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二)

第一篇：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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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二)梁慧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关键词: 民法典/债权/人格权

内容提要: 编撰民法典是我国当前最重大的立法任务。文章叙述了我国民法典的起草经过,介绍了民法草案的主要内容,认为我国应制定一部具有严格逻辑性和体系性的民法典,主张草案应保留“债权”概念,设立“债权总则编”以统率“合同编”和“侵权编”,反对人格权单独成编,应将人格权置于总则中的自然人一章。

三、我为什么不赞成“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

今天讨论民法典编纂，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清朝末年从德国民法继受过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百年之久。现今中国法学院所采用的民法教材，它上面的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都是德国式的。人民法院的法官裁判案件，不是采用英美法那样的从判例到判例的推理方法，而是采用德国式的逻辑三段论的推理方法。中国的立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以《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为典型，所使用的概念、所规定的原则和制度，诸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律行为、代理、时效、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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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债权、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代位权、撤销权等等，都是德国式的。可见从德国民法继受而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已经融入中国社会之中，成为立法、司法、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构成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基础。

有的学者反对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大谈所谓“对德国民法说不”。但现在中国所面对的，绝不是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或者在大陆法系内部的德国法系与法国法系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一百年前，我们的前人已经替我们做出了选择(19)。中国之属于德国法系已经是既成事实(20)。你不可能抗拒、改变、背离或者抛弃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在中国历经百年所形成的法律传统面前，任何立法者和学者，都是渺小的。即使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松散式、邦联式”方案，即使如现在提交审议并发布征求意见的“汇编式”的民法典草案，也并未真正背离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只不过人为地把这一概念体系弄得支离破碎、逻辑混乱罢了!

中国属于成文法，与英美法不同。英美法国家有悠久的判例法传统，法律规则是法官创制的，主要依靠法官的产生机制、高素质的法官和陪审团制度，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统一性。大陆法国家，法律规则是立法机关制定的，主要依靠法律本身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统一性。法典愈有逻辑性和体系性，愈能保障审理同样案件的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不同的法官，只能从法典找到同一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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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得出同样的判决。尤其中国法官队伍人数众多，平均学历不超过大专，法律素质参差不齐，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不高，独立性不够，容易受法律外因素的影响，一部不讲究逻辑性和体系性的所谓“松散式”、“汇编式”民法典，使审理同样案件的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不同的法官，可以从中找到完全不同的规则，得出截然相反的判决。这样的法典，不仅不利于保障裁判的统一性和公正性，还会适得其反，使那些在法律外因素影响之下作出的不公正的判决“合法化”!这样的法典，不仅不利于遏止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和司法腐败，还会适得其反，进一步助长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和司法腐败！

有的学者不赞成制定一部具有严格逻辑性和体系性的民法典，他们口口声声说，人家英美法不是适用得好好的吗?须知英美法系之所以不讲究法律的体系，不讲究法律的逻辑结构，因为他们是判例法，是法官造法，他们的法官裁判案件是采用“从判例到判例”的方法。中国属于成文法，法律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官只是适用法律而不能制定法律，法官裁判案件是采用德国式逻辑三段论的推理方法，因此我们的法律必须讲究逻辑性和体系性。因为法律愈有逻辑性和体系性，就愈能够保障裁判的统一性和公正性。法律的逻辑性和体系性，实则是法律的生命线。英美法我们学不了(21)，是因为我们属于与英美法完全不同的成文法国家;我们没有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传统，最关键的是我们缺少英美法系那样的高水平的法官队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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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为什么不赞成取消债权概念和债权总则编

中国民法学界主张取消“债权”概念的意见，由来已久，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民法通则》时就曾发生过争论。已故著名学者佟柔教授在《新中国民法学四十年》一文中说，有人主张中国民法“应摒弃债的概念。理由是：(1)中国人民所理解的债，与大陆法系国家自罗马法以来形成的债的概念大相径庭;(2)债本身是一个外来词，我们可以不用;(3)债的概念主要是概括合同制度，把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放在其中，并无科学性;(4)不用债的概念不会影响中国民法和民法学的完整性、系统性以及民事法律关系的严肃性。”佟柔教授指出，“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民法和民法学应当使用债的概念。”(23)根据大多数民法学者的意见，《民法通则》专设“债权”一节，并且明文规定了“债权”定义。

《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已经十多年，应当说“债权”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1998年3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会议上，有的学者建议取消“债权”概念，建议民法典不设“债权编”，理由是“债权”概念不通俗。在9月16～25日召开的讨论《民法典草案(9月稿)》的专家讨论会上，就是否保留债权概念和设债权总则编发生激烈争论。主张取消“债权”概念和“债权总则编”的学者所持理由，主要有四个：一是认为“债权”概念不通俗;二是认为我们不应迷信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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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的体系;三是认为债权总则实际是合同总则;四是认为侵权责任不是债或者主要不是债。这四个理由都站不住脚。

有学者认为民法上的“物权”、“债权”、“法律行为”三个概念最难懂。其实，民法上的概念，不通俗的岂止“法律行为”、“物权”和“债权”三者!我们制定民法典，绝不能够以所谓“通俗化”为目标。民法是一个具有严格逻辑性的行为规则体系和裁判规则体系，每一个概念均有特定的含义，概念相互之间有严格的逻辑关系。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开办法学院培养法律专门人才，才需要职业化的法官、律师和检察官，才需要建立专门的司法考试制度。再说，对中国人而言，“债”的概念是古已有之：唐律、明律都有“钱债”，老百姓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虽其文义有广狭，但其本质同一，是一方请求他方为某种行为的权利，即“请求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说“债权”概念并非不通俗。《民法通则》颁布以来，“债权”概念已为广大人民所掌握并熟练运用，就是证明。

有学者认为我们不应迷信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不必套用“物权”、“债权”概念，不必设“债权总则编”。其实，“物权”、“债权”的明确区分，虽然是《德国民法典》首倡，但《法国民法典》就已经采用了“债权”概念。特别应注意的是，“债权”、“物权”是大陆法系民法的基础性概念，无论所谓大众化的法典如《魁北克民法典》，还是学者型的法典如新的《荷兰民法典》，都有“债权”概念，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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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债权编”或“债权总则编”。可见，采用“债权”概念，规定“债权总则编”，是民法典科学性和体系性的要求，与“迷信”不相干。退一步说，即使是“迷信”，我们可以“迷信”“物权”、“法律行为”、“时效”、“法人”、“人格权”等德国民法的概念，为什么就不可以“迷信”“债权”概念和“债权总则”?!

有的学者认为，侵权的本质是“责任”而不是“债”，或者仅“损害赔偿”是“债”，特别提到“停止侵害”、“赔礼道歉”不是“债”。但是，各校采用的民法教材，都说“债权”是一方请求他方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从来没有限定所请求的“行为”必须具有金钱价值。因此，侵权行为的后果，不仅请求加害人支付赔偿金是“债”，请求加害人停止侵害(不为一定行为)、赔礼道歉(为一定行为)也当然是“债”!王泽鉴先生指出：因名誉被侵害请求为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如刊登道歉启示，虽其内容不以金额为赔偿标的，但性质上仍属债权”。(24)

有学者认为《合同法》总则部分的大多数内容实际是“债权总则”的内容，因此民法典不必设“债权总则编”。应当看到，现行《合同法》超越自己的范围去规定本属于民法总则的法律行为规则、代理规则和本属于“债权总则”的规则，是因为《民法通则》的规定太简单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现在我们制定民法典，就应当按照法律逻辑和体系的要求，使现行《合同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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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债权总则”的规定回归于“债权总则编”，属于民法总则的内容回归于“总则编”，将剔除了属于“债权总则”内容和属于民法总则内容后的合同法作为民法典的“合同编”。怎么能够因《合同法》规定了“债权总则”的内容而取消“债权总则编”?难道也因《合同法》规定了属于“总则编”的法律行为规则、代理规则，而取消“总则编”吗?

没有“债权总则编”、没有“债权”概念，物权法上的“债权人”、“债务人”、“被担保债权”、“债权质押”等也将失去存在的前提，“物权优先于债权”这一基本原则也就失去了依据。能说“物权优先于合同”吗?能说“物权优先于侵权”吗?没有了“债权”概念，许多商事法律都要受到影响。如《公司法》关于“公司债”的规定，《票据法》关于“票据债权人”、“票据债务人”的规定。特别是破产法，“债权人申请破产”、“债务人申请破产”、“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按债权额比例分配”等制度，以及基于“物权优先于债权”原则的“取回权”制度，均将失去前提。甚至公法也要受到影响，如《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能够改为“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合同”吗?应当指出，“债权”概念，绝不仅是民法财产法的基本概念，而且是整个民商事法律的基础性概念，是国家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性概念，一旦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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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总则编”和“债权”概念，必将导致整个法律体系、法律秩序的混乱。

还应当注意“债权”概念作为法律思维工具的重大价值。例如“物权优先于债权”、“债权平等”、“债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区分、“可分债权”与“不可分债权”、“连带债权”与“连带债务”等等，是我们进行法律思维的工具。法官、律师正是靠这一系列建基于“债权”概念的原则，进行法律思维和办理案件的。如果废弃“债权”概念，我们的法官、律师将如何进行法律思维，如何分析案件和裁判案件?

还应当看到，“债权”概念不仅在法律体系和法律思维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这就是，“债权”概念是反映市场经济本质的法律概念，“债权总则”是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合同之债”是市场交易的常态，“不当得到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和“侵权之债”是市场交易的变态。在计划经济条件之下，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均通过行政手段、指令性计划和票证安排，因此没有“债权”概念存在的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之间也签订所谓“经济合同”，但这种合同的实质是“计划”而不是“债”。可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差异不在合同，而在“债权”，“债权”是民法与市场经济的“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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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不讲“债权”，主要是反映计划经济的本质和要求。1986年的《民法通则》专设“债权”一节，符合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共同规则，因此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平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合同法》的制定提供了基础。《民法通则》采用“债权”概念，相对于此前的法律不使用“债权”概念，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并且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成果，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从“经济合同”概念到“债权”概念，实质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现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和法律体系，有赖于继续使用“债权”这一基础性概念。要说什么是《民法通则》的成功经验，《民法通则》专设“债权”一节并规定“债权”概念才是真正的成功经验。因此，制定民法典就应当在《民法通则》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保留“债权”概念，设立“债权总则编”以统率“合同编”和“侵权编”，进一步完善“债权”法律制度，为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和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提供法制基础。(25)

五、我为什么不赞成人格权单独设编

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的第一条理由是人格权的重要性。人格权关系到人的尊重、人格尊严和人权保护，其重要性并无人否认，但民法典的编排体例，绝不能以重要性为标准。人的尊重、人格尊严和人权保护，属于法典的进步性问题，应当体现在民法典的价值取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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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上。一项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对人格权和人权的保护，就具有进步性，至于该项制度在民法典上的安排和位置，是作为单独的一编，还是一章，是放在法典的前面还是后面，对其进步性不发生影响。法典结构体例、编章设置、法律制度的编排顺序，应当符合一定的逻辑关系，并照顾到法官适用法律的方便。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应当以逻辑性为标准，使民法规则构成一个有严格逻辑关系的规则体系，以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统一性。

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的第二条理由是所谓创新。有学者认为世界上迄今存在的民法典，人格权都是规定在自然人一章，还没有单独设编的，中国民法典单独设立人格权编，就有了自己的特色，有所创新。我不反对创新，不反对中国民法典体现中国特色，但问题在于这种创新和特色，一定要符合公认的法理，至少在法理上说得通，有起码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否则，就是故意标新立异。民法典是为民事生活制定准则，为市场经济和家庭生活设立行为规则，为法官裁判民事案件设立判断基准，绝不允许任意性和标新立异!

世界上的民法典和民法典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的有三种模式：一是规定在侵权行为法之中，如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896年的日本民法典、1881年的瑞士旧债务法等;二是规定在总则编或人法编的自然人一章，如1955年的法国民法典草案;三是在总则编或人法编的自然人一章规定人格权，同时在侵权行为法中规定侵害人格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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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如1959年的德国民法典修正草案。(26)没有将人格权单独设编，其理论根据在于人格权的特殊本质，在于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差异。(27)我们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呢?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的第三条理由是所谓《民法通则》的成功经验。必须指出，当年制定《民法通则》，专设第五章对民事权利作列举性规定，其中第四节规定人格权，并不是出于理性的决定，而是出于不得已，绝不意味着将来制定民法典就一定要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民法通则》之所以在国内外受到好评，是因为《民法通则》规定了比较充分的人格权，而绝不是因为将人格权单设一节。

人格权不应单独设编的基本理由，在于人格权的特殊本质。首先是人格权与人格的本质联系。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是人格的载体。因此，人格权与人格相始终，不可须臾分离，人格不消灭，人格权不消灭。世界上的民法典，均将人格权规定在自然人一章，其法理根据正在于此。其次，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还在于人格权是存在于主体自身的权利，不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权利。人格权就像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出生、死亡一样，属于主体自身的事项。人格权只在受侵害时才涉及与他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属于侵权责任关系，属于债权关系。这也是人格权不应单独设编而与物权、债权、亲属、继承并立的法理根据。再者，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还在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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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民事权利均可以根据权利人自己的意思，依法律行为而取得，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依法律行为而处分，而人格权因出生而当然发生，因死亡而当然消灭，其取得、发生与人的意思、行为无关，且人格权原则上不能处分，不能转让、赠与、抵消、抛弃。因此，民法总则的法律行为、代理、时效、期间、期日等制度，不能适用于人格权。人格权单独设编，混淆了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破坏了民法典内部的逻辑关系。相对于总则编而言，其余各编均属于分则，总则编的内容理所当然地应适用于其余各编。试问总则编的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期日、期间等制度，将如何适用于人格权编(28)?

注释:

(19)王泽鉴先生指出：中国之继受外国民法，采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民法，是受日本的影响。其所以不采英美法，纯粹由于技术上的理由，并非基于法律品质上的考虑。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并无优劣之分，但英美法是判例法，不适于依立法方式继受。其所以不采法国民法而采德国民法，是因为德国民法典制定在后，其立法技术及法典内容，被认为较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进步(见王泽鉴《民法五十年》，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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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北川善太郎指出，日本、韩国、中国及中国台湾民法，均属于大陆法系中的德国法系(见北川善太郎《民法总则》，有斐阁1993年初版，第105页)。

(21)我们只能在德国民法概念体系的架构之内吸收英美法的经验，如现行《合同法》采用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许多原则、制度和条文，可以从德国民法、日本民法和中国台湾民法上找到它们的原型。但其总则和买卖合同部分，参考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和英美契约法。

(22)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于1946年6月来华，担任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顾问，在他呈交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的报告中指出：“我的第一个论点，即根据我的判断，如果中国由久经继受的现代罗马法系改采英美法系，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英美法的历史背景，没有如英国或美国所训练的法官及律师，要去体会它是很困难的。”“英美普通法最不善于处理立法文件，也没有把司法经验予以公布的背景，很多立法都是基于实际需要。英美法制中有法律与衡平法的双重制度，普通法与立法之间有着严格界限，这些我都不欲介绍进来。中国循着已走的道路向前进行，是最适当不过的。”(见庞德呈交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的工作报告《改进中国法律的初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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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写于1946年7月12日。引自王健《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第62-63页)。

(23)佟柔文集[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46.(24)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台北：1998.132.(25)在9月16～25日的专家讨论会上，取消债权总则编和“债权”概念的做法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但《民法典草案(征求意见稿)》仍坚持不设债权总则编，仅在“总则编”增设“民事权利”一章，其中第86条规定“债权”定义：“自然人、法人依法享有债权。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债权债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26)濑川信久.关于人格权[R].早稻田大学“日中法学者共同讨论会”，2002-08-27.1，4.(27)濑川信久指出，人格权区别于财产权的特征是：其一，非因当事人意思而取得;其二，当法律规定对其法益受侵害予以救济时才认识到权利的存在;其三，权利人不能处分其权利(除个别例外)，与权利主体不能分离(见濑川信久在2002年8月27日早稻田大学“日中法学者共同讨论会”上的报告稿《关于人格权》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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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濑川信久认为，考虑到人格权与权利主体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应当支持在总则编的人法中规定人格权的见解。如果人格权单独设编而与债权、物权并立，将人格权与债权、物权同样对待，将给人以人格权可与主体分离而存在并可以处分的印象。进而言之，如人格权单独设编，则至少在形式上，总则编的法律行为、消灭时效的规定，也应当适用于人格权(见濑川信久在2002年8月27日早稻田大学“日中法学者共同讨论会”上的报告稿《关于人格权》第2页)。

出处:《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第二篇：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的基本原则立法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的基本原则立法

（一）民法总则草案基本原则 1.平等原则 2.自愿原则 3.公平原则 4.诚信原则

5.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 6.公序良俗原则 7.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

（二）1.确立不同的民法基本原则的标准是什么？ 2.确立不同的民法基本原则有何实质差异？ 法学的核心任务即是解决本土的纠纷

（三）要不要基本原则 说服力来源之一：历史 说服力来源之二：体系

（四）从历史看要不要基本原则（基本原则的立法渊源）1.1922年《苏俄民法典》实际上规定的是操作性问题，而非基本原则

2.1964年《苏俄民法典》丰富了技术性规定，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表述

3.各个社会主义民法典首先是社会主义民事法律调整任务和原则单独分开规定。

4.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1980年民法通则都是模仿苏俄民法典。

5.1985年民法通则草案精简了社会主义表述，传统民法理念大大增加，技术性规定增加。

6.1986年民法通则包含了平等、合法权益受保护、公序良俗、公平原则，社会主义式表述仍存在但大大减少。

7.中国民法通则曾创造性地包含着三大部分：技术性规定、传统民法理念、社会主义式表述。（两大阵营的融合与折中）

（五）从体系看要不要基本原则

1.德国民法理论语境中基本原则的含义：最高层的原则根本尚不区分构成要件及法效果，其毋宁只是以作为进一步具体化工作指标的一般法律思想。此类原则有：法治国原则、社会国原则、尊重人性尊严的原则、自主决定与个人负责的原则。（拉伦茨）2.卡纳里斯“一般法律原则”包括：自我决定原则、自我负责原则、交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尊重他人人格及自由原则。3.拉伦茨认为一般法律思想（基本原则）不是规则，不具有裁判功能，故无需规定于民法典中。

4.在德国，诚实信用并非最高层原则，而是一个“下位原则”，其性质为“概括条款”（一种法律规范），公序良俗原则同样也是概括条款。

5.A→B（A代表使用条件具备，B代表规范得到适用，符号代表蕴含词“如果，则”）

6.全有或全无的适用方法：规则在适用时，是以完全有效或无效的方式。如果一条规则所规定的事实是既定的，或者这条规则是有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接受该规则所提供的解决方法，该规则对裁决不起任何作用。

7.概括条款属于规则，原则与之不同（eg：“权益受保护原则”，“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帕尔默案）8.原则是在A推出B的过程中进行权衡，如过程不符合原则则B不可推出。

9.概括条款是权衡A是否合理。

10.最佳化命令和确定性命令：原则是最佳化命令，它们能以不同的程度被实现（存在原则之间的互相权衡），规则是一种仅能以被遵守或不被遵守的方式来实现的规范，是确定性命令。原则可以被部分实现，原则的适用有无穷种可能，规则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可能的范围内构成一种决断。（香烟强制标示体现了两种基本权利原则的冲突与部分实现）

11.规则是A满足后确定地发生B，在符号上不可权衡，原则是在A满足后未必发生B，而是一个开启一个权衡的过程。

（六）我国民通两类“基本原则”及其成因

1.第一部分是民通第4条的“诚实信用”以及第七条“公序良俗”，以上是有裁判功能的概括条款。

2.第二部分是民通第一章中其他所谓基本原则，如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以上是没有裁判功能的一般法律思想。

3.对我国民法基本原则基础理论的反思： A.基本原则的“效力贯彻始终性” 概括条款的效力不可能贯彻民法始终；

任何条款都有其确切的适用领域，不可能适用于民法全体； 贯彻民法始终性的真正所指，是指向并解说那些不具有裁判功能的法律理念。

B.“效力贯彻始终性”理论带来的实践危害

第一，将本不具有裁判功能的民法理念作为裁判依据在全民法范围内适用

如侵权法中的公平原则（会导致法官随意创设形式平等的例外）第二，将本只能在特定领域中适用的概括条款在全民法领域中适用

如以诚信原则否定自由磋商的合同的效力(应以公序良俗原则否定自由磋商合同效力）

4.基本原则的立法准则、司法准则、行为准则功能

行为规范在规范逻辑上当同时为裁判规范，裁判规范并不必然是行为规范。（黄茂荣）不是裁判规范的也不属于行为规范。立法准则和行为准则功能都不可行，唯司法准则可行。

（七）民通基本原则立法模式的成因 1.大陆法系国家具有绵亘久远的私法传统 2.中国没有私法传统，我国民通制定时，社会中尚不存在这些前提性因素，当然也就无法向民法供给。我们的经历恰恰相反，我们是希望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向社会输出这些因素。

（八）我国民法典总则对基本原则的立法安排

在民法典总则制定之时，我们还有无必要继续民通上的混淆？ 1.基本原则作为民法首章的立法体例，来自前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民法典，而这一点不应再成为我们选择的决定性因素。2.技术性规定必须要有

3.传统民法理念中的一般法律思想不需要明文化 4.一般法律思想与概括条款的混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5.诚实信用(应放置于法律权利行使之下）、公序良俗（应放置在法律行为无效分类之下）两个概括性条款各归其位、各得其所 6.即使明确了一般法律思想不用于裁判，也不宜将其立法化，因为这会造成民法“内在体系”的固化

第三篇：人大法学院举办民法典编纂与法史研究反思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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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法学院举办民法典编纂与法史研究

反思研讨会

2016年7月9日，民法典编纂与法史研究反思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725会议室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会、弘道书院、曾宪义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基金会联合举办，来自京内外民法学界、法律史学界近20名专家学者与会并展开研讨。

上午的研讨围绕“构建与展望”分论题展开，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担任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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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栋教授因故未能到会，但提交了一篇题为《我国民法总则制定中的四个问题》的学术论文，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代为宣读了论文的主要观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姜副教授在会上作了即席发言，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法典是个舶来品，其与我们固有传统之间有个断裂，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既要立足传统更要立足国情，他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来厘定出一个清晰的思路，以彰显我们编纂活动的法律正当性。

下午的研讨围绕“回顾与反思”这一分论题展开，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担任主持。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邓教授首先以“从法史研究角度讨论民法”进行发言。他简要回顾并反思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事法律制度，并对民法典编纂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一是要重视对民法制度的研究，二是要具有切实的中国情怀，三是必须回应中国的现实问题。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以“作为形式的法律：法典与格律”为题作了发言。他认为，就形式而言，法律或法典与格律特别相似，格律造就了诗歌文明，法律或法典则造就了现代政治文明。他还围绕此次民法典制定的现实背景、法典制定的学理基础、法典制定的基本原则、法典制定的传统衔接等问题逐一进行了分析。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顾副教授以“从法史角度看民法典编纂”为题探讨了法史研究在民法典编纂中的作用和意义，并结合民法典专家意见稿的一些条文谈了自己的看法。

茶歇过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主任张生研究员以“民国民法的制定：从‘会通中西,到‘比较立法,”为题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反思了民国民法的一些缺陷，从“中体西用”到“会通中西”的演变过程中我国传统的东西也在按比例原则有了下降，在编纂法典时“会通中西”又退化成了比较立法，这就导致民国民法对中国固有法的采纳明显不足。此外，由于民国民法也存在理论不足等缺陷，这些都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谢冬慧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民国民法典编纂及其当下启示”，她回顾了民国民法典的编纂及其实践得出四点启示：一是民法典编纂需要经过历史的积淀，二是民法典编纂需要政法精英的主持，三是民法典编纂需要施行法律的配套，四是民法典编纂需要创新元素的加入。

姚教授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势中之民法典”的发言为本次研讨会专家发言环节画上圆满句号。他的发言围绕“我们制定民法典的目的是什么”、“谁来制定民法典”、“民法典的神是什么”、“我们需要制定一部什么形态的民法典”、“究竟取法何处”五个问题展开。他希望我们的法学学者和立法者在制定民法典过程中要有“文明的自觉”，进入中国文明的内部来思考立法，来进行法典的知识构造。

马教授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她谈到，这是一次围绕民法典编纂这一重大议题展开民法和法史“跨界”交流的学术会议，通过今天热烈的研讨，使她感到民法典的编纂好像盘活了法史的研究。当然，法史的研究也给民法典编纂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源和借鉴。民法典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技术性又强，而中国自清末以来几次民法典编纂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她还希望民法典的编纂能与整个中国文明和人类发展联系起来，通过借助古今中外的智慧真正制定出一部优秀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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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法学会联络部主任以及来自北京邮电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南昌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也一同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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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商法典编纂的必要性分析

中国商法典编纂的必要性分析

本文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着重对1 9世纪欧洲法典化运动中，在理性主义和自然法思想影响下，法、德两国带有现代性的《商法典》的编纂，以及在实用主义影响下美国带有后现代性的《统一商法典》的编纂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商法典是否需要编纂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

在2004年，中国法学界最值得关注的事情，莫过于民法典的编纂。无数的法学家为了理想纷纷投入到这场浩瀚的论战中来，这次在法学界轰轰烈烈的编纂活动未能以《民法典》的颁布作为圆满结果。但是，经过这次活动的荡涤，不仅仅是民法，甚至是整个私法领域，都有了更多的积淀和思索。在这一活动的震撼之下，作为私法二元结构之另一组成部分的商法就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因为，从理论上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私法都由民法和商法组成，是一个二元结构的概念。而在这种结构之下，还存在着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不同立法模式，民商法之间相互牵制。因此，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无疑使商法变得被动，其地位不得不决定于民法而非其本身，或得独立，或被包容。毫无疑问，民法典编纂未果从某种程度上对商法而言似乎还是一个不坏的消息。至少，民商之间的立法形式的分合还没有成为定局。对于主张民商分立、制定统一商法典的商法学者，一切都还皆有可能。

有专家学者认为，尽管现在商法典的制定还有一些障碍存在，但中国还是要制定商法典，而且也坚信中国迟早有一天会有一部商法典。有的专家学者主张，商法的发展应该把目标定在商法典上，措施放在根据改革的进程，不断完善商法单行法上。时机一旦成熟，立即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法典》。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可以不制定商法典，在制定一个民法和其他商事单行法律之间制定一个共通性的规则作为商事法律完善的一个思路。

对于商法典的制定，商法学者们的态度不一致，因此，就很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究，以求在探究的过程中获得新知。

19世纪、20世纪欧陆商法发展分析

在私法领域，古巴比伦的《汉莫拉比法典》和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被认为是罗马法系法律制度的渊源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立法的基础。英美法系受到罗马法的影响，但法律制度的法典化却并未由此展开。即使在大陆法系国家，相对于第一部成文法典的诞生，法典化也是一种比较晚的现象。直至冲破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迷雾笼罩，12世纪、13世纪开始复兴的罗马法历经四五百年后才在启蒙运动中获得繁盛的契机，一场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法典化运动也才由此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

这场法典化运动始于18世纪，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于19世纪达到了高潮。18世纪，在政治和文化史上是一个极不自恰的时期，封建贵族的腐败没落和政治格局的动荡预示着一个时代的衰竭，而文化的高度繁荣却使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理性时代”。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之间的这种不自恰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政治上的不安定在法律上就表现为制度的不统一。王权的衰弱和地方贵族实力的增强，地方贵族的自治权直接阻碍了国家统一法律的推行，并由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法律，如各地的习惯法、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和教会法……

虽然经历百年，法、德两国的商法典都历经考验，甚至面临过关乎存废的抉择，但最终它们都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尽管这种保留是以修改和部分的废弃为代价。修改和废弃固然源于法典的自身缺陷，但面对时代的变迁，法典的不合时宜，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所在。

19世纪的法典化运动爆发于欧洲，但它的影响却冲出了欧洲大陆，漂洋过海，甚至波及了以习惯法和判例法著称的英美法系国家。另一方面，基于日益繁荣的商事活动需要，在19世纪末，英美等国也开始了商事法律的制定。英国分别制定和颁布了1882年的票据法、1885年的货运证券法、1889年的行际法、1890年的合伙法、1893年的商品买卖法、1894年的商船法与破产法等。而作为英美法系另一代表国家的美国，为了满足全国范围内的商事活动对统一法律的需求，也开始全国统一的商事法的制定，1896年颁布了《统一买卖法》和《统一仓库收据法》。虽然从法律形式上来看，英美两国在这个时期所制定的都只是商事单行法，但对于长期奉行习惯和判例的国家而言，这也不能不被看作是在法典化运动影响下向成文法的一种借鉴，向法典化的一种贴近。

20世纪，世界的目光从欧洲转移到了美洲。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不仅拥有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而且作为一个标榜自由的国度，它的思想也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社会便率先开始了理性主义的反思，并由此掀起了与之相对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潮。实用主义的精髓即在于“存在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而这一时期的法学家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实用主义的影响，甚至成为了实用主义的拥护者。总的来说，实用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不确定的，而法律之所以不确定，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法律应该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实用主义的思潮迎合了时代的需求。20世纪，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向垄断主义过渡的时期，高度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使社会发展更为迅速，同时社会问题也更为复杂多样。在日新月异的20世纪，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征兆：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也开始分化，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多元、无序和不完满的特征。这种征兆被后来的学者们冠之以“后现代”的名称。大陆法系学院派风格的成文法典作为理性主义的作品开始表现出它的不足，为了能跟上时代它不断地进行修订，并且在实践中向英美法的判例方式靠近。19世纪制定法典的国家都对原有法典做出了一系列的修改和废弃。《法国商法典》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而《德国商法典》的原有条文也在修订中所剩无几。与此同时，实用主义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时代的宠儿，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纳。

中国商法的发展情况

中国商法起步很晚。中国近代第一部商法典《大清商律草案》的问世距世界第一部商法典的诞生，间隔有100年。这部《大清商律草案》未及颁布，就已随着大清朝的灭亡而作古。在旧中国，政府主张制定民商统一的法典，人为地阻止了商法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竞争基本不存在，商法因此丧失了成长的空间。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中国的商法才逐渐地发展起来。这正如商法学者所言“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不仅没有适用商法的需要，而且连商法的观念都被社会遗忘了。现在我们所能够感觉到和谈论的‘商法’，则是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现象，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名为‘商法’的法律。”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中国的商事立法一直处于一片空白。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了

应有的重视，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和投资基金法等，才纷纷出台。对这些商事单行法，商法学者们冠之以一个统一抽象的名称――“商法”，而不能给予其一个规范具体的体系――“商法典”。学者们发出感慨：“商法的内容是朦胧的，商法的边界是模糊的”。因此，制定商法典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通过前文对欧陆法典化运动的分析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并不具备制定商法典的条件。首先，任何一个国家商法典的制定莫不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规范和长时期商事法律发展之上。欧洲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商人法的出现到第一部商法典的颁布，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显得稚嫩而青涩。其次，除了客观环境外，商法典的制定还需要系统完善的商法理论作为支撑，而中国的情况却正如有的专家学者所言：“中国从有大清商律开始，商法的历史至今将近一个世纪。但人们对商法的研究却没有这么长时间。以商法制度支撑的商法研究，由于商法历史在中国的中断，也不得不留下历史的空白。”此外，由于数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制定法典所需的理性主义、及在自然法学说基础上构建的法治精神在中国则很欠缺。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来谈商法典的制定，明显的有些牵强。如果需要制定一部商法典的话，那么，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欧洲大陆商法的发展经历了习惯法――单行法――法典的发展模式，但这是否就代表中国的商法也必须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不是。因为，首先中国就不具备商法习惯法的发展阶段。其次，中国现在与19世纪法典化运动的欧洲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时空之下，有着不同的客观条件和主观价值取向，同样作为成文法系国家，如果一定要向欧洲大陆国家借鉴的话，我们也只能部分借鉴。但这种借鉴是否就意味着必须要借鉴法典化的立法形式呢?这种借鉴，即法理学上的移植，意指一国向同时期的其它国家学习。如果我们把眼光分别着眼于现在同一个时期的欧洲和中国，如前所述，现在的欧洲立法形式又有了“历史的回归”，很多国家又开始采取了单行法的形式，我们就能找到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如果纵向的比较只能形成落差，那这种横向的联系应该能让我们产生共鸣。而这或许就能成为我们打破僵局，解决商法发展方向的路径。

目前，中国的商法采用单行法的形式对专门问题分散立法，在很多学者的眼中这是一种令人焦灼的无序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并不仅止于商法范围内，不止仅限于中国，甚至在世界私法领域，都体现着这种无序、多元的特点。公私法之间的界限、民与商的界限、物权与债权的界限、两大法系之间的界限，都变得不那么明晰。而在中国，这种后现代的特点就更为显著。曾为西方社会备加推崇的理性主义在中国一直有着历史的欠缺，而在两个世纪以前高涨的西方理性主义思潮也难以渗入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且它余波微弱现在更难成风浪。而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法治的转型变革时期，中国的整个社会范围内，无论是社会利益还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严重分化。当代中国成为了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年代。这无疑是与制定商法典的美好愿望相背离的，但这确是后现代性的体现，是同样出现在世界各国的一种发展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之中，世界各国在立法上越来越忽略形式的统一，而越来越关注于实质的合理：越来越忽略精湛的大全，也越来越关注实用的法律。正如柯普勒所言，“法律的约束力越来越不依赖于拥有立法权限的机关的形式性权威，取而代之的则是保障所采用的控制措施合乎目的的复杂程序。”此时，欧洲国家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又和我们回到了同一起点，它们正经历着从统一到分立，从法典大全到单行法规，而我们现在则正经历着从无到有。虽然现有的法律欠缺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应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但它们已搭建起了中国商法独立的价值、原则和规范的基本体系和理论框架。在正视这些法律的实质内容和它们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之上，“我们再从容一点，我们借用‘商法’这个词汇来描述中国存在的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投资基金法，并将之上升为商法科学”也未尝不可。同样，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我们跳过大陆法系国家商法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空间的相似起点之上，按照符合现行时代潮流的趋势去发展，也未尝不可。

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商法已有了巨大的进步。整个商法的框架正逐渐被一部部单行法勾勒出来，而这些单行法也有着不同于民法，或者说是难以为民法所包容的主体制度、行为规范、甚至是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商法的内容正越来越丰富，概念也越来越清晰，民法已很难把这些法律作为一个部分纳入其范围之内。但是，中国商法却远未走出民法的概念之下，获得独立存在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后现代多元化的特征给予了中国商法以单行法形式充分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民法商法化这一使民商法边界更为模糊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商事法律规范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很多的缺陷，比如逻辑不严谨、概念不统一、体系不完善、操作性不强等，这无疑使商法难以与在中国发展相对成熟的民法并驾齐驱。而在这样并不成熟的基础之上如果仓促制定一部商法典至多只能解决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这一形式问题，并不能带给中国商法应有的独立地位。商法需要的是一种实质的和根本的独立，这种独立建立在商法规范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之上。唯有商事立法内容全面了、结构完整了，商法有了自成体系的理念、原则和制定，商法才能真正独立，商法的重要性才能得到认可。正如有的专家学者所说：“一个法律部门的重要性不取决于一定有法典”，“只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应有的规则都采取不同的编的形式把它制定出来，也是可以的。”而这才是中国法学家们眼前最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

我们回过头来，才发现其实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时代，法典都不过是个形式的东西，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追求。正因为它是形式的，只能决定于内容和实质，它才那么的让人无奈，那么的让人不可强求。然而，又正因为它带有着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代表着成就和业绩，它又才那么的令人向往，那么的令人孜孜以求。因此，现在面对中国商法典制定与否的问题，我们只能略带偏执地相信“存在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如果我们真的期待有那么一天的话，那也只能默默耕耘，才能坦然“面朝大海”，静待“春暖花开”。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文山州委党校)

第五篇：中国民法典学习心得体会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开启了我国公民权利保护的崭新时代，它充分体现了人民的需求，保障了人民的权益，中国民法典学习心得体会有哪些?一起来看看中国民法典学习心得体会五篇，欢迎查阅!

中国民法典学习心得体会1

《荀子·君道篇》中有载：“法者，治之端也。”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了万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下午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重“典”已出，广大党员干部当深学细悟这份重要“讲义”。

深“明”大义，读懂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内涵。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利益的主体日益多元化，人民群众的生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之所安，法之所系;

民有所呼，则法有所应。5年打磨，民法典宝剑锋从磨砺出，终成就新中国历史上首个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共和国法治建设从现在起正式宣告迈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所谓民为邦本，法系根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民法典，承载了几代立法者、法律工作者乃至亿万人民的梦想，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更是衡量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

旗帜鲜“明”，解锁以人民为中心的善治密码。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民法典，最大的特点就是体现“人民性”，7编法律条文不仅充分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传统美德和法律文化，同时也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中有益成果。同时，进入新时期，人民群众的政法意识不断提高，期待自己的各项权益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民法典积极顺应人民意愿，坚持立法为了人民、立法保护人民宗旨，编纂过程中更是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汇聚民智、顺应民意，是权利的宣言，更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和依靠。事异时移、法随时变。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出基层治理中的弱项和短板，对此民法典中明确保护特殊情况下无人照顾的“被监护人”、明确物业应急处置责任等，此外维护人格尊严、促进家庭和谐、追究侵权责任等基本要求也强烈体现了民法典应时运而生、为民所需的特点，坚持“创新”与“整合”的协调搭配，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有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治新格局。

清正廉“明”，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之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各地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辟了“中国之治”的崭新篇章。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是连接党中央、上级决策部署与人民群众的“最后一道桥梁”，是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一线施工员”，必须始终坚定“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的工作准则，心中装着群众，手中常握戒尺，脚下才有力量。好法尚需善施，好经还需正念。党员干部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赞同与满意作为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好表彰”，运用群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阐释好民法典，让良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严明纪律规矩，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行政、司法公信力，坚决维护民法典权威，纵深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助推“中国之治”迈向更高境界。

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广大党员干部请查收好这份精读“讲义”，用心、用情、用力抓好学习，入脑、入心、入行推动实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携手共创共享全面小康的幸福未来。

中国民法典学习心得体会2

提起法术，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电视剧中修行之法，剧中大神总是能腾云御剑，变化多端，立于不败之地。但是，电视剧中的法术到底是虚无缥缈，学好用好现实生活中的“法”术才是关键。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笔者认为，民法典才是2现实生活中更高深的“法”术，党员干部只有学好练好这门法典，才能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以人民为中心”是学好民法典的内在心诀。法术皆有心诀，顾名思义，民法典即民事的法典，以人民为中心是其必修心诀。在以“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公开课”中，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要求。法典规范了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是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涉及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其间，法典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民事权利的保障以及人格尊严的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规范执法、公正司法”是用好民法典的外在招式。不论是武功还是法术都有招式，即便是号称“无招胜有招”的独孤九剑还有破剑式、破刀式、破枪氏等等三百六十种招式变化。民法典这门“法”术也是如此。首招就是要规范执法。必须明确认识民法典出台的重大意义，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杜绝滥用职权、执行制度不严等问题，完善落实执法责任制。次招就是要公正司法。所谓力发于意，确保公正司法最关键的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司法工作者需拿捏好心中那杆公平之秤，摒弃“贪嗔痴”的砝码，铸就良心的秤砣。最后一招是“变招”。“法与时转则治。”法贵与时俱进，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

当然，功夫越高，责任越大。我们在用好民法典保障好自己的切身权利的同时，更不能忘了法典要求我们每一个习“法”人时时事事遵守法律的义务，做一个正直正义的“修法者”，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合格公民。

只有人人知“法”，人人懂“法”，人人学而用“法”，才能将法典上的“法术”发扬光大，才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

中国民法典学习心得体会3

民法典正式颁布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这在我国的民事司法体系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么，民法典的颁布会给婚姻家事领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本部民法典颁布生效以后，诉讼离婚的难度将会进一步增加，法官判离会更加审慎，诉讼周期会变得更长。其中冷静期的设置，意在让双方强化经营的意识，更加冷静理智的对待婚姻当中的矛盾。笔者提醒大家，遇到婚姻中的小“病”小“伤”不要轻易弃疗，要双方配合、耐心修复婚姻系统的防火墙。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婚姻是一场两人共同成长彼此扶持的旅程，不在于配置多豪华，路线多奇幻，关键在互相配合、一致行动、在取经的路上共同战斗，最终斩妖除魔、修成正果。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误解彼此的方向，看不懂对方的信号，经历各种心伤。别怕，这些坎坷都将见证你破茧成蝶的成长。当你看到一路走来自己的成长、对方的成长，你们婚姻之树由青青幼苗变得果实累累，一切的痛苦都是值得的。

时过境迁，生活变化反映社会发展，生活进步得益于科技发展，民法典为中国创新创造保障开路。民法典也是市场经济基本法，伴随着民法典的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中国名片”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中国车、中国桥、中国路等“中国奇迹”，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创造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一跃而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果来之不易，其中和谐安定、科学规范、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是关键，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体现，为中国创新创造提供了不断成长壮大的优渥环境。“小明”的成长记录中国法治改革历程，彰显“中国之治”的力量，一部民法典，一生守护的人民情怀!

中国民法典学习心得体会4

建立健全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以良好民法保障民事善治，是新时期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全面总结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纂成一部综合性法典，对于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讨论、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是今年全国两会的重头戏。经过一代代民法学者接力奔跑，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即将诞生，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我国将告别“散装”民法时代，迎来新的民法典时代。

先哲有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民法是市民法、权利法，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法典就是要将这个“总和”，尽可能囊括到一部成体系的法典之中。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最基本的职能是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一生各阶段的权利，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所有民事主体的法律行为，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遵循。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民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标志。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伴随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不仅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信，促进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也能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国民法典是一部“新法”，对现有民事法律进行梳理、整合、完善，使之更加全面完整，更具系统性、协调性。我国有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有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以及仍在继续适用的民法通则等，单行法律数量多，内容庞杂，有的存在抵牾之处。如今，这些法律的主要内容以及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相关司法解释，共同汇聚成了这部共1260条、10万余字的民法典。经过整理、编订之后，在划定好的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7个“楼层”里，民事法律各归其位，类型清晰、秩序井然。

民法典对众多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的“确认”，将在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在民法典新增内容里，用益物权中增加的居住权可能是影响最大者之一。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子女或“以房养老”卖给他人，夫妻离婚一方没有产权又无房居住等等，都可以要求设立居住权。合同编中，基于此次疫情增加了国家订货合同制度，还增加了4种典型合同;

此前并没有单行法律作为基础的人格权，更是独立成编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定以来，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持续取得积极进展。建立健全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以良好民法保障民事善治，是新时期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全面总结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对现行民事单行法律进行系统编订纂修，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纂成一部综合性法典，对于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民法典编纂充分体现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依法立法，充分回应了“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法典反映了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法治保障——民法典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也开启了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中国民法典学习心得体会5

2020年5月21日，全国两会大幕正式拉开。受疫情影响，这场“春天的盛会”来得有些迟，但代表委员围绕民生的呼吁声和国是的建言声，一直都在线上。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以及“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除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等关键词外，全面依法治国同样是两会高频词汇，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处在民主法治建设的第一线，在全面依法治国中负有重大职责，承担着重要任务。备受关注的“民法典草案”，其编纂过程如同一面镜子，有效的开门立法反映出新时代人大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折射出法治思维深入人心、法治实践深入推进。尤其是在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向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奋进路上，我们更要充分发挥强大制度优势，实现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凝聚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书写人民当家作主新篇章。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党的主张、人民的意愿、国家的意志在这里交融。全国各级人大设立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等联系人民群众工作平台22.8万个，邀请322人次全国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邀请31名全国人大代表参加立法座谈会;两次组织全国政协机关公众开放日活动，400多名各界群众参加;26场全国政协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900余万网民在线观看……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还是人民政协制度这一中国式民主的具体形式，全国两会本身就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生动实例和长期实践，人民依法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同时寻求人民群众法治意愿的最大公约数，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不断书写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新篇章。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立法中践行群众路线。大疫如大考。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握依法防控“指挥棒”，在坚持群众路线中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凝聚群众。针对疫情暴露出的立法方面的问题，面对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社会关切，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到首次制定专项立法修法工作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为疫情大考交上一张厚重的法治答卷。从2019年12月28日至2020年1月26日的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民法典草案共收到13718位网民提出的114574条意见。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大到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小到高空抛物、点个外卖，民法典的编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要求，倾听民生、吸纳民意、广聚民智，具有强大生命力。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让民意和民智在立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尊重和发挥，在群众路线中行稳致远，展现人民更加满意的立法作为。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良法善治护航全面小康。全面依法治国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起着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制定外商投资法，修改土地管理法;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定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启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围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启动长江保护法立法……一年多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审议法律草案和有关法律问题、重大问题的决定决议草案47件，通过34件，其中新制定法律5部，这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2019年驰而不息推动良法善治的成绩单。收官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代表更要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积极主动依法履职，当好“百姓代言人”“小康发言人”和“法治推广人”，为全面小康筑牢法治根基。

法治，是改革稳定的基石，经济发展的动能和人民幸福的后盾。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2020全国两会满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道路上迈出更加铿锵有力的步伐。

中国民法典学习心得体会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