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司制度执行情况研究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司制度执行情况研究
关于怎样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才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已有较多学者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讨论。其中，笔者比较赞成邢鸿飞及许根宏 的观点：当下中国诸多社会问题在法律层面往往集中表现为法律制度在社会现实中的运行问题，那么法律制度运行的实效到底是如何受到影响的，抑或影响我国法律实现的‘社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从而通过客观准确的分析来指导我国法律的设计和运行。本文通过以案例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某个具体制度在组织中的执行情况，以期回答这个问题。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笔者为深入了解某个组织内 的制度执行情况，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将已工作一年多的E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文献梳理以及重点访谈等方法对其进行研究。E公司系东南沿海城市一家专门为政企单位提供云计算解决方案的公司，它自成立后发展迅速，仅两年时间就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出四家子公司/关联公司，注册资本也从100万元增加至1400万元。笔者挑选E公司的日报制度进行研究，是因为该制度系员工每日都要实际操作的规则，且由笔者亲自参与制定、监督执行，对相关信息掌握清楚、详实，便于进行研究分析。
二、E公司日报制度执行情况——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从制度制定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制度的理想执行情况应该是：所有目的都得到实现，每个条款都被100%执行到位，没有任何打折。但日报制度即便简单，却依然在执行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达不到100%执行的状态，这让笔者发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一）关于发送形式的理想与现实——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两难E公司日报制度规定统一使用内部软件发送日报，目的之一是统一日报发送形式，方便接收者阅读。但由于部门主管需发送部门工作，而软件是按时间、任务、完成情况的固定格式设计，无法另行编辑，不利于部门之内还有各类不同性质分组的主管总结发送本部门工作日报。因此，多个部门的主管改变了发送形式。在笔者看来日报形式的改变并不会对其目的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在监督执行过程中，默认了各部门主管的上述日报发送形式，而没有要求其进行更改，总经理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其实该类变通，已经与正式颁发的书面制度内容产生差异，该项制度执行情况未达到100%。但若强制要求所有主管采用统一的形式，对一些内部还有分组或者直接兼管几个部门的主管而言的确不太方便，日报制度不仅没有帮助工作反而对其造成负担。二者之间的冲突正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两难之争，在E公司因为过程环节少，过程执行对结果的影响也小，程序正义的牺牲可以达到实现实体正义的目的。但就大型组织而言，牺牲程序正义最终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实体正义就有待商榷。
（二）关于发送人员与时间的理想与现实——监督执行人员面对特殊情况时的两难日报制度是针对公司所有成员制定的，因此原本应该是所有在职人员都要每天按时发送两次日报。但因为E公司处在高速发展期，人员变动较快，时有试用期人员离职现象。另外，有些刚报到的主管级别成员，甫进公司有很多其他事项需要交接、学习，因此对这些新进人员，其上级主管都没有即时安排其执行日报制度。笔者作为制度监督执行者，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尊重各部门主管的安排，但该类情况，并没有在制度上得到体现。因此，笔者在接纳此部分人员的执行情况时，严格来说，其实也是对制度的一种违背。
（三）关于罚则的理想与现实——违背制度后果的衰减效应E公司日报制度明文规定：工作日内无故不上报当日工作开展情况的，予以通报批评；累计两次不上报当日工作开展情况的，罚值日一次，另扣当月绩效2分/次。根据E公司的组织结构，从检查执行情况到落实全部处罚措施，至少要经过三个部门：总经理助理负责检查每日日报发送情况，未发送的，总经理助理将即时通知运营部人员予以记录并通报批评，当月超过两次运营部人员将在扣绩效之外通知行政部人员罚值日。经过这几个环节，衰减效应产生了：首先是检查执行情况阶段的衰减。笔者对一贯遵守得很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的人员，有时他们直接口头说发了笔者就会略过邮件记录直接记为已发送。另外，笔者的检查方式未形成书面制度，抽查的频率等也未有强制约定，笔者自己决定每周抽查一次，但当事情一多人一忙，有时会一整周都忘记抽查，而变为两周一次。其次是处罚落实阶段的衰减。运营部每个月记录清单里都有要被批评、被罚值日以及被扣绩效分的人。但是，制度执行几个月之后，笔者未见一次通报批评或罚值日名单。笔者为此访问过运营部人员，他说扣绩效分落实到位了，而其他没有，因为：我是不想罚别人而已。就这样，三项罚则中有两项形同虚设，日报制度的执行情况若要进行打分则还需再降一些。
三、日报制度无法100%执行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对策与建议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超越。理论对实践的超越，更在于它能够把握到实践的‘规律’。因此，对于E公司日报这种简单的制度，依然不能被100%贯彻落实的原因，除了上面笔者据实记载的各类实际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从理论高度予以找寻、分析最根本的原因，以利于更好的解决问题。
（一）日报制度无法100%执行的根本原因1.人的理性有限人的心理设施对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由人集合而成的组织就更因为注意力分配、利益分配及信息等因素仅具有限理性。虽然E公司总经理本人极重视公司制度及其执行情况，但他在公司中除了担任制度总设计者、日常经营管理者外，还是软件产品总策划者，存在严重的时间与注意力分配困难，这导致他最多只能对制度提出主旨并审查大纲，无法顾及每一个细节的策划与落实。制度的具体制定人，也因为有限理性，无法预计制度将来执行情况的每一个细节并设计出相应对策。制度的监督执行人则是因此无法完美处理实践中遇到的每一种特殊情况使其满足制度规定。
2.E公司决策者在发展与稳定间，首选发展公司处在快速发展期，变化很多，制度的本质却是寻求秩序与稳定，希望以根据对过去经验的总结而得的制度来应对将来产生的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发展与稳定，经济目标（提高效率创造利润）与制度目标（100%落实），为实现各自目的对组织资源进行抢夺。公司决策者很重视制度的落实，但更重视公司的生存发展。罗家德教授对系统崩解现象的研究对笔者的启发很大，将其套用到本文中，大概可以描述为：发展与稳定各自利用一部分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理想状态当然是双方各自依设计利用自己轨道上的资源实现目标。但实际情况不断变化，总有一个轨道上急需更多资源而另一个轨道上的资源相对空闲的时候，于是急用资源的就抢占了另外一个目标的轨道，这时若不影响另一个目标的发展，则总体而言就不是在浪费系统资源。但是如果抢占者没有及时返回自己轨道或给被占轨道的真正目标实现造成影响，则会造成系统集体效率下降甚至系统崩解。因此，系统使用者若要以最佳方式行动，就必须在有效率及无效率两种模式间动态地变换。如何在不抑制整体效能的状况下变换模式，正是这些系统显得难以管制的原因。
（二）日报制度100%执行的对策与建议1.将制度内容限制在必然范围内周雪光教授在《组织社会学十讲》中提到，道格拉斯认为制度的产生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还举了学校选定八点钟上课这个例子来说明制度一开始产生的偶然性。笔者却以为偶然之中有着必然，也就是说学校选定八点这个时间点虽然偶然，但它是根据地球自转规律、人们的日常作息决定的。人类理性有限，无法找出完美的临界点，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刚刚好，即便能找到某个时刻的临界点却也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因此，笔者的建议是找出合理的必然范围然后在其中选择一个可被接受的偶然点。2.给制度一个试行期限人类通过有限理性制定出来的制度，在遇到各类特殊情况时常常不得不做出变通，尤其当他身处一个本身就充满变通文化的大环境中时。若此时强制进行100%执行，则会造成组织内各类资源损耗，包括组织信任、内部社会网络、员工士气等等，但若不进行100%执行，则制度本身的地位将变得很低，最终可能导致制度形同虚设甚至系统崩解。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先给制度一个试行期限，清楚规定这段时间内按制度执行但允许有特殊情况，并在遇到时记录在案，试行期满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样既不会降低制度的权威，也不会造成确有特殊情况者的抵触心理，还可更好的完善制度。3.定期整理、修订制度组织及其所处的大环境都在不断变化，制度在某段时限也许合理，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因为各类新情况的出现而显得不够合理。这种情况如果不予正视，则过往制度僵化死板不符合实际；如果随时予以关注修改，其实是制度目标对经济目标轨道的侵占，是对组织资源的浪费，最终反而伤及制度目标本身。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对制度进行整理、修订。具体的期限可以是半年、一年甚至更长，要根据组织具体情况而言。相关人员包含制度拟订者、监督执行情况者、惩罚措施落实者等，必要时包含所有被制度规范的对象。4.设立制度相关的常见问题库笔者发现，尽管很多事情制度上都已有明文规定，大部分员工，只要与自己关系不大，都不会去在意。而当遇到想要了解某一制度细节的情况时，很多员工又懒得去翻看近百页的《员工手册》，都是直接询问身边同事或者制度监督执行者。这类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常见问题库进行解决。建立此类问题库，不仅利于员工更好的了解并遵守制度，也可以为下一次的定期整理、修订提供最好的素材，使笔者的第3点建议得到最好的执行。笔者针对E公司这一特定组织的日报制度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也以方法为主，其他同等重要的因素或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解决方案，诸如建立专门的制度制定部门、完善制定流程与编制方法、制度内容精细化、必要的员工激励、提高员工素质、完善考核评估、组织的制度文化培养、公司领导层的重视、制度制定者与监督执行者的人选应具备的相应素质等等，已有诸多相关专门研究论著，笔者在这里都不再重复声明。
第二篇：法社会学视角下城中村主体研究
法社会学视角下城中村主体研究
-----结合城中村改造矛盾（注：本文尚未发表）
作者简介 潘佳 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1986-
【内容摘要】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引发了城中村拆迁矛盾和城中村问题，主要是拆迁与否的矛盾和征地补偿的矛盾。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谈判能力增强。迫于法制，体制机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村领导角色尴尬，拆迁方态度坚决，村民意见不尽统一。城中村改造，宜考虑不同方案，着重保护农民土地收益。发挥城市化推进，制度改革，领导干部作风转化和主流文化影响的合力。
【关键词】 法社会学 城中村 村民 拆迁
城市化进程关系整个社会的运动方向。[1]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地正在进行着新的探索，诸如重庆的土地换社保，北京市朝阳区与土地出让金相关的惠农社保等等。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产阶层的队伍日渐壮大，该阶层的地位极为尴尬，下则沦落底层贫民，上则跻身富裕阶层。对于后者，有这么一类群体极为相似，常常被忽略。他们的名义角色和实质角色开始分化，从空间布局考察，该类群体往往集中在城市市区，城乡结合部，这就是城中村村民民，（本文所指代的的城中村村民概念外延广泛，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所有居民，只要居住在城中村的都囊括在内，便于整体考察），包括拥有常住非农户口或者是仅仅居住在城中村的转化完尽的城市市民以及外来住户。城中村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拆迁与否的矛盾，二是强制拆迁和补偿数额村民不满引发的群体性实践和政府失信。城中村村民，对待城中村改造意见不一，分歧明显。近年来一些地区传统矛盾和新矛盾叠加升级，造成城中村改造陷入僵局，或者区域型城市化步伐搁置不前。以城中村改造为逻辑起点，城中村村民问题成为新的社会难点和热点。深入考察这一阶层的社会特点，辨析村民的的社会意识状态，有助于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稳步进行，城中村矛盾的化解，特殊群体的利益保障乃至基层民主制度的进步。
一，群体特点辨析
以河北省保定市城中村为例，几乎七成以上的私营企业主来自县乡，其中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城中村。据考察，城中村的常住人口多为中老年人和孙子女，且妇女居多。他们的子女有的在市里工作，有的在外地打工，也不乏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外来人口，二三产业工人，自营职业者。据不完全统计，城中村的村民在拆迁中享受的利益与其他区域拆迁村民相比，享受的利益想对丰厚。他们是城镇化的受益者。当然不乏激烈冲突乃至群体性抗议的个案。笔者只是说明，对于改造成功的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结果，使得城中村村民相对于远郊，县乡农民，城市工薪阶层，不再是弱势群体。相对政府而言，他们还是弱势的，除非你的个人影响力超越当地的权力架构。强弱之别，如同周孝正先生所言，总是相对的。对这部分群体的利益分配结果，城市工薪阶层和远郊农民意见较大，贫富差距格局出现了微妙变化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是问题的诱因。
对于没能成功进行改造或准备进行的城中村村民，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样特殊。事实上，政府，拆迁单位和核定范围内的单位及居民的关系是两层窗户纸，互相猜忌矛盾背后是心理战。谁能推到双方互不信任的这堵墙，谁就解决了这个顽疾。理论上讲，在与政府和开发商的谈判中，城中村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的谈判优势是明显的。他们集体观念极强，纳什均衡关系稳固，拆则希望最大化争取利益，不拆也无所谓，因为自己享受的城市待遇越来越多，越来越平等，不少居住在城中村的工薪阶层已经是城市户口，况且大家伙几代都过来了，乡里乡亲，其乐融融。这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所有城市居民羡慕的，既拥有城市的体面生活，也保留了乡
村恬静。事实上，中国特色的城中村群体，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他们在政策转型中通过与政府的博弈，在拆迁活动中，拥有一定的的话语权，有着和远郊村农民不同的智识和和谈判能力，自组织能力较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相对高涨，社会关系城市化和熟人化相结合。总之，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二，利益主体心态博弈
我们不难发现在钉子户事件层出不穷的今日，钉子村往往被我们忽视。从一个角度而言，利益分配方案的精英化，利益分配机制和程序的不透明，双方互信机制的缺位和政府的不履行承诺是矛盾的症结所在。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无论民间还是社会都是善于讲究策略的，解决互信问题引发的拆迁矛盾有两个基本思路。其一立足于公开，民主，程序公正分配公平的的制度改革。其二，在体制制度外从村领导班子着手，各个做工作。现实中，村长和书记的地位很尴尬，看似沟通协调，百姓心中大多成为了政府的利益共同体。当然了，迫于种种压力，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在集体谈判中为争取本村利益作出了贡献，有着和政府不同的利益诉求。正是这方面的属性，才造成了他们的双重角色。费孝通先生和黄宗智先生早就谈到过，中国政府一向统而不治，国家权力在县以下就终止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基层的统治力量实则掌握在乡绅，长老，黑恶土坝等精英群体手里。时至今日，产生这么两种现象。其一，干群关系的脱离以及代议制的实施造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权合法性认同逐渐降低。其二，地方利益表达机制不畅，渠道阻塞，中央改革的信心强化，社会改革持续推进，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认同提升。可是一到基层工作开展仍然困难重重，这里面既有传统统治的弊病，也有二元结构的问题，还和不公正的利益格局的稳固有关。
城中村改造的问题，政府的态度较为一致，即将村宅基地统一收归国有，农村村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村建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范围。城中村村民的意见不尽一致，有的支持改造，有的坚决反对，有的无所谓改造不改造。在“钉子村"中，不乏一些青年中年朋友希望政府拆迁，对补偿款项基本满意。他们知道城市化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也希望反对的村民转变思想。在笔者看来，农民内部越来越多的利益分化，加大了了政策协调的难度。现实的尴尬在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常常是以相对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新拆迁条例方案的出台，仅仅禁止了强制拆迁，不会根本上化解矛盾。前面谈到，城中村改造矛盾的症结在于民主决策和利益分配方案的公平性等方面。笔者以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人民向后看的思想相当牢固，这种观念在反对改造的城中村村民中不占少数。（笔者曾在网上做调查，并不是仅仅对利益分配方案的不支持而不愿搬迁，有相当一部分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苏格拉底，老子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反对取代化，替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期望享受城市化的待遇，又留恋小国寡民的乡土生活。意识形态依赖的削弱，决策信息膨胀选择的加大，竞争中短期失败的人群增多，更多的不平衡使得我们安全感下跌，使得向来老年人为主的人群结构出现了微妙变化，她们的后代，中青年人中也不乏这种观念的。客观讲，这种常常被认为保守的观念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一定历史时期也具有延长社会生命，减少社会矛盾，减少资源浪费的功效。
三，从城市化的价值看矛盾的化解
城市化的目的不仅是简单的把大量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大量的农用地市变更国有。而是立足于我国土地资源的极度贫乏，人地矛盾的尖锐的国情，通过结合适度农业人口规模发展现代农业，更多的城市人口发展二三产业业。不是追求GDP指标的攀升，而是让每一个国民富裕起来，人的价值素质的全面进步，解决长期以来的二元矛盾，使每一个社会公民民享受平等的社会待遇，解决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关键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作为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城中村改造难题的突破口。土地问题的科学评判是找到解决思路的前提。在笔者看来，土地不是一个简单的所有权关系，是集合产权的载体。城中村土地关系，如前所述，涉及国家，村集体，村官员，村民的利益。各方合法不合法的享受部分利益，农民尽
管权利意识觉醒，争取权利意愿强烈，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能力弱小，享受的利益处于价值链的最底层。
基于这一状况，城中村改造问题的解决要利于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尤其重视农民土地利益的保障为。
笔者以为，城中村是否拆迁首先有待值得探讨。前面已经论述，城市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化。城市化不代表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大搞粉刷工程。城市村是可以融入城市空间的。政府可以在村民民主，合理补偿地基础上制度化地收回农村宅基地，富裕城中村农民土地使用权。况且，不少城中村往往是历史形成的，集人文价值于旅游价值为一体，就地保护开发也不失为一条途径。事实上该理论诉诸实践短期内可能性不大，很大情况下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制度的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既得利益群体格局变更，民主力量的进一步强大以及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环境的好转。
如果拆迁，需要做好如下方面:
其一，坚定不移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化是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与法制结合，城市化的目标之一是集商品社会陌生人社会工业社会为特色的法律取代熟人社会的规则，习惯，礼教束缚，构建全球一体化的平等，公正，民主，透明的交往规则。小国寡民，不求改变，安土重迁的生活思想尽管有益于生命的延续，根本上上阻碍了市场化的步伐，资源的流转范围和速率和资源配置效果，影响了社会进步的速率。
其二，决策机制，分配方案民主化，透明化，程序化，以信息公开问责机制形成为起点，构建适度民主的权力问责模式。建立从中央到基层各级明细的拆迁补偿办法，标准和条件。行政权力的运作以信息公开为起点，始终围绕信息公开推进。信息公开领域问责实效弱化，民主参与不够是信息不公开，假公开，双方猜忌，政府失信的直接原因。现实中老百姓埋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工作不透明，政府不履行承诺，而不在于当事人争取额外利益。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的一要要在信息统计，制作，修改，发布的各个环节引入民主化监督机制，而要将发布的科学性，履行效果纳入详细的政府工作，部门工作和人事考评范畴。
其三，从领导干部作风转化着手，建立基层和乡镇区县乃至省级公务员和村民的直接沟通制度，纳入政府考评指标，逐步形成官民互信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官民对抗，逐步扭转官员脱离群众的局面。不可否认，良好的作风传统，领导人人格魅力，在熟人社会的影响力比法律要大得多。同时我们有着老一辈领导集体亲民近民的传统。中国的国情表明，基层工作的展开离不开乡土社会有威信的，品行高尚的县乡领导，支部书记，村长，长老等等。没有他们的辅助，生人社会，工业社会的国家政策在乡土社会推行，相当困难。
其四，面对新媒体语境，进行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创造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氛围。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时代，主流文化价值在传统媒体的宣传在受众的影响力和舆论的引导力，已经力不从心。近年来很多拆迁矛盾的出现，源于新媒体。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弱化，极大地迸发了人们虚拟空间的泄愤心理。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利用新媒体泛滥式的发表粗俗，甚至是低俗的言论。主流文化价值的破坏是在无形中剧烈的爆炸。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产生的种种违背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的价值观，暴露出来的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文化价值宣传的危机，尤其应当引起党政机关，尤其是文化宣传部门的警觉和反思。需要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深入到网民中去，成为“围脖”中的一份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深入到每一个“围脖”行为的环节，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都能渗透进去。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不是所谓的“高、大、全”，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对人民文化行为的影响，对人民文化思维的引导，进而促进社会历史文化的前进。国家层面应从战略高度与时俱进的深入融合进新媒体的发展，让宣传进入日常化、规范化、和谐化。人人都可以拥有这些简单、方便、快速的新媒体模式，宣传部门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都可以参与qq博客等等。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带头形成一种规模效应，让更多的不相符的庸俗倾向远离这个未来主流文
化价值宣传的主阵地。
参考文献:
[1]邹农俭：中国城市化的探索，载邹农俭《社会学的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47页。
Research On Villagers in context of the Sociology of Law-----With Contradiction of Reconstruction in the Village
【Abstract】 advancing urbanization led to contradictions and villages demolition problems, mainly the demolition or land acquisition compensation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making the new farmers unprecedented awakening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 relative uplift the economic status, bargaining power increased.Forced by the legal system,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ole of village leaders embarrassment, demolition party was adamant, the villagers are not the unified opinion.R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should be considered different options to protect farmers focus on land revenue.Play in urbanization, reform, transformation and style of leading cadres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force.Key words demolition for town of Sociology
第三篇：社会学视角下的学校社会工作
社会学视角下的学校社会工作
学校社会工作简介
学校社会工作就是运用社会工作的途径和方法，在学校及社区范围内开展的一种社会工作专业的服务，即以学生为对象，从教育入手，以精神为重点，造就服务社会的人才，培养守德重信的伦理，塑造爱党爱国的观念，建立刚毅坚强的信心。①
学校社会工作是由英文 school social work 翻译而来，源于20 世纪初(1906 ~1907)美国东海岸的大都会纽约、波士顿和哈佛地区，学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中的一类，是教育学和社会工作学的交叉学科，社会工作者在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密切配合下，帮助学生提高适应学习和生活的能力，形成 家庭 学校 社区 三者的良好协调关系，使学生得到更好地发展 学校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非常广泛，不仅服务于有特殊困难的问题学生，而且服务于全体学生，服务于学校的行政主管和教学 辅导人员，服务于所有的学生家长，以及社区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目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校中学校社会工作普遍存在近年来，随着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学校社会工作已逐步被认识 2002 年，在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支持下，国内第一家专业社工机构 “乐群社工服务社”开始从事民工子弟学校的社会工作服务，揭开了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新序幕。②
社会学认为，学校是青少年完成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对于学校的青少年和儿童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社会化方面，学校和教育的作用逐渐超过了家庭和家长的教育作用，而成为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化的最重要场所。③
学校社会工作的功能
(1)保证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学校社会工作采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对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均等接受教育的学生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给予理解 接纳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2)促进家庭 学校和社区的协调现代教育是由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社区教育构成的整体化教育体系，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和职责所在。
(3)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校社会工作协助学校提供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的环境与条件，完善教育功能，帮助学生克服个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并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最佳目标与途径。
(4)推进现行教育制度的改革
学校社会工作站在独特的视角，对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和判断，提出相应方案和措施以改善现行的教育制度，扩大教育制度的普惠性。
目前我国学生工作现状
随着改革开发的不断深化，我国的高校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改革和创
新，学校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近几年在高校的不断扩大招生的情况下，高校在校学生的队伍不断扩大，在学学生人数急剧增加，成为一支庞大和不可忽视的队伍 据统计，2007年，全国公办和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1999.26 万人 高校在校生人数的剧增，给高校学生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压力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高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高校学生管理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学生的问题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如健康与卫生问题 文化与价值问题 教育与学业问题 心理与情绪问题 人际关系与两性问题 安全与环境问题 就业问题 贫困问题等等，大学生的问题行为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所产生的危害也越来越大，这对学生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此，高校学生工作必须适应这种新变化，更好地为学生服务，才真正地发挥作用。学校社会工作的必要性
正因为学校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和我国目前高校学生工作日已暴露的短弊，使得当前我国高校展开学校社会工作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而展开高线学校社会工作我们认为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1)个案工作法。个案工作法是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帮助有问题的个人和家庭解决问题,预防问题的发生,更好地获得社会资源, 获得更好的发展。将个案工作法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可以解决学生个体遇到的问题, 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个案工作者与大学生之间维持着面
对面或一对一的专业关系,运用专业知识、理论、方法与技巧协助失调的大学生改善环境, 增进生活适应能力,协调社会关系, 建立良性互动网络;调适自我功能, 促进人格发展;以健康、成熟的心态,来认识及面对问题, 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以提升自信和生活质量。第二，验和在团体中形成的动力, 协助参与团体的获得行为的改变、社会功能的恢复与发展, 达成团体的目标, 促进整个学生群体的成长。小组工作能给学生提供机会,让学生间互相扶持、互相指导,效果比老师教导更有效,小组工作也能帮助同学建立良好的朋辈支持网络。利用小组工作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团体合作能力和集体荣誉感。小组工作方法利用组员之间互动中的彼此分享、分担、支持、感化、教育, 带来组员态度与行为的变化。教师利用这些资源,适时引导,强化暗示,引领小组组员向健康、积极、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3)社区工作法。社区工作是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在社区范围内开展学生工作, 通过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居民共同努力, 促进学生成长环境的改善, 加强学校、家庭、社区之间的密切配合。社区工作方法有利于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寓教育于社会服务之中,寓教育于参与之中,使大学生达到知行统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充分利用社区的教育资源,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和开放性,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积极寻找社区中存在的问题, 带领大学生关心社区、服务社区, 通过志愿者和社会服务活动, 引导大学生树立服务社群、奉献社会的社会责任感。
① 《开展学校社会工作的有力抓手、有效途径和可行方法 —— —论时代性、针对性、鲜明性、特色性和激励性在学校社会工作中的应用和推广》杨 昆 1，杨倩文2《学理论》
②《 学校社会工作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张莹）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 年2 月第29 卷第2 期 ③《社会学概论》郑杭生（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四篇：社会学视角下的网络舆论监督
中国网络舆论的分析与引导
近期发生的众多社会事件中，我们总能听到来自网络的声音。从小悦悦事件里谴责路人，责问良知到郭美美事件中捍卫正义，探求真相，网络舆论似乎总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谴责事件的当事人，捍卫社会的良知与伦理。然而八毛钱事件和公务员打骂父母事件又充分暴露了网络舆论存在的集体理性缺失，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轻易做出与现实不符的评判，结果对事件当事双方都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因而初步看来，网络舆论的影响好坏不一，绝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其是非利弊，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系统研究。舆论的定义为公众的意见或言论，自古以来始终指人们对某些事件或人物的评价与看法。而作为伴随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重要分支，网络舆论相比传统舆论又因其形式而具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三点：一是由于互联网实现了全国覆盖，网络舆论突破地域限制，事件中的舆论来源范围大幅增加，发生在广东某县城的事件可能会引发全国的关注与评论；二是由于网络的非接触性和非真实性，使人们参与评论无须对当事人承担道德责任，因而道德伦理制约束缚减弱，个人主观好恶影响增强，舆论导向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容易出现偏差；三是由于网络舆论主要依赖于网站或贴吧提供平台，而其规模又直接决定了对整体网络舆论导向的影响比重，故而主要网站或贴吧管理者掌握的审核权直接决定了网络舆论展现出来的最终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左右网络舆论的方向，从而使网络舆论存在发表非公平性和主流导向的可控制性，使实际公众舆论与所谓的网络舆论间存在不一致。舆论的形成，有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一是来源于群众自发，二是来源于有目的引导。这里我们做如下定义，将来源群众自发的言论或看法定义为民间舆论，而将政府出于有目的引导而发表的言论定义为官方舆论，并且我们所探讨的网络舆论是指针对社会问题的而非一般娱乐八卦之类的，并且主要由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两者构成，在后面我们会就两者进行详细的对比与分析。
诚然现代信息技术为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技术支持，然而网络舆论内容和影响的形成却有着更多的社会学主因，为此我们首先将就网络中的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起因和现状从社会学角度分别进行探讨。
社会学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是社会互动论，其突出强调了人是有能动性、创造性的生物，社会秩序和发展是人们互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试图用人的创造能力和创造过程去解释社会现象。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去理解网络舆论中纷繁复杂的个人看法和态度。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自然会用自己独特的不同于他人的思维和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从而看到事件的不同侧面，形成不同的看法。比如在温州动车事故中，我们既能看到有网友对事件中死难者的同情与关注，也能看到有网友对事故起因和责任人的追问，对政府处理态度既有肯定赞赏的，也有质疑不满的……不同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思维方式决定了网络舆论中每个人都有自
己对事件的评判和看法，同时网络舆论特有的非接触性和虚拟性又有利于人们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从而为多样的网络舆论形成提供了丰富的个体看法作为来源。
社会学另一个重要视角社会冲突论则从宏观的角度给官方舆论的形成和主导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释。社会冲突论强调社会不是一个均衡、和谐的有机体，各个部分就其基本关系来说是相互冲突的，社会秩序来源于强制与妥协。网络舆论作为社会舆论一种，同样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局势的发展。而历史上不乏有人运用舆论造成有利于已而不利于对方的形势，使舆论常常成为革命或**的先导。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思想运动，19世纪和20世纪初输入中国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以及其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是舆论对社会秩序和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例子。故而统治阶层为了维护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稳定，必然需要对舆论进行控制，把握其发展方向。网络舆论中官方舆论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这方面考虑，利用其专政特权操控主流网站贴吧获取主导权，增加正面报道规避负面效应，有效引导网络舆论向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比如在汶川地震事件中网络基调是为逝者祈福为灾区加油，从而有效地凝聚全国人心，减少天灾带来的社会动荡与恐慌。而对抗灾中地方政府作为的网络报道也多是亲临一线指挥，为抗灾不顾家的正面典型，而对玩忽职守、遇灾自保的官员讳莫如深，从而使网络舆论整体向有利于巩固政府在群众中的正面形象的方向发展，避免激起民愤引发**。故而网络舆论中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地位不平等性恰在一定程度上恰是各个部分强制与妥协造成的。
然而我们也能看到呈现在网上的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并不总是格格不入，相去甚远的，在很多时候还是相一致的，这一点恰好能佐证社会功能论的看法。该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秩序来源于各社会部分功能上的耦合。同样是汶川地震事件，尽管民间舆论中存在批评政府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和揭露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的声音，但主流的还是与官方舆论相一致，很多网友都是自发地在个人空间和博客上以各种方式表示对灾区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也是褒多于贬。因为从互动论来说，社会各个部分之间并不总是对抗，更多时候是处于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官方舆论能够及时权威地发布损失程度和救灾进展，而民间舆论也能使政府了解人民的疑虑，及时给出解释、消除误解，从而实现双方良性互动，减少灾难影响，保持社会稳定的共同目标。由此可见，网络中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两者都是网络舆论不可偏废的部分。
马克思说过，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有好的方面必然也会有不良的一面。网络舆论也是如此，它的存在自然也会对社会的运行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学习社会学的同学考虑如何才能做到趋利避害，尽量实现正面效益最大化和负面效益的最小化。当然在此之前先让我们分析下网络舆论对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影响。
最为显著的影响就是网络舆论使公众对事件的看法更加自主多元，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舆论力量。在网络舆论出现之前，人们获取事件的信息渠道非常有限，从最早的口耳相传，到近代报纸和广播的出现，人们始终无法直击事件本身而只能从他人或有关媒体处了解事件的概况。而这些媒介要么存在先入为主的主观倾向，要么容易被人操控歪曲真相。再加上传统舆论传播渠道在空间上的局限，人们要么难以了解事件真相要么甚至根本不知道事件的发生，因而传统舆论存在参与度小、单向灌输以及易于操控等局限。这样的局面直到网络舆论的出现才被打破。网络舆论完全不受空间的限制，并且使评论来源大大扩展，通过比较各方对事件的描述有利于所有人都可以对事件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在传统舆论中，分散在各地的人们往往只能被动选择接受舆论看法或不接受，却很难对主流舆论产生影响。而网络舆论真正实现了个体与舆论之间的双向互动，人们既可以认同主流舆论，也可以向全体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寻找共鸣，从而对主流舆论发起挑战。当然最具意义的一点是传统媒介对舆论的绝对操控被打破，尽管官方舆论仍在主导网络舆论的走向，然而其始终无法完全覆盖其他不同的声音。尽管应该承认这些舆论中有些是错误反动的，但不一样的舆论至少有利于启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事件本身，对主流舆论持理性批判态度而不是一味被动接受，从而使网络舆论成为相对独立的力量而存在。从对三鹿事件持续关注使真相水落石出到最近对保障校车安全的舆论呼声促成校车安全条例的制订，从我爸是李刚中一边倒的舆论迫使其道歉到对山西公务员第一名被拒事件的关注促成当地领导被追责……众多事件说明了相对独立的网络舆论对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必须认真对待并正确引导鼓励的。
正如网络舆论对众多事件产生越发重要的影响，其为政府同样提供了新机遇来促成其更好地保持与群众的有效联系。首先网络舆论因其非接触、非实名和覆盖广等特点，使其舆论最大程度上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真实感受和关注方向，从而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很好地了解群众真实想法的渠道。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不少中央机构和地方政府都纷纷建立门户网站，设立社情论坛，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听取百姓呼声，了解人民愿望，从而及时作出相关决策处置在前，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形成。其次网络舆论对政府作为往往也会格外关注，直接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前不久三公经费的公开过程中，网上公众对各部委公布数字的质疑以及对迟迟未公开部门的不满都在无意中行使了公民的监督权。这表明网络舆论相比传统的上访和写信往往更加方便可行，从而使监督权有了更可操作的方式，从而能对政府提高效率、廉洁奉公进行有效鞭策，从财政收支公开到重大事项社会公示等政府举动都是对这种监督的回应。最后网络舆论中形成的官方舆论也为政府创新社会管理开辟了新路径。在过去，官方言论总是给人以严肃刻板、不近人情的印象，虽然保证了言论的准确性但难免使群众与政府间产生距离感。网络舆论相对宽松的文字格式要求则为政府摆脱公文束缚，以更加家常亲民的方式进行交流提供了可能，在不少的政府官方网站的论坛中，“大叔”、“小伙子”等日常称呼已经屡见不鲜，而“我们会很快答复，谢谢你的意见”也已取代了
“请联系XX部门代为答复”的固定模板。正是通过这样网络提供的这种更为自由随意的方式，官方舆论才能更加自然地引导整个社会舆论走向，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也才能更好地由对立走向亲密，由猜疑走向理解，大大减少维稳成本，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
社会上认为社会化不仅是一个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而参与网络舆论对人的社会化尤其是政治社会化会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我们广大学生，通过浏览网上评论可以认识他人是如何看待某一事件，在批判比较众人的看法过程中，他们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会被我们尝试模仿并付诸实践，并在多次与实际情况和大众舆论相参照后形成自己的思维模式，从而有助于政治参与能力的养成。并且网络的虚拟性又保证了我们在锻炼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自身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从社会互动论的微观视角来说，一个个具备基本政治修养的公民正是保障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参与一定的网络舆论实践，我们或许才能更好地正确行使我们的政治权力，履行政治义务，推动自身社会化的完成。
当然以上诸多正面影响都是建立在网络舆论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行的前提下。然而事实也证明，网络舆论也很容易成为引发社会**的导火索。例如在新疆七五事件中，某位未被玩具厂录用的员工捏造了一篇名为《旭日真垃圾》的帖子杜撰出了旭日玩具厂五名新疆人强暴两名少女的事件，而正是这篇帖子，激起了厂内对于新疆人的敌视情绪，最终导致了斗殴事件的发生。完全可以说韶关旭日玩具厂的斗殴事件是一篇不负责任的帖子引起的，而随后该事件在网络上的广泛传播和引发的争论则直接导致了远在西北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一篇帖子以及其背后的网络舆论威力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这便是网络的虚拟身份和全面覆盖带来的不良影响。尽管虚拟身份对于我们学生有利于大胆参与事件评论锻炼能力，但同样也会被不法分子加以利用传播虚假消息误导群众，操控网络舆论走向，激发社会各种矛盾，对社会造成直接现实性的破坏。然而网络舆论走向错误除了一些不法分子的阴谋利用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与广大群众在网络上表现出的集体无意识有关，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人云亦云。因为目前拥有独立理性思维能力和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在某些所谓“权威”面前往往会放弃自我判断而选择依附。在日本3·11大地震后，网上突然有人称吃加碘食盐可以有效避免核辐射，成功利用了人们对核泄漏的恐惧操纵舆论走向，引发了荒诞的抢盐**，最后还是在政府请核专家出面澄清并作出承诺后方才制止。然而学生发现，在这次抢盐大军中并不缺乏高教育水平的人群，然而在强大的网络舆论面前他们也失去了起码的判断盲从了主流，可见网络舆论中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之大。由此可知，当网络舆论失去理性判断能力后必将会对社会造成极其重大的危害。
正是出于对网络舆论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顾虑，政府往往会加强官方舆论引导而对民间舆论多少加以限制。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分寸失当，操控
过严，结果事与愿违，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比如在网站留言和论坛帖子审核中只通过正面歌颂的言论而对反应负面问题的言论则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由予以屏蔽，给人营造一种政府受群众热烈拥护，完美无缺的假象。更有甚者，有的政府官员甚至向媒体记者提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质问，直接导致了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上述粗暴的引导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网络舆论的负面影响，而只是会最终被人披露揭发，使政府处境更为尴尬。创新社会管理，绝不是对网络舆论加以这种不分良莠的粗暴管理。
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而研究如何充分发挥网络舆论监督作用，正确引导网络舆论走向也正是我们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通过对社会学的浅显涉及，学生心中认为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有关社会群体和组织共同努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也绝不仅是政府的职能，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的义务。为此，学生认为促进网络舆论良性发展实为一项多方参与的系统性工程。
首先学生认为政府在这过程中需要始终发挥主导作用，但绝不仅是指被动监管，而更多是要主动引导。以往动辄查封论坛、追查来源的措施显然不可取，这样既会侵犯群众的言论自由权和批评监督权属违法行为，又容易显得政府心中有鬼加剧信任危机。为此，学生认为政府应转变传统刁民思维，适当放宽对网络舆论的限制，将其视为反思自身行政得失的一面镜子，从而有效地提升政府形象、化解信任危机。例如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上直面广大网友，回答有关问题的举动在网络舆论中就产生了非常好的反响，为政府形象加分不少。其次政府也必须利用其掌握的主流网站和论坛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运用官方舆论来回应有关质疑，反驳各种谣言，而不要等到网上质疑声一片时才出面解释。从一系列矿难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网上官方舆论发布越是及时，人们对其就相对越是信任，反之则越发失去引导作用。当然我们也需要加强有关网络舆论的立法工作，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公民合理权利，同时另一方面也能为打击意图破坏、故意滋事的不法分子提供法律依据。总之，对于网络舆论政府是宜导不宜堵。
同时作为网络舆论兴起的直接受益者，广大群众同样需要以实际行动来维持其正常的秩序。一方面群众需要保持理性，在众多舆论中注意比较甄别，在难以判断时要倾向于官方舆论的说法；另一方面群众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避免出现个人主观臆造和言论受情绪冲动影响的情况。而要站在客观立场依托事实发表看法。除此之外，一个比较成功的做法就是由非政府的相关人士组成辟谣小组参与帖子留言的审核。新浪微博辟谣小组就是不带官方色彩，对网络上流传较广的帖子进行审核，对发现的谣言及时考证并予以揭示真相。由第三方出面辟谣实现了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的有机结合，既有利于及时遏制谣言的传播，纠正网络舆论的错误走向，同时又使政府监督退居二线，减少直接干预可能带来的猜忌，也能发动广大群众参与辨别谣言，提升甄别
能力。当然目前这种形式的辟谣小组规模尚小，但学生认为这应当成为群众自发维护网络舆论秩序的有效办法加以推广。因而，在推动网络舆论的良性发展中，广大群众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说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主要媒介对舆论操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像电视、广播、报纸等不在对人们的看法产生影响。因而网络舆论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我们虚拟网络中采取措施，同样也可以借助这些传统媒体在现实世界里加以影响。虽然网络舆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较广播、电视更快更广，但人们往往还是会习惯关注报纸电视上的看法作为参考。为此，官方舆论不仅应当出现在门户网站上，同时也应当在报纸和电视中有所体现。例如在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中，政府除了在网络上第一时间通报损失情况，确定事件性质外，还在电视和报纸上及时跟进，深度报道：在报纸上我们能看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各方对事件的态度，而电视上则专门播放事件纪录片以真实的镜头给人以直观的印象。随后在网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舆论的主流都一致谴责暴力事件的发生，而这种正确的走向正是有着来自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全面客观的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实现网络舆论的良性运行，也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中的作用与影响。
网络舆论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启迪民智、交流看法、督促政府，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用得不好同样也会导致思想混乱、谣言四起、政局不稳，造成社会动荡、人心惶惶，破坏建设和谐社会的总路线。然而尽管仍然处于初期尚不成熟，网络舆论毕竟是时代孕育的新事物。为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对其加以引导，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决不是如何加以控制并遏制。或许唯有摆正这种心态，网络舆论才会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良性发展吧。以上是我对网络舆论及其引导的一点分析和看法，学生不才，文中多有偏颇之处，希望老师能够多多指正。
第五篇：法社会学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控制网络的构建
近年来根据司法部门统计的情况表明，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较为突出且呈上升趋势。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预防的机理，更多取决于各种社会资源的共同努力，取决于社会防护网络的有效建立和运行：
1、立法应当明确赋予司法机关在组织、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权力。多年来司法部门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出发，在受理、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和羁押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受到较好的效果。如人民法院建立“少年审判庭”专门办理少年犯罪案件。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在办理少年犯罪案件中尚有不足之处，如至今未能形成专门受理、处置、审查、羁押少年犯的组织和制度，而且缺乏法律上的制约条款。特别是在如何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法律法规还需进一步健全。
2、政府对该项工作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为此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一是设置专门机构和专兼职人员，招募志愿者参加此工作；二是所需经费应纳入地方财政支出预算；三是建立责任制，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本地区教育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控制情况。
3、建立完善社区青少年行为档案管理体系。一是为相应的对策研究提供基本的依据；二是可以针对未成年人各自的性格特点、爱好、日常习惯，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及个别帮扶、心理疏导；三是可以根据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为其接受教育深造提供帮助；四是有助于及时发现未成年人群中违法违纪苗头及趋势，适时进行矫治和重点预防。
4、对有不良行为习惯者作分类分析，为重点预防提供目标和方案。在此，学校和社区教育应当有机进行结合，要在有关科研部门的指导下，针对产生不良习惯的不同原因，诸如家庭、交友不良、压力、心理障碍等进行分析，重点把握一个时期中的重点地区、重点人物、重点问题，并由有关部门提出阶段性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趋势的预测报告，从而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和控制起到指导作用，为心理咨询、青少年热线等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利有益的科学参考依据。
5、有针对性地开展家长教育培训工作，削减家长与子女交流的障碍。基于年龄阅历及时代文化的差异，家长与子女间在沟通方面往往存在较大的困难，不利于相关家庭教育的顺利开展。为此，有针对性地举办家庭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家长与子女的沟通能力，对于家庭教育的有效开展无疑具有较大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6、形成合力，进一步净化社会环境。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暴力淫秽文化的影响，对其进行模仿。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赖于健康良好的文化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针对目前文化市场尤其是影视作品充斥暴力淫秽内容现象，立法执法等各个环境应当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规范整顿。政府必须从立法、执法以及法律监督等方面予以保证：加大执法力度，禁止所有店铺向未成年人售烟、售酒；禁止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容留未成年人；禁止影、剧院上映未成年人不宜的节目而容许未成年人入场；禁止各书店出售黄色书刊、暴力书刊；禁止电视播放黄色、暴力片，等等。
在此基础上，社会的各种力量要形成合力，形成优势互补、纵横交错、环环相扣的综合治理预防控制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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