑恩仇录》(许鞍华)、《黄飞鸿之男儿当报国》(刘国伟)、《怪侠一支梅》(刘观伟)、《青蜂侠》(林正英)等一系列影片。其次,多样化风格的喜 剧尝试是新的亮点,包括邱伟雄的 《福星临门》、徐克的《满汉全席》等影片。此外,还有《婚姻勿语》等爱情片、《重案背后》(林岭东)等警匪片、《黑太阳 731》(牟敦芾)等历史片,整体上完善了“银都”电影的商业架构。除了故事片,利用可以实拍内地风景名胜的特色资源拍摄人文纪录片,也是“银都”特别 醒目的品牌创作。延续上世纪80年代 初长城出品《云南奇趣录》、《苏杭姻缘一线牵》等纪录片的成功经验,“银都”在80年代中期以后也推出了《大西北 奇观》(1984)、《神秘的西藏》(1985)、《神州大地女儿国》(1986)、《中国三军揭密》(1989)等影片, 极大地契合了当时广大港人和 海外侨胞希望了解中国的心理渴望,取得了比较理想的市场票房和社会反响。

但客观地说,从合并之日起,“银都” 就面临着基本生存和未来发展的众多问题,包括创作队伍薄弱、生产力低、市场缺失等。可喜的是,“银都”的管理者对自身条件和外在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产 业运作实践中有步骤地实施了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合并初期,“因利乘便”成为了“银都”发展最重要的策略,紧紧 把握影片《少林寺》带来的市场有利局面,依 靠现有的电影人才将功夫片的创作优势发挥到极致,集中推出了《少林小子》、《南北少林》等影片,在确保生存的 前提下,力图提升利润空间。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银都”开始努力“扬长避短”向外拓展, 不仅有效发挥作为中资机构的独特优势推动合拍片潮流,推 出了《黄河大侠》、《西太后》、《最后的贵族》、《秋菊打官司》等一系列出色的影片;而且针对生产力严重疲软的状况,大力发展与方育平、杜琪峰、刘国昌、张之亮、关锦鹏、李志毅、邱礼涛等在创作理念上基本一致的年轻导演的合作,推出了《美国心》(1986)、《西楚霸王》(1994)、《童党》(1988)、《笼民》(1992)、《人在纽约》(1990)、《婚姻勿语》(1991)、《靓妹正传》(1987)等一系列才情之作。“银都” 双管齐下的策略推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既保证了每年电影产量的稳定增长,也发展了更广泛的市场空间,发挥 出新时期进步电影广泛的影响力。

另外就市场开拓而言,基于两岸政策逐渐开放的社会背景和香港电影本土市场狭小、对台湾市场依赖性较强的生存现状,“银都”大胆采取了迂回突围的弹性策略。因为长期以来由于右派“自由总会”的排斥,不仅左派电影完全不可能进入台湾公映,而且只要参与过进步电影制作的电影人都会被台湾所排斥,从而导致长期以来很多愿意合作的编导演人才因顾忌台湾市场而放弃,也形成了左派进步电影进一步拓展的重要瓶颈。“银都 ”为了吸纳更多的人才和有效保护电影人,也“为突 破台湾市场,不坚持用„银都‟公司的名义”而允许用香港独立公司的名义。这样就出现了很多“银都” 作为幕后主导的影片,比如映之道制作公司的《庙街皇后》,影幻制作公司的《玩命双雄》和《笼民》,华映制作公司的《马路天使》(1993)等。上世纪80 年代后期,在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开放经济 文化交流等意识形态松动的背景下,“银都”推行了更灵活的明暗出击的突围策略:一方面有效利用独立公司名义与一些“自由总会”的会员公司合作,以此来争 取打入台湾市场的准入证,待台湾上映结束后,再恢复“银都”品牌进入香港和内地的电影市场,例如梦工厂制作公司 的《飞越黄昏》、台湾学甫影业公司的《人 在纽约》等影片。另一方面也逐渐尝试直接与台湾龙祥、巨龙等公司合作,推出了《西楚霸王》等影片。由此,“银都” 不仅大大提升了与电影人广泛合作的机会和影片的生产量,而且成功拓展了台湾市场。

香港回归以后,特别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协商和2004 年正式实施以后,“银都”一直以来与内地 关系紧密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逐渐丧失,同时其立足香港、面向海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也被空前削弱,产业发展再次遭遇到现实困境。对此,管理者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将进一步推进商业电影的多元化创作作为主要方向,并以普遍撒网作为重要策略。2003 年以来,“银都”普遍加强与海内外各大电影机构的合作,尤 其跟“寰亚”、“星皓”、“寰宇”、“一百年”等香港中坚制片机构多次合作,密集参与多种商业类 型片的投资,电影生产量稳步增长,市场业绩逐渐好转。2004 年,“银都”一共投资了《魔幻厨房》、《旺角黑夜》、《龙凤斗》等7 部影片;2005 年,产量虽降为5 部,但市场成绩却连创佳绩,不仅香港市场《早熟》(1038 万)、《童梦奇缘》(2016 万)、《头文字D》(3786 万)等票房大卖,而且内地票房成绩也不俗,影片《无极》席卷内地票房1.7亿人民币,《头文字D》也斩获6400 万人民币的高票房;2006 年,出品影片包括《春田花花同学会》、《妄想》等6 部,其中《伤城》 以香港票房1444 万港元、内地票房8000 万人民币33 的成绩比较突出。

尽管创作数量较多、势头良好,但目前“银都”的发展形态主要是少额资金的投资参与,市场主导性较弱,而且创作主动性不强,缺乏独树品牌的扛鼎性作品。这些都是“银都”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另外,在华语电影整合的趋势下,如何更好地打响自己的品牌、拓展市场空间,并且更进一步推动内地与香港之 间更紧密的电影文化交流,这也是“银都”必须深入思考和妥善解决的问题。

注释: 周恩来总理在1951 年的指示,转引自张家伟著《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 年版,第117 页。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117.顾耳关于《珠江泪》的评论文章,辑于第2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专刊《五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转引自余慕云著《香港电影史话(卷四):五十年代(上)》,香港:次文化堂2000 年版,第12 页。袁仰安.谈电影的制作.长城画报,1950,(1):2-3.望苏.1959 年的香港国语电影状况.长城画报,1959,(100).旧影话沈鉴治.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2: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1.260.《蜜月》和《儿女经》在港公映的盛况.长城画报,1953,(24).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绝代佳人.长城画报,1953,(27).数据来源于文章《1952 年的香港国片影坛》,《长城画报》第27 期,1953 年4 月出版。香港著名影评人罗卡的评论,转引自余慕云著《香港电影史话(卷四):五十年代(上)》,香港:次文化堂2000 年版,第128 页。朱虹.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2: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1.229.鲍方.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2: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1.100.林年同《朱石麟(二稿)》,第7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战后国、粤语片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香港:市政局1983 年出版,第20 页。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薛后.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58.卢敦:我那时代的影戏.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1:南来香港.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0.130.廖一原, 冯凌霄, 周落霞, 吴邦.香港爱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编.香港电影回顾.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55.卢敦:我那时代的影戏.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1:南来香港.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0.131.薛后.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59.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五):五十年代(下).香港:次文化堂,2001.153.20 廖一原的话,张家伟著《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 年版,第214 页。1952 年1 月10 日,港英当局拘捕并驱逐了司马文森、刘琼、舒适、齐闻绍、杨华、马国亮、沈寂、狄梵等八名电影工作者出境;5 天后,白沉、蒋伟也相继被递解出境。

“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简称“自由总会”,1956 年成立,是右派电影人的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排斥左派进步电影人。1957 年 改称为“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1997 年更名为“香港电影戏剧总会”。凡是要进入台湾市场公映的香港电影,都必须到自由总会登记,并核发证明 书。廖一原, 冯凌霄, 周落霞, 吴邦.香港爱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编.香港电影回顾.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57.1978 年复出主持香港工作的廖承志的话,张家伟著《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 年版,第220 页。

1970 年5 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二军管小组(是当时处理港澳工作的领导机构),在广州召开专门为香港左派电影界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8 周年的学习会。由于这篇讲话是1942 年5 月23 日发表的,所以学习会定名为“五二三”会议。

影片《屈原》上映前一天,《明报》副刊黄霑的专栏文章提到,看《屈原》的广告宣传片认为“香港左派胆子可大啊,这不是借屈原讽刺毛泽东和江青 吗?”新华社 官员看到这篇文章后,马上做出禁止上映的决定。直到“四人帮”倒台后,1978 年《屈原》才得以在香港公映。廖一原的话,张家伟著《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 年版,第222 页。数据来源于廖一原文章,原载于香港《大公报》1982 年3 月8 日,转引自《中国电影年鉴1982》,中国电影家协会1983年版,第663 页。数据来源于子婴文章《如何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浅谈〈少林寺〉的得与失》,《中外影画》第25 期,1982 年3 月出版。石琪著.石琪影话集:新浪潮逼人来.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9.237.31 原“长城”总经理、后任“银都”总经理傅奇的话,见石铭文章《电影—企业—多元化——访傅奇谈长城》,《中外影画》第12 期,1981 年2 月出版,第50 页。

前银都副总经理马逢国的话,出自香港电台《百年梦工厂》系列节目之《香港电影无国界》。

以上电影票房数据来源于香港《电影双周刊》(2003-2007)和《中国电影报》(2003-2007)。

第二篇：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茶文化的历史演变

据藏族史料记载，西藏高原盛行饮茶之风，是从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之间的茶马贸易开始的。藏族在唐代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西藏的商业贸易兴盛起来，而茶马贸易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主要贸易。唐高宗时“缣马交易”、唐玄宗赤岭的“互市换马”开始了唐朝与吐蕃茶马市场之端，用良马和唐朝换茶。对此，唐朝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负责与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公元743年，唐蕃会盟，立碑于“赤岭”（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建立了“茶马互市”。为了交换茶叶，吐蕃曾派专人经营藏、汉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商茶”。

西藏高原本是不产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囊日松赞时期，吐蕃民间就开始嗜茶。把茶叶当作开胃、养身之药由来已久。藏文史书《藏汉史集》关于茶叶在藏族地区出现的故事有如下记载：吐蕃王都松芒布杰得了一场重病，静养之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吐蕃王派人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上。他发现这是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放入口中品尝其味，顿觉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于是派出众大臣及百姓去寻找这种奇妙的树，历尽艰辛终于在汉地找到了，原来这就是茶叶树。从此，茶叶被引进藏区，并逐渐成为藏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

史籍有关于吐蕃王室储存汉地各种名茶的记载。在藏文的《汉藏史集》中，有两章（《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茶叶的种类》）专门介绍茶是如何从汉地传入吐蕃的情况。书中写道：“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族的和尚，此后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札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依次传了下来。”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为《甘露之海》。这说明随着茶叶传入西藏，茶文化也随之在西藏广为传播。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之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饮食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也应运而生。

在西藏，藏族喝的茶可分为酥油茶、甜茶、清茶，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而藏族最喜欢喝的是从吐蕃时期就己开始流传的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工艺色彩。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以产于四川、云南的青砖茶作原料，先把砖茶熬煮成浓浓的茶汁（荚沽），滤出茶叶，倒入茶罐，放在一旁待用。做茶时

，取适量的浓茶汁加一定比例的水和盐，倒入“董莫”（酥油茶桶），加入酥油，再用力将“甲罗”（打酥油茶用的棍子）上下来回搅动，待水乳交融便成了可口的酥油茶。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力走入高原人家，不少人都使用电动搅拌机打酥油茶，使这一传统的饮食习俗被赋予了现代的操作方式。

第三篇：土地证的历史演变

 【农村】“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完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1951年土改发放“土地证”

50年代的“土改”，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以下内容，录自1951年中共风阳县委《姚湾乡颁发土地证的工作报告》，颇能反映当时民众的反应：

“贫雇农听到发证都欢天喜地。贫雇农许志邦说：‘土地证什么时候到手？我一辈子没见过大契，这下可有了宝贝了！’另一户贫雇农军属说：‘分了土地，县长盖了章，子孙万代不会磨牙吵嘴，永远传下去了！’佃中农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种，对发放土地证表示高兴。佃中农杨荣家里种地主几辈子田，这次发证时说：‘领到土地证，佃田变自田，回去一定加油生产。’自中农原田不动，对发证认为迟早没有关系，抱可有可无的无所谓态度。自中农李中魁在发证中开会也不来，说：‘发证不是我们的事，开会你们去，我田中的麦子半半拉拉呢。’富农因占有土地数量大，听说发证，也想“早点定规”。富农万子邦说：‘以前人家盖房子盖到我门口也不敢说，现在界线分明，大家有产权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农民再换田、算旧帐。地主范保文说：‘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现在政府宽大，分给一份土地，发个证，劳动改造是应当的。’

“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地主不参加)，举行发证仪式，宣传旧契作废。土地证是合法的契约，在发土地房屋所有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群众鼓掌达10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主动向毛主席像鞠躬，贫农方桂文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专门召集地主训话，宣布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改造管制地主的规定》，并当场宣布从县批准管制的不法地主，及怎样就要加强管制，怎样就可取消管制等规定，以后发给土地证。一个地主回家后，向床上一躺，叹了一口气，死心塌气的说：‘就落这几亩!’”

“1951年土地证”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1951年土改颁发的“土地证”是什么性质？1950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一条对此有所说明：

“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及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颁发土地证的规定：凡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的地区，为切实保障土地改革后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巩固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土地，均应一律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同样，对土地改革后分给地主的土地房屋，也发给所有证。发新证时，应根据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并予缴销。”

也就是说：1951年颁发给农民的“土地证”，是为了保障农民对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

层层审核：防备农村土地买卖的制度设计

担忧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之后，会盲目买卖，是当下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声音中极流行的一种理由。1951年颁发“土地证”，当局在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怀有前述同样的隐忧，故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1955年5月7日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移转及契税工作的通知》，即是这一系列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通知中说：

“对农村土地的买卖在法律上虽不禁止，但在实际工作中应防止农民不必要地出卖或出典土地。因此，农村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均应首先报请乡人民委员会审核，转报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批准(未设区的，报县、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并取具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未设区的取具县、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始得办理契税手续。上列各机关对于申请开具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介绍信的事项，必须查明其原因，分别处理：对于农民因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卖、出典土地者，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以免他们出卖、出典土地；对于农民之间为了生产上的便利而互相调换远近好坏土地的，则不应加以限制；对于以出租土地进行剥削为目的而购买土地者，以及对于无正当职业、不事生产而出卖、出典土地维持生活者，则不应开具介绍信。”

“农业六十条”变农村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

贫雇农许志邦们手里的“大契”被当作“宝”珍藏的时间不会太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农村土地所有制已悄然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对于这个隐秘的过程，此处不妨用一个很流行的法律案例说明：

问：土改时政府颁发的土地证，能否作为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凭证？

答：有些地方在调剂宅基地或者其他土地时，有的农民要求以土改时人民政府发给的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证为据，要搞所谓的“宅基地还家”、“清原耕”、“继祖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我国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不符合国家现行的政策、法令。解放初期，为尽快废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等用以剥削农民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或留作公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颁发了土地所有证。土改后，党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将土地入社，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普遍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由初级社普遍转为高级社，1962年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根据《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初级阶段，土地以入股形式参加统一经营，保留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对入社的土地评定产量，根据产量规定土地报酬。转入高级合作社后，把私有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因此，村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改时发给的土地证就自然失

去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理宅基地使用权。

上述问答，作为标准范式，在许多有关农村土地使用的法律咨询类书籍中均可见到。其中所提到的《六十条》中的规定，原文是这样的：

“二

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将《六十条》中的这条规定，作为农村土地由私有制彻底转向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六十条》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条例”，而且还只是一个“条例草案”，它从来就没有“转正”过。

 【城市】1982年《宪法》一夜之间完成城市土地的“国有化”

1954年《宪法》：明确保护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

历史上，中国城市土地基本上以私人所有制为主。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主要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对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则是基本上维持了建国前的土地所有制状况，土地私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续。这种处理方式有政策渊源——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强调：“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乃是一部临时宪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些“私有财产”当中，就包括私有土地。

1954年《宪法》在城市土地问题上与《共同纲领》有些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删去了《共同纲领》中所明确规定的“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宣布要“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而且，“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仍然受到1954年《宪法》承认和保护。1954年宪法对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的明确保护，在实际数据中也有所体现，“据有关文件，直至1955年，私有房地产在各城市房地产总量中仍然很高，最高如苏州可达到86%.14在当时，在城市里，私人之间的房地产自由买卖相当活跃。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为了在北京安家落户购置了房地产，如吴祖光购买了一套四合院，价钱在1～2万元之间。当时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这些私人财产受到1954年宪法的保护。”（据

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私房改造：以“国家经租”方式曲线“国有化”

1956年1月18日，中央于批转了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对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总的要求是加强国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

改造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经租，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对象，给房主以合理利润”。时至今日，“经租房”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公私合营，即对“原有的私营房产公司和某些大的房屋占有者，可以组织统一的公私合营房产公司，进行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当中，国家经租是绝对主流。国家经租，不仅仅意味着房主丧失了经营自主权，还意味着房主同时也丧失了房屋所有权——按相关规定，“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并对“有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属于个人所有”的意见做了严厉批判。也就是说，“国家经租只不过是将城市私有房强制收归国有但又回避国有化这个称谓的手段。”1964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中称：“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

1982年宪法：“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主张一次性将城镇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的政策性文件，是1967年11月4日，由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具的《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

1956年中央批转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已经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的条款。《纪录》则将“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解释为“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并强调“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城镇私有宅基地，终于开始了其被国有化的历史进程。但和《六十条》并非农村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一样，《纪录》虽已出台，但在法律上，并未废除城市土地私有权，至少在名义上还维持着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存的城市土地所有制格局。直到1982年宪法颁布。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简洁、明确地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此一划时代的变故，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土地经济学》一书如此描述：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前，中国没有正式宣布一切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化。虽然城市土地的绝大部分已为国家所有了，但还有少量的仍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因此，城市土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据1982年全国226个城市统计，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为7438平方公里，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土地约有335平方公里，占4.5％左右。属于集体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城市中的个体劳动者在组织成为合作社时将其作业场所入股变为合作社的作业场所所占用的土地。属于个人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个人自住房屋及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起点以下的个人出租房屋的宅基地。1982年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不仅明确了原来的国有土地的权属，而且把城市中残存的非国有上地通过立法也宣布为国有土地了。通过这种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是无偿的，但这并没有引起波动。原因是涉及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长期以来就对私人土地所有权就作了严格限制，只准使用，不得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进行转让，土地私有权早就是极不完全的了。”

《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刊文《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其中说道：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以往三个宪法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实地写入了宪法，没有给公民的财产损失以任何补偿。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公众权利意识淡薄，对‘私有’二字心存疑惧，无人敢于提出异议。此外，还有一项‘文革战果’被保留下来，即公私合营企业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转为国营企业。上述两项剥夺如果放到今天实行，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一条，具体是如何写入1982年宪法的，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写入宪法之后，在当时，也并未引起民众的注意。但颁布之后，宪法又经历四次修正，几乎每次都要涉及到土地制度的修改。

最为关键的的修正，是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此次修正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另一关键修正，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资料来源：王坤、李志强《新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章立凡《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周诚《土地经济学》，农业出版社等。

第四篇：司法鉴定的历史演变

司法鉴定的历史演变--从神权走向民权

司法鉴定制度的兴起与社会制度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人类对自然、社会认识的历史发展经历过从无知愚昧到科学探索、科学认识的过程。同样，在人类生活中扬善惩恶、妥善解决生活纠纷的裁判活动中，对于证据的获取和认定经历过神明裁判时代、人证裁判时代和物证裁判时代。司法鉴定就是伴随着这种如何发现证据、如何确定证据、如何确保证据科学性、客观性的要求而产生、发展。

神明裁判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在人类对社会、自然还缺乏认识的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时期，采用一定形式和现象作为神灵旨意帮助裁断案情，对争议事件的鉴定也是由“神意”控制，从而衍生出如“水审法”、“火审法”、“热油审”、“尸体裁判法”等鉴定手段，“那时候，法庭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灵指示’设置的场所。”司法裁判和司法鉴定的控制权实际上被“神”所掌握，法官的任务只不过是对神灵显现的答案予以宣示。当时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不但自身为神的崇拜者，同时利用人们的愚昧无知和宗教迷信，用这种证据制度来断狱决讼，以达到维护和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目的。

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司法者和社会民众深刻认识到必须将司法审判和司法鉴定的控制权从“神”的手中夺回来，人们只有自己查明事实真相进行裁判才能树立如“神”的信服力---司法权威，因而逐步推动了法定证据的出现，人类社会的司法活动进入了证据时代。在证据时代早期，人证（证人证词、口供）是唯一的证据，因此，口供的获取成为执法者的主要任务。为获取口供、查明事实真相，执法者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惮采取任何手段。我国古代种种令人发指的刑讯、西方中世纪黑暗的纠问式审判，都是“但求真相，不问代价”的典型。

人证裁判时代是人类对“神”的直接否定，确定了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也直接导致了刑罚的滥用和随意性，司法本身的权威性、公正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因此，人类在确定口供、证人证词在司法审判上的证据作用同时，也开始探讨采用其他方法作为证据帮助审判。此时，发现物证、研究物证引起了审判者的关注。而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不但对物证的证据价值提供了依据，并且也对司法审判的证据制度起到了实质性改变作用。人类证据制度进入了物证时代。可以说，从“神证”时代进入“人证”时代的第一次转变标志着人类的司法审判走出了愚昧时期，而从“人证”时代进入“物证”时代的第二次转变则标志着司法审判真正开始走向了科学的历程。

在科学技术方法进入司法审判领域的过程中，法医学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无论是东西方，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运用医学来解决法律问题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法医学的运用主要局限在刑事领域中，以致形成了刑事侦查的特权和专利。在这个方面，法医学不仅是最早出现、最为重要的学科、而且对其他刑事侦查证据学科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如痕迹学、指纹学、文检学等，因此，法医学又称为“科学证据之母”。而现代DNA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使的人身识别技术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而被称为“证据之王”。

在人类司法审判的历史上，我国古人不但独树一帜，发展出著名的“五听”断狱的审判方法

[1]，而且也首创了法医学科，宋朝提刑官宋慈编著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宋末元初赵逸斋编著了 《平冤录》，元朝时期王与编著了《无冤录》[2]。可以说，《洗冤集录》、《平冤录》、《无冤录》构成了我国古代法医学科的完整体系。

在我国现代法医学的发展中，法院和早期留学国外的学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99年，中国留日学生将日本的《实用法医学》专著翻译介绍到国内，这是我国最早介绍国外法医学的专著，1914年北京地方法院检察厅首设法医，由留日医学博士江尔鄂担任，他也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位法医。1928年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林几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首设国内第一个法医学教研室（以后的岁月中，设立法医学教研室的医学院校寥寥无几）。到1935年，各省高级法院均设立了法医学检验室，由医学毕业生经过法医学专业培训后担任，而在各警察局设立现场检验员，这样在国内形成了以法院为主体的司法鉴定网络。而且这种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时期。如果仔细研究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发展史，我们惊奇地发现是古代司法行政官创造了法医学，法院则是我国现代法医学和司法鉴定体制形成的起源地。不过，我们也惊奇地发现，司法鉴定在经历神明裁判、法医学鉴定、刑事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的历程中，从“神坛”上走下之后，又被推上了“官位”，司法鉴定不但被披上神秘的外衣，而且成为司法行政官的专有权力。

由于司法鉴定具有的权力属性，司法机关和学者对其的认识和定义均不相同，但都未能脱离职权主义思想，即是以侦查为中心还是审判为中心之争。不过，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司法鉴定问题管理的决定》中，对司法鉴定进行了明确界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该法定概念明确了司法鉴定不再是侦查行为的一种类型，也不再是司法机关的专属权利，而是控、辩双方都具有权提起、为自己主张提供科学依据的诉讼活动。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是证据种类之一。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为了发现犯罪、查证犯罪而进行的刑事侦查鉴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申请进行的鉴定，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委托进行的鉴定，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相关证据，都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某一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的活动。这一活动既不是行政行为，也不属于侦查、检察和审判专有职权的范畴。因此，从我国最新立法对司法鉴定的界定，可以认为，这是我国在法律上首次将司法鉴定从“官位”上拉下来了，将司法鉴定决定、启动的权力赋予参加诉讼活动的当事人，从立法精神上充分体现了民权思想。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司法鉴定立法上的新规定，对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长期存在于法院之内的司法鉴定机构被依法撤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保留的鉴定机构明确仅为本系统侦检工作需要开展。同时，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审批、监督面向社会服务的中立性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示在社会大众的面前。人们在发生诉争时，可以方便、自由地借助科学手段帮助事件的认识、解决。随着社会化鉴定机构的建立、规范和发展，司法鉴定必将向科学技术鉴定方向发展，鉴定不再专属某些领域或部门，而将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仲裁、人民调解、单位内部处理、民众协商解决等方面，真正步入民众充分认识科学、运用科学解决纠纷的新时代。

司法鉴定从神权走向民权，并不意味着司法鉴定从此依靠自律而发展，而更加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化的司法鉴定将如何发展、如何避免成为滥用民权者的工具？

对此，从积极探讨落实《决定》的贯彻执行，建立一个中立、科学、公开、公正解决社会与司法诉争的科学体系、促进司法体制合理改革、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目的等方面考虑，本人提出下列设想供参考：

一、确定司法行政和协会双重管理模式

毫不过分地说，司法鉴定结论在民事方面直接涉及企业、个人事业的生死存亡，在刑事方面直接决定个人的生杀予夺，在行政方面直接涉及国家政府的形象维护。因此，司法鉴定作为一个涉及国家、集体、公民切身利益的特殊职业行为，必须具有严格的行政和行业协会双重的机制。

1、司法行政管理：司法行政部门依据《决定》、《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以及司法部颁布的有关行政法规性文件，依法履行对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的管理职能，制定全国司法鉴定发展纲要和规划，协助和指导司法鉴定行业协会的建立和工作开展，审查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司法鉴定人资格以及司法鉴定机构的运行情况，组织评定司法鉴定机构社会公认度和专业水平等级度，组织进行鉴定人职称评定工作；与相关部门协调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建立司法鉴定救济制度，处理和监督对司法鉴定机构投诉情况。

2、司法鉴定行业协会管理：司法鉴定行业协会主要通过专业技术标准的制定、专业人才的教育培训等，协助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司法鉴定机构与人员工作。司法鉴定协会内部可以设立各个专业领域鉴定委员会，如法医学鉴定专业委员会、文痕检验专业委员会、司法会计鉴定专业委员会等，协会的主要职能如下：

（1）组织各专业委员会起草、修改有关技术标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人体损伤残疾程度评定标准》、《人体损伤参与度评定标准》、《文件检验技术方法与标准》等；

（2）开展建立鉴定人准入制度和职称评定工作：由于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特性，要求从事各专业领域鉴定人更加专业化、专家化，建立起更加细化的准入制度和标准已经是国际法庭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我们可以先逐步建立起法医学专业领域从业准入标准，如《法医病理学鉴定人准入标准》、《法医物证学鉴定人准入标准》、《法医临床鉴定人准入标准》、《司法会计鉴定人准入标准》、《司法文书检验鉴定人准入标准》等，也就是树立起医学专业、法医学专业毕业只是从事法医学鉴定工作的基本要求，但作为一名合格、称职的法医学相关领域鉴定人，必须获得相关领域的从业准入资格。

在鉴定人专业准入制度的基础上，开展职称评定的统一性工作。使鉴定人在专业方面能有一个规范的制度不断得到正常的、制度化的进步。

（3）开展司法鉴定实验室标准化认证工作：实验室标准化认证是国际法庭科学协会一直推荐的工作，既是保证鉴定结论客观、科学的技术规范依据，也是法庭评价鉴定结论科学有效性的法律依据（技术法规）。应当逐步开展《DNA实验室评定标准》、《毒物分析实验室评定标准》、《法医病理学实验室评定标准》、《文书、理化分析实验室评定标准》等。此外，应当积极开展法定、推荐鉴定方法、DNA鉴定位点的研究和确定工作；确定推荐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以及法定筛选预实验方法和确证方法；制定、推荐各专业领域鉴定文书规范性格式等。

（4）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和专业学术会议工作：结合从业准入制度和鉴定人职称评定建立继续教育机制。组织人员进行继续教育教材的编写工作，每年开展各个专业新技术、新进展以及标准适用研讨会、专题讨论会等学术活动，根据国情，建议每位鉴定人每五年必须具有接

受一次专业培训的教育经历，并且与职称评定相结合。

开展全国性司法鉴定学术会议活动，建议按照国际会议的惯例，每二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入选及优秀论文汇编成专著或在指定杂志发表，从而促进全国司法鉴定工作的凝集力和学术性。

（5）积极主动地组织重大疑难案件的司法鉴定工作：针对社会、司法审判涉及的重大疑难案件司法鉴定工作，省、中央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可以积极主动地介入，依法接受委托组织由司法鉴定机构及专家组成的联合鉴定。对于涉及多学科、跨领域的司法鉴定工作，可以组织不同学科、领域的鉴定机构和专家进行综合鉴定。

综合鉴定和联合鉴定已经是目前社会科技、经济发展出现的复杂性、对鉴定活动提出高效、科学的必然要求。在俄罗斯刑法典、法国刑法典以及我国澳门刑法典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通过协会的组织活动，为我国刑法典、民法典有关司法鉴定立法规定的完善提出有益建议。

二、建立司法鉴定的科学体系

《决定》正式实施后，我国司法鉴定机构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根据改革后的国情，我们可以将现有司法鉴定机构分为三大类：

1、附属于院校、医院的兼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这类鉴定机构在仪器设备、专家实力等方面具有明显技术、学术优势，在解决地域性疑难案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地域性的司法鉴定主要力量。这类鉴定机构并不依靠鉴定费用而生存，鉴定人具有固定的职业收入，鉴定设备、场所、电话费用和其他水电费用等鉴定机构无需承担，因此，其鉴定成本相对较低。

但这类鉴定机构将司法鉴定活动只是作为兼职工作，专家教授主要精力必须应付日常的教学、科研、指导研究生、临床医疗活动、本职专业工作以及所在单位其他事务性工作。因此，这类鉴定机构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纠纷事件处理的需要；甚至对于一些缠诉、复杂案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拒绝受理。

2、附属于公、检、安内部系统的专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根据《决定》规定，公检机关因侦检工作需要开展鉴定工作。在以往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这类鉴定机构可能介入非诉讼案件的司法鉴定活动之中，但因与《决定》规定的原则和前提条件具有冲突，可以预测，将来可能出现就其鉴定行为是否有效的诉讼纠纷之中。作为一般原则，国家行政机关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工作，法律无明确规定则不能纳入其职责范围。这与公民“法无明确规定限制则可行之”的法律行为准则恰恰相反。因此，这类鉴定机构在面向社会进行司法鉴定活动发挥作用的方面必受到限制。

3、依法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职业化司法鉴定机构：

这类鉴定机构是依法登记注册成立、面向社会开展司法鉴定的专职鉴定机构，也是国家司法

鉴定体制改革出现的新生事物。鉴定人以鉴定活动为专门职业，目前主要以退休人员为主要力量组成，他们具有丰富的鉴定经验，但在仪器设备以及实验室方面存在发展的过程。这类机构必须依靠收取鉴定费用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福利保障、场所、仪器设备的添置、维持费用、水电费用等，因此，在生存与发展方面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

个人认为，我国现在应当大力扶持和发展职业化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促成这些机构完成第一次转变，即以退休鉴定人员为主体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中青年鉴定人员为骨干主体、退休鉴定人员为指导的现代模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培植起中央、省级、地区级骨干鉴定机构，使每个地区、省、中央形成较为权威的1---2个专职化鉴定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家三级鉴定体系，确定各大区复核鉴定机构，以完全适应社会各界及司法机关对司法鉴定工作的需要，从而形成以专职化鉴定机构体系为主要队伍、院校兼职化鉴定机构体系作为重要辅助力量的司法鉴定体制，使专职化和兼职化鉴定机构在专业、学术上能相互促进、相互监督，在制度上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

三、建立起专家辅助人法律服务体系

促进鉴定结论更加科学、客观、公正的有效措施，除实行鉴定人出庭之外，就是应当建立起鉴定人与专家证人法庭对抗制度。

专家证人，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又称为专家辅助人，他们并不从事具体的鉴定活动，但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或聘请，依据自己的专业经验、知识，在鉴定的方法学上、科学原理方面、检验鉴定标准化方面以及某些专门经验等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进行评价和质疑，从而在科学层面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可以形象地比喻：如果鉴定人是小说家，则专家证人就是小说评论家。

实行专家辅助人法律服务制度，可以达到及时、客观、有效地保护当事人权益，“迟到的公正”实际上就是不公正。目前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在法庭上宣读完鉴定结论后，法庭往往鸦雀无声，律师即使进行质疑也显的苍白无力。因此，法庭上进行鉴定专家之间的对抗，可以有效地监督鉴定人的鉴定行为，法官辨明鉴定结论的缺陷、失误，甚至出现虚假鉴定之情形。

目前，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的是鉴定人+专家证人的鉴定制度，而大陆法系国家大部分实行的是单纯鉴定人制度。但在意大利刑法典中，明确规定被告可以聘请1---2名技术顾问，介入从侦察阶段开始起的司法鉴定活动，起到监督、专业建议的作用。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1---2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表明，在我国民事审判中认可实行专家证人制度。我们应当积极适应法律发展的要求，建立起专家证人法律服务制度，探讨专家证人法律服务的准入标准，逐步审批一些高质量的专家证人法律服务机构（技术专家法律服务事务所），在民事、仲裁、人民调解等领域发挥作用，并切实推进在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的进程。

第五篇：商会的历史演变

商会的历史演变

一、古代商会的演变

据史料记载，在西方近代商会产生之前，我国各地已有为数众多的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商会起源于行会(GUILD)，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早期的商人、手工业者为了互相帮助，维护同行业的利益而建立同业性组织。

应该说，我国的行会组织起源很早，上可追朔至唐朝以前。从6世纪末叶起，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当时的“行”已具有商业行业和“工商业者组织”的含义。

元明时期已经流传“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的熟语，到清代康熙、乾隆、同治、光绪年间，已出现许多手工业行会组织，如湖北黄陂制袜业公会、广东佛山制鞋业的福履堂和儒履堂等。同时，商业行会(多称为公所)也应运而生。如上海的钱庄、面粉、杂粮、呢绒等行业，分别组织了公所。1918年，北京农商部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将同业性组织定名为“工商同业公会”。

在明清时期，商业活动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正是由于在那一时期经商人员的不断增加，“行”的称谓已被“会馆”或“公所”所取代。为了保护同业、同行或同乡的利益，他们或以同乡联合成立会馆，或以同业联合成立公所。总之，按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域划分帮口，甚至一业之中还有以乡谊划分领域，各立门户，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各有自己的行规帮约，其共同特点就是垄断市场，排除自由竞争。这种封建行帮保守排外、反对创新、控制市场。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西周———肆

据史载，中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分工也逐渐细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先秦时代———行

这个时期的行会被称为“肆”，汉代称为“行列”、“市列”，隋唐代后则称为“行”。据《中国史稿》记载：大都市经营同一行业的店铺增多，就产生了同行业的封建性组织———行。行由行首或行头主持本行的事务，在行内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封建政府则利用“行”这一特别的组织和“行”头加强对各行的控制。

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行会，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竞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遣，便于行会会员共同承担应尽的义务和分摊各会员应付的份额。从官府来看，行会便于其统治和管理手工业、商业者，可以简便地有效率地通过行会征徭役、派官差和推行各种经济政策。

明代———商帮

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抑商”政念的转变，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商业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闹局面。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品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

它的活动在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一个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联系以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明清朝代———行会

行会在宋代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进入明清朝代，行会则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开始分别以行帮、帮会、会馆和会所等不同名目和组织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时期各类行会的作用大致如下：

(一)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

(二)举办周济同业人员的贫穷、疾病、养老、送老等福利事业。

(三)承接并应酬官府的要求，保证本业人员所能承担的最低限度的征役，努力抵制官府的过分剥削和欺压。

二、近代商会的演变

从史料中能找的文献来看，西方国家最早的商会萌芽形成是同欧洲中世纪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扩大，特别同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是以特有的西欧行会制度形式出现的，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

近代意义的商会，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人行会，即商人基尔特。产生于16世纪的法国，1599年法国的马赛商人自发组成商会，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是近代商会的发源地；继法国之后，产生商会的是德国，1665年成立的汉堡商会是德国第一个商会；加拿大于1750年出现了全国性商会；英国的第一个商会于1768年在泽西岛成立，随后1813年在伯明翰也成立了商会；美国于1768年在纽约成立第一个商会；日本于1878年在东京、大阪、神户分别成立了“商工会议所”。

“商会”的舶来。据记载，英国早在1834年8月就在中国的广州设了英国商会，1836年，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包括在广州的全部外商的洋商总商会。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外国资本和商品的汹涌输入，引起了中国经济和市场的急剧变化。1847年，各国商人在上海联合组成了上海洋商总会。1861年，香港的68家外商行号在英国驻华公使的直接支持下，组成了香港洋商总会，即现在的香港总商会。1887年天津的各国外商也成立了天津洋商总会。在1904 年之前，外商在广州、上海、香港、天津成立了6个商会。

中国自己的商会(完整意义上的商会)，应该说出现得相对很晚，最早的商会始于清末。戊戌变法时，张寮赛、任之善、徐润等首先在上海设商学会，但因变法失败而解散。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袁树勋在上海联合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事长严任，邀请各行业商董，于1902年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所，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商会。

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中国商会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近代意义上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与当时西方的民间商会相比较，它更具官方色彩，更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制度催化。这种制度的催化作用的成效十分显著，它相当迅速地改造、吸纳了各种形式的传统商人组织，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中国早期的商人组织的结构、形式与功能都比较单一，几为纯商人间的封闭型组织。

明代中业后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逐渐兴起，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意识的转变，其必然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商人团体——商帮。这些商帮作为中国行业组织的雏形，一直维持到清朝。在清朝康乾盛世后，各地出现了许多手工业行业组织。同时，商业行会、或称“公所”等应运而生。

晚清以来，由于情势变迁，使得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商人组织的性质亦相应有所变化。传统的商人组织，如行会和善堂等形式的早期商人组织根据实际状况比较自然地开始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会。1874年清朝同治末年，辽宁成立了“公议所”，据考这是我国最早的商会组织。1899年，出现了第一个有关商会的民间拟定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会章程》。

但真正的商会的广泛出现，则是在20世纪初，1900年光绪26年，盛宣怀任商务大臣时主张成立商会，他认为：“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他提出：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

光绪28年正月十五日，即1902年2月22日，上海通商银行的总董严信厚组织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成立，这是近代商会的雏形。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1903年天津成立了商务公所，杭州成立了类似商会的组织。光绪29年11月24日即1904年1月11日，商部专门就劝办商会一事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奏折大意为，西方国家重视商学，商人把经营贸易“视同性命之事，用能任重致远凌驾五洲”。日本的物产资源虽然远不及中国，但由于商业蒸蒸日上，“亦颇足以与欧美抗衡。”“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然后该奏折对商会的功能进行了难得的阐述：“商会者，所以同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使人刮目相看的是，奏折在分析了海禁大开（注：如同我国入世后的形势），“各国群趋争利，而华商势涣力微”（注：和我国企业的状况何其相似乃尔）的形势后，说“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 了《察定商会简明章程 》、《商会章程附则六条》。此项法律文件成为商会成立的 法律依据。1905年1月13日，天津商会正式成立。到1906年，我国各地已建立商会、商务总会110个。到1908年，全国已有58个总商会（其中9个建于海外）和223个分会。1912年商会总数猛增至794个，1915年更激增到1262个。

1914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公布了“商会法”60条，规定各省城、各商阜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区域得设立商会。同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全国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商会总机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会、总商会已达1099个。1915年，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职权，于第二期常会议定《商会法》，并于 12月予以公布。次年2月，又颁布了《修正商会法施行细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修订了《商会法》和《商会法实施细则》。

1929年，工商部拟定《商会法》草案,同年8月15日公布施行。商会制度从创立时起，就是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社团组织，与其他形式的社团比较而言，它是当时清政府最为重视也倡导最力的新型商办民间社团。到1930年全国各地的商会、商会联合会已有2046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是我国商会这种行业组织的形式发展的高峰。它与中国面对诸列强的从领土到经济的欺辱是分不开的，更是与广大中国民营资本试图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的民族愿望所分不开。必须指出，中国在此前后的行业组织均以“商会”为基本名称。也就是说，在中国，商会的历史远比行业协会这种行会名称绵长悠久。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鸦片战争后———同业公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第一回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社会也需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相继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为“商会”。1902年，上海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后来的“上海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经改组称为“上海总商会”。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商会

同业公会在中华民国时期发展得很好。中国各地区每个行业几乎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如1943年3月成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1946年成立的北平市商会，1947年依照国民政府《工商会法》，北平市商会划分出机器制造业、面粉制造业、印刷业、剥革业等17个工业公会，建立了“北平市工业公会”。1948年上海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也另行成立了“上海市工业会”，至上海解放，在工业会中有86个同业公会，在商业会下有215个同业公会。解放初期的同业公会在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以及促进公私合营、抗美援朝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会演变

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中央及领导人就着手对旧商会进行改造，并商议成立新商会等重大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原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就表示，准备成立工商联组织。同年8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制度构想。随后，许多市、县在新中国诞生后纷纷接收、改组旧商会和旧工业会，成立工商联。1952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并由中央统战部发出的《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明确了工商联及同业公会改组的方针和原则，确立了工商联的组成、性质、组织机构和任务，这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工商联的方针政策方面所发布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7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并于8月6日公布施行。1953年10月，全国成立了1955个各级工商联，同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也正式宣告成立。到1954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05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6．6％。1955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32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8％。1956年10月，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116个，其中县工商联1928个，占全国2110个县份的91．4％。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商联组织的发展曾一度受到影响。1957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同意发布《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文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工商联仍然需要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此后，工商联按照《意见》精神调整、巩固和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县和县以上工商联仍有2070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工商联名存实亡，其组织瘫痪达10年之久。

解放后———工商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务院的指引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并着手整顿旧的同业公会，将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工商联，但是工商联的各项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同业公会贯彻执行的。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这时的这种专业组织与原来的行会或同业公会相比就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改变后的这种专业组织不再或基本不再具有代表本行业企业利益和要求的义务，而是逐渐形成代表工商联与这个行业进行联系的渠道；二是这种变化使参加工商联的同业公会只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工商联，而不再作为团体会员开展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会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联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1988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第1条首次规定，“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赋予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中国民间商会的法律地位。1991年上半年，有921个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已经恢复建立了工商联组织。到1997年底，全国县及县以上工商联组织已发展到2925个，并建立了14076个乡镇分会或乡镇商会，形成了以行政区为基本单位、深入到基层的庞大组织网络。

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承担的工作范围继续扩展，不断增设新的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城市增设了分会和支会。1986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经过长期的筹备和吸收一大批企业会员、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选举了新的委员会。1988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各地方分会、支会也相继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从1988年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始建立行业分会，以促进有关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增进国内外同行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4年5月，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28届国际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人会。1994年11月，国际商会第168次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同意中国加入国际商会并组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1995年1月1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包括中国国际商会在内的171家工商组织、经贸团体及企业作为创始会员，中国国际商会作为主席单位，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商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界建立了广泛的经贸联系，与160多个对口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同一些国家的商会建立了联合商会；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还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驻外代表处。在国内，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49个地方分会、600多个支会和县级国际商会，还在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农业、汽车、石化、商业、冶金、航空、航天、化工、建材、通用产业、供销合作、建设、粮食、外企等部门建立了18个行业分会，全国会员企业近7万家。

197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启动，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特别是同行业之间的协调作用开始受到国家和企业的重视。以1978年成立的上海包装技术协会、食品工业协会为标志，一种新的由同一行业的工商业企业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逐渐步入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舞台。1983年成立的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是一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1986年以后，由于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大部分具有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司、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或被撤销，或被改组，或被合并，由被撤销、改组或合并的行政性公司与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行业协会相继成立，截至1987年，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就达到71家。(23)在随后的几年里，原有的国务院属下的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也相继进行了改组，一部分作为行业主管局合并到后来新设立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商务部），一部分组建为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一部分即为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着重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要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行业协会的市场调控作用被中央决策层所重视，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建设也已提上了日程。1997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达了《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正式启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行业协会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1999年4月，工商领域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已达420余家。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载体的中国民间商会、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中国国际商会、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主体的行业商会这一三足分立、多元多层的商会制度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