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one兔中国文学与人文地理
One兔：中国文学与人文地理
地理是文学的土壤，是文学的生命依托，文学地理学就是寻找文学的土壤和生命的依托，这样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变得开阔，研究方法变得深入。
地理空间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场所，“文学地理学”就是探讨文学和人文地理空间的关系，关注人在地理空间中是如何以审美想象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表达。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到它生命的现场，进入了它意义的源泉。
中国早期的文献是史地纵横，文学蕴含于其间，地理学是属于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中国的文学的起源中国诗歌的源头叫《诗经》《楚辞》。《诗经》是如何结构，如何编撰的呢？它分为十五国风，大小雅还有颂。就是由地方的地理的民俗通向士人阶层，通向朝廷的政教，一直通向宗庙的祭祀，就由原野通到朝政然后通到天国，它是以地理作为基础的。作为另外一个源头的《楚辞》，崛起在长江流域，成为相对独立的语言表达系统。所以中国文学一开始就和地理空间结下不解之缘，出现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两个不同的诗性智慧的系统。
在展开中国文学和人文地理的内在联系的时候，我们发现文学地理学在内涵和原理中存在着四大领域和三条思路。地区、文化、族群和空间的流动是研究的四个重大领域，即“区”、“文”、“群”、“动”四个字。三条思路一条是整体性的思路，一条是互动性的思路，一条是交融性的思路。四大领域所要回答的，是文学地理学要研究哪些问题，它的内涵是什么。
首先是个“区”字。中国早期的区域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于部落间的兼并、联合和凝聚。西周初期，分封了很多同姓国和异姓的诸侯国，周朝初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的时候，周朝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除了十几个是异姓诸侯国之外，其他的都是同姓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经过春秋战国时候的扩张兼并，留下了屈指可数的一些邦国，这就沉积下文学的区域类型。区域类型重要的有秦、楚、齐、鲁、燕、三晋（即韩、魏、赵）、吴越这些区域类型。其后我们又开发了岭南、塞北、西域、关东、西藏、大理和闽台这么一些区域类型。区域类型的丰富性，使中国思想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多姿多彩。
其次是个“文”字，即文化层面的分析。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以特定的思想价值观念渗透到人间的各种现象和生活方式里面，赋予人间现象和生活方式以意义、特色、思维的那个东西。就像盐溶在水里，看不到那个是盐，但是喝的水就是咸的，这便是滋味。很多亚文化的构成，比如说有官方文化、民间文化、日常生活的文化、山林隐士的文化，这些都是文化的不同层面。雅的层面，俗的层面。从地理上看，有边缘的文化，有中心的文化，有主流的文化，有非主流的文化等等。我们对民间的文化、口传的文化还没有给予必要的位置。如果我们光研究文字，我们就研究的是水果摊上的水果，如果我们加上民间口传的传统，我们就研究了这棵果树是怎么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之后结出果子，研究它的生命的过程。如果我们把民间的口传的传统也记入文学史的话，我们的文学史就会比一些文人酸溜溜的或者很窄的范围内做那短小诗词就很不一样，我们的文学史可能能够动员的资源就非常之丰富。
第三是个“群”字，族群的分合，族群的划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域、生产生活方式、信仰习惯、行为方式和语言系统。这些东西相互对峙又相互吸引、相互融合，在长期的发展中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讲中国文学不讲少数民族就讲不清楚汉族，不讲汉族也讲不清楚少数民族，因为我们DNA都混在一起。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少数民族DNA的接近程度超过了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汉族，南方的汉族和南方的少数民族DNA的接近程度，超过了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汉族。民族问题是文学地理学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再一个是家族问题。古代的家族不单是一个血缘的单位，而且有着经济、政治的功能。研究中国文化不研究家族、民族问题，很难把握深层的奥妙。比如王安石变法遭到司马光反对，其中的南北家族问题就不能忽视。司马光等人多来自北方家族、中原家族，在山西、河南这一带；而王安石等人都来自南方家族，在江西、福建这一带。中原家族安土重迁，根底非常深厚，素以文化上稳重见称。南方的家族是从北方迁徙过去的，带有更多的开拓性、冒险性，同时也有投机性。这些问题不深入到家族的脉络中去，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第四是个“动”字，空间流动。无论是区域的类型，文化的层分，民族的组合，族群的组合，只要它一流动，就产生新的生命形态，就产生文化之间、文学之间的新的选择、新的换位、新的组接和新的融合，就可以在一种变动的情景中来锤炼文学的品质和性格。比如在广东、江西、福建、台湾这些地方有一个民系叫客家。梅县有个客家诗人叫黄遵宪，他在《己亥杂诗》中说“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就是说他们像楚国人一样，筚路蓝缕的辗转迁移到南方，他的方言能够证明中原的音韵，保留了入声字，说明他来自中原。中原人士一旦进入了赣南、粤北、闽西的山区，变成了山里人，形成了一种刚直刻苦的性格。空间的流动往往可以使流动的主体眼前展开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化区域和文化视野，这种“双世界的视景”是很重要的。有了两个世界的对比，可以接纳、选择、批判的东西就多了。开拓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深度，就空间流动的一加一是大于二的，是超越二的，进入一种新的思想层面的。
文学地理学的三条思路，就是整体性、互动性和交融性。地理学给我们展开一个很大的空间，材料是分散的，零碎的，纷繁复杂的，我们要从横向上给它整理出它的类型，又要从纵向上去发掘它的深层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有一种非常有透视性的文化思维方式。第一个是整体性的思想。因为就是从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共同体的整体性来考察一些具体的专业性的问题，把博通的东西和专精的东西统一起来。第二个是互动性的思维。就是说我们分出一些区域文化层面和族群，不是要把它割裂开来，孤立起来，而是为了更好地看它的特征，它在互动的过程中的功能，看它的转化，看它轻重、浓淡、正反、离合间的那种文化网络。第三个是交融性的思路。讲整体性、互动性，更高的追求还是要融会贯通，然后在贯通中进到一种化境，在交融中创造新的学理。
地理是文学的土壤，是文学的生命依托，文学地理学就是寻找文学的土壤和生命的依托，这样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变得开阔，研究方法变得深入。如果文学地理学是个大房子的话，以上谈到的四大领域、三个思路，就构成了文学地理学四大开间、三级台阶的学理体制。
第二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专业定位：
坚持“夯基础、重交叉、强实践、促创新”理念，紧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乡规划管理发展趋势，培养具有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管理基本知识与应用能力，创新精神、竞争意识和综合素质高的理工结合型高级技术人才；以“3S”技术为基础，推动多学科交叉整合,互相支撑,协调发展，将本专业建成立足重庆、面向西部、服务全国的区域与城乡规划教育科研基地。
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接受严格科学思维的训练和良好的专业技能训练，立足于宏观、中观区域规划和土地管理，从事城乡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管理、教学、开发或应用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核心课程：
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计量地理学、普通测量学、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应用、地图学与专题地图、遥感技术与应用、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城乡规划原理、城市总体规划、村镇规划、环境评价与规划、土地管理与地籍测量、土地利用规划等。
就业服务方向及主要从事工作：
面向城乡建设与管理、土地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国土资源管理、环境规划与保护等企事业单位，主要从事资源与环境评价、区域与城镇规划管理、土地规划与管理等工作。
第三篇：人文地理与城市规划介绍
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本理论扎实，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沂蒙精神特质和国际视野，系统掌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具备对中小城镇进行规划设计、市政工程设计和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能，具有一定地理学、城市规划和管理科学及资源管理科学研究与创新能力，能够在科技、教育、经济及管理等部门从事相关科学研究、教学及管理工作，适应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测量学、地图学、自然地理学、资源科学导论、环境规划与管理、普通生态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遥感概论、地理信息系统、城市规划原理、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城镇工程绿化技
术、建筑工程制图、城镇总体规划。
学制与层次：四年，本科。
出口方向：（1）就业。在城乡建设、国土规划、土地管理、自然资源与旅游资源开发管理、环境保护、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大型企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等部门从事规划管理及科研、教学等工作。
（2）考研。本科生毕业后可报考人文地理学、土地资源管理、生态
学、农业经济管理等专业的研究生。（3）出国留学。
第四篇：影响与中国文学影评
文学名著改编之我见
——小说《人生》与电影《人生》的比较
电影《人生》改自路遥同名中篇小说。原著发表于1982年，这部电影拍摄于1984年。一部文艺作品，从小说到根据其改编的电影，还没有哪一部能够像《人生》那样深深地感染着我。后来，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电影《人生》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业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农民生活面貌的成功代表影片之一。于是我就想看看电影版的《人生》以及小说版的《人生》，想看看巧珍，看看高加林，从电影和小说两个角度感悟一下这个让无数人哽咽的羞涩青春故事。
小说中的人生
在小说《人生》中，路遥处心积虑的表现主题，在现代理性辉映和烛照之中，依然呈示着传统情结与大转型时期时代背影的结合。在权威意识浸染的现实中，农村知识分子带着挑战命运的抗拒心理从秉性到精神内核都凸现出热切的行动主义者而非遁世者。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很经典，或者说是很典型的一个爱情和事业相互冲突的青年人的动人故事。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前后的陕西黄土高原上，青年人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无奈地被“流放”到黄土地上。他才华横溢，有农村乡里人的善良淳朴，勤奋耐劳，又有新一代知识分子渴望闯荡世界，脱离闭塞家乡，不断奋发进取的精神。他在开始时苦于没有机遇，但到后来遇到了当上干部的二叔和仰慕他才华的高中同学、高干子弟黄亚萍。黄亚萍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女性，她热烈奔放，潇洒富有激情，对外面大千世界同样冲满着好奇与冲动。她爱高加林，她希望他能和她的家庭一起搬迁到江南都市。但还有一个人也爱着高加林，她就是巧珍，她的爱，更加深沉，更加深刻。她是他邻村里大户人家的千金，没有文化，却尊重仰慕文化人，她在他还是高中生时便已默默喜欢上了他。每当他走在上学的路上，她就会准时站在远处偷偷地看他。以致当她向他表白时，他感动得哭了。这种刻苦铭心的爱，甚至能让她在后来为了他而放弃爱他。可是，故事的主人公高加林却在自己的事业与爱情中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他心存歉疚地抛弃了巧珍对
她深沉的爱，而为了理想和黄亚萍走到一块，但现实总是残酷的，他终究又不得不回到黄土地，然而巧珍却已嫁人„„
就这样，主人公高加林爱情与事业的纠结、三个人爱情的纠纷，构成了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在老师布置本次作业之后，我曾向一位同学介绍过这部小说，当我叙述到一半时，他便知道结局了。所以，它是部很典型，也很经典的故事。它发生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但在当今社会也层出不穷，见怪不怪。爱情和事业是人生的主要部分。但当它们相对立为两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时，就不得不让人纠结不忍了。无论你选择那一个，结果都是悲惨的，所以你读小说时，你理解了巧珍的令人不忍的、感人肺腑的爱和加林对爱情与事业的纠结之后，你会跟着加林一起为巧珍流泪，也会跟着巧珍一起为加林流泪。
电影中的人生
电影版的《人生》简结流畅的述事，经典的情节暗示，淡漠的色调，仿佛都表达着主人公心中沉重的人生感悟。这部影片是中国电影的里程碑，获得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最佳电影奖。
《人生》，这部在中国电影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品，曾在我父辈中掀起过热潮，可没想到现在看来竟然仍能让人热泪盈眶、思索不已。所以这才真正的艺术精品，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更在时间的长河的淘洗下不断释放自己独特的熠熠光彩。
忘记原著，但单从电影本身来看也非常的成功、让人感动。
首先导演的创作态度非常诚恳认真。抛开主要演员的生动表演，导演对陕北的那片黄土地也投入了浓浓的深情，土地的贫瘠，劳动的辛苦，生活的艰辛，人们的朴实纯美，还要当地特有的山歌的优美动听，尤其是对这里生活细节的考究还原，使得那种真实感迎面扑来。
虽然这里一派落后景象，但在导演镜头下也显示了这片土地独有的人文魅力。也或者这种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的魅力，只能出自事不关己，遥遥相望的旁观者的自我想象。否则也不会出现高加林这样的出走者，也不会有巧珍这样美丽的姑娘，竟然会泪洒红巾、含恨出嫁的场面。
所有将其看成一个有情人没有眷属的爱情故事，也许可以让人轻松点，感动
也更多于悲愤。最感人的段落有两场：一个是巧珍第一次进机关大院那场戏，演员极其自然生动的把握了角色的内心，新奇-喜悦-甜蜜-尴尬-疑惑-感动-不舍，将那个年代一个纯朴的农村姑娘的心理层层推进，自然而又准确的表现出来，这也成为两人情感的转折点。另一场戏是巧珍出嫁时香泪沾襟，整个过程热闹喜庆可是越发衬托得作为新娘的巧珍内心的委屈和苦楚。这也是导演的高妙之处啊。
一个精品电影，除了导演的决定性作用，方方面面同样都要出色优秀，本片就是典范。演员、编剧、摄影、群众演员无一不表现出色。这正是电影这个行业所需要的团队力量的最好体现。
看这部电影时，屏幕上国产片特有的昏黄惨淡的画面，荒凉粗犷的原野，主人公间单纯无邪的爱情，让我想到了前些日子一部热播的、引起社会较大反响的电影《山楂树之恋》，两部电影各有侧重，又有着更多的相同点。静秋和老三有着纯洁的爱情，巧珍和加林也同样有着纯洁美好的爱情，而《人生》中又加入了爱情与理想的冲突、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以及青年人的爱情纠纷。所以当时我就想，如果《人生》只是像《山楂树之恋》那般写纯爱，那它便不会如此这般更让人不忍卒读、令人深思了。
后记：
路遥在他的这部中篇小说《人生》的篇首引用作家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人生，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你在选择着人生，人生也在选择着你，这其中没有对与错。高加林的人生轨迹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人，要学会选择，懂得珍惜，敢于负责。
在我们为高加林的高考落榜感到痛惜的时候，我们是否曾想过自己在经历失败时候的痛苦，我们该如何去选择人生的下一个目标，我们该如何选择去安慰自己？在我们为高加林能够找到工作机会、施展才华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是否曾想过，这个机会的获得毕竟是不正当的？是否曾想过，当时的用人体制是否又问题？我们在惋惜高加林同巧珍的纯真的爱情的同时，是否曾想过，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是否因为追求一个目标而失去了一件最美好的东西，失去才发现，真的需要去好好珍惜？因此，我们要珍惜现在的拥有，学会选择未来，敢于负责自己的行为。
佛家说，人生有三种境界：下等的追求名利，中等的沉迷于对某种东西（比如艺术，医术）的享受；上等的是对信仰的虔诚。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在对人生的选择上，起码要着眼于现实，不能只生活在自己的理想状态中，不能好高骛远，因为，人生同样在选择着我们。
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你说让人活得无欲无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什么事都应该有个度，金钱确实是个好东西，但你只能拿你该拿的那一份，满足你的生活需求即可；权力应该成为你服务大众的载体，而不应是你满足私欲的工具，我们都想得到更大的权力，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然而你不能用不法的手段去获取，要靠能力与大众的信任。这个度也许很难把握，因为我们在选择方向的同时，现实却在选择着我们，好多事情不是凭个人意志所能掌控的，我们要满足于现实，而不满足于未来。
人生中充满了选择，人生同样也是一个相互改变相互适应的过程，你在改变着人生，人生也在改变着你。
第五篇：one兔皇帝也头疼：明清时期京城环境脏乱差
One兔：皇帝也头疼：明清时期京城环境脏乱差
明代北京城（《皇都积胜图》局部）
文｜陈仲丹
明清时期，京城一般是指北京，也称京师。北京是当时帝国的都城，人口众多，到万历年间已有80万以上的居民，至晚清（光绪三十八年），内外城合计人口有94万。由于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人的活动不免会产生垃圾和排泄物，加之风尘袭扰，随之就出现了环境问题。
明清时的北京给外来者留下的印象首先是其高大雄伟的城墙，据说城墙顶部能并行12匹马。进入城内可以看到富丽堂皇的宫殿和衙署，城区市井繁华，商业繁盛，“都下生齿益繁，物货益满，坊市人迹，殆无所容”。
明代北京最繁华的街市是大明门与正阳门之间的棋盘街，据《皇都积胜图》显示，棋盘街上处处高张布棚，纵横夹道，货物形形色色，游人熙熙攘攘。到清代，棋盘街发展出了热闹的商业街区大栅栏，人称“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但就在这繁荣景象的背后还有着另一些让人难忘的记忆和烦恼。
风尘
现在人都知道，北京常出现沙尘暴（风霾）。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明清时人们就已领略过北京的风尘天气，大风挟带着细粉似的尘土扑面而来。直到清代情况未有好转，“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睹面不相识，俗谓之刮黄沙，月必数次或十数次，或竟月皆然”。
北方的风尘让初来京师的南方士子很不习惯，来自福建的谢肇淛在笔记中写道：“燕、齐之地，无日不风；尘埃涨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也，甚以为苦，土人殊不屑意也。”
本地人对此已习以为常。他又说，风之大“不减于海飓（台风），而吹扬黄沙，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见”。风刮得天昏地暗，使得人们面对面都无法相认。
北京无孔不入的风沙，在狂风吹袭之余，弄得室内到处“飞埃寸余”。遇到这样讨厌的天气，住户用纸糊窗来阻挡沙尘的侵入，“燕地风沙无微不入，人家窗牖多糊纸以障之”。结果室内因糊窗纸的隔绝，无法与外面的空气畅通的对流。
清末，陆费达在《京津两月记》中提到：“北京因患蚊蝇、尘砂之故，窗棂皆不能启，窗心糊纱，四周糊纸。天空空气，因地势高爽，甚为清鲜。室中则异常闷苦，颇害卫生，一日不外出，辄如害病。”
因为风尘的影响，住户不敢开窗，用纸糊上窗棂，只在窗心糊纱以保持空气流通，因而室内空气不新鲜，对人的健康不利。
为了避免强风挟带风沙对眼睛造成伤害，人们在出门时还会带一种特殊的面纱。依照明末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的描述，这种面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其面部。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它又被称为“面衣”“眼罩”。
当时人这样描绘：“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正阳门外，多卖眼罩，轻纱为之，盖以蔽烈日、风沙”，意思是戴上面纱，眼睛可免受风沙袭扰，但鼻孔里却满是沙尘，像是黑黑的烟囱。
泥泞
据明代人记载，当时各大城市中街道状况最好的是南京。万历年间的沈德符比较几座城市的街道称：“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睹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
南京有青石铺成的街面，北京的街道则无石板铺垫，加上来往车马多，路上多车辙沟痕，一旦下雨就泥泞不堪。若是连天下雨，城中还会出现“泥途坎陷，车马不通，潢潦弥漫，浸贯川泽”的情景。当时，“燕山积雨泥塞道”已成为居民头疼的事。
崇文门外北京城墙
北京的街道，随着季节的变换，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春末及秋季气候干燥，多风尘；冬季至春初多雪，行走也不易；至春深雪融，道路转为泥泞；进入夏季多雨，便是满街溅泥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鞋袜干净几乎不可能。
造成街道泥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里积水严重。在明代就常是“东西长安门外通水沟渠，年久淤塞，水不能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
后来的乾隆皇帝在谕旨中说：“近年以来，但值雨水少骤，街道便至积水，消泄迟缓”；而“街道沟渠，亦多阻塞，以致偶逢潦雨，便不能畅”。如果遇到大雨，积水泥泞的问题就更严重。
陆费达在《京津两月记》中写道：“京中道路不治，固也。而沟渠之淤塞尤甚。夏日大雨俄顷，天井之中，积水盈尺，廓又不相衔接，于是一雨而家家之交通断绝。常有宴客之际，大雨倾盆，宴毕水积，不能步行，遂由仆人负之登车。女宾尤苦，非有健硕之女佣，竟有不能登车之势也。”
为了下雨天的通行，在北京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行业，叫“人背人”。清末时，由于北京下水道大半阻塞，一到夏季暴雨频仍时节，各大街道积水成河，难以通行，就有穷人为挣些钱，专门背人过街。
淘沟
北京街道之所以积水严重，原因在于排水不畅，而排水不畅又是因为沟渠（下水道）淤塞。导致沟渠淤塞的一是自然因素，当地的土壤多为沙土，容易被冲刷进沟。
据当过梅兰芳秘书的齐如山回忆：“北京之沟，与各国不同，外国各城，街道极为洁净，偶尔落雨，沟内亦不至太脏。北京则各处皆系沙土，谚曰：‘无风三尺土，微雨一街泥。’又曰：‘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故一经落雨，则地面之土，尽行冲入沟中。有时土比水多，沟内安能不受淤塞。”
沟渠淤塞的另一原因是人为因素，居民们常将垃圾倒在街上，一逢下雨，垃圾就顺势冲入沟中，淤塞沟渠，甚至还有直接将粪便倒入沟渠的事。
官府为解决这一问题，明代时就定下每年初春二月淘挖沟渠，后改为三月淘沟。清代沿用明例，成为固定的制度。清初有首诗说的就是这件事：“污泥流到下洼头，积秽初通气上浮。逐臭不须掩鼻过，寻常三月便开沟。”
晚清名臣张之洞号香涛，当时有人就以他的号“张香涛”对“开臭沟”来编姓名对，由此可见，淘沟已是为京城人熟知的重要事宜。
每年春季的淘沟，本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但实际效果却有限，关键在于办事人大多不认真负责，只是“每年应故事而已”，应付了事。嘉庆皇帝就发现：“京城修理沟渠，想来承办人员，多不认真经理，甚或支领工料、钱粮，从中侵扣，以至渠道愈修愈坏，于宣泄全无实裨。”
甚至在淘沟时有舞弊之举，1876年《申报》上有文章谈到京师的淘沟，原本规定“须令工人从此洞中入，蛇行沟中，从彼洞中出，以验是否一律通达”。但“工人心畏泥污，乃预伏一人在彼洞口，浑身头面以秽泥涂之，一人从此洞而入，即伏在洞旁，少顷，预伏之人从彼洞而出，官竟为其所欺，可见无事无弊也”。
而且，即使是认真淘沟对环境也有很大影响。淘沟时清理出沟中的垃圾粪便，并不及时运走，就堆在路上。每年淘沟，路面会随之增高。堆积在路上的污泥恶臭熏天，“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轧病”。
街上的气味不仅恶臭，而且沟中的病菌还随着挖掘扩散开来，让人致病，“疫气流行借沟气，月令触犯人身灾”。由于阴沟中充满了沼气，常有挖沟的役夫因之而中毒，“窈然深黑恶气腾，往往沟夫死络绎”。
甚而还有人在开沟期间失足跌入沟中，“
二、三月间挖沟，出水臭不可迩，人行泥泞中，偶不辨径，则陷入不能起”；“秽气外泄，行人不慎，往往灭顶，亦殊可惧”，竟会让行人有生命危险。
便溺
影响明清时期北京环境状况的还有一个很不雅观的现象，就是街上便溺，某些人随地大小便。这在初到京城的外地人看来尤感惊讶，“北地粪秽盈路，京师尤甚，白日投裸，不避官长，体统亵越，小人相习而暗消敬惮之心”。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城内卫生设施不足，缺少茅厕，即使有些茅厕也要收费，“入厕者必酬以一钱”。一般人家都不设茅房，妇女使用净桶（马桶）。“城中人家都无坑厕，其妇女溺器，清晨则倾门外沟眼中。”粪便倒入沟渠，使得沟渠不通，故而需要定期淘沟。
或许是因为厕所难寻，更可能是为了省钱，有些人甚至在街上方便。甚至北京的老字号同仁堂门口，也一度成为某些人便溺之地。据民国初年的国学家夏仁虎回忆：“大栅栏之同仁堂，生意最盛，然其门前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不为忤，但清晨命人泛扫而已。盖惑于堪舆家言，谓其地为百鸟朝凤，最发旺云。”
由于迷信风水，店家也不干预，这里就成了便溺的“黄金地段”。即使被妇女撞见亦若无其事，“便溺于通衢，即妇女过之，了无怍容”。
当然女性大多仍在室内方便，不能像男性那样在路上蹲踞。在重视女性身体贞洁的明清社会，妇女不能随意暴露身体，不过经常面对男性随地便溺的不雅行为，不知她们内心有何想法。
1880年，北京前门大街。
除人粪外，街上还有牲畜粪便，“人与骆驼、驴、骡、牛、马、犬所遗也”，骚味随风扬起，“酸风掠面”。北京用畜力多，使得“京城内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门前后，骡马粪随时遍布，一遇雨雪，调成泥糊，臭不可闻，俨然一片大粪厂”。
不过，尽管城内有“粪秽盈路”的现象，但大多数人粪便还是按照传统的处理方法，由专职的“粪夫”（掏粪工）送往城外，用作农业肥料。粪夫“以剔粪为业”，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方式运往粪厂。
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当粪担或粪车经过街头，形成一股流动的臭气，有时还会溅出来，“车有颤动，溅人一身”。
总之，明清时期的北京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卫生状况不佳。不过，这些描述大多是南方来的官员和士子留下的，他们是在将京城环境与其家乡进行比较后得出的印象，不免有些夸大。
而北方风沙大，黄土尘壤，致使道路容易泥泞，沟渠易于壅塞，粪秽难以冲刷，加之北方使用畜力多，水资源匮乏，又增添了保持洁净的难度，因而使得这些旅居京城的南方人对环境之差大为诧异，感到失望。
京师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长安城中有何好，惟有十丈西风尘。人畜粪土相和匀，此物由来无世情。”“黄沙如粉满街飞，城北城南认是非。大道街衢皆臭气，尘装甫卸即思归。”
因为环境不佳，竟然刚来就兴起了还乡的念头。说起来，这主要是由自然条件的因素所致，由此而影响到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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